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马共和制度的确立

传说中的罗慕路斯创建了罗马城，此后，在王政时代（前753-前509），先后有七位国王统治罗马，被称为“王政时代”，在罗慕路斯的时代，罗慕路斯任命了100名最有名望的人做议员，称其单个的人为“贵族”，称其团体为“元老院”。元老院一开始只是咨询机构，后来就成了罗马的最高权力机构，管理财政，外交，军事等等，权力很大。另外一个权力机关则是库里亚大会（即公民大会，也称区民大会，以下简称区会），库里亚大会是以家族与氏族为根据的，以血脉为基础的会议，是塞尔维乌斯改革之前（见后）的唯一权力机关，传说起源于第一任罗马王罗慕路斯时期。大会由王（Rex）召集，限成年男子参加，按三个部落划分（即ramnes部落，tities部落，luceres部落），每个部落又有十个库里亚，所以总共有30个库里亚参与会议，但通过决议时，30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库里亚大会是罗马唯一的权力机关。库里亚大会在王政时期拥有以下职权：进行个人脱离氏族的仪式，自权人收养（即为一方家父归属于另一方家父），公证遗嘱，举行圣王（rex sacrorum）和大祭司的宗教仪式，确认个人放弃家庭宗教仪式（即宣布与家庭脱离关系），确认王的任命，通过法律（但是，如果大会拒绝这些法律并不妨碍它们的颁布）和审理案件（即向人民申诉），有时候还有宣战权。

罗马元老院

罗马第六任国王塞尔维乌斯（前578-前534在位）的改革对罗马影响深远，赛尔维乌斯使所谓的客民【按照客民法留居在罗马的外国人】和公民在军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权力平等，但是这一改革却并没有阻止罗马王政的终结，所以可以预见，在罗马国家中，特别是共和体制的转变，首先造成国内危机和政制转变的矛盾，是公民之中限制官吏权力的矛盾。此外，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还创设了森图里亚会议。赛尔维乌斯仿照希腊和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中部的居民，长期与罗马为敌）的公民兵制，对罗马自由居民进行财产普查，按财产多寡把公民分为5个等级。各等级提供数目不等的“森图里亚”（Centuria，又译“百人队”“百人团”），(作为罗马的军事力量。在第一等级之前还有若干骑士百人团，由贵族子弟组成。一二等级是重装步兵，三四等级是轻装步兵，第五等级是投石兵和弓箭手。无产阶级龙鸣被排除在外。公民兵必须自备武装，装备随财产等级而有所差别。森图里亚可以说是军团制度的雏形。森图里亚会议便由森图里亚组成。也称“百人队”或“百人团”大会。起初这个会议具有军事性质，后来取代原先的库里亚会议，获得宣战、媾和、选举高级官员、制定法律和审判等职权。因它以森图里亚为单位投票，实际上被拥有森图里亚数目过半的第1等级富有公民所控制。森图里亚大会后来与著名的罗马元老院和执政官构成罗马共和体制的基础。

罗马最古反对派所做出的最早的成果就是废除了终身任期的国家元首制，即废除国王【bc509，以布鲁图斯为首的共和派驱逐末代国王小塔克文】。如果按照罗马史学家蒙森的说法，我们就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一般情况下，所有的意大利民社（民社的概念见下）的统治者后来无不从终身任期变为每年一任，但是实现这种政制变化的手段却不一样：1.一个终生国君应意外死亡后，人民决定不再选一个，如罗慕路斯死后的元老院摄政期【bc8世纪，元老院摄政数十年】；2.一个国君自动退位，最后演变成惯例或成为政制的一环，据说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就是这么打算的；3.国君暴虐或昏庸，人民造反，将他驱逐。很显然，罗马属于第三种。

