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天啊！

刚进入7月份，天气很热。从国内出发花了10天到达了目的地——北支（中国北部——译），被分配到一支驻守山区的警备队。第二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昨天到达的新兵，全体在广场集合！穿上作训服！”

“刚到前线怎么又要操练，真受不了。”

我们新兵一边嘟囔着，一般到警备队广场去集合。发出集合命令的班长对我们说通让人膝盖发抖的话。

“各位听好！你们已经到了前线。而在战场上不能杀人，就无法成对国家有贡献的好兵。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给你们壮壮胆，现在起就对你们进行真实杀人训练。”

以前在连队里偶尔听说过：凡从国内到前线这里的新兵，为了练胆都会用刺刀刺活俘虏。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轮到我们上场来练胆了。

“跟我来！”

跟着班长到了不远处的河滩，那里有个中国男人被捆住手脚，坐在坑前。年纪大约三十岁。看到我们过来就用锐利的眼光盯着我们。

“准备完成”

三名准备完处决的老兵向班长报告。班长检查了坑和俘虏后说：

“这名俘虏就交给你们处理了。具体操作遵照刺刀技术要领。全体上刺刀！”

我马上拔出刺刀，往枪上装，但手抖得厉害，没法像平时那样装上去。

“按队列顺序出刀前，如果有人自己像试试可以出列！”

班长说了，但我们中间却没人报名。从国内出来，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火车和轮船，大家都感觉像是来做客一样，兴奋劲都还没过去，怎么可能突然就杀起人来。我们个个都犹豫不决。

“没有人自愿的话，那我就从头点名了。”

听了这话，我脑子里嗡的一响。要是从头点名，那我就倒霉排第一个。

“啊天啊，千万别让我第一个……”

手里捏了把汗正想合掌祈祷

“我来！”

二等兵G自愿大声喊道。我松了口气。

“你第一个，好！”

不知道G为什么自愿报名，他拿着枪的手在轻微抖动。

那名中国俘虏，依旧安静地闭着眼睛，动都没动一下。再过两三分钟他就会被日军的刺刀刺死，和这个世界永别，可竟然还能这么镇静。

如果换成我是那位俘虏会怎么样呢？也会采取这种冷静的态度吗……

本来在广场集合时还放晴的天空突然变了。

“举枪！”

G遵照班长的号令把枪举起来。

“听着，对准这里。”班长用枪托轻轻点了下俘虏心脏的位置。

“前前，后后”

G把刺刀技术的基本动作重复了两三次后，班长下达了命令。

“杀！”

“呀——”

矮个的G刺出的刺刀偏离心脏，刺到肩部。

同时不知为何，原来困得结结实实的绳索“啪”一下散开，那俘虏两只手紧紧抓住扎进肩头的刺刀，猛地睁开眼盯着G。

看到这出乎意料的景象，我们都屏住呼吸，心惊胆颤。但是，班长很冷静。接过G手里的枪。

“要这么刺，看好了！”

“扑哧”刺出的刺刀贯通心脏从背后透了出来。收起动作后又刺了一下，刺刀都染红了。

俘虏带着似乎要说些什么的表情，就这么倒在地上，闭上了眼睛。从心脏里鲜红的血，咕噜咕噜往外冒。

“要不要让新兵一个个来。”

班长刚说完，从乌云密布的天上就下起来豆大的雨。

“今天训练到此为止。新兵赶快把这尸体埋了。”

多亏这阵雨，让人窒息的杀人表演结束了，我们新兵对此却无法忘怀。

刚才，班长刺杀的时候，那个俘虏好像说了什么。

大概是“中国万岁”，又可能是妻子的名字。被丢进坑里的俘虏弓着身子，盖上沙石，把他埋进了夏天草木茂盛的河滩里。

当天晚上还是下雨。我站在炮楼的哨位上，隔着雨声，从白天处决俘虏的河滩方向传来若有似无的女人哭泣声，还有石头翻动的声音。

不会是那个俘虏活过来，从坑里爬出来了吧。想起他浑身血淋淋死去时的脸，我独自一人放哨就变得毛骨悚然起来。

向班长报告后，他似乎并没有惊讶。

“往那边放一枪”他说

我就朝着还在下雨的夜里打了一发步枪弹。当然什么都不会打到，但女人的哭泣声停了。

第二天，到河滩上一看，现场被掘开，尸体已经消失。

看来，昨晚的声音估计是俘虏的妻子或者亲人瞒着日本兵偷偷回来把尸体带走时，一边哭一边挖开坑穴的声音。

“这种事情以后多着呢。就为一个两个俘虏就把你吓成这样，怎么还能打仗呢”

就这样，老兵一边中午喝着酒，一边把自己的到现在干的残酷的事情当成勇敢事迹向我们新兵说着。

“近朱者赤”有这么个比喻，我们随着在战场呆的时间越长迟早都会变得和这个老兵一样吧。

到时候我们现在这样的班长和二等兵也会在战斗中逐渐消失吧。

宣传漫画

“去画宣传漫画”

到前线后不久，突然就被上司这样命令道，我有些不知所措。理由首先就是不知道该画什么主题。

发出“绘画”指令的是方面军。

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北支方面军会让各个团里有绘画能力的士兵去画传单，从中选出较好的作品印刷后，不仅往敌区，而且也在有日军警戒的安全地区散发。

我那时候无论政治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还是一片空白。进攻行动中进入敌区，看到普通人家的墙壁、栅栏上用石灰刷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政府”等标语，却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不过，在村口、十字路口上看到日本兵用刺刀逼迫中国人、士兵巨大的皮靴踏在中国地图上等内容的画后，一眼就能明白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我就决定“那干脆就画和这内容相反的画吧”

比如中国兵用枪指着中国人，然后窃取物资的场景；中国兵劫掠农民之类画了五六幅发给了方面军。

于是，这下方面军回了个命令：叫斋藤过来。

“好不容易才来到战场，我可不想光画漫画。请帮我推辞掉吧”

不知是犯二还是对士兵的辛苦无知，我向准尉这么说道。

方面军那可是高高在上的部门，为什么不直接通过命令调派一两名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也不知道军部怎么想的，之后却没再来叫我过去。

——此后，每次我吃了进攻行动中的苦头后，都会后悔“唉，我那时候拒绝去北京真是太傻了。”不过再怎么后悔那也是没用的。

过了一阵，我胡乱画的传单就给印成彩色的，发到我们中队里来了。首先就叫上村长、治安维持会长还有新民会长，要他们在村里显眼的地方张贴。

村长们口是心非，可能知道是我画的，所以口口声声“画家斋藤大人顶好的”奉承着，但肚子里肯定是怨声载道。

就这样，我厚颜无耻地用传单来掩饰北支军队的暴力，并被大量印发扩散到整个华北区域。

可我实地却只看到过一张自己画的宣传画，贴在警备队驻地附近一座庙的石墙上，很破落的样子。

中国有句古语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种招贴要么撕碎要么扔掉，怎么可能贴出来。所以我无论怎么责问：“为什么不贴，宣传画到底去哪儿啦？”，他们的回答都一样：

“被敌人的间谍给撕了。”

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宣传什么东西，反正印了那么多，结果只能是一张都没给用上。

可能北支军钱太多了，还真能往水里丢啊。

被踩在脚下的《战阵训》

“战阵是以天皇的命令为基准，发挥皇军的真髓，攻必取，战必胜，将皇道遍布天下，使敌人仰望我天皇的威仪尊严而铭感之处……”

如果让现在的年轻人读一遍的话肯定会让他们觉得：这说什么呢，完全看不懂。但在当时这就是要让士兵阅读的《战阵训》。

“快点给我背下来”，我到达战场，分配到山区的警备队后不久，上级就给了我一本叫《战训阵》的袖珍书并这样要求说。

“唉，又多了个包袱。”

我不由叹起气来。新兵除此以外，学习《军人赦谕》、《典范令集》等很多东西。

我脑袋都快被耳光打扁了，还要塞进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我都受不了啦。

“这么混蛋的东西到底是谁写的。比几百年前的流行歌曲还差劲。”

同年入伍的一等兵K，原本是小学教师。晚上一边说着，一边在炮楼上用军靴踩《战阵训》。

帝国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某上等兵也评论说：“能写出这么个无聊的东西也真不容易哪。”

听了以上评价，连我这个庸人都能明白这《战阵训》的内容有多差劲。

最让人恼火的是感觉就像被个连枪都没摸过的家伙用高高在上态度傲慢地说“喂，要这样，要那样”一样。

提起这《战阵训》的由来，听说是为了制止被派到中国的士兵因长期滞留当地，让原本就有的军纪问题更加松弛而写的，但作者不明。（作者今村均，日本陆军大将，1940年今村均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奉东条英机旨意制定《战阵训》。曾参与策划了七七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后，因侵略战争罪行被判处9年徒刑。1954年释放。——百度）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亲身体验前线将士的苦处，采用更具体易懂的文字，用心来写啊。

比起这个，《军人赦谕》有两千八百字，文章又长又难懂，但总算还有个中心思想在里面。

我们大兵在前线，把《战阵训》连同这《军人赦谕》一起每天早晚都要共通一问一答地喊一遍。总共加起来恐怕有好几千次吧。《战阵训》里最大的错误就在“爱惜名誉”章节中的“决不接受被俘虏囚禁的耻辱”一段了。

就因为这句话，有的士兵当了俘虏就再不能回来，哪怕逃跑归队也会被判刑。

“哪怕当了俘虏，也一定要活着回来”

