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各军事集团首领当中，曹操的英明强干是出类拔萃的。他在起兵之初依附张邈，手下仅有数千人马[1]，又缺乏显赫的门第和声望，被斥为“赘阉遗丑”[2]，甚至无法在家乡谯县立足[3]。但是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战，能够剿灭群雄，统一北方，这与他用兵方略的成功具有密切关系。曹操自初平二年（191）进据东郡，到建安九年（204）攻陷邺城，占领冀州，奠定了统治中原的基础。如果从地理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他的战略举措，可以看出在此期间曹操的兵力部署和主要作战方向经历了多次调整，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以下予以详述。

一、曹操投靠袁绍后的驻军情况与发展构想

曹操在初平元年（190）三月兵败荥阳，“士卒死伤甚多”[4]，他撤回酸枣后向诸侯联军建议全力西进，但是遭到了张邈等将领的拒绝[5]。曹操随后离开陈留，南下扬州募兵，再辗转返回中原来依附袁绍。“还到龙亢，士卒多叛。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6]胡三省对此评论道：“从袁绍也。”[7]至次年七月，袁绍逼迫韩馥让出冀州，从而离开河内奔赴邺城，袁、曹二人就此分别。在这段时间内，曹操常在袁绍身侧，故史籍屡次记载他们一起议事或交谈。例如，袁绍等诸侯为了抵制董卓集团把持的朝廷，企图拥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刘）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8]《资治通鉴》卷60定其事在初平二年（191）正月。讨论此举时，曹操明确表示反对。“太祖答绍曰：‘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9]再如，“（袁）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10]曹操当时部下的军队数量不多，仅有三四千人[11]，在归途中还发生了叛逃。他后来回忆道：“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12]这数千人的军队部署情况，除了他自己亲领一部分之外，余众由亲信部将夏侯惇率领，驻扎在白马县。《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曰：“太祖行奋武将军，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笔者按，“行奋武将军”是曹操担任东郡太守之前的惟一职衔，故夏侯惇驻兵白马，应该是他在荥阳战败后跟随曹操从扬州募兵回到中原，再抵达河内后的情况。东汉白马县治在今河南滑县北，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津渡。《读史方舆纪要》卷16载滑县：“古豕韦氏国，春秋时卫地。汉置白马县，属东郡，后汉因之。”又引地志云：“《括地志》：‘白马城在卫南县西南三十四里。’《邑志》：今县西北十里有白马古城。一云在县南二十里。黄河流变徙，白马非复旧治也。”[13]顾祖禹还对黎阳和白马这两座津渡加以分辨：“白马津属滑县，盖在黎阳之南岸。杜牧曰：‘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山堂杂论》云：‘浚、滑间度河处，昔皆以白马为名，然主河北而言则曰黎阳，主河南而言则曰白马。’”[14]

值得注意的是，白马县属于东郡，原是关东联军首领桥瑁的辖地。《英雄记》曰：“瑁字元伟，（桥）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威惠。”[15]他曾经伪造京师三公的移书，以煽动各地诸侯起兵讨伐董卓[16]，在策划组织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初平元年（190）三月之后，关东诸侯联军在酸枣解散，各归原来的辖区。莅任不久的兖州刺史刘岱只能控制州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附近的一些郡县，和他同时起兵的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与刘岱没有上下级的统属关系，并不听从他的命令。尤其是桥瑁与刘岱关系恶化，最终被后者设法除掉，并委任自己的亲信王肱来掌管东郡，此事就发生在曹操投奔袁绍之后。《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载曹操南下募兵返回中原，“进屯河内。刘岱与桥瑁相恶，岱杀瑁，以王肱领东郡太守。”据应劭所言，桥瑁得罪的还有陈留、济阴两郡太守，他们也出兵协助刘岱助战。“关东义兵先起于宋、卫之郊，东郡太守桥瑁负众怙乱，陵蔑同盟，忿嫉同类，以殒厥命。陈留、济阴迎助，谓为离德，弃好即戎，吏民歼之。”[17]当时张邈任陈留太守，吴资乃济阴太守[18]，桥瑁曾与两人共同起兵反对董卓，均为郡守，因此应劭称他们是“同盟”和“同类”。东郡西界邻近河内，又有延津、白马、濮阳、仓亭等黄河津渡，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袁绍屯兵河内，军粮要依靠冀州韩馥漕运接济。如耿武、闵纯所言：“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19]看来袁绍是为了护卫河内郡的东界，以及保障冀州韩馥为其提供粮饷的黄河水运交通安全，所以让曹操所部军队进驻白马，占领了东郡的西境。在此期间，曹操曾利用占据津要的有利条件，消灭了叛离袁绍的河内太守王匡。王匡在初平元年（190）六月受命进军河阳，威胁洛阳的北境，结果惨败于董卓。“（董）卓遣疑兵若将于平阴渡者，潜遣锐众从小平北渡，绕击其后，大破之津北，死者略尽。”[20]由于兵员缺乏，王匡回到原籍泰山郡招募乡丁，并企图脱离袁绍去托靠张邈。“其年为（董）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21]但是被曹操中途截击，并联合王匡的仇家将其消灭。“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不胜愤怒，与太祖并势，共杀匡。”[22]因而成功地为袁绍清除了一股叛离的敌对势力。