赛尔维乌斯图利乌斯

罗马的王政就是这么结束的，罗马的末代国王是赛尔维乌斯的女婿小塔克文（前539—前509在位）【卢修斯·塔克文·苏佩布，？-bc496】是赛尔维乌斯的女婿，是第五任国王老塔克文的儿子（一说孙子）是个臭名昭著的暴君。他和他的儿子不懂政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的儿子也是个花花公子，好色之徒，强奸了贵族妇女鲁克丽丝，后者不堪受辱，自杀。鲁克丽丝的丈夫卢修斯·塔克文·柯拉汀和兄长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大怒，（鲁克丽丝属于布鲁图斯氏族）号召人民，将小塔克文一家驱逐出罗马城。随后卢修斯·塔克文·柯拉汀和卢修斯·朱尼厄斯·布鲁图斯共同当选执政官。罗马的王政时代就此结束。

罗马的“高傲者”被愤怒的人民驱逐。原因有几点：1.国王不遵守法律；2.国王不经审判就剥夺他人的财产；3.他要求法律规定之外的额外兵役与劳役，人民的愤怒完全就是源于以上几点，于是他们发誓，不允许再有国王。但是所谓的“献祭王”却留下了，这人在罗马官吏系统中地位最高但是权力最小，人们立出这么一个王仅仅是因为宗教意义，即神在人间的使者，但是也仅此而已了。王族的所有人都被驱逐出了罗马，塔克文家族撤往了凯雷【伊特鲁里亚南部重要城市】，那里没准是他们的故乡。罗马人民废除了一个终生任期的统治者，另立两个每年一任的执政官来领导罗马民社。

强奸鲁克丽丝

二罗马共和国的斗争

尽管共和国得以建立，但共和国内部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的一系列不同阶级的斗争中，他们就显现出了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自罗马成为一个国家伊始，掌握一切的权力就赋予给了代表旧公民【与之后新型公民团进行区分，代指氏族贵族】的民社【最早的罗马政治单位之一】，所谓民社，是拉丁人（指古代定居亚平宁半岛中西部拉丁姆平原的民族，包括罗马和其他各民族）的社会组织，意大利的诸拉丁民社存在有一个松散的拉丁同盟，盟主为阿尔巴民社，是拉丁同盟的神圣古都。罗马民社则是拉丁同盟之中的一支，但不同于其他拉丁民社仅为单一的原始民社，而是由三个原始民社通过契约组成的。

说起罗马三民社合并的缘由，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罗马地区相邻的三民社位于拉丁同盟的北部前线，久经外族侵扰，形成了守望相助的关系，为了更好的抵御外敌，相约合并为罗马民社，被称之为罗马三部、三部之间有内部的礼仪排位，但权利便无二致。民社在部分书中，也被称之为政区，可以理解为罗马最初有三个政区，在赛尔维乌斯改革后，增设第四部。据记载，每部（政区）均由10个氏族（族区）组成；氏族由若干父权制大家庭组成，每个家庭都人数众多，据推测每家50-100人。

每个拉丁民社都是以地区聚居为特点的具有相同风俗、语言和适用相同规则的，并共同营造公共设施，例如城墙、广场、仓库、祭坛等，民社大致同于城邦。拥有判决刑事案件上诉的权力，审判民事案件的权力与任命国家官员的权力

罗马民社政制与希腊城邦民主制度有些类似，但却并未完全照搬。由于罗马根本上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陆地国家，而非商业国家、海洋国家，因此在最初时并没有像希腊城邦一般采用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而是通过族区、政区来实现代议政治，其社会单元仍然具有家庭、氏族的因素，不像希腊殖民城邦会打破家庭和氏族的界限，这可以说是罗马民主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我们可以认为，民社是罗马共和制度的基础。民社也是构成罗马各权力机关的基础

在所有由民社处理的事情中，民社必须团结一致。【这个准则由蒙森在罗马史中提出，代表它是罗马政制中的首要准则】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权力，民社将权力赋予到个别终身任职的个人，于是独裁与高压统治就不可避免，其后果就是，必然有人致力于削弱这种权力。在从共和国伊始到格拉古兄弟的漫长岁月中，罗马革命者与进步人士想要的，不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是限制官僚的权力。这时候的罗马共和国同时进行着三种斗争：

