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个极富诗意的字眼，它不仅会使人们联想起卓越的发明和发现、先进的生产工具、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辉煌的城市建筑等物质创造，还会使人们联想起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动人心魄的艺术杰作、耐人寻味的宗教观念和深入浅出的哲学思想等精神成就。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两河流域都堪称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在一般的观念中，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是偏见。学者们越来越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西方文明与其说源于克里特岛、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如说源于古代近东，尤其是源于古代两河流域。

第一节　文明的摇篮

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大部分地区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小部分地区，即西部和北部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两河指的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它们都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凡湖西部60千米左右的哈扎古鲁小湖，然后向东再折向东南，流经尼尼微（Nineveh）和亚述高原，沿途拥有许多支流，全长2045千米。幼发拉底河则有两个源头，都位于凡湖和厄泽鲁姆之间，它首先呈“之”字形穿过土耳其，在叙利亚东部转向东南，沿途只有一条重要的支流，即喀布尔河（the Khabur），全长2750千米。这两条河在陶鲁斯山脉（Taurus）被大约250英里（1英里为1609.344米）宽的草坡分开，在杰拉布鲁斯（Jerablus），幼发拉底河距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只有100英里，然后取道东南方向向底格里斯河靠近。两河在今巴格达附近相距最近，只隔20英里，但很快就又分开，直到距巴士拉以北60英里的库尔那（Qurnah）才汇合，最后分别注入波斯湾（Persian Gulf）。两河的上游基本在山岭和高原中流淌，下游则形成一块巨大的冲积平原，或称三角洲。这块冲积平原南起波斯湾，北至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东抵埃兰山脚，西南达阿拉伯高原的大沙漠边缘。

一、自然条件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位于北纬30°线以北，地处干旱地带。但北部和南部略有不同，南部地势低平，两河相距较近，夏天气温高达50℃，冬天的平均降雨量不足254毫米，所以农业几乎全部依靠灌溉；北部河岸高起，两河相距较远，降水量稍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始终受着两大灾害的威胁，一是水旱灾害，二是土地的盐碱化。两河与埃及（Egypt）的尼罗河（Nile）不同，尼罗河上游有大湖调节，每年泛滥水量比较稳定，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泛滥量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大量的雨水和从亚美尼亚以及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山脉落下的雪水。如果连续几年缺雨少雪，就意味着干旱和饥荒；反之，一场大洪水经常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两河中的水冲破堤岸，弱不禁风的泥屋和芦苇被河水卷走，庄稼、牲畜和物品被淹没，浸泡在水中。另外，在正常情况下，尼罗河水在6月开始上涨，通常在9月达到高峰，11月返回正常，因此庄稼在较寒冷的冬季也有较充足的水源维系，收割在来年的春季进行。在美索不达米亚则不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随着亚美尼亚山脉冬季积雪的融化，在4—6月泛滥，从农作物对水的需求角度讲，这个时间对冬季作物而言太晚，对夏季作物而言又太早。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只能依靠灌溉系统。

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来说，仅次于洪水的威胁就是土壤的普遍盐碱化和由此造成的土地贫瘠，甚至最终被遗弃而变成荒漠。由于长期淤积，河水又含有大量的盐分，水分蒸发后，大量的盐沉淀下来，破坏了土壤的肥力。长期的灌溉又导致地下水位增高，把盐带到了地表，地力逐年减弱。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作物品种十分有限，主要是耐盐碱的大麦和椰枣。与尼罗河谷地相比，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的条件远没有那么优越。虽然如此，它仍可算得上一个富庶的地区，在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农产品足以维持其人口的生存，还通常有所剩余，用来交换石料、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料。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矿产资源也可谓十分贫乏，金属奇缺自不必说，甚至连建筑所用的石块和木料都得从周围地区进口，所以多数房屋只能用泥土和芦苇建造。

然而，就是这样一方土地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文明是这一地区的众多民族同大自然不断斗争，以及他们之间长期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产物，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本身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原始文明的发展提供充足、优越的条件。

二、城市分布

“文明”一词的英文为civilization，其词根来自拉丁文civil，意思为“城市的”、“公民的”或“国家的”，因此civilization的直译应为“城市化”或“公民化”。可见，文明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城市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为标志的，其发达程度是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河流域文明诞生的城市化特点尤为明显。两河流域习惯上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上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北部称为亚述（Assyria），得名于亚述城（Assur），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Babylon）。巴比伦尼亚又以尼普尔（Nippur，今努法尔）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苏美尔（Sumer），得名于最早文明的创立者苏美尔人（Sumerians），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得名于阿卡德城（迄今未发现其遗址）及其创建者阿卡德人（Akkadians）。除了这些著名的都城以外，两河流域的著名古城还有埃利都（Eridu）、乌尔（Ur）、乌鲁克（Uruk）、舒路帕克（Shuruppak）、基什（Kish）、西帕尔（Sippar）、拉伽什（Lagash）、乌玛（Umma）、阿克沙克（Akšak）、拉拉克（Larak）、阿达布（Adab）、尼尼微（Nineveh）、马里（Mari）和埃什努那（Eshnunna）等，它们如繁星一般点缀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及周围地区。它们不仅本身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和见证，而且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

第二节　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创造这一文明的民族同样是伟大的民族。这一古老、辉煌的文明不是由一个民族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众多民族互相吸收、互相继承和互相促进的基础上，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历程，从萌芽到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与文化既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样性，又体现出某些一脉相承的统一性，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范例之一。

