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湖地区

从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贝卡谷地，到非洲东南部濒临印度洋的莫桑比克，一条由千百万年来的板块扩张所形成的裂谷带绵延7000余公里，宛如地球表面一道巨大的伤痕，这条裂谷带的非洲部分，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大裂谷”（East African Rift）。大裂谷中自北向南分布着众多地质构造形成的湖泊，仿佛抛洒在东非大地上的一串珍珠链。其中的一些大湖，如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基伍湖（Lake Kivu）、马拉维湖（Lake Malawi）等，不论是以水域面积、最大深度还是总蓄水量计，都足以跻身世界大湖排行榜的前列，因而这一地区又有“大湖地区”（The Great Lakes region）之称。在这些大湖之滨坐落着多个非洲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马拉维等国。这里曾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早在约两百万年前，原始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时至今日，生活在大湖地区的居民超过一亿人，使这里成为非洲大陆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全长7000余公里的“大裂谷带”（Great Rift Valley），其中包括了一些世界著名地区

大湖地区之所以能成为无数生灵千百万年来的家园，离不开这里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西面酷热潮湿、密林丛生的刚果盆地不同，地处东非高原的大湖地区虽同样位于赤道两侧，但由于海拔较高，所以气候较为凉爽、湿润，相比热带雨林区更适合人类生存；此外，大湖地区水域众多，涵养了丰富的渔业资源，裂谷带的火山则带来了肥沃的火山灰土，使这里的一些地方成为适于农耕的丰饶之地。然而，古老悠久的历史、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并没能为大湖的子民们带来幸福与安宁。进入20世纪后半叶，非洲大湖地区深陷种族冲突与战争的漩涡无法自拔，尽管一些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等还保持了大体稳定，但另一些国家如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却陷入了空前残酷的腥风血雨之中，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充满血与泪的惨痛一页。

非洲的“大湖地区”。湖泊不仅滋养了无数生灵，同时还向尼罗河、刚果河、赞比西河等大小河川提供了重要水源

2.布干达王国

在大湖地区诸湖泊中，位于北部的维多利亚湖是水域面积最大的一个（5.9万平方公里，世界第二大淡水湖）；从维多利亚湖流出的湖水一路向北，成为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的重要水源。这里很早就成为人类的家园，早在5万年前，维多利亚湖北岸地区就已出现了史前人类活动的痕迹。公元前5世纪左右，发源于西非的班图人（Bantu peoples）逐步迁徙到了大湖地区，利用他们掌握的冶铁与农耕技术，班图人不断开拓新发现的土地，征服、驱逐和吸收了像俾格米人这样的原生族群。后来到公元1世纪，发源于现今苏丹地区的尼罗特人（Nilotic peoples）也南下进入大湖地区，他们带来了放牧的生产方式，与从事农耕的班图人不断交融，最终一并成为了当地的主要族群。

地处东非的维多利亚湖，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就坐落在大湖之滨

到公元9世纪，大湖地区开始出现一些由氏族部落演化而来的古王国，不过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东非之前，这些古王国并没有留下太多书面记载的历史，它们的故事往往只能从土著人的口述传说中窥见一二。约在公元13-14世纪，在维多利亚湖北岸，班图人的一支——巴干达人（Baganda）建立起了布干达王国（Kingdom of Buganda）。起初，布干达只是大湖地区众多王国中较为弱小的一个，但到18、19世纪，布干达已成长为一方霸主。它征服、附庸了周边多个王国和部落，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化的统治体系，王国用从东非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的火枪来武装自己的常备军，还在维多利亚湖上建立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用以威慑近邻。