1.公民内部所进行的限制权力的斗争，如共和国初期的卡西乌斯土地改革【bc486年，卡西乌斯第三次执政官任期内】，在早期共和国期间，贵族与平民的土地斗争就十分激烈。时任执政官的卡西乌斯提出了《卡西乌斯土地法案》（Lex Cassia Agraria），希望将那些贵族夺得的土地一部分给拉丁人，另一部分给平民。贵族对于这一提案感到恐慌，因为卡西乌斯的决定不仅威胁到了他们的财产，而且他们认为卡西乌斯定是想借此讨好平民。与其共同执政的另外一位执政官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他宣称这种慷慨的民众性馈赠是动机不纯的，是卡西乌斯在为自己通向王权铺路。平民相信了这种说法，拒绝了卡西乌斯的提案，以叛国罪处死了卡西乌斯。而随后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其尼·塞克提亚法》（Lex Licinia Sextia）虽然规定了任何人占有土地不能超过500尤格（面积单位），但是无人遵守。富人每年还是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占有土地。

2.非公民要求政治平等的运动，这些非公民包括平民，拉丁人，意大利人还有被释奴【法律上允许释放的奴隶】，还有些是已经被称为公民的平民，他们都缺乏政治平等，都要求这种平等，随着罗马的强大，罗马逐渐成为拉丁同盟的主导者，其他加盟者处于依附地位。公元前4世纪，不满罗马的同盟者开始了反抗罗马的专横的斗争，要求摆脱罗马的控制。公元前340年〜前338年，发生了同盟战争（或称拉丁同盟战争）。同盟者结成一个新的同盟，共同对抗罗马。公元前338年，罗马人击败新同盟者，拉丁姆平原完全被罗马征服，拉丁同盟宣告结束。罗马让这些被征服地区实行自治，战时与罗马并肩作战，成为“拉丁同盟军”而后，罗马在征服了许多意大利地区后都实行这一制度。

拉丁同盟

3.富人与贫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但更普遍，而且烈度也更大，如平民撤退圣山运动【bc494，平民不满债务劳役撤离罗马城，拒绝服兵役】。初期，罗马虽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特权都被贵族把持，平民基本没什么话语权。忍无可忍的平民在前494年，掀起了”圣山撤离运动”，全部搬出罗马城让贵族自己耍。贵族被迫妥协。设立了保民官这一职务。保民官从平民会议中选出，最初为2人，后来增加到10人。保民官人身不受侵犯，享有一种特殊权利--否决权。保民官其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否决罗马元老院的决议。除独裁官外，对其他任何高级长官的决定，只要违背平民利益，均有权予以否决。又设置了所谓“平民会议”起初决议只对仅平民参加，所以仅对平民有效，后来权力逐渐扩大。在前450年又制定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这些矛盾不但决定着罗马本身的历史，而且同样决定着意大利的民社的历史。享有特权的公民内部的争斗，排斥者和被排斥者的战争，有产者和无产者的社会矛盾，这些争斗往往导致了本不能联合却联合的联盟，但是在本质和根本上都有很大差异。

圣山撤离运动

三国王与执政官

那么，国王与执政官的区别何在呢？虽然王政消失了，但罗马人的王权也没有消失，它由原来的终生任期的国王变成了两个有任期限制的“临时国王”，即执政官，这两位王自称法官（iudices），将军（praetores），同僚执政官（conules）。年度性，合作性与时效性是执政官与国王最大的不同，这也是共和与王政最大的不同，这王权所代表的最高权力，即民社所赋予的最高权力，并非一起移交两位最高行政长官，而是每一位执政官都拥有相当于王权的最高权力。这最高权力被同时赋予了两人，那么分工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但是这种分工不是法律约束的强制效力，一位执政官正在做的事另一位执政官可以随意干涉，最高权力与最高权力，一位执政官发号施令，另一位执政官禁止，这种分权所带来的就是防止如王权那样的独裁，两个执政官的命令可以相互抵消。这是执政官与国王最大的不同，那么如同小塔克文的独裁统治那样的个人压迫就不会再出现了。而执政官和国王还有很大的不同：时效性；执政官无法终身任职，当他们的任期结束时，他就会变得如普通公民无异。在罗马王政时代，虽然罗马国王收到法律的支配，但是最高法官不能再他那里收到控告，也没有专门为了审判国王而设立的法院，但是执政官在任期内犯下了如同杀人罪这样的公法【罗马法的类型，类似于现今的刑事违法】罪行，但是任期内他可以依靠他的职位躲避审判，但是一旦他的执政官任期结束，那么他就如普通公民无异，可以受到刑事追究。

