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china-youth-study），原文标题：《“我的钱”还是“我们的钱”?——转型期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的经济实践分析》，作者：于志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伴随近年来非婚同居现象越来越普遍，同居期间的经济财产纠纷也逐渐引起关注。文章遵循主体性建构的方法论，将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的同居经济实践放置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现代化背景中，探究个体生命历程变迁下不同生活情景中同居经济实践的建构逻辑。

研究发现，城市青年作为现代社会理性人在同居经济实践中扮演着积极策划者的角色。在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个体主义，文化制度规范与个体浪漫诉求的相互博弈和互动中，城市青年对同居关系诉求、经济水平、婚姻意愿等因素影响和推动着同居经济实践的流变。

一方面，个体化崛起以后，许多尚处于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特殊阶段的城市青年在爱而不婚的同居生活中积极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经济实践。另一方面，在现有结构安排下，多数城市青年都积极追求关系稳定的同居实践，强调同居经济资源统一规划和合作共享的关系主义。而伴随个体生命历程的变迁，同居经济实践也呈现出动态流变特征。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中，家庭亲密关系一度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伴随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的崛起[1]，新一代的中国人开始积极追求公民权利与平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价值观，并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引下，许多青年人越来越强调“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价值理念，这也直接导致转型期中国的婚姻家庭逐渐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初婚男性有过婚前同居的比例由1980年的4.26%增长到2014年的35.73%，女性则由1980年的4.18%增长到2014年的35.96%[2]。面对非婚同居在当代中国日益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并为社会、家庭和不同群体所默认，同时也引起了学者、社会评论家以及相关政策制订者的关注。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现行《婚姻法》对同居相关内容规定的不明确等因素，使得同居期间经济纠纷成为同居者法律诉求的主要矛盾。

另一方面，由于同居者主体诉求和情景选择偏好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同居期间的经济实践呈现不同的生活逻辑或社会文化意义，而这是造成同居所涉及的人身、财产关系较为复杂，调节难度大，适用法律难等现象的关键所在。但与之不对称的是，现有研究都主要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探讨同居期间的财产纠纷或权益保护，对同居者经济实践的日常建构逻辑以及文化意义却鲜有关注。

鉴于此，本文希望回归城市青年同居的日常生活，将同居的经济实践放置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现代化背景下，探究在不同情景选择下同居经济实践会呈现出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并试图从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的视角来理解同居生活经济实践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流变性。

本研究期待能够推进经济学视角对亲密关系的深入探索，丰富当代中国社会情景下非婚同居的经验视野，同时为解决同居财产纠纷的法律政策出台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展开我们对转型期中国家庭亲密关系现代性变革的多元想象力。

一、同居经济实践方式的研究基础

1. 转型期中国同居实践形态的多元性

同居现象在这个世纪之前的中国还常常与“非法”二字联系在一起，并因其道德上的不正当性而被人诟病或常被迫处于地下隐蔽状态。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西方意义上第二次人口转型的因素之外，这一变化既彰显了新一代中国人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的悄然变革，同时也隐含着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特有的结构变迁。

一方面，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个体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崛起，中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中国人私人生活的监管，无论是国家法律制度还是民间习俗对青年人的同居生活越来越包容，中国人的婚姻在现代化变迁中呈现了“去制度化”的特征[3]。而个体化崛起以后的新一代中国人逐渐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情感诉求的表达。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逐渐从关注下一代的“家庭主义”(familism)转向关注个人福祉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吉登斯笔下的“纯粹关系”也逐渐成为不少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的自主选择[4]。有学者相继指出，个体主义成为许多城市青年选择进入同居关系的关键原因[5]。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身处于“压缩现代性”的东亚国家[6]，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家庭意识形态、家庭制度的工具理性[7][8]。特别是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风险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婚姻家庭成为中国人抵御风险的社会支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主义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变迁的“社会底蕴”[9]。

因此，虽然非婚同居日益在中国社会崛起，但是同居率的增长并没有突破婚姻家庭的边界，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家庭中的个人”而不是“个人为中心的家庭”[10][11]。相关的量化研究也表明，多数中国人在婚前性行为和同居的态度仍处于保守和谨慎的层次，中国远没有达到西方亲密关系的变革水平[12]。虽然同居作为西方社会中一种新的家庭亲密关系形式正逐渐被中国人接受，但是中国社会的同居依然带有明显的婚姻前奏的特征[13]。

