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未鹏

一，知识的诅咒

著名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是如此有名以至于被人尊称为“克拉克第一定律”）：“如果一位有名望的老科学家告诉你某件事情是可能的，那么他很可能是对的。然而如果他说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极有可能是错的。”

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知识是一把双刃剑”这个道理在心理学领域其实并不新鲜，《Made To Stick》上面就提到这样一个经典的实验：A心里想一首曲子，然后用打拍子的方式打出来，B听着A的拍子要去猜测A打的实际是哪个曲子。参与者选的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曲子，如“世上只有妈妈好”（此处根据中国国情稍加演绎）。这个实验的亮点在于，往往A认为“那么简单的曲子”怎么可能听不出来呢？而实际上B听了却就是猜不出来。A对B能否猜中的概率估计，与B实际猜中的概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落差（A以为50%的人能猜出来，而实际上只有可怜的2.5%）。

原因？因为A心里本来就知道答案（曲子本来就是A定的），所以对于A来说这是“显然”的，但B只听到拍子，对B来说再简单的拍子也并不是“显然”的。关键在于，由于A心里明知答案，就无法去设想不知道答案的B听到那样的拍子时是什么感觉，也就无法真正准确地推测出B猜中的概率了。

实验者把这个现象称为“知识的诅咒”：由于知道某个知识，反而影响了判断。在以上的实验当中，如果A自己并不知道曲子，（曲子是实验者选的，拍子也是实验者打的），那么A就能够体会到B的感觉了。

以上这个例子，只要稍加引申一下，就不难类推到一个日常现象：为什么说大多数时候换位思考只是个陷阱。因为真正的换位思考，意味着你必须知道对方大脑中所有真正影响他决策和行为的因素，这包含太多的东西：对方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甚至对方那一刻的情绪。一个人的行为由众多因素来决定，其中绝大多数因素常常隐藏在我们根本觉察不到的潜意识层面（《Strangers to Ourselves》），连当事人自己都未必知道其自己行为的真正原因，更不用说要别人还能够真正的“换位”了。不仅如此，你还必须摆脱自己大脑中的价值系统、习惯、观念、道德观、情绪的影响。这两者本身都极其困难，乘起来更是难于登天。所以说现实当中的大多所谓换位思考一不小心就沦为以己度人。

有时候，当事情所涉及到的是人之常情，的确是可以以己度人（因为有些事情大家都差不多），例如说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侵犯，那么当侵犯别人隐私的时候只要想想自己愿不愿意成为对方就可以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当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观念的时候，例如价值观，那么就会落入以己度人的陷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代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人生规划，往往抱着好心，办着坏事，因为当父母“换位思考”什么是“为子女好”的时候，无法摆脱自己价值观的影响，因为价值观是一个人内心非常强大而又隐蔽的东西，我们很难摆脱自己的价值观而真正从另外一个人的价值观角度去考虑（要是真的能够在内心那么容易地“切换”价值观的话，价值观就不叫价值观了），于是父母将“己所欲”施于“子女”。这里父母们自己的价值观，就仿佛前面那个实验当中被试A心里所想的曲子。因此，原则上不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己所欲勿施于人。

如果你对于Critical Thinking有所了解，你应该知道这样一个有名的谬误（Fallacy），叫Affirming the consequent，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玫瑰需要水，所以玫瑰是植物。这个逻辑咋听起来非常正确，但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们的“直觉逻辑”常犯的错误之一，由于所有人脑袋里都知道“玫瑰是植物”这个“知识”是正确的，所以爱屋及乌地也认可了它的“伪前提”（也就是说“结论是对的”意味着“逻辑是对的”）。如果把这里的结论换成错误的，你就摆脱了“知识的诅咒”，例如：所有植物都需要水，人需要水，所以人是植物。

以上只是两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知识的诅咒只是我们大脑中的众多看不见的牢笼之一。

二，思维的牢笼

关于创造性的研究有一个经典的问题，叫做Candle Problem（Pop Science畅销书作者Daniel Pinker在TED演讲The Surprising Science of Motivation中也用到了这个例子），它的描述是这样的：

给你一堆火柴，一盒大头钉，一根蜡烛。问题：如何将燃烧的蜡烛固定在墙上，从而让它燃烧的时候蜡烛油不至于滴到桌上。如下图：

这个问题由心理学家Karl Duncker于1945年提出，在问题的最初描述下，被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大致会尝试两种徒劳无功的做法（《Imagine》）：

试图直接用大头钉把蜡烛钉在墙上（蜡烛会碎掉）。
试图将蜡烛烧融之后粘在墙上（蜡油粘性不足以支撑蜡烛的重量）。

在两次失败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放弃，认为问题无解。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最终得出了正解，即：把蜡烛放在装大头钉的盒子当中，然后把盒子用大头钉钉到墙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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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个小问题如此困难，心理学家推测，乃是因为我们下意识里面认为大头钉的盒子就是用来装大头钉的，压根就从来没有想过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心理学家把这个称作功能定势（Functional Fixedness）。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在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下意识层面，所以我们自然也就很难打破他们——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大脑中做了哪些假定，又怎么去打破那些假定呢？

对于盒子的既有功能的知识，成了一个思维的牢笼，这其实也是知识的诅咒的一种。（知识的诅咒对创造性构成的扼杀是如此的显著，以至于Simonton声称大学本科头两年的教育之后所学的东西可能反而对创造性的抑制效果更大。（《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

知识的诅咒是如此的隐蔽和难以摆脱，以至于创造性思维的一个重要技巧就是跟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背景的人交流，这里的理念是，如果你自己没法跳出框框，那么至少找一个跟你拥有不同框框的人对照一下，这样一对比便可以明白自己的框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局外人”在一些问题上往往有新鲜而富于创造性思路的原因。

如何打破这种牢笼呢？Ellen Langer在《Mindfulness》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要被试去想出物品（例如锤子）尽量多的用途，当Langer把物品递给她的学生的时候，她分别尝试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这是一个锤子”，第二种说法是“这可能是一个锤子”，仅仅加上了一个词“可能”，同学们所给出的用途就大大增加了。这种条件式的表达非常有助于思维突破功能定势。

Candle Problem还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变种，例如下面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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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验者把大头针放在盒子外面，而非盒子里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答案。

此外还有，当用书面语言来描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盒子和大头钉”（而不是“一盒子大头钉”），会增加解出来的概率。此外，即便说“一盒子大头钉”，只要把“盒子”和“大头钉”加下划线也能显著增加成功率。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变种，都是启发问题解决者“不把装大头钉的盒子仅仅看作装大头钉的盒子”。

当我们谈论创造性的时候，我们通常谈论的是以下几个东西：

跳出常规框框的思考（think out-of-the-box）
将两个东西/概念以前人没有想到的方式联系/结合起来
将既有方案推广到全新的问题场景中

后两点我曾在之前的文章《锤子和钉子》和《跟波利亚学解题》中有所提及。而第一点，即thinking out-of-the-box则一般被认为是创造性的标志性问题。

out-of-the-box这个说法源自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笔不离纸（一笔画），不重复描线，不多于4条线段，经过所有9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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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相信大多数人在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抓耳挠腮的。因为9个点的“隐形”边界构成了一个框，我们在画线条的时候下意识地就被束缚在了这个框内，而在框内是无解的，可是框内的画法偏偏又有好多种，直到你遍历所有框内画法之前是没法确定框内无解的，所以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在框内徒劳地画来画去。

思维中的这些隐形的“框”就是扼杀创造性的罪魁祸首。要想意识到这些框的存在，就必须对自己的思维过程本身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虽然心理学上已经证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的思维过程绝大部分对意识而言是“不透明的”），但长期留意倾听自己思维的声音、善于反省的人还是较其他人更可能注意到思维过程的一个个关键的中间步骤。而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飞舞的轨迹可以通过它一闪一闪的亮光推断出来一样，通过注意我们思维的这些中间步骤，便有可能大致推断思维过程的全貌。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注意这些一个个的思维中间步骤，我们就有机会停下来，对它们进行“取反”操作，打破这一条因果链，从而在思维走上错误的岔路之前就避免它（实际上，这种对自己思维的“取反”操作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有这样一本书，叫《Whatever You Think, Think The Opposite》，还有一本叫《What Makes Your Brain Happy and Why You Should Do The Opposite》）。例如下面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问题（摘自《Algorithm Puzzles》）：

你站在一条河边要过河，你带着一头狮子，一只羊，和一颗大白菜。你的小船一次只能承载你和另外一样东西。如果你把狮子和羊留一块，狮子会吃掉羊。如果你把羊和白菜留一块，羊会吃白菜。怎么才能保证狮子、羊、和白菜都到达对面。

这个问题，但凡卡住的人，都卡在同一个地方，即：把羊带过去了，回头下一步到底是再把狮子带过去还是把白菜带过去呢？把狮子带过去，回头拿白菜的时候，狮子吃掉羊。把白菜带过去，羊吃掉白菜。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如果注意审视自己思维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把思维拆分为最小的原子单元，每一步只往前推必要的一步，不作跳跃，就有可能意识到关键的环节，并从思维的惯性中解脱出来。

我们的惯性思维，便是把N个东西紧密地绑定在一起，而没法拆分开来，每次都是直接跳到结论。如果把思维过程比作一棵树，在每个阶段基于特定的假设走上其中一条分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已经遍历了所有的情况，还没有解，所以就想放弃了，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早在这棵思维之树的最根部节点我们就走上了一条其中不存在最终解的分支，例如上面的那个经典的9点问题，其根部的分叉就是：到底是在框内找还是在框外找，如果限定在“在框内找”这个假设/分支之下，那么无论你怎么遍历，最终都不会有解。你可能觉得已经穷举了所有的情况，但其实并没有，还有一半的解空间没有探索。而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便是因为隐含的一个假设把你限制在了某个框/分支内。如果对自己的思维过程足够细致，就有可能注意到原本很隐蔽的假设，从而从思维“树根”开始就走上另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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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一个小智力题，但是背后所蕴含的心理学原理是一样的：创造性意味着跳出你自己思维的惯性步骤，跳出你的下意识思维在某一个隐蔽的环节设下的隐蔽的假设。而要想打破铁屋子，必须首先知道铁屋子在哪，否则就是在黑暗中抓瞎。而想知道铁屋子在哪，则是通过对自己的思维过程仔细的观察来实现的（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人已经把对自己思维的“取反”无意识化了，他们不管想什么都会下意识地想一想反面）。

