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怒吼杂志（Roar Magazine），2020年7月9日

作者：约阿夫·利特温（Yoav Litvin），夏洛特和皮特 ·奥尼尔（Charlotte & Pete O'Neal）

译者：新世纪兔头米粉战士

https://roarmag.org/essays/panthers-forever-revolution-at-home-and-in-exile/

1970年4月30日，黑豹党成员站在纽黑文分部的办公室前(Hartford Courant)

在流亡国外50年后，黑豹党员夏洛特·奥尼尔和皮特 ·奥尼尔回望了他们在美国和坦桑尼亚的的革命生活。

革命社会主义，是在利用一切可能手段的情况下，摧毁资本主义压迫，对自由，正义与与平等的不懈斗争。通常情况下，这一斗争常常伴随着武装反抗国家机器。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黑豹党（Black Pather Party，以下简称BPP）代表着美国国内的革命先锋力量。它鼓励人民武装自卫，提供了精细可行的社区教育方案，并通过黑豹党人的报纸，将黑人社区同海内外其他饱受压迫的团体团结起来。黑豹党人的社区活动和组织计划包括：向学童提供免费早餐，免费社区医疗服务等等。

在29岁时，皮特·奥尼尔创办了BPP堪萨斯城支部，很快，当时18岁的夏洛特 ·希尔（Charlotte Hill）便加入其中。由于其立志于挑战密苏里州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权力体系，皮特很快成为了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M. Kelly，堪萨斯城的警察总长）的眼中钉。凯利是密苏里州白人建制派的掌上明珠，随后还转隶于联调局，于1973年成为FBI的局长。（译者注：此人系民主党建制派，1940年即由联调局招募成为特务，同时也是肯尼迪家族的亲信，1961年经当时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推荐，由FBI孟菲斯办公室空降至堪萨斯城担任总长）

1970年，以一项荒唐的跨州枪支运输指控，皮特被当局判处四年徒刑。和许多BPP成员不同，皮特抓住了机会得以成功逃脱，与夏洛特一起流亡至阿尔及利亚，两年后辗转至坦桑尼亚。

两人目前住在坦桑尼亚，伊姆贝塞尼村（Imbaseni），临近阿鲁沙市（Arusha）。他们于90年代在此创办了联合非洲社区同盟中心（United African Alliance Community Center,简称UAACC）,向非洲各地的社区提供支援与教育服务。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皮特和夏洛特讲述了他们的革命轨迹，并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美国和世界各地进步运动的看法。

约阿夫利特温(简称约)：你是怎么加入BPP的？

皮特奥尼尔（简称皮）：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开始并不特别进步。我是在街头混大的。跌跌撞撞加入BPP，这实属机缘巧合，对于我却又意义非凡。

在加入BPP前我和堪萨斯城警方大干了一仗，我与当时的警察总管克拉伦斯·M·凯利正面交锋，他后来接替埃德加·胡佛成为FBI的头子，他是我的一生之敌。

1968年晚些时候，我到加州和BPP的全国领导者波比 ·西尔（Bobby Seale）和大卫 ·希利亚（David Hilliard）会面（译者注：BPP会有意识地与各地反抗的“刺头”搞串联统战），当时休伊·牛顿（Huey Newton，BPP创始人）还在坐牢。我当时被堪萨斯城政府和警察系统内针对我个人的打击和迫害气坏了，准备寻求报复。

西尔和希利亚对我说：“弟兄，复仇不是黑豹的行动宗旨。我们不是来泄私愤的，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建立些什么来改变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的生活。”

黑豹党成员在一次集会中高举“红宝书”（Reddit）

他们邀请我和其他黑豹一起学习了BPP的纲领，意识形态和组织方法。我甚至在加州坐了几天牢，与他们一起讨论了切格瓦拉，毛泽东和其他各种明灯般的革命者，关于他们的使命，目标，成就和为人民作出的牺牲。我被这些教导深深感染，如同再度接受洗礼般，决意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度过此生。