迄今为止，在刑事诉讼中，涉及罚金与刑罚时，不但案件的侦查与裁判属于国王的权能，就是决定被告人能否上诉也在罗马国王的权力之内。此时【罗马纪元245年，即bc509】瓦勒里法规定，宣判刑事处罚若不按照军法从事，那么执政官必须同意被告人上诉，后来瓦勒里法扩大到重大的财产罚金。从前执政官的护卫手持法西斯【拉丁语中的“斧头”，象征战争与将领】，代表了执政官的刑事裁判权，现在作为象征，执政官以法官资格而不是以将领资格出场，如果执政官不允许罪人上诉，那么法律仅仅只能施加恶名，有恶名的公民仅仅是不能作为证人，所以，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在革命后所受的限制，严格来说只有事实上和道德上的价值，因此，执政官如果做事不超过原来国王的权限，那么他可能犯错，但是不算犯罪。

而在民事审判中，原来罗马国王拥有的审判权力在执政官上被剥夺了，他们并不能干涉私人间上诉的权力。而还有一个被削弱的权力，即委任权，在昔日，罗马国王可以任意委任一位执法官亦或者其他官职，但是执政官的这项权力受到了削弱，在最高行政长官，即执政官离开罗马的时候，为了罗马城的正常执法，他必须委任一位法官来代替他进行审判，但是同僚的地位并没有扩大到代理人，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位执政官留在罗马，那么就不能委任法官或执法官。而执政官留在罗马城期间，他只有在规定的范围内才可以行使委任权，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执政官的委任权就不存在了。

罗马执政官的束棒（即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一词的来源）

以前祭祀的权力掌握在国王的手中，在努玛【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二位国王】的改革以后，国王甚至可以主持祭祀大会。自进入共和以后，这种权力并没有归于执政官，而是男祭司团如有空缺，自行补充。但是维斯塔贞女【罗马祭祀官职，必须终身保持贞洁，供奉灶神维斯塔】和个别祭司由祭司团掌握。民社原来对祭司团那种类似父权的家长裁判权也让渡给了祭司团，为了更好地进行处理，于是祭司团推举了一位团长，名为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就这样，宗教权力与一般政治分离，祭司团独立，但是这也间接地导致了罗马的宗教职位世俗权力并不大，这种权力的分离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对最高行政长官权力的限制。现在，国王已经被旧公民与新公民从王座上扯下，昔日国王的特权也被分离，故执政官没有圣职也没有昔日国王一般的特权，他所能表达他与普通公民不同的仅仅是在衣服【这里指拖加袍（toga）】的边上镶一圈紫边，且不得在城市里乘车，只能与普通公民一同步行。

但是这种针对于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并不加于另一个特别官职身上，这个特别官职脱离于执政官的范围，是在两名执政官旁新设的最高长官，这就是“陆军领袖”（magister populi）也称为“独裁官”（dictator）。选独裁官时，不会有一位普通意义上的平民参加，这位长官纯粹是由一位执政官推举出来的，对此他的同僚执政官与罗马政府也无法阻挠。独裁官的判决无可上诉，除非他允许，他一被任命，所有官吏都要受到他的管辖。但是独裁官依旧有着双重的限制：1.他是两位执政官的同僚，他的任期不能超过执政官的法定任期。2.他的任期的最高限度为六个月。独裁官上任时，他必须选择一位“骑兵统领”（magister equitum），骑兵统领听命于陆军统领，与他共事，就像执政官与执法官那样。按照这种制度的目的来看，独裁官制度很可能被确立与执政官制度确立的时间差不多，甚至是同时起源于。在平时，执政官分权行使，保证了不会有独裁者的出现。在战争时期，推举一位共同领袖独裁官，避免相同的最高权力相互消耗的低效，避免分权的危害。