要是这么写的话，就能拯救很多士兵的性命，而且《战阵训》也不会这么恶评如潮了吧。

小心鼹鼠

河南村警备队驻扎在河南村，此地是位于从北京出发沿京汉线往南约30公里良乡站，再换乘支线列车坐到终点站——坨里，然后沿琉璃河往上游10公里的一个村落。隔着琉璃河，对面也有个村子叫河北村。（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河南村/河北村——译）

也不知从何时起日军进驻这个村子。从这里再往上游有个村子，里面布有三块日军阵地。

在这个河南村里日军兵力大概有30名。昭和16年（1941年）秋，为了防备八路军的进攻，特地在河南村警备队中增设了支随时可以出动的机动部队。

这支机动部队的兵力约有50名。但这些士兵并不是由新进的补充兵员所组成。而是从其他三所警备队里抽调出来，并集中形成的。

我从国内过来，在这里只待了短短三个月，这件事就是在此期间发生，并从中可以看出人那惊人坚韧的意志。

河南村的机动队成立不久以后，警备队收到距此地往南月10公里的某个村子有“八路军有两百人在宿营”的报告。

机动队立即出动，结果不仅没有敌人，村里连个村民都看不到。

当时情况基本上都是这样。因为有密探，所以日军的任何行动都能被对方掌握，所以经常出动以后空手而回。

而且这还是在日军在中国境内投入兵力最多的时候，对八路军来说也就是最艰难的时期。

正如毛泽东所说避强击弱，八路军正是在认真贯彻这种持久战方法。

看到村里既没有敌人也没有村民，士兵们非常恼火，就一家家搜查过去。结果在某家人家的炕里发现藏了两名男子。

日本兵立即就把他们绑了，经过讯问他们只说：“我们是农民，不知道八路军的事情。”

问他们为什么要藏在炕里，只回答说：“我们怕日军”，其他就全都是不知道了。

对于他们为什么要藏在炕里这点始终抱有怀疑，就带到警备队里绝对进行正式调查。

回到队里正好翻译没空，决定三天后在对他们进行审问。此前暂时把他们关在队里的一间房子里。

这间房子平时就一直被用来关押俘虏或者可疑人物。出入口当然只有一个，四面是厚实的墙壁、高高的小窗上安有铁栅栏、土质地面上铺了一张席子。只有一面墙壁对着外面的路，附近有哨兵日夜站岗，所以根本无法逃跑。

两人吃饭和上厕所都有当天执勤的补充兵步哨看着。所谓饭也就是一天给两顿清粥，只有上厕所的时候才会被看守带出去，看管的非常严格。

就这样到了第四天清早。

翻译总算有空了，可以对他们俩开始正式调查。正当看守要用钥匙开门把他们叫出来的时候。

啊的一声大吃一惊。

这两人在地上挖了个洞——跑了。

墙下面有个勉强供一人通过的洞。在这么硬的土里他们到底怎么才能花一晚上就挖出个洞来？

“浇上小便挖的”

班长听到吵闹声跑了过来，一边看着洞一边说。听这么一说，的确闻到了股尿臊味。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们用什么来挖的呢？

“这我倒是想起来了，昨天起他们就一次都没去上过厕所。”

看守说，一般都会在吃饭的时候带去上厕所，但从昨天起从早到晚他们都没去上过。

看来他们果真是把小便浇在土上，待土软化后，两人交替用手在晚上挖的。

用手直接挖，那可有多痛啊。

这无论如何都要逃跑的意志真是可怕，不过起因还是日军的疏忽。

由于工程量大，前天开始就应该在席子下面开始慢慢挖掘，肯定事先会有什么征召。没能发现这征兆就是日军的问题了。

另外夜里从土里钻到外面的时候，说不定还有人接应。没有发现他们逃跑，哨兵也有责任。

总之，他们肯定知道只要被日军抓住，其后果无论你是农民还是军人，很少有人能活着回去。因此才会拼命想办法逃命。

居然能想出这个法子跑掉，他们两人肯定不会是农夫，也许还是八路军的精锐呢。

这件事后来不仅在各警备队，而且还在各中队里作为经验教训传播开来。以后凡是有看押俘虏的情况，都会使用“小心鼹鼠”的口令。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那两人幸好能够逃跑。要是没跑掉的话，掉到日军手里不知道还会被怎么样了呢。

那名因为疏于看管而被责骂的哨兵，要是换成现在大概反而会为给这两人一条活路被受到表扬吧。

小兵太郎

（本段可能有些人会不适应，但我觉得不像是假的。毕竟历史很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必须分清个人感情和民族大义的区别，不要搞混。——译）

士兵原本也是喜欢小孩子的。无论是哪支警备队，总能很快和附近村里的孩子打成一片。因为小孩和大人不同，不会本能地害怕日军，甚至会喜欢上我们也不一定。（《鬼子来了》的片头吧——译）

士兵会特地把额外的补给品（队里发的香烟、糖果）牛奶糖给他们、教他们唱日本儿歌、还会一起玩耍。

像这样的士兵，如果参加进攻行动的过程中，看到因战争而成为孤儿、徘徊在路边的孩子时，他们会怎么做？

本段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被带回部队，让士兵们照顾并养大的孩子。

河南村警备队炊事班有个中国少年叫“太郎”，就是那么个被外出进攻的部队带回来的小孩。当时“太郎”有十岁，这名字是士兵们给随便起的。那么他被日本兵捡回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呢？我就从老兵口里打听起来。

这正好是两年前的事情（昭和15年，即1940年）。当时中队正在河南村腹地某山区执行战斗行动。中队为追击逃跑的敌人来到一个村子。那村子入口有个小庙，为以防万一，就派人进去搜查。于是找到个才七八岁瘦小的中国小孩，一个人哭哭啼啼的。

一开始见到日本兵他很害怕，我们好声询问后才知道，原来他是来寻找因这场战争而失踪的父母才到这个村里来，因为太累了就到庙里休息。

之前连续走了好几天，穿的衣服也都破烂不堪，脚上的布鞋也磨破了。

当晚，中队就在这村里宿营，有士兵拿着做好的饭盒去小庙送给他吃，他不知是因为头一次看到白米饭很吃惊，还是以前一直听说日本鬼子很可怕结果却对他这么好而惊讶，反正好长时间都没敢动筷子。

第二天一早，中队就出发了。之后过了三天。

不知队里是不是已经忘了那个小孩，在某处高地大休息期间，步兵哨发现有个小小的身影从山脚下正往中队停留的高地爬过来。

再仔细一看，居然是那个三天前的孩子。士兵就跑了过去

“怎么啦小孩”

“日军是好人，就追过来了。”

士兵们真是服了他了。

从遇到那孩子的村里出来，中队已经沿着山路连续行军一百多公里了，也就是说那孩子也一路走了同样的路程。他可能还在山路上摔倒过，因为脚上发现有伤。

这么一来，被追踪的中队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面还得接着行动，无法带上这孩子因为纯粹就是一个包袱。于是，士兵就给了他块压缩饼干说：

“部队不能带小孩，快回去吧。”

他当时好像同意了，但后来还是跟着中队后面走着。看到这个样子，队长就动心了

“好吧，把这小孩带中队去吧。”

一言为定。

在后面的约10天里，让脚走痛的小孩坐到马上，路过危险的河谷时，士兵背着过去，最后终于回到警备队里。

这就是从老兵嘴里讲述的太郎的故事。他原本应该是有名有姓的，但却不知啥时候起就被士兵们“太郎、太郎”地喊起来。

太郎回到河南村后，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也帮着给警备队打杂，而且还干的很欢。就这样仅仅过了两年就会说日语，被派到炊事班干活去了。他对士兵专用词汇掌握得非常好。

有国内刚过来的新兵，到炊事班领饭时，对着穿军装的小小少年——太郎问：

“第一分队有几人？”

他就会让人有种老兵一样的感觉回答到：

“是，有〇人。”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正穿着件肥大的军装。从山里捡来的时候才七八岁，之后过了两年，现在该有十岁了吧。让这十岁的少年穿军装，无论怎么小的尺寸都不会合适。

为什么太郎不喜欢穿中国服装，却喜欢日本军服呢？先不去说这个，其实最让部队头痛的还是该不该给他等级章的问题。对于队长以下级别的人来说这是最棘手的。

日军虽然各方面都很粗暴，但也有内心单纯喜欢周围人的人。大概对太郎来说，这样的日本军队应该是个不错的庇护所。

因此太郎他就一直呆在中队里，到以后日本迎来战败，他也不愿意离开日军，和部队一起转移到满洲去了。

那时我和太郎所在的河南村部队到处转移，最后一次见到太郎是在昭和20年（1945年）8月底日本败北，在满洲奉天（现沈阳——译）郊外某个叫北陵的地方。

我们团在这里被解除武装并收容起来，我去以前的中队走访的时候，突然被人喊道“斋藤”，一看原来是太郎，吓我一跳。

没想到日本战败，他居然还在以前的中队里。

我正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战友们就流着眼泪说：

“太郎那小子，我们怎么跟他解释他都不明白。还说：“不管日本是不是输了，他都要跟着日军走。””

看来他还真是非常喜欢日本军队。这也不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他自从被山里捡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年多一直和日军生活在一起……。但这次和他在山里的事情完全不同。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失败者明白胜利者的想法。