要想观察自己的思维，最有效的技术之一就是“出声的思考”（think outloud），程序员们所熟知的“橡皮鸭子调试法”便属此例，很多人在工作中也许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想找个同事请教请教，但就在把问题描述给同事听的过程当中，电光火石之间，答案自动蹦了出来（这也是为什么Dr. House总是要找他的团队讨论的原因，而当团队不在的时候就算找个扫地的清洁工也行。这里的原理是：把思考过程转化成语言表达出来，就让它成为了思考本身的对象，即“对你的思考进行思考”，便有助于发现思考过程中的隐含假设或者步骤。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做法就是与人讨论，因为讨论不可避免涉及到两个环节：

表达自己的思维：这就是前面说的，把自己的思维表达出来，思维本身就变成了你思考的对象，你就有可能注意到思维环节当中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隐蔽的环节，并对其“取反”，跳出原本的框框。
参照别人的思维：由于每个人思维的框框（隐含假设）未必一样，所以你的“显然”可能是别人的“不一定吧？”。通过对比，之前隐形的思维边界就会显现出来，这就好像在黑夜中没法看到黑色的字，而在白色背景的映衬下就会一目了然。

另一方面，隐蔽的假设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一方面，从人的知觉系统的固有“偏见”中来，例如九点问题中那个隐形的框就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经典例子（《逃出你的肖申克：从视觉错觉到偏见》）。另一方面，从之前所掌握的知识当中来。例如《Mindfulness》里面这样一个实验：

先让你做这样一道题：A、B、C三个容量分别为21、127和3夸脱的罐子，用他们取100夸脱的水。很快你想到了方法：先装满B罐，然后减去A罐，再减去两次C罐（即B-A-2C）。127-21-3-3=100。接下来再给你做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只是容量不一样：A=23，B=49，C=3。目的是得到20夸脱的水。答过前一个问题的人很多都会直接发现B-A-2C同样适用于这个问题，而看不到那个更简单的答案：23-3（A-C）。而没有前一个问题干扰的人则更容易看到最简单的答案。知识的双刃剑效应在这个小小的实验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效应在知觉上也存在，例如下面这个例子（《The Mindfulnes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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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你看到了什么？一个英文单词：Perception。

那么下图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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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线条？其实这是阿拉伯语的Perception。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其实图1的Perception归根结底不也是一堆弯曲的线条吗？但是你能够把它真正看作是一堆线条吗？很难。因为作为一个你已经认识的单词，其含义会自动从你脑海中蹦出来（这种“蹦出来”效应是一种自动的、自下而上的效应，你没法用意志去“抑制”它），Perception这个单词自动蹦出来的含义会阻止你去带着“初心”看待“这堆线条”，在你的眼中这不再是一堆单纯的，无意义的线条了。但是图2中的文字就不一样了，由于你根本不认识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限制），你就能够仍然“看山是山”了。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让你想起本文开头的“知识”的诅咒呢？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行的，但知识有时候的确会掩盖你对于世界的真相的观察。

再看一个经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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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相信大家都见过。在没有看到那只狗之前，图中只是一堆混乱的斑点，而一旦看见了狗，你就无法再视而不见了，那只狗会顽固地从你的视野中“蹦出来”，那堆原本看上去混乱无序的斑点便失去了其混乱的本质，你的知觉被锚定在这个唯一解释上。在上文的“倒水问题”中，那个既有的解法就像是上面图片中的斑点狗，会第一时间顽固地蹦出来，占据你的注意力，遮蔽你的思维，让你注意不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有这样一个笑话：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看守警卫看到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把手上放着一个箱子，警卫把那个男人叫下来，让他打开箱子，结果发现箱子里面全是沙子。第二天，这个男人又来了，还是骑着自行车带着个箱子，警卫打开一看还是沙子，如此两个月，这个男人每天都穿过边境，每次都带着一箱沙子。警卫哥终于崩溃了：“大哥你快把我们逼疯了，两个月以来你每天都骑着你的自行车，带着一箱沙子穿过边境，你这到底是走私什么呢？”。男人回答：“自行车”。(#)

不要只关心箱子里面是什么，要“跳出箱子思考”。

跳出箱子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式对于我们而言就像空气一样，身处其中根本就浑然不觉。前面提到的“出声思考”和与人讨论固然是很好的办法，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真正需要创造性的困难问题往往命中的是大多数人的思维盲点，所以讨论可能也还是无济于事。另一方面，虽然说创造性需要打破既有知识的限制，但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足够的知识却又不可或缺。人们常常用牛顿因为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或者爱因斯坦的自由落体思想实验来说明灵感的重要性，然而没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和数学知识作为铺垫，就算有人告诉你苹果落地是由于地球的作用，你也没法得出万有引力公式，就算有人把你放到一个自由落体的电梯中让你真实感受运动与静止的相对性，你也没法导出相对论。如何在掌握必要知识的同时又不会被其限制住思维，才是保持创造性的关键，如何走得了这个微妙的平衡木，在人类对于自身大脑的认知的历史上一直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无数卓越的头脑前仆后继（包括像庞加莱本身也对他为什么能够在一瞬间灵感顿现也非常有兴趣并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思考），直到今天，心理科学似乎才刚刚开始揭开创造性和灵感的面纱。

三，情绪的牢笼

情绪是人类最强大的能力之一，我们有丰富而微妙的情感世界，我们大脑中有众多涉及到情感的模块，如杏仁核、前额叶皮层、前扣带皮层等等，我们强大的情绪脑使我们能够在一瞬间对事物贴上“喜欢”、“没感觉”或“厌恶”的标签（从而迅速作出“趋向”、“无所谓”还是“回避”的选择）（《The Happiness Hypothesis》，《The Mindfulness Solution》），能够对复杂的道德情境作出众口一词的判断（《The Moral Animal》），能够体会蕴含着无限微妙情愫、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隐喻（《I Is an Other》）。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情感世界也是我们大脑中牢笼最多的地方。要理解这一点，需明白情绪大脑的几个基本属性：高优先级、黑盒、迅速但粗糙。

大脑中的情绪模块属于进化年代较为古老的部分（《Synaptic Self》），其掌管的事情往往是关乎生存繁衍利益，所以权力至高无上，例如你走在河边，忽然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东西横在路边，还没等你的理性大脑反应过来你就一跳三丈高了，这个让你一跳三丈高的信号便源于我们情绪大脑的一个重要模块——杏仁核（Amygdala）。我们的视觉信号进入大脑之后兵分两路，其中一路（high road）通往我们大脑的“高级”区域做详细但较慢的计算，另一路（low road）则到达我们的杏仁核，进行迅速但粗糙的计算，我们的立即行为受到low road的支配（被杏仁核绑架了），因为该路的计算速度较快（但很遗憾“快”跟“准”是一对矛盾），如果疑似遇到对我们可能有威胁的场景，我们立即就会进入所谓的“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状态。

由此可见，情绪大脑并不那么“聪明”，它要的是“快”（因为所涉及的决策往往生死攸关），而未必是“准”，就像我们设计计算机算法一样，为了“快”，有时候必须以牺牲“准”为代价。此外，当牺牲“准”的时候，情绪大脑也不是胡乱牺牲，而是会有特定的倾向性，它会倾向于宁可错在保守的一边，即宁可把绳子错当成蛇，也不可把蛇错当成绳子，因为把绳子错当蛇只不过是吓一跳而已，没什么代价，而把蛇错当成绳子可能就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错。大脑中的这种固定的、有章可循的倾向性就是所谓的“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Predictably Irrational》）

此外，我们的情绪大脑还是一个黑盒模块，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感受到其输出（情绪体验），而对于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绪，却一无所知。有些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对某些人和事的真实情感是什么（例如人们常说的“总是在失去以后才知道珍惜”）（《Strangers to Ourselves》）。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了解自己，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大脑非常善于为自己的情绪或行为寻找看上去合乎情理的解释（《逃出你的肖申克（四）：理智与情感》）

有这样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实验，由心理学家Donald G. Dutton和Arthur P. Aron在1974年设计，实验名叫“悬索桥上的爱”（《Sway》）。实验者招聘了一些被试，表面上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优美的风景对人的创造力的影响，实验的场所在一处风景名胜，被试需要穿过一座悬索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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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漂亮的女助手会拦住被试，请求填写问卷。对于其中一部分被试，女助手在他们已经穿过了悬索桥之后拦住他们，而对于另一些被试，则在悬索桥中间拦住他们。在问卷填写完毕之后，女助手会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并对对方说“如果你有兴趣，欢迎打电话给我，我很愿意进一步解释实验的细节”。

然而，这个实验的真实意图却是想要知道到底是哪组被试中有更多的人对女助手动心，实验人员事后会统计哪组被试当中有更多的人会打电话约女助手出去。

这个实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其结果很令人掉下巴：两组被试唯一的区别便是在桥上还是桥头被拦下来，这个无关紧要的区别跟女助手的吸引力究竟能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包括后续的类似实验也证实了确有关系：在桥上被拦下来的被试当中有更多的人打电话约女助手。为什么？心理学家认为，当被试处在悬索桥上的时候，情绪处于高唤起状态，心跳加速，手心湿润，这跟异性吸引所致的唤起状态很相似，人们的下意识会将这种唤起状态部分错误归因为女助手的吸引力。而实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被试自己并不认为是这种错误归因让他们觉得女助手更加具有吸引力，而是真诚地认为女助手就是更有吸引力。

类似的，我们都知道，热恋中的情侣，父母越是干涉，往往会反而导致他们情感越发热烈。但这儿的关键在于，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家长干涉的“功劳”，而是真心觉得情感越发强烈。心理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体现了一个一般性原则：由于我们的大脑每秒接受的信息里面只有少得可怜的一部分到达意识层面，绝大多数都在下意识层面处理掉了。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洞察大脑中发生了什么，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之所以感觉“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那样做，是由于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推理“为什么我会那么做”，对于了解自己的人来说，这种推理往往正确，但如果不够了解自己，那么就有可能错误地推断了自己行为的动因。

