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夏皮洛（JamesShapiro）在《莎士比亚与犹太人》中曾经这样写道：“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戏剧中的犹太人每每被描绘成杀人犯、投毒者，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对王国造成着威胁，又在经济上读者忘记当年的莎士比亚观众间的一条常识：129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了所有不愿改信的犹太人，而在更早之前他便下令禁止了犹太人从事放贷相关的职业。也就是说，16世纪末的英格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显然不会轻易地出现犹太人，舞台上的犹太人形象，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某种虚无缥缈而又受到仇恨的存在。想要了解马洛和莎士比亚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创造出“巴拉巴斯”和“夏洛克”这两个不朽的文学形象的话，就必须要从英格兰人的反犹历史说起。

一、“巴拉巴斯”诞生前的历史：犹太人在英格兰的移民与流放

尽管一些历史文献宣称犹太人早在诺曼征服之前就已定居在英格兰境内，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充分的考古学证据能证明这一点，而这些文献本身的可信度也并不算高。尽管犹太人究竟在何时出现在英格兰的答案尚未有定论，不过历史学者们可以确定的是：在诺曼征服之后，犹太人开始成规模地移居英格兰，并受到了“征服者”威廉的庇护。根据马尔姆斯布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的记述，和他同时代（即诺曼征服的六十年后）的伦敦犹太人最初是由“征服者”威廉从鲁昂带过来的。在1070年，“征服者”威廉在一次议会中宣布：“英格兰境内的犹太人的人身及其财产均应被视作是国王私产，并直接受到国王保护”。由于诺曼王朝统治者的保护性政策，犹太人开始向英格兰成规模地移民。最初的大规模移民应在1171年前后，布鲁瓦的犹太人被指控犯下仪式谋杀，慑于迫害开始移民英格兰避难。在1182年，法王腓力二世驱逐了法兰西岛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在1204年腓力二世夺取诺曼底之后，鲁昂的犹太人也被迫移居到了英格兰境内。

（12世纪英格兰的犹太人定居点建立时间）

亨利二世延续了诺曼王朝对犹太人的保护政策，毕竟王室也能从犹太人的放贷业务中获取巨额的利润。英国犹太学研究的先驱约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将注意力放到了亨利二世时期一位特殊的犹太商人——林肯的亚伦（Aaron of Lincoln）身上。雅各布斯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亚伦与王室的关系上。为了从亚伦的业务中获取利润，亨利二世默许亚伦在自己的庇护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无论是苏格兰国王“狮子”威廉还是亨利二世手下的主教、伯爵都要向他借贷，就连亨利二世本人有时都要借用他遍及全国的线人网络。当然亚伦的权势在他身后很快就凋零了：在亚伦死后，亨利二世从亚伦的子嗣手中夺走了高达一万五千镑的债权，而他的商业帝国也随之瓦解。

犹太高利贷者的崛起为他们招来了来自贵族和僧侣的仇恨。1144年，诺维奇的一名孩童（William of Norwich）在失踪后被发现死于野外，愤怒的孩童家属指控本地的犹太人诺维奇的伊利扎（Eliezar of Norwich）为了举行邪教仪式而残忍地谋杀了他。由于证据不足以及收受了本地犹太人的贿赂，地方官员拒绝逮捕被指控的伊利扎。尽管这位犹太高利贷者逃开了暴民的私刑，他还是被自己的债务人所杀。按照当时的法律，在债主死后，债权将会收归国王所有。无力偿还利息的债务人只能寄希望于犹太债主死去，然后债务转移到国王手中（英格兰国王为了流转资金经常低价放弃债权，他们可以花少得多的钱就清偿掉债务。之前提到的亚伦的一万五千镑债权基本都被“狮心王”理查以低价清掉）伊利扎的债务人就假借为孩童报仇的名义杀死了他来逃避债务。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一名名为骑士伊斯特雷比的罗杰（Roger of Estreby）宣称自己得到了神的启示要将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然而在了解到罗杰和亚伦的债务关系之后，亨利二世并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打发罗杰去出海朝圣。

