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人书写了人类历史最早的篇章，他们在很多领域享有“开创者”的美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孕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

定居农业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是生产力的重大飞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种族繁衍，一直影响到今天并将继续影响到永久未来的重大事件。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农业起源于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的石器时代。学者们通常把石器时代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旧石器时代是从大约公元前10000年开始，到公元前9000年结束。中石器时代则是从公元前9000年开始，到公元前7000年结束。从公元前7000年开始，美索不达米亚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居住在山洞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穴遗址。他们过着狩猎、采集和捕鱼的生活，但已经开始驯养一些动物了。到中石器时代，家畜就出现了。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仍然过着狩猎、采集和捕鱼的生活，但已经开始在地面上定居生活。同时人工栽培作物也出现了，驯养的动物种类更多了，定居的农业开始出现了。到了新石器时代的真正革命时期，以村落为核心的真正的农业经济开始了，狩猎和驯养动物全面转变成了畜牧业。新石器革命首先发生在“肥沃新月地带”，然后向其他地区扩散。主要遗址包括耶利哥（Jericho）和加尔莫（Jarmo）等。

第一节　从村庄到城市

由于历史材料的局限，我们无法描绘出美索不达米亚人从村庄向城市文明演进的详细过程，但可以勾勒出粗略的图景。这个粗略的图景是以几个著名的文化时期作为重要标志的，它们是哈苏纳文化（Hassuna，约公元前5800—前5500年）、萨马拉文化（Samarra，约公元前5600—前5000年）、哈拉夫文化（Halaf，约公元前5500—前4500年）和欧贝德文化（Ubaid，约公元前5000—前3750年）。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是根据其发现的遗址来命名的。这些文化时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甚至在时间上还有部分的重叠。在每一个文化时期的内部，还有许多不同的区域文化和亚文化，它们都表现出了有趣的差异性。

一、哈苏纳文化

哈苏纳文化（约公元前5800—前5500年）的代表类型是哈苏纳遗址（Tell Hassuna），它是一座位于摩苏尔以南35千米的低矮土堆，是1943—1944年由伊拉克考古队挖掘出来的。考古学家在哈苏纳的遗址上挖到了原始的土层，发现了粗糙的陶器和石制工具，它们应该属于新石器时代。哈苏纳时期的人们居住在窝棚或帐篷里，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建造房屋的证据；但他们所居住的窝棚或帐篷以及使用的工具表明，他们已经形成了农耕的社会。然而，在这个原始的居住层的上面，有六层的房屋建筑，越往上层，建筑的面积越大，建筑的状况也越好。“在房屋的大小、设计和建筑材料等方面，这些房屋与今天伊拉克北部村庄的房屋非常相似。” [1] 房屋由两个区域围成一个庭院，共有六七个房间，一个区域用于生活起居，另一个区域是厨房和储藏室。屋墙是用压制的泥土坯砌成，地面则由黏土和草混合铺就。在这里还发现有裸体妇女雕像，裸体妇女呈坐姿，雕像还不够精致，略显粗糙。在屋子里还发现有较大的坛子或罐子，里面装有儿童的骨头以及很小的杯子和水壶。在一间屋子的角落，还堆积着成人的骨头。

在哈苏纳文化发现的陶器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种是“古典型”，另一种是“标准型”。古典型的陶器分布在第一层至第三层，代表器型包括高高的、圆圆的或鸭梨形状的坛坛罐罐，由粗糙的黏土做成，没有任何装饰，以及由精纺棉织物编织而成的碗，颜色由米色到黑色。碗和球形罐子带有很直但很短的颈，装饰很简单，只有线条和三角形等图案，以精细的红漆喷涂，并且经过磨光处理。标准型陶器占据了第四层至第六层，主要包括同样有彩色装饰的碗和罐子，图案设计都很相似，但喷漆呈暗褐色，而且更厚一点，装饰更加粗放，技法更高超。