心理学对我们行为的动机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前者例如：金钱、物质、惩罚，等等。后者例如：好奇心、成就感、价值观等等。一个重要的观察是：当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的动机归因于外部动机，因为外部动机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而内部动机则较为隐蔽（文艺一点的说法就是内心的小声音太容易被外界的喧哗所遮蔽）。

心理类和育儿类的书籍中经常可见引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此处的版本稍加演绎，原版记不大清了）：

一位老人住在一个小木屋中，经常有小孩来他的木屋旁边玩闹，喜欢安静的老人不胜其扰，老人知道赶他们走也没有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有一天，老人把孩子们叫过来，给了他们每人五毛钱，说“我很喜欢你们，以后你们每天都过来玩，每次都都会给你们每人五毛钱”。孩子们听了之后当然很开心，居然还有这等好事，还有人愿意花钱让他们玩，于是他们每天过去玩。如此过了一阵之后，老人又把他们叫过来，说“最近我没什么钱了，只能给你们每人两毛钱”，孩子们听了之后虽然有些不快，但总比没钱好吧，所以还是过来玩，但劲头已经大不如前了。如此又过了一阵，老人说“虽然我很想你们过来玩，但我真的没钱了，以后不能再给你们钱了”。孩子们听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心想“没钱还指望我们来玩吗？”，于是都散了。

育儿类的书籍用这个故事来告诫父母，毁掉孩子对事情本身的兴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给物质奖励。当物质奖励和兴趣同事存在的时候，由于前者更为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我们的大脑对于物质激励更为敏感，所以更容易推测自己的行为的动机为物质激励，而一旦大脑将这两者挂上了因果关系就坏事了，因为一旦以后“因”（物质激励）被撤掉，“果”（好好学习）也就消失了。（当然，如果孩子本身就对什么都没有兴趣，那么使用物质激励来作为初始动因也无不可。由于本就没有内部动机，所以外部激励不会让事情更糟，《Redirect：The Surprising New Science of Psychological Change》第四章对此有非常详细的分析）

反过来说，当外部动机看上去不足以解释行为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样错误）地把动机归结为“我想这么做”。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有名的说服技巧叫“登门槛效应”（《Yes!: 50 Scientifically Proven Ways to Be Persuasive》），其原理也与此类似。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它们统称Overshadowing Effect（遮蔽效应），当行为存在多个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更“吸引眼球”的解释往往会占上风，不管其是否真正的解释。换句话说，“吸引眼球”的外部动因会“遮蔽”内心的微弱的小声音。

面对选择也是如此，我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呢？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口味的双盲实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人们相信他们选择可口可乐而不是百事可乐是因为前者味道更好。然而一旦把标签撕掉，人们往往惊讶地发现自己选择的却是百事可乐。实际上，标价、品牌、甚至放在货架上靠左还是靠右的位置、菜单上的字体是否美观，这些都在下意识层面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错误地将自己的选择或体验归因为商品本身的质量或者味道。（《Subliminal》）。我们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决策是理性的，基于正确的信息的，这种Wishful Thinking使得我们推测自己之所以选择一种商品肯定是基于其质量（“否则自己就太傻了”，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很傻），这种自我认知的需要掩盖了真正的动因。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实验（这个实验有各种变种，也许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版本）：

实验者雇了两组人，给他们一些艺术海报让他们选择，其中一组人让他们在选择之前先详细罗列自己认为每一张海报好在哪里或不好在哪里（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著名的列表决策法一样），另一组人则不这么做，而是直接遵循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在实验结束之后若干天，实验者回访了这些人，发现第二批人（直接选择的）很明显比第一批人（先罗列原因的）更中意他们当初的选择。

这个实验的原理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情绪大脑是个黑盒，它选择喜好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而我们所意识到的只是结论（“一眼眼上去就喜欢，也说不清为什么”），但是第一组被试却试图去推测这个黑盒内部的逻辑到底是什么，而推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却相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理性）的，于是他们基于这些推测出来的（往往不正确）的逻辑进行决策，之后发现自己的情绪大脑却并不买账，因为理性大脑猜猜看猜错了。这里，后者的“理性”分析遮蔽（Overshadow）了情绪大脑真正的动机。

Overshadowing Effect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心理动机方面。例如早在1950年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对视觉记忆进行语言描述不仅不会帮助深化记忆，反而还会损害记忆。Schooler和Engstler-Schooler两位心理学家在1990年做了一个很经典的实验（《The Invisible Gorilla》），这篇论文的标题是这样的：“语言对视觉记忆的遮蔽效应：有些事情不可说，一说便破”。其中“不可说，一说便破”是我意译的，原文是“Some Things Are Better Left Unsaid”，这个实验模拟的是当时目击证人指认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两组被试首先观看30秒银行被抢现场录像，其中犯罪嫌疑人露了一下脸。之后，其中一组被试被要求花五分钟“尽可能详细”地描绘他所看到的犯罪分子的脸，另一组被试在这五分钟内则什么都不做。接着，两组被试都被要求从一组嫌疑人当中进行指认。

猜怎么着？前后一组被试指认的准确率为64%，而后前一组被试，也就是那组被要求尽量详细地描绘录像中看到的嫌疑人的脸的被试，他们的准确率竟反而只有可怜的38%。

正如前面提到的选艺术海报的实验一样，当我们被要求对自己无法获知其内部状态的大脑黑盒模块（不管是情绪模块还是视觉记忆模块）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的分析只是推测，或者只是在用有限描述能力的语言去试图逼近无限微妙的视觉记忆，而我们又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推测或分析，并进而仅依据他们来做判断决策（而将真正拥有信息的大脑模块抛弃在一旁），于是遮蔽效应就发生了。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的最深层动机来源于情绪大脑，情绪大脑指引着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而既然如上面所说，情绪大脑“并不总是对的”，但又是一个黑盒，无法窥其内部，所以出错了也很难“调试”和“纠错”，那么当情绪大脑出错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二战之后，由于战争的创伤，很多儿童无家可归，无人照料，这些孩子在成年之后，在人际关系相处交往方面出现了诸多的困难，联合国遂派心理医生、心理分析学家John Bowlby去做调研。Bowlby后来便由此提出了著名的Attachment Theory（依恋理论）。虽然心理分析学派后来饱受批判，但Bowlby的依恋理论本身却是一个很成功的经典理论，并且在后来被拓展到两性关系当中。

最简单的来说，依恋理论认为一个人成年之后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模式与其儿童时期与主要照顾者（通常是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很大的因果关联。

与心理分析学派试图把任何成年的行为模式都往童年归根溯源不同（这属于拿着锤子找钉子），依恋理论基于一个很“现实”的假设：对刚出生不久的幼儿来说，有两个关键的需求：1. 生存需求。2. 探索环境的需求。前者要求父母在视线之内，后者则往往意味着离开父母。Bowlby认为，漫长的进化中的自然选择使得我们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动机调节/控制系统，这个系统的第一要义是满足安全感（生存）需求，在此前提之下，去努力探索环境。就像我家宝宝总喜欢玩楼下某户人家门口蹲着的一只惟妙惟肖的石膏狗，但是很显然她觉得那是只真动物，所以有点害怕，所以她的折衷方案就是拉着我的手要我跟她一块过去，然后她就放心地调戏人家的门神了:)

Bowlby用负反馈系统来打比方，例如空调中的自动控温系统，当室内温度达到某个阈值之下的时候就自动启动空调，到达阈值之后便关闭，从而使室温稳定在一个温度。我们大脑中的安全感控制系统也是如此，当安全感降到某个阈值之下的时候，便开启大家都熟悉的一种叫“焦虑”的情绪，驱使宝宝去寻找他/她的照料者，而找到了之后，焦虑便逐渐降低。当第一需求——安全感——得到满足之后，便启动第二个需求——探索，而探索的过程中一旦感知到不安全因素的存在（例如父母离开、环境陌生，等等），则探索行为会立即停止，安全感的调节器再次打开。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在两个需求之间去的平衡的动态控制系统。

但以上只是理想情况，基于父母的不同行为，孩子的行为也会有显著的不同，以下是依恋理论当中的三个比较主要和典型的类型：

安全依恋型，即安全感较强，相信妈妈总会在身边，所以探索行为较多，即便因妈妈离开而焦虑哭泣，一旦妈妈回到身边也会很快回复到探索状态。这个被认为是理想的依恋模型，形成这种依恋模型的前提是父母总能够在宝宝需要的时候满足其安全感需求。

逃避型，这种类型的孩子不管对父母还是对陌生人都表现漠然，也不会去探索环境，比较孤僻。依恋理论认为这种行为的成因是父母总是不能给与足够的安全感，例如没有耐心，对孩子的需求不敏感，拒绝身体接触，以及其他负面反馈，久而久之孩子会形成“我也并不需要你”的心理，因为没有人能够长期生活在期望得不到满足的焦虑中，要么改变现实使希望成真，要么改变期望以适应现实，在这种类型的依恋关系中，由于父母无法满足孩子对于亲密关系的期望的现实，所以孩子只能降低心理期望。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控制系统把安全感放在首位，安全感得不到满足就不能去探索环境，所以这类孩子可能会陷在这个阶段很久。其实，心理学家通过检测心跳、压力荷尔蒙水平发现这类孩子并非真的通过调节期望从而完全没有焦虑，其实在平静的表面下，他们仍然期望得到父母的关爱（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人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多，以后慢慢再说）

矛盾型，表现出对于亲密感的过分渴求，不能很快得到安全感满足并探索环境。分离焦虑很高，而当父母真正返回的时候又表现出愤怒和反抗以惩罚父母。这种类型的形成往往由于父母不能一致性地给予关爱，时而关心时而冷淡，往往当孩子表现得强烈需要关爱的时候才会去关爱。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后果就是孩子总是焦虑着想去争取多一些关爱，并且希望通过惩罚去减少父母“不打招呼就闪人”的几率。

在儿童时期形成的依恋模型很可能会成为成年之后人际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的参照系，当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很可能会沿用当年在亲密关系中形成的一些下意识的假设（“我知道在你需要的时候你总是会在我身边”，“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离开我消失了”，“我不需要你”），例如逃避型的孩子可能较难建立真正互相信任的亲密感，而矛盾型的则可能会表现出对亲密关系丧失的高度焦虑、总是寻求蛛丝马迹要确信对方是爱自己的。我们的大脑最具有可塑性的年龄就是在童年（当然，在人的整个一生中大脑都是具有可塑性，并且观念都是可能发生根本转变的，这里只是相对而言），而对于世界的一些基本方面（如亲密关系）所形成的心智模式更是在最初与人（父母）相处的过程中就萌芽了，可以说，早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是我们成年后理解外部世界的样板，我们通过这些经历建立心智模式，并通过心智模式的滤镜审视未知的世界（尽管世界可能早已经跟他们想象中的不一样）。