伴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劳动力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的蓬勃发展，让许多城市青年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并且可以十分便捷地在城市购买或者租赁房屋，从而获取相对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同时单位制解体以后，以隐蔽性和匿名性为特征的城市社区也间接地摆脱了传统社区道德舆论对同居者的污名化非议，这些都为中国城市青年的同居实践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个体被迫面临不稳定的生活状况[14]。特别是，在脱离了学校集体生活的制度兜底以及原生家庭的次等经济条件无法向城市青年提供相关的资源扶持时，经济积累尚且不足的城市青年无法应对大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以及还要面临独自一人在外作为“空巢青年”的不确定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城市青年因为抱团取暖而选择进入同居关系。至此我们发现，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现代化发展，在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个体主义的相互碰撞和建构中，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选择偏好以及个人诉求来选择不同的同居实践方式，进而使得转型期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的亲密关系形态呈现多样化的实践特征。这是我们考察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经济实践的重要背景，本文也将以此为出发点来探讨不同生活情景之下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经济实践的日常建构逻辑。

2. 亲密关系变革视野下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来自西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曾在中国家庭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受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许多学者更加关注家庭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面向。事实上，经济实践一直是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早在20世纪初，许多海外汉学家无论是孔迈龙还是滋贺秀三都将中国家庭视为一个同居共财的经济合作社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家庭主要是依靠一个钱袋子来维持家族的运转以及个人的基本生存，每一位家庭成员都被视为理性经济人，强调相互合作，争取经济利益最大化[15]。

后来的学者认为家庭经济合作社模式的描述不仅忽视了中国家庭以血缘为链接的情感关系，同时也忽视了个体在中国家庭私人生活中的主体能动性。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家庭中财产和权力关系、伦理价值的转变[16]，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崛起，家庭私人生活开始变革[17]。

当代许多学者受到个体化理论的影响，更加强调个体在日常私人生活实践中的主体能动性，例如有研究指出，个体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金钱数额，抑或是恰当性，在特定的亲密关系中追求期望，承担责任和赋予意义[18][19]。由此说明，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拥有驾驭经济理性的能力，可以将经济实践转换为目的导向的行动策略。

事实上，由于经济实践往往涉及个体诉求以及家庭资源的分配和消费，许多学者都将经济实践放置于中国社会个体和家庭关系的脉络中去讨论，比如有学者以两代人的购房过程为切入口发现，中国人的亲密关系呈现集体决策、金钱交换、感情沟通互为镶嵌的特征，这一点和西方社会以个体为本位的情感交流、平等协商、去物质化的“纯粹关系”有本质区别[20]。

还有学者通过农村家庭存私房钱的研究发现，核心家庭的财产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因此该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21]。王娜关于家庭房产的经济纠纷也表明，家庭成员在解决纠纷时遵循一定的公平观和“家和万事兴”的共享价值[22]。

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家庭经济实践的认识，许多研究也都证实了经济实践的确存在于亲密关系中，以及在经济实践和情感交流的相互交织下共同推动着中国家庭的现代性变迁。但是由于中国家庭研究的文化特点，许多学者比较关注婚姻家庭内部的经济实践方式，对纵向代际关系的探讨明显多于横向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忽视了横向亲密关系在非制度化情景下的经济实践内涵。

其次，已有研究主要将经济实践视为静态、稳定的特质加以分析，将其固定在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的特定节点，忽略了经济实践在亲密关系中的可塑性、持续性和渗透性，而这一点在非制度化背景下灵活多变的同居实践中更是如此。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将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的动态视角融入同居经济实践的分析中，从建构、动态、持续的角度来分析不同情景下同居经济实践的建构逻辑，以此来呈现转型期中国家庭亲密关系现代性变迁的复杂路径与特殊模式。

