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北支某次方面军行动期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士兵在完成整编后等待出击时，每个人被派发了一张纸币大小的照片，上面印有八路军领导人的头像

因为这次行动由方面军主导，计划进攻太行山腹地的八路军根据地；考虑有可能随时随地会遇到化装成农民或便衣的这三位领导人，或者混入俘虏的士兵中，特地预备照片要求士兵随身携带，一旦碰到可疑人物就对照这照片仔细核查。

一张照片而已成不了负担，所以士兵也就没说什么。虽说不担心北支军的钱包，但给参加战斗的全体官兵印刷并配发好几万张照片，这笔经费应该不会白白浪费吧。

可惜，直到这次行动结束以后也没听说真有靠着这些照片让这三人中哪怕的一个落入日军的罗网的消息。

抓一个八路军士兵就已经够难的了，居然还想抓他们的领导人，岂不是瞎忙活吗？

拿着这照片，最后倒霉的还不是一般中国百姓么？甚至日军兵自己也跟着吃瘪。

日军攻入根据地后，把一路上村庄农田里遇到的没来得及逃跑的村民集中到一个地方后，对照发下来的照片一个一个地比了过去。

如果发现一个脸长的和照片有些像的，就会想“这家伙真可疑”，给他些苦头尝尝。

如果没发现长得相似的，就会把照片给村民看，并问：“认识他们吗？”。如果有人知道长相或者名字回答说：“认识。”就会把他当作敌特，不管他怎么辩解都会拷问到半死。

如果村民回答不认识的话，就会说：“怎么可能不认识？！一定是撒谎。”这样又会被日本兵打上一顿。

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最后一般民众都会因这照片倒大霉。

后来我们中队在山腰处休息。小队长要检查携带物品（出发前经常要求检查），目的是确认新兵是否携带指定要求配发的照片。

结果同期入伍的一等兵T，从胸口口袋中掏出来的照片和配发的搞错了，是一张美国女演员狄安娜·窦萍（Deanna Durbin）的明星照。（这位女演员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丹凤还阳》女主角）

明星照大小和配发的照片差不多，所以一等兵T一不小心就拿错了。本来他如果马上换回来的话就没啥事儿，可惜运气太差刚出手就给掉地上了。小队长看到这个脸气得通红活像煮章鱼。

“把美国佬的照片藏得那么好，却把部队给的照片掉地上，这表明你军人精神太松懈啦！”

往他头上按了个罪名就啪得一下耳刮子把他打得眼冒金星。

一等兵T手里那张狄安娜·窦萍的明星照也在他挨打的瞬间从手里滑落，飘到深深的谷地去了。

情报室值班（一）

士兵如果要转移到其他什么部门，手续很简单。只要穿着衣服，带上配发的武器和私人物品到对方部门报上自己的大名，当天就能保证你的睡觉地点和饭食供应。

我从山里到了保定的司令部，最后落脚的地方是传令班。

一个旅团下属四个独立大队（长官军衔为大、中佐（上校、中校）），一般我们都把这些独立大队叫做部队。

我所在的传令班就是由部队的士兵和原属一百一十师团（鹫）残留的士兵混编而成，人数大约有20名。

不管是呆在前线山区里还是在后方配有电灯的司令部里，士兵的生活依然是一样的。可能是和朝夕相处了两年的战友分别，我还多少还有些念旧；虽然还是在军队里，但一个人跑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心里对这个新巢穴还是会有些抵触。

所谓传令班是指在司令部里各部门下，比如作战、情报、人事功绩、财务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士兵组成的班。这和军官的专属执勤人员有区别。