二、萨马拉文化

萨马拉文化（约公元前5600—前5000年）是比哈苏纳文化稍晚却与其有重叠的文化时期。在属于哈苏纳文化的各遗址的上层，考古学家发现了更有吸引力的陶器与哈苏纳陶器混杂在一起，并最终取代了哈苏纳陶器，它就是萨马拉陶器。萨马拉是中世纪的一座城市，萨马拉陶器最初发现于1912—1914年，其遗址是一个史前的墓地，墓地上面建有房屋。萨马拉陶器包括碗、盘子和壶等生活器具，其中盘子的形状较大，壶则是中间鼓起圆肚子的形状。这些盘子、碗和壶的颜色较为丰富，有红色、暗褐色和紫色，几何形的图案设计在整齐的横条框中，图案包括人物、鸟、鱼、蝎子、羚羊及其他动物。设计和制作这些陶器的人，无疑是伟大的艺术家。

萨马拉文化是公元前第六千纪下半叶繁荣于底格里斯河中游河谷的文化，其全面地被揭示出来是在20世纪60年代。伊拉克考古学家在距离萨马拉很近（以南11千米）的埃斯-索万丘（Tell es-Sawwan）发现了一个农业居住区，该遗址位于底格里斯河左岸，是一个低矮但很庞大的土堆。埃斯-索万丘的居民是像其哈苏纳祖先们一样的农民，他们使用的工具也是相似的石制和火石工具。在雨水稀少的地区，他们最早发明了原始的灌溉农业，利用底格里斯河的洪水来灌溉他们的田地，种植小麦和大麦等庄稼。村庄的中心区域挖掘出了3米深的沟堑，并辅以很厚的泥土砖墙，显然是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者而修建的。村庄的房屋都很大，设计呈长方形，拥有很多个房间和庭院，建筑材料使用的是雪茄形状的泥土砖，上面涂以黏土泥和石膏。在地板和墙面上，涂有一层薄薄的灰泥。

在埃斯-索万丘遗址，同样发现了盘子和壶等萨马拉陶器，它们有的粗糙，有的则很精致，在房间里还发现有漂亮的半透明的大理石器皿。除此之外，在地板下面，还发现有成人和儿童的尸体。成人呈蜷缩的姿势，用编织垫子包裹着，外面涂上一层沥青；儿童则装在大罐子或深碗中。在这些墓葬中，发现了用雪花石膏或赤陶土制作的小型妇女雕像，以及少量的男人小雕像。这些小雕像有的呈蹲姿，有的呈站姿。他们中的一些黏土小雕像长着“咖啡豆”眼睛，尖头形象与欧贝德时期的雕像非常相似；而其他一些黏土或石头雕像通常有着一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镶嵌着贝壳和沥青，眼眶上涂有黑黑的睫毛，这是后来苏美尔人所惯用的技艺。

图2.1　萨马拉文化时期的陶器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其他居民遗迹可以与埃斯-索万丘遗址相比，萨马拉陶器沿着底格里斯河河谷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尼尼微传到了位于伊拉克和伊朗边界曼达里（Mandali）的高加·马米（Choga Mami），此外还被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巴格胡兹（Baghuz）和位于中加兹拉赫（Jazirah）的卡加尔·巴扎尔（Chagar Bazar）借鉴和吸收。尤其是在高加·马米遗址，已经有了运河灌溉的实践。在此遗址中，不仅发现了类似埃斯-索万丘的“咖啡豆”眼睛小型雕像，而且萨马拉陶器经过本土化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类型或风格，这种新的类型和风格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埃利都的陶器类型和风格相似，埃利都陶器被认为是欧贝德陶器的早期形式。

三、哈拉夫文化

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历史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是哈拉夫文化（约公元前5500—前4500年），它得名于哈拉夫（Tell Halaf）——一个大土堆遗迹。哈拉夫遗迹俯瞰喀布尔河，位于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名德国考古学家在公元前10世纪阿拉米人统治者的宫殿下面发现了厚厚的土层，出土了一批漂亮的彩陶，从而拉开了哈拉夫文化的序幕。在随后的时间里，英国人在尼尼微、阿尔帕契亚（Tell Arpachiyah）和卡加尔·巴扎尔的发掘，以及美国人在高拉丘的发掘使哈拉夫文化具有了年代上的确定性，因为这些遗址的文化类型具有相似性甚至完全的一致性。其他国家在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更加丰富了我们有关哈拉夫文化的知识。

