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伍卢起义与辛巴起义

在包括刚果在内的非洲多国使用的斯瓦希里语中，“辛巴”（Simba）一词有“狮子”之意，著名迪斯尼动画《狮子王》的主角“辛巴”的名字便取自斯瓦希里语。不过，与这个词相关的不仅仅是迪斯尼的动画。1963年，在新生的刚果共和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起义者被称为“辛巴”（狮子），因此这场起义后来也被称为“辛巴起义”（Simba rebellion）。刚刚重归统一的刚果共和国，也因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而陷入新一轮的腥风血雨。

这场革命的源头可追溯到1960年。那一年9月份，刚果中央政府发生了一连串的内部争斗，先是总统卡萨·武布和总理卢蒙巴相互罢免，继而陆军总司令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卢蒙巴也在不久后被捕遇害。以副总理基赞加为首的卢蒙巴支持者们离开首都利奥波德维尔，于当年底在东部的斯坦利维尔建立“刚果自由共和国”政权，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1961年8月，基赞加接受政治和解、加入阿杜拉领导的新的中央政府，但不久后基赞加又对新政府不满并试图重新割据东部地区，直到次年1月基赞加被阿杜拉政府逮捕，斯坦利维尔的割据政权才最终结束。然而，即便接连失去两位重要领导人，卢蒙巴和基赞加的追随者仍然是刚果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基赞加被捕后，曾先后在卢蒙巴和基赞加政府任职的克里斯托弗·戈贝耶（Christophe Gbenye，前内政部长）、加斯顿·苏米亚洛特（Gaston Soumialot）、皮埃尔·穆雷雷（Pierre Mulele，前教育部长）、托马斯·卡赞（Thomas Kanza，外交代表）等人流亡海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令这些卢蒙巴派人士不再对刚果中央政府抱有任何希望，在他们看来，阿杜拉政府已完全背离了卢蒙巴的政治理想，沦为了西方国家的傀儡，只有推翻亲西方的刚果政府，进行一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二次独立”，才能真正赢得民族解放，实现卢蒙巴的未竟事业。他们开始寻求亚非国家和东方阵营的帮助，试图在刚果点燃革命的燎原烈火。

苏米亚洛特（右二）会见外国政要，他是1964-1965年辛巴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曾到访新中国

1963年，戈贝耶等人在邻国刚果（布）创立了名为“民族解放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ibération，CNL）的革命组织。穆雷雷作为该组织的代表，同其他一些刚果革命者一道于1963年来到中国，他在那里受到东方的革命领袖的接见，并接受了游击战的训练。这次中国之行给穆雷雷留下深刻印象，他将自己从东方学到的经验和智慧带回了祖国。当穆雷雷回到自己的家乡、利奥波德维尔省的基伍卢地区（Kwilu）时，他发现不仅在基伍卢、而且在刚果其他的广大乡村地区此时已形成了革命的土壤——刚果独立之初，很多普通刚果人都相信独立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为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然而三年时间过去，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甚至反而变得更糟。白人殖民者离开了，可是取代他们的黑人权贵却更加贪婪腐败。他们毫不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只关心如何用刚刚获得的权力尽可能为自己聚敛财富；他们也并不看重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在西方人面前卑躬屈膝、让外国大兵重新踏上刚果的土地；他们曾经反对过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可一旦他们执掌大权，却又立即对自己以外的其他部族大加歧视和压迫、甚至举起屠刀。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政治腐败，这一切渐渐耗尽了普通刚果人对利奥波德维尔政权的信心。不仅仅是穆雷雷这样的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卢蒙巴主义者”，连那些居住在最遥远的乡村的普通刚果人也无法再忍受这样的腐朽统治了。

回到家乡的穆雷雷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招募了一批有志投身革命的青年，向他们传授革命思想和游击战术，然后派他们深入乡村地区，发动广大村民投身革命。1963年8月起，局部的暴动开始在基伍卢地区发生。基伍卢起义（Kwilu rebellion）刺激了在国外的刚果革命者，戈贝耶和苏米亚洛特等人也决定回国发动起义，他们又进一步争取到了对刚果政府不满的坦噶尼喀（Tanganyika，今坦桑尼亚）、布隆迪和苏丹等非洲国家的支持，在刚果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东部边境组织起革命武装。1963年10月，苏米亚洛特率军攻入刚果东部的基伍省，这支武装的正式名称为“（刚果）人民解放军”（Armée Populaire de Libération，APL）；不过，相比这个不太常用的正式名称，更多的时候他们被称为“辛巴”，这场革命最终以“辛巴起义”之名载入历史。