吃完早饭每个人就分开去各自工作的地方，到午饭时又回来，接着再继续干到晚上；工作性质有一半类似于办事员。

因此传令班的士兵当时有很多都出自红门（东京大学）或者有名的私立大学。可惜不管出自哪家大学还是会被没学历的老兵打耳光，所以军队里比起学历更注重的还是资历。

在前线的中队里随时随地都会减员（战死），但在司令部应该就没有这种担心。

所以对我来说能在司令部当差那是顶好顶好的。之后我在这里呆了两年多时间，和山区警备队相比体会到了很多不同之处。

转到司令部后我就被命令在情报室任职。

情报室任职乍一听很厉害的样子，实际上也就是早晚扫个地跑个腿什么的，基本没啥事值班而已。

值班期间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印制情报记录。

情报记录就是将从各部队汇报过来的敌情与司令部持有的情报比较判断后编制成一本描述司令部辖区内的敌情的小册子，之后发给下属各部队和上级司令部。

把这个东西用蜡纸誊写后印刷出来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油印，我负责的工作就是蜡纸制版（用铁笔写原稿）。

部队里都把作战命令等极密资料用手写的方式制成蜡版印刷出来。又因为这些情报记录都属于“极密文件”，所以印完以后蜡板必须全都烧掉。

如果操作不熟练的话，印完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手上、脸上沾满了油墨变得黑乎乎的。

另外还得接很多从司令部下属各部队打来的联系汇报电话。

都是些某处警备队被多少敌人袭击，结果如何；此外对于派出的讨伐队在何时何地和敌人交战等诸如此类的报告。

也有接到过“请帮忙写点能让阁下夸赞几句的战果进去好吗？”这种用给阁下（将官）拎包的副官口吻说的电话。

可惜那时候，无论那支部队都已经没有余力能取得什么战果了。

战斗报告中凡是出现日军战死者的都必须报告。一边听着战死人员的名字，一边手写记录下来，这可真是项让人辛酸的工作。

特别是听到以前所在中队里熟悉的战友和上官的名字，把他们写在报告上时更是让我悲痛欲绝。

往司令部汇报的内容中还有关于敌情的报告。包括敌人司令部现在位于何方，附近有无部署部队等关于敌人动向的报告。

关于情报的可信度会按照甲、乙、丙的顺序先后排列。日军调查的内容为“可信度甲”，中方的调查为“乙”，从村民口中听到的传言则是“丙”。

一般部队都会利用中国人密探来搜集敌人的情报。

很多带着同样目的放到敌区的密探，他们其实也和敌人有来往。在日军和敌人的中间地带，双方的探子就会互相换取情报。

因此这些情报还算马马虎虎，基本可以算作乙等偏上的水平。

对敌人来说不必特地派间谍到日军处获取情报也能掌握日军的动作，也算个好买卖。

这种预警系统对他们真是太有效了。

比如日军为了发起某项行动，先把各部队长官集中到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这项企图当天马上就会传到敌人那里去。

等各部队准备完毕开始行动时已经过去四五天了。那时候敌人已经完全做好防备，挑好地方就等着上门；如果情况不利则会进深山避难，无论采取哪种对策时间都非常充裕。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开拨过去，其结果早就注定了。

我先前本来还搞不明白敌人的间谍网到底布置在哪里，现在再一想：中国人翻译、往司令部送燃料的马夫、汲水壮丁这些可能都是敌人的间谍。

另外还有一到傍晚就必定会出现在司令部墙外的那对拉二胡的男女肯定也是在侦查日军的一举一动。

总之，到专门负责印刷的情报室工作以后，我才能掌握到比在前线时候更多的信息，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情报室值班（二）

司令部大楼背面有座小仓库。

这座仓库里像小山一样堆满了以前驻扎在这里的一百一十师团遗留下的文件。

当时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有从敌人手里扣下来的文书。对此我觉得挺有意思，就以整理文件为借口仔细阅读起来。

这些扣留的文书都是逃离日军，或负伤被俘的日本籍士兵随身带的“日本兵反战同盟”宣传资料。此外也有敌人出版的画报、《论持久战》等等各式各样。

关于这个反战同盟，以前攻入敌占区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宣传物品；但真正认识他们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军队，但又没有反战同盟的人那种想要彻底摆脱军队的想法。因为他们不仅仅只是脱离了日本军队，而且反过来还要从敌人那里朝着日军射出名为“反战”的箭矢过来。对当时的日本军队来说，这群反战同盟会员简直就是叛徒。