本文的田野调查起始于2019年末，在理论抽样的指引下，笔者开始有意识地寻找有非婚同居经历的城市青年。与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的同时，笔者也试图融入受访者的现实生活。最终共有13位受访者纳入本文的研究中，所有受访者都是1990年以后出生，长期在城市生活，无法定婚姻关系，并以异性恋的情侣关系在一起居住生活。

受访者拥有初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外企白领、教师、公务员、服务员、保安等职业。笔者与每位受访者建立2次以上的深度访谈关系，每次访谈大约90分钟。在深度访谈中，不涉及具体访谈问题，而是根据研究需要和访谈中的情景互动，围绕开放的访谈主题词进行访谈。

二、爱而不婚的同居经济实践

伴随个体化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快速崛起，新一代中国人越来越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情感诉求的表达。爱而不婚的个体主义同居实践成为许多尚处于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特殊阶段的城市青年的自主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中国城市青年的同居经济实践会呈现边界分明的自我欲望满足的特征。

1. 同居关系不确定的经济保护策略

首先，因为稳定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而采取边界分明的经济实践。对于尚处于个体生命历程特殊阶段（尚未到适婚年龄）的城市青年，“相爱了”成为他们选择进入同居关系的主要推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诉求的满足成为维系个体主义同居的关键，关系的稳定或婚姻意愿次之。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青年在同居中没有明显的结婚意愿，对同居未来发展也缺少长期规划，个体更加强调自身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城市青年甚至会主动向双方父母隐瞒个人的同居经历，这也间接地规避了中国父母对子女情感生活的直接干预进而凸显了个体对私人生活的自主规划权。

事实上，没有婚姻意愿、父母介入等外在力量的约束间接地使得双方的同居实践充满不确定性，这也对双方建立长期稳定和重承诺的亲密关系带来很大挑战。

同时由于社会主流文化对同居分手的日益包容，以及同居分手的低成本使得许多城市青年可以较为便利地根据个人意愿来决定同居关系的走向，同居分手日益成为十分普通的现象。许多城市青年因为对同居关系未来发展的担忧而采取了边界清晰的经济实践方式。支天是一位刚刚大学毕业步入职场的女性，她和男友因为“一见钟情”而进入同居享受爱情，没有任何的结婚意愿，双方各自管理个人的经济收入和花销，经济类密码互不告知。

喜欢才在一起，不喜欢了就不和你在一起了，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没想过结婚，太远了。所以大家的信任关系肯定不如奔着结婚那种，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和他没关系，银行卡密码都不告诉的，也不问。（支天，白领，23岁）

其次，拥有一定社会地位、良好的职业声望以及有一定经济积累的城市青年在个体主义的同居关系中更加强调边界分明的经济实践，从而规避同居分手时的经济纠纷，从而维护个人的经济财产。晓萌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性，28岁的晓萌因为一次偶遇认识了男友阿裔，为了有更多的机会见面以及尽情地享受两人世界的爱情滋养，双方如愿进入同居关系。

但是晓萌清楚地知道男友阿裔并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晓萌对双方未来的同居关系充满了担忧与怀疑。在同居生活中，晓萌积极保持边界分明的经济实践方式，既满足了晓萌对浪漫情感的主体诉求，同时也规避了现行同居不稳定抑或是同居分手导致的经济纠葛，由此可以发现，晓萌作为现代社会理性人呈现了对同居亲密关系经济实践的自主规划权。

我喜欢他也是三分热度，感情没有了，分手了，剩下的只有分钱了，离婚就涉及财产什么的怎么分，有个法律来摘这个事情。同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算是种自我保护吧，我的还是我的，不会损失什么。（晓萌，人力总监，28岁）

2. 追求对等性的同居经济实践

虽然在主流社会性别文化中，内外有别的性别分工在中国社会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23]，无论是在恋爱还是婚姻关系中，男性往往被视为经济花销的主要承担者，但是由于个体化崛起以后的许多城市青年有较为清晰的自我认知，个体不会再盲目陷入到对男性尊严的无意识认同，反而许多个体因为信奉独立自主意识而追求对等性的经济花销。

另一方面，如果现行的同居关系没有明显的结婚意愿，抑或是同居关系转入婚姻的可能性较低的前提下，不少男性也不愿意在同居关系中为对方承担过多的经济花销，而是积极追求同居关系中边界分明对等性的经济付出，从而减少因为同居分手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津津和张强都是研究生学历，由于津津早年父母婚姻的不幸福，津津对婚姻充满恐惧进而主动地选择了不婚主义—同居。