进入1964年，基伍卢地区和东部的起义运动发展更为迅猛，对现状不满的下层民众、反感刚果政府的部族武装乃至哗变的军人纷纷加入起义。在苏米亚洛特之后，戈贝耶率领的起义军攻入刚果东北部，加丹加省北部的卢巴族人也响应起义，在洛朗·德西尔·卡比拉（Laurent-Désiré Kabila）率领下控制了北加丹加。刚果政府尽管调集军队反击，然而士气低落、组织涣散的刚果国民军却不堪一击，一再被装备低劣但却勇猛敢战的“辛巴”击溃，而国民军对叛乱的血腥镇压则使刚果政府更加不得人心，把更多下层民众推向了革命。至1964年夏，东部地区的辛巴起义军已席卷半壁江山，夺取了东部重镇斯坦利维尔，并向至关重要的加丹加省和开赛省矿区发起猛攻，穆雷雷率领的起义军也席卷基伍卢地区，刚果中央政府岌岌可危。

1964年夏季，随着辛巴起义（红色）和基伍卢起义（黄色）的全面爆发，刚果近半地区陷入了新一轮的内战

2.“红龙行动”

辛巴起义的爆发震动了西方国家。1963年初加丹加问题解决之后，联合国认为刚果局势已重归稳定，开始逐步撤出维和部队。至1964年，联合国刚果行动的兵力已从高峰时期的两万人缩减到五千人，这些兵力不足以应对席卷广大地区的大暴动，而且让维和部队哪怕是间接参与镇暴也必将严重损害联合国本就已经受损的国际形象。然而，仅靠刚果政府自身似乎已无法渡过难关，阿杜拉政府曾因其温和的政治立场赢得国内外的广泛支持，但面对声势浩大的革命，“温和”的阿杜拉也无法让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社会矛盾缓和下来。不仅刚果政府内部开始批评阿杜拉“应对不力”，西方国家也认为软弱的阿杜拉政府已无法胜任“遏制共产主义”的重任，只有扶持一位强势的领导者，才能率领刚果政府走出危机。于是，在加丹加分裂结束后一度流亡欧洲的莫伊兹·冲伯，便再次成为被西方选中的人物。1964年6月，阿杜拉政府被迫辞职，卡萨·武布在美国和比利时“建议”下同意冲伯返回刚果，当年7月冲伯被任命为新政府总理。这样，一度以加丹加“总统”身份对抗刚果中央政府、失败后被迫远走他乡的冲伯又重返刚果政坛，以刚果总理的全新身份再度登场。

回归政坛的冲伯开始了他的平叛计划。冲伯首先向比利时等西方国家要求提供军事援助，对此西方国家当然是欣然允诺。随后他开始召集自己的旧部参战，那些曾为加丹加独立而战的前加丹加宪兵和外籍雇佣兵很快又重新汇集到了冲伯的旗下，只是这一次他们效忠的对象变成了利奥波德维尔的中央政府。冲伯的回归也引起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不满，他们将冲伯视为西方人的傀儡，埃及、阿尔及利亚、乌干达等国因此加大了对戈贝耶等人领导的革命政府“刚果人民共和国”的援助，苏联通过苏丹向起义军提供装备和物资，中国也通过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等国的使领馆向革命者提供帮助。

1961年刚果危机期间的“加丹加宪兵”，尽管加丹加本身在1963年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武装力量却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继续搅动着刚果局势

但与此同时，随着起义运动不断发展，其面临的形势也越来越复杂，大量下层民众和部族武装的加入导致革命渐渐失去控制。穆雷雷等人起初试图用自己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和约束革命武装，但他们很快就发现绝大多数起义者完全理解不了领导者试图灌输给他们的“先进理论”，支配这些底层出身的起义者行动的仍然是朴素的反抗思想和传统的部族观念，比起“共产主义”，他们更愿意在非洲巫术那里寻求精神寄托，希望巫师能保佑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起义军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也并不比他们的对手更好，所到之处经常伴随着盲目的破坏和残酷的清洗，军警、政府雇员、西方侨民乃至普通民众都成为杀戮的对象。此外，声势浩大的起义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基伍卢地区的起义军由穆雷雷率领，东方省的起义军由戈贝耶领导，基伍省是苏米亚洛特，北加丹加则是洛朗·卡比拉，他们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同一支起义军内部也分许多派别，革命领导者根本无法有效掌握自己的部队。起义军的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苏联、中国从万里之外提供的援助毕竟杯水车薪，非洲国家也同样是有心无力，许多起义者用大刀、弓箭同政府军作战，即使缴获武器也往往因得不到补充和保养而很快消耗殆尽。面对斗志全无的刚果国民军，“辛巴”依靠勇气和“巫术”可以轻易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但当装备精良、作风残忍的加丹加宪兵和白人雇佣兵抵达前线，战场形势便不可避免发生了逆转。