一、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是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发展农业，建设城市，并且在艺术、建筑、社会、组织、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乃至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约在欧贝德（Ubaid）文化的中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主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他们说的是苏美尔语。迄今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的文化是乌鲁克文化。对此，学者们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体来说，考古学家认为，苏美尔人可能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创造者中的一员，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没有出现过中断，具有很好的连续性。苏美尔人出现于欧贝德文化时期，欧贝德人可能就是苏美尔人。 [1] 语言学家根据文字的出现判断，苏美尔人是外来的民族。世界著名苏美尔学家、美国学者S. N.克莱默（S. N. Kramer）教授认为，欧贝德人是与苏美尔人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定居很久了。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时，两河流域平原上到处都有欧贝德人用泥砖建造的村落，甚至已有了规模宏伟、构造复杂的神庙。到公元前4000年时，他们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而且遍及整个近东。S. N.克莱默教授还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阐述。他发现，在后来出土的苏美尔语泥板文书中，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分别被称为伊迪格拉特（Idglat）和布拉努姆（Buranum），这两个词都不是苏美尔文，因此他断言这可能是欧贝德人的用语。另外，诸如埃利都、乌尔、拉伽什、尼普尔和基什等，被认为最早是欧贝德人建立的村镇，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尔人的城市。在苏美尔泥板文书中还出现了许多明显不属于苏美尔语的词汇，如农夫、牧人、犁头、五金匠、织工和工匠等词，大概也是苏美尔人从欧贝德人那里借来的。这还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欧贝德人的社会已很复杂。 [2] 持类似观点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后来的乌鲁克文化的创造者才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征服了欧贝德人。在持苏美尔人“外来说”的学者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美国亚述学家E. A.斯佩泽尔（E. A. Speiser）发表长篇大论认为，苏美尔人是在乌鲁克文化时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他们来自东方，可能来自海上，尽管他们的发源地可能是山区。 [3] 还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也可能是从阿曼湾上船，此前经过了长距离的陆地旅行，最终到达波斯湾。而其他历史学家，如L. W.金（L. W. King）和M.贾斯特罗（M. Jastrow）则认为，苏美尔人只可能来自山区，因为他们表示“国家”和“山”的词是同一个符号（Kur ）。另外，他们的神庙包括塔庙（Ziggurats ）证明他们从前祭祀的地方可能位于山顶之上。 [4] 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 [5] 显然，造成学者们各执己见的主要原因在于，欧贝德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而关于苏美尔人的来源及其语言归属问题，目前也难下断言。

苏美尔各城邦兴起后，为争夺土地和霸权而不断地发动战争。最早称霸的国家可能是基什。据《苏美尔王表》记载：“洪水冲过后，当王权自天而降，王权在基什。”后来基什被乌鲁克打败，王权归于乌鲁克。继基什和乌鲁克之后称霸的可能是乌尔，乌尔王经常率领步兵和战车兵出征，使战败的敌人向其纳贡。而拉伽什与乌玛之间为争夺双方边界领土和争夺霸权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最后乌玛夺得了几乎整个苏美尔地区的霸权，大有统一之势。苏美尔城邦之间的长期混战，使彼此的实力都受到严重损耗。战争加重了各城邦人民的负担，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日渐激化。长期的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埋下了城邦灭亡的祸根。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属于他们的最后的历史辉煌。他们发展生产，致力于复兴农业，修建运河，改善交通，恢复古提人（Gutians）统治时期一度中断的对外贸易，加强城市的防卫设施。他们还大兴土木工程，修建和修复神庙，发展文化，其中尤以在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尼普尔和其他许多城市修建的塔庙最为著名。他们还在国家树立法律，重建秩序，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统治，在阿卡德人和古提人之后，实现了苏美尔文明与文化的伟大复兴。

图1.1　苏美尔人敬献给神的石雕像。苏美尔人通常会把自己的石雕像敬献给神庙，以表明他们对神的虔诚和奉献精神。这尊石像属于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00—前2300年

图1.2　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妇女头像。约公元前2700—前2500年

二、操塞姆语的阿卡德人

塞姆人（Semitic）是对古代西亚一些语言相近的民族的统称。这些民族包括阿拉米人（Arameans）、亚述人、希伯来人（Hebrew）和腓尼基人（Phoenicians）等，他们的语言在语音学、词态学、语法和词汇学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可以判断他们必然同宗同族。他们的故乡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来他们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要么通过入侵的方式，要么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要么通过殖民的方式。不同支系的塞姆人分别进入非洲、欧洲和亚洲的两河流域中下游，他们之中最著名的殖民者是古代在海上称雄的腓尼基人。他们以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战略据点为基地，广泛地开展商业贸易活动，他们在非洲、西班牙和西西里都建立了殖民地。

其他支的塞姆人比腓尼基人更早登上历史舞台。比苏美尔人稍后，塞姆人的东支来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以北的地区，建阿卡德城（Agade），因此这一地区史称阿卡德，这支塞姆人被称作阿卡德人。阿卡德人操与苏美尔语完全不同的阿卡德语，他们建立了阿卡德城市国家。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最后趁苏美尔城邦内战之机，一举将其征服。这时期四周还居住着其他许多部落，如北部的苏巴里人（Subarians）和胡里人（Hurrians），东部的古提人、加喜特人（Kassites）和卢路比（Lullubi）人，以及东南的埃兰人（Elamites）等。

图1.3　阿卡德国王纳拉姆辛石雕像

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是萨尔贡（Sargon，约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位）。他首先统一了苏美尔和阿卡德，随后兵锋远至埃兰，略取苏撒、阿凡和巴拉斯等城，还曾征服苏巴尔图王国，占领埃勃拉和巴勒斯坦，领土范围从“日出处”（即东部埃兰）到“日落处”（即西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上海”（即地中海）到“下海”（即波斯湾）。至此，美索不达米亚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其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呈现于世。阿卡德王国最后一位强大的国王是纳拉姆辛（Naram-Sin，约公元前2254—前2218年在位），他保持了王国的强盛，他几十年的统治几乎都是在征服中度过的，与其祖父萨尔贡一样被尊为英雄。纳拉姆辛以后，阿卡德王国由盛转衰。

