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争

昭和20年（1945年）6月，我们63师团从河北开拨转移到了满洲。

目的地位于吉林省郑家屯附近某处。那边一望无际尽是草地，根本没有可以用作营房的建筑物，所以我们所有人不得不露天扎营。

“和这鬼地方比起来，保定简直就是高级饭店啊！”

到了满洲，我们不由感叹起生不逢时来。待遇被降低的不仅仅是营房，连给养都给扣掉不少。每天只能吃高粱米啃黄瓜条度日。

“发挥出你们野战军的风格来！”

虽然干部们努力这么对士兵们鼓劲，但毕竟我们现在已经被划给关东军了，自然就会受到这种冷遇。

更有甚者，连我们持有的步枪都被要求按比例交出一部分给新成立的部队。（当时的关东军将居留在满洲的日本男性全都动员起来了，故而能提供给他们的武器完全不够用。）

既然是命令，自然无法拒绝。我们部队也没有多余的武器，这么按比例一分摊的话肯定就会有些士兵手里没有了枪。

既然归了关东军，那我们的敌人也变成了苏军。可手上既没有重火器，连步枪都得互相匀着用；这样落魄的部队到底怎么才能和苏军在战场上拼搏呢……

此时发起的“反坦克肉搏攻击演习”大概能算是一种答案吧。其内容就是让步兵抱着炸药往敌人坦克上肉弹特攻（自杀式冲锋）的战法。

具体就是：用胶合板贴在货车上当作坦克，由班长开着过来；然后躲在单兵掩体里的士兵就怀抱炸药（装满土的胶合板箱）一跃而出，用身体冲撞货车。这种训练要从早到晚连续进行好几天。

这演习可真够悲催的。

“姿势太高，战死！”

说着就往我背上敲一下。同一个动作已经重复重复再重复不知多少遍，搞得我差点对他喊“我受够了！”一面进行这种傻瓜一样的训练，一面我也在想这种办法到底对苏军坦克有没有效啊？

而且好玩的还不仅如此，连那个炸药都没得配发给我们。

总之自从到了满洲，我们每天都得耍猴般地瞎忙活。除了这种反坦克操演外，还得负责帮带新编部队，外出勘察地形确定阵地布置地点以防备苏军异动，与上下级部队的联络也非常频繁，弄得司令部一连几天都给人挤得满满地。

司令部就像寺庙一样独此一家，那年8月9日早上一开张就突然迎来一件大事。那天司令部就我一个在值班。电话响了，拿起话筒对方就大声嚷起来：

“副官在吗？”

“哦，不在。”

“有其他军官的话就叫过来！”

对方听起来相当慌乱。背景杂音中混有类似年轻女性哭泣的声音。

“司令部里的人都有事，全部出去了，只有我一个值班。”

“是嘛，你是上等兵斋藤？算了，士兵就士兵吧。那么请务必将接下来我说的内容立刻传达给军官。我是军司令部的参谋某某。”

我于是就开始听写参谋讲述的内容，记着记着全身不由得发起抖来。

他说：苏军已于8月9日黎明向全满洲各地发起正式总攻，你方司令部保持待机等待其他命令——大致内容就是这些。

这消息晴天霹雳，该来的总要来的，这下可摊上天底下最大的一件事了。

司令部上上下下顿时炸了锅，仿佛要把屋顶给捅破。当年一窝蜂的乱象现在想起来依然能让人背后发毛。

应战工作首先从烧文件开始。部队里存下的文档多得吓人，要一下子全烧掉不太可能。

烧完以后马上就去跟军司令部取得联系，要求领取野战仓库储存的物资和其他资料。

这时运气也不好，正赶上连日大雨。我们冒雨开着卡车到郑家屯野战仓库来回拉物资，而仓库的看守们则只顾自己逃命甚至让我们直接进去随便拿。

“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仓库里的粮食堆得高到房顶，里面都是些装着砂糖、面粉、大米的袋子紧紧挤在一起。我们简直就是群趁火打劫的强盗一样。