但这一切却和太郎没关系，他只是想和日军共通进退而已。

日军里带着这么个中国人走可是个大问题，去和收容所管理方苏军一说，立刻收容所当局就决定要把太郎放出去。这事儿一旦定了下来，我们反而开始担心他能否一个人回到他出生的故乡太行山去呢？

太郎他终于放弃，决定回去，我们就给他钱，塞给他东西，留作纪念。

太郎背着大大的帆布包，出了北陵的大门，送他走的一整个中队的人都哭了。

我庆幸幸好把太郎从山里捡了回来，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十年。那时候受人喜爱的那个太郎，如果身体好的话，现在大概已经过了五十，刚刚进入老年了吧。

坠马和手榴弹

河南村警备队里有十匹马。

这些马并不是正规的军马，而是从当地征集的中国马种。

和日本马比起来，身材小了一圈，看着也不那么威武，但耐力好，性格温顺非常便于使用。

警备队饲养这些马匹首先就是用来在战斗中驮运重机枪。

重机枪估计重量超过50公斤，这点和轻机枪、掷弹筒不同，所以光靠士兵是无法远距离运输的。所以对于重机枪联队来说马匹是必须要有的东西。

其次，供部队长官和军官们骑乘。基本上所有从后方过来的领导都是坐着车抵达河南村，然后再从这里骑马到前线去。（也只有这种人，一旦爆发战斗，最容易被敌人狙击，从马上摔下来。）

以上可知，养马的原因就是为了战斗。没有战斗的时候，也用于各警备队之间的联络任务；当附近村子里发现可疑情况，也会派出临时编成骑兵部队去征讨。

虽然被称为骑兵部队，但实际上只有十匹马，兵力哪怕全部出动也就十名，并派不上什么用场。

这支骑兵所有人都是重机枪联队的，可惜我虽然也在重机枪联队，但却不是骑兵。因为我不太会骑马，而且也学不太会，所以队长就把我的名字给划掉了。

平时照顾马匹的工作还是和骑兵队的人一样做，所以我就成了个马夫、马倌。

虽然我是个马夫、马倌，但有一次却因不得不骑上马背，而差点丢了性命。

那天，警备队收到一个消息说：距警备队驻地往山区过去五六公里的一个村庄里发现有八路军间谍在活动。

于是骑兵队立刻准备向那个村庄出发。但有一名队员因为发烧无法行动，所以我就被命令顶替上去。事发突然，我也没办法拒绝，就整理装备，所有人只带上手枪和手榴弹从警备队出动。

到目的地村庄的路只有水路（虽然叫水路，但实际上是条没有水的河谷）和山路两条。山路马匹无法通行，所以就走了水路。我第一次实战中骑马，只能抓紧马鬃一摇一晃得一路过去，总算到了村庄的入口处。

那个村庄不超过一百户人家。对日军来说算是个治安良好的地区，也就不能胡来。正当我们分成两队保持警戒打算进村的时候，村长一边说着“劳驾劳驾。”一边迎了出来。

我们收到间谍活动的消息，就问他村子里有什么情况，村长摆着手回答说“哪儿有，我们这儿没这样的人。”

一般这种情况下没有那个村长会说“是，看到过。”或者“对，有的。”

如果在敌区的话，立即就会对他进行拷问；但这里却不行。甚至连在村里强制搜查都不行。

村长拿着点心和茶往我们休息的庙过来，喝了杯茶后，我们就决定立刻回去。

回去的时候一样走了水路。出村到了1公里的地方，河流宽度立即收窄，两侧被高地夹住。在一年前，即昭和15年秋，八路军百团大战期间后方阵地受到攻击时，有5台前来支援的日军卡车就在这里被击毁过。（可能指的是10月31日为了配合关家垴战斗，新编第10旅决死第一纵队一部截击了由潞城北援的日军，并在渠村、河南村等地阻击由东艾铺北犯的日军，毙伤敌100余人。具体参考《血战关家垴》——译）

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总是让人毛骨悚然，心生抗拒。

到了这附近，头马突然就加速了。马都有从众心理，所以后面的马也往前跑去，结果就成了场赛马。

河床上尽是些人头大小的石头。马在这里很难跑得快，我们骑在马上也被颠了个够呛。

不过对骑惯马的士兵来说应该没啥问题，但我却还不习惯。为了不被摔下马来，我死命抓住马鬃。大概马也觉得这样它路不好走，就撅起大屁股好像要把我甩下去。

我拼命抓牢马鬃。以骑着烈马的姿势紧紧贴在马背上，但最后还是被“咕咚”一下摔在石头山。

幸好戴着钢盔没磕破脑袋，军靴也没伸进马镫太里面，掉下来的时候没被马拖着走。

只是腰部被撞了下，正当我要站起来的时候。

突然听到腰部冒出了“嘶—”的声音，把我惊呆了。这声音就是腰里佩带的手榴弹雷管被引燃的声音。

手榴弹引燃以后只过5秒钟就会爆炸。我急忙从配在腰带上的袋子里掏出手榴弹，往河的方向丢去，同时身体趴下。几乎和我投出去的同时，手榴弹爆炸了。中间差了一秒都不到。真是电光火石，只差一点点我就自爆啦。

可是，手榴弹应该都有保险栓的。如果要让手榴弹爆炸必先拔出保险栓，然后把引信往石头什么的硬物上磕一下才会被引燃。（九七式手榴弹。为了可以使用掷弹筒发射而特意设计成这样，目的是用掷弹筒发射出去后像炮弹一样撞击地面后才会爆炸，避免普通延时引信的问题。——译）就算坠马时手榴弹碰到石头了，但由于安全栓没拔掉，肯定是不会引燃的。

况且，安全栓也不是那种摔一跤就会掉出来的东西。

出警备队大门的时候还都一切正常，到底是在哪里，如何被拔掉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村长干的？——译）

而且我跌落的地方也正好是前文所写的那样，去年秋天大量日本兵血流殆尽的地方。难道说是那些阵亡者的幽魂在召唤我，还是反过来帮我逃过这一劫……

关于这安全栓的问题始终没能解答。

“斋藤，怎么回事！”

“我见你的马上没人就过来看看。”

骑兵队就把我带了回去。听了这事儿的前因后果，小队长说：“那地方很瘆人。已经有好几个人晚上行军路过的时候听到从夜幕里传来“给我手榴弹！给我手榴弹！”的声音。斋藤你遇到的这件事可能也是某个阵亡者的怨恨导致的吧。赶快去找队长，给上个香驱邪。”

第二天，警备队带着酒和花束摆到现场，重新祭奠了死者。这以后就再也没听过类似的事情了。

这以后我也对手榴弹的安全栓特别留意。不知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祭奠死者有了效果，此后再也没发生过意外。

光荣的旗子

无论哪名士兵入伍的时候都会带着一两幅日之丸旗。（日之丸旗即日本国旗——译）

在这旗上基本上都会有入伍前的熟人、朋友一起签上的名字以及武运长久之类写得大大的祝福文字。

我入伍时也带了两幅，一幅是公司里的人一起签的旗子，另一幅是当时很热门的两位电影女明星共同签名给我的。

这两位女演员我自然没见过面，但由于她们也在我入伍前工作的地方——经营电影院和剧院的东宝公司门下工作，所以当我收到征集令的时候，公司里的人就去请她们帮我签了名。

那时候，拥有这种日之丸旗的士兵没有第二个，所以我就被人狠狠羡慕起来。

不管到哪儿都会被人要求“把你那旗拿出来看看。”有时甚至会被长官问“你这旗能不能给我？”

要问士兵一般都会把日之丸旗放哪里？他们都会把它收进钢盔里。为了防止磕痛脑袋，头盔内侧会贴上块布，旗子就被塞进这里面。

旗子本身不重，而且是布做成的，可以叠成很小块，不会碍事儿。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放进头盔里，最大的理由大概就是士兵把日之丸当成护身符的心理吧。

所以我就经常会被战友说：“斋藤，你这护身符不错嘛。”

这里就有件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多亏了这个不错的护身符的关系。

有次我们中队按部队的命令开进到距离河南村50公里的山区腹地途中。

本次行动目的是通过四个中队协力将八路军力量排挤出去，但追击神出鬼没（原文如此——译）的敌人是在也不是件轻松的事。

我们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正走在一条山路上。队伍前面靠近山梁的地方“轰”一声好像地雷爆炸一样，同时前面敌人机关枪就一齐打响了。

攻击来得非常突然，但我们已经习惯了，立刻用轻机枪反击。

日军的轻机枪重量约10公斤比较轻，便于手持；却有个缺点：很快就会出故障。所以士兵们也把这十一年式轻机枪（即“歪把子”机枪——译）笑称为“单发式轻机枪”。在这场战斗里的表现却是连一发都没打出来。

而且一共三把机枪里两把都是这副模样，我就慌了。而同时携带的重机枪却相反，故障虽少，可弹药却不多了，所以就放在一边看情况再说。我们正要趁修理轻机枪的功夫，先把重机枪架起来做好射击准备的时候，突然“哒哒哒……”“咻——”从后面飞来了子弹。

“不会是夹击吧？”

我脸色变得很难看。

轻机枪故障，重机枪弹药又少，再加上前后夹击，这下可完蛋了。

“第一小队攻击后面的敌人”

日军原本最擅长夹击敌人，但也不会愿意反过来被敌人夹击。随着天色渐渐泛白，可以模模糊糊看到后面士兵的身影，可怎么看都不像是八路而更像日军。

“有可能是自己人打起来了。有谁带了日之丸旗？赶快撑起来！”