图1.4　古提人的石制权标头。这是其王拉阿拉伯（La-arab）敬献给神的，时间在公元前2150年左右

阿卡德人的文明与文化最初是在苏美尔文化中心以外的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某些方面可能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阿卡德王国促进了塞姆人的创造力的发展，艺术史家认为这一时期对后来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尔贡和纳拉姆辛的征服无疑有助于在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传播阿卡德文化，而中幼发拉底河的马里却还保持着文化的地方特色。阿卡德人在征服苏美尔后，在文化上却几乎被苏美尔文化征服，他们尊重并吸收了苏美尔文化。在萨尔贡建立起的君主专制政府中，吸收了苏美尔及其他各地区的代表人物参政；在语言上，苏美尔语的许多因素被阿卡德语所吸收，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阿卡德语；萨尔贡并不排斥苏美尔人的宗教，相反，苏美尔人的传统受到了尊重：萨尔贡还让自己的女儿成为乌尔的月神南娜的女祭司。萨尔贡还采用了苏美尔人的天文历法、数学和文学等，并把有关著作编目收藏于书库，成为两河流域最早的书林。

三、古提人

古提人是以破坏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的。阿卡德王国灭亡后，古提人趁机占领了巴比伦尼亚地区。历史上通常把古提人的统治时期看作破坏与倒退的时期。在他们统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实物资料。

没有人知道古提人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战胜强大的阿卡德帝国的，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山里人”，其统治从公元前2250年开始，经历了21位国王，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古提人统治的一个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的确称得上“黑暗时代”。

四、阿摩利人

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是古代两河流域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敲响了一个古王朝的丧钟，而且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苏美尔人的时代在美索不达米亚政治舞台上的终结。把两河流域古文明推向极盛的是阿摩利人（Amorites）。他们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迁移，沿幼发拉底河河谷而下，首先进入北部地区，最终抵达苏美尔的心脏地带。他们是来自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也使用塞姆语，但与古阿卡德人不同宗。他们是塞姆人的另一支即西支迦南人（Canaanites）的一部分。他们的原始语言只能从其人名中推断，因为迄今尚未发现以阿摩利人的语言写成的成文文献。其专有名词词汇揭示出他们的语言属于与迦南人有密切关系的塞姆语。阿摩利人早些时候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有其自己的文化，可能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苏美尔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迁移是循序渐进的，因此当他们最终到达南部时，已不再说一种早期迦南语，而是说古巴比伦语（阿卡德语的巴比伦方言）。遗憾的是，有关阿摩利人早期文化的文献资料并未流传下来，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图1.5　古巴比伦妇女雕像。约公元前1750年。出自乌尔

在阿摩利人来到两河流域前后，另两支迦南人分别进入了腓尼基和巴勒斯坦。晚些时候塞姆人西支的另一部分阿拉米人迁入叙利亚（通常称叙利亚人），米坦尼人则进入两河流域以北地区，米底人（Medes）和波斯人的祖先则进入伊朗高原的西部。

第一位在巴比伦尼亚建立统治的阿摩利人是纳波拉努姆（Naplanum） [6] 。公元前1894年，一支阿摩利人的首领苏姆阿布姆（Sumu-abum，公元前1894—前1881年在位）建立了一个重要王国，他选择位于基什以西几英里、幼发拉底河左岸的一个城市作为都城，该城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巴比伦城 [7] 。苏姆阿布姆建立的王国史称古巴比伦王国（Old Babylonian Kingdom），或称巴比伦第一王朝（公元前1894—前1595年）。从此，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与文明便深深地刻上了“巴比伦”的烙印，并以“巴比伦文明”为世人所传诵。

巴比伦第一王朝的第六代王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实现了两河流域空前的统一，他创建了一个领土从波斯湾延伸至地中海的庞大帝国。他自称“强大之王，巴比伦之王，阿穆鲁全国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及世界四方之王”。汉谟拉比的统治使古巴比伦王国臻于极盛，古巴比伦时期所留下的历史文献资料相对于其他历史时期而言也算丰富，而且多数都是涉及经济和法律方面的文书，我们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认识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古巴比伦时期的文献所赐。

五、加喜特人

加喜特人（Kassites）又译作喀西特人。他们是在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灭亡古巴比伦王国之后入主巴比伦尼亚的。根据目前的材料，我们只知道加喜特人来自扎格罗斯山脉，关于其民族和种族的渊源尚不清楚。加喜特人较少有文字保存下来，无法据此判断其语言归属，有些学者根据他们所崇拜的神灵的名字判断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但有很多问题难以解释。

加喜特人是在古巴比伦王国统治后期进入巴比伦尼亚的，赫梯军队在灭亡古巴比伦王国后并未在此停留，而是返回了赫梯国家，加喜特人趁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在此之前，加喜特人已经在其他地区建立了统治，因为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小王国哈纳（Khana）的一位国王就拥有加喜特人的名字。加喜特人在幼发拉底河中游所获得的统治，非常可能是在赫梯人的保护下实现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赫梯人通过此地区入侵巴比伦尼亚时未受到任何抵抗，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赫梯人撤走之后加喜特人获得了巴比伦尼亚的统治权。

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统治了430余年（公元前1595—前1157年），一份王表记载了他们共经历了36位国王，统治了576年，这可能包括了他们在入主巴比伦尼亚以前在其他地区的统治时间。在加喜特人统治时期，巴比伦尼亚内部稳定，公元前15世纪末以前，他们再次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加喜特王朝最初的统治者在民族性方面与巴比伦尼亚的当地居民有着显著的差异，但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采用巴比伦人的语言，后来他们就完全巴比伦化了，他们还与亚述的王室通婚。在加喜特王朝最后的7位国王中，有5位国王采用的是巴比伦人的名字而不是加喜特人的名字。加喜特王朝的国王们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他们与埃及保持着直接的贸易往来，公元前14—前13世纪，加喜特王朝与北部的亚述之间的贸易更是空前繁荣。同时，加喜特王朝还与阿富汗和印度保持着贸易往来。加喜特王朝的外交活动也保持着开放的态势，甚至加入了国际公共安全联盟。

图1.6　加喜特人的“界碑”。记载土地赠予或免除土地税等事项，具体内容是记载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海国”一位总督赠予土地的事情。约公元前1125—前1100年