实际上，所谓的心智模型就是我们的过往经历所形成的一些泛化的模型，以内隐记忆的形式存在，这些内隐记忆一般不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情绪的形式，我们往往会感觉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情绪压力，驱使着我们去做（或不去做）某件事情。例如《Parenting from the inside out》中的一个故事：一位父亲由于早年当实习医生的时候一段压力极大的儿科护士的经历所形成的心智模式，使得后来他自己成为父亲的时候，一旦宝宝哭，就发现自己情绪仿佛陷入了一个黑洞，无法提供宝宝需要的安慰。

心智模式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心智模式，我们就没有了理解世界的参照系，但难以改变的错误心智模式会成为我们的心智牢笼，有些心智模式干脆就是心智黑洞，什么都无法从中逃逸。

世界上最难以改变的心智模式有两种：

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我就是没有数学天分”。既然自认没有数学天分，那么就不会去花时间钻研数学，自然不会在数学上有所提高，那么结果也就反过来证实了最初的预期，即“我就是没有数学天分”。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一种非常广泛存在的心智模式，在育儿理论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给孩子这样的观念：智力是天生的。或者通过种种言语让孩子形成这样的观念，例如总是夸孩子聪明，而不是夸他/她努力（《NurtureShock》）。因为一旦形成智力天生的观念，孩子就会避开高难度的事情，因为做的不好就会对自尊形成打击（“看来我还是不够聪明”），而不去尝试的话还可以骗骗自己（“我只是不想做罢了”）。而不尝试也就不会有提高，从而在那些他认为自己不够聪明的地方永远也不能“聪明”起来。
无法证伪的命题：例如假定别人总是怀着恶意的，恶意这种东西，永远无法证伪，不管别人行为多么看上去没有恶意，你都可以从恶意的角度给出解释，即便没法从恶意的角度进行解释，最不济也可以说别人心里就是怀的就是恶意，只不过行为受到种种其他限制而已。这类心智模式就像卡尔·萨根的龙一样，你永远都无法证伪，就像阴谋论永远都有其立足之地一样，除非人类能够直接观察思维。这种心智模式的特点是，无论现实给出的证据如何强，都没法对其构成根本威胁，只要不能百分之百证伪，他就可以选择相信那个他愿意相信的假设。

最后，即便不属于上面两类的心智模式，仍然还是难以改变，因为一旦成为了心智模式，便跟情绪挂上了钩，一旦跟情绪挂上了钩，便难以逃脱证实偏差的影响，作为情绪大脑的“律师”的理性大脑会忠实地履行律师的义务，为它寻找单方面的证据和解释。（《逃出你的肖申克（四）：理智与情感》）

某种程度上说，生活就像是一系列不断进行的微实验，我们根据所遭遇的现实形成一些假设（观念），然后根据这些假设行事，而我们的行为进而又会触发周遭的反馈，我们于是根据这些反馈再调整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一个不断假设检验的过程。遗憾的是，在这个实验面前，有的人是不合格的科学家，因为在实验里面，首先必须提出可证伪的假设（上文的第二点），其次，必须收集两方面的证据（上文第一点），像“我没有数学天分”这种假设，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根本就不会去收集反面证据，既然没有反面证据，又怎么谈得上推翻呢？这就像一个科学家，盲目地声称一个假设，然后根本连实验都不屑于做就发表了一样。你可能会觉得，拿生活跟科学实验比，具有可比性吗？有。实际上，每个宝宝都是天生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 in the Crib》），从开始探索环境起就不断地对世界进行着假设检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比你想象得更像科学家，对世界进行着各种猜测与检验，或者说，对于生活，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科学家，只不过有的人比较民科罢了。

还有一种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情绪陷阱，就是对于负面情绪的下意识回避。据传释迦牟尼曾对众生讲过这样一个寓言，其大意如下：

当一个人被一支箭射中的时候，他其实被两支箭射中，第一支箭就是那支物理意义上的箭，这支箭带来皮肉痛感。而第二支箭则是心理意义上的，其源于你想要回避痛苦的期望跟无法回避的痛苦之现实之间无奈落差带来的“二阶”痛苦（“为什么偏偏是我被射中了呢？真郁闷啊！”）。而这个二阶痛苦才是真正狠的那支箭。其实不仅仅是第二支箭，现实中往往伴随着第三支箭第四支箭第五支箭，一个负面的事件引发情绪系统的雪崩，例如没有赶上deadline，导致担心被老板责怪，导致担心丢掉工作，导致担心还不上房贷，再一念想及那些看上去仕途顺利的当年同学，更是各种情绪纷至沓来。然后由最后两支，也是最狠的两支箭来收尾：1) 对负面情绪本身的负面情绪（“我不想情绪这么糟糕，可是现在情绪却又怎么糟糕，好郁闷啊”）2) 因无法扫除负面情绪而带来的无力感。

村上春树在《我在跑步的时候谈些什么》里也提到，“痛是不可避免的，但苦却是你自己选的”（Pain is inevitable, but suffering is optional）。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会肉体累死（甚至我们还会花钱找累——一种叫做“锻炼”的活动），但有各种烦死，因情绪紧张、压力、焦虑等等而郁闷死，这里的“死”未必是个比喻，因为压力和焦虑的确能够对人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著名生物学家Robert M. Sapolsky就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Why Zebras Don’t Get Ulcers》讲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生理伤害，例如胃溃疡、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统衰退等等，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当生物面对需要紧急应对的压力源的时候，符合生存要义的做法就是把身体的能量调集到肌肉上，以应付fight-or-flight需求，这种时候有些虽长远看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就不可能兼顾了（因为身体能调遣的能量是有限的），例如免疫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等等，极度紧张中甚至连痛感都会暂时关闭（战场之上中枪了还浑然不觉，只觉得肋下忽然一阵麻木，血就流了下来），这里的进化论意义上的原则是很显然的：如果紧急的事情应付不好，可能连明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免疫消化呢？

那么，我们的身体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牺牲那么多是不是值得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当需要应急的情况并不是很多的时候，这并不构成牺牲，只是暂时关闭消化免疫等等系统，等危机解除了之后身体会立即回复平衡状态。Sapolsky在他的书中想要说明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其他动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应急是少数情况，大多数时候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然而，人类不一样，人类有一个强大的能力就是能够在大脑中虚拟推演未来，一方面，这种能力带给我们卓越的未雨绸缪的能力，能够远在灾难发生之前就做些什么从而避免灾难，或者做好准备使得当灾难发生的时候的损失降到最低，但另一方面，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也令我们在推演未来的时候有太多需要担心的损失，有太多的事情不受我们的控制。在我们大脑所适应的远古时代（《逃出你的肖申克（三）：遇见20万年前的自己》）这一机制是完美的，而在如此复杂的现代社会，它就成了双刃剑。我们的大脑就像一架时光机器，未来可能存在的灾难、过去曾经受到的苦难，穿越到现在，纷至沓来，使得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断面都可能承受前后几年跨度之内需要担心的事情，使得我们活在过去活在未来，但惟独不活在现在。

可是，你可能仍然疑惑：我们可以理解在草原上当狮子跑过来的时候，身体调集所有能量应付肌肉的需要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当我们担心考试考砸、丢掉工作、演讲搞砸等等也会带来同样的生理反应呢？这些莫非也需要肌肉来完成吗？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的大脑仍然处于石器时代（生物进化的速率远远小于社会进化），而在石器时代，绝大多数问题都是需要武力来解决的，文字的发明是很晚近的事情，相对于人类几十万年的历史，灵长类几千万年的历史而言，只不过是一瞬。在漫长的进化阶梯上，我们的大脑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断出现的生存和繁衍竞争，而这两者都是得靠肌肉的:) 由于我们的大脑还没来得及进化就被带入了现代社会（基因的进化存在显著的时滞效应，其实别说基因了，我们的社会进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连符合拉马克进化的“文化”都存在时滞效应），所以很多地方我们的语言当中的隐喻也都处处折射出我们的“远古思维”，例如当我们非常想要得到一个东西我们会说“力争”（英文则有"fight for it"，就更形象了），我们也常说“努力”，“用力过猛”、“尽力”等等，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并不用“力”，而是用“脑”。那么，既然我们的原始大脑遇到任何潜在的负面后果，都会紧张起来做好迎战的准备，而我们的现代理性大脑又会把考试考砸认知为“负面后果”，那么一想到考试考砸就肾上腺激素分泌增加也就不奇怪了，虽然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大脑显然应该“越重要的考试越冷静”。

其实，所谓情绪的牢笼是一个泛指，情绪的牢笼效应多种多样，例如习惯，为什么习惯难以改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习惯往往伴随情绪，想要改变习惯的企图总是撞在负面情绪的南（难？）墙上，而如果对负面情绪没有宽容度，既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性想法去做，同时又希望避免负面情绪。结果只能是发现两者不可得兼，天人交战一番之后往往最终还是情绪说了算。再如自尊的牢笼，如果说心智模式是一间屋子，那么自尊就好比是把这间屋子加了一扇无比坚固的铁门，任何企图颠覆原有心智模式的信息都会触发脆弱的自尊，引发内心巨大的反抗情绪，而一来二去由于受不了其他人提供的威胁到自己心智模式的信息，自尊便会逐渐演变成自闭，到这一步便是把铁门又加上了铁锁贴上了封条，而隔绝了外界信息的结果便是，原有的心智模式更加不可能改变了。

情绪的牢笼是最强大的，其强大之处在于，即便你意识到了，也未必能够挣脱它，因为挣脱的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负面情绪（情绪大脑就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怎么劝他就是不依不挠），而我们对于负面情绪天然的回避倾向会把我们拉回到顺从的老路上去。到目前为止，心理科学能够给予我们逃出情绪牢笼的最有效的手段有两个，一是改变行为，观念会自动跟上，但如果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单凭个人自身的力量先去改变行为相当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二是改变观念，行为会自动改变。但改变观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难于登天。尽管如此，在这方面还是有两派卓有成效的做法，一是对事实重新认知（或者叫“再认知”），二就是当下很火的Mindfulness。后者某种程度上也包含前者。