布干达王国国旗

不过布干达的“霸业”很快就要迎来尽头。1862年，布干达迎来了首批欧洲访客：英国探险家约翰·汉宁·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与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在寻找尼罗河源头时第一个“发现”了布干达。时任国王穆特萨一世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英国人和布干达的王公大臣一起狩猎、游玩，度过了一段悠闲时光。1875年，美国探险家斯坦利也在探索维多利亚湖时造访了布干达。在布干达，斯坦利看到的是一个在国王和贵族们的治理之下市容整洁、秩序井然的王国，绝非混乱无序的化外之地，他相信布干达将是一个理想的传教和发展商贸的对象。探险家和传教士们充满诗意的描述，令更多的欧洲人了解到在东非的大湖畔有一个政治开明、社会繁荣的国度，也渐渐引发了欧洲列强对这片沃土的关注。

1890年，斯坦利在第三次前往非洲探险时再度经过布干达，受到穆特萨一世国王的热烈欢迎

之后的数年里，英国传教士给布干达带来了基督新教，法国教团带来了罗马天主教。但外来宗教的传播并未如斯坦利设想的那样给布干达王国带来福音，反而引发了与本土原始宗教和伊斯兰教的矛盾、并逐渐上升为权力之争，曾经强盛一时的王国爆发了激烈的教派冲突、甚至争夺王位的内战。不仅如此，由于和外部世界的接触，牛瘟病、昏睡病和天花等疾病也随之传入大湖地区，反复爆发的瘟疫给布干达等东非国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19世纪80年代以前，布干达王国的人口据估计约为300万；到20世纪初，在战争和瘟疫双重打击下，人口锐减至100万。

3.乌干达保护国

进入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英国与德国竞相在东非争抢势力范围，深居内陆的布干达也成为两国染指的对象。1890年，英、德两国在几番明争暗斗之后达成了分割东非的协议，德国获得了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大部），英国则获得桑给巴尔、肯尼亚与布干达。1890年8月，拥有殖民特许权的英国东非公司（Imperial 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IBEAC）派遣弗雷德里克·卢加德（Frederick Lugard）进入布干达王国。卢加德利用布干达此时的内部纷争，以武力为后盾扶持一度被推翻的国王姆旺加二世重新坐稳王位，并趁机推动国王在承认英国东非公司对布干达拥有宗主权的条约上签字。1894年8月1日，由于东非公司的经营面临困境，英国政府接管了布干达，正式成立“乌干达保护国”（Uganda Protectorate，“乌干达”是东非居民对布干达的另一种称呼）。自此，乌干达成为英国的海外殖民地。

为英国攫取乌干达立下汗马功劳的弗雷德里克·卢加德（一译“卢吉”），他曾多次在非洲进行探险和殖民活动，后于1907-1912年任香港总督，任内创办了香港大学

乌干达保护国成立后，英国又继续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法，降伏或占领了周边的布尼奥罗（Bunyoro）、布索加（Busoga）、安科莱（Ankole）和托罗（Toro）等王国，并一一击败了那些抵抗的土著人首领，将这些地区也并入保护国的范围，从而奠定了现代乌干达的疆域。不过，虽然伴随着暴力征服，英国在乌干达的统治总体上是较为隐蔽而巧妙的。布干达等王国的君主、贵族、酋长等统治阶级的权力在名义上被保留下来，并得到与英国的一系列条约的确认，只是国王再也不是昔日高高在上的君主，作为大英帝国的附庸，他的权力受到英国派遣的殖民地总督等官员的制约。布干达虽然被允许设立由当地统治者组成的政务会议和土著法院，还拥有自己的国库和军队，但一切重大决定都须英国政府批准。姆旺加国王后来对英国人不满并向英国开战，结果以失败告终，后被放逐到印度洋上的塞舌尔、客死他乡。