在加喜特王朝统治时期，文学、艺术和宗教都得到了发展。首先，各种记录国王赠予高级官员和高级祭司土地以及免征土地税的“界碑”（Kudurru），无论是选用的石料、形状，还是上面刻写的文字和图画，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其次，在艺术方面的新发展体现在神庙的外墙装饰上，即通常在神庙的外墙上修有神龛，供奉着神的雕像，也有女神的雕像。在宗教方面的发展则体现在神灵地位的变化上，具体说来就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被奉为巴比伦国家主神、至高无上的恩利尔，其地位被马尔都克取代，马尔都克篡夺了恩利尔的头衔和职能。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巴比伦的宗教出现了另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很多神往往被看作某一个特定的神的诸多方面。例如，在一首赞美诗中，一位神灵被这样称颂：“我主，你的眼睛是恩利尔和宁利尔；安努和安图是你的双唇；你的头是阿达德；你的额头是沙拉；你的脖颈是天地的审判官马尔都克；你的喉咙是沙尔帕尼图姆。” [8] 加喜特王朝在文学方面的发展，体现在书吏学校的文学创作活动上。加喜特王朝统治时期，巴比伦文学进入了一个繁盛期。值得一提的是，苏美尔语虽然这时作为口语表达已经不使用了，但在书吏学校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巴比伦智慧文学。

六、胡里人

在加喜特人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主人之时，在北部地区胡里人呈现出越来越上升的发展势头。关于胡里人的起源，学者们存在着意见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来自亚美尼亚高地；有的学者则认为，胡里人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无论如何，从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起，他们开始向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移动。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他们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他们把马的使用价值最大化了，并且将马传播开来。马的驯化发生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期的乌克兰，公元前3000年传到安纳托利亚和伊朗，公元前2400年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埃兰。马的阿卡德语名称为“斯苏”（sisu），首次出现在伊新—拉尔萨时期。到古巴比伦时期，骑马已经成为一种交通方式了。胡里人肯定不是最先学会骑马的民族，但他们似乎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先认识到马的潜在价值或更广泛用途的人，并且是最先把双轮马拉战车用于军事目的的人。

图1.7　亚述浮雕：骑兵。与胡里人颇有渊源的亚述人把马在交通运输和战争中的应用推向了极致

到公元前16世纪中叶，胡里人融入了叙利亚、西里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诸多王国之中。其中最强大的王国应该是米坦尼王国，它位于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喀布尔河以东。米坦尼王国的扩张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5世纪中叶，它在西部控制了叙利亚和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并暂时把亚述置于臣属的地位。

七、亚述人

亚述人比苏美尔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稍晚，他们来到了北部的亚述地区。这里最早的居民是胡里人，亚述人逐渐与他们融合，创造了古代亚述文明。亚述本是一座小城，由于地处交通和商业要道，发展迅速。公元前第三千纪末或公元前第二千纪初，亚述国家已初具规模。亚述第一位真正的国王是公元前第二千纪初的沙马什阿达德一世（Shamshi-Adad Ⅰ，公元前1809—前1776年在位）。他依靠雇佣军从其兄弟阿米努手中夺取了王权。当时亚述虽只是一个小国，但商业颇为发达。古亚述商人在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等地的商业殖民活动非常活跃。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死后，亚述便衰落下去，先后臣服于南部的巴比伦和新兴的胡里人的国家——米坦尼。早期亚述时代结束。

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期，米坦尼在赫梯强国的打击下衰落下去，亚述开始复兴，史称中期亚述时期。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统治时期（公元前1114—前1076年），中期亚述曾一度强盛，亚述不仅征服过南部的巴比伦尼亚，还曾远征西部的黎巴嫩（Lebanon）和腓尼基。但随后在阿拉米人 [9] 的打击下，亚述再度衰落。在亚述最衰弱的时期，阿拉米人的营帐几乎安扎到了亚述城的门口。亚述人只能固守本土，蓄势待发。

公元前10世纪末，近东出现了对亚述极其有利的政治新格局：巴比伦尼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部分地区被阿拉米人占据着；处于利比亚王公统治下的埃及四分五裂，几乎势微力竭；赫梯帝国已经解体；在亚美尼亚地区，后来成为其强大竞争对手的乌拉尔图王国，此时尚未充分发展起来；崛起于伊朗高原的米底人和波斯人不仅相距较远，且尚未强大起来。因此，亚述重新崛起。阿达德尼拉里二世（Adad-nirâri Ⅱ，公元前911—前891年在位）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把阿拉米人赶出了底格里斯河流域，战胜了宿敌巴比伦，收复了以前丧失的许多城市，并率军挺进乌拉尔图（Urartu）。在其子吐库尔提尼努尔塔二世（Tukulti-ninurta Ⅱ，公元前890—前884年在位）统治末年，亚述的疆界已经囊括从喀布尔到扎格罗斯，从尼辛宾到阿纳特和萨马拉的北伊拉克全部。其子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Ashur-nasirpal Ⅱ，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继承了其辽阔的领土遗产，迈出了向帝国转变的第一步。

到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统治时期（公元前745—前727年），亚述帝国臻于极盛。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被认为是亚述帝国的创建者。他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王权、削弱大贵族权力及巩固亚述统治的改革措施。同时，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利用其强大的军队，对南伊拉克进行远征，远达乌克努河，把巴比伦从阿拉米人的压制下解脱出来。而后他袭击了叙利亚，即袭击了由新赫梯和阿拉米人的王公们组成的同盟。与此同时，他吞并了叙利亚西北部和腓尼基，使大马士革（Damascus）国王拉苏努、以色列国王美纳赫姆以及“阿拉伯女皇”扎卑比俯首称臣。他在“像砸锅一样”打垮了乌拉尔图在叙利亚的附属国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了东方，翻过伊朗高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远征。公元前734年，他转回地中海沿岸，镇压了腓力斯丁统治者组织的反亚述同盟。在公元前728年的新年庆典期间，他“握着马尔都克之手”，被宣布为巴比伦之王。可惜王座尚未坐热，他便于次年死去。

在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统治时期（公元前668—前631年），亚述帝国的版图达到了极限。亚述巴尼拔不仅完成了对埃及部分地区的征服，而且完成了其之前的亚述统治者始终未能完成的事业，即彻底征服近邻埃兰人。经过亚述历代统治者连续几个世纪的征战、掠夺和领土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亚述确立了它在西亚和埃及的霸权地位，在这一广阔的领土上建立起了第一个军事大帝国，其领土范围包括整个两河流域，直至北部的乌拉尔图，西至地中海沿岸诸国，西南远达埃及。

