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当大兵，一百充士官

我们每当需要外出到其他劳动营去的时候，当天负责带队的日方领队就必须先与负责守门的苏联下士官（俄语“塞雷将多”）及哨兵（俄语“堪波伊”）三方面共通清点出行人员数量，全都符合以后才能“阿克罗伊瓦特（开门）”放行。

一般来讲清点人员数量这种事情花上5分钟就足够了，可实际上即使清点人头这个事情每天都要重复做，却依然还是得花上30多分钟的时间才能搞完，真让人无语。

如果放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管他要用多少时间呢；因为时间花的越多那么工作的时间相应就会减少。但如果是在零下30度的冬天的话那就够受了。要在在室内还能暖和些；可一旦在户外站上30分钟，不管你再怎么努力“跺脚”取暖全身也都还是会像掉进冰窟一样冷。

一开始我们还搞不明白为啥要花上这么长时间。可后来知道是因为他们（苏军下士官、士兵）的算术太差，特别是乘法根本算不来造成的，我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每天外出工作的队伍排除偶然情况一般都在200人左右。如果在日本，连小孩都能很快计算出这200个人头，算不出来的人反倒是很少见。可是，在这所劳动营里对算术一窍不通的人却是不在少数。

旧日本军队里行军时候都是四列纵队，进入苏联辖区后就全都变成五列纵队了。我们去工厂上班的时候自然也是走五列纵队。连哨兵都会用日语说“五列”。虽然不知道苏军自己是走几列纵队的，但排成五人一排可能是为了让他们计算起来方便吧。结果哪怕就是这么个计算简便的五列队伍他们算起来也得花上老半天功夫。

我们排成一排5个准备去上工，走到大门前，下士官和哨兵就会从旁边开始“拉斯，得拜，特里（一、二、三）”数起来。200个人5个一排就是40列。可他们由于不会乘法，下士官和哨兵于是就在我们队伍里跑来跑去，一个个地数过去。本来他们乘法就不太好，跑来跑去也还是数不清楚。

天气太冷，我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自然心里就会忍不住想大骂“搞什么鬼慢吞吞的，八格牙路。”

“八格牙路”这种骂人话很容易就会被人记住，如果碰到对方哨兵是个坏脾气的话马上就会倒大霉；所以结果还是不敢随便说出口。

总之，那时候他们的算术水平要放到日本只能算是小学生还不如。凡是在西伯利亚有过扣押经验的人基本都见识过，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的。

记得曾经亲眼看到过哨兵记录我们人数的草稿纸，上面写着“5*40*3”这几个数字。那天人数应该是203人，一般来说直接写上“203”不就行了嘛。可是哨兵怎么也没弄清楚总数是203人，所以就把自己清点的结果5列40以及余数3人写成“5*40*3”的形式。

“如果能算到100以上就能当下士官，如果只能数到50的人只能当大兵了吧。”我们当时对苏联兵背地里都这么评价，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

随着滞留苏联的时间越来越长，苏联兵算术差的弱点也被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也许后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比较难的计算干脆就给放弃了。

后来只要我们列队走到大门前，他们就会简单数一下然后直接“哈拉少，伊基（行了，走吧）”给放过去。莫非突然脑子变好使了？这自然又成了一个谜。

也有可能那段时间劳动营哨兵大幅轮换，新来的人比前任计算能力强了些也不一定。

日军采用的是征兵制，只要体检合格就能入伍，智力方面不会检查，但也不会有士兵因此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的。

也不知道苏联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的，反正战后和我们一直有接触的苏联兵基本都是这副模样

黑面包的故事

黑面包在苏联是主食。我第一次吃到这黑面包是在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当时是负责押运的苏军在途中提供给我的食品。

但我头一次把黑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立刻被一股独特酸味倒了胃口，接着就把它丢到车外去了。之后回想起来感觉我真是太浪费啦，可那时候日军的食品（罐头、大米等等）还有很多富余，所以这种酸酸的黑面包不吃也没啥。