虽然对方还是有子弹打过来，小队长却这样喊道。

我马上脱下钢盔取出日之丸，用步枪撑起来后大幅度挥了几下。这时天也亮了，对面可能看到日之丸旗，总算停止了射击。

过了一会儿，对面也举起了日之丸。随着天色变亮，大家都看清对方是日军后，总算松了口气。

“喂，斋藤，你的旗子中弹了。”

旁边一等兵K看了看我步枪上的日之丸后喊道。

果然如此，眼睛还挺尖的。在电影明星签名的最后一个字那里有个弹孔。

这子弹也不知道是友军打来的还是前面八路军打过来的。我当时站在山腰上挥的旗，无论敌方还是我方都有可能打中它。

但我却觉得不管那边打过来的，总之这是在战场上发生的事儿，所以就想留个纪念。

天亮后不就，敌人也撤了。那两把出问题的轻机枪也总算修好。等到把重机枪放到马上的时候，之前把我们错当八路攻击的中队长也跑了过来。

摆乌龙的原因果然是对方指挥官指挥不当。那个中队长对我们中队长道了歉，幸好双方都没有死伤就没向总部报告，两方也都当作没发生。

“把我们当成八路了？”

“要是那个单发轻机枪能打响的话，也就不会被当成八路了。”

战斗结束，归队途中，士兵们发着牢骚。

我平安回到河南村后，得知自己又被调回原来的警备队。

士兵无论去哪里，随身都不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行李，所以比较容易行动。在我寥寥无几的个人物品里，就包括那面中弹的日之丸旗。如果以后还能活着回去的话，我就打算那它当纪念品带回去。

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出发的当口，上次和我一起行动的一等兵K过来了。

他还得留在河南村里。

“斋藤，我其实是那个女演员的大粉丝。哪怕为她去死我都心甘情愿。可像我这种乡下出身的人恐怕一辈子都不可能得到她的签名。”

被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想：“既然他这么喜欢，干脆就给他吧。”，但最终还是觉得不舍得。

之后，和一等兵K话别，我就回到原来所属的警备队去了。

警备队为了慰劳我们这次长时间辛苦战斗，就开了个小宴会。期间自然而然就提起我那幅日之丸旗来。大家都说要把这面光荣的旗子的故事要我说给那两位女演员听。

我本来想把这旗子带上宴会的，可不知怎么回事儿现在无论是从钢盔里，还是从其他杂物里到处都找不到它了。

我才离开河南村两天，为什么会没了呢？真让人摸不着头脑。从钢盔里飞到哪里去了？小队长知道这事儿后很恼火，居然说：

“去报告中队长，让他搜查所有人的东西！”

我就对他说“这和武器、重要文件毕竟不同，而且说不定会在哪儿就自己冒出来了。”让他打消了这个想法。

其实，私下里我还是觉得这个比武器、重要文件还要重要……

日之丸旗消失后，又过了段时间，我听到消息说一等兵K在一次进攻中战死。

我听了以后就想“坏了”，然后感到后悔。

河南村和我告别时他这么想要那面日之丸旗，结果我还是没给，现在还不是弄没了。要是当初给他就好了，说不定能保他一命。

真是悔不当初。至少能把那旗烧给他送他上路也好啊。直到现在那面日之丸的下落依然不明，最终也没能回到我手上。

相差一寸的得失

昭和16年（1941年）11月末，我迎来了在前线的第一个冬天。

从总部发来一条命令：“命你中队立即调拨一个重机枪分队到涿（zhuo——译）县总部”。由于我也是重机枪中队的，所以就被选上了。

一般情况下，出动前都会将本次行动的大概和方向等情况向士兵说明；但这次行动却是个秘密中的秘密，对士兵什么解释都没有。将重机枪放上马背，正要从警备队出发时，接到队部的指示：

“斋藤不用去了。”

我就突然从队伍中落了下来。

具体理由是：后来又收到总部的特别命令，要求重机枪人员尽可能挑个子高于五尺六寸（约170公分以上）；所以就把我和个子更大些的一等兵M替换了。

那时，我身高五尺五寸（大约167公分——译），差了这么一寸把我任务免除了。

没想到只因为身高就不用参战，实际上心里还是松了口气的。连到哪里去都不知道，这样的战斗实在是不愿意去。

送走重机枪分队之后，总部又来命令了，这次要求中队到山里去打仗。

虽然刚入冬，但太行山的风已经能让人冻得发麻。渡过拒马河（位于北京房山区——译），又翻了几座山头，中队终于能在一个高地休息下来。

“日本对美国开战啦！”（1941年12月7日——译）

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从无线电班传来。那天是在12月8日接近中午的时候。

“居然和美国……”

我们士兵没想到日美关系居然会恶化到战争的程度，所以都以为是误报。可接着发来的无线电情报说进攻珍珠湾的部队战果甚大，这下和英美开战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这时，队长开始说话：

“前天中队里派出的重机枪分队，实际上就是为了进攻北京美国兵营去的。”

出发时不给任何说明，要挑高个子的士兵，这些和平时战斗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总算原因大白天下。

“我们可不愿呆在这种山沟里，真想出去好好打上一场。”

年轻的新兵这么说，可老兵却说：

“这下搞大了，我们服满兵役后又会被怎么样呢？（担心延长兵役——译）”

士兵们对日美开战的理解也各有不同。

“这次和八路军不同，对手可是老美啊，我们这帮人行不行啊？”

我们开始担心起进攻美军兵营的重机枪分队战友们了。等从山里回来，重机枪分队所有成员都精神百倍地回来了。（美军兵营和大使馆位于东交民巷22号。今东城区东交民巷44号,前门东大街23号——译）

当天晚上就围绕进攻美军兵营展开了热烈议论。根据我听到的，当时情形应该是这样的:

从各部队抽调集中的攻击队伍在12月7日晚集结到北京后，指挥官宣布：

“日本决定于八日凌晨与英美开战。北支部队进攻位于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附属兵营，并接收其在华一切权益。”

遵照这个命令，重机枪分队将迫击炮、步兵炮一起在正阳门摆开了个阵地。

“这下形势可就严峻了。”

听到这个命令，明白对手是美国后，士兵们都这么说。可不是嘛。和八路不一样，美国兵特别强，所以日军方面也做好了付出惨重损失的准备。

可是，一旦开战，美军却连一枪都没打，直接举白旗了。

如果两边换一下的话，日军会怎么做呢？那肯定会一直抵抗到全体战死为止。但美军看到打不赢后，就没做无谓的抵抗。这点打乱了日军的进攻节奏。

战斗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下去，进入美军兵营更让我们大感意外。

和单调的日军兵营相比完全不同，室内装修豪华，家具、奢侈品一应俱全，简直就和酒店一样，以至于让我们怀疑这还是不是军营。

物资也很丰富，日本军队里看不到的巧克力、糖果、咖啡、威士忌都被士兵们装进了口袋；连相机、手表这种贵重物品也被胡乱争抢，由此可以看出日军的素质如何。

不管怎么说，对美军兵营的攻击非但一个人都没损失，而且还缴获或者说掠夺了不少战利品带了回来。那个和我身高差了一寸被替换上去的一等兵M也是抢了很多东西兴高采烈的。

“战利品也分点给别人。”

一等兵M分给我的是包美国烟。和当时的日本烟“金鵄（chi）”、“誉”比起来，美国烟要好抽得多，很受士兵的欢迎。

在和一等兵M一起在警备队站岗的时候。

“斋藤，这才是我真正的战利品哟。”

他从钢盔里拿出来的是一张金发美女的裸体照片。借着月光我仔细看了看裸体照，感觉拍得栩栩如生。

我说：“女人的裸体是最好的护身符啊。”

“外国女人也会保佑我们吗？”

“只要脱光，就不分日本还是外国的了。”

“就因为和斋藤你差了一寸身高，让我得了这么个好东西。除了当护身符外，也可以做其他用处吧。”

大概军部为了不被敌人看扁，特地尽量挑了高个子士兵派过去；可我们又不是和美国人玩相扑，真是好笑。

这个故事可不是胡扯的，而是真的发生过得事情。

部队捕鱼法

坨里警备队驻扎在坨里，此地位于从北京出发沿京汉线向南约30公里的良乡，再沿支线向西约10公里终点就是。

坨里既不是村子也不是镇子，只是个被中国人称为“坨里”的地方。连接良乡和坨里的铁路也不是客运铁路，而是为从坨里运煤炭出去的货运铁路。

坨里本身并不是煤炭产地，但此处再往前的地方开采出的煤炭都会用缆绳拉到这里（门头沟煤矿的运输枢纽，具体参考《日本帝国主义对北京煤炭的掠夺》——译），然后从这里通过铁路运到北京或其他地方（可能是通过天津港出口到日本——译）。