亚述帝国的强盛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亚述人吸收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较先进的文化，在医学、天文学尤其是建筑和艺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他们长时期、大范围的征战，无疑扩大了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八、阿拉米人

阿拉米人（Aramaeans）虽然没有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获得过统治权，但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一般认为，阿拉米人和阿摩利人一样，较早时期生活在叙利亚沙漠一带，与有深厚沙漠传统的游牧的贝都因人（Bedouins）不同，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文献中，提到了一个叫阿拉穆（Aramu）的地方，我们很难判断其是否为阿拉米人生活的土地，因为两者除了名字的相似以外，目前没有发现更多的关系。

最早有确切证据提到阿拉米人的文献，是出自加喜特王朝时期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在南部巴比伦尼亚的“阿赫拉穆（Ahlamu）的黄金商队”，说明在加喜特王朝时期他们是从事长距离贸易或对外贸易的游动民族。“阿赫拉穆”最初的意思似乎是“游牧的”，但到公元前12世纪，它成为“阿拉米人”的同义词而被广泛使用。也正是在公元前12世纪，形势对阿赫拉穆来说发生了变化，因为亚述国王阿淑尔瑞什伊什（公元前1133—前1116年在位）报告，他粉碎了阿拉米人的军队，这说明阿赫拉穆已经不只是游动商人了，他们已经成为对亚述人构成威胁的强大民族。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统治时期，亚述开展了不断的针对阿赫拉穆—阿拉米人的征战活动，尽管亚述军队的征战范围非常广泛，从黎巴嫩到叙利亚沙漠的塔德摩尔城（Tadmor） [10] ，从巴比伦尼亚沿幼发拉底河至北部的卡尔凯美什（Carchemish），都是其征战范围，但阿拉米人的中心似乎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一时期有些阿拉米人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但他们大都已经拥有了永久的居住地。阿拉米人中的一支在幼发拉底河中游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卡尔凯美什以南，建立了强大的王国比特-阿迪尼（Bit-Adini） [11] 。另一支阿拉米人试图向亚述腹地迁移，在强大的亚述人的抵抗之下，他们在亚述的西部边疆、幼发拉底河中游定居下来，一些阿拉米人还继续向南部的巴比伦尼亚扩散。到公元前11世纪末，半游牧的阿拉米人已经占据了幼发拉底河中游地区，以及南部亚述与北部巴比伦尼亚的缓冲地带，对巴比伦和亚述的对外通商甚至正常的生产秩序造成了直接的阻碍，其中以西帕尔城受阿拉米人的影响最大，巴比伦城也受到了其压力。在巴比伦尼亚的阿拉米人大约有40个名称不同的部落，他们没有形成统一的群体。虽然阿拉米人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政治舞台上未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却是不能否认的。首先，他们在古代近东的商业贸易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商贸活动被很早的历史文献所证明，他们的黄金商队很早就享有盛名。他们跨地域的商贸活动对古代近东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速了阿拉米人与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民族融合。居住在大马士革的阿拉米人肯定是商人，根据《圣经》的记载 [12] ，他们要求以色列王在撒玛利亚（Samaria）给他们辟出专区，以方便他们从事贸易活动。阿拉米人跨越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商贸活动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即导致了他们的语言向其他民族广泛传播，一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阿拉米语还在从埃及到伊朗的广泛地区被到处使用。可以说，阿拉米人为人类字母文字的创立和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少数民族在使用阿拉米语。

图1.8　阿拉米人的石雕像：鸟和动物。公元前1200—前900年。出自阿拉米人统治下的古扎纳城（Guzana） [13] 哈拉夫遗址

图1.9　阿拉米人的石雕像：猎狮。公元前1200—前900年。出自阿拉米人统治下的古扎纳城哈拉夫遗址

九、迦勒底人

在南部巴比伦尼亚，最早提到迦勒底人的记载是在公元前878年。关于迦勒底人的祖先问题，至今仍是个谜。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阿拉米人的一支，他们比其他阿拉米人更早地来到南部巴比伦尼亚的沼泽地区，所以被当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但这种说法缺乏证据，而更多的文献表明他们与阿拉米人是不同的民族。有些学者认为迦勒底人最初起源于阿拉伯的东部，当然这也同样缺乏材料的证据。

迦勒底人在社会制度方面与阿拉米人有着显著的差异。与阿拉米人的40个部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迦勒底人只有5个部落，这5个部落的名称表明他们拥有相同的祖先。其中3个主要部落为达库里家（Bit-Dakkuri）、阿姆卡尼家（Bit-Amukkani）和亚金家（Bit-Yakin），另外2个较小的部落为沙阿里家（Bit-Sha'alli）和什拉尼家（Bit-Shilani）。到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达库里家和阿姆卡尼家占据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巴比伦以南的地区，亚金家的生活区域则大约从乌尔到沼泽地区，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和埃兰边界。也正因为如此，《圣经》中把乌尔称为“迦勒底人的”。

迦勒底人的生活方式最初似乎是以养牛为主，他们也从事椰枣园的种植活动。虽然他们仍然保持着其部落结构，但他们似乎比阿拉米人更早地融入了巴比伦的生活中。他们经常采用巴比伦语来取名字，在巴比伦的政治生活中也非常活跃。他们很多人都居住在巴比伦的古老城市中，没有居住在巴比伦老城的迦勒底人也都开始适应城市的组织机构，公元前9世纪末以前，迦勒底人已经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堡垒性城镇。公元前700年，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发动了一场对迦勒底人部落的重要战役，他控制了88座迦勒底人的堡垒性城市，其中多数都是迦勒底人新建的，少数是迦勒底人控制的巴比伦古城。

迦勒底人在与东部地区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迦勒底人最重要的领袖是《圣经》中的比罗达巴拉但（Merodach-Baladan），他派一个使团到了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希西家（Hezekiah）。比罗达巴拉但的父亲是埃里巴马尔都克（Eriba-Marduk），他于公元前770年成为巴比伦之王。