而张强却是一个婚姻主义者，由于张强认为自己还没有到结婚的年龄，尚处于生命历程特定阶段的张强也有更多机会可以凭借自主意愿来选择个人喜欢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结婚意愿不同的张强和津津在同居关系中维持了暂时的平衡。

但张强非常清楚地知道现行的同居关系进入婚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张强也不愿意在这段具有“临时性”特征的同居关系中承担过多的经济花销，张强也更加强调双方在同居关系中经济花销数额的对等性。

谁都不愿意把钱交给对方，也不受法律保护，关系也没到那么信任，也总吵架，她永远不结婚，我以后肯定要结婚的，现在钱混在一起分手肯定麻烦，分手了谁知道我给她花过钱，公平一点好，都是AA。（张强，国企员工，28岁）

3. 追求自我欲望的主体性满足

首先，经济实践用于自我欲望的满足。在爱而不婚的同居实践中，城市青年格外强调个人设计生活的逻辑，渴望在同居实践中实现个体独立意识或自我欲望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城市青年强调对个人经济收入的独立支配权，即“我的钱就是我的”。

另一方面，许多城市青年主要将个人的经济收入用于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性实现。小凤是一家外企的HR，虽然单位分配给她的集体宿舍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经济开支，但是集体宿舍的生活模式让小凤没有了私人生活空间，甚至成为小凤的生活负担。

当小凤和男友恋爱以后，小凤积极推动和男友进入同居，没有结婚意愿的小凤积极追求界限分明的同居经济实践，并将个人收入都用于自我欲望满足的物质消费上，实现了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价值理念。

我挣的是我的，你挣的是你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钱攥在自己手里，怎么花，完全看我心情，谁也管不着我。自己有钱了，我周天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报个画画班，我就去学画画。（小凤，HR，26岁）

其次，追求礼物流动的情感满足。个体化崛起以后的城市青年为了更好地沉浸在爱情中，以及避免同居长期相处或柴米油盐的生活烦闷，进入同居以后，许多城市青年会积极追求礼物流动，尤其是双方在特定的纪念日、重要节日相互赠送礼物，在礼物流动的过程中实现青年人对浪漫情感的表达与渴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爱而不婚同居实践下的礼物流动的关键在于“我爱你”的浪漫情感表达，而不是出于对同居亲密关系持久化发展的渴望。阿昆和子怡是在校大学生，因为校园恋爱而进入同居生活以后，双方就出于个体情感表达而积极赠送礼物。

同居是很浪漫的，和他分享，我送给他礼物，主动给他花钱都是因为我爱他，不是因为我们的关系，或者我为了他要和他进入婚姻，要承担一些责任。我不爱他了，他就没有资格分享我为他买的礼物了。(子怡，在校大学生，21岁)

最后，女性对全球化市场经济时代婚姻家庭工具性包袱的临时逃避。婚姻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工具理性意义不断凸显，尤其是女性既要承担婚姻家庭繁重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勤俭持家过日子人的家庭责任，进而符合社会大众文化的期待以及提升婚姻家庭对个体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尚处于生命特定阶段的城市女性因为未到适婚年龄而自主地选择进入同居，从而规避了婚姻家庭对女性的沉重包袱，并且在同居关系中积极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经济实践，尽管这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逃避。

爱华和男友陈松从小在一个村子里长大，爱华一直认为同居就应该是以结婚为目的，但是个体化崛起以及尚未到结婚年龄的爱华看到婚姻家庭的沉重负担而自主选择进入同居生活，她希望可以对“自己好一点”。

由于爱华的妈妈一直保留着婚前失贞的女性在婚后会受到夫家歧视的村庄记忆，因此爱华因为母亲的反对而隐瞒了父母，这也间接地减少了爱华父母对女儿同居生活的干预。进入同居以后，爱华既不用承担繁重的家庭责任，同时也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将经济收入都用于自我欲望满足的物质性消费。