他们宣传自己的观点说：

“现在这场战争是为军阀和财阀的利益而发动的，士兵只是他们的牺牲品。因此我们要尽早结束战争，早一天回到家乡去。为了这个目的士兵们必须要团结一致，把枪口指向后方。”

我那时很不好意思，根本还不懂财阀、军阀的意思。

但对他们提出的“早一天结束战争，让世界恢复和平”的口号却是赞成的。

还看了敌人的画报和报纸，上面的东西和大本营发表的战果完全相反，日军的损失写的很多，比如海战被击沉的战舰、航母的名字也都有记载。

一开始我还觉得敌人的宣传手段还挺不错的，后来随着时间流逝看到日军的形势越发恶化，逐渐感觉似乎他们也不都是乱写的，莫非真的……。

就在这时候我读到了毛持久战和有关八路军的文字资料。看着看着，以前对八路军模模糊糊的印象渐渐明晰起来。

过去在前线时，经常从保安队的中国人队长那里听到关于八路军的事情；现在看了这些资料，和当初他说的一模一样。

八路军善待日军俘虏，到日本战败时八路军还会把他们负责地送回日本去，这点在反战同盟的报纸上也有写。

但我就是没法产生抛弃日军，逃亡到敌人那边去的想法。

正好就在这期间，司令部下属某旅团通信部队中有一名一等兵逃跑了。

这只是一种厌战情绪所造成，他并没有表现出逃到敌人那边去一类的反战行为。可我还是挺羡慕有勇气采取这种行动的士兵。

先不去管他了。每天发往情报室的文件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北支宪兵队发出的关于日军军规违纪的情报。

这些情报都属于极密，原本士兵是看不到的，这也多亏了我岗位的便利才能看到。

以前我只听到过关于“馆陶事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译）的传闻，但现在从这些文件里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了。

这个“馆陶事件”发生在当时山东省的“衣”兵团。被命令转移到其他兵团的士兵们喝了酒以后在哨所开枪。

士兵开枪后队长逃到其他营地去，就这样事情闹大被部队里知道了。本来这种事情哪个部队都会有，如果队长能果断处理掉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最后那两个开了枪的士兵还是被军法判了死刑。

如果他们开枪打死了人，那么判死刑还情有所原，可惜军法就是针对士兵特别无情。士兵地位比虫子还低。了解到这个以后，我对军队再也无法产生任何的信赖感。

从各个部队经常送抓到的俘虏到司令部，司令部收到后又会把他们送到更上级部门去。转出去前会把他们暂时收押到司令部里面的一间小屋中。

有时候，俘虏太多小屋里放不下。所以就会考虑留下嫌疑最大的人，把其他人释放掉。

具体人选由我和伍长A来决定，看着俘虏名册我不禁陷入沉思。部队的调查报告里这些人都是敌人的间谍特工。所以就无法决定具体该释放谁走。因为凡是被日军抓捕的俘虏基本都有嫌疑。所谓嫌疑并不就是说对方是敌人的士兵，很多情况下也有根本没关系的村民为了凑数被抓了过来。

比如当讨伐战没有战果的时候，急红眼的日军就会抓村民，然后用“俘虏数人”的名义向上级部门报告。这种事情基本上所有部队都当成理所当然的了。

“这个样子的话，那就先把城内有地方住的人放了吧。”

翻译看了名册后这么对我说。因为在这里放他一马的话，以后说不定会有什么回报过来。我也有点想占便宜的意思，所以马上就同意了他的提议。从名册上挑了三个在城里有落脚点的人给放了。将释放信息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以后，这三个俘虏高兴地直磕头。