不过我也就是刚接触的时候没把黑面包当回事儿，进了劳动营后手头上可吃的东西只有配给下来的那么一点儿量，根本不够。再加上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所以肚子更是饿得前胸贴后背，哪怕再酸的味道也能吃得下去；以至于我后来都觉得黑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虽然围绕这黑面包发生的都是些阴郁的故事，但作为纪实回忆我还是决定挑一两件写出来。

发给我们的黑面包一天有350克。一斤相当于600克（按日本算法——译），按照现在市面上销售的1斤装面包来算，只有一半的量。但黑面包挺沉的，所以大小其实只有1斤装面包的四分之一左右。

此外再有半个饭盒左右的粥和刚好装满饭盒盖子的蔬菜汤，每天三顿都是这些东西。就凭这些身体根本不可能支撑一天八小时的重体力劳动。

我们就经常抱怨：“这量至少得再加一倍。”

分配方面，粥和菜汤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黑面包比较麻烦。一条黑面包得有8、9个人一起分。

当天负责打饭的人从厨房领来面包后，就垫块布在上面切；那场面别提有多严肃了，连刚才还睡着的人都一下坐起来，寝室里所有人的眼睛全集中在负责切面包人的手上。“那块太大了！”“怎么把皮也给去掉了？！”连旧军队里的长官也变得斤斤计较的了。

总算按人头给切好了，接下来又在分面包上纠结起来。因为无论怎么切都还是会有些大小误差。为保证每个人分到手后都不会抱怨，最后就想了个叫号的办法。

先把切好的面包排成一列，然后从头开始放上写有号码的纸。接着让躺在床位上的人背过去，让他自己喊号码。按照喊的号数来一个个床位轮过去发面包。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想出来的办法，这么一来大家就完全都是公平的了。要在过去部队里，大块的肯定先得给长官；而在这里却根本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如此这般分完黑面包后，接着各个床位上就传来一阵啃面包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就和我小时候养蚕的蚕棚里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如果大家吃完后还有人想独自慢慢吃，或者不肯全部吃完的话，那接下来肯定招贼偷。不仅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劳动营里偷面包的数不胜数。

要说人这种动物可真是浅薄又可恶。虽然我并没有偷过别人的面包，但在苏联期间却被人偷过好几回。只要不是给抓了个现行，犯人一般都没法找出来。

也有人目睹整个过程，却心里一点都没有罪恶感或者羞耻心，对偷窃行为完全麻木。而且这个人在以前部队里属于发号施令的军官，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呢，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暂且放到一边，下面我讲个被人用黑面包色诱的故事。主人公是铃木君，就是他被一个女的给抱了，可惜不是我。

铃木君既年轻长得又帅，可以说是个红颜美男子。那时候也正值青春年少才20岁上下。刚进部队不到半年就终战了，所以他私下里和我经常发牢骚说：“好像就是为当俘虏才入伍似得。”，但其人还是挺开朗直率的，大家都对他印象不错。

铃木君身上最让大家在意的还是他是个处男，从没碰过女人。在北支的时候他也在我们部队里，周日外出我们就想带他去慰安所玩玩，结果没想到他脸通红扭扭捏捏，怎么也不肯去。问他原因，他说在老家上洲有个相好的姑娘，为了她绝不会去抱其他女人。

于是我们就刺激他说：“你这话早就过时了吧，那姑娘现在在干嘛谁都说不准啊。”

“她绝不是那样的人！”看到铃木君对我们老兵一副急于反驳的样子都觉得很好玩，所以更想去招惹一下他了。

到了盐场后，铃木君和我一样被分到“铲盐队”里。

以下是我亲口问他得来的事情。

一天，铃木君正在铲盐，这时在煮盐的大锅另一侧负责铲盐的俄罗斯大妈隔着水蒸气对他喊：“依其斯塔（过来）”，于是他就停下手头的活儿过去了。那个大妈正站在铲盐的沥池上，就叫他上去。