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年龄小，也不想马上结婚，父母也不知道，就挺自由的。我也不用考虑省吃俭用，家庭责任什么。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的钱都买衣服啊，化妆品啊，包啊什么的，只要我开心就好。(爱华，教师，29岁)

三、迈向婚姻关系的同居经济实践

1. 追求亲密无间的经济共同体

无论是因为婚姻制度的文化规范引领，还是个体对于婚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我认同，当代中国社会的许多城市青年都积极追求关系稳定的同居实践，并将其指向了以承诺和长久为特征的婚姻关系。但近年来中国人婚姻缔结的物质性要求越来越高，不少地方天价彩礼层出不穷，特别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将婚房视为个体婚姻缔结的必需品，而高额的房价却让许多青年人因为个人或原生家庭次等经济条件而无法结婚，从而被迫进入同居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化崛起以后城市青年对私人生活空间的自主权逐渐凸显使得进入婚姻的传统规范发生了现代性变革，许多城市青年自主地将婚姻关系提前到婚姻缔结以前。总之，当代许多城市青年人的同居实践都带有强烈的结婚意愿，同居关系更加相当于是“未婚夫妻”。双方对同居关系的未来发展有更清晰的规划，同居实践呈现强稳定性、高排他性的关系特征。

在这个过程中，追求关系稳定的城市青年更像是“亲密无间”的一家人，也更加容易在同居实践中建立稳定信任、重承诺的亲密关系，这些直接使得同居经济实践呈现不分彼此的关系主义特征。铭鸣和阿尤都是公务员，恋爱以后双方在父母操办下举办了订婚仪式，而后进入同居生活并且积极备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十分强调互通有无、不分彼此的同居经济实践方式。

同居和结婚没什么区别，同居就是一个小家庭了，这个小家庭就是我们共同的家，我觉得不应该分你的我的了。因为大家是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不信任就不会结婚，所有收入、开销什么的都是我们共同的。（铭鸣，公务员，29岁）

2. 追求合作共享的经济实践

带有强烈结婚意愿的城市青年进入同居关系以后非常强调双方经济实践的合理规划和资源共享，强调将钱“用在正地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许多带有结婚意愿的城市青年由于个人或家庭次等经济条件无法结婚进而无奈地进入同居，因此都愿意将双方的经济收入和花销进行规划，从而为购买婚房做准备，顺利地实现从同居向婚姻关系的转变，此时同居也成为个体进入婚姻的经济准备阶段。

大专毕业后从事销售员的慕斯和晓晓恋爱以后，由于融洽的相处双方产生了强烈的结婚意愿，并且获得了双方父母的认可。但是由于慕斯无力购买婚房，因此，晓晓和慕斯选择进入同居关系，他们希望通过经济资源的合作共享与统一规划，尽早实现婚姻缔结所需要的经济积累。

我和他是奔着结婚去的，见过家长了，只不过没有房子没办法结婚，所以就同居了，我觉得同居就是我们共同的家，大家一起奋斗然后买房子结婚呗，同居我就把我的工资卡给他了，是一种信任的表现吧。（慕斯，销售员，27岁）

其次，许多带有结婚意愿的城市青年进入同居以后，双方会追求带有生活化和务实化的经济实践，积极强调将经济花销用在关系的长远发展上，比如家庭生活品的购买，或是抵御家庭生活的危机，等等。

虽然这没有给双方带来个体主义特征的浪漫和惊喜，但是生活化和务实化的经济实践彰显了双方“踏实过日子人”的形象，既有利于实现同居关系转入婚姻的持久化发展，也有利于释放婚姻家庭的保障意义。江燕和安洛恋爱三年以后，在已经开始谈婚论嫁的时候进入同居关系，双方就格外强调将彼此的经济花销主要用于家庭生活或关系长久发展上。

我们要结婚才会同居，不能总玩浪漫，因为那需要钱需要精力，结婚就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了，要考虑到未来，两个人的未来，钱得花在家里面，要有过日子的样，一点点把家置办起来，不能光顾满足自己。（安洛，保安，31岁）

最后，由于许多带有结婚意愿的城市青年将婚姻关系提前到同居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城市青年的同居经济实践会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比如城市青年在婚前同居中开始承担养老责任。袁爱和男友恋爱三年以后，在农村老家办了订婚宴后进入同居。