情报室值班（三）

我们旅团负责警备的地区是以保定为中心，包含20个县组成的“保定道地区”。

京汉线穿越河北省中心，其西是冀西地区、东则是冀中地区属于河北平原，是块物产丰富的大粮仓。

这片地区属于八路军的冀中军区，最擅长游击战。

这里各个村子都通过地道连结在一起，村民无论男女老少都被编入民兵组织来反抗日军。当时在河北也属于抗日意识非常强烈的地方。

昭和18年（1943年）在日本国内新成立了支部队，还没有与八路交手的经验就给直接派到这个地方来了。

这里即便手中握有有千军万马也会让人感到棘手，更何况派来的是这么一支新成立的部队。对方立刻就发起了攻击，简直就是羊入虎口。

首先被盯上的是这支部队配属的皇协军（协助日军的中国军队。被敌人称为伪军。）。

在各县城和主要乡镇里日军都设有阵地，在每块阵地附近基本就是皇协军的阵地。皇协军的兵力大概有日军的三到五倍。

皇协军使用的武器由日军提供。所以当他们被击败，或者叛逃的的时候就相当于日军间接给八路补充武器弹药。

他们本来就没什么战斗意志。只要八路打上一枪吓唬吓唬，他们就会作鸟兽散，或者当场就投了八路。

像这类皇协军反水逃亡的事情接连好几天报到情报室里来，结果就让阁下（将官）大为恼火。

“有马搞什么名堂，让他滚过来！”

就算他怎么发火也没用。

等到八路军停止攻击皇协军后，接下来就该轮到对正主日军发起攻击了。

一开始，八路军采用了最擅长的伏击、诱敌的计谋。后来慢慢的开始打到日军瞭望塔、前线阵地前面去了，大有展开正面进攻的趋势。

“某警备队昨晚遭到敌人的攻击，虽然已经将敌人打退，但我方也战死若干人，负伤若干人。”

“某队今日在县城附近与敌人遭遇，战死若干人。”

诸如此类都是些负面战报接踵而至。

虽然我们部队不久后就开赴满洲，但此前牺牲的人员一点也不少。

虽然也有运气背，部队素质不高的原因，但对牺牲者来说毕竟还是有些对不住。

那时候不仅下属部队遭了大罪，连司令部所在地保定也被闹得一刻都停不下来。

昭和19年（1944年）末日军战线全面陷入了不利，城内外的敌人游击队活动也愈发频繁。他们主要针对那些家中男丁被动员走的留中日本人店铺和房子。

每天晚上司令部都会接到无数要求派兵过去的电话。光我接的就有百十来通。

司令部里只有不到200名士兵。这些人都要负责通信、密码、护卫等职责，每个人手里都有工作放不开。

哪怕就算能挤出人手派过去，一出门就会被人发现。

但又不能对日本人同胞见死不救，所以虽然人手不足，但还是硬着头皮派人过去。

这支救援队的主力除了我们传令班就没其他人了。每天晚上都会被密集的求救电话呼叫，只带一把刀就出门了。

日本人的房子多集中在保定车站到城门一带，属于城外。所以从城内的司令部过去都是一路小跑。至今我还记得有次在保定神社被人搞掉以后，某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在情报室值班接电话的情形。

“喂喂，司令部吗？这里是城外某某商会。八路军正在袭击我们，请马上过来！”

有个女声夹杂着杂音从电话里传来，还能听到枪声。之后正当她催促我们赶快过去，突然“啊——”的一声惨叫电话就断了。

我们马上就紧急出动，但到了以后已经迟了。那个女人再打电话的时候被人从背后来了一下，就这样拿着听筒死掉了。

到这时八路军已经处于全面反击的最后关头了。

如果再这么在保定待下去我的命运说不定就会改变。那年到了6月份，就把这烂摊子甩给新来的部队，我们则开赴到满洲去，归属到关东军旗下。

在这两年在情报室当差期间最大的好处就是成为负责情报的人员之一。

负责我们的中尉K和其下属的两名下士官都是在那个时代里少见的有人情味的人。

信

刚入伍的时候，社会上的朋友、熟人都纷纷往我这儿写信过来，不过随着日子逐渐推移信的数量也变少了，最后不知在啥时候就再也没收到过。

有句谚语叫“去者日以疏”。

我在当兵这五年时间里只有妹妹和住浅草的那位A子这两人还继续给我来信。妹妹她是作为我老家的代表写的。因为我父母都务农，没办法实在耍不了笔杆子；再加上哥哥又再次被召集参军，所以就只剩下妹妹能给我写了。