1964年8月，大批东部起义军开始进攻钻石产区开赛省，得到西方国家援助的冲伯立即从葡属安哥拉空运流亡的加丹加宪兵回国参战。在随后的战斗中，拥有飞机、大炮和装甲车的冲伯的部队无情地收割了装备低劣的起义军。胜利进一步坚定了冲伯的信心，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从欧洲及南部非洲招募了大量外籍雇佣兵投入前线，其中一些人早在加丹加独立期间就曾为他效力，如日后大名鼎鼎的爱尔兰裔雇佣兵“疯子”迈克·霍尔（Mad Mike Hoare）。霍尔为冲伯组建了一支完全由白人组成的约300人的雇佣军，这支番号“第5突击队”的雇佣军绰号“野鹅”（“Wild Geese”），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野鹅”骁勇善战、同时也极端残忍无情，所到之处大肆实施“焦土政策”，死于“野鹅”之手的辛巴起义军和刚果平民不计其数。后来霍尔承认他的部下在20个月里歼灭了“五千到一万名刚果叛军”，对此他称为“除虫”和“狩猎”。除了像霍尔这样的白人雇佣兵，美国中情局也向冲伯政府提供了一支约200人的受过军事训练的古巴流亡者，为刚果军队充当军事顾问和驾驶作战飞机。

“疯子”迈克·霍尔为第5突击队设计的“野鹅”臂章，1978年的电影《野鹅敢死队》即以霍尔率领的这支雇佣军为原型

在刚果国民军、加丹加宪兵以及外国雇佣军的共同围剿下，起义军逐渐陷入被动局面。1964年10月，东部的起义军开始逮捕控制区内的白人，并集中到斯坦利维尔关押，其中600多人被监禁于市内的酒店，起义者试图用人质战术拖延刚果政府的进攻。比利时和美国对此反应迅速，决定立即发动一场解救人质的突袭行动，11月24日，代号“红龙”（Operation Dragon Rouge）的作战行动正式开始。美国空军在11月中下旬将比利时第1空降突击团秘密调动至加丹加的卡米纳空军基地；24日晨，5架美国空军C-130“大力神”运输机从卡米纳基地出发，运送320名比利时伞兵在斯坦利维尔机场进行伞降作战。在两架由古巴流亡者驾驶的A-26型攻击机的空中支援下，比利时伞兵很快夺取了斯坦利维尔机场，运输重型装备的后续机队开始在跑道降落，比军随即向斯坦利维尔市内发起进攻，迅速击溃正在试图处决人质的起义军，与此同时，刚果国民军和霍尔的第5突击队也从地面攻入并夺取斯坦利维尔，“红龙”行动胜利结束。比利时伞兵共计从斯坦利维尔撤出1600多名西方侨民和数百名刚果人，付出的代价是20-30名人质被处决，比军仅2人战死。11月26日，比利时伞兵又在斯坦利维尔东北的保利斯市（Paulis）进行了另一场伞降作战，这场代号为“黑龙”（Operation Dragon Noir）的行动又解救出了300多名西方人质。尽管两场行动均获成功，但美国和比利时公然出兵介入刚果局势的作法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两国随后迫于压力宣布从刚果撤军。而在红龙行动结束之后的几个月，又有一百多名西方侨民在刚果东部地区被杀。

1964年11月，参加“红龙行动”的比利时伞兵

3.古巴战士的非洲冒险

“红龙行动”和斯坦利维尔的陷落使起义军遭到沉重打击，到1965年初，西部地区的基伍卢起义和东部地区的辛巴起义都已显著衰退。军事失利也加剧了革命运动领导层的分裂，戈贝耶被部下打伤，苏米亚洛特遇刺身亡，其他一些领导者再次流亡海外，起义军只能退入刚果东部边境的原始丛林进行游击战。一些非洲国家仍试图向起义者提供支援，乌干达总理米尔顿·奥博特（Milton Obote）继续支持戈贝耶，为此乌干达与刚果两国的政府军甚至爆发了小规模的边境冲突。然而这并不能挽回起义军的颓势，反而导致乌干达同美国以及刚果的外交关系恶化，奥博特政府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奥博特委任伊迪·阿明（Idi Amin）上校负责援助戈贝耶，但事后证实阿明不但私下侵吞了奥博特提供给戈贝耶的经费，还趁机做起了从刚果走私黄金和象牙的生意，类似的一幕在数十年后的刚果战争中还将多次重演。

就在革命渐入低潮的1965年4月，一个自称“拉蒙·贝尼特斯”的古巴人来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4月24日，“拉蒙”改换了一个斯瓦希里语名字“塔图”，在一个风雨之夜与12名同行的古巴人渡过坦桑尼亚与刚果边境的坦噶尼喀湖，踏上了刚果的土地。随后又有100多名非洲裔古巴人陆续进入刚果，这些来自大西洋对岸的革命者在刚果东部丛林与洛朗·卡比拉的游击队汇合。作为卢蒙巴的仰慕者，塔图对在刚果发动一场革命一直抱有很大的期望，在他看来，正在走向觉醒的非洲是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一环，刚果将成为非洲革命的中心，而他们这些古巴人的使命便是把古巴革命的成功经验传授给刚果的革命者，在这里点起非洲革命的火种。