20世纪的英属乌干达保护国，布干达等王国成为保护国的一部分，殖民地首府位于王国境内的恩德培

尽管英国人驱逐了反目的姆旺加，但由于布干达在多数时期对白人的合作态度，所以布干达王国在乌干达保护国中仍然享受到最多的优待。相比之下，被征服的其他王国大多就没能像布干达那样得以保留较大的自治权。英国还把割占的布尼奥罗等国的土地交给布干达的酋长们管理，而布尼奥罗与布干达历史上曾多次交战，这自然只会加剧“不服管教”的布尼奥罗人对“忠心耿耿”的巴干达人的憎恶，英国人借此实现“分而治之”的策略。在统治方式上，英国间接统治下的乌干达与比利时直接统治下的刚果显然有很大差别。用卢加德的话说，一个殖民地如果仅有少数英国官员而没有一个能与英国休戚与共的社会阶层，是非常危险的，英国应该通过原有的首领和习惯法来统治那里的居民，用乌干达现成的机构来治理这个国家。

英属乌干达保护国国旗

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统治，殖民者的根本目标仍然是从殖民地获取利益。1900年，英国通过与布干达的协议占有了王国一半的土地，另一半则留给了同英国合作的布干达王室和酋长们，但这只限于“忠诚”的布干达，在其他土著王国，对土地的划分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为了摆脱对美国棉花的依赖，英国开始在乌干达强制推广种植棉花，同时还强迫土著人种植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并鼓励白人到东非兴办种植园。到1915年，乌干达一年就出口了价值36万英镑的棉花，实现了财政扭亏为盈。英属乌干达虽然没有刚果自由邦那样动辄砍手脚的做法，但苛捐杂税、强制劳役之类的压榨手段依然如出一辙，每个乌干达人每年要为殖民地无偿劳动30天，实际的劳动时间往往还超出这个期限。征发劳役、征收赋税、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通常交给听命于英国的土著人首领们负责，相比于被架空的布干达国王，这些酋长成了乌干达广大地区的实际掌权者，英国人则从中获得了管理成本的节约，并如卢加德所言培养出了一个忠诚于殖民统治的本土阶层。

4.王位风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比利时、葡萄牙先后加入对德属东非殖民地的进攻，这场并不著名的东非战役及其带来的疫病大流行，给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等地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作为英国保护国的乌干达也卷入战争，不过受到的波及较小，并且战时需求的增加还刺激了乌干达经济的发展，一度减少的人口也慢慢恢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乌干达的内部矛盾也逐渐显露。普通乌干达人对殖民当局的经济管制政策的不满，布尼奥罗等被排挤地区对占优势的布干达的不满，接受西式教育的本土青年精英对守旧的传统部族长老的不满，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到了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意识到难以长久维持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开始给予乌干达更多的自治权，取消了引起不满的经济管制政策，允许当地人更多参与政治事务，试图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

一战东非战役期间为协约国服务的土著人搬运工，这场战争造成了数以万计的非洲劳工丧生

1953年6月，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个将乌干达、坦噶尼喀和肯尼亚三个殖民地合并为“东非联邦”的方案，但该方案却激起了很大的不满，因为这令当地人想到了南部非洲的罗德西亚-尼亚萨兰联邦（注：1953年英国将现今的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合并为该联邦，主导权完全落入少数上层白人手中）。布干达的统治阶层也害怕联邦化会导致他们丧失昔日的地位，国王穆特萨二世（Mutesa II of Buganda）带头起来反对合并方案，并要求布干达由乌干达保护国获得独立。1953年10月，英国驻乌干达总督安德鲁·科恩（Andrew Cohen）扣押了穆特萨二世国王，并将他放逐到伦敦，此举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布干达的反抗，巴干达人将他们的国王视为民族英雄，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科恩发现他竟找不到第二个人来接任布干达国王。1955年，英国人不得不允许穆特萨二世重回王位，动乱才总算得以平息，这场风波后来被称为“卡巴卡危机”（Kabaka crisis，“卡巴卡”是布干达国王的传统头衔）。经过王位风波之后，胜利归来的布干达国王终于以立宪制君主的身份恢复了失去多年的权威，而乌干达的独立也随着越来越汹涌的民意而变得不可避免了。

