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回国

记得是在昭和22年5月，苏联方面突然宣布要将劳动营中半数人员送回日本去。

这消息来得非常突然，当时只通知我们说停止工作回宿舍，第二天也不用来上班了。由于我们之前一直被骗着说是能回国，所以这次突然通知过来后，我们也只当是另一次“狼来了”没敢立刻相信。

劳动营人员的一半即300人。那么这些人选该由谁来决定呢？有的说军官、宪兵、警察不得回国，也有说只有普通劳动者和农民可以回去，还有人说民主派最优先……如果这些传言是真的的话，那我又属于哪一群人呢？

首先我肯定不是军官和宪兵，其次也不是最有可能送回国的民主派。但这事儿最终由苏联决定，所以我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除了坐等结果颁布外没其他法子可想。

实际上回国人选的标准和传言完全不一样，其实更为实际。当所有人接受完身体检查后才知道他们只是让身体弱的人回国而已。让体弱者回国，听起来挺人道的，但实际上苏联只是让无法劳动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对苏联没有使用价值的人回国作为行动方针罢了。

身体检查时日本军医也参加了。所谓检查和平时的方法没两样，做起来很简单：由女军医用手捏住我们屁股、腹部的皮肤然后提起来就行。通过辨别皮肤的松弛程度分成一、二、三、四等。一、二等留下来，三、四等送回国。

检查的时候我在苏联女军医面前故意装得病怏怏的模样，可她却连碰都没碰，看了一眼就脱口而出：“一等（呗路伊）。”

这下我回国的美梦被砸得粉碎。我还奇怪自己的体格怎么也不该算一等啊。可又转念一想这也不是没可能的，因为我在制盐厂的这不到两年期间，总是偷懒怠工，所以与其他认真工作的人相比自然瘦不下来咯。这大概也算是某种因果报应吧。

检查完后就发表了回国人员名单（三级以下）。其中有不少人身体比我还好，只是他们大部分人早在入伍时年龄都已经不小了。

劳动营里明确地被分成两组人：回国和滞留。决定送回国的那批人自然非常高兴，兴奋得连晚上都睡不着觉。这是自然的。自从被带到西伯利亚以来，每天都干着又粗又累的活挣扎着活下去，就为今天能熬出头回国去。每天做梦都想回去，终于成了真，他们的心情当然就会像飞到天上去一样。

可是我们这些滞留的人的心情则是非常复杂。如果之后不久就会被选作第二波回国人选的话，那还能勉强接受去欢送他们这群回国先遣队……

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同时陷入了不安之中，因为留下来的都是身体较好的一群。如果接下来还有从劳动营回国的机会的话，恐怕就不必会再区分身体强弱而直接被忽视。因为既然只将体弱者送回去，那么身体较好的人肯定就没机会回国了。

晚上，隔壁回国的人们彻夜兴奋地谈论回国后怎么和家人嘘寒问暖，还要饱饱吃上一顿白米饭；而一墙之隔的我们也同时整晚失了眠。

第二天就在其他人热热闹闹准备回去的时候，滞留的人中有有30人突然被分出调到其他劳动营去了。其中就包括和我长期同甘共苦的金子君。

就在回国人员走出营门的同时，那些被调动到其他劳动营去的人也坐着卡车争分夺秒地开了出去。这些人在卡车上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金子君在卡车上一直朝我挥手告别，可他心里又是怎么想的？

几年后金子君复了员，并恢复了在邮政省的工作——说到当时的心情都是又后悔又对苏联恨得要死，以至于在车上全都哭了起来。

我所在的劳动营里有很多从北支（华北）过来的战友。这些战友兼伙伴就这样分成了三部分。对此我的心也似乎同样分成了三块。其实岂止三块，我和他们都一样心全都成了碎片……

等回国的人和调走的人坐的卡车离开后，接下来就轮到我们滞留的人开拨了。

这次也是个非常突然的别离。本来还想对共通渡过近两年时光，一起工作劳动过的俄罗斯人：乌克兰姑娘、俄罗斯大妈们说一两句告别的话；只可惜已经再也没机会进工厂去了。

要是没我们这些人去工厂上班的话，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好？对此我也没有答案。苏联人做事情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简直就和屁股着火一样。之前两组人离开后的第二天，我们约300人也离开了这座臭虫集中营。

这两年来我们虽然都已经住惯这里了，可离开时却没人再次回头。如果我们这次是回国的话可能倒是有人会再多看两眼。

“还是回去好啊”不知是谁说了这么句话，这自然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腰好”的竹君

竹君在制盐厂负责“煮盐的火夫”工作。他自从北支（华北）起就和我一块儿又是同期兵，所以关系非常亲近。由于他性情温和、富于正义感，部队里不但在新兵中，在老兵们眼里也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

这个竹君在入伍头年就在北支（华北）山区里和敌人短兵相接进行了肉搏战，结果把对手整个人丢下山谷，由此便以勇武而一战成名。

他在摔跤方面确实实力强悍，队里根本没人打得过他。虽然个子较矮连我都不如，但他摔跤厉害凭借的就是腰部力量。我记得曾有次向他挑战过，竹君的腰就像块岩石一样有力，我怎么推他都一动不动，反倒是稍微使上一招我就输了。

