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则要讲讲好客的俄罗斯人和小流氓一样狡猾的我们之间的故事。

那天工作的内容是挖下水道，地点在集市旁边的一条坡道上。

在集市上农民们可以自由买卖自家田里种的作物，所以进出这里的人们身上就能多看到些生活的气息。

从集市上买完东西出来的人一开始都把我们当成了乞丐，但最近时间一长就在没什么人施舍给我们东西了。虽然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像话，但他们的施舍却又的的确确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

但即便如此腹中依旧空空。看到来往的人怀中揣的黑面包，闻着面包的香气，肚子里的馋虫就更是闹得欢啦。

斜坡顶上是座教堂，而半路上有家卖面包的“玛卡金恩（商店）”，买面包的队伍一直延伸到我们工地前面。

当时我们手上还有一点点钱，于是就两三个人凑起来点钱派我去排到队伍后面买面包去。

排队的几乎达到了一百人，队伍等待时间长的可怕。因为卖面包时售货员得一个个称过去，重量不够要添些，重量多了又得切掉些，所以非常花时间，自然后面等得就长了。

对我来说反正不用去干活乐得清闲。就这么慢慢挪到了队伍中间位置，有个巡警却把我给揪了出来带到队伍最前面。他说日本兵还要干活，不必排队，快点让他买面包吧。

刚被从队伍中拉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发现我偷懒，打算教训我，所以吓得不知所措。没想到不仅没挨骂，反倒还帮我和店里的大妈商量让我优先去买面包，我真是又感激又意外。

这到底是为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作为俘虏和普通人排在一起买东西就已经很可疑了，甚至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可他却完全不在乎。

我以前在北支的时候，凡是被俘虏的日本兵都会被八路称为“国际友人”并受到优待。虽然苏联和八路军都是红军，但对俘虏的处置却是天差地别。可这位警察的做法却和八路一样，可能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国际友人”吧。如果西伯利亚全都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在这里的生活印象就会完全不痛了吧。

只可惜对这种善意却被我们滥用了。正由于公众认可我们卖面包无需排队，总能跑到最前头去买，所以反过来一些普通市民就开始托我们帮他们买起面包来了。

一开始我们只是简单答应帮他们去买，可后来逐渐地变了味，非得让他们分些面包、金钱过来才答应……乘机捞上一把才满意。

于是有人就开始称这儿为“摇钱坡”，听说有些同伴确实靠这家面包店赚了钱。但我却对此没有善加利用，又给转到其他地点干活去了。

无本的买卖

当时我们无论去哪儿都惯于做些顺手牵羊的事情，但这次却竟然遇到了看守主动让我们偷盗的事情。

地点是在伊尔库斯克郊外，具体哪里我记不得了。那天作业的内容是挖下水道。

由于冬天地面很容易冻结，所以沟必须挖得很深才行。

于是我们就把沟分成两三个层级，把土一点点往上送出去，真是个重体力活。

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看守用手指着旁边电线杆说：“去吧那个兰普切卡（灯泡）摘下来。

我搞不懂他要干嘛，但既然看守命令下来，那只有照办咯。

爬上4米高的杉木电线杆，把灯泡摘下来交给看守后，结果他又让我把对面三跟电线杆也一样搞定。

看守的任务是将我们从劳动营带到工作地去，我们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去想办法打发时间，等到干完活再把我们带回劳动营就行了。

其中也有些人会指挥干活，但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要求保证人数正确，所以基本上和工作是没关系的。

虽然我看到其他人这时都躺在地上休息，非常恼火”凭什么他非得使唤我”，可还是按照要求爬上电线杆摘下其他3个灯泡交给了他。

接下来他就说了这么一番话：“你拿着这灯泡到那边房子去卖掉。如果卖得好，就把钱分你一半。”这下可好，不但要帮他偷东西，还得帮他销赃，我真是无语了。

在苏联，如果有人盗窃公物就会被从重处罚。就在之前在乌索利耶的时候看到过有个俄国人偷了一箱红茶被抓住，结果就给判了20年徒刑。

如果这次偷东西被发现，参考那一箱红茶20年刑期的话，那么这灯泡大概就得判上好几十年了吧。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俄罗斯人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应该不适用苏联的法律，所以哪怕被抓后要对我这个日本人判刑，我也一律只当作不知道。