河北平原以坨里为分界线，这之后就是山区。往西便是与百花山、小五台山以及其他高山连在一起的太行山脉，坨里就是这些山的入口。

这些山便是坨里附近流淌着的琉璃河的水源地。沿河上溯20公里驻扎了5处中队下属的警备队，坨里警备队就是其中的一处。

当时，部队司令部在北京，总部则在涿县，所以如果要往两边跑的话，坨里也算是个必经之地。

因此凡是要进出山区的士兵就会在这里住宿，中队从总部领取的军需品也会在这里设仓库保管起来。这坨里与其说是个警备队，还不如说是中队的兵站基地更好。

就在这里有一支由中士率领的小分队（约10人）组成的小警备队。那时候本地治安还算不错，所以这点儿兵力就足够了。

虽说名义上最高领导是中士，但实际上却是中队里资格最老的上等兵Y（长着浓密的大胡子，也叫他胡子上等兵。）充当队长的角色。

这个上等兵自中日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译）就一直在军队里，比中士、中队长资格都要老，当时还获得了“勋八等章”（银质勋八等白色桐叶章，日军最低一级的勋章。——译）。就因为这个，中队长以下所有人都得对他高看一眼，而且“勋八上等兵”本身也很有特点。

“玩的时候就该好好玩，死的时候反正你也跑不掉，所以活着就不要闷闷不乐的。”

这就是勋八的座右铭。所以这里除了早晚点名，其他地方都没有军队的样子。早上吃完饭，保养清洗武器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

在其他警备队里无论是站岗还是勤务，都会利用空隙时间要求不断操练刺杀技术；但在坨里根本看不到。哪怕士兵白天睡上一整天，或者和人打桥牌都不会有人多说一句。

哪怕因为人少不能像旁边的警备队一样操练，但这种根本美一点军队样子的地方还真是少见。那时经常有人说“去了坨里以后人都胖了。”，的确就是这样。在我们中队里士兵都认为这里就是天堂。

不过部队的人事可不会把好兵给送到这种地方去。那里都是像我这种放羊的士兵。

既没有人站岗，也没有看门的，哪怕是中国人也能随意进出非常自由。敌人只要派上五六个便衣攻过来，这支警备队就会被灭掉。可我却从来没听说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出警备队大门稍微再往前一点的地方就是琉璃河。这河水质洁净游鱼颇多，勋八上等兵就把他最擅长的“部队捕鱼法”教了给我。

所谓部队捕鱼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手榴弹、炸药往鱼多的深水里丢而已。手榴弹、炸药在水里“轰隆”一炸，就会有二三十公分大类似桃花鱼的鱼肚皮朝上飘起来。

这是因为被爆炸冲击波震到，暂时晕了过去；如果不趁机快点抓的话，它们就会醒过来跑掉。

士兵们只穿着一条兜裆布，在河里扑腾的样子就跟小孩玩水一样。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功夫里鱼就把桶都给装满了。

“训练结束，收队。”

把抓鱼说成训练，可真能糊弄。

这捕鱼方法虽说有些粗暴，但能捕到鱼这一点是肯定的。之后我们又担心起手榴弹的数量对不拢该怎么办？

“就说八路打过来，所以都丢出去了就行”

就这样，我们把以训练为名抓的整整一大桶鱼，当成晚上的下酒菜。

警备队里白酒、啤酒一直都多得很，虽然还没达到让人放开喝的程度，但也不会一下子就见底。喝醉以后，勋八又说要去夜间巡逻就跑出去了，实际上就是跑到女人（妓女）家去了。

外出的时候士兵也不带上武器，基本都只有刺刀随身。把自己置身在这么危险的境地下，居然到现在还没出过事，真是不可思议。大概勋八说得对——如果要杀你，无论是派人站岗，还是干脆睡大觉，最终都还是会被干掉。

多亏有了这么个勋八，我才能在这漫长而又痛苦的军旅生涯里还能留有一小段值得回忆的东西。不仅仅我一个人，当时坨里所有的人大概都会这样想。

良师益友

在坨里警备队有个中国苦力，他这个人非常特别而且挺有趣的。

一般无论那个警备队都会有一两名中国苦力，让他们去做饭或者打杂。但坨里的这位却不知什时候起被队里人称做“你桑”。

你桑在警备队的工作就是做饭，而且还做得一手好菜很受队员的欢迎。他年近40，个子高高的，而且长得也挺帅气，再加上日语说得也好，所以被警备队颇为看重。

那么，他到底什么时候变成苦力的呢？首先这要从他为何在日军里干活开始。

你桑这么跟我说。

中日事变（1937年7月7日）刚爆发的时候，在这附近日军和中央军之间展开了激战。

你桑被当成苦力征调进日军，在坨里西面高地的战斗中中弹负伤，被日军士兵视作战友一路背到后方。看到自己被当成亲人一般照顾起来，自此就改变了想法，觉得日军也是挺可靠的；慢慢地他就自愿在日军中劳动了。

你桑经常说：“我当了六年的志愿兵。”，我们听了就大笑起来，也挺佩服他。

事变发生在昭和12年（1937年），我到坨里是在17年（1942年），正好差了6年，如果当兵的话自然就是6年兵了。

事变当时的士兵现在已经一个都不在了，你桑他就把队长、士兵离开时送他的纪念品，比如金属烟盒、钢笔、手表都给珍藏了起来。

此外，也不知道是谁教的，他最擅长唱当时的流行歌曲“満州娘（满洲姑娘，这歌在优酷可以搜到——译）”，士兵们喝酒的时候就会让他唱给他们听。

总之，他和一般苦力对日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在离开坨里回到山里原来警备队的那天，特地和他聊了下。

你桑对我这么说：

“中国有句话叫良师益友，以前日本军队里有很多这样的良师益友。不过现在的日军里已经找不到了。

事变当时的日本军队军纪严良，也有同情心；哪怕对一个受伤的苦力，士兵也会来背着救他。

另外，在战斗当中也不会在村子里干坏事儿。可是，现在的日军又变成什么样了呢？把受伤的苦力丢到一边，抢劫别人家的财产，还把村子都给放火烧了。军纪混乱，素质低落，这也是国家现状的写照。

我最近也打算不干了，我对你说的这些希望别介意。”

昭和17年（1942年）在日军的兵力还占有优势，竟然对我说出这样的话，自然心里也有些恼火；不过他说的也的确是事实。

只要在日本军队里呆上5年，自然会很清楚日军的情况。他那副冷静的眼光真是他可怕了。

确实在事变初期（1937年7月7日），日军无论兵器还是军装都用的是新品，而且军纪也很严，而且绝不向村民动手，所以日军也可能会被中国人认为是王师。现在比起来，日军已经沦落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了。

之后，经历了部队整编，调动等等，你桑的情况已经无法获知；但和他告别时听到这番“良师益友”一样的话语，却总也无法忘记。

九块墓碑

昭和16年秋，我第一次被分配到前线，地点是位于河北省房山县南窖的警备队。

这是个距北京西南方向直线距离有一百公里的一个山中村落，再往前就没有日军阵地了，也就是说这里是部队的最前线。

村子地处三面环山的盆地，警备队就驻扎在村里最靠北面的山脚下。警备队所在的建筑是一个四面被土墙环绕，中间有好几间房舍，为中国特有的布局，相当宽敞。

每间房子都被分作不同小队的兵营用，此外还有队长室、无线电室、警卫室、伙房、卫生室等。在北面和中央各有一个碉堡，其中储存了足够打上一年的弹药。

这里的兵力为由一个少尉和40名下属组成的小队；装备重机枪一挺，迫击炮两门。另在北面的山上设有个分哨所，没过一昼夜换一次班，共计有一个小队在那里负责警戒。

当我被派到这个警备队的时候，最震惊的是在院子最靠北边并排树立了九块全新的墓碑。

这是在去年球体，即昭和15年（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这警备队发起总攻期间的牺牲者。

所谓百团大战是指针对华北日军守卫的阵地、铁路及其他设施，八路军投入一百个团（一个团（约1000多人，但实际变化很大——译）相当于日军一个联队（约3870人——译））的兵力在各条战线上发起总攻击。

当时南窖警备队处于什么一个状况呢？我问过生还下来的老兵后，总结如下：

首先，发动总攻前，原本警备队定期放出的秘密侦查人员一个都没回来；而且警备队驻扎的村子通向前方的村子的道路都被八路军封锁起来。

这是因为敌人不想被日军知道自己在准备发动总攻。

还有之后才了解到的情况：敌人是在与我们隔着一座山的旁边一个村子里准备的绳梯和担架。

对此警备队虽然也觉得异常，但却没想到会受到八路大军如人潮般的攻击。

在这些偷偷做着准备的一百个团里，就有约三千兵力向我们这只有一个小队守卫的不起眼的警备队发起了雪崩般的攻势。

当时敌我兵力对比为100比1，可就算面对如此可怕的敌人，日军也没有任何犹豫就投入战斗。敌人从四面涌过来试图利用绳梯冲进警备队院内；而日军则在迫击炮的支援下，从屋顶上扔手榴弹、切断绳梯几乎是以白刃战的方式展开残酷的战斗。

在这样激烈的战斗中，队长T中尉沉着冷静的表现，也是这支警备队在如此激烈的进攻中也没崩溃的重要原因。

但是，敌人军队是在太多。他们用最擅长的人海战术同时往土墙上设置好几副绳梯，逐渐向院内渗透过来。

无论我们把他们打倒多少次，敌人都会勇敢地拿着绳梯跨过战友的尸体向着警备队的方向伴随冲锋号向前突进。这些人的脸，每个一都是那么年轻，简直和少年人一样。

“八路根本不值一提。”

之前把八路军看扁的日军恐怕谁都想不到他们会是这样一支勇敢的军队。

“万事休矣”