独裁官（著名的费边，苏拉，恺撒都担任过独裁官）

四共和时代的民社与执政官

在上文说过，民社是罗马政治的基础。罗马的主权归于民社。王政时代结束以后，民社便获得了最重要与最大的权力，即决定民社的领袖，决定公民的生死，但是实际上，民社并不能这么做，因为权力落到了贵族的手里。人民的力量在于平民，平民之中已经有不少富有资财者或是名声显赫者，这些人虽然分担公共的负担，但是被列名与公民大会之外，在王政时代，这种情况被容忍了，只要公民大会被干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只要国王的权威使得客民与平民一同跪拜，从而使法律的平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但是革命发生了，王政时代结束了，民社得到了定期裁判与选举执政官的权力，使得现在国王位置上的执政官从民社的主人变成了他的定期受托者。在罗马共和国建国初期，公民与客民同舟共济，矛盾得以暂时放下。在这个时期，民社的扩大不可避免，这种完成的最广泛方式，全体平民，即所有的非公民均被纳入公民阶级之中。非公民指既非奴隶也非按照客民法居住在罗马的外国人。

想象中的罗马城

在共和时代，人们避免民社最高官员与民社本身的冲突，并对刑事诉讼作出了以下安排：民社的最高职务的分化始终有必要要由最高行政长官（即执政官）的代理人为之。属于这一类人的有专门审理暴乱和叛国罪的审判官与执法官各二人，他们都是执政官亲自指派的助手，理所当然的，当执政官任期满了而退位时，这些助手也要一样退位。此人的地位，如同执政官，也是按照年度性，同僚性和常设性的原则所设下的。这方面所指的并不是低级罗马官吏本身，这些特派官员不是民社所指派的，而是为了更多地分化执政官权力和更高效处理政务所设计的，这些助手在之后的岁月里会不断分化，最终成为罗马官僚体系中多种多样的官吏。

按照这样的精神，最高行政长官的民事诉讼裁判权被剥夺，原来罗马国王指派一个代理人去审理极个别案例的权力变成了执政官的职权，同样的，执掌国库与国家档案库的权力虽然也属于执政官，但是这方面也有专门的助手。在审理案件时，如执法官这样的助手固然会听从执政官的号令，但是没有他们的预知和参与，执政官便无法审查案件。对于执政官委托权这种双重约束存在于城市管理之中，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执政官有权将全部或个别归他管辖的事情交给别人（即代理人）。当然，在纯属民社的事务中，代理人是绝对不能插手的。

古代罗马城地图

但是，国王绝对拥有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民社并没有把他从新的民社首领中收回，但是他被限于民社指定给他的人。通过这种约束建议权，对普通行政官员的任命貌似掌握在了民社的手里，然而就事实而言，建议权和正式推举权仍有很大的不同。在选举台上，执政官不仅仅是一位选举主持人，他实际上握有和昔日国王相似的特权，他可以不理会元老院，公民大会投出的选票，将某些选举人从名单上去除。他甚至可以在一开始就把选择限制在他拟定的名单当中，执政官可以随意任命同僚，就像国王对官员那样。因此，执政官的权力其实是很大的，有许多人都将执政官比作共和时代的国王。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结构

五共和时代的库里亚大会，森都里亚大会与元老院

之前，旧公民的区会【即库里亚大会】，无论是事实还是法理，都是国家的最高权威，此时，这种特权遭到了打击并崩塌了，在纯属形式的事件和涉及氏族关系的文件时，如执政官或独裁官在就职时人民对他们像往日国王一样宣誓效忠，以及收纳义子与立遗嘱所需的法律特许，区会任然保持着旧日的权力，可是自此以后，区会不能执行任何纯属政治性质的决策，不久，平民也在区会中拥有了投票权。区会实际上是基于氏族组织，当民社扩大后，旧公民失去了集会与通过决议的权力，纯粹的氏族关系只存在于旧公民之中，于是政制改革以后，区的限制便被抹除了，平民得以自立氏族传承血脉，甚至包括新氏族与外国人，如萨宾家族克劳狄乌斯。

区会的一切职权，例如推举行政长官，表决法律可否，而且是刑事上诉时予以决定，在共和时代都转交给了森图利亚大会。百人队以前负担公共的责任，现在也得到了公共的权力，于是，塞尔维乌斯体制所创造的微小开端，例如让军队表决是否宣战，现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于是百人队大会彻底地夺走了区民大会（库里亚大会）的显赫地位，现在罗马的人民都将百人队大会视为寄托着主权的会议。