“德拜衣，德拜衣”我被看守催得急了没办法只得抱着4只灯泡跑到附近农民家去推销了。

在苏联无论那家的房子都不会太大。基本上都是10到15坪（1坪约3.3平米，这里大概是30到50平米的样子——译）大小的圆木屋。而且每户人家的窗户铁定都是用白色窗帘和花朵装饰。

头一次去别人的家，哎呦妈呀，只见胖乎乎的大妈正和长着一副斯大林式胡子的男人在大白天躺在床上奋战呢。我慌忙跑了出来，还把“商品”差点给掉地上。

我也不是一声不吭就往人家家里闯，之前明明大声喊“布拉斯奇（你好）”打过招呼的，可能他们太投入了两个人都没听见吧。这是我前前后后仅有的一次亲眼看到俄罗斯男女办事儿。

接着我又战战兢兢跑去第二家，这回是两个大妈正在吃饭。我把事情说了一遍，她们就还价说10卢布太贵只想给5卢布。但这也太低了，于是我说要去其他地方看看做出要走的样子，她们这才说10卢布哈拉少。

收了钱，我正要回去，没想到她们还额外给了我片黑面包。

那看守正在等我的消息，就把事情前后报告了一番，再把赃款10卢布拿了出来。结果他只说了声哈拉少，就把钱那走了，我那5卢布他根本没有要给的意思。我催了好几次结果还是没能拿到。这算什么事儿，把我气得目瞪口呆。

虽然之前经常听人说苏联人说话不算数，不过这次我才算真正领教到了。

所谓“犹言在耳”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要说苏联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就比如刚才说的推销吧。我这个日本俘虏兵（一看就知道）为了卖偷来的灯泡跑到苏联平民家去，结果那户人家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甚至还和我讨价还价，完全就把我和普通苏联人一样对待，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理解。

可那个看守为啥要指使我去偷灯泡，再卖掉呢？明明除我以外还有四五十人可以选啊。可能是他看我太闲才指定叫我过去的吧。

总之我感觉当时的苏联是极端的阳光和极端的黑暗互相搅合在一起的另类国家

劳动建设热情高

由于目前这个劳动营是我孤身一人过来的，所以里面的人在过去旧军队里的经历一概不清楚。

况且这里的人都是特意不去提起在过去军队中的事情。这种事情不知道的话反而乐得轻松。

曾和我一起搭档前后挑过渣土的人里居然就有个前陆军大尉，还有担任过战场指挥才半年的前陆军二等兵。

我知道后真是非常吃惊，我的这种惊讶可能也正说明我觉悟还是比较落后的。

由于这里已经不是军队，和一般社会形态非常接近，所以以前军队里的军衔军阶也一概不起作用。

这里从人数来看应该有个正式任命过的大队长，但我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战争早就结束了，在日本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军人了。

假设在这个西伯利亚劳动营里却还残留着军官，而且还像过去那样作威作福的话，那会是种什么样的后果呢？

当然会被士兵们反抗啦。

旧日军的军官层中也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可是过去无论对方怎么坏，士兵们只能默默忍受。

可如果他们继续变本加厉，借着军阶视士兵为草芥任意欺压凌辱的话，那又会如何呢？

那么那些被视为草芥的人就会站出来展示自己不是任人欺凌的证据，这就是所谓的“逼宫（很多人集中起来向对方施压，让其承认错误——译）”。

但有的人实在太坏，真想一枪毙了他。就像以前制盐厂劳动营的时候就有个军官老是迁怒到士兵身上，最后被士兵们警告“迟早弄死你”。

后来他被苏联人调到其他劳动营去，最终避免了一次事故。所以主要问题在于坏的程度，凡是被“逼宫”的日本军官都是些非常招士兵痛恨的人。

那么话归原题。在现在这个劳动营，听说也有过“逼宫”的情况。我刚来的时候，则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化获得了一定进展，让所有人都变成了“穿军装的普通人”。

还有个变化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不再会有看守监视了。我们自从战败被解除武装后，就一直被苏军的哨兵、看守监视，这也就不断提示我们的身份是俘虏，并从中体味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和可怜。

可一旦撤除看守，那么俘虏的身份就消失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鼓舞。从而工作绩效也得以提高。

撤除看守的同时，作业现场也不再有人训斥，反倒是有很多时候干脆让我们来主导整个施工进程。可能他们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了三年，终于了解到我们的优点；也有可能他们知道最近会安排我们回国，所以就不再对我们挑三拣四的了。不过我估计更多的是第一个原因，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随着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我们自身也起了变化，那就是不再对苏联人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比如争吵的时候，之前无论对方说什么我们都回答：“普拉伊纳（您说得对）”，但现在根本不会顺着对方说话，反倒是常会立即反驳。