亚述巴尼拔死后，亚述帝国迅速走向衰落，地方官员纳波帕拉沙尔（Nabopalassar）夺取了巴比伦的王位，于公元前626年创立了新王朝，史称新巴比伦王国（The Neo-Babylonian Kingdom）。新巴比伦王国继承了亚述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创造了巴比伦文明最后的辉煌。

第三节　文明的再现

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再现是建立在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只有当考古学家不断地把一座座古城、一件件古物和一批批古文献发掘出来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与文明才始为人知。而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破解，则要归功于亚述学家。亚述学家成功地释读人类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之后，人类的文明史便有了最新的开篇。

一、楔形文字与欧洲的“古董热”

真正的考古发掘始于19世纪中期，但人们的兴趣却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事实上，早在12世纪，来自西班牙图德拉城的犹太教教士本雅明（Benjamin）就访问了摩苏尔城（Mosul）的犹太人。他是欧洲第一位穿越近东的旅行家，他正确地把该城附近的遗址认作亚述古都尼尼微 [14] ，但他的记录直到16世纪才发表。巴比伦古城位置的确定是1616年以后的事。当年，意大利旅行家彼得罗·德拉·瓦莱（Piedro della Valle）参观了现代希拉附近的土墩。他具有敏锐的眼光，不仅详细地描述了巴比伦城遗址，而且还把在那里及乌尔城遗址发现的刻有文字的砖块带回了欧洲，这是楔形文字首次登上欧洲大陆。

17世纪和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众多的旅行家和探险家抱着不同的目的涌向美索不达米亚，试图根据《圣经》的记载来寻找埋在这片土地下的一度辉煌的古城。1761年和1767年，丹麦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Carsten Niebuhr）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考察，他不仅抄录了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铭文（成为释读楔形文字的重要材料），还第一次借助草图向其同时代人阐述了关于尼尼微古都遗址的具体见解。几年以后，法国生物学家A.米考克斯（A. Michaux）向法国国家图书馆出售了一块发现于巴格达以南的泰西封附近的界碑，这是第一块到达欧洲大陆的有价值的铭文。几乎与此同时，驻巴格达副长官、科学院记者阿贝·比彻姆普（Abbe Beauchamp）仔细勘察了巴比伦遗址，并进行了美索不达米亚第一次考古发掘。但他也只是雇用了几个当地的工人，委托一位工头负责。他第一次描述了著名的伊什塔尔神门，他还提及了一些刻有细小文字的坚固印章，并认为这些文字与发现于波斯波利斯的铭文相似。他于1790年发表的游记很快便被译成了英文和德文，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图1.10　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

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第一人是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1787—1821年），1811年他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的身份考察了巴比伦遗址，绘制了地图并部分地进行了简单发掘。1813年他发表了《巴比伦遗址报告》，1818年又发表了第二份报告。随后他把目标转向了摩苏尔，他对尼尼微的大土墩进行了勘察和描述，搜集了许多刻有文字的泥板、砖块、界碑和圆筒印章等，其中包括新巴比伦王国著名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和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的圆筒印章，这些文字由其秘书卡尔·贝里诺（Carl Bellino）抄录后，送给文字释读家格罗特芬德（后面对其成就有详细介绍）进行研究。里奇所获得的这些古物成为大英博物馆大量美索不达米亚藏品的核心。不幸的是，正当他意欲大展宏图之时，却于1821年英年早逝，年仅34岁。

在里奇去世20多年以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西方上层社会对古文物的普遍兴趣大大增强。早在16世纪，人们就对古文物产生了兴趣，如果说这时期还只是个别现象的话，那么在18世纪人们对此的兴趣已经很普遍了，到18世纪末期，收集古董在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因素。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都争先恐后地在印度进行殖民活动，它们要寻找一条与印度沟通的陆上捷径。因此，英、法两国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增强它们对相关地区，尤其是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影响。在19世纪中期它们采取的一个手段，就是进行考古发掘。

二、亚述学之父——博塔和莱亚德

1842年，法国政府在摩苏尔建立了领事馆，任命保罗·埃米尔·博塔（Paul Emile Botta，1802—1870年）为领事。博塔是位学识渊博之人，他不仅是位出色的阿拉伯学专家，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而且曾周游世界进行植物学考察。位于巴黎的亚洲学会在里奇所获成果的吸引下，许诺对博塔所从事的考古发掘工作予以全力支持。1842年12月，博塔开始在库云吉克发掘，库云吉克土墩是亚述古都尼尼微的一个宫殿遗址，尼尼微的另一个宫殿遗址是内比尤努斯（Nebbi Yunus）。但由于挖掘深度不够，博塔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博塔还曾提议发掘内比尤努斯，但遭到了当地穆斯林的反对，因为他们的礼拜寺就建在宫殿遗址之上。1843年3月，博塔把发掘工作转向了霍尔萨巴德（Khorsabad），它位于摩苏尔西北10英里处。几天之内他就发现了一座亚述宏伟宫殿的遗存，内有巨大的雕刻石板和楔形文字的铭文。博塔据此认为，里奇把库云吉克—内比尤努斯遗址当作尼尼微是错误的，霍尔萨巴德才是尼尼微。于是他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巴黎，声明“尼尼微已重新发现”。但事实证明博塔的论断是错误的，霍尔萨巴德实际上是杜尔-沙鲁金，是亚述帝国最强大的国王之一萨尔贡二世修建的都城，博塔所发现的是萨尔贡二世在此城修建的宫殿。在此之前，博塔一直是自费进行挖掘，他获得成果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政府决定给他以资金，使其能继续工作，此外还派遣了一位技艺超群的画家M. E.弗朗丹（M. E. Flandin）去从事记录考古发现、绘图和雕刻的工作。博塔和弗朗丹回到法国后，以《尼尼微古迹》为题于1849—1850年在巴黎发表了其在霍尔萨巴德的考古发现。在这部五卷本的巨著中，文字只占一卷，其余四卷都是弗朗丹绘制的草图。博塔在霍尔萨巴德的发掘成果，大部分现存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Louvre）。博塔由于其开创性的工作，被尊为“亚述学之父”。