竹君腰好不但体现在摔跤上，那方面也很厉害，号称“一炮三响”。

部队在北支（华北）的时候，每到自由外出的日子我总是和他一起拿上外出证明就往慰安所跑。第一轮总是他，之后第二、第三才是我们。

这“一炮三响”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反正也不可能见过所以只好姑且信之。但他精力确实旺盛得很。

在北支（华北）曾有过这么一回事儿。晚点名之后，他对躺在隔壁床位上的我说：“我憋不住啦，要不你跟我现在就偷跑出去玩吧。” 所谓偷跑是指不从部队正门走，因为有哨兵站岗出不去，而是从后面偷偷溜出去的意思。趁我还没回话的功夫他就一下翻过高高的后墙出去了。

当时城里的治安情况非常差，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是绝对禁止的。万一要出什么事情，自然我就会成他的共犯。所以我心里非常不安连觉都睡不着。

可就在这天晚上突然想起来紧急集合号。传令下来说：“敌人的便衣队已进入城内，立即出动。” 我脸一下子就白了。本来没事儿的话那还好说，可这次要出去行动发现我们队里缺了竹君他一个人该怎么交代呢？

我这时已经束手无策，把这事儿和班长商量；就说是“生病卧床”吧，幸好班长帮忙给盖了过去。

后来竹君当夜安全归队，但这事儿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于是我、竹君和班长三人跑不了被部队副官狠狠训了一顿。

就是这么位精力旺盛的竹君被带到西伯利亚在劳动营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也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对女人没有一点兴趣。

我们被劳动营特有的慢性饥饿病缠绕着，每天晚上除了讨论萩饼（一种包了豆沙的糯米饭团——译）和牡丹饼（把蒸熟的糯米捣烂，然后捏成小团儿，再在上面加了糖的小豆泥做成，其实和萩饼一样——译）的区别外就没别的话题了。

“最近早上小兄弟也不搭帐篷了。”曾经在部队里以腰部最强壮为傲的竹君失落地说着。

不过竹君毕竟是竹君，后来他身上发生了件把苏联看守一下摔出去的事情。

当时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

我当时偷懒，跑到竹君负责的煮盐锅那儿磨洋工。

负责他隔壁锅炉的是个头发花白的俄罗斯人，年级非常大，在整个盐场里也算个老火头。他对我们日本兵一点怨言也没有，反倒是非常亲切，我们就称他为“工头儿”。

就在那老人周围突然响起工厂的俄罗斯大妈们叽叽喳喳的吵闹声。接着声音变得愈加尖利起来简直就像吵架一样。

从大妈们的吵闹声来判断，应该是大妈们发现藏在老人煤渣里的“卡尔托起卡（土豆）”没了，就认为是他给偷走的。

在这里工作的女工（不止是女工）都有把生土豆带进工厂，等到快中午时再拜托烧锅炉的火夫帮忙烤熟，或者自己把它埋进尚有余热的煤渣里做成烤土豆充作午饭的习惯。

面对烤土豆散发出的喷香，我们这群饿鬼总会不停地咽口水。偷还是不偷？

正当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时，旁边走过一名看守来。这名看守是蒙古人，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土豆”因为他脸长得像土豆一样。

这蒙古兵对我们抱有恶意，只要走路慢了些，或者排队有些乱他就会用长靴踢我们，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这颗蒙古“土豆”要是能站到两人中间问下“希托塔科伊（怎么回事儿）”做个裁判那还好，可没想到他却跑到我们这儿来说：“就是你们偷的吧！”

这可真是冤枉，本来我们就对他不待见，这时纷纷装听不懂的样子。“他妈的”接着抓住我左手说“伊基斯达（过来）”，我脸一下就黑了。

看到这个，身边的竹君气得说：“你要干嘛，混蛋”。

也不知道那颗土豆听没听懂，他放开我的手，又去抓住竹君。

“我们不是小偷”竹君说着就抱住蒙古兵的腰哗一下给摔倒煤炭堆上去了。

由于事发突然，我给吓得一动不动。而肇事者竹君那平日里被熏黑的脸也变得有些发白了。

就是对方不讲理，可毕竟还是个能自由处置我们日本兵的苏联兵。考虑到双方的地位，这事儿结果可能不会太妙……

由于该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两人被吓得直咽唾沫。不过也不知怎的，这蒙古看守从煤堆里站起来后，清理了下手上和裤子上的煤灰后骂了句“混蛋”就走了。

我心里顿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真是太吓人了。

这事儿如果我们和他交换一下会如何处理呢？

要在原日军里的话，敌人的俘虏地位低下，估计会被狠揍上一顿让他站不起来的吧。

我们又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估计会有后手，所以还是很担心；但这都是杞人忧天。

而隔壁的俄罗斯老火头对此事了解部分内情，所以辩护说：“日本兵没错，是蒙古人的问题。”

后来只有这名蒙古兵从劳动营里消失，而竹君却啥事儿也没有。从这件事一下子就传遍了工厂，竹君则被俄罗斯人另称为“日本武士”。

可是每当提起这个他总是笑着说：“是对方站在铁板上自己摔倒的。”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有多少万日本兵，但能做到像他这样从堂堂正正“把苏联兵摔出去”的猛人估计也没几个吧。

这位自北支（华北）以来经常会让我留下印象的竹君不久后在盐场劳动营里分手，之后音信全无。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真想在和他聊聊，不知道他的腰是不是还和以前那样强壮有力。