中世纪的犹太人

忙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狮心王”理查设置了专门的官员来管理英格兰本土的犹太人事务，因此王室与犹太人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犹太人充当向国王提供高额税收的肥羊，而国王则提供基本的保护。随着理查十字军东征和约翰对法战事的进行，犹太人要缴的税也变得越来越高。比起宗教热忱或是犹太人的民生，约翰无疑更关心自己的收入。当他有一次无理地增加税务，而那位犹太商人拒绝上缴时：他下令将这名商人抓起来，每天拔掉他的一颗牙，直到清偿债务之后才放他走。尽管王室提供了保护，但这种保护本身也是相当有限的：在1190年，英格兰因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陷入了反犹骚乱，约克的一百多名犹太人被逼到克里弗德塔（Clifford Tower）避难，最后不得不集体自杀。西蒙·德·蒙特福特（Simonde Montfort）曾经下令驱逐莱斯特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哪怕他们名义上直属于国王。蒙特福特的企图被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瑟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所阻拦，主教宣称：“犹太人乃是提醒我们耶稣救赎的见证，应当保留他们。”在主教去世之后，蒙特福特终于如愿地驱逐了莱斯特的犹太人。到了第二次男爵战争结束的时候，败北的蒙特福特一党因为欠了犹太高利贷者大量的债务，因而便纵兵在伦敦等地展开了反犹迫害。讽刺地是，击败男爵们的亨利三世还有爱德华一世并没有对犹太人给予任何补偿，反而拉开了进一步迫害的序幕。

（1290年驱逐犹太人的画像）

1255年，林肯的一名名叫休的男童（Hugh of Lincoln）在失踪后被发现惨死在户外，而此时英格兰境内最有权势的犹太人都在林肯参加一位显贵的婚礼（林肯在此时是王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点之一）。亨利三世迅速下令逮捕了几十位参加婚礼的犹太人，其中的十九名犹太人被下令处决，他们的财产也被亨利据为己有，剩余被逮捕的犹太人也在缴纳大量金钱之后才得以获释。对于当时陷入财政危机的亨利三世来说，这笔意外之财无疑起到了救急的地步。当然亨利三世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不仅仅出自经济原因，他对于使犹太人改信也同样十分狂热。1232年，尽管亨利三世因为对法战事经济情况相当窘困，他还是在伦敦建立了“犹太改信者收容所”（Domus Conversorum）,鼓励犹太人改信天主教，并且在日后多次资助收容所。

参加过十字军圣战的爱德华一世不仅与他的父亲同样狂热，在反犹事务上比起他父亲还要热心得多。爱德华一世首先下令禁止犹太人在英格兰从事放贷业务，从经济上切断了犹太人的收入来源，又不断地对犹太人课以重税。终于，在1290年，爱德华一世为了换取议会对他征税的支持，下令将犹太人驱逐出了英格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出了英格兰，同意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在上缴财产后被收纳进亨利三世当年所建的收容所，由王室供给开销。在1290年驱逐犹太人之际，收容所内约有八十个犹太改信者。然而到了1356年，最后一个见证了大驱逐的犹太人去世，收容所开始收留少量海外流亡而来的改信者。根据遗留下来的资料显示，在1331年至1608年这漫长的二百多年时间内，收容所只收容了四十八位外国改信者，其中的大部分是在都铎王朝时期被接纳的。

（私铸货币在当时的英格兰是重罪，然而巨大的利益使人铤而走险）

十八世纪的犹太研究学者托维（D’Bloissiers Tovey）曾经这样描述过金雀花王朝治下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在埃及生活的犹太人被统治者要求生产砖瓦，而在英格兰生活的犹太人则被统治者要求制造黄金。”在金雀花王朝早期，犹太人充当着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所说的“国王的财政海绵”，而到了君臣冲突与宗教狂热更激烈的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两朝，犹太人则作为国王的所有物被拿来缓和与议会势力的冲突。

二、巴拉巴斯的诞生：约瑟夫·纳西与巴拉巴斯

尽管犹太人已经被正式驱逐出英格兰，然而反犹偏见却并没有随着犹太人的被驱逐而消失，关于犹太人仪式谋杀、亵渎圣餐的谣言还是以民谣的形式盛行于中世纪时期的英格兰。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即便是反犹偏见也需要完成“自我进化”。随着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进行，关于犹太人亵渎圣餐的谣言逐渐从英格兰消失。因为圣餐不再等同于基督的身体，过去那些“犹太人耗费重金去偷取圣餐，并因此遭到天谴“的故事也就显得不再可信了。与此相应地，英格兰在境外的影响上开始出现了新的反犹偏见。