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右二）与其他土著王国的国王们在一起

5.共和国中的王国

到50年代后期，乌干达境内出现了三股主要的本土政治力量。首先是由来已久的布干达王国，穆特萨二世在反抗英国的斗争中树立了崇高威望，许多巴干达人衷心拥戴他们的国王，不过他们还想争取更进一步的独立，比如布干达脱离乌干达单独建国、或者在未来继续保持布干达的超然地位。第二个政治派别是乌干达民主党，该党主要代表布干达的天主教势力，由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布干达长期实行倾向新教的政策，天主教徒对现状不满，其中一些接受了现代理念的精英分子认为，未来的乌干达应打破传统的由国王和酋长主导的政治结构，建立一个超越王国与部族之分的现代国家。第三个政治派别则是乌干达人民大会党（Uganda People's Congress，UPC），该党主要代表布干达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利益，他们对布干达长期以来的优势地位不满，也主张成立一个超越传统王国的现代国家；但人民大会党的政治诉求较为激进，加之部族、地域和信仰不同，因此与亲西方的民主党也存在矛盾。

乌干达人民大会党旗帜，该旗帜成为独立后的乌干达国旗的设计蓝本

此时乌干达能否顺利独立的最大影响因素成了布干达王国。布干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乌干达有约600万人口，其中1/3居住在布干达，王国境内有首府恩德培和最大城市坎帕拉，有乌干达农业最富庶、工商业最发达、道路网最密集的地带，没有布干达的乌干达将难以立国；但布干达毕竟只占总人口的少数，与其他地区又素有矛盾，它想要单独建国、或者继续保持高人一等的地位也是行不通的。1961年3月，乌干达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议会选举。布干达的保守派势力意图抵制大选，不料却让积极参选的民主党获得了胜利。保守派意识到自己的重大失策，他们也成立了名为“卡巴卡耶卡”（Kabaka Yekka）的保王派政党参加政治，形成了三党竞相角逐的格局。

1962年，晚来一步的“卡巴卡耶卡”与议会第二大党“乌干达人民大会党”结成了联盟。原本以双方各自的政治立场似乎很难有什么共同语言，但人民大会党此时急需一个盟友来帮他们抗衡势力正盛的民主党，布干达王国则希望未来的乌干达政府能够继续承认他们的自治地位。最后这个出人意料的同盟竟在1962年的第二次全国议会大选中获得胜利。1962年4月，人民大会党领袖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出任联合政府总理，10月9日，英国正式承认乌干达独立。一年后，乌干达取消了殖民地时期的总督，设立总统一职以取代英国女王作为国家元首，作为两党达成的交换条件，布干达国王穆特萨二世被选举为第一任乌干达总统。

米尔顿·奥博特（居中者），乌干达独立后为首任政府总理

但是，新独立的“乌干达主权国”（Sovereign State of Uganda）显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国家内部，布干达等传统王国被保留下来，继续享有自治权，布干达甚至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军队，俨然成为国中之国。这虽然是奥博特与穆特萨国王的政治交易，但一山难容二虎，这种共和国里套王国的奇怪状态注定难以持久。奥博特虽然如愿以偿成为总理，但他的权力并不稳固，乌干达人民大会党过去没有太多从政经验，党内代表不同地区和部族的派系林立，政见也是五花八门，并且其支持者多来自乡村、没能有效掌握城市，而人民大会党与卡巴卡耶卡等外部盟友就更是同床异梦。实际上乌干达此时最大的问题便是缺乏凝聚力，不同的部族、王国历史上并未统一，早在过去便有许多矛盾，而英国人分而治之的策略又导致新仇旧恨交织，“所有被保存下来的对部落的忠诚，都成为了建立对国家的忠诚的阻碍”。乌干达人就这样在甚至还没明白什么是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走上了独立之路。

现代乌干达国旗，旗帜中央为乌干达国鸟——灰冕鹤的图案

【待续】

非洲世界大战——大湖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