订婚作为一种仪式，往往意味着村庄共同体对双方的婚姻关系的民俗认可，进而导致订婚以后双方在家庭关系中的角色扮演逐渐由不确定转变为确定。这既有利于双方建立长期信任和稳定的亲密关系，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双方经济收入的合理规划，从而开始自觉承担婚姻家庭的各类责任。

订婚以后的关系会比以前的关系更加紧密，因为我们的关系是确定的，就是结婚了，这边是儿媳，那边是女婿，就肯定要承担家庭责任了，要好好规划钱怎么花，要考虑父母养老，定期给他们打钱。（袁爱，教师，26岁）

3. 推动同居关系的持久化发展

当城市青年进入同居关系以后，双方的结婚意愿有时候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一方带有明显的结婚意愿，但另一方的结婚意愿却不明显，此时同居关系的经济实践则成为个体积极推动同居转入婚姻关系的行动策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通过雪中送炭的经济帮助进而增加双方同居关系的稳定性。一般而言，雪中送炭的经济帮助既可以帮助对方解决燃眉之急，同时也彰显了双方在亲密关系中愿意相互帮助的经济理性策略，有利于增加婚姻家庭的社会保障意义进而应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风险，由此增加双方从同居关系向婚姻转变的可能。

康京和女友进入同居不久，康京因为工作失误需要赔付2万元钱，没有太多经济储备的康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欠佳而一筹莫展，而女友对康京的慷慨帮助，不仅激发了康京的结婚意愿，同时增加了双方从同居转入婚姻关系的概率。

同居能结婚肯定最好，但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分手了也很正常。我心里挺犯嘀咕的。同居不久她就愿意给我花钱，我就认真起来了，结婚不就是相互帮助吗，一起过日子，我觉得她挺合适的。(康京，仓库保管员，28岁）

其次，通过彰显挣钱养家的能力进而增加结婚的可能。伴随着现代化以及城市化的进程，许多打工青年怀揣着对大城市的向往来到城里打工，但是由于打工青年的学历较低而很难找到拥有良好社会声望的职业，经济收入也相对较低。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打工青年在城市遭遇了婚姻挤压的结构性难题。

而接受现代城市文明洗礼的打工青年不愿意回到农村社会，农村社会高额的彩礼也让许多打工青年望而却步。因此，许多打工青年为了增加婚姻缔结的可能性，他们不仅会积极推动从恋爱向同居关系的转变，并且在同居关系中主动承担生活的经济花销，由此彰显打工青年挣钱养家的能力，从而赢得女友的婚姻意愿。

另一方面，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处于弱势的打工青年一直处于城市边缘地带，并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遭遇自我认同危机。而主动承担家庭责任的打工青年彰显了男性尊严，通过同居经济实践进一步重新建立了自我认同，弥补了打工青年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时代被边缘化的失落感。

初中毕业进城打工的小胖对自己28岁还是单身感到焦虑难安，小胖和女友恋爱以后，小胖积极推动双方进入同居关系，小胖在同居关系中积极主动地承担了大多数的生活花销。

我家太穷了，没女的愿意跟我。同居了，我就愿意主动花钱，也不白花，我希望和她结婚，我也不能一辈子打光棍啊。我现在还挺有成就感的，感觉我不是那么没用，可以养家，自信一点点找回来了。(小胖，快递员，28岁）

最后，通过讨好父母的经济策略而顺利进入婚姻。和许多爱而不婚主动隐瞒父母的同居实践不同，近年来随着亲权在中国家庭现代性变迁的回归，中国父母对子女私人生活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还直接影响了子女同居结局的走向。

因此许多城市青年从同居转入婚姻关系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得到父母的首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城市青年在同居实践中会投其所好地为对方父母购买礼品进而希望获得对方父母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将双方的角色关系从不确定转变为确定，同居关系逐渐从不稳定转变为持久化发展，最终转变为婚姻关系。

要结婚肯定涉及父母啊，就不能像小年轻的只顾自己，逢年过节，我们都会费尽心思给父母准备东西，给父母留下一个好印象吧，你要和人家结婚，能不重视人家父母嘛，讨好人家呗，这样才更能结婚啊。(慕斯，销售员，27岁）