看着这些堆成山的大米面粉，想起平日里军部根本不给我们任何给养只得吃高粱米，肚子里就冒起一股无名之火。

话说回来，当时我们已经能从身边感受到关东军的衰弱，但还不知道守卫国境的边防部队大部都已经调到南方去了。

“苏军好像已经到牡丹江那边了。”

我从逃难的日本民众那里听到这消息，立刻竖起了耳朵。

之所以引起我的关注，与其说是苏军进攻的速度，到还不如说是担心现在还呆在牡丹江的浅草那位A子。

苏军既然到了牡丹江附近，那么那里迟早会变成战场。由于担心A子的安危，我再也无法静心工作下去。

自从东京空袭后她就成了孤身一人，托了亲戚帮忙才能来到满洲。可这次却又身陷战场，A子还真是命苦啊。

我这时也一心想要去满洲看她，打算干脆就这么一走了之尽快赶到牡丹江。只可惜离这里还有近千公里，哪怕我赶过去，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她。

这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我只能在雨中祈祷

“但愿A子平安无事。”

没多久部队就收到“为在奉天（沈阳）附近迎战苏军，命你到奉天集结。”的命令。

这下可糟了。

这次从上到下又吵吵嚷嚷开了。当时每天都在下着大雨。就在这雨中部队开拔而去。

可同时，在我们后面间隔很远的地方接连不断地从满洲腹地逃难过来一群群日本人（以女人和孩子为主）。

在他们那里那支无敌的关东军却被说成了软骨头。因为军队居然撇下民众自己先跑了，这自然就会招人嫉恨了。

“日本好像投降了”

当军列开到四平街车站的时候我听到了这样的传闻。

“这怎么可能……”

我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但到了奉天这消息就不再是传闻或者谣言，而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当天记得是8月16日。

车站大厅里既有满铁的职员也有逃难的难民，听到广播说：

“天皇陛下发出广播，日本于15日向盟军投降。”

耳朵听到这个，说实话我并没有为战败而感到可惜。虽然之后会怎么样还没有着落，但总算可以避免和苏军交战白白送死，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而司令部里的军官们则说：

“可能是骗人的，大家不准轻举妄动。”

说着就开始注意观察我们，我们之中既没有人轻举妄动的士兵，也没有人为日本投降而悲伤愤慨。

到这时候还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要鼓起勇气的，肯定只能是那帮职业军人，完全不懂士兵辛苦的一小撮。

战争自爆发（日华事变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八年了。对于这场漫长的战争，士兵们已经完全厌倦。

即便在司令部里，自入伍以来已经五六年没能回一趟日本的士兵也是一抓一大把。

战败并向对方国家投降这种事情在日本军队历史上还是头一次经历，无论那支部队多少都难免会发生混乱。

我所在的司令部也是这样。有的下士官对上士官挥刀乱斩，有的把上级鼻子给削下来，还有的抱着手榴弹去威胁上级。虽然出了两三件事，但都没闹大。

最后的抵抗

昭和20年（1945年）8月20日。这天在满洲奉天（现在的沈阳）郊外一个广场上一队苏军正全副武装等待我们交接被解除下来的武器。

从这么近的距离观察苏联士兵和军官，这还是头一次。

苏联士兵拿着一种叫曼陀林的自动步枪（可能是PPSh-41——译）和带尖细刺刀的步枪（可能是莫辛-纳干——译）从两面围住我们保持着警惕状态。

再仔细对那些士兵打量一番发现他们从东洋人到蒙古人，还有俄罗斯人各种人种都有。

解除武装时并不是让一个个过来从士兵身上收缴武器，而是把步枪、刺刀等其他东西一起放到广场上去。

“还有没有？放心，不准藏起来。”