根据德国学者赫尔曼·辛斯海默（Hermann Sinsheimer）的研究，夏洛克与巴拉巴斯的人物形象来源自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的反犹民谣，我们所熟知的“一磅肉“与三个匣子的故事都能在其中找到原型。从大陆传来的不仅仅是典故，还有新的反犹内容。根据夏皮洛的说法，在十六世纪之前，英格兰本土很少有关于犹太人下毒谋害基督徒的传说，但这一偏见范式却在十六世纪开始流行起来。此外，犹太人也开始被描述成危害基督教的军事威胁，一些关于犹太大军入侵英格兰的谣言也开始盛行于英格兰的土地上。

用如今的视角来看，英格兰人的顾虑可能过于荒诞：犹太人在那时仅仅是一个分散的族群，显然并不可能组成大军入侵基督教国家。然而英格兰人的顾虑也并不能完全算是站不住脚，基督教世界对于犹太人入侵的恐慌要从一位名叫约瑟夫·纳西的犹太人讲起。

约瑟夫·纳西出生于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改宗犹太富商家庭。随着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也开始变本加厉，于是纳西跟着自己的家族移居到了尼德兰，并在那里继续着家族的借贷生意。纳西在尼德兰的生活一开始顺风顺水：在神圣罗马帝国，他成为了未来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座上宾，甚至被查理五世册封为了帝国骑士；而在法兰西，纳西和弗朗索瓦一世有熟络的个人交情，并且向法国王室借出了六位数的贷款。随着欧洲反犹浪潮的扩散，纳西不得不举家迁移到了奥斯曼帝国。凭借着法国大使的引荐和巨额的财富，纳西立刻受到了苏莱曼苏丹的礼遇。由于在患难时刻帮助了未来的塞利姆二世苏丹，纳西和苏丹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在苏丹登基之后，苏丹便接连册封纳西为贝伊、纳克索斯公爵，还将提比里亚赏赐给他作为犹太复国实验的基地。

约瑟夫纳西

然而纳西跟法兰西王国的蜜月期却很快就结束了。随着纳西公开皈依犹太教，法国大使开始挑拨王室与纳西之间的关系。为了报复亨利二世对自己接连不断的挑衅，纳西命令使者向王室索取高达十五万杜卡特的巨额欠款。而法国王室则以纳西在法国期间秘密信奉犹太教为由拒绝偿还欠款。因此，纳西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对苏丹施加影响破坏奥斯曼帝国与法兰西王国之间的关系。

随着纳西对帝国事务影响力的增加，基督教国家开始陷入了恐慌。威尼斯总督相信，正是纳西唆使塞利姆二世进攻了威尼斯治下的塞浦路斯，用以报复当年他婶母格拉西亚·纳西（Gracia Nasi）在威尼斯所受的耻辱。而法国外交官也对于纳西的“复国实验“表示出了恐慌，担心纳西成为犹太人的国王。作为一个政治操控者，纳西因为特殊的族裔身份激起了基督教世界关于犹太人的秘密网络与跨国阴谋的想象。在这种幻想的影响下，在德国以约瑟夫·纳西为原型诞生了《马耳他的犹太人》的雏形。尽管这部由大学生改写的戏剧与马洛的作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二者共通的元素中已经可以辨认出未来的巴拉巴斯的模样。

三、改宗犹太人在都铎英格兰的再定居以及马洛对反犹范式的改写

在十九世纪末之前，英国学者们一直相信自1356年至克伦威尔迎回犹太人的三百年间，英格兰几乎没有犹太人的存在。他们似乎相信除了或许存在的少量地下犹太人之外，在英格兰已经不再有犹太人存在。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以约瑟夫·雅各布斯和卢锡安·伍尔夫（LucienWolf）为代表的犹太学者开始重新考证这段历史。