日文报纸

劳动营生活开始没多久，我们这儿就贴出了“日文报纸”。纸上的新闻大半都是关于意识形态方面，是由哈巴罗夫斯克方面发行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扣押士兵的报纸。

苏军政治部门的军官要求我们必须要读这个报纸，结果拿到手里一看真是大开眼界，横竖就是不习惯。因为这报纸上净是些“打倒法西斯”啊、“贯彻阶级斗争”之类的文章。

当时我们吃了败仗又被扣押起来，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没有安全感，对这种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根本没人要看。

更别说我们日本兵对政治完全一片空白，什么法西斯啊、阶级斗争啊，在当时根本没人能明白这算啥玩意，至少我身边的人没人看得懂。

那个所谓的“阶级”，对我们小兵来说也就只会当成是军队军衔的等级高低，所以根本就是鸡同鸭讲。

那时候我们最想知道的是：苏联会把我们所有人怎么处置的问题，以及日本国内的新闻。

但这些偏偏查阅了所有期刊就是没有，即使偶尔刊出关于国内的消息也净都是粮食短缺和罢工的内容。

所以说苏联这报纸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能吸引我们的消息。

我们到苏联来又不是学习的，而是战败没办法成了俘虏硬给绑架过来的。

所以面对这种境遇，我们其实最希望的还是等得到哪怕最微小的同情。

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以前在北支（华北）的时候在八路军身上也有过先例。

八路一开始的时候对着日军提出的反战口号是“打倒日本军阀”、“反对天皇制度”等等假大空的东西。

在我们进入八路军统治的地区、根据地后发现每家每户的墙壁、大门上也都写着类似的口号。可惜我们士兵对政治完全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懂这种口号的意思，甚至有时带来的宣传效果完全相反。因为这种做法会让连日行军、战斗累死累活的士兵更加火上浇油。

八路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之后就引用了如下口号如“禁止打耳光”、“让我吃饱饭”等和士兵自身的日常生活贴近的的标语。另外“打倒军阀”也变成了我们日本兵“是战争的牺牲品”的口号。

虽然当时的八路军和苏军情况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但对这日文报纸初期的编译方针我却希望苏联方面能参考下那时候的八路军做法。

可惜就算我提了建议，负责出版这报纸的苏联当局也肯定不会听。

人要是肚子饿了，就会去吃以前从未想过的东西，而且只要能吃下去的都会往肚子里塞。比如一开始酸得能让人吐出来的黑面包，现在也能大口大口嚼下去。

但各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却不能像食物那样随便吞下去。苏联制度和我们的差了180度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的想法却无法突然就改过来。所以我们就一下子陷入了迷茫。对于这种单方面灌输的报纸文章自然一开始非常抵制，甚至感到恼火。

可随着从刚战败的混乱、脑袋上的无名之火逐渐消散，才注意到这文章中的内容也不都是胡说八道。

于是自然有人就开始思考：既然如此那就乘此机会好好了解学习一下苏联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各个国家的人其思维方式，视角各自不同。

苏联方面主张：从日本侵略（中国）满洲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会沦落到战败投降这个结局。

日本方面则辩解说：那么破坏《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单方面发起攻击，背信弃义让我们沦落到战败的国家竟然敢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

在劳动营里的日军俘虏也分成了两派，有些人支持苏联的主张，双方陷入对立，而且发生了很多争执。所以这问题根本无法组成统一的认识，不但在苏联期间以至于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之中。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报纸我也算是了解到了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也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内容。

从战前的恶法——《治安维持法》，到小林多喜二惨死于特高科的手下，还有劳动农民党代表议员山本宣治因反对《治安维持法》的被右翼刺杀等都是从这报纸上获悉的。

而且还知道了有个日共始终反对这场战争；居然闹到现在才知道，我们可真是太无知了。

虽然是旧闻了但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新鲜的话题。

战俘中有些年轻人哪怕工作回来也会不顾身体的疲劳，跑到劳动营的办公室里去围着日文报纸进行讨论；这些人后来代替原来的部队军官成长为劳动营里的新一代领导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日文报纸上经常有个笔名叫“诸户文男”的人。

安加拉河

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奔流而出，从伊尔库斯克向着西北方的布拉茨克浩浩荡荡一路前行，最后汇入叶尼塞河。虽然流入贝加尔湖的河流大大小小有数无数条，但从它流出的却只有安加拉河。

安加拉河流经伊尔库斯克并将其一分为二，河面宽足有7、8百米，水流非常湍急。

我从伊尔库斯克市内劳动营的前面就可以看到它。我在苏联期间从没去过贝加尔湖，顶多就是坐火车时从窗口眺望而已，所以对它并没有什么感情。

但换成安加拉河的话，就会勾起很多回忆来。

这是因为我们一年四季都在这条河边干活，喝着它的水生存过来的缘故。

安加拉河一般在12月份开始结冰，整条河上都会响起“咚隆，咚隆”的声音。

那是河面上的冰块互相冲突造成的，之后不久河面就会保持凹凸不平的样子彻底冰封起来。

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们都会灰心丧气地想：“今年回国又泡汤了。”