关东诸侯联军在酸枣解散之后，袁绍在河内的形势相当孤立。董卓尽管被迫离开洛阳，挟献帝西迁长安，但是他看到诸侯各怀私心、拥兵自重，认为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威胁。“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唯孙坚小戆，诸将军宜慎之。’”[23]另外，由于曹操、张杨和匈奴首领于扶罗等陆续率众来投奔袁绍，冀州刺史韩馥心怀忐忑，害怕袁绍的实力扩充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因而减少了对他的给养供应。“（张）杨留上党，有众数千人。袁绍在河内，杨往归之，与南单于于扶罗屯漳水。韩馥以豪杰多归心袁绍，忌之；阴贬节其军粮，欲使其众离散。”[24]讨伐董卓的斗争在较短时期内无法获胜，属下众多部队又面临着断粮的危险，严峻的形势逼迫袁绍必须要夺取邻近富庶的冀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沮授曾向袁绍建议，“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然后攻取邻近的青、幽、并州等地，实现挟持汉献帝并以朝廷的名义征伐各地，最终统一全国的目的。“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25]谋士逢纪也为袁绍提出迫使韩馥让位的计策：“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来南，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于此之际，可据其位。”[26]袁绍因此从河内回师东进，“会（董）卓西入关，绍还军延津”[27]，并占领了黄河北岸的黎阳、朝歌等要地[28]，逼迫韩馥交出冀州的统治权力。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袁绍由于“孤客穷军”而兵力不足，因而只是进据黄河北岸津要，摆出向邺城进攻的态势，而南岸东郡的白马等地仍然由曹兵镇守，保护了袁军的后方，为其顺利夺取冀州助一臂之力。

袁绍在夺取冀州之前曾征求过曹操的意见，“绍问（曹）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却含混地回答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29]此后袁绍按照计划占据了冀州，曹操也听从了济北相鲍信的建议，准备等待时机，在黄河以南发展自己的势力。据《魏书》所载：“（袁）绍劫夺韩馥位，遂据冀州。（鲍）信言于太祖曰：‘奸臣乘衅，荡覆王室，英雄奋节，天下向应者，义也。今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只以遘难，又何能济？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太祖善之。”[30]在此乱世之际，曹操很快就遇到了割据疆土、扩张实力的良机，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二、曹操初领东郡的军事部署

初平二年（191）七月袁绍夺取冀州后，黄巾军余众大举进攻黄河下游沿岸地区，“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31]而刘岱任命的东郡太守王肱是庸碌之辈，无力进行抵抗；曹操乘机率兵入境，打败了来寇，顺势控制了这一地区，并且在袁绍的举荐下担任了军政长官。史载：“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32]从此曹操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袁绍保举曹操出任东郡太守，是想让他守护自己南境的安全。当时袁绍虽然成功地占领冀州，却几乎是四面受困，其北方是与他交战多年的劲敌公孙瓒，西方、西南是张燕、于毒等率领的黑山军，东边则有势力强大的青州黄巾，企图西进与河北的黑山军会师。当年十月，“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33]其南面的黄河黎阳渡口，也被后来反叛的匈奴首领于夫罗与张杨控制。《资治通鉴》卷60汉献帝初平二年七月，“南单于劫张杨以叛袁绍，屯于黎阳。董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尽管袁绍兵众粮足，但毕竟分身无术，难以应付，所以要借助曹操来替他夺取和守卫东郡的河防要地，以避免出现两面甚至多面作战的不利局势。再者，此时袁绍是把曹操作为依附自己的友军和党羽，所以会出面向朝廷举荐他担任官职。如袁绍在后来的《檄州郡文》中所言：

幕府昔统鹰扬，扫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剑挥鼓，发命东夏。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曹）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奖蹙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34]