四、生命历程变迁下的同居经济实践流变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现有结构安排下，当代中国城市青年在不同的情景选择偏好中呈现了不同的经济实践逻辑。接下来，本文将从个体生命历程变迁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同居经济实践的动态流变。

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伴随着个体设计生活的自主规划权日益凸显，城市青年可以凭借个人诉求或婚姻意愿的变化来不断动态调整经济实践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同居实践个体自主选择的背后也隐含着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结构规范的影响。

1. 婚姻意愿消减中同居经济实践的流变

伴随个体化在中国社会的崛起，新一代中国人逐渐放弃了标准化的婚姻生活，更加强调个体对未来婚姻的自主设计以及婚姻生活对个人需求的满足。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城市青年都格外强调同居生活的试婚意义，即使许多城市青年没有直接因为试婚而进入同居，但是同居生活的日常相处却影响了同居青年的结婚意愿，而结婚意愿的转变也直接影响了同居经济实践方式的变化。

研究发现，同居经济实践本身也是城市青年试婚的重要内容，对于许多带有结婚意愿的城市青年在同居试婚中都希望彼此可以较好地扮演内外有别的性别分工模式，即男性拥有能够挣钱养家的能力，女性扮演着勤俭持家的过日子人形象，从而有利于实现婚后的稳定以及家庭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如果同居生活无法实现这一点，则往往意味着试婚的失败，这也将导致他们在同居关系经济实践的方式发生调整。

前文提到的晓晓和慕斯带着强烈的结婚意愿进入同居生活以后，希望将经济收入放在一起统一规划可以积攒婚房的物质积累，但是双方通过同居生活朝夕相处发现彼此的消费观念有很大差异，一方面，慕斯认为晓晓的日常花销过于“大手大脚”，并不具有“勤俭持家”过日子人的内心期待。

另一方面，由于晓晓经常指责慕斯工资非常低，让慕斯丧失了男性尊严。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婚姻的意愿也随之减弱。因此在同居后期，双方不再对经济收入进行统一规划，而是采取了AA制。由此我们发现，同居经济实践会随着婚姻意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同居青年在亲密关系中驾驭经济实践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我把钱都交给她保管是想攒钱买婚房的。但是她的花销特别大，她一年买护肤品的钱，够我吃至少半年的饭了。我压力挺大的，挺自卑的。我就觉得她这是没想和我好好过日子，经常吵架。她也总嫌我赚得少，都觉得不适合结婚，钱也不放一起了，自己管自己的，没多久就分手了。(慕斯，销售员，27岁）

2. 婚姻意愿增加中同居经济实践的流变

由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中国社会充满了政治正确，加之由于东亚民族国家崛起，转型社会风险日益增加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不足，家庭不仅成为国家福利意识形态的基本单位，更是个体抵御生活风险或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现实生活中，在中国父母的催婚下，多数适婚青年的同居实践都会指向婚姻。而伴随这个实践流变的过程，许多城市青年的同居经济实践的方式也将从自我欲望的满足转变为婚姻缔结的关系持久发展。

前文提到的爱华和陈松同居三年以后，伴随双方逐渐接近适婚年龄，在父母的催促和帮助下两人顺利进入婚姻。在这个过程中，同居相处激发出来的婚姻意愿使得双方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双方开始追求亲密无间的经济共同体，强调“这是我们的钱”。爱华作为女性也不再一味地追求自我欲望的实现而是强调婚姻家庭稳定与家庭责任的承担。

年龄大了，父母也催我了，我就考虑结婚了，再不像以前那样在商场里买衣服了，现在都是地摊货，省下来的钱存着，结婚有孩子，花销肯定特别大。家里应个急，不能和刚开始同居那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爱华，教师，29岁）