根据伍尔夫的研究，随着宗教裁判所在葡萄牙的建立，都铎王朝开始收留前来避难的改宗犹太人难民。到了1540年之后，伦敦已经开始出现了成组织的改宗犹太人群体。即便是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当时也并没有得到信任，他们被要求生活在划定好的犹太聚居区内，生活上仍然遭受着种种歧视。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词典编纂者约翰·弗洛里奥（John Florio）在词典中这样定义马拉诺犹太人（Marrano）: “来自西班牙的异教徒、犹太人的后代，他们的父母从未受洗，却为了一时的利益宣称自己是基督徒。” 一般来说马拉诺犹太人通常指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改宗犹太人，有鉴于马拉诺一词在西班牙语中的贬义，马拉诺犹太人往往特指假意改信者。值得一提的是，弗洛里奥本人也是改宗犹太人的后代，不过却有着相当的基督教狂热。当然英格兰人对于犹太人的怀疑也并非完全是捕风捉影：根据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犹太人和英格兰的犹太社区经常保持着秘密的书信交流，证据显示伦敦的犹太改信者普遍还偷偷保持着原来的信仰，私下里依旧还会举行犹太教的仪式。由于爱德华一世已经禁止犹太人在英格兰放高利贷，所以都铎王朝时期犹太居民的职业主要是商人、矿石学家、希伯来语教师以及医师。对于都铎王朝时代的观众而言，犹太放贷者的形象或许已经失去了其现代感。随着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间地中海贸易的发展，犹太人在地中海区域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可以这样说，与奥斯曼帝国间的频繁贸易不仅将土耳其人与摩尔人，也将犹太人重新带回了英格兰民众的视野当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异域戏剧中，犹太人常常以跨国贸易的掮客形象出现，而非是过去刻板印象中的高利贷者。

宗教裁判所

因而，对于马洛来说，新的反犹范式已经呼之欲出：他所要塑造的犹太恶棍形象要比原来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他想象中偷取圣餐、拐走儿童已经不能满足伊丽莎白时代的反犹想象，马洛所创造的新的反犹形象要危险得多：他可以一边谋划着跨国的政治阴谋，一边又在日常生活中腐蚀着基督教国家的经济。此外，比起中世纪刻板印象中的那些连环杀手，马洛的巴拉巴斯无疑更加有血有肉：他们有着正常的情感和行事逻辑，只有在涉及明确的利益或是情感需求的时候才会作恶。在马洛的眼中，巴拉巴斯作恶并非是因为他的出身或是宗教，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洛所开创的反犹范式深刻地影响了莎士比亚的夏洛克还有罗伯特·达本（Robert Daborne）的本沃什，奠定了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犹太人描写的基调。尽管马洛和莎士比亚都没能完全跳出反犹主义的窠臼，但他们颠覆传统的改写总算是为那个年代增加了一抹人道主义的亮色。

马洛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

《马耳他的犹太人》以马耳他之围为背景，虚构了一名生活在马耳他的犹太富商巴拉巴斯的传奇。因为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不公正地没收了他的财产，他便设计杀死了总督的儿子。因为自己的恋人被父亲害死，巴拉巴斯的女儿阿比盖尔万念俱灰皈依了基督教。暴怒的巴拉巴斯又唆使手下的奴隶伊瑟摩毒杀了自己的女儿和整个修道院的修女。担心被灭口的伊瑟摩向骑士们告发了巴拉巴斯，巴拉巴斯又通过诈死瞒过了骑士，开门放进了奥斯曼大军。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了马耳他之后，巴拉巴斯不情愿地被塞利姆委任为罗德岛的总督，因为他担心不能躲在暗处谋划会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为了将骑士们和奥斯曼军队一网打尽，他开始秘密地联络骑士发动劫持塞利姆的兵变。然而骑士们反过来利用他的阴谋俘获了塞利姆，而巴拉巴斯则掉进了自己所设的陷阱被活活烹死。

（游荡的犹太人：传说中一位因为嘲笑基督的受难而被罚终生游荡的犹太鞋匠。在中世纪的传说中，他被视作是拐卖孩童、仪式谋杀甚至是食人的恶棍）

在《马耳他的犹太人》的开篇，巴拉巴斯曾经这样夸耀犹太民族的权势：

They say we are a scattered nation:

I cannot tell, but we have scambled up

More wealth by far than thosethat brag of faith.

There’s KirriahJairim, the great Jew of Greece,

Obed in Bairseth, Nones in Portugal,

Myself in Malta, some in Italy,

Many in France, and wealthy everyone-

Ay, wealthier far than any Christian.