与以前的文化时期相比，哈拉夫文化具有很多截然分明的新特征。居住区无论是根据形式还是根据规模判断都依然是村庄性质，但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表明村庄已经具有了一些行政管理的色彩。压泥砖或泥土砖仍然是标准的建筑材料，但长方形的房屋有变小的趋势，而圆形房屋成为主要的建筑形式。在哈拉夫文化时期发现的唯一带有神庙性质的建筑，来自巴里科河（the Balikh River）畔的阿斯瓦德遗址（Tell Aswad）。那是一座圣堂，是很小的方形建筑，有泥筑的基座，在过道的门槛处发现有一个公牛的头骨。

图2.2　哈拉夫文化时期的妇女雕像。公元前5200—前4200年

与圆形建筑同样有趣的是，在阿尔帕契亚和其他遗址中发现的小物件，包括护身符和赤陶土雕像。护身符的形状非常多种多样，有房屋形状的，有牛头形状的，还有双斧形状的；赤陶土雕像则主要是鸽子雕像和妇女雕像。尤其是妇女雕像展现出了新姿，她们通常蹲在或坐在圆凳子上，双臂托着沉重的双乳。虽然人物的头部变成了无固定形状的模糊形象，但躯体却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在妇女雕像的身上涂有彩条和斑点，它们可能代表某种禁忌；妇女还佩戴有珠宝首饰。

图2.3　哈拉夫文化时期的陶器（一）

应该承认，哈拉夫文化的陶器是以往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过的最漂亮的陶器。首先，陶器的色彩非常鲜艳、丰富。其次，陶器都是用手工制作，器皿的壁通常都很薄，形状变化丰富，设计大胆：圆形的壶带有开口很大的颈，矮胖的坛子带有可以滚动的圆圆的边沿，大酒杯带有腿儿，深深的大“奶油碗”的侧面轮廓显得瘦削。哈拉夫文化陶器的装饰设计与器皿的形状达到了高度的协调，大多数器皿采用的都是密密编织的图案设计，三角形、正方形、方格、十字形、扇形和小圆圈等几何图形是最受欢迎的设计图案，此外还有花鸟和羚羊等动物的图案。然而，最具特色的是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双斧”。

图2.4　哈拉夫文化时期的陶器（二）。公元前5500—前5000年

哈拉夫文化迷人陶器的生产已经形成了批量的规模，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生产制作中心，如阿尔帕契亚、布拉克、卡加尔·巴扎尔和哈拉夫等。所有的陶器从这些生产制作中心运送到特定的居住区，再由居住区逐步扩散到更远的地方。商人们的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可能包括牛背驮和牛拉雪橇等，他们去的时候运送陶器，回来时则进口贝壳、宝石特别是黑曜石等“奢侈品”，这类“奢侈品”在大多数哈拉夫文化区域都十分流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拉夫人中已经形成了“层级社会”，具体地说，不是经济分层，而是社会分层，社会形成了阶级或阶层。在陶器的生产和制作中心，居住着本地的族长或首领；农民和牧民则居住在相对较小的村庄。他们种植大麦和小麦、亚麻，以及扁豆等蔬菜，放牧和养殖羊、猪、牛和家犬等。

根据哈拉夫陶器的分布状况判断，在哈拉夫文化传播的鼎盛期，其中心区域占据了宽阔的新月地带，它们都属于气候干燥的农业区。这个区域从阿勒颇（Aleppo）地区一直延伸到迪亚拉河（the Diyala River）河谷，覆盖着加兹拉赫和未来亚述的整个区域。在这一庞大区域的边缘，哈拉夫陶器也被广泛地模仿，包括东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中心区、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地区，一直到地中海沿岸等地。