对于袁、曹二人此时的协作，清儒王鸣盛曾云：“袁、曹同起义兵，袁颇信用曹，后乃为仇，与刘、项事亦相类。”[35]张大可亦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曹操和袁绍，都想纵横天下，取汉室而代之，各有一套图谋远略的规划。袁绍取河北，曹操图河南，两人同床异梦而又紧密携手，共图发展。在十年纷乱之中，袁绍北向，曹操南向，两人互为背靠，不受夹击，因此各自取得了节节胜利。公元191年末，公孙瓒南下，其势凶猛，曹操助袁绍击退了公孙瓒。公元192年，袁术北进，袁绍助曹操赶袁术出南阳。在袁曹携手共进中，曹操依赖袁绍的扶植而发展，又计高一筹；而袁绍迂阔，反遭曹操的暗算，因此，在官渡决战前夕，曹操已先赢了一着。”[36]《后汉书·郡国志三》载兖州东郡有十五城，包括濮阳、燕、白马、顿丘、东阿、东武阳、范、临邑、博平、聊城、发干、乐平、阳平、卫、谷城等县；“户十三万六千八十八，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其辖地相当于今山东东阿、梁山以西，山东鄄城（两汉属济阴）、东明与河南范县、长垣北境以北，河南延津以东，山东荏平、河南清丰、濮阳、滑县以南。占领东郡并担任太守之后，曹操的兵员和给养补充情况有所好转。据白建新研究，曹操军队在起兵初期的粮饷主要是靠豪族大地主和其他牧守资助，以及向民间抄掠，其来源是很不稳定的[37]。尽管东郡在汉末战乱期间的人口会有耗减，但曹操统治该地毕竟可以合法地进行征发，直接从那里获得部分人力和物资，能够减少不得民心的抢掠以及对其他军阀、豪族补给的依赖。另外，曹操也有了正式的官职，因而改善了他的政治、经济状况，从此跃入与群雄并踞的行列。

曹操在统治东郡期间的军事部署，有以下情况值得关注：

（一）设郡治于东武阳

汉代东郡治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市），在黄河南岸，为南北交通津要。《水经注》卷5《河水》曰：“河水东北流而径濮阳县，北为濮阳津，故城在南，与卫县分水。”杨守敬按：“濮阳在河南，卫国在河北，二县以河为界，故云分水。”[38]曹操担任东郡太守时期，将其治所迁移到濮阳东北约二百里的东武阳，其故城在今山东莘县东南朝城镇，位于黄河北岸。顾祖禹曰：“东武阳城，在（朝城）县东南。汉县治此。后汉初平二年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三年黑山于毒等攻东武阳，操自顿丘西入山击毒等本屯，毒引却。后臧洪为东郡太守，亦治东（武）阳。袁绍围洪，洪死之。今围郭尚存，环水匝隍。”[39]曹操为什么要将东郡治所向东方迁移？这要根据东郡地理位置的特点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

东郡是冀、兖两州的交界地带，境内多有黄河津要，属于中原的交通枢纽。《读史方舆纪要》卷34《山东五》言东昌府：“秦属东郡，汉因之……府地平土沃，无大川名山之阻，而转输所经，常为南北孔道。且西连相、魏，居天下之胸腹，北走德、景，当畿辅之咽喉，战国时东诸侯往往争衡于此。”[40]东郡的地形狭长，自胙城（今河南延津县北胙城乡）沿黄河向东北方向延伸，东西距离大约有五百里左右，而南北宽度仅有数十里到百余里。从胙城至濮阳，为黄河南岸沿岸区域；自濮阳向东北，则地跨黄河两岸。其境有延津、白马、仓亭等著名渡口。袁绍占据冀州，其东、南两面以黄河为天堑，而东郡正处在这条防线的位置上，因此对保护冀州南部的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东郡原来的治所濮阳在黄河南岸，而东武阳处在北岸，其位置偏东，靠近袁、曹劲敌青州黄巾的活动区域；考虑到这股势力处在黄河以东、以南，曹操将东郡的统治中心放在东武阳显然更为安全。由于他的兵力相对薄弱，如果依旧将军队主力安置在黄河南岸的濮阳，则距离青州黄巾的活动区域较远，敌人一旦犯境难以及时驰援；其次，若是强寇大举来攻，据守濮阳还会面临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而东武阳位于北岸，可以利用黄河作为天然防御屏障，又与袁绍军队主力所在的魏郡毗邻，曹兵驻扎此地容易获得友军的支援，危急时也便于向后方撤退。另外，东武阳以南数十里有著名的黄河渡口仓（苍）亭津，为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为兵家所重视。顾祖禹曰：“仓亭津，在（范）县东北。《水经注》：‘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述征记》曰：‘仓亭津在范县界，东南去东阿六十里，西南至东武阳七十里。大河津济处也。’后汉光和末，皇甫嵩败获黄巾贼帅卜己于仓亭；兴平初程昱守东阿，遣别骑扼仓亭津，陈宫来袭，不得渡；建安六年曹操扬兵河上，击袁绍于仓亭津，破之；晋永和六年，冉闵与后赵将张贺度战于仓亭，皆此地也。今湮。”[41]将军队主力屯驻在东武阳，可以扼守这一重要津渡，防止敌寇进入河北。正是因为东武阳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后来袁绍占领该地，任命臧洪作东郡太守，仍然以东武阳为郡治[42]。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曹操将东郡治所迁移到东武阳，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原来的郡治濮阳距离陈留、济阴两郡太近。如上文所述，此前兖州牧刘岱攻杀东郡太守桥瑁，曾经借助了陈留、济阴两郡官兵的支持。陈留太守张邈虽然是曹操故交，并帮助他在己吾起兵，但是后来二人心存芥蒂，以致曹操南下募兵后转投袁绍。张邈后来又与袁绍交恶，袁绍曾指示曹操伺机将其除掉。《后汉书》卷75《吕布传》曰：“及袁绍为盟主，有骄色，邈正义责之。绍既怨邈，且闻与（吕）布厚，乃令曹操杀邈。操不听，然邈心不自安。”从此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叛离袁绍的将领、官员往往会前去投奔张邈。如前所述，曹操曾经截杀前来投靠张邈的王匡，这一事件也会在张邈心里留下阴影。还有被袁绍夺走冀州的韩馥，“怀惧，从绍索去，往依张邈。”[43]又，“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44]由于曹操势力单薄，不能树敌过多，因此努力维持着与张邈的睦邻关系，甚至故作姿态以对其加以拉拢。“太祖之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45]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将东郡治所徙离濮阳，恐怕也是因为那里距离陈留、济阴等郡较近，存在着潜在的威胁，必须提防张邈等人暗下毒手，所以未雨绸缪，预作防范。