I must confess we come not to bekings:

That’s not our fault. Alas, our number’s few

（1.1.119-28）

借由巴拉巴斯的自吹自擂，马洛巧妙地暗示了一个犹太跨国关系网的存在。这些犹太大亨被暗示为是基督教国家经济的腐蚀者以及各国政治的幕后操控人。巴拉巴斯关于王权的一番言论与其说是一种“退让”，倒不如说是对力所不及的权力的一种惋惜。当然这不是马洛第一次做出这种暗示：在《帖木儿》中，巴耶济德的附庸中有一位耶路撒冷国王，他对巴耶济德忠心耿耿直至战死。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附庸中显然从未有这样一位国王，马洛的安排很可能是对纳西“犹太复国实验”的影射。虽然纳西的复国实验从未形成气候，但在当时的欧洲的确激起了基督教国家关于犹太人与奥斯曼共谋的恐慌。当时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向法王这样写道：“那个米格尔（指纳西）已经从塞利姆苏丹和他的儿子穆拉德苏丹那里获得了准许，要在采法特山下、提比里亚湖畔的犹太聚居区建立一座新城。事实上，他一心想借着这次机会来奠定自己在族人中的成就，时人已经不难看出他想成为犹太人的国王的野心。“

然而马洛的反犹描写似乎仅仅止于煽动。随着圣约翰骑士团强行没收了巴拉巴斯的财产，巴拉巴斯所吹嘘过的一切立马成为了泡影。为了向基督徒复仇，巴拉巴斯买下了一个名为伊瑟摩的奴隶，假他之手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在巴拉巴斯对伊瑟摩的自我介绍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反犹描写：

As for myself, I walk abroad o' nights,

And kill sick people groaning under walls:

Sometimes I go about and poisonwells;

And now and then, to cherish Christian thieves,

I am content to lose some of my crowns,

That I may, walking in my gallery,

See 'em go pinion'd along by my door.

Being young, I studied physic,and began

To practice first upon the Italian;

There I enrich'd the priests with burials,

And always kept the sexton's arms in ure

With digging graves and ringing dead men's knells:

And, after that, was I an engineer,

And in the wars 'twixt France and Germany,

Under pretence of helping Charlesthe Fifth,

Slew friend and enemy with my stratagems:

Then, after that, was I an usurer,

And with extorting, cozening,forfeiting,

And tricks belonging unto brokery,

I fill'd the gaols with bankrupts in a year,

And with young orphans planted hospitals;

And every moon made some or othermad,

And now and then one hang himself for grief,

Pinning upon his breast a long great scroll

How I with interest tormented him.

（2.3.177-201）

看起来马洛在此处有意堆砌了大量刻板印象用来衬托巴拉巴斯的邪恶，然而丹尼尔·维特克斯（Daniel Vitkus）却提出了不同意见。维特克斯认为，巴拉巴斯吹嘘的一系列罪行都不过是用来诓骗伊瑟摩的烟雾弹。毕竟作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完全没有必要犯下这些未必会带来收益的罪行。此外，除了被迫杀伊瑟摩灭口之外，巴拉巴斯在剧中从未亲手犯下任何罪行。如果巴拉巴斯真的像他吹嘘的那样犯下了这些罪行的话，很难想象他能抗拒亲手犯罪的诱惑。

马耳他的犹太人

在维特克斯的基础上，我想进行更进一步的假设。巴拉巴斯之所以用虚构的罪行去哄骗伊瑟摩，是因为伊瑟摩原本就相信犹太人都是这样无恶不作的人，而巴拉巴斯正是利用了伊瑟摩的这种心理去散布恐惧。无论是马洛的巴拉巴斯还是莎士比亚的夏洛克都懂得利用外界的反犹想象来虚张声势，进而从中获取利益。讽刺地是，在《马耳他的犹太人》的结尾，巴拉巴斯最终被用锅烹死。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有时会用烹刑去处死伪币制造者，这似乎暗示着巴拉巴斯最终是被作为造假者，而非是杀人犯被处决的，只不过他的造伪要比一般意义上的谋杀带来的危害要大得多。