四、欧贝德文化

在公元前4500—前4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些哈拉夫居住区遭到了遗弃，而在其他地区，哈拉夫文化的圆形房屋和彩陶类型逐渐被方形房屋和另外类型的陶器取代。这种新型的方形房屋和陶器类型所代表的文化，其名称却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一个小土堆阿尔·欧贝德（al-Ubaid）的名字，这就是著名的欧贝德文化，因为它们最早发现于对阿尔·欧贝德小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阿尔·欧贝德位于著名的苏美尔城市乌尔的临近地区，欧贝德文化从这里向两河流域发展和扩散，成为在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历史阶段单一文化从加兹拉赫延展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的最早例证。

图2.5　拉尔萨出土的陶器

实际上，在公元前第五千纪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已经出现了金属器，人们发明了铜鱼叉等工具。传说和考古发掘材料都表明，埃利都 [2] 是这里的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在公元前第五千纪中叶以前很久这里就有居民生活。埃利都是欧贝德文化的发源地。现在它是环绕着一个年久失修的“塔庙”的低矮土堆和沙丘，该“塔庙”是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阿马尔辛（Amar-Sin）修建的。在这个“塔庙”的一角，考古学家令人震惊地挖掘出了一系列神庙遗迹，达17座之多，它们是在早期历史的不同时代修建的，一个建在另一个之上，所以并不是同时存在的。最底层也是最早的是第15～17层，这是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建筑，房间里有祭坛、供桌和精致的陶器（被称为埃利都陶器），陶器有精心和优雅的设计，设计以几何图案为主，色彩则多为暗褐色。神庙第12～14层的遗迹保存得非常不好，出土的陶器只有微小的变化，突出特征是设计繁密，这与在卡尔阿特·哈吉·穆罕默德（Qal'at Hajji Muhammad）遗址出土的陶器相类似。卡尔阿特·哈吉·穆罕默德遗址位于乌鲁克附近，这里出土的陶器在南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在基什以北8千米处的拉斯·阿尔·阿米亚（Ras el'Amiya）遗址。除了陶器外，在卡尔阿特·哈吉·穆罕默德遗址还发现有残垣断壁，以及其他物品。神庙的第6～11层总体保存完好，挖掘出很多种标准的“欧贝德陶器”，而神庙的第1～5层在时间上可以确定为乌鲁克文化的早期阶段。由于埃利都陶器和卡尔阿特·哈吉·穆罕默德陶器与欧贝德早期陶器以及欧贝德晚期陶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现在通常把这四种类型的陶器分别称为欧贝德Ⅰ、欧贝德Ⅱ、欧贝德Ⅲ和欧贝德Ⅳ陶器。

图2.6　欧贝德Ⅲ陶器中的钟形碗

法国考古学家在拉尔萨城附近的一个小遗址——埃尔欧埃伊里丘遗址（Tell el'Oueili）的发掘，丰富了欧贝德文化的内容。埃尔欧埃伊里丘遗址是一个相对小一点的土堆，一半位于周围平原的地平线之上，一半位于地平线之下，它完全是属于欧贝德人的遗迹。考古学家把整个居住区分为20层，在最上层（1～8层）出土了欧贝德Ⅱ、欧贝德Ⅲ和欧贝德Ⅳ陶器；欧贝德Ⅰ陶器即埃利都陶器则在9～11层被发现；再往下还有8层（12～19层），出土的陶器被称为前欧贝德陶器或欧贝德0型陶器，它与萨马拉陶器具有某种相似性；而在第12层出土的一段墙上的“雪茄形”泥土砖，不免让人联想到在埃斯-索万丘发现的同类型的建筑用砖。不仅如此，在20层以下，还有居住层隐约可见，但由于地下水位无法挖掘。可以想见，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村庄还可以追寻到公元前第六千纪更深的根基中。