铃木君也不知道找他有什么事，就这么爬到沥池上去，然后就要他萨基（坐下）。由于沥池的角度很陡，所以铃木君只能坐到和小山一样的盐堆上。

“夫列不纳达？（想吃面包吗？）”

他正纳闷为啥要在这地方问这种问题，管他呢只要有面包就成，于是他就回答：“纳达，纳达（想）”

接着大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条黑面包说：“帕吉呀鲁斯塔（给）。”

铃木君正不知该接不接的时候，突然大妈就张开双臂把他抱得紧紧的，还把他的身体往盐堆上压过去，同时还有个让他喘不过气来的热吻。铃木君吓得花容失色，推开大妈，就从沥池上跳了下来，拼命往自己的宿舍跑去。

问他那位大妈有没有追过来，他说岂止追了，还唱上了呢。估计这歌是被铃木君甩了后的悲歌吧。

“就像被鼻涕虫糊住了嘴巴一样。”这是铃木君对自己初吻的体会。不仅仅在铃木君身上，其他人也遇到过好几次被大妈盯上的事。

可当时我们的状况正如前文反复描述的那样已经陷入慢性饥饿症状之中，除了吃饭以外，对女人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

详细来说就和被阉割的动物一样，哪怕大妈就在眼前露出丰胸，或者脱下裙子，我们都没法做出一点男人该有的反应。

只是可惜那条黑面包了。“要是我能再坚持一会儿的话那条黑面包就到手了。”我这么一说，工友们就一起起哄笑道：“斋藤你就算倒贴黑面包，大妈们也不会来找你的。”

总之，围绕黑面包我们有无数话题可以说，但其中一大半都是比较灰暗难堪的话题。处在那种时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自复员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黑面包，更是没吃过。现在也经常会回想起当年往硬梆梆酸酸的黑面包上撒上砂糖来吃的情景。不仅是我，其他被扣押过的人都会回想起西伯利亚的那股酸味。

还是当俘虏好

自从被扣押后过了一年多，在劳动营里经常会听到类似“当兵还不如当俘虏好。”、“幸亏我被俘。”的言论。

一般这么说的都是些从军没多久的年轻人，而我这个老兵油子其实也是深有同感。

扣留在西伯利亚的人，按他被扣留的地点、从事的工作等不同，所受到的待遇差别也很大；而且不同劳动营里出现的死亡人数也有相当大的不同。

我要在这里说的并不代表所有被扣留的人员，而是特指将我收容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伊尔库斯克第12劳动营。（关于这点，我希望能在文章一开头就能澄清。）

刚进入劳动营的时候，我们刚经历了战败被俘的心理打击，外加环境突变、食物不足、回国无望等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处于混乱状态，每个人都失去了正常思维。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先恢复过来的是部队里一直被人欺压的新兵和从未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士兵们。

凡是进过部队的人都有过经历过，因此也知道在部队里新兵的日子有多难过。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挨巴掌，遭受无理惩罚，日本军队简直就是野蛮行径的代表。

自然，这种军队虽然战败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去了，但其军事组织却依然没有解体。要让它解体还得花上些时间才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各种事情来。这种事情不仅仅在我们这里，其他劳动营里也是这样。

战败以后，士兵们都被从旧军队地狱般的待遇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在劳动营里表现得生龙活虎。劳动营不是兵营，每个寝室都不会有内务班，也不用点名，兵器保养更是没有，打耳光这种事情更是没影。

最最重要的还是不会担心有减员出现（指战死）。

在制盐厂的工作大半都是室内作业。工作内容非常简单，谁都能干。虽说都是些重活儿，但连我这种人都能在工厂里坚持干上一年半，和以前部队士兵地狱般的待遇比起来根本不算辛苦。

每天工作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其他时间就没有事情了。虽然偶尔会要干些杂务、在半夜里卸煤什么的，可和旧军队里的劳役及半夜紧急集合比起来辛苦程度也差不了多少。