在区会里，拥有表决权的人民一致平等，因此，当民社扩大时，国家就会到达成熟的民主政治。但百人队大会夺走了区会的权力，于是这种民主政治便不会在罗马生根发芽，百人队大会避免了将大权掌握在贵族的手里，确将这些都置于骑士【罗马阶层，表示中产阶级，例如商人】与富人的手里。

至于元老院，元老院没受到政制改革的影响，掌握元老院的长老院依然还是清一色的贵族，他还保持着原有的特权，如议案的否决权。就事实而言，政制改革让元老院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因为以后民社官员的任命更受制于民社的选择，也要听从贵族阶级的元老院来批准或驳回，只有上诉这件事不需要元老院批准。当王政遭到废除时，元老院的法制权力反而扩大，这是因为其他事务要在元老院中讨论。在王政废除以后，元老院便紧跟着扩大了组织，平民也可以加入元老院，在表决议案的时候，这些若干个非公民就是所谓的“在册者”（conscripti），他们不能用紫边袍与红鞋这些表示元老阶级的标志，他们在元老院表决时不能够发表意见，仅仅能在分组表决时表示他们的意见，以增加票数。

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逐渐变成行政机构，掌管财政和外交。在实质上成为罗马的最高机关，身为罗马的化身，这个官方团体负责派遣及接待代表城市的使者，指派官员去管理公共土地（包括行省的省长），指挥军队以及分配公共资金。所有法律也必须经过元老院同意才能生效。元老院也有任命某个城市执政官或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提名独裁官的权力。在共和国的晚期，元老院透过依靠元老院议决捍卫共和（senatus consultum de republica defendenda），达到了避免独裁官任命的目的。这议决宣布戒严法，以及给执政官权力去“留心着共和应该不受到伤害”（takecare that the Republic should come to no harm）。

发表演说的元老

不久以后，贵族成员的等级划分也明显了起来，尤其是在普遍征求意见时，地位尊贵的人都列在前面。他们之中为首的，就是元老院的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这个地位不久以后就成为了受人羡慕的尊敬位置，这一明显的划分还表现在执政官上，不知从何开始，执政官便分为了第一执政与第二执政。与此同时，贵族继续垄断着统治阶级，无论是法律还是惯例上，贵族与平民之间都隔着一层墙壁了，执政官在指定元老时远不如国王那般自由，执政官的本质是贵族阶层，他们的行为和意志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本阶级的影响，因此执政官从掌管元老院的人变为了为元老院工作的人，元老若是由空缺也不能直接补全，必须等到税户调查时才能进行补充，于是贵族的数量就保持不变亦或是慢慢减少。在王政时代，贵族阶级不禁人加入，常常有新氏族加入王政时代的贵族阶层，但是共和国里，平民的最高志愿便成为了进入元老院变成一个哑口无言的附属品。新的政制代替了旧政制时，罗马人与外国人，客民与公民之间的界限便被抹除了，客民得以加入民社，民众的力量得以增加，虽然贵族享有诸多特权，但是元老院得到的绝不是民社所失去的，新公民之间组成了罗马新的公民团，他们会不断发起运动，冲击着贵族统治这座城堡，想要动摇一座城堡不是占领最后一个据点，而是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接下来是属于罗马的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

结论

与简单粗暴的古希腊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不同，罗马的共和制度以代议制为基础，其社会单元仍然具有家庭、氏族的因素，不像希腊殖民城邦会打破家庭和氏族的界限，这可以说是罗马民主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罗马的共和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分权和制衡，即是民主，也体现了一定的专制性（如执政官和独裁官的权力很大），既防止暴君，也防止暴民.虽然仍然摆脱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在那个时代，确实是非常先进的制度，也为罗马的扩张奠定了基础。罗马这艘巨舰，正扬帆起航，驶向广阔的世界。。。。

参考资料：蒙森罗马史，李维自建城以来史，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艾福瑞特罗马的崛起，

作者：鸭嘴火龙芝兰学社【罗马组组长】

拉丁政制——古罗马共和制度的草创与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