四、莎士比亚的“食人”想象与“割礼”想象

尽管《威尼斯商人》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莎士比亚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但莎士比亚研究者们始终无法回避它尴尬的反犹倾向。尽管夏洛克的控诉是如此地有力，但莎士比亚在剧作中埋下的种种暗示还是暴露了他的真实态度：或许他真切地同情自己笔下的小人物夏洛克，然而他对于犹太人的种族偏见也同样地真切。如何审视《威尼斯商人》中的种族歧视内容造成了研究视角上的一种分歧：以现代眼光审视《威尼斯商人》的一派研究者决意将莎士比亚视作是“已死白人男性”的典型加以批判，而以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为代表的一派新历史主义研究者则主张搁置相关的争议，只讨论当时的历史形态本身。

威尼斯

《威尼斯商人》诞生于著名的“罗德里戈·洛佩兹医生案”之后。罗德里戈·洛佩兹（RodrigoLopez）是从葡萄牙移民的改宗犹太人，凭借着莱斯特伯爵的关系他很快就成为了女王的御医和宠臣。然而好久不长，埃塞克斯伯爵指控他收受了西班牙人的贿赂试图毒杀女王，在严刑拷打之下，洛佩兹承认了所有的罪行，并以叛国罪被处刑。关于洛佩兹是否是清白的，如今莎士比亚研究界尚有争论：其中的一派认为洛佩兹是埃塞克斯伯爵阴谋的牺牲品；而另一派则相信洛佩兹的确收受了西班牙人的贿赂。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女王都一直试图从中斡旋保下洛佩兹的性命。在受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之后，女王才不得不下令处死洛佩兹。，考虑到莎士比亚此时的赞助人正是埃塞克斯伯爵以及英格兰高涨的反犹情绪，莎士比亚不大可能在此时创作一部声援犹太人的戏剧。

詹姆斯·夏皮洛的《莎士比亚与犹太人》自出版以来就一直被视为是研究《威尼斯商人》的经典书目。借由将犹太教与英格兰反犹史纳入讨论，夏皮洛为《威尼斯商人》的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维度。夏皮洛在此书中提出了两个颇具话题性的主张：其一是“一磅肉“的情节影射了犹太人食人的都市传说，其二则是割取一磅肉的行为影射了犹太教的割礼。

在《威尼斯商人》的原文中，的确有数处关于食人的影射。在第一幕夏洛克与安东尼奥立约的场景中，夏洛克将安东尼奥的这一磅肉比作是“muttons,beefs, or goats”(1.3.160),很明显夏洛克提到的这几种肉类都是用作食物的肉类。而后，在萨拉里诺询问夏洛克索要这磅肉的用途时，夏洛克答道：“To bait fish withal;if it will feed nothing else, it will feed my revenge (3.1.40-42).夏皮洛同样也没有忽视修辞意义上的“食人”。根据他的考证，都铎时期的历史作家约翰·斯彼德（John Speed）曾经用“eat to the bones”来形容高利贷对英格兰人民的戕害。而圣经中用来形容高利贷的词汇“nesche”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也正是”咬啮“。据此，夏皮洛认为”一磅肉“起着双关的作用，既强化了犹太人食人的刻板印象，又在修辞意义上影射了夏洛克放贷造成的伤害。

威尼斯商人

然而夏皮洛的解释也不尽然合理。作为一个熟读《圣经》甚至能在跟基督徒的辩经中取得上风的犹太人，夏洛克自然了解《利未记》中关于食血的规定：因为一切生物的血就是它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17.14.10）如果夏洛克真的想要食用安东尼奥的肉的话，按照教规他就必须要先杀死安东尼奥并放血，这显然与先前立下的约定不符。事实上，鲍西亚在最后的论辩中正是指出了夏洛克言语中”肉体与血“的漏洞，并在辩经的意义上战胜了他。不过夏皮洛对血的忽视并不一定会使他的整个主张站不住脚。相反地，它向我们证明了夏洛克的目的并不是食用那一磅肉，而是要给人制造这样的印象。像巴拉巴斯一样，夏洛克会有意地利用外界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并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制造食人的假象来在精神上折磨安东尼奥。

夏皮洛的第二个主张则更有影响。“flesh”一词在中世纪常常被用来暗指人体的私处，因而夏皮洛认为“一磅肉”的索求在象征意义上还影射了犹太教的“割礼”或阉割。莎士比亚的同代人认为基督徒如果行了割礼，就会被强制转化成犹太人。因此，夏皮洛将夏洛克的失败看作是强制为安东尼奥行割礼带来的诗学正义：试图借由割礼将安东尼奥转化成犹太人的夏洛克最终因为不得不接受洗礼，而将自己去割礼化（uncircumcised）。然而夏皮洛的理论也有一点明显的瑕疵。从夏洛克的立场来看，犹太人并没有立场将异邦人转化为犹太人，毕竟他们是上帝拣选的部族。如果夏洛克把安东尼奥这样的异邦人强制犹太化的话，夏洛克的举动理应被视作是恩典而非是复仇。