曹操与张邈这种貌合神离的状况，世人多未发现，而智能之士却对此洞若观火。如陈留高柔即有所预见。“柔留乡里，谓邑中曰：‘今者英雄并起，陈留四战之地也。曹将军虽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未得安坐守也，而张府君先得志于陈留，吾恐变乘间作也，欲与诸君避之。’众人皆以张邈与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从兄干，袁绍甥也，在河北呼柔，柔举宗从之。”[46]兴平元年（194）曹操东征徐州，张邈果然乘机联合吕布、陈宫等势力发动叛乱，几乎全据兖州，濮阳也被吕布轻易地占领[47]。

（二）移驻顿丘

初平三年（192）春，曹操在东郡的军事部署发生变更，他率主力部队西驻顿丘，随即与于毒等带领的黑山军作战。两汉顿丘县治在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位于黄河北岸，与南岸的濮阳相对。胡三省曰：“顿丘县，属东郡。师古曰：以丘名县也。丘一成为顿丘，谓一顿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48]顾祖禹曰：“顿丘城，（清丰）县西南二十五里。古卫邑。《诗》：‘送子涉淇，至于顿丘。’《竹书》：‘晋定公三年，城顿丘。’汉置顿丘县，治此。”[49]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曹操领兵西驻顿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封锁黄河渡口，保护与其隔岸相对的重镇濮阳，防止河北的黑山军像去年那样经此地南渡黄河，攻入东郡。黑山军首领是常山人张燕，“轻勇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50]曹操若将主力部队屯驻河南，黑山军来攻时，东郡黄河以北诸县难以据守。屯兵顿丘，不仅能够遮蔽濮阳津要，还可以阻断黑山军沿河东进，与青州黄巾汇合。张燕所部的巢穴黑山位于今河南浚县西北。《读史方舆纪要》卷16考证云：“黑山，（浚）县西北八十里，周五十里，数峰环峙，形如展箕，石色苍黑，巉岩峻壁，曲涧回溪，盘纡缭绕。汉献帝初平初，黑山贼张燕等聚众于此，掠河北诸郡县。三年，曹操自顿丘西入击黑山贼于毒等本屯是也。或谓之墨山。其西又有陈家山，连亘而南，下临淇水，石壁屹立，高二十仞。又鹿肠山，在县西北，与黑山相接。后汉初平四年，袁绍引兵入朝歌鹿肠山讨于毒等贼是也。《续汉志》朝歌县有鹿肠山。”[51]顿丘的地理位置，正是在浚县黑山与东郡治所东武阳来往的途径中间，曹操驻军于此，恰好截断黑山军攻击其后方的捷径，可谓一举数得。另一方面，此时袁、曹的强敌青州黄巾遭受了重大挫折。初平二年（191）十月，“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弃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52]因此曹操在东方的军事压力显著减缓，能够向西转移部队去应对黑山军即将发动的进攻。