要理解这两派做法，须首先理解我们的情绪大脑工作的方式，有一个著名的模型叫ABC模型，描述的是情绪产生的过程，首先是A（Activating Event）：即最原始的客观事实，然后是B（Beliefs about the event）：即我们内心的各种内隐的心智模式。最后才是C（Consequence）：即引发的情绪。而我们很多时候只直接体验到C，既看不到原始的事实（A），更觉察不到我们自己的心智模式（B）。

ABC模型描述的是情绪产生之前的事情，那么情绪产生之后呢？负面情绪是一个负反馈系统，其产生的目的就是要驱使你去做点什么从而消除它。所以负面情绪具有强大的执行力。我们不妨把这最后一步称为D（Drive）。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链条：ABCD。

“再认知”方法着眼于环节B，其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情绪的产生是心智模式作用于现实的结果，那么改变心智模式，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负面情绪的产生，属于防火型策略。再认知在很多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很多事情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例如你一想到房价这么高就恨不能省下每一分钱（《蜗居》中海萍同学的做法），你也可以一想到房价这么高，再怎么省也是杯水车薪，还不如好好对待自己明天去买个iPhone，反正相比于高房价而言什么东西都不显得那么贵了。

而Mindfulness的理念就更微妙了，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思维技术，源于佛教，但正在跟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结合并产生像MBSR和MBCT这样对日常心智成熟非常有效的技术：神经科学家们发现长期冥想训练的喇嘛们的大脑中的神经回路产生了一些永久性的变化，使得他们更能够让自己的情绪大脑平静下来。Mindfulness很多时候着眼于D环节，即虽然负面情绪已经产生了，但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对负面情绪的宽容度（佛教将之称为慈悲心，现在一些文艺化的Mindfulness书籍则将之称为对自己要有柔软的心），从而让自己不像拉磨驴一样被它驱使着走。

Mindfulness经常用像这样的隐喻来描述我们的意识跟情绪的关系：情绪就像是一场忽如其来的大雨，我们的本能总是赶紧找个屋檐躲起来，而Mindfulness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安然地走在雨中。佛教古老的智慧当中，有“妄念”这一说法，这一说法跟现代心理学所说的心智模式其实非常接近，正如科学家们所领悟到的：所有模型都是错的，只不过有些模型更错。心理学家们也逐渐认识到：所有心智模型也都是错的，只不过有些心智模型让你更苦逼。而妄念的说法正符合这一要旨，你所感知到的情绪乃是你自己都未必知道其对错的心智模式所带来的结果。而通过训练对负面情绪的宽容度，我们便能够逐渐不为这些念头所驱使，而是能够比较平静地看着情绪来来去去。对此也有人用这样一个隐喻：你的意识是一个空屋子，而来来去去的情绪则是到来的客人，客人会不期而至也会离去。或者这样一个意向：情绪就像一波一波的浪潮，你是冲浪者，而浪尖总会过去。由于对Mindfulness这一古老技术的研究才刚刚开始（《Buddha’s Brain》），所以Mindfulness相关的书仍然只能大量使用隐喻来传达一些微妙的含义。

但是，不管是再认知还是Mindfulness，都不是速效药，心智模式不仅隐蔽，而且有情绪作后台，特别强大，所以心智成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知识，也需要耐心。借用软件工程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银弹”。

罗素曾经说过，“我是不会为信仰而死的，因为万一我错了怎么办？”对于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们也应是类似的态度，既然我们那么讨厌负面情绪，唯恐避之而不及，那么就应该不要动不动就调动负面情绪，因为，万一我错了怎么办（岂不是白白(生气|郁闷|焦虑|担心|etc.)了么）？别忘了在事实和情绪之间，潜藏着纷繁复杂而隐蔽的心智模式，他们就像暗物质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对你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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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迷信的好处

心理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其经典之处不仅在于它是著名的行为主义创始人斯金纳所做的，更在于它以一种非常简练的方式揭示了人和动物的某些行为的深刻联系。这个实验被称为“迷信的鸽子”，并被收录在《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实验是这样的：给笼子里的一群鸽子喂食，喂食器被触发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喂食以后，会发现，笼子里面的鸽子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迷信”行为，有的鸽子不停地转圈，有的鸽子一个劲地啄笼子的某个特定位置，有的鸽子不停地摇头，等等。仿佛他们相信这样做就能影响喂食器给食一样。这个实验有趣就有趣在他跟人类的迷信行为（例如穿某只特定的袜子跟赢球的联系）的本质上的相似性。（出于某些奇怪的心理，心理学家和大众都挺喜欢这种对人类进行降格的实验，其中心理学家们最好的一口的就是这种在动物身上重现人类的行为的实验。）

迷信，毫无疑问可算是一种思维的“牢笼”，所谓迷信就是一种跟现实规律不相符合的心智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如相信一个无根据或不存在的规律。作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种对真理有着执（bìng）着（tài）追求的物种，我们自然不能容忍自己生活在幻觉当中。所以我们常常对迷信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反感。

这本倒也无可厚非。只是近几十年来，工作在进化论和心理学的交界处的一群人逐渐意识到，我们所共有的许多看起来很不合理的行为或怪癖，如果放到整个生物演化的大框架下面去看，就讲得通了，这门学科就是进化心理学。这方面最为公众所熟悉的例子之一就是“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质疑。例如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分钱实验（正式说法叫“最后通牒游戏”）：你跟另外一个被试参与这个实验，心理学家给了另一个人一百块钱，他可以随意进行分配比例，可以给你1毛钱，也可以全给你，而你只能做两件事情，接受或者拒绝，如果你拒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拿不到任何钱。现在，如果对方只给你一毛钱，你会怎么做呢？理性人假设是说，只要他分给你的钱是非零的，你都选择接受，因为从（绝对）获利的角度来说这明显是更好（理性）的选择，但实际上谁也不会这么做，对于不公平的分配，我们往往“宁可玉碎不能瓦全”。这说明我们做决定并不仅仅是为了最大化个人绝对收益。事实上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拥有相对繁衍优势的基因才最终会被留存下来，“相对（而不是绝对）优势”才是终极的目标函数。为了保持相对优势，我们不仅愿意放弃，甚至有时候愿意牺牲绝对利益。例如有这样一则有趣的寓言：你是一个农夫，你的邻居有一次恶意毁了你半亩田，你很愤怒，这个时候上帝出现了，上帝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保持原样，另一个是上帝再毁掉你半亩田，但同时却毁掉你邻居一整亩田。你会怎么选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也无需对人性的阴暗面感到灰心，这个逻辑的反面同样成立，即我们对于合作行为也是“投桃报李”的，比如《合作的进化》就是专门讲我们的合作基因的。）

迷信也是类似的道理。乍看起来迷信的确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而且尤其是当你把目光只放在那些“真·迷信”上的时候，你难免会感叹人类有时候真是蠢到家了。但是，实际上，迷信只不过是我们高度进化的适应机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by-product)。说到这个，故事就多了去了。这里再讲两个进化心理学家们最喜欢举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在本系列前面的文章中也提过）：假想你是原始人，你在树林里面打猎，听到身旁不远处的灌木丛可疑地动了一下，这个时候你会按兵不动，还是更愿意相信后面有一头猛兽而走为上计呢？当然是走为上计，因为如果真有猛兽，你就捡了一条命，如果没有猛兽，你除了吓一跳以及花点力气之外也没什么损失。再如食物中毒：在我们茹毛饮血的远古生活中，食品安全实在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进化选择压力，假想你在吃了某东西之后不久上吐下泻，即便有可能只是巧合，出于保险起见也还是假定是食物有毒，下次不吃为妙，因为不吃该食物的话还有别的食物可以选择，无关大局；但吃了的话可能代价就大了。

谈进化心理学就不得不谈性别差异，性事可是进化心理学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这习俗从达尔文那传下来的到现在还经久不衰，著名进化心理学家David Buss在他的教科书《进化心理学》里面字里行间都是性（也可以瞅一眼他的Publications）。其中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就是：男人更容易把女人对他的微笑理解为别人对他有意思（迷信），而女人则不会有这个倾向。按照上面的逻辑，这背后的原因也是不难理解的。

实际上，“进化”是一个如此一针见血的视角，以至于普通人在思考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难以理解的想法或行为习惯的时候，只要一放在进化的视角下，就立即好理解了，David Wilson在《进化论与生活》中就诙谐地称人人都可以是进化论学家（当然，对现象提出进化论假设是廉价的，验证却常常严谨而艰辛。而对进化心理学假设进行肤浅和草率的论证也使得进化心理学屡遭诟病。）

学术界把以上提到的两种错误，即“没风险时误以为有”跟“有风险时误以为没有”分别称为一类错误和二类错误（“妹子无意时误为有意”和“妹子有意时误为无意”）。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必须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有所取舍，考虑到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基因传宗接代，而不是做不要命的科学家，所以进化之筛选择出来的决策系统往往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我们的这个在未知面前为了最大可能性确保生存繁衍优势而作出的特定选择偏好，被统一称为Error Management System。事实上，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一类和二类错误之间的取舍贯穿了我们日常生活决策的方方面面。例如孕妇辐射服科普了那么多年，销量还是那么火，也是类似的道理：对于大众来说，要深入理解枯燥的科学研究到情感上确信防辐射服的确没有必要的地步，是不大现实的，所以科普了许多年之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虽然很可能报纸上、科学家们说的是对的，但是并不排除他们弄错了的可能性”（毕竟科学家们犯错也是家常便饭），既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而另一方面穿了也不过就花几百块钱（也没什么太大的不舒服，况且一辈子也就生那么一（几）次孩子），而不穿的话则“不排除”严重后果，那么还是穿了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以确定性的代价来消除不确定性的风险的现象，正如同发达的保险业一样。