等河流冻上以后就成了通路，所以我们也就能不经过安加拉桥，直接奔赴工作地点去。这条冰上通道不仅能供人行，连卡车、坦克都能开过去，想来这冰层一定非常的厚。

到来年4、5月份冰就化了。一开始会有些冰块载着垃圾飘过来，于是河流一边就成了垃圾山，另一边则变成了垃圾河。

等到河水变清就已经是春天了。岸边柳树吐出了嫩芽，苏联姑娘们也哼起了《喀秋莎》的歌词：“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这时候恰恰是西伯利亚最美的时节。

而我们也会心中满怀期望地念叨着：“今年总该能回国了吧……”

一到夏天，河流里船只来往越发密集，而我们则会被派去装卸货物。木材、煤炭、食品、杂货按照季节多有变化，但这卸货的差事却依旧那么繁重。

此外我们还得从河里采砂以便用于道路施工，采上来的沙子经常用卡车来送去工地。

与日本的河流不同，河里的沙子简直无穷无尽，怎么采也采不光。

当时苏联人以“贝加尔湖的水是世界上最纯净的”为傲，而这安加拉河正是从贝加尔湖里流出来的，所以它的水也非常纯净。

我之前呆过的制盐厂位于伊尔库斯克稍偏下游的地方，而劳动营里用的饮用水就是从这条安加拉河里提取的。因为那边正好有条安加拉河的支流径直流经劳动营门前，所以取水非常方便。

到了冬天，河面冻结，所以就必须打孔汲水。但是每次用水桶提上的水总有一部分会泼出来冻在周围的冰面上，于是这取水孔周围就慢慢得越来越高，甚至让取水成了个危险的工作。而在伊尔库斯克的劳动营里设有专门的自来水管道，所以不必从河里取水。

因此之前在乌索利耶的约2年时间里可以说就是喝着安加拉河的水渡过的2年时光。不仅我们是这样，连周围居住的苏联人也是这么过来的。

在苏联经常说“伏尔加河”是俄罗斯人的母亲河。如此说来，这安加拉河则是西伯利亚的母亲河了。

不过也有些围绕这条河的悲剧故事。这是以前干活时，从一起砌砖的苏联人那边听来的。

俄国革命的时候，沙皇一家从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的旧称）被苏俄革命军一路追赶逃到伊尔库斯克，最后走投无路就跳进了安加拉河。那时后正好河流被冻住了，而那流冰发出的“咚隆”声则是沙皇一家的惨叫。——一名苏联砌砖师傅如此说道。

我不懂苏联的历史，也搞不清楚真假，但总觉得不像是胡扯。（实际上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的地下室内被当地苏维埃处决——译）

虽然沙皇一家的命运非常可悲，但想到自己战败后被俘虏到这种地方强制劳动，感觉也是挺可悲的。

随着安加拉河冰冻时的“咚隆、咚隆”的声音，近期回国的梦想也被击得粉碎；于是这声音听起来似乎就成了有几千人同时呼喊着“回国、回国”

“等到那条河的冰化开的时候，大概就能回去了吧”

怀着期望，我们反复走过安加拉大桥有好几百次了。

可真到要回国时，我们带着狂喜的情绪从劳动营出发经过大桥去火车站的回忆，到现在依旧鲜明地记在大脑里。

11月的某天下着雪，天气非常寒冷。那天的工作依旧是铺设路面，但由于天太冷以至于路面都冻上了，所以我们就改成除冰作业：用铁钎敲开冰块，然后搬上卡车运到河边丢掉。

这工作无论做多少次都没用，因为冰又会马上结上，完全是白费力气。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份美差。因为每天只要重复去做这种无用功就能混日子。

11月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0度，所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火堆旁取暖，恢复冰冷的手脚。

有天中午前后，突然听到从火堆旁传来“当啷”一声响，回头一看，只见有个小子用脚把我们放在火堆边加热的饭盒给踢飞了。

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我的饭盒。虽然里面的粥稀得和水一样，但毕竟是我最最看重的食物啊。

于是我怒火攻心，抓起一旁的冰块就朝着正在逃跑的坏小子丢过去。只可惜不但没打着，反倒是让那小子一溜烟给跑了。还好这饭盒盖子盖得很牢固，就算被踢了一脚盖子也没松开，所以里面的粥也没给洒出来，不过就是自己实在气不过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巴夏鲁斯塔（请吃吧）”这时有人对我一边说着一边塞过来块黑面包，一看原来是位60岁左右的俄国大妈。大妈对发着愣的我说：“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都是那孩子的错。这面包算是替那孩子给你赔罪的。”

虽然给我的黑面包不算大，但此时我心里却感到很高兴。于是就向着没入人群中的那位大妈敬礼，并感谢她道：“斯巴西巴（谢谢）”

码头扛大包

在这所劳动营里最累的活儿就数在安加拉河边给船装货了。从河岸边的仓库里用肩膀扛出各种物资装载到停靠的船上，也有反过来从船上卸货的。

从岸边到船上的路线中有30米是两块宽30公分的木板架起的悬空桥。要从仓库扛起重重的货物经过这么一座木板桥后运到船底的船舱，对我这种二等补充兵体质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艰苦的。（比大同矿工可好多了——译）

具体货物虽然每天都有变化，但基本都不会轻。不过如果里面装的是吃的的话那就另当别论，重就重点吧，忍忍就过去了。奥妙就在于在搬运途中可以悄悄在袋子上挖个洞，从里面偷些吃的出来。