可是也不知道苏联人怎么想的，当我们以这种态度对付他时，也不生气。所以我们就摸透了他们的脾气，借此蹬鼻子上脸。

其中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以前一直和我一起进行道路施工作业的宇贺神君。不知道啥时候起他居然就成了现场监督，甚至指挥起苏联劳工来了。虽说他俄语不错，但毕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可居然硬是能当上现场监督，我可真是服了他了。

像类似情况的日本人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个。

苏联人干活的时候都很随性，干到哪儿是哪儿。先干起来再说，如果行不通再从头做起。但是我们的话就会先思考一番。如何做活最合理……

比如说切砖头，一行35块，切上20层就要700块砖。这种心算我们谁都能行。可要放到苏联劳工身上那就不行了。他们以为我们心算结果是随口胡说的，所以一开始不相信；直到后来理解了他们的脑袋和我们的脑袋的区别后才放心大胆地放手让我们自己干起来。

当时苏联人包括看守算术都不行，曾经出工时让我干等好长时间，所以普通人更是不行了。

我就听说过在伊尔库斯克市内曾有支日本战俘施工队从设计开始直到完工全部靠他们自己的双手，这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事情。

总而言之，到回国前的那段时间里，第9劳动营的生活是我在西伯利亚这三年里最好混的半年时间。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对我在西伯利亚扣押生活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当初刚被扣留的时候就能被这样对待的话，那么我对苏联的认识和评价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区别吧。

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所有其他被扣押的人员也都是一样的。

往返双向明信片

到伊尔库斯克后不久，某天苏方发给我们一张奇怪的明信片，意思是让我们写了寄出去。

这封明信片用俄语和日语标明是用来让俘虏寄出的往返双向明信片。

这东西真能寄到我家吗？我对此半信半疑。

“这背后肯定有猫腻，最好别寄”有相当多人抱着这样的想法。

但我认为只要不写什么敏感的东西就行了，于是就按照要求写好寄出。

内容好像是“目前我在西伯利亚活得好好的，别担心”之类。

这明信片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并没有强制要求都寄出去，但也并不是所有人就因此而放下了戒心。

因为当初被胁迫到西伯利亚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自暴自弃向对方报上了荒木又卫门（在日本剑法史上，为数一数二的知名人物。曾因伊贺上野的复仇，连斩卅六人。——译）或丰臣家康之类的假名。

而用假名的明信片肯定是无法寄回到家的。可事到如今又不能对苏方如此这般坦白。所以这样的人就无法安心下来写信了。

如果强制发信的话可就全暴露了……

寄出去以后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我已经完全忘记有这回事儿了。

就在这时候收到了从日本过来的回信。经历了数年才好不容易收到家乡来信，很多人都高兴地喊了出来。

给我的信是由妹妹执笔写的。“父母安康，等你早日回国。”寥寥几字非常简单，但我却高兴地反复读了好几遍。

而那些当时拿到空白明信片却没写的人则非常失望，发誓“下次我一定写。”便一直等着第二次机会，只可惜这是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分发过第二次。

之后过了约1年我复员回家时，问起妹妹当时收到这封明信片的情景，她是这么回答的：

那天家里人都在田里干活，只有妹妹一人留下看家，就在这时候收到的明信片。

这明信片看着怪怪的，既有俄语又有日语，妹妹她就一时间失了神。

反应过来这是从战败后下落不明的我手上发来的后“哥哥还活得好好的”立刻高兴地拿着这明信片一溜烟就跑到自家地里去了。

父母看到妹妹拿着我写的明信片，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道：“邦雄还活着吗，太好了，太好了。”

父母虽然知道战争结束后日本军人被扣押到苏联建设西伯利亚的消息，但至于我自身会被怎么样却还是不清楚的。

因为这次战争家里3口男丁中，长子已死在南方大海里，而我虽然还在西伯利亚，但只要还能活着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他们的反应也在我预料之中。

失去长子以后，如果再失去我这个小儿子的话，那么父母将来的生活就会失去依靠。

知道我的消息后，他们就一下子打起了精神，干农活也变得特别有力气了。以前从华北和满洲就经常通过军邮往老家寄明信片，每次父母收到信确认我还活着就会变得放心，甚至欢喜。