理解了生物内置的Error Management System及其使命之后，再来看迷信的鸽子的行为，就不再是那么傻缺了。假想你是一只鸽子，笼子边上有一个喂食器，有一次凑巧你在做某个特定的动作（例如转了个圈）之后，喂食器掉下来了食物，你小小的鸽子大脑中灵光一现：会不会是我这个做法导致喂食器给食了呢？你继续转圈，果然一会喂食器又给食了。现在你会怎么做呢？你要停止转圈吗？如果你是一只非常看重食物的鸽子，非常希望能最大可能性确保食物的继续供给，那么合理的选择就是不要改变当前的行为，因为历史数据表明在至少当前的行为下，是有食物的；而如果改变行为，就不知道了，你没有试过，你小小的脑袋也无法设想这种情况，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未知就是风险。如果风险小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把各种可能性试一试，发挥一下我们的科学家精神，但如果风险较大的话，还是保险一点好，毕竟生存是第一要义。（你可能会说为什么鸽子不先试一试停止转圈，如果喂食器停止了，说明果然是转圈带来的，那么就重新开始转呢？首先你要知道，“重新开始转”跟“一直保持转着”是两个不一样的状态，完全有可能一旦停止转圈，就再也得不到喂食了（再转也不管用了）。其次，鸽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生物，也没有人类那么强的好奇心），你可能仍然觉得鸽子的做法很愚蠢，难以理解，但这其实只是因为你站在上帝视角，已知了给食器是固定间隔的，你知道了谜底当然觉得鸽子很傻，但设想你自己面临的是完全未知情况，却必须做一个最优概率的选择，情况就完全是两码事了，对鸽子来说，它并不排除给食器受它的行为影响的可能性。如果你对鸽子无法感同身受，那就想想打麻将，我上高中那会儿很喜欢打麻将，如果你也打麻将，一定知道打麻将的人如果手气不好就喜欢换换位子（我们老家那里叫“拈风”），比如有一次，你手气总是不振，但拈了风换了一个位子之后果然连糊了几把大牌，这时要是有人跟你换座位你大概是不愿意的；更重要的是，即便他跟你说，换一下试试嘛，如果你手气差下去了，我保证再把位子还给你，这时理(mi)性(xin)的你很可能仍然还是不肯，因为鬼知道当你换回来之后那个位子的“风”还在不在了（也许这个风需要你一直坐在那里才能持续呢？），保险起见还是保持原样，什么都别乱动。正如英语中的一句谚语所说：If it ain’t broken, don’t fix it.

而所有这些根源无非只有一个：我们首先是生存者，其次才是科学家。在这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即便不探究竟也得确保生存。为了确保生存繁衍，我们就必须面临在未知面前时作出选择的情况，既然是未知下的选择，就一定是有系统偏差的，只是往哪一边偏的问题。同理，只要是未知下的选择，就一定会有错误，只是往哪边偏的错误更致命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当科学家，把未知情况弄清楚之后再做决定呢？因为有些时候非要去弄清楚，就意味着小命可能搭上。好奇心不止会害死猫。

但关于迷信最令人掉眼镜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在另一些时候“迷信”甚至本身就是有利的。多才多艺的跨界心理学家Nicholas Humphrey就对安慰剂效应提出了一个反直觉但颇令人信服的进化心理学解释：由于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消耗能量来构建起防护网（制造免疫细胞等），总的来说维护一个免疫系统对人的身体来说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再加上我们的祖先所生活的水深火热的环境，我们的身体总要面对未来不可知的病菌的侵袭，所以当免疫系统出动杀敌的时候，并不会倾巢而出，而是总有所保留，而至于保留多少，出动多少，基于什么来调节这个闸门呢？Humphrey认为有多种环境线索会触发我们内部的这个调控系统，他把这个控制系统称为Health Management System，例如冬天感冒拖得时间比春夏要久，因为冬天打猎采集都困难，食物贫乏，免疫系统只能调成低档运行，宁可让感冒病菌在体内多苟延残喘一段时日，也不会大举进军以求速决，因为要留有余量来对付总是不确定的未来。而春夏则是采集狩猎的大好季节，食物补给相对充足得多，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可以调高功率。但是，总的来说，免疫系统是偏保守的，因为未来总存在着不确定的风险。但是，这种留一手的策略未必会适合所有的情况，当我们需要免疫系统加大功率的时候怎么办呢？Humphrey认为我们的先祖无意中发现了可以骗免疫系统的办法，本质上，不管是巫医，蛇油还是其他什么，目的就是要去“骗”免疫系统相信，援军已经驾到，可放手一搏。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外界的干预本身并没有直接帮助，但“鼓舞”了免疫系统的“士气”。

二：再谈自我实现的预言

本文的上篇曾经提到，心智黑洞有两种，一种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另一种是逻辑上就无法证伪的信念。其中尤数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生活中最为常见。要说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必须回到刚才的Error Management System：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固然不会有时刻潜伏的豺狼虎豹，也不会有无处不在的致命病菌寄生虫；但有另外一种Error却始终贯穿人类演化的长河，就是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时间毫无疑问是一个有限资源。花在什么地方有更大收益，很明显是进化之手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当中，选择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无一例外都受到两个根本因素的制约：一，我们是否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二，这件事情做成了有多大的收益。第一个回答“能不能”的问题，第二个则回答“要不要”的问题。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Albert Bandura（活着的心理学家当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男人）毕生致力于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对自己“能否做某事”的信念从何而来，该信念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就是他提出的经典概念“自我效能感”的由来。自我效能感跟Error Management System有什么关系？例如如果一个人由于某些原因，先入为主地相信了自己不擅长某事，那么他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投注精力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相信那是浪费时间，而如此一来他也便永远无机会发现他是否真正无法擅长某事。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基于大脑中既有的信念来构建行为，作出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往往又反过来去印证（或者叫“不推翻”）这些信念，就像循环论证一样，你先假设一个命题成立，然后一路往下最后回到“所以该命题成立”。回到前面提到的关键问题，为什么自我实现的预言跟Error Management System大有关系？因为正是因为我们要Manage“投入了没有收益”这种浪费生命的Error，才使得我们选择了不尝试就放弃。这固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同时也闪耀着进化的智慧之光，因为有所舍才有所得，放弃自己认为不擅长的事情的同时也意味着会在自己认为能擅长的事情上投入时间，这又是另一种正向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除了Error Management和Health Management System之外，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还有很多内置的控制系统（进化心理学家Douglas T. Kenrick在《The Rational Animal》中就声称我们大脑中至少有7个自我），由于我们的环境充满了未知，一切决策本质上都是概率决策问题，所以这些系统在工作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可预期的系统偏差（《Predictably Irrational》）。行为经济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们在近些年来发现了不计其数的认知偏差（《Think Fast and Slow》，List of Cognitive Biases on Wikipedia），一开始人们觉得这些偏差很莫名其妙，是属于人类大脑的缺陷（《Brain Bugs》），但随着进化心理学的发展，他们正在逐渐被放到进化论的大框架中去解释，然后人们发现很多偏差并非缺陷，而是适应我们的远古生存环境的系统机制（《Caveman Logic》）。于是，我们就回到了该系列文章之前提到的一个（也是进化心理学的）核心概念——

三：再谈进化时滞（Evolutionary Time-lag）

进化时滞还有一种说法叫进化惯性（Evolutionary Inertia）。但是不管怎么说，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远超进化的迭代速度，进化的脚步总是会慢好几拍。换句话说，我们身处现代信息社会，但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中的众多系统仍然是为了适应远古石器时代而定制的。这里简单回顾一下那个最经典的例子：我们身体对于脂肪的态度，来者不拒，因为在食物匮乏的远古社会，从来也没有面临过“肥胖”这种选择压力，因为食物总是不够的，所以负责脂肪摄入和积累的系统只需要一条简单的规则，就是“有多少都存起来，留着好过冬”。只可惜这条规则到了食物充裕的现代社会，就变成了悲剧了。（《Your Survival Instinct is Killing You》）

进化时滞能够有力地解释很多在信息社会看来很愚蠢的人类行为。例如腰臀比在生物上是女性生殖能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所以男性大脑之中的性选择系统会把纤腰丰臀定义为“非常诱人”（你看非诚勿扰上有多少“腰控”就知道了），但是这个规则是可以被黑掉的，束腰提臀紧身衣就是一个例子，甚至当腰臀比到达了匪夷所思的不现实的地步（卡通）时，我们仍然会觉得越是诱人，因为正如刚才说的脂肪控制系统一样，它只有简单的一条规则，腰臀比越小越好（因为在远古社会是没有这种“人为”“非自然”的高级黑的），这在学术上叫做超常刺激（Supernormal Stimulus）。卡通美女们大到不现实的眼睛和你懂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对于超常刺激没有防御力，因为超常刺激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我们进化出来的系统还没有来得及对付这种新颖的事物。关于超常刺激的另一些研究也可以参见《The Tell-Tale Brain》。

进化时滞是我们的宿命，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速度必然快于缓慢的进化迭代（生孩子毕竟还是一个很耗时耗力的过程）。然而，除了古老的大脑之外，我们还拥有具备普适认知能力的新皮质（Neocortex），和新皮质中强大的前额叶（Prefrontal Cortex），它们倒是能够与时俱进，应付未知的新局面（否则社会也就不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可是这同样也带来了问题：在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要面临两个大脑的斗争，例如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要吃，我们的“理智”却告诉我们不应该吃。后者当然是对的，而前者如果放在远古社会也是对的。经常处于这种天人交战的纠结中，也难怪现代人各种心理问题多。

所以，总的来说，牢笼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可避免的，在面对未知信息的时候必须作出的取舍。另一类则是因为进化时滞效应带来的“暂时性”的不适应。但是这两类牢笼的背后，都是同样的一个根源，就是我们首先是适者生存下来的生物，其次才是灵长类，我们虽有普适认知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本能却是为了保护和延续基因的（《The Selfish Gene》），甚至就连我们的好奇心和普适认知能力也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具备更大的生存繁衍优势，而一旦遇到关乎身家性命的不确定、未知、风险面前，进化所偏好的基因几乎总是偏保守的。