这样下去大概我们都会被消灭，在此之前为了不把重机枪这只老虎交给敌人，我们打算挖个坑把它藏起来，于是就在炮楼里开始挖洞。

另一方面在北边山上的分哨所战况又如何呢？其实那边也是以分哨所所长为首，带着全体阵亡的信念决一死战。

炮楼周围围了两道铁丝网，本不应该那么容易就攻进来。可土八路却拿了块板子（估计是门板——译）直接盖在铁丝网上，就这样和山下的攻击警备队一样和着冲锋号往炮楼里冲锋。

分哨所的日军也是一边从射击孔里向外射击，一边对八路军那种怎么打都毫不退缩的的战斗意志深感震惊。

有些八路军士兵过于接近炮楼射击孔，以至于直接用手抓住步枪想要把它拉出去，而里面的日军也在拼命往回扯。

在平时这个炮楼中积存下的弹药储备，就砸这场激战中消耗殆尽，于是向山下警备队要求补给。不过，背着弹药的士兵还没到炮楼，半路上就给干掉了好几个。

最后，炮楼里连饮用水都用过光了。可不知为啥这里居然还有几瓶日本酒，于是就边喝酒边战斗。一边喝着酒，一边和敌人打仗，这种事情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在村子入口处的河滩广场上发现敌人好像在排队领饭的样子，似乎要一鼓作气把山上的炮楼给攻下来，还听到类似队长在指挥战斗的声音。

可恐怕就意味着敌人正式进攻的前兆吧。

“这里是南窖警备队，我方被敌人大部队包围攻击。十万火急请救支援。”

部队总部收到这份紧急电报，立刻组织了援军向南窖村进发。可是敌人已经事先预测到这个可能，在黑龙关附近的谷地伏击了沿琉璃河增援过来的5台卡车车队，并予以全部消灭。

卡车车队通过唯一的峡谷通道时，敌人占据山上最有利的地点进行伏击，被伏击的一方完全无招架之力。

这种拼死疯狂的战斗持续了三个白天三个黑夜，最后还是靠了飞机的援助才总算把敌人击退。

当在互相射击的枪声间隙中听到东方天空传来飞机发动机的轰鸣时，

“啊——得救了”

全体人员止不住泪流满面。

“好样的，你守住了分哨所。”，分哨所所长因此就活着得到了枚金鵄勋章（是战前的日本对大日本帝国陆军、海军的军人、军属所授与的唯一的勋章。昭和15年最后因为战争激烈中止授与生还者制度，变成只授与取得战功的阵亡者。——译），那时候可是个了不得的荣誉。

以上就是从当时老兵们嘴里听到的“百团大战”的大致情形，又因为是幸存者所述，故而多少可能会有些夸张。

这之后我听说八路军也对当时警备队的奋战非常赞赏——打仗就学“南窖警备队”。南窖警备队居然被参战双方都当作战例了。

不过，虽然这场战斗成了范例，但战斗结束都快一年后，北山分哨所周围绽放的野菊花丛下依然留有无数八路军士兵的遗骨。

“好人不当兵”

在这支我呆了一年多的警备队所在山区里，有个少见的大村子。这个村再过去就没日军阵地，位于最前线上。

这个村子入口处有座庙，这里驻扎有一支数百人的保安队以便协助日军。

所谓保安队是指当时汪精卫政府、及其他在华北与日军合作的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时，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各部改称总署，原各部负责人改称督办。——译）所组织的武装。战斗力不值一提。

昭和19年到20年（1944~1945年——译），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便将警备任务交给保安队，结果他们有一大半人要么倒戈，要么逃跑。

由于他们是中国人，如果让他们是来协助日军的话，就等于要把其他中国人当成了敌人对待；这自然使他们没什么战斗意愿。

但从中共军队角度来看，保安队就是和日军穿一条裤子，是“日军的走狗”，出卖国家的“叛军”，所以把保安队称作“伪军”。

这支保安队的前身并非正规军，而是土匪集团。他们被我们中队追击，走投无路而投降，之后就归顺日军了。

在中国，很早以前各个地方就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压榨普通民众。不仅军阀头子作威作福，手下的兵也不是省油的灯。

中国人被军阀害惨了，所以就有士兵等于坏蛋的印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好人不当兵”的俗语，说的就是这个。

于是，这支保安队的刘队长向警备队长提出要按日本军队的方式来训练，希望能从日军部队里借调两三名人手的请求。

警备队无法从已经捉襟见肘的人手中为此再抽调三名士兵。正好这时，保安队附近有个分哨所，就让站岗的人轮换着到保安队去，从一二一开始教他们日式队列走法。

一开始大概他们还觉得挺新鲜，还能跟得上训练；但后来一严格起来，他们就开始发牢骚：“米西少少滴。”

他们的饮食确实够呛。小米粥做得像水一样稀，每顿就那么一碗而已。

他们本来就是杂牌军，无论怎么训练都没用。

此外，哨兵还要分出自己休息时间去教他们，每天都很累，到最后也是满腹牢骚。

就这样，训练坚持了十天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在这十天时间里我却是从刘队长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一边喝着白酒一边讨论中国和日本的未来。“日中不战”——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相互之间不该打仗，这是他的论点。

蒋介石总统的部队也都是些“好人不当兵”的部队，所以会失去国民的支持，无法长久。

于是我问：“那么谁可以治理这样一个中国呢？”

“只有八路军，毛泽东。”

他立即回答。当时，日军势力正盛，八路军和日军打仗多数会是逃跑，所以听到这个我很惊讶。

再继续问他理由，他说：“因为八路军是‘好人当兵’。”

和目前其他中国军队完全不同，八路军纪律非常严明，哪怕拿村民一针一线都当成重罪，而且士兵和军官没有差别，给养都是一样的。

因此敌区的人们都欢迎八路军，信赖并协助他们。虽然现在实力还很弱，但终究会夺取政权。他平静地说出这么一番让日军感到刺耳的话来。

一开始，我不断反驳他；后来把战斗及其他情况综合下来考虑后发现，他对八路军的想法是正确的。

保安队的训练停止后，我和其他几个人又找刘队长谈了话。

没有翻译在，自然就用生疏的中国话和笔谈来交流。这点真是多亏了同文同种啊。

——以后我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情报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了解到的关于八路的信息起了很多作用，给我帮助很大。

不久，部队被重新编成，这里就被后继部队接替，我们也就离开了这个村子。

离开村子那天，保安队在河滩上列队，来向我们三十多个人送别。

刘队长骑着白马，并列和日军队伍走在一起，最后还是到了分手的时候。

“日本朋友天见（貌似天津方言，意思是再见——译）”

说着紧紧我了我的手。

以后我就再也没回到这块土地上，刘队长的保安队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所有的保安队在日本战败的时候都该会反水、逃亡、解体了吧。他们的命运估计也是这样。

不论刘队长的保安队后果如何，但他去当个土匪杂牌军的长官也太屈才了；这个刘队长一定会被八路军带走，说不定还会成为八路的军官呢。

又可能刘队长本来就是八路，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他特地隐瞒身份混进保安队，是来套取日军情报的。

不管怎样，中国人和日军比起来，政治上的认识的确领先许多。

蝎子

“有蝎子，大家多注意！”

刚到战场的时候，我们被赶去修补山顶炮楼。当着我们十名新兵的面，指挥修补的班长对我们这么说道。

我以为蝎子都生活在非洲沙漠里，听到这话，很意外。

同时，一听到“有蝎子”，也产生了一种：中国地方这么大，自己像在边疆地区一样的感觉。

接下来工作正式开始。为了收集石块并堆在炮楼附近备用，我正打算用双手搬起一块30公分的石头；突然右手中指上传来一股刺痛。手一松放下石头后，把它翻过来一看，石头背面居然有一只长约3公分左右的蝎子。

我慌了神，一溜烟跑下山马上去治疗。卫生兵却说：

“这附近的蝎子没什么毒，没事儿，别担心。”

实际上也确实没啥出事儿马上就好了。

但身边老有蝎子出没这点总让人心惊肉跳的。光瞅蝎子长得那副模样也怪不舒服的。

山里的警备队和阵地上没有通电，所以晚上都用煤油灯、蜡烛来照明。

这附近的房子也都是土屋，窗户、隔窗都用纸糊住。墙和窗框之间的缝隙为了防止黄土灌入，也用纸来糊缝。一到晚上这种窗户、隔窗上就会传来蝎子爬过时的唦唦声，让人起鸡皮疙瘩，睡也睡不着。

灯光还会把蝎子的影子放大后投射到窗户或墙上，那个样子看着就不舒服。

有个词叫“蛇蝎”，这完全就是古人真实的反映。

我在中国期间，前后只被蝎子蜇到过这么一次。

沙尘暴

一到春天，在华北就会刮起凶猛的沙尘暴。这是由于从蒙古沙漠的尘土被吹到空中，然后又乘着风吹过来的，那景象真是“黄尘万丈”。

在战斗中也遇到过无数次沙尘暴。为了防备沙尘暴，士兵们都装备有类似飞行眼镜一样的防尘眼镜，尽管如此却依然无法防尘。

眼睛虽然防住了，但嘴巴、鼻子里却还是不断吹进沙粒，根本没法开口说话。风沙严重的时候，隔着两三米就看不清人，根本无法展开战斗。

比起山区来，平原地区土地干燥沙暴也更严重许多。

接下来我就说说我们部队在河北省平原的冀中地区（河北省中部）战斗期间遇到沙尘暴的故事。

这片地区的敌人是八路军中最强的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的精锐部队。

不过当时战斗还很顺利，将八路军穷追不舍逼到了绝境，就在还差最后一击的时候，吹来了一阵沙尘暴，战斗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黄色沙土越来愈猛烈，以至于把天地都给染黄了，眼前啥都看不见，敌人、我们都无法动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等待沙暴希望它能快些散去，其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一等兵Y趁这时候就跑到我们小队稍远的一个凹地里大便去了。在同一地方两三米开外似乎也有一个人在大便。但由于沙尘太大，哪怕这么近距离也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人。