图1.11　年轻时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

另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发掘的巨人是英国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1817—1894年）爵士。他出生于巴黎，12岁以前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后来在其叔父的建议下，他决定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在那里他将能成为一名律师。在动身以前他学习了许多有关航海、交通路线、民风民俗及医学方面的知识，学习了阿拉伯语及波斯语。此外，他还阅读了所有他能获得的有关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资料及已经发表的关于楔形文字的论文。途中他历经磨难，险些丧生，终于在1840年4月到达摩苏尔，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叫爱德华·米特福德（Edward Mitford）的人。莱亚德还考察了库云吉克土墩。1841年8月，莱亚德放弃了去锡兰的计划，来到了巴士拉。1842年《皇家地理学会杂志》发表了他所写的游记的梗概。他进一步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和邻近的波斯进行考察，考察古代遗迹和商业前景，1842年夏他决定返回伦敦。如果他的决定付诸实践，那么无论对他还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无疑都是巨大的损失。这时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当时称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Sir Stratford Canning，1786—1880年）在伊斯坦布尔接见了莱亚德。在此之前，当莱亚德在摩苏尔逗留期间，他与博塔变成了熟人，博塔还陪他去了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遗址。1845年11月至1847年，莱亚德对尼姆鲁德（Nimrud）进行了发掘。尼姆鲁德位于摩苏尔东南约32千米处，就是《圣经》上所称的加拉。莱亚德起初也以为自己所发掘的遗址是尼尼微遗址，后来才知道尼姆鲁德不是尼尼微，而是卡尔胡城（Kalhu）。该城在亚述国王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统治初期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莱亚德的第一个探方就挖掘出了阿淑尔那西尔帕二世的一座宫殿（后称“西北宫”）的墙壁和雕像。他还确定和考察了亚述王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西宫”和埃塞尔哈东的“西南宫”。他还发现了著名的“黑色方尖碑”和那件著名的巨型带翼牛浮雕（两件宝物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方尖碑上刻着携带贡物的队列，其中有以色列王耶户的名字。此外，莱亚德还在库云吉克和亚述城做了一次短期发掘。大英博物馆曾向英国政府建议为莱亚德提供4000英镑，资助他把所取得的考古发掘成果发表出来，公之于世。遗憾的是，这一数额并不算大的请求，却遭到了财政部的拒绝。1849年，约翰·穆雷（John Murray）个人出资把莱亚德的成果出版为图册《尼尼微古迹》，并出版了对莱亚德发掘工作的介绍《尼尼微及其遗存》（1848—1849年）。这部考古学方面最早的书籍很快便成为畅销书，其影响非常大，它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古文物和考古学的兴趣，莱亚德也声名鹊起。1848年，当他刚满31岁时，牛津大学就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

图1.12　沙尔马纳赛尔三世的黑色方尖碑。此碑刻画和记载了四方朝贡的场面

图1.13　亚述浮雕：人头、牛身和鸟翅合为一体的巨兽

1849年10月至1851年4月，莱亚德在大英博物馆的鼓励和资助下，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这次他选择的是库云吉克和内比尤努斯等遗址，他还再一次光顾了尼姆鲁德。由于健康原因和资金短缺，这次发掘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1851年春，他决定停止考古发掘，并返回英国，这时他早已成了名人。尽管他的许多朋友都劝说他开展第三次发掘，但他不为所动。1853年莱亚德成为伦敦的荣誉公民。1855年他出任阿伯丁大学校长。1853年他发表了《尼尼微古迹》（第2卷）和《尼尼微与巴比伦城遗址的发现》。莱亚德由于其卓越的成就，亦被尊为“亚述学之父”。

莱亚德返回英国后，其助手霍尔姆兹·拉萨姆（Hormuzd Rassam）接替了他的工作。1852年，拉萨姆与法国驻摩苏尔的新领事维克多·普雷斯（Victor Place）同时在库云吉克遗址的不同区段进行了发掘。相比之下，拉萨姆的成就更大一些。他不仅发现了亚述末王亚述巴尼拔的许多狩猎的浮雕，还发现了属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许多楔形文字泥板。它们不仅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骄傲，而且构成了亚述学的基础。

图1.14　亚述古城遗址挖掘现场

普雷斯和拉萨姆还为各自国家的利益，在亚述城遗址 [15] 展开了竞争，但两人在此均未取得满意的成果。普雷斯在一座亚述宫殿里发掘出了186个小房间，这还不算其前任博塔发现的14个。与莱亚德不同，普雷斯的目的不在于搜寻多少古物，他的兴趣在于建筑的结构和内部设计，他在霍尔萨巴德发现的一座亚述宫殿就是保存较好的一例。拉萨姆和普雷斯的挖掘工作都结束于1854年。拉萨姆返回英国后，大英博物馆没有在库云吉克遗址再进行大的发掘。接替他工作的W. K.洛夫图斯（W. K. Loftus）把目标转向了南部诸遗址。他对乌鲁克 [16] 和拉尔萨 [17] 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许多楔形文字泥板及太阳神沙马什神庙和塔庙的砖砌平台。