从此后双方的交战过程来看，黑山军躲开曹操的精锐，从北边绕过顿丘朝东北进军，去攻打其后方郡治东武阳，此乃避实就虚的战术。出人意料的是，曹操并没有被敌人牵制回兵增援，而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向西进攻敌军的巢穴黑山，迫使于毒等撤兵回救，从而顺利解除了东武阳面临的险情。《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曰：“（于）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另据《魏书》记载，曹操部下都反对这一计划，后来被他说服。“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太祖曰：‘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遂乃行。”[53]黑山军回援时受到曹操阻截，“太祖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54]最后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曹操此番作战获胜，固然是他智谋过人与将士用命的缘故，但也有军事部署得当的原因。曹操预先将军队主力调往顿丘，遮蔽濮阳，使黑山军不能就近渡河攻入东郡，又不能沿河而下，被迫绕路去长途奔袭东武阳。由于部队远离后方，一旦巢穴受到攻击，形势就相当被动，黑山军往来跋涉疲于奔命，曹操在中途阻击则是以逸待劳，顺利取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曹操统治兖州期间的军政部署与用兵方向

自董卓之乱以来，中原各地陷入军阀和农民义军割据混战的局面。曹丕《典论》曾述当时情景曰：“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董）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55]在此纷乱形势下，具有远见的雄杰往往要先夺取一块较为富庶的经济区域，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以便提供兵源粮饷，然后借此实现宏图伟业。如阎圃谏张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56]诸葛亮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57]建议刘备夺取两州，伺机复兴汉室。曹操虽然统领东郡，获得了立足之处，但是毕竟区域狭窄，既匮乏人口和物产，又缺少作战的回旋余地；要想成就功业，必须要占领较大的疆土。如逢纪说袁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58]前述鲍信向曹操建议“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并非仅指东郡一隅之地，而是泛指整个兖州地区。东汉兖州包括今豫东、鲁西南平原，共有八个郡国，即陈留、东郡、东平、济北、泰山、济阴、山阳、任城，下辖八十县。据袁延胜对《后汉书·郡国志三》的考证统计，兖州和平时期有827302户，4052111口[59]。在军事上，兖州亦属于中原的“四战之地”，它位于秦汉关东区域的中心地带，四通八达，南北走集。顾祖禹称兖州：“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60]遭逢汉末的严重战乱，兖州军政长官刘岱才干平庸，无力一统州部和抵御外侵。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诸侯发起讨伐董卓的战争，“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61]几个大郡的守相各拥重兵，与州牧平起平坐，不相统属。因此，刘岱在兖州实际控制的地域有限，兵力较弱，又面临四周强敌的进犯，他实在是没有能力应付如此险恶的局面，这就给曹操占领该地提供了机会。

初平三年（192）四月，“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62]刘岱不肯听从鲍信的劝阻，执意出战，为黄巾所杀。东郡豪杰陈宫，“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63]他看到有机可乘，便向曹操建议：“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64]这正合曹操本意，即派陈宫前往说动州部主事官员[65]。结果一拍即合，“（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66]交战获胜之后，曹操乘势进击。“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67]通过此番战斗，曹操不仅占据了兖州，还通过受降壮大了武装力量，从此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参与逐鹿中原的一支雄师劲旅，袁绍也正式向朝廷荐举他为兖州刺史[68]。曹操从初平三年（192）秋占据兖州，到建安元年（196）秋挟持汉献帝迁都许县，他统治兖州共有四年之久，以此为根据地来对外用兵。如荀彧所言：“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69]兖州方圆千里，地域辽阔，而曹操自己掌握的军队数量有限，该州各郡的太守、豪族也有许多人并非倾心拥戴。在此形势下曹操如何对主要兵力和军政中心机构进行部署，并选择对外作战的兼并对象，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史籍相关记载来看，他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一）移治鄄城

东汉兖州旧治在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属山阳郡，位于全州辖境的中心。曹操占据兖州后将治所向北迁移到鄄城（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镇），该地处于兖州北境，濒临黄河南岸。《水经注》卷5《河水》曰：“河水又东，径鄄城县北，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兖）州旧治，魏武创业，始自于此。河上之邑，最为峻固。”杨守敬疏：“《续汉志》，兖州刺史治昌邑。《魏志·武帝纪》，初平三年，鲍信与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四年春，军鄄城。宋白曰，汉献帝于鄄城置兖州，盖曹操以刺史始治此。”[70]鄄城是沟通山东半岛与河北平原的交通枢要，又有道路向西通往中原的核心地带洛阳，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频频受到政治家的关注，成为诸侯来往会盟的地点。顾祖禹称鄄城：“春秋时卫邑。庄十四年，齐桓公会诸侯于鄄。十五年，复会于鄄。又十九年公子吉及齐侯、宋公盟于鄄。襄十四年，卫献公如鄄，出奔齐。哀十七年，晋伐卫，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既而卫侯自鄄入是也。战国时为齐邑。威王八年赵伐齐，取鄄。宣王八年，与魏惠王会于鄄。又王建末，即墨大夫谓三晋大夫不便于秦而在阿、鄄之间者也。《史记·赵世家》‘成侯十年攻卫取鄄’，即此。汉置鄄城县，属济阴郡。鄄读绢。后汉末为兖州治。曹操创业于此。”[71]