3. 爱而不婚的同居经济实践流变

首先，爱而不婚的个体主义同居呈现抱团取暖的关系主义经济实践。虽然许多城市青年在爱而不婚同居中追求界限分明、自我欲望满足的同居经济实践，但是由于转型期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社会风险不断加剧，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许多城市青年脱离原有学校集体生活的制度兜底或资源扶持，原生家庭次等的经济条件又无法提供非正式的经济帮助。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经济积累尚且不足的城市青年来到一线城市工作和生活，要面临大城市高额的生活经济成本和职场的精神压力。因此，许多城市青年将以自我欲望满足的个体主义同居实践发展成为抱团取暖的关系主义以应对市场化的生活压力。

前文提到津津和张强带着对浪漫爱情的美好期待进入同居关系以后，双方发现彼此的生活习惯有很多分歧和矛盾，同居生活的柴米油盐抹掉了两人所有的浪漫和惊喜。北京高额的生活成本，使得工资收入不高和缺乏原生家庭经济支持的津津和张强的北漂生活遇到很多挑战。

而双方在同居中采用界限分明的经济实践有效地缓解了双方的经济压力。正因如此，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同居经济实践发挥着关系主义的经济策略而使得双方不愿意轻易结束现行的同居关系。

住在一起有矛盾也不会轻易分手吧，因为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太难了，哪都需要花钱。我们又没那么多钱，同居房租和水电什么的可以一人一半，省了不少钱，对她对我都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压力太大了。（张强，国企员工，28岁）

其次，渴望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同居经济实践。许多女性正是发现女性在个体主义同居经济实践中自我欲望的满足，以及也越发意识到婚姻在市场经济时代的脆弱性和沉重包袱而主动选择拒绝结婚，主张将同居关系进行到底，从而实现个体诉求的满足。这对于中产阶层的青年来说更加明显。

秋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婚主义者，一方面，秋云的早年原生家庭经历让秋云在潜意识中对婚姻充满恐惧，而不愿意选择结婚。另一方面，本科毕业的秋云就职于一家外企公司，年收入可观，已经成功步入中产阶层的秋云既不需要再依靠婚姻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需要依靠代际关系来保障自己的老年生活。因此秋云企图将爱而不婚的同居实践进行到底，希望通过个体主义的同居经济实践来实现自我欲望的主体性满足。

我不结婚的，结婚了感觉自己牺牲太多了。我觉得同居就很好。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我今天高兴花一万块钱买个包，我就买，明天高兴，我还买。结婚了就不一样了，你得生孩子吧，你得对孩子负责吧，现在国际学校学费一年好几十万，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所以我不结婚。（秋云，外企员工，29岁）

五、结论

纵观全文，本文将经济学视角纳入亲密关系的讨论中，透过转型期中国城市青年同居经济实践方式的主体性叙述，可以发现，一方面，个体化崛起以后个体主义同居实践的确在中国社会出现，许多城市青年开始自主地选择爱而不婚的同居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青年的同居经济实践也更加强调个体欲望的自我满足，这既是城市青年出于个体对浪漫爱情的积极表达，也是个体对市场经济时代婚姻家庭工具性的短暂逃离。但是这种处于个体生命变迁特殊阶段的爱而不婚的同居实践既没有在当代中国成为主流，也没有挑战婚姻家庭的边界。

另一方面，由于家庭主义文化依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底蕴”，受到婚姻制度设置、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足等结构性影响，许多城市青年都渴望在同居关系的持久化发展中实现抱团取暖的合理规划和合作共享，既可以实现婚姻缔结的物质要求，同时也可以更好地释放婚姻家庭的社会保障意义。

同时，伴随个体生命历程的变迁，婚姻意愿的流变直接导致了同居经济实践的动态发展，以及强调自我欲望满足的个人主义同居经济实践也呈现了工具性关系主义特征进而应对市场经济时代的生活成本。

总之，在传统家庭主义与现代个体主义，文化制度规范与个体浪漫诉求的相互博弈和互动中，城市青年对同居关系诉求、经济水平、婚姻意愿等因素影响和推动着同居经济实践的流变，并且自主地将同居经济实践转变成为新一代中国人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行动策略，既满足了个体化崛起以后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应对了转型期身处全球化与市场化时代的社会风险，彰显了中国青年人作为现代社会理性人在同居经济实践中扮演着积极策划者的角色定位，这既是中国社会个体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个体化在中国社会崛起的特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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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china-youth-study），作者：于志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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