作者：陈城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今天（3月3日），媒体报道称，有全国政协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向大会建议修改《民法典》1047条的规定，将结婚年龄规定为“结婚年龄，不得早于十八周岁。”

随着全面二孩的放开以及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低生育率困境，建议男女结婚法定年龄降低至18岁的议案提案在近几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并不鲜见。正如今年这位政协委员认为，当前法定婚龄是基于曾经计划生育制度及晚婚晚育理念而设计，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手段”。

在法律意义上，18周岁意味着自然人从未成年人身份转换为成年人身份，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也因此，社会习俗通常也将18岁作为长大成人的标志。但得看到，这一年龄的自然人群体中，大多数通常刚刚结束高考，即将迈向大学生活，他们的身份仍为学生，由于还不具备经济能力，在父母眼里，他们仍然是个“孩子”。即便是没考上大学，将选择务工谋生的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具备稳定收入。因此，对法定婚龄降低至18岁的讨论，不如换个方向——18岁能承担起婚姻的责任吗？

要明确，降低法定婚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上的改变，还将涉及到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国家的法定婚龄为18周岁甚至更低，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环境和成长培育过程，实际上会对年轻人的婚恋观、价值观等产生影响，因此我国在法定婚龄调整上，不能简单效仿世界通行做法。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通常意义上，国内刚成年的年轻人过往18年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学校度过，接受教育是这一群体最主要的生活经历。他们都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不用操心饭菜，不用操心生活开支，没有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等等问题。并且由于高考在国内的重要性，埋头苦学的同时，国内大多数初高中教育往往忽略了对年轻人的性教育、社会教育，这意味着刚成年的年轻人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婚恋观和责任意识。

婚姻意味着两个人将组成家庭，婚姻家庭生活一大责任就是家庭经济来源，这通常也是婚姻矛盾产生的源头之一。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对于刚成年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如若考上大学，本就还需要父母供给学费、生活费；如若务工挣钱，也不意味着生活开始稳定。此时结婚，小家的日常开支显然更多要靠父母支援。都是刚脱离家庭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既要读书又要兼顾家庭收入，能否维持家庭和睦显然需要打个问号。父母的经济支持同时也会影响到家庭决策，此时的年轻人本就少有社会经验，能否协调婚姻背后的双方父母，显然也是个问题。

除了家庭责任，另一个重要责任来自于生育和抚养。降低法定婚龄同时将意味着法定生育年龄的调低。是否生育、何时生育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早结婚确实会让一定数量群体的生育计划提前或突然到来。本没有社会经验的年轻人，突然成了爸爸或妈妈，要担负起抚养子女的责任，他们不一定做好了准备，也不一定拥有承受这一压力的能力。毕竟，养育子女是养育一个人、一条生命，即便是当下社会晚婚晚育群体，都不一定有把握有自信来面对这样的责任。更何况，生育提前还将涉及到医疗、保险、住房、教育等各方面资源的供给，全社会是否做好了保障生育年龄降低所带来的短期生育高峰，同样需要答案。

其实婚姻生活中，所将面对的责任、问题远不止这些。虽然生活都是过出来的，但18岁应不应该成为婚姻的起点，确实需要慎之又慎。与低生育率困境伴随的，是离婚率的上升和结婚率的下降，在此情况下，简单粗暴地改变，对走出“低生育率陷阱”无益。

光明时评：婚龄设定不只关系到人口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