然而塔图很快发现刚果的现实完全不是他所设想的那副模样。塔图选择的合作伙伴是洛朗·卡比拉，这位卢巴族部落武装出身的指挥官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掌握部队的刚果革命领袖，但即使是这个卡比拉也经常呆在大湖对岸的坦桑尼亚“遥控指挥”，将大把时间花在一些和革命不相干的事务上，甚至对前线的实际情况都不甚了了。对这个神龙不见首尾的卡比拉，塔图在日记中毫不客气地评价道：“没有任何理由能使我相信他是个伟大的人。”革命的领导者如此令人失望，参加革命的士兵也同样让人灰心。塔图发现这些士兵中只有很少的人会讲一点法语，大多数人只会说自己部落的语言，古巴人要和这些刚果人打交道异常困难。但比起语言上的障碍，更令塔图失望的是刚果人完全不理解何为革命。士兵们缺乏训练，几乎没有任何战术可言，可他们宁肯把希望寄托在某种据说能让人刀枪不入的神奇药酒，也不肯好好接受古巴革命者的军事训练。更糟的是游击队纪律全无，战时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平时则吃喝嫖赌游手好闲，不少士兵竟因此染病。不同部队之间缺乏协作，来自不同部族的刚果士兵相互敌视，有时甚至公然拔枪相向。如此混乱不堪的队伍想要发起一场成功的革命自然是天方夜谭，塔图来到刚果之后最大的一次作战仅仅是率领100多人的游击队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袭击，在付出了数名古巴籍革命者阵亡的代价后被迫溃退。

1965年，古巴革命者在刚果东部丛林准备游击战

一再的失败让曾经满怀梦想的塔图对刚果人越来越忍无可忍，但他除了在日记中牢骚满腹、在会议上破口大骂之外，对如何抓好部队的纪律和做好思想工作却是毫无头绪。甚至他也并不真正懂得游击战应如何展开，他异想天开地找到坦桑尼亚的中国大使馆，希望中国人能提供给他一部大功率的广播电台用于革命宣传，对此东方那些久经沙场的革命家自然是一头雾水，最后回绝了他不切实际的要求。他没有在战斗中流血牺牲，疫病丛生的热带雨林却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本就患有哮喘的塔图得了痢疾，被重病折磨得不成人形，他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场非洲冒险的失败：“这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我们无法解放一个不愿自己去战斗的国家”。他甚至要求战友把自己留在刚果的热带丛林里、让他一个人战斗至死，但最后同行的古巴人说服了他。1965年11月20日，在烧毁了秘营、将武器沉入坦噶尼喀湖之后，剩下的6名古巴人沿着不久前他们来到刚果时的道路悄悄离开了这个令他们心碎的国度。他们的奋斗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波澜，但他们并不知道，另一些人始终在用敌意的目光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无线电监听船一直在东非的海岸追踪着这些古巴人发出的每一条电讯，追踪着这个让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危险分子”塔图——或者他的真实身份，阿根廷出身的革命家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

也许不应过度指责切·格瓦拉的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因为在他来到刚果的时候，这场一度波及半个刚果的革命就已行将落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没能给刚果带来任何改变，战乱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夺走了近十万刚果人的生命。随着起义军据有的主要根据地在1965年初相继失守，剩余的起义者只能遁入原始丛林继续游击战争，在那些刚果中央政府难以控制的边远地区，他们还将坚持很长很长时间，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对利奥波德维尔的威胁已经微不足道了。革命的领导者们流落四方，基赞加、戈贝耶、卡赞等人流亡到其他非洲国家或者欧美，直到多年之后随着时过境迁，他们才会转换政治立场并重新回到祖国；穆雷雷流亡到了刚果（布），1968年，蒙博托假称给予他政治赦免诱骗穆雷雷回国，然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他，他的尸体被抛进刚果河的激流中；切·格瓦拉离开刚果继续自己的革命冒险，直到两年后在玻利维亚英勇就义；至于被切·格瓦拉鄙夷的洛朗·卡比拉终究没有成为令人尊敬的伟大人物，但他会在数十年之后乘势而起、成为一时枭雄，同时给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带来另一场空前残酷的灭顶之灾。

“辛巴起义”时期三支不同武装力量的制服：（从左至右）比利时伞兵，“第五突击队”雇佣军和辛巴起义军

【待续】

非洲世界大战——刚果（金）内战（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