苏方提供的食品只有黑面包和蔬菜，数量也不够吃的。但在满洲的时候关东军给我们士兵吃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大米从来没看到过，只有小米和高粱。

就连这小米和高粱也会因部队本身的级别来区别对待。但在劳动营里就没有这种不公平。不管是上级还是士兵全都平等对待。这点和旧军队一比完全是一个飞跃，一个巨大的进步。

“当什么兵，还不如做个俘虏呢”在旧军队里如同草芥一般的士兵会发出这种言论那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整天算计着怎么才能多弄块勋章，怎么样才能在军队里混饭吃的人们来说，战败被俘恐怕真的让他们很难接受。士兵的头脑没有那么复杂，虽然扣留在西伯利亚也不好过，可只要想起以前部队时候过的日子，就会觉得还是当俘虏好；因此对于他们这种想法也不是无法理解的事。

于是这些人一旦有了这种心思，自然就会琢磨起怎么报复那些过去不把自己当人看的长官来。不过还好，在我们这个劳动营里，虽然也有人报复，但最后都没闹出什么大事情。

土豆

凡在西伯利亚有过扣押经历的人，对土豆和黑面包都会留有各种回忆。而我，在西伯利亚记住的第一个俄语单词就是“卡尔托起卡（土豆）”。

进劳动营后没多久，在工厂吃午饭时，俄罗斯大妈在熬盐的大锅旁边就着火在烤小土豆。就在这时候，她们教会我说土豆的俄语“卡尔托起卡”。（也有人叫它“卡尔托菲”）

在苏联，黑面包和土豆就是主食。在工厂上班的俄罗斯人的午饭基本上都是这种土豆。从家里拿来生的土豆，放到工厂里的熬制车间烤熟，再撒上些盐就这么吃，另外就只有水喝。饮食非常简朴。

快到中午的时候，就会从各个熬盐车间里飘来一股烤土豆的香味，这对腹中空空的我们来说真是致命的诱惑。每当她们开饭的时候，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啃着指甲眼看着她们吃完后再回来。

这样子真是既可怜又可悲。这和我们在北支的时候，被瘦弱的中国孩子和老人盯着看我们吃饭团的情景是一样的。

在工厂上班的俄罗斯人看样子也挺贫穷，从来没分个土豆给我们。

既然不能白拿，那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人只有采取偷窃或者用其他东西交换的办法了。

那时候发生过好几次偷盗事件，但最多的还是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对方最喜欢手表、钢笔一类贵重物品，女性则还喜欢布匹和衣服。大多数人的手表在满洲的时候就被苏军抢走了，所以基本上没人手头上有，所以顶多只能用袜子、毛巾什么的去换。即便如此，能有东西拿去换的人也还算是运气。

物物交换没有固定的比率。同样一双军靴既有人能换回10个土豆，也有人只能得5个，这都看对方来决定。所以在劳动营里尽都是些“看仓库的老头太小气”“捞盐的大妈对谁都好说话”一类的小道消息。

用身上仅有的衣物换来的土豆，即便是带回劳动营内，也没人会和同伴们分享。

一旦饿肚子，人就会变得自私起来，只要自己好其他人都不会管。哪怕是当年一起在战场上经历过枪林弹雨，用同一个饭盒吃过饭的战友在身边肚子空空的，这时候也会不管不顾。

“人只有吃饱了饭才有空去说漂亮话。”这是我在西伯利亚的切身体会。

如果自己身上再没有东西可换的话，就会开始偷起别人的东西来。一旦得手，都想快点处理掉赃物换东西吃，所以弄到最后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就啥都没有了。