欧贝德文化的主要标志是彩陶和神庙建筑。根据埃利都神庙的出土情况判断，从公元前第六千纪直至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至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的宗教传统未曾中断过，它们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这一宗教传统还被在欧贝德发现的另外两个神庙证实，它们的位置在乌鲁克天神安的“白庙”附近。一般认为，欧贝德文化的陶器不那么吸引人，经常烧制过火，颜色从黄褐色到绿色不等，喷漆的色泽不够光亮，装饰也显得墨守成规和拘谨，尽管偶尔的植物、动物和流动的曲线也不乏魅力，但常见的装饰图案却是千篇一律，主要集中在三角形、条框或十字交叉条框、断线或波浪线等，较缺乏想象力。但欧贝德文化的陶器结构非常合理，一些陶器是用慢轮制作的，而且在欧贝德文化的陶器中，首次出现了壶嘴和环形把手。最具特色的是“钟形碗”、带有篮子提手的水壶、带有倾倒口的奶油色碗，以及一种叫作“龟甲”的器皿，这种器皿有一个很平的底座，器皿的主体有凸有凹，还带有管状的出水口。在所有南部遗址和很多北部遗址中，都发现有这些陶器，但南北方的陶器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图2.7　欧贝德文化时期的一个房屋模型的屋顶，彩色的部分代表芦苇。出自阿尔·欧贝德

在欧贝德文化早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这时尚无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的痕迹。由于石料非常稀少，它的使用局限在沉重的工具和极少数的装饰品上，几乎所有其他工具和物品都是用赤陶土来制作的，包括弯曲的钉子、镰刀、纺轮和渔网上的铅锤等，甚至还有斧子、锛子和刀子的模型等。欧贝德文化的很多房屋，其结构显得很单薄，基本建筑材料是芦苇，辅以木头柱子支撑，有时用黏土涂抹。一些更舒适的房屋则使用经过压制的土坯或土砖，而且使用也很广泛。埃利都神庙就是用大块的土砖建成的，包括长长的椭圆形正厅或地下室，在这正厅的周围，是一间间的小屋。欧贝德文化的村庄一般建在平坦的区域，有的区域河流、小溪纵横交错，还有的区域具有得天独厚的湿地。欧贝德人种植大麦、椰枣以及其他可食用的植物和作物；有些地方专门养殖瘤牛和猪，用水生植物喂养它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哈姆林盆地（the Hamrin Basin），有12个欧贝德文化的居住区得到了发掘，其中马德胡尔遗址（Tell Madhhur）最引人瞩目，因为它拥有“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史前建筑之一” [3] 。在所有欧贝德文化的主建筑中，这所房屋的主建筑是相对较小的。它的设计由三部分组成，有一个十字形的中厅，较小的房间置于两侧。墙高都超过1.8米，门窗保存下来清晰可见。在欧贝德文化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建筑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与南部不同，砖和石头在房屋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北部最重要的高拉丘遗址，带有彩墙的三座大的神庙堪与埃利都神庙相媲美。在欧贝德时期，虽然存在着南北差异，但文化的统一仍然构成了主流。

图2.8　黏土封印。公元前5000年左右。出自阿尔帕契亚。这种封印常用在门扣处封门，如店铺关门时不让人进入等。这种封印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常带有动物图案

此外，在欧贝德文化时期，考古学家们还有另一项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很多明显不属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物品存在于各遗址中，黑曜石以及印度所特有的宝石等物品的出现，证实了在欧贝德文化时期已经存在长距离的对外贸易了。 [4] 在埃利都和乌尔等地发现的航海船的模型，再一次为此提供了证据。

欧贝德人的居住区虽然仍然是村庄，但它们都拥有较大的中心，而正是从欧贝德人的这些中心，发展出了苏美尔人的城市，欧贝德文化代表了苏美尔城市文明的第一步。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主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他们说的是苏美尔语。欧贝德文化的创造者通常被称为欧贝德人，关于其与后来的苏美尔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谁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居民的问题，学者们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前所述，世界著名苏美尔学家、美国学者S. N.克莱默教授认为，欧贝德人与苏美尔人完全不同，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定居很久了。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时，两河流域平原上到处都有欧贝德人用泥砖建造的村落，甚至已有了规模宏伟、构造复杂的神庙。到公元前4000年时，他们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而是遍及整个近东。