虽然下流了点，但那时候肚子饿就管不了了。

不过要是搬的是煤炭、石灰什么的话，那就只能闭上嘴巴。散装的煤炭和石灰都是用手推车推进仓库的，所以干活时我们都会沾上一身的粉尘。我们每天出门干活的时候如果获悉“今天的货物好像是砂糖”的话就会高高兴兴上班去。

砂糖虽然好吃，但一袋也得有60公斤。这么重一袋必须自己一个人担着从仓库运到船舱。光是能扛起来站着不动就已经不容易了。工友把东西放到我肩上，一个人步履蹒跚走在晃晃悠悠的木板桥上可吓人了。

数米以下就是安加拉河。其他人走路的时候晃动木板，如果一不小心跟不上节拍就有可能和砂糖包一起掉下去。万一真的掉下去那又该怎么办呢？自然是马上抛开那袋可恶的砂糖断尾自保啦。

如果只要运一个来回那还可以忍受，但实际上却是要往返无数次才行。所以一旦进入船舱，人就不会立刻返回仓库，而是在舱里偷个懒。

这时监工就会大喊“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在甲板和船舱里到处赶人去工作。

我们不愿意出船舱也并不都是因为偷懒，其实是在里面捡漏。

船舱里除了运进去的砂糖外还有其他各种物资。我们就在上面挖个洞看看里面装的是啥，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由于里面漆黑一片，所以一方面正好给我们偷懒，另一方面太黑找东西就有些不太方便。

我卸完砂糖到上甲板前也在黑暗中摸索有啥好东西可以捞一把。结果摸到一个袋子，里面软软的好像什么点心，于是就从里面取出一个来一咬，结果让我恶心得吐出来。

马上跑到甲板上照着一看，原来刚才咬的怪东西居然是姆啰（肥皂）。

（在苏联都把肥皂做成骰子大小）

能把肥皂当成点心给嚼了，还真是贪心啊。

正当我在甲板上“呸呸呸”地吐肥皂时，周围也有好几位同样也在吐肥皂。看来心急的可不只我一个。

虽然那时候乘机吞了相当于劳动营2、3个月配给量的砂糖，但第二天依然无法缓解疲劳，腰痛得连上下楼梯都不行。

我就想到自己在河边运煤、豆粕的模样就和以前在中国我们用鞭子驱使苦力（中国劳工）一样。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曾经让中国人吃过同样的苦头，如果现在是由中国人来让我们自己也受到了同样的劳役的话，那还可以用因果报应来解释；但作为苏联人为啥要跑过来让我们来吃这个苦头？

我们既没对苏联打过一枪，也没踏入苏联领土一步。可苏联为啥还是让我们当苦力来使唤？（蒋：你以为你们从华北调到东北的对苏前线是来旅游的吗？）

想到这些，我装船回来后晚上怎么也睡不着。可惜不管我怎么生气也没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除了偷懒怠工，以节省体力外也没其他办法了。

巧遇《圣母颂》

初夏某天，我们正从安加拉河里取沙以用作道路施工。挖出来的沙子会通过好几台卡车直接运到市区内的施工现场；但装载沙子的工作却不像现在使用机械，而是全靠一把铁锹人工铲上卡车，可辛苦了。

铲沙子的工人有30名，装完一台车下一辆就立刻接上来，甚至有时候车子会还排队等候。安加拉河里的沙子到处都是，但也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取用的，采砂地点都有指定。

所以有时候地点没选好就无法一次性把卡车装满。所以为了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就采用了两步施工法：先把沙子运到集中堆场去，然后再装到卡车上。

苏联的卡车司机貌似都有工作额度，要求一天要拉多少车次才行，所以一直催着我们：“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可自己却站在一边绝不会帮忙铲沙子。也不管我们已经累得四肢无力头重脚轻，只会一门心思想让我们快点装。

他们只负责开车，所以只想保证完成车次，其他啥都不管。从市区工地到这里距离不远，所以过去卸下沙子后，空车马上就又能开回来。

“这破车干脆让它爆胎吧”我们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想法，于是有的人就往轮胎上钉钉子、往路面上洒钉子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付它，可惜对美国造的车胎来说根本没啥用。

甚至有人说：“给它挖个陷阱算了”，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不久不知出了啥事儿，卡车突然不过来了；于是我们总算松了口气躲到树荫下休息。

就在这时，一阵美妙的女高音从稍远处的金合欢树方向传了过来。

这歌曲不就是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吗？

这勾起了我的怀旧心情，于是站起来跟着歌声走了过去。

入伍前我曾经非常喜欢这首歌，还听过好几次。

在德国电影《我的歌在轻轻祈求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的最后一幕中就由女主角玛莎·艾格丝(Marta Eggerth)那完美的歌喉演唱出来。

真没想到这首歌还能在安加拉河岸边的工地上再次听到。

只是这声音肯定不会是玛莎·艾格丝，它的主人竟然是一位年近60的大妈。

这位大妈到底何许人也，怎么会唱得出如此清亮、宛若维纳斯般的声音来呢？我感到非常诧异。

“奥奇哈拉少（太棒了）”

我说着拍起了手，那位大妈显得非常高兴。

通过半生不熟的俄语才了解到：她在革命前的沙俄帝制时期，在德国经常演唱这首《圣母颂》。大妈没看过《我的歌在轻轻祈求》，于是反过来要求我来唱几句。

可我这人五音不全，一开口肯定让人笑掉大牙，所以只好边打哈哈边逃跑了。

俄罗斯人喜欢唱歌，而且还唱得不错。无论男女，只要聚集起几个人来就马上开口唱歌。如果来了兴致甚至还会弯起膝盖跳起哥萨克舞来。

我们经常会被问：“日本人为啥不唱歌？”