在英国和法国竞相在美索不达米亚挖掘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后，其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899年，德国东方学会主持了在巴比伦遗址的发掘，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17年。德国人对亚述古城遗址的挖掘更为重视，发掘工作由W.安德烈（W. Andrae）主持，时间是从1903年至1914年。虽然安德烈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搜寻泥板和其他古文物之上，而是注重从考古学的科学角度考察城市的规划，包括各历史时期的城墙、建筑物及其相互关系等，但还是出土了许多泥板文书，它们对研究亚述的历史、宗教和法律等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三、乌尔王陵与马里文书的出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尤其体现在对南部苏美尔诸城遗址的发掘上。1922年至1934年，列奥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对乌尔进行了挖掘，向人们展示了一代苏美尔名城的风貌。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拥有椭圆形城墙的城池，最大尺寸为半亩（1亩约为666.67平方米）以上。它的北边和西边有幼发拉底河古河床环绕，并有两个船用码头。他还发现了属于较早时期的神庙台基及埋在地下的小型塔庙等。不过伍利最引起轰动的发现是著名的乌尔王陵。他在这里发现了上百座小墓，其中有一群属于乌尔的“王陵”。“王陵”大约有16座墓，墓穴由石筑而成，有时一个墓穴有几个墓室。墓顶是由托梁支撑的由石或砖砌成的拱顶，其中还有一座圆顶墓。乌尔王陵中豪华的随葬品和众多的人殉令世界震惊。墓主居于墓室的主要位置，常常被放置在木棺床上，随葬品数量众多，品种齐全，有装饰品、武器、乐器和其他珍宝等。其中用锡和铜熔化铸成的青铜器，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制品之一；黄金头盔造型端庄优美；一个由黄铜和天青石制成的公牛头，形象逼真，工艺精巧，是世界上古史上著名的艺术珍品。这些精美的艺术杰作不仅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见证，而且还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设计能力和高超的手工业技艺在古代世界堪称一大奇迹。墓内的殉葬者有死者的妻、妾、仆从、士兵和奴隶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苏美尔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状况。

图1.15　乌尔王陵出土的铜牛首。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

1926年至1931年，一支美国考古队在基尔库克（Kirkuk）附近的遗址进行挖掘，揭开了公元前第二千纪亚述历史的新篇章。在这里出土了许多重要的泥板文书，它们对研究整个近东古代社会史都具有较高的价值。1930年至1938年，美国考古队还对位于摩苏尔东北约12英里处的两个遗址，即比拉丘（Tell Billa）和高拉丘（Tepe Gawra）进行了发掘，这两个遗址对研究史前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保持连续性的居住层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历史时期，高拉丘甚至可溯源到新石器时代。此外，其他一些重要的史前遗址也相继被来自不同国度的考古学家发掘出来，如英国人M. E. L.马洛温（M. E. L. Mallowan）1933年在阿尔帕契亚（Arpachiya）的挖掘等。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马里宫殿和马里文书的出土。1933年年底，法国考古学家开始对位于叙利亚东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哈里里遗址（Tell Hariri）进行发掘，整个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底。这个遗址很快就被证明是著名的马里古城遗址，其名声早已通过在其他地区出土的楔形文字文献而为人们所熟知。1936年，法国考古学家终于在此取得了巨大的收获，由13000份泥板文书组成的档案馆重见天日，它们成为亚述学家和历史学家难得的珍宝。另一个巨大的发现是一座宫殿的遗址，它占地6英亩（1英亩约为4046.86平方米），包括300多间房屋。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座近4000年以前的建筑而言，其墙壁保存状况良好，有的部分甚至保存下来达16英尺（1英尺为0.3048米）之高，有些门还完整无损。考古学家们还惊奇地发现，宫殿内的很多家庭设施，如厨房、浴室和食品储藏间等，即使不加维修也可以照常使用。在一些石膏墙上，还保存有原始的壁画。

图1.16　乌尔王陵出土的“树丛中的山羊”。它可能是祭品架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物件存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46年至1949年，英国考古学家塞顿·劳埃德（Seton Lloyd）和伊拉克考古学家福阿德·萨法尔（Fuad Safar）对埃利都进行了挖掘，出土了一座坟墓、一座大型宫殿建筑、一座属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塔庙，以及一系列达十七八层的神庙遗址。1949年，马洛温代表英国考古学会对尼姆鲁德进行了再一次发掘，发掘工作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963年。法国考古学家也对马里古城进行了再一次的发掘。

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使湮没了两千多年的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大部分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诸民族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现在世界上许多不同国家的考古队仍在不停地工作着，他们定期地把他们的发掘报告传往世界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考古技术的不断提高及手段的不断丰富，必然会有更多的古城、文献和文物呈现于世。无论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掘出什么，都不会再令世人感到震惊，因为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人之创造力及其文明的璀璨早已令人叹服。

[1] Jean Bottéro，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translated by Antonia Nevil，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 13.

[2] 参见［美］S. N.克莱默：《文明的摇篮》，纽约，1982年（中文版），第31～33页。

[3] Jean Bottéro，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p. 14.

[4] Jean Bottéro，Everyday Lif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p. 8.

[5] 参见［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英］塞顿·劳埃德：《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从旧石器时代至波斯征服》，杨建华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2页。

[6] I. E. S. Edwards，C. J. Gadd and N. G. L. Hammond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part 2，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 632.

[7] 巴比伦城在乌尔第三王朝统治时期由一位恩西（ENSI ，苏美尔城邦中对“王”的一种称谓）统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它的苏美尔语名字为KA. DINGIR. RA ，阿卡德语的名字为Bâb-ilim ，两者的含义均为“神之门”。现在的名称巴比伦（Babylon）源于希腊人的称呼。

[8] H. W. F. Saggs，Babylonian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 122.

[9] 阿拉米人（Aramaeans），又译阿拉美亚人。西亚古代民族。约公元前第三千纪从阿拉伯半岛进入叙利亚，故又称“叙利亚人”。公元前第二千纪后期向幼发拉底河推进。他们学习腓尼基人的字母文字，在古代东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0] 现在的帕尔米拉（Palmyra）。

[11] 《圣经·阿摩司书》（1：5）称其为伯伊甸（Beth-Eden），本义为“伊甸家园”（the house of Eden）。

[12] 参见《圣经·列王纪》Ⅰ，20：34。

[13] 即《圣经》中的歌散（Gozan）。

[14]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把摩苏尔误认为古亚述城，参见H. W. F. 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 ，London：Sidgwick ＆ Jackson，1984，p. 291.

[15] 亚述城也是亚述国家的首都，其遗址位于摩苏尔以南、现在伊拉克的谢尔格特堡（Qal'ah Shergat）。

[16] 乌鲁克（Uruk），今天的瓦尔卡，《圣经》中的以力城。

[17] 拉尔萨（Larsa），今天的森科拉，《圣经》中的埃拉萨尔。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湮没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