苏联的翻译是个女性军官。在军队里居然还有女人？！我们日本兵看了都大吃一惊。

这女军官挺爱时髦，还涂着鲜红的口红。从军帽下面露出金色的头发……胸口鼓鼓的，走起路来晃得厉害。

“都在这里了。”

率队的日本军官回答。

“真的？要是撒谎就毙了你。”

说着从腰间拔出手枪，刷一下指向那个军官。军官和我们一时间吓呆了；当然她这只是个开玩笑而已。

在广场上面还堆满了日军的军用卡车、轿车、油桶、枪支、弹药还有其他物资。我估计这些东西全都会被苏军没收，我们虽然输了，但还是觉得怪可惜的。

我这人不喜欢军队，但要说把对于长期相处一直仔细照看的步枪交给敌人心理毕竟还是挺难受。

“干脆也别让他们用。”

从昨晚起士兵们就把步枪的零件故意丢弃、砸坏，弄得基本上所有步枪都不能使用。这恐怕就是士兵们可悲的抵抗了吧。

但我对于这支同甘共苦日夜相处了四年的爱枪却怎么也下不了手。

为了能不忘记它，我就只把枪口防尘盖（为防止枪口进沙或尘土而用铜做的盖子）取下放进口袋，和三八式告了别。

抬头看天，发现日本和苏联的军机正在盘旋飞行。苏联的军机以前看到过好几次，但日军的飞机恐怕这次就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啦。

正当我抬头看着飞机奇怪他们现在这时候还干嘛要飞出来，突然那三架日本飞机就压下角度冲着地面急速下降，就在我们眼前撞地自爆。

真不知道该称他们是勇敢还是可悲。这场面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战败的惨状，对此我们都说不出话来。可能飞行员们觉得与其降落到苏联去还不如选择死亡。

第二年，我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和当时的飞行队特攻（自杀攻击——译）士兵在同一个车间，就问了他们那时的情况。

听他说进驻奉天机场的苏军看到残留的几架日军飞机后，随口说：“这飞机还能不能飞啊。”

“要不飞给你看看吧，叫个人一起坐上来。”

特工队员说着尽量挑看起来官比较大的苏联人带上飞机，然后就在我们面前自爆。

我们结束武器交接后就没事了。回去的路上我们已经是没有任何武器；因此我们也再不能被看作是士兵。

走了没多久，玉米地对面过来一支苏军。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是好，就让开道路。但苏联士兵却在我们队伍前头站定。

“斯托伊（站住）！”

这兵身上衣服好脏，和刚被解除武装的我们一比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也不知道这些兵是从哪儿打过来的，从脸到衣服沾的全是污泥和油迹。

“德拜衣，期思衣！”

搞不清楚他要我们干什么，这些苏联兵就说着让我们看了他手臂上的表。

日本的士兵都有自己的手表。他们就是冲这个来的。

苏联兵的抢劫

“他们来啦！”

一听到门口望风士兵的喊声，房子里的士兵们就会急忙把手表、钢笔以及其他贵重物品塞进鞋子或者席子下面等苏联兵找不到的地方给藏起来。

一般端着自动步枪过来的苏联兵基本是两人一搭，而且全看上去全都像是未成年士兵。

“德拜衣，德拜衣，期思衣！（把表交出来）”

连说的话都一样，接着开始检查我们携带的物品来。凡是运气差忘了藏东西的士兵一旦被他们发现结果就会被用枪指着强行夺取。

由于我们已经被解除了武装，赤手空拳根本没有抵抗力，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自从被解除武装那天起，类似的抢劫已经经历不知多少次了。

从中可以看出苏联兵对手表的执着。对他们来说持有手表说不定是自打生下来第一次。

这种哪怕贴上一辈子辛苦也必须得搞到手的宝贝，现在就放在眼前，这种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能够放过呢？