我在西伯利亚呆了3年，这一期间虽然只发送过一次一封明信片，但这封明信片却让父母比以前在中国打仗时通过军邮往老家寄明信片更让他们高兴得多。

对苏军的好印象

我们自打从满洲被俘起就被苏军连蒙带骗弄到了西伯利亚，所以对苏联完全无法产生信任。

不过虽然苏联在我们看满口谎言，但也有过没有撒谎、好好遵守诺言的时候；这种情况我曾遇到过两次。

先说第一次……

在苏联劳动营里的我们这些俘虏每日配给如下：黑面包350克，杂粮450克，蔬菜600克，鱼50克，肉50克，砂糖20克，其他还有油、盐、香烟等等。

蒋：这里补充一下八路军-解放军的饮食标准以作对照：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麾下八路军新四军的饮食标准大致就是每人每天750-850克粮食、2斤蔬菜、每个月管1斤肉。

然而就是这个标准能达标的多半也就是粮食了，甚至闹出过东北野战军的朝鲜人转入朝鲜人民军后逮着咸鱼大米饭一顿猛吃引起朝鲜军官鄙夷的。

而建国之后执行到新世纪的“斤半加四两”标准也是750克粗细粮，750克蔬菜、50克肉、50克鱼肉蛋类，50克豆制品和50克油。

杂粮以软粥（喀夏）的形式分派，蔬菜是指蔬菜汤。而砂糖则须事先向所有人员征询意见后再于当天以实物的形式交付给我们。

每个人分配到的20克砂糖大约相当于一勺的量。每个人拿到砂糖后，有的就直接舔着吃，有的放在黑面包上吃，还有人存上4、5日的量后再一次吃掉，吃法各式各样。

量虽然只不过一勺而已，但对每天辛苦劳动的我们来说却是仅次于黑面包的重要物资。

可是有天这么重要的砂糖配给突然给停了。停了一个多礼拜后，苏方通知我们说：“等恢复砂糖配给时，肯定会把这几天缺的份额给你们补上，所以请耐心等待。”

“说什么补上这几天的缺额？好蹊跷啊。”

“怕是砂糖配给下面就没有了吧。”

我们一直都被苏联耍着玩，自然不会相信他们的话。

过了10天，20天后砂糖还是一点影子都看不到。

接下来一个月还是没有分配下来，正当我们要放弃砂糖的时候，某天突然砂糖就被分发下来了。

而且还把之前的份都给补上了。

一个月份额的砂糖大概可以装满饭盒的盖子。

“哇——好厉害”有的一下子全舔完了，有的装进自己口袋里，有的一点点抠着吃，也有人立刻拿去和战友换烟抽，总之好是热闹了一阵。

“苏联看样子偶尔也会说老实话嘛”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由此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

“还是日军最坏！”

接下去是第二次……

那时候刚被归到苏军管辖之下，我们正从满洲奉天向黑河转移以便进入西伯利亚的路上。

那时候苏联士兵正在到处劫掠，我们被骚扰得烦不胜烦的时候。

被人用曼陀林冲锋枪（可能指的是PPSh-41，因为那个大弹鼓而得名）顶着，把我们的手表不由分说全部抢走。

苏联兵满面红光，刺着刺青的双臂上整整齐齐带上一排从日本兵那儿抢来的手表，那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因此进入劳动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人还能带着手表。

我在当兵的时候所有的两只手表中的一只就在满洲给抢了，剩下的那只总算死里逃生给我带进了劳动营。

被人抢走的那只表是从军队酒吧酒保那里买来的便宜货，所以丢了也没啥可惜的。

剩下的这只手表则是我开赴前线时，在高崎联队门前从过来送别的父亲手里接过来的。

因此对我来说这是父亲重要的纪念品。在华北作战四年以及被苏军俘虏后都一直被小心保存着。

能避开抢劫一路把手表带过来的，在劳动营里除了我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但他们后来都因为饿肚子的缘故用几块黑面包就给换走了。

“与其说什么时候被他们抢走，还不如趁现在换成东西吃了。”

虽然能够理解放弃手表人的心情，但我依然不愿意放手。

如果我拿表换东西的话，那简直就像把父亲给生吃了的感觉。

某天，苏方发出了这么条命令：“凡是持有手表的人，都会在劳动营内妥善保管，故请全部上缴。”

“怎么办？”我陷入了矛盾之中。

日本方面的大队长向我暗示说苏联方面好像也知道哪些人手里有手表，所以干脆还是……

“斋藤，不能给他们。他们的话不能信。”