自打到了西伯利亚哪儿还有力气唱歌，甚至都不愿意费点气力大声喊“饿死啦”。

另外考虑到我们现在低落的情绪，哪怕命令我们唱歌恐怕都唱不出来。

不过在劳动营里蹲了2年，可能干脆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心里也算是安分下来，偶尔也会开始哼两声。

在唱歌上扯了那么多，让我们再回到工地去。

已经有两台卡车要装沙子，大家都忙得团团转。甚至连在市区监督作业现场的工头都来了，看到我偷懒气得直冒火。而负责带队的前军官池田自然也挨了批。但无论苏联工头怎么发火，他都一副不为所动的表情。

这个池田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被牵连了多少回了，但每次他都不会对我们多说一句责怪的话。（反之如有人对他发一句牢骚话，旁边人就会斥责“你小子个白眼狼……”）

工作完成后搭上卡车正要回去，这时先前唱过《圣母颂》的那大妈就带人在前面向卡车挥手欢送我们，不久还能听到她们合唱《喀秋莎》的歌声。

“好久没听《圣母颂》了，真是太好了”坐上卡车，池田队长对我恳切地说。

“《我的歌在轻轻祈求》这电影也不错，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去看。”

真没想到在这里能遇上《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的影迷。

接着我们就一直谈论《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电影的话题直到到达劳动营。什么当铺的女孩真漂亮、麦田里汉斯·亚雷(Hans Jaray)和玛莎·艾格丝热情拥抱，让披肩滑下的镜头拍的真好等等。

第二天又想去大妈那儿听《圣母颂》，打算好好欣赏下；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队突然被调去市区挖土方去了，以后也没再被派去铲沙子。

能听到《圣母颂》的机会于是便只有那么一次。

看守

自从满洲战败，在奉天被解除武装以来，我们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了。一切行动都必须遵照苏军的命令进行。而看守（堪波伊）则负责监视我们是否在按照命令行动。

到了劳动营后，看守们又站在四个角落的瞭望塔上一天24小时监视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在路上也是一前一后跟着队伍走动。

看守肩上背着配有苏军特有的细长尖刺形刺刀的步枪（蒋：即莫辛·纳甘步枪及其四棱刺刀），把我们像牛马一般来回驱赶，真是一副落魄相。

从看守本身的工作目的来看，应该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亲近的感情；不过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他们便开始逐渐开始理解了我们。

看守也分好几个人种。其中对我们展示善意较多的是蓝眼睛的欧罗巴人种。而在我们看来黑眼睛的所谓“东洋人种”……实际上却并不是东洋人。

每当要在工厂等室内作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押送过去后就跑到其他地方去，直到下班时间才再次出现把我们带回劳动营。

如果是户外作业的话则会一整天呆在我们旁边。也不吃午饭（从没见过他们吃过饭）所以这活儿也不轻松啊。

每位看守又各自不同；既有夸张到如前文提到过的那名让我去从电灯柱上偷灯泡卖给住户的看守，也有更厉害到敢对将军（吉内拉尔）开枪的看守。

那是在伊尔库斯克道路施工时发生的事情。

由于路面正在进行沥青铺装作业，所以该路段自然就被禁止通行。而我则和神田君搭伙一前一后抬着块纳辛基（搬运板）搬沙子。

有个长大胡子的苏联将军（吉内拉尔）可能是想抄近道，想从禁止通行的施工路段穿过去。他不顾看守的阻止，独自硬往里闯。

看守命令这名将军赶快出去，但他依然我行我素。

于是看守就非常生气——突然抬枪就往将军脚边“砰砰”开了枪。

将军被他的枪声吓了一跳，急忙回到原路逃跑了。

我们正好在旁边看到这一幕都给惊呆了。

就算对方有错，可人家毕竟是名将军，而他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这种事情如果放到旧日本军队里，那肯定是问都不用问，马上就会被带上军事法庭枪毙了。

不过这里是苏联，体制和日本完全不同；所有组织、指挥系统都按条块分割，所以没必要听从除直属上级以外人的命令。

只要不属于本系统，哪怕级别比自己再高也不必敬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守就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凡是破坏规定闯进来的人，不管他是普通市民也好，军官也罢都一视同仁。

苏联士兵身上基本上看不到有向下士官、上级军官敬礼的行为，对此我还经常感到不可理解，但一想到他们的制度便释然了。

反之，我们日军刚到劳动营的时候还是和过去一样对上级军官敬礼，也包括对苏联的军官和下士官认真地敬礼。凡是有当兵经历的人都会对这种繁复的敬礼感到厌恶。而苏军在如无必要则不必敬礼这点上的确要比日军合理得多。

接下去我要讲一件在距劳动营2公里远的大米精制厂里发生的事情。

虽然名称上写着“大米精制”，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日本那种把米磨白精制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就是脱壳而已。

我们还奇怪为啥要在这地方设立大米精制厂？苏联人也吃大米吗？（后来才知道他们用大米做粥或者米汤）

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包括搬运袋装大米和给大米换包装。

虽说这里是大米精制厂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吃上大米。所以既然不让吃就只好自己偷偷动手了。