每天无论早晚我们谈论的话题都是食物，诸如“要是能让我吃个饱，哪怕去死也行啊。”“我想吃了秋饼再死。”等等。一旦有吃的，连眼睛都变绿了。

从乌索利耶镇到劳动营的路上曾有人从地上捡到过掉落的土豆。然后带回劳动营里放在壁炉上一烤，没想到居然不是土豆，而是马粪。被冻得硬梆梆的马粪乍一看到土豆样子也差不多，所以给弄错了。闹出这种笑话的可不止我一个。

把马粪球当成土豆的事情在当时真是一抓一大把。

“原来不是土豆，是马粪豆啊。”真是让人苦笑不得。

这就是“亚颇斯基萨鲁达特（日本兵）”和“卡尔托起卡（土豆）”之间悲惨的故事。我到西伯利亚以后只有2次能饱饱地吃上土豆。这两次都是我去科尔霍兹（集体农场）帮忙的时候遇上的。第一次是去挑土豆，第二次是挖土豆。

只有到科尔霍兹的时候才能尽情将土豆吃个饱，而且随便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只是这么一来身体就有些负担不住，之后就出大问题了。

平时肚子总是空空的，如果一下子给塞得满满的话，胃和肠道就会受到损害。一旦胃和肠道受到损伤，对我们来说就和要命一样。

可即便如此，能去科尔霍兹毕竟还是件美差，所以依旧被同伴羡慕得紧。于是就有了这么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去那边工作的人当天晚餐就要给同伴分吃。但实际上这么做的人少之又少。

科尔霍兹也种了卷心菜、胡萝卜什么的，去那边干活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吃喝也就只有这些了；人毕竟不是兔子，靠这些东西哪儿能过的好？！

即便如此，能派到土豆地里干活还是最好的差事。只是忍饥挨饿过了三年，期间只有2次能吃个饱这也太……。可能我平时工作太差了，所以就被监工盯死不让给派出去的缘故吧。

这土豆的吃饭各式各样，对我来说最好的吃饭就是烤了吃。复员以后虽然黑面包再没机会吃上一口（实在弄不到），但土豆倒是经常吃。特别是北海道的最让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的样子和味道与西伯利亚的土豆最接近。

土豆的味道能让我想起当年扣押砸西伯利亚的悲惨时光，也能回忆起当时一起辛苦劳动的战友，这滋味真是让人回味且难忘啊。

抽烟与喝酒

扣押期间他们会给我们发香烟，但却没有酒。估计所有劳动营都这样。

发给我们的所谓香烟，其实是一种切成碎末的烟叶，被称作“马霍卢卡”的东西。我们就用这种烟叶卷进边长5、6公分的正方形报纸里来吸。

具体卷法就是在纸的一侧排好烟丝，然后用纸卷成圆筒，卷完后在纸末尾内侧上沾些口水轻轻按好就做成了支卷烟。接着把纸卷的两头稍微拧一下，再轻轻敲几下墩实纸筒里的烟丝。最后用手撕掉纸卷拧住的部分就可以吸了。

猛吸一口，就冲进一股“马霍卢卡”独特的气味，这就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味道。意思是说这“马霍卢卡”是供给普通劳动群众的香烟。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叫“芭比罗斯”的雪茄烟，这就属于高级货了，一般人根本抽不到。

一开始我看到到处都是劳动人民用报纸涂口水卷香烟的情景还非常地不习惯；不过俗话说“入乡随俗”，没过多久我们也跟着他们卷起香烟来了。因此我们也无需随身携带现在用的那种烟盒，只要带上装烟丝的布口袋就行了。

发香烟的时候不管你吸不吸每个人都能统一公平地领到一份。于是有的人根本不碰香烟，有的人跟尼古丁中毒一样没了烟就活不了；他们之间便展开了各种交易，用砂糖互通有无起来。

至于我嘛，对香烟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经常用它来换砂糖。

对那些尼古丁中毒一样没了烟就活不了的人来说，一旦烟吸完了，就会到外面摘艾草的叶子当成卷烟来抽。在我看来，烟吸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太吓人了。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那么酒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劳动营里一滴酒也没有。而且奇怪的是从来没听到有人抱怨说“想喝酒”或者“喝不到酒该怎么办”之类的话。