另外那位A子是以前公司里的前辈亲戚的女儿，当时还在上女子学校三年级。

A子是我在入伍前一年才开始交往的，我们之间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关系。

并没有以后一定要和她在一起的感觉，不过要一点也没有那也不是真的。我们士兵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生活实在无法开口对她约定将来，让她等我直到回国。

虽然我们的关系还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可A子却不在乎依然给我不断写信。直到八月份战败为止，我从她那儿收到的信都有好几百份，连自己都没想到。

但我也不只是光收信，也通过军邮试着发出过明信片。但士兵能在上面写的东西其实很有限。一不小心写多了就会被审查的人发觉，然后被从头到尾全部涂黑，接着还会被叫过去狠狠训上一顿。

早知如此，那我还不如出国前提前和人约个什么暗号就好了，其他战友也经常这么说。

到了昭和20年（1945年）初，我们兵团正为是去冲绳还是满洲犹豫不决，整天提心吊胆的。虽然士兵必须服从命令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我还是希望能一旦决定去向就立刻让A子知道。

正巧，这时候征集当地兵员，有一个年龄挺大的伍长被招了进来，和我在一间房里做事。

那个伍长和我处得挺投缘，不久就聊开了。

有次伍长说：

“我认识很多当地人。如果你有什么信想寄回国的话随时可以找我……”

是吗，我还从没注意还有这么一招。于是立即成热打铁把给A子的信托伍长帮我寄回去。信里的内容挺一般的，就是最后提了下近期部队说不定会开赴满洲云云。

其实我最想告诉她的就是这个“近期会开赴满洲云云”，结果因为这一句就给摊上事儿了。

信寄出去几天后，我被负责收发邮件的一个曹长（上士）叫了过去。

“你看看这个。”

一边说着，他一边递给我一封打开的信。一看这正是A子寄来的。

当时军队里虽然也有书信保密的说法，但真要被人找个理由硬拆了，士兵也只能干瞪眼没法子。

——3月10日空袭，浅草全被炸了，亲戚家就我存活下来。

我现在孤身一人，这可能是天意要让我们俩在一起所以特地留下了我。从今天起，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等你回来。听说你部队要去满洲，我特地拜托爷爷带我坐船过去。期待我们有天能在满洲相见——

我看完以后吸了口冷气。

看来我写有“近期会开赴满洲云云”这条消息的信已经通过伍长的熟人交到A子手里了。不过反之这对我来说却又成了个无妄之灾。

“她怎么会知道去满洲的？”

曹长的问题就这么一个。

虽然部队里不断有情报泄漏出去，但部队开拨毕竟还是军事机密。通过这种方式通知她部队转移的消息确实是我失策。可既然是自己拜托伍长帮的忙那就更不能说了。

事已至此我只能深吸一口气说：“是我通过军邮在明信片里写‘可能开赴满洲’的。”

这么一说事情就成了负责审查军邮明信片的曹长漏看我的明信片，他一听就火了。

我被他打得脸都快变了形，全程都忍着一言不发。既没把这事儿告诉伍长，也没告诉其他战友，全都保密。

在司令部楼下的花园里正开满丁香花。我则在司令部楼顶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读着A子的信，脸颊上挂满了泪水擦都擦不掉。

既为有个甘愿等我到天荒地老的A子而感到高兴，又为因泄漏满洲行而被打感到后悔莫及。

昭和20年（1945年）6月初，部队马上就转移去了满洲。当时形势就是无论派上一个两残损的兵团去满洲也好，去冲绳也好都已经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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