我精神百倍地回到堪萨斯城，与过去的一切负面生活做了切割。6个月内，我牵头建立了BPP堪萨斯城支部。这是我的救赎，我重生了。

我和克拉伦斯·凯利的战斗依旧继续，即使今天他已经嗝屁了。我把他的照片放在书架上，让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我想让他知道我一刻也未曾放弃斗争，始终矢志心向革命。

夏洛特奥尼尔（简称夏）：我于1951年生于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在民权运动方兴未艾时，我的父母经常在家中和朋友谈论政治，他们也常常鼓励我和我的两个兄弟姐妹为我们的黑人出身而骄傲。

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全天候和白人孩子呆在一起。那所学校新近才被打破种族隔离，所以我无时无刻都在日常中体验种族主义的骚扰。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从来都不遵守纪律。

我17岁的时候被选中并进入了堪萨斯城人类尊严高中。我遇到了不少比我年长而又富有智慧的老师，学者和学生。我热爱这一切。我们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非洲历史与文化。这一切把我和我的非洲渊源和现实相连结。

就在此时我开始与那些美丽而充满力量的黑人弟兄姐妹——BPP成员相接触，他们常常戴着贝雷帽和领巾，穿着黑皮衣。我把他们的照片贴在自己的墙上。其中有一张就是皮特·奥尼尔的。我从没有想过会遇见他，乃至于与他共度一生。

我毕业了，在国家荣誉协会的引荐下获得了一个攻读医学学位的资格。然而，1969年，我18岁，决定翘家前往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加入BPP。

在那时我们年轻黑豹以公社的方式群居，睡在“黑豹垫”上（译者注：BPP成员铺在公屋或办公室地上的海绵床垫）。刚开始我还没有见过皮特弟兄，他当时在内布拉斯卡，俄克拉荷马等地的支部搞串联，出了一个月差。

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刚刚和其他七八个新成员一起吸了psd，皮特看到后怒不可遏，把我们关了禁闭，一直关到我们承认错误。BPP对于风纪抓得很严，现在我完全同意当初皮特的做法。

几天后，我又见到了他，而接下来的50多年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在我最初着手参与早餐计划时，我成为了终身的黑豹。我们挨家挨户收集捐赠食品，喂养饥饿的孩子。我持续怀揣着奉献精神，而这就是黑豹们的动力与基石。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志愿性的，这是我们向我们的社区表达爱的方式。时至今日，当我回到堪萨斯城，我还会遇到当年受我们帮助的人向我们致谢。

约：作为一个女人，加入BPP是怎样一种体验？

夏：理论上，在BPP中理应所有性别一律平等，但是很多时候女性黑豹还是被指望着打扫卫生或做饭。我们女黑豹也会持续和这种想法作斗争。

我们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百行百业。有些人对待性的问题很谨慎，有的就特别男性沙文主义。有的人来自街头，带着自己的街头哲学;还有的则是受过完备教育的大学生。

从另一方面说，不管你是男是女，你都必须接受武器使用训练，参与社区自卫值更，上街卖报宣或是在凌晨起床给娃娃煎蛋饼。

约：休伊·牛顿和鲍比·西尔的那张持枪照片对于你们意味着什么？

黑豹党创始人休伊·牛顿坐在藤椅上，手持步枪和长矛象征黑人力量（Pinterest）

夏：休伊过去常说，革命者必须心怀人民之爱，要不然还革个啥？武装自卫是一种用以表达社区之爱的方式。武器被用来保卫家庭和社区免遭国家机器的荼毒。防卫值更和早餐计划，免费社区医疗计划等等没有任何区别。

约：谈谈针对你们的政治迫害吧，还有这怎么导致你们逃离美国的？

皮：60年代末，执法部门决意避免BPP在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堡垒化，我们黑人革命力量是钉在白人至上主义和旧殖民地“圣经带“上的一支尖钉，而我们堪萨斯城支部的影响力更是巨大无比。

我们从一位前警官处得到了一些堪萨斯警政当局的黑料，证据显示警方正在采买黑市枪支，用于武装诸如约翰伯奇协会，三K党等白人右翼团体。这桩丑闻在建制派红人，警察总长凯利和他的爪牙头上投下了一道深长的阴影。