在部队里，经常喝酒。无论是前方战线还是后方司令部里，大家都会拼凑各种理由来喝酒。既有豪饮的人说：“老子没酒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也有酒精中毒一样的酒鬼。

可惜这些嗜酒如命的人能喝到酒的好日子到苏联进攻那天就结束了。到了西伯利亚无论他们使出什么手段再也没能弄到一滴酒。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呢？我本以为他们会一筹莫展，结果没想到他们连“酒”字提都不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这个圈外人士一点都搞不懂他们。

这可能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样，首先人必须吃饱才能做其他事情。一旦到了个朝不保夕的地方，人类就会出于本能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因此首先必须保证食物，至于酒精什么的根本没有丝毫用处的东西自然就给放弃了。

所谓“老子没酒就一天也过不下去。”的豪言、酒精中毒一样的酒鬼，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种“奢侈病”“装B”而已。

最好的证据就是我在扣押三年期间从来没看到过一个那样的人。

“普咯霍拉波塔”

“普咯霍拉波塔”是俄语，意思是工作效率低，也有不好好干活的意思。我在西伯利亚的那三年间这句话从苏联人口里听得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本来就是被人用“送你回日本”做幌子骗到西伯利亚来后被当成囚犯强制劳动，换谁都不会愿意好好干活儿。如果真能有人认真干的话苏联方面肯定会对他采取破格优待的吧。

在我们劳动营里反正找不出这种怪人。只听说过有一部分军官制订了一份工作效率提高周计划的东西想提交给苏联人，结果被其他军官抱怨后就停止了。你自己不干活却还弄出这么个东西出来，这算什么事儿？！我们现场工作的人知道后都很激动。万一这东西真被实施下去的话，真不敢想象那群日渐消沉的士兵们又会惹出什么事情来。

其他地方我不清楚，但在这个劳动营里凡是军官都被免除了劳动义务。所以大概是他们太闲了，尽捣鼓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与其去弄这些还不如给我去拿把铁锹过来好好体会下我们的辛苦才对。

牢骚到此为止。在当时工厂里正在搞斯塔汉诺夫运动，凡是劳动成绩优秀的苏联人，他的照片就会被贴在墙上以示表彰。工厂里的工人也对我们说：“你们日本人如果能提高工作额度就能多得面包。”于是我们就有了个馊主意，最后还是被人揭穿给狠狠教训了一顿。

那个馊主意就是把盐装到矿车上推进仓库时，在矿车底部装进几块冻成整块的卤水，然后再在上面盖上盐来“给盐掺水”。负责运盐的兄弟也是我们的共犯，直到称重的老婆婆那边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但到了仓库就不行了；我们被马塞尔（监工）一下就给看穿揭发了出来。

自然额外的面包肯定飞了，而且还得被马塞尔骂：“普咯霍拉波塔捏哈拉少！（不好好干活不好）”，差点闹到要把食品减量的程度。

这已经不能算是“普咯霍拉波塔”，而成了消极怠工了。类似的取巧我们以后又做了好多次，幸好大多数都没被发觉。

就算运气差给发现了，我们也全都不认错。

那么在制盐厂工作的约2年时间里，我们生产的盐到底有多少？估计只有正式定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黑面包350克和各种谷物450克，能给干那么多已经不算少了。

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些在半夜里还在踏踏实实努力铲盐的战友，我就觉得心里有些对不住他们。

军医“气死她”

劳动营里有个军医叫“气死她”，是个女中尉。“气死她”不是真名。她原来的名字已经给忘了，所以我们就给她取了个绰号。

这军医每天会进我们房间一两次，来检查房间内的卫生和清洁情况，每次她都会在房间清扫问题上啰嗦很多。

一进房间首先就去检查窗沿。她会用手擦一下，只要沾上一点点灰就立即嗓音提高八度大叫“气死她那达（要弄干净）”。从天花板到床底下一个死角都不放过，随之而来的就是连珠炮般的“气死她那达！”