第二节　文明的诞生

苏美尔人无疑是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发展农业，建设城市，并且在艺术、建筑、社会组织、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乃至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苏美尔文化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着深厚的基础，它是美索不达米亚经济和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哈苏纳文化、萨马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尤其是欧贝德文化，为苏美尔城市文明和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早在欧贝德文化中期，苏美尔人就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他们与欧贝德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并在欧贝德人已经高度发达的文化温床中，孕育出苏美尔文明的繁荣。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就在文明得到很好孕育，即将呼之欲出之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和北部开始分道扬镳，从此南部与北部步上了不同的文明发展之路。虽然南部和北部在文化方面存在着不可否认的趋同性和统一性，但双方各自不同的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北部亚述地区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其中的原因学者们各持己见。

一、乌鲁克文化

迄今可以肯定的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文化是乌鲁克文化，时间为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100年，以文化的遗址乌鲁克城命名。乌鲁克城由两个城镇，即库拉巴（Kullaba）和埃安那（E-Anna） [5] 组成，两个城镇相距仅800米。库拉巴是献给美索不达米亚的最高神——天神安（An）或安努（阿卡德语称Anu）的，埃安那则是爱情女神伊南娜（Inanna）或伊什塔尔（阿卡德语称Ištar）的主要居所。在埃安那的中心，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国王乌尔纳木（Ur-Nammu，约公元前2112—前2095年在位）修建了一座塔庙，其保留下来的残迹仍依稀可见。

图2.9　两个乌鲁克文化晚期的石制花瓶。公元前3300—前3000年

在乌鲁克文化时期，铜制的工具如锥子和针等得到了更多的运用，冶铜业的发展不但扩大了手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工，也促进了苏美尔与周围地区早已存在的商品交换的发展，加速了社会内部的财产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人所创立的乌鲁克文化在继承以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诞生，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城市的诞生与市民生活方式的形成

苏美尔人已经把分散的小村庄发展成城镇，这是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由于气候的变化，以及幼发拉底河水量的越来越少，很多支流甚至出现干涸、断流，原先沿河散落的村庄逐渐衰败，居民们都离村而去，重新集中在欧贝德文化时期就已形成的大型中心区，这些大型中心区在规模上迅速发展成为城镇，而且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形成了与原来的村庄经济不同的特征和方式。为了开垦和种植可耕地，灌溉农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挖凿和维护运河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通过比单一村庄更多的城镇人口得到了很好的征集和调动，修建和维护运河所需要的精细安排和组织工作也通过城镇的管理功能得到了保证。而且也正是在灌溉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权威得到了树立，威权机关逐渐完善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一个个大型中心区发展成为城市，苏美尔人的城邦逐渐形成。苏美尔人的城市都修建有堡垒式的防御系统，都有比较清晰的区域界线。与村庄相比，在城市内除了居住着开垦和耕种土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的祭司、书吏、建筑师、艺术家、商人、手工业者、士兵，以及宗教领袖和军事领袖等。

2. 这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神庙和宫殿建筑

乌鲁克文化时期的古典神庙与欧贝德文化的埃利都神庙，在设计方面非常相似：正面扶垛和周围由小房间环绕的中厅是必不可少的设计元素，门通常开在较长的一面墙上，这在美索不达米亚已有很久远的传统。平台有越来越高的趋势，并逐渐变得比神庙建筑本身还重要，这可能就是塔庙的由来。在神庙建筑的最底层，已经拥有了奠基石。在两个圣堂之间，通常拥有一个很大的庭院，庭院的边墙、廊柱以及平台都被涂上彩色的几何图案。实际上，对色彩的喜好在一般墙壁上也清晰可见。例如，属于埃安那古典神庙之一的“红庙”就因其墙壁被粉刷成粉红色而得名。而同样有名的乌鲁克“白庙”，则位于乌鲁克的天神安神庙高高平台的顶部，其遗迹尚存，让人见后难忘。

3. 乌鲁克文化最典型的文物圆筒印章，反映出乌鲁克文化的高度成就

圆筒印章（Cylinder Seal）从乌鲁克文化时期开始大规模出现，贯穿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始终，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一个独特之处。圆筒印章是一种用一般石头制成的小圆柱，长度为1～3英寸（1英寸为0.0254米）不等，在其上刻有图案，可以印在泥板上。圆筒印章与乌鲁克石膏瓶上的图案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圆筒印章上有屠杀俘虏或把俘虏送给权贵人物的图案，石膏瓶上的图案则是被俘的奴隶或平民劳动者向神纳贡。