拉完以后，一等兵Y正要过去打个招呼；结果一看，那居然是个背着弹带和背包的八路军士兵。

对方也很吃惊。还以为是自己人，结果凑近一看居然是敌人，对方大便时也没想到会是个日本兵。

敌人拉上裤子，慌里慌张正要逃跑；一等兵Y拔出刺刀立刻扑了上去扭打起来。

正当双方打得难舍难分，突然敌兵就脱了裤子，消失在沙尘当中。

听到吵闹声，战友们聚集过来，看到一等兵Y正一手抓着八路军脱下的裤子，一边呼哈呼哈大喘气。

“你要抓个俘虏，那还能得个军功什么的；可你抓条臭烘烘的裤子干嘛？”

听了这话，小分队队员都哈哈大笑起来。估计那位被剥掉裤子的八路军士兵，当时还在尘土里面光着屁股（当时中国人很少有穿内裤的，直接就把裤子穿上。）拼命逃跑吧。

下一个故事也是个因为沙尘太大而引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在坨里村的时候，听老兵一等兵O说的。

一等兵O是从其他部队调过来的。他原来所属的部队驻扎在京汉线东面的平原上，所以和我聊的战斗故事都是平地站。

华北的日军每到春秋两季就经常会展开扫荡。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田里的高粱就会长得很高，使作战变得困难的缘故。

我也曾经从山区阵地被派遣到长满高粱的平原地区去战斗过，高粱地里完全看不到敌人藏身何处，对日军来说完全就是块提心吊胆，极其恐怖的地方。

故而日军就会特意避开这段时间，在高粱还没长高或者收割以后再行动。

当一等兵O出动的时候，半路上突然刮起了黄风，而且正巧就是在高粱地里，这就导致部队行军异常困难。

风沙大到隔了两三米就看不清前头的情况，再加上又是在高粱地里行军，所以队伍自然就走散了。

一等兵O为了跟上队伍，就拼命追着队伍尾巴走

总算部队来到了个村子，正打算松口气，结果一看，周围的士兵都是些不认识的人。他就满腹狐疑，莫非会是混到和一等兵O没关系的其他部队里去吧？

但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万一不是日军，而是八路军的话又该怎么办是好？那可就不只是尴尬而已了。

一等兵O跟着这支部队又行动了一段时间，最后回到自己的部队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辛亏有了这沙尘暴这事儿才只成了个笑话。我最终被派遣到这里，其实也是因为这沙尘啊。”一等兵O说完露出了苦笑。（可能因为莫名离队一个月被怀疑所以发配到山区里来——译）

两位战地情人（可能是为了鼓舞士气，军队给派发的女孩照片——译）

“出去打仗的时候，把你们的情人带上，这样不容易死。”

到战场以后，经常有老兵这么对我说。所谓“带上”是指凡是有女孩儿照片的人就把照片放到口袋里带走的意思。一开始我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几次经历流弹后终于明白了。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只要随身带了女孩儿的照片，人就会变得患得患失，在弹雨中也不会去做什么无意义的事情，也就不太容易战死了。

反之，是不是不带女孩照片的士兵就会在往子弹堆里跳呢？这当然不会的。无论你是勇士还是胆小鬼，死神都会公平对待。

我虽然并不在乎这种迷信的说法，但却也有两张照片一直珍藏着。一张是母亲和妹妹的，另一张是出征前朋友介绍的住浅草的A子的，不知道她能不能算是情人。

正如字面上“随身携带”一样，我一直把这两张照片放在军装口袋里。因为它们对我来说就和护身符一样。

在阵地的时候自然会带着；出发行动的时候，每当休息时间，我也会把这两张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一面想着过去种种事情，一面对它们说话。

最经常对这些照片说的话是：“今天我也活得好好的。”

另外，随身携带还有一层意思：如果自己中弹我也能和她们在一起死去。

母亲和妹妹并排的照片是在老家院子里拍的，为了这个妹妹，已经有好几个战友向我提亲；其中也有人瞒着我私自给她写信的。

至于A子，她和妹妹同岁，但是还在念女子学校三年级，是个穿着水手服看起来非常可爱的女生。

“居然还有这么个女朋友，斋藤你小子不错嘛。”

有的战友把A子当成战地情人，看到后都很羡慕。

除了这两张随身携带的照片外，后来又增加了一张新的照片，这下就有些微妙了。这张照片是和我同期入伍的新兵上等兵K的妹妹，不知为何突然她给我寄了封信的同时把自己的照片也附送过来。

K的妹妹我在高崎入伍训练期间见过一次，之后又被K介绍过一次，这两次而已。她和K长得一点儿也不像，记得是个非常漂亮的小美女。

打那以后过了三年，他妹妹发过来的照片比以前的更漂亮了。

连我都有些心动。和A子的照片放在一起比较，还是他妹妹的更漂亮。是不是该让A子挪一下……突然就想到这个，然后很让我烦恼了一阵子。

可是，入伍以来直到现在，A子对我态度一点都没变一直都给我写信。现在要改换心意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这张照片该怎么处理？要是把三张都带上的话，那不就成三角关系了？可也不愿意把她给别的战友。

现在想来，那时我可真够傻的。

K的妹妹其实并不只是给我写信、发照片，其他同时入伍的士兵们全都给了。

K的妹妹当时作为“军国少女”，就以慰问信的形式发给所有人。

上上签

昭和17年（1942年）夏，我在北京的陆军医院里住了两个月院。

病因是右锁骨骨折。至于骨折的原因则是我在警备队广场上和人玩相扑时，被一等兵M猛地摔了一下导致的。

当时在医院的文件上却写的是“在某地战斗中负伤”，貌似队里给我撒了个谎。——在军队里撒这种谎算是正常的。

从山里到医院这一路长时间坐卡车颠簸下来，我肩上的伤也痛了起来。不过一年以后又能看到北京的灯火实在是很高兴。

我入住的医院在一个叫清华苑的地方，这里主治骨折，所以不但北支那边有人过来，而且远到中支方面的士兵也有人入院。

要治疗骨折，首先就得把骨折的地方打上石膏固定住。要做固定的话，不仅要在骨折的地方打石膏；比如我右锁骨骨折，还得把身体和右手一起用石膏固定。

由于右手被固定在等肩高的地方，所以骨折的痛苦也就没那么厉害了；但同时只能使用左手，所以在去掉石膏之前的一个月里，活动起来就非常不方便。

等到骨头基本长好以后，就取下石膏，如果还有骨头露在外面的话，就会用锉刀咯吱咯吱地锉掉；这可是军队特有的粗暴疗法。到这儿来的大多都是战场上负伤的，有人骨折了两三处，有人给打断了背骨，重伤比例很高。像我这种程度骨折的，到这里来一看，连骨折都算不上。

每间病房收住10名从各地方部队送来的士兵。光看床头患者姓名就可以发现很多雪（第３６师团）、冬（第３７师团）、枫（第３２师团）、春（不明）、河（第４１师团）、东（第３５师团）之类部队的名字（指日军师团的通称号，具体参考《侵华日军的部队通称号》——译）。

在这里，没有新兵和老兵的区别。可能是好了以后就会回各自部队，所以无所谓。我到现在都还对这一点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最烦人的反倒是卫生兵，他们连对比自己级别高的患者都敢当面叽里咕噜发牢骚。这里是医院，人家的地盘也没办法，但每次看到这样的卫生兵总会生出一股无名之火

不管怎么样在这军队生涯中，能住进医院那可就等于抽中上上签啦。不必辛辛苦苦去打仗，也不用站岗放哨。而且也不用听班长、老兵的啰嗦。

不过听说在军队里，如果你不是因为战伤入院的话，会对本人的评价有不利影响。因为你在别人执勤的时候自己却穿着病号服舒舒服服地混日子……

后来我在这间陆军医院里住了2个月后，在夏天结束时，再次回到山里警备队中。不过在这期间有两件事我倒是想写给大家看看。

（一）光荣负伤

住院期间最开心的就是慰问伤病的活动，每到这时就会有各种人和团体到病房来探望我们。

所谓慰问，并不是指从国内过来的正式慰问团，而是由留在北京的日本人及其子弟、小学生、女学生们带着花束和点心到医院来访，慰问我们。

患者在病房床上跪坐（只对能坐起来的病人）着迎接女学生们。

“士兵们辛苦了。伤养得怎么样啦？”

有两个女生进入病房，对着坐在床上的病人一个个鞠躬打招呼，并亲手把带来的花和点心交给他们。

其中一个女生走到我面前，深深行了一个礼，一边递上花束一边说：

“士兵大哥，光荣负伤辛苦了。”

听了这话我心头一跳：这哪儿是光荣负伤啊，只是玩相扑摔伤而已，还不如说是不光荣负伤才对。

我正对这个慰问不好意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旁边床位的上等兵这么替我回答：

“这个人啊，在和敌人肉搏的时候负的伤，可是位勇士呢。”

这下我脸红了，相扑受的伤什么时候变成了肉搏负伤……

等女学生们回去以后，上等兵就这么说：

“这就和日军的战报一样的”

（二）偷西瓜的

伤养好后，退院前还要在训练队里呆上10天。

住院以后，身体会变迟钝，所以要在这里进行锻炼以恢复到原来状态，以便回到原来部队里。所以就得把住院期间养成的习惯全都扭转过来，估计这下会倒大霉了吧……我带着这种不安进去一看，我完全是在杞人忧天。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严格的训练，一整天都在玩。虽然和当初的担心完全不一样，但我又开始奇怪：这训练队到底是干嘛的?