搞了半天还以为总算可以结束了，可这次她又开始检查我们的脸来。她检查并不是看脸色好不好，而是留没留胡子。这军医特别讨厌邋遢胡子，只要一看到有人脸上有胡须就会说：“气死她那达”。

就这样无论到哪里军医都会左一个“气死她那达”右一个“气死她那达”，所以我们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喊她叫军医“气死她”。

军医本人个子较小金发，蓝眼睛，鼻子高高的，白皮肤，就是脸上皱纹偏多。另外还有就是在皱纹脸上长的那张利嘴被用口红涂得鲜红鲜红的。可能她自己觉得这样挺时髦，可我们看来只觉得滑稽。也不知道谁说了句：“还是把自己的脸先气死她（收拾）下才对。”对此我深表赞同。

这位女军医也不知道医疗水平怎么样，只有在我们检查身体的时候她才会来显摆一下。

所谓身体检查并不是像日本那样称体重、量身高，而是先让我们脱得光光的然后用手掐住屁股、腹部的肉再拉一下，看看皮肤能被拉出多少长。按照拉出的长度分成一、二、三、四这四个等级。如果人长得结实些皮肤就不怎么容易拉得开，所以算作一级；越瘦的人皮肤越容易分离，所以按照程度分为二、三、四级。

一、二级的人要进工厂干活，三级留在劳动营里打杂，四级的在休养室休养。这判断完全依据军医的一根手指来决定，所以感觉非常的随意。

我们本来就是作为补充兵被招进军队的，可这军医每次掐完我屁股都会把我归作一级，从来没把我诊断（？）成二级（扶她罗衣）或者三级（托列奇）。

可能有些三四级的人看到我是一级一定会很羡慕；可就是因为我是一级所以总也轮不到让我回国，真是太讽刺了。

医生看病的时候也主要依据表面症状。比如有人发高烧（其匹拉托尔）时就会很积极的治疗；反之如果是神经痛之类眼睛看不出的毛病的话就根本不会过来给人处理。

我不知道当时苏联的医学水平如何，但从日本军医经常抱怨说：“这连日本护士的水平都不如。”来看，可能他们水平低的医生还是比较多的吧。

有时候我们会依照这位女军医的指示去附近松树林里采集松针，然后放在水里煮开了喝下去。说是可以治疗坏血病、维他命缺乏症；不过我倒是觉得一方面这东西难喝得要命，另一方面貌似也没啥效果的样子。

我们都被这女医生的洁癖搞得烦不胜烦。本来我们下班回来就已经累得要命，床上脏点就脏点吧，窗沿上有些灰尘又能怎么样，这种事情根本就无所谓。这破劳动营本来到处就是臭虫，从没人想过要把这地方整干净。可偏偏她却老是出其不意跑过来要我们去扫地，真是无语。

可能她还真是挺热衷于工作的，对虱子也总是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每个人身上都容易带上虱子，它们往内衣领子、布缝里一钻，就会成为伤寒的媒介，所以苏联方面特别厌恶这些小虫子。

对灭虱工作女医生特别上心，特地领我们去乌索利耶镇上的巴尼雅（浴场）去对衣服进行灭菌消毒活动。即趁我们洗澡的功夫把脱下来的衣服放进消毒室里去杀灭虱子。

可惜即使如此虱子也会马上跑回来在我们身上钻来钻去。与此相反，他们对臭虫倒是一点也不在意。我们的手脚被叮得再红再肿他们也只是说句：“捏奇奥（别担心）”就完事儿了。

虽然因为她老是对卫生管理揪住不放，以至于被我们起了个军医“气死她”的绰号，但说不定其实是个能为日本兵着想的好人。多亏了这位女医生的努力，我们第12劳动营里的死亡人数比其他劳动营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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