圆筒印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独特文物，它标志着个人社会地位或身份以及个人财产等权利的被认可和保护，标志着社会已经具有所有权等法律意识和法律实践。圆筒印章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4. 文字的产生

文字的出现标志着历史和文明的开始，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乌鲁克的埃安那神庙中，发现了最早的苏美尔象形文字泥板，证明这时文字已经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苏美尔人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在生产和生活强大动力的推动下，苏美尔人的文字逐渐失去了其图画特征，简化成较抽象的“楔形文字”（Cuneiform）或“钉头字”，与其表达的意思没有任何“相像”之处。其符号呈水平线铺开，而不是垂直排列或呈正方形。文字的发明最初是出于记账甚至计数的目的，实际上早在公元前第七千纪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人就用黏土做成的小泥球、小泥块和小的泥圆锥来计数。

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

苏美尔人史前的另一个重要文化时期是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存在时间约为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这时期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均有所发展，灌溉设施、土木工程和金属加工等技术均有明显进步，在计算上则采用了十进制和六十进制。这一时期文字普遍应用，出现众多的泥板文书，文书上有表示“女奴”和“男奴”的词汇。私有制已经产生，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国家已经形成。

图2.10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的管理文书。记载的是把土地授予神庙官员

公元前第三千纪初，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地区形成了十几个国家，主要包括埃利都、乌尔、拉尔萨、乌鲁克、阿克沙克、拉拉克、阿达布、拉伽什、乌玛、舒路帕克、尼普尔、基什和西帕尔等。每一个国家出现的具体时间，目前尚难考证。这些国家一般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城市周围有若干个村镇。城市包括王宫建筑、神庙和贵族住宅等，周围修建城墙。这些国家最初规模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如著名的乌尔，初期由3个城市和若干村庄组成，面积不过90平方千米，人口只有6000人。其他国家也大致如此。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是乌鲁克文化的延续。在陶器制作方面，捷姆迭特·那色文化与乌鲁克文化相比，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只是样式更多一些，质量更好一些。建筑遗迹非常少，但足以证明在设计和装饰等方面与乌鲁克文化保持着一致性。圆筒印章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其画面主题仍然包括宗教和世俗两大内容。在艺术方面，雕刻艺术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贡献。自萨马拉文化以后，雕刻艺术几乎遭到了遗忘，这一时期重新出现，并且迅速达到了完美的高度。猎狮场面首次出现在雕刻作品中，这一时期的雕刻家成为后来亚述艺术家的祖先。祭祀场面和人物雕像也是艺术作品的重要主题，其中有两幅杰作在当时无可匹敌。其一是一个一米高的雪花石膏花瓶（图2.13），上面刻有伊南娜女神接受贡物的场景。该花瓶被认为是古代小型艺术品中的无价之宝。其二是一个妇女面具（图2.12）。该面具用大理石制成，几乎相当于真人面目大小。该作品将现实主义与内心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在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为古希腊古典时期之前的雕刻艺术所少见。 [6]

图2.11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的坛子

图2.12　乌鲁克妇女面具

图2.13　著名的乌鲁克雪花石膏花瓶。花瓶上的浮雕描绘了苏美尔人向伊南娜女神献祭的场面，五谷丰登、牛羊肥壮以及人们的虔敬之情和谐相映

[1] Georges Roux，Ancient Iraq ，Third Edition，London： Penguin Books，1992，p. 49.

[2] 埃利都，现在的阿布·沙赫来恩（Abu Shahrain），位于乌尔西南19千米处。

[3] Georges Roux，Ancient Iraq ，Third Edition，p. 63.

[4] Georges Roux，Ancient Iraq ，Third Edition，p. 63.

[5] 意为“天神之屋”。

[6] George Roux，Ancient Iraq ，Third Edition，p. 77.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文明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