出大米精制厂的时候会有个老头和看守来检查是否夹带物品。其中有个蓝眼睛白皮肤的看守被我们戏称为“小白”，他总是对我们的夹带行为睁眼闭眼。但看守也并不都是像他那样好说话的，反倒是惹人讨厌的家伙占了大多数。

那么下面就讲个被日本兵摔了个大马趴的苏军看守的故事。

那是在半夜里去制盐厂工作的路上发生的事。负责看押的是一个长得像东洋人的罗圈腿看守，这个人对我们特别“会来事儿”。总是从队伍后面呵斥：“贝斯托利，贝斯托利！”

如果有人走慢了，这个看守就会用枪托去砸他的背，然后嘴里不干不净“哟波伊玛驰（奴隶）”地乱骂一气。

所以每次我们出劳动营后一遇上这个罗圈腿就会被他破口大骂“哟波伊玛驰（奴隶）”，搞得每个人都火气很大。

有次谷君正好拍在队伍最后面。于是罗圈腿就在他背后骂了声“以比特伊玛驰”接着就用长筒靴踹上谷君的腰。可惜这次他搞错了对手。

这位谷君是个柔道四段的高手。终于被惹急了，一把抓住罗圈腿的领子“嘿”一下就丢了出去。罗圈腿呼地就滚落到3米开外的沟里去了。

这事儿发生得太快，就一眨眼的功夫，我们一下子就把心给提起来了；都担心接着会发生什么事。罗圈腿被人摔了个结实气得发疯，但谷君这时已经混到队伍里去，而我们也绝不会把他交出去。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罗圈腿从沟里爬上来后一边嘟囔着“哟波伊玛驰”，脸上却摆出个无所谓的表情，继续跟了过来。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无法理解。

这件事情以后，哨兵就变得老实多了，也不再罗哩罗嗦。过了不久也不知道啥时候他就再也没出现在劳动营里。

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原来他们并不是在蔑视我们，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和我们平等的姿态。

就这样直到扣押的第三年起，原本一直跟着我们的看守这才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了。刚战败的时候苏军抱有一种：“绝不能小看日军”的态度，对我们戒备也很严；但在这3年期间可能也逐渐摸透了我们的脾气这才放手的吧。

另外还有个原因，可能与苏军大量复员导致兵力不足也有关系。总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撤走看守后，我们也终于感到从俘虏的身份中解放了出来。

取代看守来带队的则换成了从我们中间挑选出的积极分子（积极从事劳动营民主化的人）。

这些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的同伙。去工作现场的时候也只是说声：“尽力而为”根本不提工作定额。

工作完成后唱的也不是军歌，而改成合唱《劳动歌》、《红旗》或者《国际歌》，一路回营地。

但没了苏军看守有时候也有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快到收工的时候现场负责人就会以工作定额未达到为理由强制要求加班。这时如果有看守的话就会说“到时间了”，强行走人；这方面日本人确实气场不足，也就容易惹上麻烦。

如果实在拖得太长的话我们就会说：“巴洛斯基，捏别尼马友（听不懂俄语）”然后逃之夭夭。

还有就是如果工作的时候有醉鬼过来侮辱我们的话，也只能忍着没法把他赶跑。尽管也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比较起来去掉看守就如同卸下了枷锁还是好处多些。

一转眼就过去了40年，那些苏军看守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老头了吧。甚至有可能正抱着孙子讲以前“日本鬼子”的故事。

劳动营的运气

在部队里从过去就一直流传一种说法叫“部队好坏全靠运气”，意思是对士兵来说被分配到哪支部队其实都一样，只不过你所属的部队被派驻地点的不同则会决定士兵们的命运好坏。

有的部队会被派遣到战斗激烈的地方以至于全员战死，相反也有的部队会被派到后方全程根本吃不到一颗子弹。

所以对士兵来说这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了。这种情况在当时同样驻守满洲的部队中也有出现。

有的部队在满洲边境和苏军交火，结果被打得近乎全灭；也有的部队在满洲广阔的原野上被苏军在屁股后面追了足足一个月。还有的部队就呆在后方一枪都没放过。

这些队伍要么在边境激战被打得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只剩身上的军装被人追着四处逃窜，要么躲在后方衣食无忧，命运虽然各自不同，一旦战败便都一股脑儿被苏军俘虏并给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西伯利亚过去就一直都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一下子给塞进去几十万日本兵，自然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营来接纳他们。

所以有的地方为了凑数就在野地里支个帐篷，地上挖个坑临时整出来个劳动营。由于当地温度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对不幸入住这种纸糊的劳动营的部队来说那简直就是场灾难。

如果入住这种地方的部队正巧是前文所述的被打残的部队的话，那就只能让他们自祈多福了。

接下来说说劳动营指派的工作。工作分为工厂一类的室内作业和伐木、挖煤一类的室外作业。

哪怕这两种工作工作量都一样，但考虑到天气寒冷的因素，后一种效率肯定会下降。

此外劳动营管理当局苏联方面的管理水平也有差异。有的地方为了提高业绩，故意指派较高的劳动定额，据说有的地方会故意克扣给我们的食物私下里倒卖，所以如果被送到这种劳动营去的人只能算他倒霉。