尽管有着这样的瑕疵，夏皮洛关于“割礼”的主张仍旧有着十足的洞见。借由割礼一事，夏皮洛成功地将加拉太书引入了讨论的范围。加拉太书是使徒保罗对犹太教徒宣称行割礼才能得救的回应，保罗借由灵与肉的论辩驳斥了犹太教徒的主张，因而否定了只有犹太化才能得救的说法。《威尼斯商人》中关于“一磅肉”的舌战，正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冲突的一种体现。

五、阿比盖尔与杰西卡的改宗问题

以色列·亚伯拉罕（IsraelAbrahams）认为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中的犹太女性往往被描绘成楚楚可怜的美貌女郎，她们因为最终改信了基督教而很少受到意识形态化的反犹攻击。改宗的男性犹太人往往被描述成假意改信者，直到临死前他们才会吐露自己的犹太信仰并经受世人的唾弃，而女性却每每在基督教的怀抱中受到接纳。虽然改宗的确成为了这一时代戏剧的主题，然而亚伯拉罕的观察也不尽然准确。

阿比盖尔和杰西卡的改信本身都和性欺骗有着离不开的关系。巴拉巴斯借由操纵阿比盖尔设计杀死了总督的儿子和他的情敌。而杰西卡对罗伦佐的爱则“无法无天，因为一桩盗窃和对父亲信任的践踏”才成为了现实。异教徒出于爱情皈依基督教在当时固然是常见的主题，但在阿比盖尔和杰西卡的身上却显得格外可疑，毕竟当时的英格兰人对犹太改宗者并不信任。

杰西卡的母亲被莎士比亚取了“利亚”（Leah）的名字，这个名字本身就跟性欺骗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在圣经中，雅各想要迎娶拉班的小女儿拉结，却被拉班欺骗娶了年长的利亚，雅各被迫给拉班又服了七年劳役才迎娶了拉结。因为不受宠爱，利亚因此也成了被冷落的妻子的象征。杰西卡的形象更像是利亚与拉结的结合体：在丈夫那里，她的婚后生活并不快乐；而在父亲那里，她像拉结一样跟着丈夫私奔，还偷走了父亲的宝物（拉班的神像）。

拉结私奔

米歇尔·埃弗雷姆（MichelleEphraim）认为巴拉巴斯-阿比盖尔和夏洛克-杰西卡的关系影射了《圣经》中并不美好的亲子关系。在巴拉巴斯登场的时候，他吹嘘自己像阿伽门农对伊菲革涅亚一样珍视自己的女儿，这便已经暗示了阿比盖尔随后的悲惨结局。而杰西卡在偷走了夏洛克的金子之后，夏洛克宣称宁愿看到自己的女儿死在外面，这样的影射也不难让人想起拉结因为偷走拉班的神像所受到的诅咒。缺乏来自父亲的关爱，使得阿比盖尔和杰西卡更容易投入到情人的怀抱。改宗对她们来说也就成了一个非常具有诱惑性的选项，毕竟只要皈依了基督教就能从封闭压抑的犹太教生活中走开，甚至还能融入“上流”圈子。只不过抱着这样的心态改宗又能有多虔诚呢？

在黛安·伊丽莎白·德莱赫（Diane Elizabeth Dreher）看来，杰西卡的改宗更像是出自青春期叛逆和虚荣心的结果。她的最后一句台词也留下了大量的解读空间：”I am never merry whenI hear sweet music.”很多莎士比亚的研究者将这句话看作是杰西卡心生悔意的表现，与罗伦佐这样的浪荡子的爱情未必甜美，而改宗者的生活也未必比受父亲看管美好许多。如果引用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的批评的话，杰西卡出于爱情而非信仰的改宗无疑可以说是为了“肉”的，而舍弃“灵”的。讽刺地是，杰西卡虽然皈依了基督教，但她的行事逻辑却和保罗所批判的加拉太人一样，重“肉”轻“灵”，在象征意义上认同了加拉太人借由“割礼”实现的犹太化。她任性的改信不仅仅没能让自己如愿去犹太化（metaphorically circumcised），却导致了她父亲的去犹太化(uncircumcised)。