四：柏拉图的洞穴（知觉的牢笼）

柏拉图的洞穴是一个人人尽皆知的著名隐喻，即便是以我们现在对大脑的认知来看，柏拉图这个隐喻也显现除了极强的预见性。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知觉——视觉——承担了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其原始输入无非是视网膜上的二维信号。从二维信号到我们所感知到的五彩缤纷、富含物体和意义的三维世界，中间经过的是我们大脑中的复杂神经网络的解释。作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大脑，当然最看重的就是，哪种解释最可能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繁衍更有优势，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偏的视角，把更大的权重放在了“生存繁衍利益”，而不是“客观事实”上。著名神经科学家Dale Purves最重要的工作之一（《Brains: How They Seem to Work》）就是提出我们在观察世界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抱着无偏、客观的“初心”去看的，而是带着进化筛选出来的一些先验假设去解释世界，这些硬编码在大脑中的先验假设就是以“对生存繁衍有利”这个原则筛选出来的，例如David Buss在一篇介绍进化心理学的综述文章中用的一个现象：同样的楼层，从下面看，和从上面看，我们感觉到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们会主观夸大（大约32%）“下跌”的高度，原因是跌下来是致命的。这也是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一个推论——小心驶得万年船。

横亘在我们的意识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就是我们的具最终解释权的大脑神经网络，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柏拉图洞穴。

而知觉（perception）只是外部信号进入我们大脑的第一层处理，接下来是认知（cognition）——

五：认知的牢笼

讲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的书现如今真是一抓一大把，如果图读得轻快闲适的话可以看一下《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中译：《清醒思考的艺术》）。我们基因里面首先就自带了一些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我们通过过往的经验，又自己完善了一部分。认知图式是我们解释世界的参照系和滤镜，我们虽然感觉我们平时看到的是“客观”的事情，但其实绝大多数时候，特别是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时候（社会认知，因为人的行为往往有多种解释），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经过我们的认知图式解释过的。

例如我们在听到别人的话的时候，大脑中会自动地开启一个叫“猜猜他说这话的意图是什么”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往往需要借助另一个叫做“他是哪种人呢？”的系统的辅助。这套系统叫做Theory of Mind，ToM属于发展心理学上最经典的研究（译）之一，借用里面的一段话：

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超级模拟器，不仅能够模拟物体飞行的轨迹和落点，模拟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能模拟他们头脑中的想法、意图，以及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在微博上曾看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带孩子去听音乐会，借着她开心的时候，颇有心机的问：你看台上的人演奏的音乐是不是很动听？女儿回答：挺好听的，妈妈我知道你接下来会说让我也学一门乐器对不对？

如果你有孩子不妨在家自己试试，说到一半停下来，孩子往往能猜到你的下文。

当我们在揣测他们的想法、意图的时候，通常是很准的。有时候甚至别人根本不用开口，而只要往旁边一站，我们就感知到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例如《虎妈战歌》里面有这么一小段插曲：

有一次，露露练琴练到一半，忽然爆发了：“停停停，妈，别说了！”。

“露露，我什么也没说啊！” 我答道，我的确一个字也没说。

“你嘴上不说，可是你脑子里在想！”

“我什么也没想！” 我气愤的说。但其实我刚刚的确想了，我觉得露露的右肘抬得太高，整个状态也不对。

“把你的大脑关掉！” 露露命令道. “除非你把大脑里的念头停掉，否则我不练了！”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错得离谱，以己度人。虽然这通常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但在亲密关系中，错误地解释对方的想法、意图和行为经常会带来灾难性的恶性循环。例如在我阅读过的育儿类书籍里面，较偏爱的书当中有一本叫做《The Explosive Child》，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写得并不算太好，有点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感觉，重复和类似的例子举得太多，但它最宝贵的地方就在于全书就围绕一个核心来讲（少即是多），即父母如何解释孩子的行为。正如本文的上篇所说，在事实和感受之间，横梗着一道巨大的、看不见的鸿沟，这就是我们的心智模式，我们对世界，对人的认知图式，我们大脑中的“解释层”。《The Explosive Child》的精华几乎就是下面这一句话：

Children do well if they can.

当我想翻译的时候发现这句话很难翻译，我能想到的翻译是这样的：“如果能好好的，孩子们一定会好好的。”，反过来说就是：孩子的坏行为（这里姑且不去谈论是不是有真正的“坏”行为，下文同），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好好的），而是因为他不能（有苦衷）。

书中也同时提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模型，就是：

Children do well if they want to.

“如果孩子想好好的就一定能好好的”，这个认知模型也有一个推论，就是如果孩子没有好好的，是因为孩子不想（好好的），“这孩子就是调皮/顽固/爱哭…”。

这两种解释风格下面的父母们的心态和反应有天壤之别，而且就像上文提到的，两者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一个良性循环，一个恶性循环。相信孩子天性向善（只是力有不逮）的父母，会提供支持性帮助，会通过倾听理解来帮助孩子超越障碍，他们进而会看到孩子的行为转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确认他们的做法的合理性。而另一方面，相信天下孩子都是熊孩子的父母，则会通过威逼利诱、惩罚奖赏来试图控制孩子，如此一来，孩子行为改变则会强化他们的奖惩做法，而如果孩子行为不改变，则会被解释为奖惩力度还不够。最后，如果一切奖惩都用尽了（所谓“打也打了，好话也说尽了”）仍是没有改变，便会被解释为“这孩子，没办法了”。

两条截然不同的路，都是没有回头路的路——除非有外界的巧妙干预。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Timothy D. Wilson在《Redirect》中就讲了这么一个非常触动人的例子：一个非常简单的干预手段——每次家访短短两个小时，历时不算久，却有效地从根本上改善了无数家庭的亲子关系。这个简单的干预手段就是：当父母看到孩子的坏行为的时候，例如发脾气，哭闹，执拗等等，当父母想要归因到孩子身上的时候，研究人员只是简单地邀请和鼓励父母去继续思考孩子行为背后可能还有什么原因，除了“这孩子就是脾气不好/爱哭/执拗/逆反”等解释之外还有什么可能的其他解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邀请，就打开了父母原本狭隘的思路和固定的解释倾向。例如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原本认定孩子就是爱哭的父母可能会转而想，孩子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是不是需要拥抱，等等（当然，具体原因视孩子年龄和具体家庭社会环境而定），研究人员会鼓励父母不停地去想可能的解释，并尝试一些做法，留意孩子的响应，直到某个解释看上去成立。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干预就是要让父母用一个科学家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的行为，去大胆提出假设，并小心一一求证，而不是先预设偏见，钻到窄巷子，一条道走到黑。也是要让父母用一个好的诊断科医生的角度去看待孩子的行为，学会对自己说“这只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事实上，一旦父母打开了思（nǎo）路（dòng），往往立即就会尝到甜头，因为就像成年人很多时候也会“非不想乃不能也”一样，孩子更是如此，很多事情孩子并不是不想，而是实乃做不到，当父母以一个理解和帮助者的角色出现，给孩子需要的包容或支持，孩子的反馈往往会是非常正面的。

以恶意还是善意来揣度他人的行为，是我们大脑中的社会化模块中一个很核心的参数，影响几乎任何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不管倾向是哪边，很大可能是自证的，才需要格外留心。

六：跳出牢笼：改变的逻辑（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学点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

认识到我们大脑存在这样的“解释层”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平常对绝大多数事情的“接收——解释——反应”一连串的过程都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生了，这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别人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反应（不管是话语，还是情绪）几乎立即就会随之产生，而接下来我们的后续的思考和行为几乎肯定都是在这个解释层所限定的框框里面，有时候，这个框是容易看到的，就像上面的那个亲子关系的例子一样，但很多时候，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一些模式是如此的深，其触发的情绪反应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一旦被触发起来，我们的思维就像在（情绪的）洪流中站不住脚的人一样，被直往下游冲去。对于这种情况，在现代心理学里面，有多种做法，一种就是上篇曾提到的Mindfulness，Mindfulness源于佛教的“内观”或“觉察”，在这种状态下，就好比是把意识从情绪的洪流中抽离出来，从而不被裹挟而去，当然，现代神经科学对此有更深入的解释，这里不作深入介绍（以后另文介绍），总的来说就目前的研究和实践来看这是一种极为成功的心智工具（《Mindsight》）。但Mindfulness毕竟还是一种绕开了问题的本质的做法，它对待情绪的态度就是，情绪自来自去，我们本无法控制，也无需控制，接受“情绪总会自然产生自然而去”的事实，不去抗拒，就像站在河边看着流水流过一样。可是这样的看法是无法让我们这样的技术控满意的，因为这还是没有回答情绪之河的源头在哪，我们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或心智模式（mental model）就是河的源头，而Mindfulness只是在“下游”解决问题，如何能改变“上游”的心智模式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心理疗法，但在继续行文之前想先对这个名字吐个槽，“心理疗法”是个很不靠谱的名字，这个名字里面的核心是一个隐喻——“疗”，疗原本是针对肉体疾病，疾病当然是身体的不正常状态，“疗”就是让身体恢复正常状态。那么，“心理治疗”给人的直接印象当然就是，让不正常的心理回复正常状态了。也就是说这是个从负分到零分的过程。但是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却有一个本质的差别：设想如果你大腿上被捅了一个窟窿，细菌感染了，你的免疫系统搞不定了，那身体必然处于一个“病”的状态，需要“治”，但心理不一样，如果你（wǒ）小时候被狗追过两条街，从此看到狗就害怕，这不叫心理“病”，而是心理的自然且卓有成效的应对机制。事实上，恰恰相反，被狗咬了居然还不怕的才是真的需要治。

近些年来，在进化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的前沿进展逐渐收敛到同样一个基本假设（我当然不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只是一个有兴趣的局外人，但是在我的阅读中发现有这样一种趋势），就是那些表面上看上去是“病态”的心理机制，其实如果再往深层看，只不过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心理应对机制在正常发挥作用。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那这个被狗追了两条街的人，直到成年之后还看到狗就发抖，莫非也不是一种“病”的状态？答案是：也是，也不是。说“是”是因为很明显一个年轻力壮的成年人怕一条小狗，是很不合理的，这当然是一种“不合理”或至少是“不必要”的状态。说“不是”，是因为这个条件反射，在该人还很幼小的时候是一个保护机制，所以又是合理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要意识到，一个合理的心理应对机制，会在时过境迁，当年某些前提条件已不复成立的时候，仍然继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成为了一个“过时”的机制，从一个当初有巨大帮助的应对机制，成为了一个同样巨大的（心智）负担，正如同上文所说的“进化时滞”一样，我们的心理应对机制也会“过期”。这些过期变质的心理应对机制并不会消失，他们会继续存在于我们的情绪大脑当中，驱使和限制着我们每日的行为，其中对成年人每日生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心理学界长盛不衰的话题——Attachment（依恋模式），例如如果一个人在童年习得父母的爱需要讨好才能获得，只有讨好才能免于被忽视和抛弃的焦虑，那么当TA成年之后也会无意识假定自己配偶的爱也是有条件的，也会不由自主地去讨好、让步等，这就是所谓的讨好型人格。再来一个经典的例子：自我妨碍。著名的心理学家Carol Dweck因为他关于fixed mindset和growth mindset的研究享誉全球，他写过一本经典的书叫做《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其核心源于一个研究：如果我们认为智力是一个内在的、固定的特质，而不是可以通过努力和投入去改变的一个变量，那么有前者这种认识的人就会试图避开那些挑战性的工作，而后者则相反。因为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应对挑战失败了，就意味着他们得面对“我不够聪明”这样一个结论，而对于后者来说只是意味着“我还得再用点功”。这个实验当然就如同很多心理学实验一样有很多趣味的细节和变种，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重点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些相信智力是固定的人，所发展出来的“回避挑战”的这样一种心理“疾病”，只不过是他们的信念所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合理应对机制罢了，也就是说，在一个智力的的确确是固定的世界里面，他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理性的（至少，别公然去尝试不确定的挑战）。