鄄城是曹操在兖州的统治中心和后方基地，他的家小也驻在那里[72]。初平三年（192）冬，曹操击败青州黄巾，随后将军队主力调往鄄城附近休整待命。“（初平）四年春，军鄄城。”[73]为什么他不将州治和根据地留在位于兖州中心地带的昌邑，而迁到州境北界较为偏远的鄄城呢？笔者认为其中有两个原因。

首先，鄄城临近河北，容易获得袁绍的支援。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在许县建都，袁绍即提出要求，“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74]，就说明当地在袁绍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当时曹操兵力虽有显著扩充，但是仍然不能和袁绍相比。“（袁）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从之，地广兵强。”[75]而曹操初临兖州四战之地，多方受敌，情况危急时还需要盟主袁绍出兵援助。例如，东汉朝廷并不承认曹操的州牧职务，而是另有任命。初平四年（193）四月，“诏以京兆金尚为兖州刺史，将之部。”[76]金尚是在袁术军队的护送下来兖州赴任的，当时袁术占据南阳，“南阳户口数百万”[77]，因此势力强盛。袁术大众进入陈留郡境后，曹操认为孤军难敌，故请求袁绍发兵援助。“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余众奔九江。”[78]后来，兴平元年（194）张邈、陈宫等迎接吕布发动叛乱，曹操屡遭失败，形势非常严峻，也是得益于袁绍出兵相助，才解脱了困境。谢承《后汉书》云：“操围吕布于濮阳，为布所破，投绍。绍哀之，乃给兵五千人，还取兖州。”[79]袁绍《檄州郡文》也追述了此次救援战斗，说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唯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众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80]曹操此时境况窘迫，还因为遇到大灾，被迫裁减士众。“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81]据程昱所言：“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82]仅凭这点兵力是无法与吕布及兖州大部分郡县雄豪抗衡的。另一方面，袁绍有时也需要曹操援助。例如初平三年（192）冬，“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83]曹操将军队主力屯驻在鄄城，既有利于依凭河北的袁绍，也便于及时渡河为袁绍提供支援。

其次，昌邑位于兖州腹地，曹操自领兖州牧，虽然有当地豪杰与官员的支持，但是也有不少敌视他的政治势力。例如张邈、陈宫联合吕布发动叛乱时，大多数郡县都予以响应，州部也有不少高级官员直接参与了阴谋活动。“兖州诸城皆应布矣。时太祖悉军攻（陶）谦，留守兵少，而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夏侯）惇至，其夜诛谋叛者数十人，众乃定。”[84]曹操出身阉宦家族，行为又放荡不端，故多为士族轻蔑。如陈留名士边让，“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85]《资治通鉴》卷60载此事曰：“（边）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袁绍《檄州郡文》也提到了曹操在兖州政治上的孤立状况，“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86]这种形势曹操应该明了于胸，若是将州治留在腹地昌邑，遇到变乱容易遭到敌兵围困，且距离河北袁绍较远而难以及时获救。移治鄄城背依黄河，则不用担心来自后方的攻击，可以减少防御的用兵方向，有利于集中兵力，保障根据地的安全。事后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了曹操迁徙州治的正确。兴平元年（194）四月，“张邈等叛迎吕布，郡县响应，唯鄄城、范、东阿不动。”[87]这三座城池均在兖州北境，濒临黄河南岸，彼此邻近又互相依托，后来兖州陷落而它们却没有被叛军攻占，成为后来曹操发动反攻的基地，说明有利的地理位置是防守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分兵驻守沿河津要