我们搞了个超级大新闻，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凯利和其他本地政客不得不针对此事接受参议院的质询。几个我们的弟兄本想出庭作证，却被他们假扮的庭审速记员锁在场外，直到庭审结束才被放出。

捏着枪杆子的BPP把他们吓得要死。1967年，在黑豹党武装冲击加州议会后，他们通过了1968年枪控法案（68GCA，主要内容包括禁止有一年以上徒刑经历的个人持有火器，进一步限制了机枪和爆炸物的持有，向武器商开具联邦专卖许可等等），这也是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NRA）唯一支持的控枪法案。

质询会三周后，当我从办公室走出时，堪萨斯城特警在FBI的协助下逮捕了我。他们极其荒唐地指控我带着一条在堪萨斯由另一名弟兄购买的霰弹枪穿越了密苏里-堪萨斯州界。（译者注：各州枪法管理不一，但在绝大多数州，无证跨州运输交易武器属重罪）事实上，许多年以后，当检方在援引我的案子作为判例为其他案子提请量刑时，法官回绝了检方的要求，并声称先前的判决有误。

针对我的起诉包含三项指控，最终可能判处我15年徒刑。1970年10月，他们最终确定仅仅针对其中一条进行起诉，判了我4年。建制派的标准工作内容就是为革命者罗织罪名，好让他们把一生都烂在牢里。

法官允许我取保候审，我们在白人同志的帮助下逃亡到了纽约市，我们被提供了安全屋和逃生机票。我依旧相信，检方是有意让我弃保逃走的。他们知道，如果不让我走会对他们极其不利。

我关于美国的最后回忆发生在我们去纽约机场的路上，开车的同志打开收音机，当时12岁大的迈克尔·杰克逊在唱《我会在那》。我们以为我们只会离开两年，等风声平息便可归国。结果直到20年后夏洛特才第一次回国，而我却自此再未踏上归程。

当我们抵达机场，我询问夏洛特是否确定与我一同逃亡。毕竟，摆在她面前的是一份攻读医学院的机会，一个光明的未来本来在等她。她拒绝了，拒绝了除了为人民斗争到底的之外的一切道路。她过去常叫我主席弟兄，她说：“不，主席弟兄，我就是来自找麻烦的，我要把这条路走到底。“

我们登上飞机，疑神疑鬼得要死，先在瑞典呆了两个月，然后去阿尔及利亚与埃德里奇·克里夫（Eldrige Cleaver），人称“愤怒老爹“见面。当时黑豹党发生了全国性分裂与残杀，很多人死了。我的同志杰罗尼莫·普拉特（Geronimo Pratt）带我们去找了埃德里奇，他是我们这边的。

当我们到达阿尔及利亚时，我们茫然无措。我把全部经费给了夏洛特，然后去见了埃德里奇。当我敲门铃时，克利夫开了门。他是个大个儿，尽管我不怕任何人，但当他打开门时，我想：“该死，不会是他吧。”当我自我介绍时，他说：“你去哪里了？”我发现妈妈给他写了二十多封信找我。他们张开双臂欢迎我们，我们与BPP一起在阿尔及利亚呆了两年。

阿尔及利亚的BPP与大多数流亡革命运动有接触，例如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交战的巴勒斯坦人以及许多流亡的白人革命组织。但这些联系都不深厚，我们最关心的依旧是各自的斗争。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开始尚可，但随后急转直下。一些与我们无关的人劫持了民用飞机，并为我们的工作蒙上了令人厌恶的阴影。

我们开始逐步离开。一个弟兄去了赞比亚，他于2010年去世。另一个弟兄去了法国，于2011年去世。杰罗尼莫普拉特来到这里[去了坦桑尼亚]，于2011年去世。我实在命太硬，死不了。 Paul J. Magnarella撰写的《流亡中的黑豹——皮特·奥尼尔的故事》一书完整讲述了我的经历。