结果就是每个苏联兵手臂上基本都带上两三块手表，其中有人甚至带了五六块。

打完仗接着就是抢劫，我们以前在河北的山村里也经常这么干，自然也没资格指责。只是觉得苏联兵的抢劫手段比我们高多了。

要说“红军”理当该是像中国八路军那样不取人民一针一线的“正义的军队”，可这些人的素质却连日军都不如。

居然连我们这种手无寸铁毫无抵抗里的人都来抢，真是太有创意了。（第二年在西伯利亚的时候，那这事儿去问过政治部军官好几次，但他却连一次满意的回答都没给出。）

参与抢劫的不仅仅只有士兵。

“苏军在满洲拿不走的怕是只有土地了吧。”

我们经常这么聊，由此可见他们对满洲的劫掠有多么彻底啊。可能苏联整个国内物资供给都已经被战争拖累得濒临枯竭。

以至于“正义的军队——红军”都干起了抢夺手表、扣押数十万日本兵在西伯利亚这种前所未有的“抢劫”生意。除我们以外，还有其他很多日本人肯定由此对苏联的印象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一想到这点，就为他们感到可惜。

可悲的蚂蚁兵

昭和20年9月10日，我们兵团集结在奉天的北陵大学。苏联以“送我们回日本”为名把我们从奉天车站装上货车车厢。

每列火车装运千人，共计20节货车车厢，每节约50人。此外再加上一节运送粮食和苏军押运人员的车厢。

每节车厢要装上50人，所以挤得要命。但只要想到能回日本，这点儿挤又算什么呢。

货车开出奉天站，尽管方向一直往北行驶，但却没一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总算可以回到离开几年的家乡；虽然身体还挤在这狭小的车厢里，但每个人都为这趟旅行而感到高兴。

——我们真是把人想得太善良了。这趟列车并不是用来把我们送回国，相反这是苏联为了把我们押往西伯利亚劳动的“俘虏护送列车”。但那时没有人知道……

从奉天出发后，列车开行了很长时间。每到一个车站都会停上半天，有的还会停一整天。

就在这种混乱的列车计划表中，他们一天里运好几万人，所以基本上有没有计划表都一样。

火车一路上一直往北走，连方向都没变过。但大家还是相信肯定会到达日本的。

而且正因为有这种想法，每到一个车站停车后我们都会积极帮助苏方装卸物资。现在看来那时的我们真是傻透了。

当火车从哈尔滨开到北安过去一点的地方时，已经是晚秋。黄亮的白杨树叶铺满了地面。一路上我有好几次从货车小窗看到战败后被带回日本的日本女性、孩子可怜的身影。

但此时货车车们已被关死，甚至连从小窗往外张望都被禁止。

到了这儿，大家才开始感到不安起来。

“没事儿，大概是从海参崴回日本吧。”

尽管依然有些士兵对此毫不在意，但我琢磨着如果真要送回日本的话，那么从奉天附近的港口出发应该才是最经济的啊。

但现在却把我们送到这种内地来，而且还经过海参崴，这距离感觉反倒是越来越远了嘛。难道苏联人会做这种无益的事情吗？

对此感到不安的不只我一个，也就在这时候开始出现有人想从货车上逃跑却被押运警卫发现并被击毙的事情。

既然送我们回日本，那为什么又要开枪？反过来如果真能回日本，那他又何必逃走？

于是大家感到“这事儿越想越离谱。”

拉着我们这些忐忑不安的乘客，列车在9月末到达满洲境内最后一站“黑河”。北满的秋季也终于结束，雪花开始零星飘落下来。

从这里渡过河就到达苏联的领土了。河岸附近到处小山般地堆满了从满洲各地运送过来的原本属于关东军的物资。

“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正是如此。战争结束不过一个月而已，真佩服他们居然能给搬走这么多东西。

为了能把这些战利品快点搬回苏联领土，于是就把我们也给派上了。

这真是遭了火灾的倒霉蛋连趁火打劫的人都叫来帮忙救火一样。

此外，在这里我们获悉了个这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地。

“日军将作为苏军的俘虏全部送到西伯利亚去。”