在这里不用穿病号服，每天光白吃饭，就算我身体再怎么迟钝，这下也变得无聊起来。

这支训练队所在的具体位置我记不清了，但离此不远就是有名的颐和园（当时称为万寿山）。

训练队以训练的名义经常到那边去参观。

现在去中国旅行的话，是个肯定会去的景点之一。那种人工设计的美丽公园，无论看多少次都还是会让人目瞪口呆。

另外还有个让我赏心悦目的节目，就是欣赏昆明湖畔穿着旗袍的中国姑娘。中国姑娘的大腿若隐若现，和昆明湖涟涟波光映照下的石坊一起在我脑子里无法忘却。

这支训练队里有个驻扎在山西省“河（第41师团）”师团的士兵——一等兵S。一等兵S和我一样也是锁骨骨折，比我早入院，但却和我编在同一支训练队里。

一等兵S骨折的原因听说是在追击敌人时受伤落马所致。

河部队和我的部队一样，原来都是驻扎在宇都宫，所以凭着这层关系，出训练队前都算战友。

训练队最后一天我们打算游览万寿山。虽然一等兵S昨天起肚子不舒服，但因为是最后一次活动，他依然坚持和我们一起去。

去万寿山的路上没什么难走的地方，走到一半一等兵S突然捂住肚子：

“我到地里办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我们商量着要不要等他，考虑到公园近在眼前，他很容易就能赶上我们，所以就继续往公园走去。但不知为啥，一等兵S就是没跟过来。

一个小时后，他还没过来。这事儿也办得太久了吧，我们有些担心。

这里位于北京郊区，治安也算不错，不担心会出事，但也不能马虎。

我就和另外三个人回到过来的路上去找一等兵S。从之前一等兵办事时进去的那片高粱地开始，一路搜索附近的农田；但就是找不到他。

“喂，一等兵S。”我们大声叫喊也没人回话。

我们越来越感到不安。

“这万一真出什么事儿……”

正想着，就从训练队最近的高粱地里传来哗啦哗啦的声音，紧接着一等兵S就冒了出来。

“怎么回事儿，出什么事了？”我们赶紧问道，一等兵S一时没开口答话；后来冷静下来再问他，他告诉我们：

一等兵S进高粱地办事儿，结果却发现眼前有片西瓜地，就想：还是在西瓜地里拉爽快，就跑到西瓜地里蹲了下来。突然从高粱地里有五六个农民拿着镰刀锄头满脸怒容跑了过来。

“西瓜小偷！”

一边喊着一边往一等兵S这里冲。

虽然自己没偷西瓜，可看到农民们舞刀弄枪的样子太吓人，一等兵S觉得如果再呆下去可能会被打死，就拔出刺刀胡乱比划几下后，立刻逃到高粱地里去了。好不容易保住条命，这时就遇见我们了。

这番话虽然有些疑点，但看到一等兵S安全无事，我们就松了口气。

“我当时就想给西瓜施点肥，不过也确实吃了两口，那瓜瓤黄黄的挺好吃。”

一等兵S在回到他山西原来队伍时跟我这么说，其实我早就这么觉得了。你要不偷人东西，怎么可能被农民追着跑啊？！

此后我就没再听到他的消息了，我也是从那时候起，每次吃黄瓤的西瓜就会联想到一等兵S。

最后一口水

我握着枪走过的地方基本都是在山区。并不是说没去过平原，只是不知为何我对山里发生的事到现在印象都很深。

有一次我们去进攻冀西山区里一个叫楼水的村子，据说那里有八路。

在山里行军经过一周时间总算到了那个村子附近，结果八路军却已经不在里面了。

这是常有的事：开始听说有八路，过去一看根本没这回事儿。于是队伍就不必赶路；正巧旁边有条水质不错的小河，中队就决定在此大休息。

为了进攻这个楼水村，除我们一中队外，还有另外两个中队；那两个中队抵达时间有些晚，所以我们中队也借大休息停下来等他们。

那时候我作为重机枪分队的一员参加作战，和以前一样负责马匹。

休息了不到一小时，后续中队总算从山脊后冒了出来。于是我们中队也准备出发。

到楼水村，离这里还差4公里。就算没有八路也不能掉以轻心，一边注意周围情况，一边向河中走去。

走了大概十分钟。河正对面台地上突然发出“哒哒哒……”“咻——咻——”的声音。

八路军突然用机枪和迫击炮发起了攻击。

打仗基本上都是不知何时何地突然子弹就打了过来，这可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情。一受到攻击，中队立刻就往河流左右分散。我牵着马躲进左手边一块大石头的阴影里；这时突然注意到周围携带重机枪的马只有我一匹，其他的全都在河流另一侧。

敌人的攻击越来越猛烈，迫击炮弹越过我头顶，把树叶都打散，朝后方飞去。“咻咻”的尖啸声太可怕了，简直就是死神的口哨。

八路军应该就在正面的台地上构筑阵地，等着我们过去。敌我之间隔了有400米，如果再放日军走近些攻击的话，大概还会有更多人牺牲，这真是不辛中的万辛。

但是我们中队也不能光挨打。

步枪和轻机枪已经绕到右侧的高地上开始应战，重机枪自然也该尽快投入战斗。可重机枪枪身还在我这里，是在没办法架起来。我很着急——得赶快过河，把枪身交给右边的主力部队去。

从马背上卸下枪身，我决定破釜沉舟，抱着它踏进河里。水深大概到腰部，河底的石头长满水藻滑溜溜的。我一个人渡河，就像给敌人指明了目标一样，子弹也往我前后左右集中过来。子弹碎石拼命往我身上、头盔上砸。

我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虽然这河只有50米宽，但等到我爬上对岸已经是气喘吁吁。

“斋藤往这边”

小队队员，一等兵M从高地上跑下来帮我，我打起精神刚要再努力往前走，

“咕噜噜——”

我突然和重机枪一起陷了下去，直到胸口。同时“嗡”的一下一股恶臭把我憋了个够呛。

我居然掉进了个粪坑里。一等兵M把我捞上来，一边捏着鼻子一边发出“呜呜呜”的哀鸣。

这种情况下，士兵首先考虑的是武器。而我的身体自然就沾满大便，但重机枪枪身不但没损伤，而且也没沾到一点大便。

不一会儿重机枪就开始射击了。重机枪被形容为步兵之花，射击时“突突突突……”的声音非常有重量感很独特，这是士兵已经停止步枪射击，把任务都交给了重机枪。

不久，后续的两个中队也到了，把八路军阵地三面包围开始猛攻。加上其他中队的重机枪，一共有五六挺吐着火焰，在山里枪声合着回音声音大了好几倍。

高地上敌人阵地附近出现刺刀明亮的闪光。白刃战大概开始了，重机枪也不能再打了。我一直忍着这股翻江倒海的恶臭盯住阵地方向。

激烈的战斗在接近傍晚时分结束。到阵地上一看，死尸重重叠叠，还有好几个敌人重伤未死。

这些濒临死亡的八路军士兵看到日本兵后不知怎么想的“水，给我水”恳求起来。我把水壶凑到快死去的八路军士兵嘴边喂了；其中有一个人对我说“谢谢”，还有一个什么话都没说就死了。

战斗告一段落，我拿起八路军的衣服，换掉臭烘烘的军装。

“挺合身啊，斋藤和八路简直一模一样。”

“臭死了，吃饭时别过来，影响食欲。”

回警备队前我都被他们一路冷落、嫌弃。

对我来说，这次战斗真是“吃屎”一样。现在我记忆里还留有那个向我讨水喝的八路军士兵少年一样年轻的脸。

驴子

自从到前线以后，我整天被驴子那种独特的叫声所困扰。

估计以前在北支服役过的士兵也会对那种高亢婉转的嘶喊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象吧。

驴子在我们山区的部队里被用来驮运和乘坐，是种非常有用的动物。可以吃粗糙的饲料，耐力持久，而且还很听话；连女人和小孩都能随意使唤，所以无论那户人家都会养上一两头。

在一些连马都走不了的山路，驴子都可以通行。因此每当警备队出征的时候都会指定要求驴子来运输弹药粮草。

驴子的数量按每次战斗的规模来决定，但在一般情况下都会从附近村里征集50头左右来用。同时驾驭它们的“马夫”（原文如此——译）也会被征召进来，只不过是强制的；照顾50头驴大概需要10人左右。

这样组织完一支骡马队伍以后还得派两三名负责帮忙和监督的人员上去。我就经常被指派担当这个任务。这任务看着简单轻松，其实是件苦差事。

开始行军，骡马队就会跟在主力部队的后面；但马夫他们动作迟缓，队伍行动起来也就慢得要命。于是后卫部队就会说：

“别慢吞吞的，监督都干什么吃的？”

听了这话，我们就把它原封不动转给马夫：

“慢慢的不是，快走！”

如此这般，士兵操着中国话在骡马队伍里前后左右跑来跑去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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