兖州与冀州交界的黄河下游河段，自胙城向东北延伸大约有五百里。州治鄄城处于这一河段的中间位置，曹操还在其左右两侧的濮阳和东武阳驻扎军队，以保护沿河上下的津渡，并企图起到拱卫鄄城的作用。他出任兖州牧后，将东郡治所又迁回西边的濮阳，并任命亲信将领夏侯惇担任军政长官。《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曰：“迁折冲校尉，领东郡太守。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这是因为濮阳是联系大河南北的交通要枢，历来为兵家关注。《读史方舆纪要》卷16称该地：“肘腋大梁，襟带东郡。春秋时卫都于此，与齐、鲁相雄长。秦末，项羽由此扼章邯。后汉之季，吕布亦争此以抑曹操。盖其地滨河距济，介南北之间，常为津要。”[88]曹操因此予以重视，把它当作兖州仅次于鄄城的屯兵要镇。东武阳虽然不再是东郡治所，但由于南扼仓亭津，仍然是河防重地。曹操派遣了陈宫镇守该地，由于陈宫曾尽力拥戴他入主兖州，曹操对其非常感激和信任。如吕布之妻所言：“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89]笔者按：“公台”即陈宫表字。位于仓亭津以南的东阿，曹操委任了和他一同在陈留起兵的枣祗为县令，屯戍这一要地。枣祗为人忠勇，后来在兖州叛乱时确保东阿不失，为曹操会师平叛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曹操杀边让后，引起兖州的政治波动和陈宫的倒戈。“（边）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性刚直壮烈，内亦自疑，乃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谋叛操。”[90]他准备从东武阳南渡黄河，攻取东阿。因为消息走漏，被曹操部下程昱先行一步，“遣别骑绝仓亭津，陈宫至，不得渡。昱至东阿，东阿令枣祗已率厉吏民，拒城坚守。”[91]曹操事后下令褒奖曰：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讨。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附托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兖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92]

如前所述，曹操统治兖州时期，基本上是以濒临黄河的东郡作为根据地，在沿河一线设置州治和由自己部队控制的军事据点。东郡原来是曹操的辖区，官吏将士均为其旧属，在政治上比较可靠。鄄城虽然属于济阴郡，但是与东郡接壤，距离黄河仅十余里，故亦属河防要镇。主力军队在兖州休整时驻在鄄城，或移驻于南边的济阴郡治定陶[93]，那里也是关东地区的交通枢纽，春秋战国时俗称“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94]。曹操准备向外发动进攻时，就把军队集结在这里，以便向周边出击。总的来说，他的军事部署重心偏在兖州北境，没有在兖州中部设立治所和根据地，这明显是对原来州治昌邑附近的政治环境感到不信任，认为存在着较高的风险威胁，所以采取背依黄河的军事布局，这样便于获得盟友冀州袁绍的支援，也得以避免遭遇四面围攻的险境。

（三）以徐州为主要用兵方向

从初平三年（192）冬曹操入主兖州，到建安元年（196）八月赴洛阳挟献帝迁都许县，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和军事重心进行活动有三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的作战情况如下：

初平三年（192）冬，北赴冀州协助袁绍击败公孙瓒。

初平四年（193）春，南下陈留逐退袁术的入侵。“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决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95]

初平四年（193）秋，曹操东征徐州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96]

兴平元年（194）夏，曹操再征徐州。“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97]由于张邈、陈宫联合吕布发动叛乱，曹操被迫撤回兖州与他们交战。从此时到兴平二年（195）夏，曹操彻底打败吕布，迫使他逃往徐州投奔刘备。直到这时，朝廷才承认了曹操对兖州的统治地位。“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98]张邈之弟张超困守雍丘，“十二月，雍丘溃，（张）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兖州平。”[99]经过一年多的反复征战，才最终收复了兖州的失地。

由此可见，曹操在此期间的向外进攻主要是东边的徐州方向。表面原因，是为其父曹嵩被陶谦杀害而复仇。“初，太祖父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100]但是如果分析一下曹操面临的政治形势，就会发现向东扩张几乎是他当时的惟一选择。兖州以北是尚需依赖的盟友和盟主袁绍的地盘，他不能向那里进攻。西边的河内郡由原黑山军首领张杨控制，他归降袁绍后被匈奴单于于夫罗裹挟叛逃，并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单于执杨至黎阳，攻破度辽将军耿祉军，众复振。（董）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101]于夫罗后来南投袁术[102]，张杨率众留驻河内，曾向逃难的汉献帝与百官提供援助，并发兵先到洛阳为其修建宫室[103]。此时张杨虽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又与势力强盛的袁绍恢复了依附关系。张杨曾经阻断曹操和关中朝廷的联系，《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曰：“时太祖领兖州，遣使诣（张）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当时曹操实力单薄，是袁绍的附庸。如袁绍檄文所言：“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104]故曹操与朝廷的联络都是由袁绍代为启奏，而不是自己直接沟通。例如他获取的官职，就是由袁绍先后“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105]。从上述情况来看，张杨之所以阻止曹操与朝廷的联络，是认为此举破坏了俗成的规矩，对袁绍有不利的影响，所以表示拒绝。而董昭则劝他要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不必事事都维护袁绍的利益。“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106]后来，张杨被叛变的部将杨丑所杀，“（张）杨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城守待（袁）绍救。”[107]即证明了河内当时属于袁绍的势力范围，所以要等待袁绍前来救援。曹操若从兖州向西方扩张，会受到张杨的阻击并与袁绍关系破裂，这也是他不愿意实现的。如果向南方的豫州地域进军发展，势必要经过张邈控制的“四战之地”陈留郡。如前所述，由于张邈与袁绍交恶，曹操和他貌合神离，且有此前截杀王匡的过节，两人都为此心怀警惕。虽然曹、张二人表面上还维持着友好关系，但就连高柔都能看出将来张邈会起兵反叛，狡诈过人之曹操也应对此洞晓于胸。若是率领大军经陈留郡南下征伐，一旦被张邈截断给养和归路，局面将会非常危险。曹操在兖州出境作战时最担心的就是发生这种情况，兴平元年（194）他东征徐州，张邈和吕布等人发动叛乱。曹操率兵赶回后即言：“（吕）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108]因此，曹操当时向东用兵的阻力和危险系数较小，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所以是最具有可行性的。不过，他在数年的征战中领土没有得到多少扩张，其中原因之一，是他在徐州实行烧杀抢掠，“所过多所残戮”[109]，“进攻彭城，多杀人民”[110]，因而各地豪族与百姓坚守城邑不愿归附，迫使他粮尽退兵。再者，则是兖州官员、豪强叛乱的内耗。“陈宫叛迎吕布而百城皆应”[111]，曹操的平叛战争持续了岁余才结束，造成的消极影响非常严重。在此期间，曹操在兖州的势力范围不仅没有向外推进，还丧失了东郡的河北领土，被袁绍乘机占领，任命属下青州刺史臧洪驻守该地。“洪在州二年，群盗奔走。绍叹其能，徙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112]兴平二年（195）秋，张超在雍丘被曹操围攻，曾请求臧洪发兵援救[113]。被袁绍拒绝后，臧洪据东武阳反叛，后被袁绍攻陷消灭。