这是某个懂俄语的战友偷听苏联军官谈话得来的。

“不会吧……”

“果然我们被骗了。”

车厢内的人分成两种看法，但不管持哪种看法都没了之前类似旅游的心情。

仿佛是为给这西伯利亚之旅做准备，苏联方面对各车厢发出了以下指示：

“把每个人手里的地图、笔记本、书写工具交给各自队长，由他负责处理。”

处理地图、笔记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大概地图是为了防止逃跑，笔记本则是为防止详细记录下到西伯利亚前的路况。

“混蛋！我们被骗了！”

“要跑就趁现在。怎么走呢？”

有人打开地图试图逃跑，不过即使假设能从这里成功逃跑，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却还是没有信心。

后来我在西伯利亚收容所里听到：凡是在这时候逃跑的人马上就会被苏联兵抓住。

“先去苏联，然后就从海参崴回国的吧。”

到这时候居然还有位下士官能乐观得从口里说出这种话来。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希望的。

“大家一定要带着希望坚持到最后才行啊。”

不用这里的负责人K中尉说我们也知道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幸好，我周围好多都是自河北那时起就认识的战友和长官。只要和他们呆在一起应该可以撑过去的吧。万一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可一起商量着做决定。

就这样我决定在“绕道海参崴”这最后的机会上赌一把。

真不知道是我们把人看得太单纯，还是太乐观了；反正当时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

“德拜衣，呗斯特拉（快点搬）！”

和刚出奉天车站时相比，苏联兵的态度突然就粗暴起来。

往河中横靠在港口的苏联船只上搬运高粱、大豆的士兵们，脸上表情越发显得阴暗悲伤。

流淌在跟前的黑龙江将我们反射在水中的哭脸扰乱后不紧不慢地继续漂了过去.对面就是苏联，我大概很快就会过去了吧。

过了河没人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回头再看，有好几百名士兵扛着重重的麻袋一队接着一队。

这样子就和可怜的兵蚁。

我绝对不会忘记，记住，只要活着就绝对不能忘记，在这昭和20年9月30日发生的事情。

后记

虽然距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我依旧经常会梦见自己在军队的时光。这梦并不是指梦见自己变成部队长、大将。而是梦到队伍出发前和战友们并肩列队，可只有我既没穿军靴也没带军帽，一个人慌慌张张的样子。这梦境是多么的无情和可悲啊。

也许是因为我体内某处依然处于尚未复员的状态吧。

我在战争期间被那张红纸召集入伍，作为一名士兵在军队里强制生活了近5年时间（如果算上西伯利亚扣留期间的话那就有8年）。

多亏了他们，才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吃到部队饭，还颇受了一番“照顾”。但在我看来这些日子真是过得迷茫又困顿。对这样的军队我自然是满腹牢骚，但现在却已经发不出来了。就算偶尔要抱怨几句，可一想到：

“好不容易活着回来还要发牢骚？看看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吧，你已经活得比他们长两倍还不够么！”

就再也没啥可说的了。这一句就能把我将死，因为事情就是这样的。

在这场战争中，我失去了许多战友、朋友、亲人。曾在乡下小学同年级一起上过课的人也是三个里就战死了一个。想起那些年纪轻轻就去世的人们，到现在也是胸中感慨不已。

这本书已经出了十多年，多亏了它我才能认识很多的人，同时又眼见很多人的消失。

故去的人多得手指都数不过来，大概迟早也会轮到我的吧。不过到那个时候以前我认为还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当时的事情赶快写出来。

作为一名士兵，我自信还是有资格写出充满汗水、枪油、皮革味的士兵故事来。

平成9年（1998年）6月

作者

（全文完）

明天更新他们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事情[emot=zt,5xk786xu6mdg5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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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步兵物语（斋藤邦雄）日本老兵的二战回忆（十）日本战败 被苏军抢劫 送西伯利亚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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