战友们想阻止也不是没道理；他们在满洲抢劫的样子我已经看得够多的了。

要是交给他们保管的话，以后再去问他们要，那肯定会变成“捏兹那伊（不知道）”。

话虽如此，可万一被苏方知道我手上有只手表，又有可能会影响到回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弄丢了手表，父亲应该也会谅解我的吧？

下定决心后就来到所长室前敲了门。

政治部的莱金中尉就在这里，看到我的手表得意地笑了笑，通过旁边的翻译对我说：“这表现在我这里保管下，别担心会还给你的。”

自然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之后过了一年半，劳动营有一半的人被决定送回国去，我们剩下的人也将被转移到其他劳动营。

就在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之前寄放的手表突然又回到我手里来了。

原本我已经忘了这表的事情，觉得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没想到居然又给拿了回来，这下我真是又惊又喜。

因为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其他没把手表上交的人基本都把它换成了面包、香烟什么的，所以已经没人手里有表了。况且这表还是父亲送给我的重要物品，对此我更是心底里感激零涕。

如果我当时没有上交的话恐怕也和其他人一样都已经换成黑面包什么的，从我的手上永远消失了。

可即便他们交还了手表，但我依然无法将战败后在满洲无法无天到处洗劫的苏军士兵和现在劳动营里苏军的表现联系在一起。

这也许才是真正的苏联军队，工农红军该有的样子吧？

自此我对他们的印象也大为改观。

关于这只手表我也写下它后来的故事吧——自从回到我手中后，在以后的约一年半时间里我坚持抵制诱惑没舍得把它换成黑面包和土豆，一直伴随着我到处奔波。

可惜就在回国前，我们到纳霍德卡港集结的时候，在半夜里被人给偷走了。那时再垂首顿足也已经晚了。

我咬牙切齿地大声叫骂：“他妈X个X的！还是日军最坏！”

生活改善

扣押在这里的第四年，劳动营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其中第一大变化就是食物的供应改善了。自从被送到西伯利亚以来，配发给我们的食物非常少，所以由此在劳动营里引发了各种事情。

要说西伯利亚扣留之所以悲惨，其最大的原因就是食物不足。之前已经写过好几次了，当初扣押的头一两年里食物少得不成样子。

而且当时苏联人自己吃得也很差，不过就算如此也不应该成为让我们食品不足的理由。

（蒋：1946年苏联爆发了饥荒，连胜利元帅朱可夫都不吃肉了，当然这个斋藤就不知道了）

人要是想活得有尊严，首先就必须要保证食物。过去就有人说“食衣足而……”而从没听到过“衣食足而……”的句子。

不管怎么说，之前一直像水一样稀薄的粥总算能慢慢变得黏稠起来，到第四年突然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急剧好转起来。

这第四年就是指昭和23年（1948年），也就是我回国的那一年。具体是在那年夏季回国的。

在苏联整整三年时间内，能获得还算过得去的配给才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要说改善到了什么程度？

首先黑面包的大小是不会变的，但谷物类供给增加后以前那种清汤一样的稀粥其粘稠度也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每次饭量都能盛满大半个盒饭。

另外鱼、肉和蔬菜也增加了，这样我们也总算能够再次感到这饭能吃饱了。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偶尔一次两次，而是每天都这样，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最好的事情了。

食物分配的方式也和从前不同，过去是以寝室为单位派人到厨房打饭，回房间后在自己分配；而现在则要自己去厨房领饭。

听说市区里还有个配备食堂的劳动营，我们虽然不至于此，但自己领饭和等人打饭比起来还是前进了一步。

不过这样一来恐怕炊事班就辛苦了。当时的炊事班无论在哪个劳动营里都是很忙的。

谈到吃饭，我马上就想起旧日本军队里杂七杂八的饮食（日军饭食要自己在当地征集/抢劫，所以就有鬼子脖子上挂两只鸡的情景。动作慢就没东西吃了。），可在劳动营里却没有这种情况。

更何况他们还用如此少的材料作出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们对炊事班的辛勤劳动还是非常感激的。（不过看劳动营里的食物都是俄式烹调，估计劳改营的炊事班应该是苏联人）

至于物资供应变充足的原因就在于“苏联的粮仓地区——乌克兰方面终于可以将谷物顺利地调派过来。”所长大尉这么告诉我们说，像以前那种困难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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