这里再引用一个有趣的例子：

某私营公司的文秘小刘有一个坏习惯：什么文件，她都会拖到最后的一刻才会拼命做。譬如，公司周一开了次会议，老总让小刘最迟周四交上整理好的会议记录。无论周一、周二时间多么宽裕，小刘都不会先完成这份记录。她经常是一天十次、二十次地在电脑上打开一个文件，但每写几个字就会停下来，一个字都写不下去。直到周三的下午，她才会在电脑上对着键盘一通狂敲，如果下午完不成———这对小刘是家常便饭，她就会拖到晚上，搞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夜里一两点才下班。周四，她一定会一早来到单位，红着眼睛、带着一脸的疲惫把报告亲自交给老总。小刘下了无数次决心，发誓要改变自己这一作风，但一年年下去，没有任何效果。

袁荣亲说，小刘知道，这是一个恶习。但她一直没有想过的是，这个恶习给她带来了不少好处。譬如，同事们都知道她是“加班大王”，这个称号传到老总耳朵里，老总也从不批评她做事拖沓。这些好处成了奖励，强化了小刘办事拖沓的习惯。这个恶习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小刘的爸爸对小刘要求很高，上学的时候，每次做完作业，她爸爸都要检查一遍，一发现差错，爸爸会狠狠地批她一顿，斥责她不努力不认真。最后，小刘发展出应对办法：熬夜在最后一刻才把作业完成。这样，即便爸爸检查出了错误，但因为知道小刘熬过夜，不仅不斥责她，反而会夸她用功。公司里其实也一样，老总是男性，面对老总就仿佛是面对老爸，小刘害怕老总斥责自己不努力，所以用了以往的应付方法应对老总。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心理机制也会像进化一样那么赶不上趟呢？为什么不总是与时俱进地更新呢？原因不止一个，以后再详述。这里暂且先回到“心理疗法”这个名字，把刚才没吐完的槽吐完：如果我们同意说一个过时的心理应对机制并不能算作“病态”，而是一种必然（物理定律尚且会过时，会被更精确的理论所取代和包含，心理“定律”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心理疗法”这个称呼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如果过时的心理应对机制算是疾病，那么人人都有病（确实有些书声称如此），但声称人人都有病也只是稍有助益，本质上我们并不是在治病，而是在试图让自己的陈旧的心理模式更新一下，从而跟上客观事实（“更新一下大脑”），所以如果“成长”这个词不适用于此，我已想不出更适合的词了（虽然“心智成长”也已经快成为陈词滥调了）。如果非要在我们的每日烦恼和另一些严重影响生活的心理机制之间划一个界限，那么区别也只是“成长”和“疗愈”的区别，一个是面向绝大多数人，叫做“心智成长”，另一个则面向极小部分因一些特别的心理机制而生后备受影响的，叫做“心灵疗愈”（虽然“心灵”这个词也被糟蹋得差不多了，但总比“心理”好点儿），但重点是：不管叫什么名字，背后本质上所沿用的心理学原理都一样。

实际上，为了避开人们对“疗法”这个词的偏见（更惨的是运用该疗法的被称为心理医生、治疗师），由心理疗法衍生出来的各个支流都开始想一些不那么负面的名字，其中最流行的例如“什么什么Coach”（如life coach啊，relationship coach，career coach啊）。看纽约时报作者，心理治疗师Lori Gottlieb的《What Brand is Your Therapist》这篇文章就知道了。

Psychotherapy发展到今天，虽然派系众多，且新名词套路层出不穷，但究其根本，目的都相同，就是解除人们心理的痛苦，而所用的方法，本质上也不外乎从以下几个层面去介入：认知层（认知疗法），行为层（行为疗法），情绪层（精神分析）。从历史角度来说，先是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派，后来有斯金纳的行为派，再后来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带动了认知派。其中最流行，适用范围最广泛的就是基于认知的疗法（还有认知行为结合的认知行为疗法）。

跟大众对于心理治疗的糟糕印象不同，对现代心理疗法的实证效果研究早就进行了好多年，并且已经证明心理疗法是有显著高于安慰剂的效果的，此外跟药物干预（如抗抑郁药等）相比心理疗法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效果长久，甚至“永不复发”（想想也是如此，一旦心智成长了，谁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下呢？）美国最权威的心理协会APA，就专门设专题来打消人们对于心理疗法的偏见和顾虑，并推广心理疗法。不过因为两个原因，这条路还挺长。一是心理疗法这个领域就像心理学一样，有不少历史包袱（多伦多大学著名的发展和应用心理学家Keith E. Stanovich有一本很著名的书《How to Think Straight about Psychology》，中译《对"伪心理学"说不》，就是专门讲心理学的历史包袱和糟糕的大众印象，以及如何正视它的），它们待见大众，大众还是不怎么待见它们（考虑到中国人对于面子的顾虑，任何跟心理疾病沾上边的名词还是躲远点为妙，即使改称“心理咨询”或“心理健康”之类的说法似乎效果也还是好不到哪去），二是据APA的说法，虽然有像认知行为疗法这种非常科学和实证的做法，但实际上心理治疗师们也因为种种原因并不用它们，耶鲁大学心理学家Alan Kazdin（也是APA前主席，Yale Parenting Center的Director，P.S. 他写的育儿书和文章挺有启发的）2001年9月就曾经在TIME上抨击这一现象并建议制度改革以使得更多人能够从现代心理疗法中获益。

我们知道流行的心理疗法有很多，其中最成功的之一要数认知行为疗法，当然现在又多了Mindfulness-Based的一堆做法，但是从本质上，所有的疗法无外乎两种，治标的和治本的。所谓治标，就是着眼于我们的理性脑，所谓治本就是着眼于我们的情绪脑。不过很多时候治标和治本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当你通过再认知方法改变了你对某件事情执着的态度，从而你行为上不再像以前那样偏执（虽然情感上还有偏执的冲动），天长日久，你情感上发现原来的偏执冲动也慢慢消失了（因为新的行为导致新的经验，而新的经验则会feedback到情绪大脑，“更新”里面的神经回路）。也有时候治标及治本，比如说一个人的心理问题本来就是因为某个错误的认知所导致的，一旦改变了认知，所形成的情绪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认知还没有来得及因为天长日久“沉降”到情绪大脑的底层，形成无意识的神经回路的话）。

认知行为疗法皆着眼于我们的“上层”大脑，而着眼于“底层”大脑的疗法则一直以来没有特别卓有成效的，在历史上，心理动力学疗法（Psychodynamics Psychotherapy）显然是这其中最显著的一路，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其理念在于我们日常的行为绝大多数由潜藏在情绪大脑中的无意识动机所驱动，而精神分析帮助我们将这些动机“意识化”，从而提供改变的契机。精神分析自从诞生以来就一直有两个特点：一是耗时非常之长，为快餐化时代所抛弃。二是精神分析师所给出的解释难以证明或证伪，而似是而非的解释也容易进一步混淆对象对自己本来就模糊的认知。但是，在有些时候，当心理动力分析确实点到了点子上的时候，对方会经历被称

为“transformation”的过程，在这个深刻的改变过程中，情绪大脑被“更新”，原来的问题会从根本上不复存在。实际上，transformation不经过心理治疗师之手也会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特别是当我们经历极为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有的时候原本固有几十年的执念会在“一瞬间”想通了，这个“想通了”并不是我们通过理性大脑的逻辑推演来想通了，而是情绪大脑自行“重组”，而你的意识只是感受到了“想通了”这么个结果，就像局外人一样。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心理动力学分析打到对方的心坎上，什么时候没有，怎么能够有计划、系统地、高效地逼近那个最终的心理真相，一直是心理动力疗法派的一个难题，早期的精神分析做法更像是或者治疗师提供一些候选分析，然后对方看看像不像，或者是治疗师有一些技巧让对方能够感觉到不受评判（从而不激发其内心的防御机制）的跟自己的情感大脑进行对话，从而去自我探索，而至于探索则是随机和不系统的。但是就在近些年，这个领域出现了一个很有前景的方法，叫做Coherence Therapy，Coherence Therapy从着眼点来说跟心理动力分析是同源，着眼于问题的根源——情绪大脑，但区别在于，Coherence Therapy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能够高效地、同时却不干扰地帮助我们去探索到自己内心隐藏深处的“执”，并通过把他具象化成文字的形式来保持对其的觉知，从而在觉知的过程中让这些“过期”的应对机制跟大脑中的其他情感自然发生相互作用，最终自行消解，整个过程中治疗师的作用只是辅助性和技术性的，运用的都是对方自己内心的力量。这里不对其做深处介绍，有兴趣的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先看几个Case Examples，非常发人深思，我感觉Coherence Therapy代表着心理动力分析派的未来。

学习心理疗法（psychotherapy），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严重的心理“问题”，需要自我“治疗”，而是说，心理疗法里面有很多理念，能运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最近国内的一本育儿类的书《顺应心理，孩子更合作》其中就有很多地方运用认知疗法的原理（放心，不是“疗”孩子，是“疗”父母内心的种种纠结）。

Psychotherapy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重点仍然还是在于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至于改变也好，成长也好，无论你把它叫做什么，都是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