结语

在爱德华一世驱逐犹太人之后，英格兰的反犹书写似乎定格在了1290年之前的那个形象：食人寝血、热衷于仪式谋杀的经济蛀虫。虽然在接下来的两百年里反犹民谣仍旧经久不衰，但是随着犹太人的退场，这样的书写也变得更像是某种陈词滥调。对于十四、十五世纪的英格兰人来说，犹太人已经变成了书卷中的遥远想象。

中世纪画作中的犹太人

随着犹太人在都铎英格兰的再定居以及二百多年来英格兰社会的巨大变革，陈腐的刻板印象已经不再适用于此时的英格兰。另一方面，犹太人在地中海贸易中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约瑟夫·纳西的崛起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在欧洲大陆的影响下，十六世纪初的英格兰已经出现了新的类型的反犹偏见。根据夏皮洛的观察，这一时期的英格兰新出现的关于犹太人下毒以及发动军事入侵的传言都原本盛传于欧洲大陆。或许从中意识到了某种需要，克里斯托弗·马洛整合了当时英格兰的反犹类型，并以此建立了文艺复兴戏剧中新的反犹范式。尽管对犹太人还是带着种族偏见和敌意，马洛意识到了犹太人也是有着血肉与情感的人，因而他们的行为同样需要明确的动机和逻辑。在反对“妖魔化”犹太人的基础上，马洛给出了自己版本的解答：他笔下的犹太恶棍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作恶仅仅是因为能从中获取好处。陈腐的反犹印象反而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便利，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地躲在暗处为基督教世界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威胁。而犹太女性则是受到邪恶的犹太父权压迫的对象，只有通过改宗的方式才能把她们从“道德堕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

在马洛的反犹书写中很难看到多少对犹太人的共情，而他开创的所谓新的反犹范式中也残留着大量刻板印象的痕迹。然而不得不说，即便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滤镜，马洛的确将犹太题材的英国戏剧带到了一个新的维度。而当读者忽略掉陈腐的种族主义内容，单纯地将巴拉巴斯视作是理查三世一样的恶棍的话，从巴拉巴斯的人物形象中又会迸发出极度强大的生命力。

而在莎士比亚身上，为了与自己的人物共情，理解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差异”也就成为了必要。在继承了马洛反犹范式的基础之上，莎士比亚试图用自己带有偏见的想象去书写某种关于犹太人的“真实”，因此描绘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冲突也就成为制造这种“真实”的关键。食人与强制割礼的刻板印象在《威尼斯商人》中起到了反讽的效果，基督徒荒诞不经的刻板印象成为了夏洛克折磨安东尼奥的工具。反讽无疑消解了这种刻板印象的表达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莎士比亚想象中的“真实“。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基督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的雄辩又使得他无法完全地包容另一个宗教。莎士比亚的这种矛盾在他对于杰西卡与夏洛克的处置中表现了出来。作为一出喜剧，《威尼斯商人》的结局很难说是皆大欢喜。即便当时的观众欣喜于夏洛克所受的私刑一般的裁决，他们或许也会疑惑：为什么婚礼的甜蜜音乐以及皈依无法给杰西卡带来欢愉。

主要参考文献：

彼得·舒斯特，《欧洲死刑史：1200-1700》

克里斯托弗·马洛, 《马耳他的犹太人》（GutenburgProject）

威廉·莎士比亚, 《威尼斯商人》（剑桥版）

Cecil Roth, The House ofNasi:The Duke of Naxos

Daniel Vitkus, Turning Turk: EnglishTheater and the Multicultural Mediterranean, 1570-1630

Diane Elizabeth Dreher, Dominationand Defiance: Fathers and Daughters in Shakespeare

James Shapiro, Shakespeare andthe Jews

Joseph Jacobs, Aaron of Lincoln

Michelle Ephraim, Reading the JewishWoman on the Elizabethan stage

Robin R. Mundill, The King’sJews: Money, Massacre, and Exodus in Medieval England

作者：【文学部】Amphiaraus 利兹大学英国文学硕士

马洛和莎士比亚的恶棍：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的反犹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