约：您是如何到达坦桑尼亚的？

皮：我们于1972年来到坦桑尼亚。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庐山（Moru Meru）和乞力马扎罗山（Kilimanjaro）之间，距离美庐山 30英里的地方，每天有大量乌鸦从后者处飞来。

本来我不想来坦桑尼亚。我想回到瑞典，回到地下，回到美国参加革命。但每条走这条路的豹子都最终入狱25年或更长时间。

BPP堪萨斯城的情报部长说服我们来到坦桑尼亚。夏洛特说服了我，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决定之一。当我们到达时，我只看到泥泞和生锈的锡屋顶。我感到自己从煎锅跳入火中。可另一方面，夏洛特却感觉生活在天堂。我们就像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说的两个人物一样：“两个人从监狱的栅栏里望出去，一个看见泥泞，另一个看见星星。”我花了一段时间，但最终我也看到了星星。

夏和皮：和其他拓荒者一样，我们开始尝试安家。当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没有自来水或电力。我们非常不走运，水牛和鬣狗会沿着路跑去进入我们的农场。我们使用机器将白蚁丘粉碎，与沙子，水和一小块水泥混合，制成建筑砌块。我们饲养了鸡，制作了蛋糕和饼干，并在学会了建造风车，挤奶牛等我们从未想过要获得的技能。在我们村庄的人们的帮助下，我们开始种豆和制作香肠，并将其出售给坦桑尼亚人，距今已有15年了。尽管夏洛特是素食主义者，但我们依旧一起打猎。

Imbaseni村的长者对我们的成就印象深刻，并派遣了社区中的年轻人做我们的学徒。长者给了我们一块土地，这就是我们建造第一个中心的地方，距离我们现在的中心大约三英里。

黑豹党的皇冠上的明珠是其社区工作。我们在联合非洲社区同盟中心（UAACC）所做的一切都是这项工作的代表。它继续激励着美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

我们经营社区中心，并提供免费的社区教育；开设英语课程，通过艺术和音乐，计算机，视频制作，设计，播种，摄影等为妇女赋权。夏洛特与当地妇女开展了一个纸制家具项目。我们管理明天领袖儿童之家，以帮助改善坦桑尼亚极端贫困家庭的孤儿和儿童的生活。在过去的12年中，我们以非常有限的资源养育了28个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从幼儿到大学生。

我们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构成了我们的大家庭。

黑人激进女权主义者和纽约市律师弗洛里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曾评论道：“我的祖母可以为民权斗争烤一锅玉米面包，或者泡一杯冰茶，而她的举动是一种极富革命性的行为。”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将我们的历史和当今的工作放到最好的位置，是我们作为革命者的自然轨迹。

约：你们怎么看待现在发生在街头的事情？今天的美国与BPP肇始时的美国有何区别？

皮：我认为年轻人为美丽而富于灵感的事物打开了大门，我相信它将结出硕果。

几十年前，马尔科姆（Malcolm X）所说的话直到现在我才完全明白：

今天的美国发现自己处于独特的境地。从历史上看，革命是血腥的，哦，是的。从未进行过不流血的革命，或是非暴力革命。即使在好莱坞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众笑）没有爱敌人的革命者,也没有通过向系统乞求融入而实现的革命。革命推翻了系统。革命摧毁了系统。革命是血腥的，但美国处于独特的位置。她是历史上唯一可以卷入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中的国家……今天，这个国家可以卷入一场不会流血的革命中。她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国家的黑人应得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一切！

我过去不相信这一点。但是BPP播下了种子。现在该松土了。

BPP十点计划的第七点是长久以来维持我们存在的信条：

我们希望立即制止警察对美国境内所有被压迫者的黑人的残酷对待和谋杀。

在流亡的50多年中，我一直在观察针对黑人的残酷虐待。有了记录技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变得越来越清晰。

弟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确实为许多年轻人点燃了导火索。他们激发和激励了世界各地的人们起来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资本主义的压迫。上世纪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同样激起了类似的巨大动荡。而现如今大众阶级与反抗意识的觉醒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