还有一点，就是日方负责人的素质问题。有的大队长一味讨好苏联人，而对我们却使劲打压。

凡在有这种大队长的劳动营里，士兵们必将承担很多额外的辛苦。这些都是不太好的劳动营的例子，凡是被送过去的人都只能算是运气太差。

那我自己运气又如何呢？在苏联的3年时间里，一次都没进过那种劳动营。这也算是在苏联扣押期间不幸中的大幸。

我回国前辗转了4所劳动营，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可以说还是不错的。在一开始制盐厂的劳动营里，昼夜三班倒做起来虽然辛苦，但死在这里的只有13人，在所有603人中只占2%。

这数字比在北支（华北）部队战斗死亡人数还低得多。后来到伊尔库斯克修路虽然也很辛苦，一点也不轻松，但比起伐木、挖煤来说实在是好的太多了。

此外在住宿上虽然制盐厂劳动营臭虫多得被我们称作“臭虫营”，但毕竟还是配备了防寒保暖设施，也因此死亡人数上就非常少了。

换到伊尔库斯克劳动营后，宿舍甚至便成了两层砖房，设施也更进一步完善；如果让伐木营的人来看的话这简直就像宾馆一样豪华。

同样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不同的劳动营条件差别也是非常巨大的。

飞散的樱花

春光惜日短

待到明年还

花散践为泥

只等二度开……

这首歌来自一部战前的流行电影《少妇椿》的主题曲，这首歌在我们劳动营里也是大受欢迎。其原因除了歌曲本身好听外，歌词也非常贴合我们期待回国的心情。

不过最大的起因还是要数当时劳动营里的“建设剧团”的当家花旦——伊东，在舞台上高歌此曲技惊四座。

和我以前劳动营中的“乌索利耶剧团”中全是职业演员聚聚一堂不同，这里全体成员都是业余选手。于是就让学生时代喜欢话剧，经常去新宿的木兰剧场、浅草的榎本健一剧团、日比谷的欧洲剧团看演出的神田君写剧本和组织表演。

节目基本都是些“东京进行曲”“东京狂想曲”“无法忘却”等风格明快的都市风格的歌曲和笑话，而且广受欢迎。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人都是东京人，故而才特别认同演出。

其中最让他们着迷的还是歌谣曲（当时的流行歌曲）。

《边境小镇》《谁能不想家》《人生行道树》《旅人夜来风》《19岁的春天》《心存爱慕》等等，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到有人哼唱。

但最让人欢喜的还是伊东君表演的《少妇椿》。

因为伊东君不仅歌美，而且女装的扮相也靓，让人看了就有保护欲。

（蒋：我懂！我懂的啊！）

一旦伊东君穿上和服带上日式假发登上舞台，我们就会被他的美貌惊得停止呼吸。随着伴奏唱起悠扬的歌声，那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在下面拍手拍得都肿了。

通过伊东君表现的女子形象，让我们回想起家乡的恋人和妻子，期待着能有一天再次与她们重逢。伊东君表演过得曲目有《隅田川》《少妇椿》《沙滩浪》等，但最有人气的还属《少妇椿》。

他本身个子较小、鼻梁挺拔、眼神忧郁，一旦化起妆来就成了个大美人。

那么化妆用的白粉和服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和服和白粉都是从劳动营里的军官提供的，假发则是割了马尾巴做的。

日本人本来就心灵手巧，基本上所有的道具都能做出来，甚至乐队用的吉他都是手工制作的。材料都从工作地收集。

不过发现马缺了尾巴后，工厂方面不久就过来投诉我们。

那时候日本战俘表演的许多都是些革命题材，例如隔壁劳动营里的剧目就是高尔基的《母亲》；但我们这里除了按青年部的意见最后由乐队高奏一曲《国际歌》来搪塞一下以外，其他都是传统节目。

从这点来看感觉我们劳动营比旁边那家觉悟上还是有些落后。

除了伊东君的《少妇椿》外，还有一个令我记忆深刻的场景就是《月色朦胧夜》。

那是以国内油菜花和樱花盛开的景象为背景，由“古拉格好声音”因幡君纵情演绎的一曲《月色朦胧夜》。

就在他唱到一半的时候，舞台为忽然从上方飘落下无数樱花花瓣（其实是用报纸的白边剪的）。于是观众席上立刻充满惊叹声和鼓掌声，甚至还有低声哭泣的声音。

为何会如此让人感动？

除了因幡君的歌声外，其最大作用的就是这些散落在舞台上的花瓣了。这勾起了我们对故乡深深的回忆，更何况我们此时身陷异国，思乡之情更是刻骨铭心。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叫《南岛上的雪片》，有个镜头说的是驻守在某南方岛屿上的日本兵在表演剧目的时候以纸片代替飘雪纷纷落下，这让台下思念故土的士兵泪流满面。

而在我们这个劳动营里，出来将雪片换成花瓣外，其他简直一模一样。

总之拘留在西伯利亚期间，忍受这空腹和思乡双重折磨；对于空腹只要有东西填下去马上就能恢复。但思乡之情除非能回国，否则怎么也不会消除。

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什么能引起对故乡的回忆，就会立即如星火燎原班扩撒开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将劳动营简陋额舞台上女装打扮唱着《少妇椿》的伊东君、以及在樱花花瓣雨中泣泪歌唱《月色朦胧夜》的因幡君的样子一直记忆到现在，对西伯利亚悲惨的生活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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