我不会太自以为是地告诉组织者如何举办集会。但是，我强烈建议他们在示威和抗议活动之外进行计划，因为从长远来看它们是不可持续的。必须用更大的事业带动和激励群众。

黑豹党有大量女性参与，这在黑人运动中是极为少见的（Smithsonian Magazine）

夏：我感到非常骄傲，就好像有人接过了火炬，太美妙了。我一直与国内的年轻人保持着联系，他们向我征求意见。看到他们的激情与活力，感觉就像在照镜子，感觉就像60年代回来了，感觉革命被交付到了正确的人手中！

警察集团生来就被塑造成抓捕逃奴，挥舞鞭子的监工。种族主义的文化自始至终就在警察部门中存在。现在这种潜流看起来像是升级了，其实只是人们终于有能力揭露，纪录它了。当我看到各种肤色和背景的人们团结起来时，我内心充满了喜悦。

BPP的同志们有着各种肤色，文化背景和性取向，他们真真切切的是我俩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作为黑豹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约：单靠爱真的可以摧毁这个错综复杂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系统吗？还是说，暴力在我们的革命中必不可少？

夏：不幸的是，暴力似乎唤醒了当权者。暴力和经济衰退经常并存。作为母亲，育儿者和女战士，这令人非常痛苦。我不想看到孩子受到暴力伤害。

作为黑豹，我们谈到了社区对警察的控制。现在，这个激进的概念正在进入主流。停止资助警察（Defunding the police，一个社会运动的口号，示威者希望政府减少或停止对警察部门的资助）可以腾出资源来从根本上改变社区。

艺术是传达革命性信息以及爱的个人表达的有力而非暴力的工具。作为艺术家本人，我参与创作了一系列个人作品和合作作品，着重强调了反抗压迫和社区合作的力量，最近一次是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一个名为“抗争之屋：移民解放运动套间”的项目。

约：作为一名逃犯，你有从逃亡经历中获得什么独到的洞见吗？这些年你是否仍在寻求翻案的可能性？

皮：我希望能启发人们为政治犯思考。例如，BPP成员，奥马哈原住民，Edward Poindexter和Wopashitwe Mondo Eyen we Langa（曾用名：David Rice）因谋杀奥马哈警察Larry Minard而被定罪，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案件，有人声称这是COINTELPRO计划（译者注：FBI自1956年起针对异见人士开展的一系列非法的反共防谍计划，通过招募右翼团体和人士打击进步派，手段类似拉美肮脏战争）的结果（又名Rice- Poindexter案）。

实际上，Mondo否认与Minard的死有任何牵连，并且在堪萨斯城的一次集会上支持我，反对当时我面临的枪支指控。该州的假释委员会等人权组织建议释放他们。可当地政客却不这样做。

在2016年，Wangoshitwe Mondo Eyen We Langa被羁押去世，我把他的骨灰送到了乞力马扎罗山顶。而自我1970年流亡至今，Poindexter一直在坐牢。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赦免莫须有的罪名。我的堂兄伊曼纽尔·克莱弗（Emmanuel Cleaver）是国会议员，我告诉他和其他所有人，我希望赦免所有政治犯。在过去的50年中，我一直很幸运，每天早晨在美丽的非洲阳光下醒来。我已经生了孩子并有机会抚养他们。可是与此同时，家乡的同志们却被关在笼子里。

约：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和当下美国和全球抗争中的领导者们交谈，你们会说些什么？

夏：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强调指导和积极榜样的力量。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街头年轻人的信心，使他们知道在哪里表达愤怒和爱。我认为教授年轻人实用技能非常重要。这不仅涉及如何使用大喇叭喊口号，或是组织游行。我要强调社区工作和城区耕耘作为革命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重建一种尊重土地，尊重水，地球和赞赏我们非洲传统和精神的文化。

皮：听着，革命的兄弟姐妹们。夏洛特和我在物理上与你们相距万里，但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我们本着与你们同行的精神，完全支持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仍然是革命进程的一部分！

BPP曾是革命的先锋。现在，你们是先锋，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为你们提供支持。把我们算进斗争的一部分吧。

美国黑豹党：在家乡和流亡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