四、曹操南征豫州原因剖析

曹操在兴平二年（195）十二月攻陷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彻底消灭张邈、张超兄弟的势力，最终平定了兖州的叛乱。他随即挥师南下，进入豫州北境的陈国（治今河南淮阳县）境界。“兖州平，遂东略陈地。”[114]据《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经过短暂的战斗，迫使当地袁术任命的官员归顺。“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然后西进颍川、汝南两郡，消灭了何仪、刘辟、黄邵率领的黄巾军余众。“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众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曹操此番作战获得很大成功，他在兖州之外开疆拓土，并将军事重心区域从鄄城、东阿、范县所在沿河地段转移到以许县为核心的颍川郡，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后方，并在半年以后迎接汉献帝至许县，另立国都，明显增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跃居到割据争雄的首要行列。从此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随后实现荡平群敌、统一北方的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如前所述，曹操此前占据兖州时，对外的主攻方向是东边的徐州，他在初平四年（193）秋和兴平元年（194）夏两次全力出征，都没有收到满意的效果，劳师损众却未能占领任何领土，还因为后方叛乱而几乎丧失了兖州。此次转移进攻方向南下，进展顺利而战果斐然，占领豫州使他在军阀混战中所处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改善。如曹操所言：“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115]那么，曹操是出于何种原因，对主攻方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史籍当中缺乏具体、明确的记载。笔者只得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其他相关史料的陈述来进行探讨，以求获得对曹操决定挥师南征豫州原因的深入认识。

（一）徐州及其他方向难以进攻之缘由

曹操在平定兖州之后，并没有延续过去东征徐州的战略。笔者分析，这应该是考虑到对手的实力较为强劲，对其发动进攻无法取得速胜，而己方军粮不足，难以在这一方向持久作战的缘故。徐州滨海地平，水沃土丰而宜于农耕。汉末战乱爆发以来，当地的经济状况算是各州之中比较好的。“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陶）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是时，徐州百姓殷盛，谷米丰赡，流民多归之。”[116]后来虽有兵祸天灾的影响，但在能吏陈登的主持下，郡县的耕垦水利并未荒废，多有收获。《先贤行状》曰：“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117]初平四年（193），在中原军阀率多乏粮的情况下，陶谦还能向朝廷进奉。他上表声称：“臣前调谷百万斛，已在水次，辄敕兵卫送。”[118]兴平二年（195）夏，陶谦去世，刘备受到徐州士族吏民的拥戴而继任州牧，政通人和，实力且不容小觑。陈登曾向刘备建议：“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并强调控制徐州可以施展其雄图大略，“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119]

曹操此前两次东征徐州，所过之处烧杀劫掠。“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120]因此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仇恨与坚决抵抗。另一方面，他的困难还在于粮谷匮乏，难以长期在外作战，以及后方局势的动荡。《三国志》卷8《魏书·陶谦传》曰：“初平四年，太祖征（陶）谦，攻拔十余城……谦退守剡。太祖以粮少引军还。”又云：“兴平元年，复东征，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曹操后来虽然勉强平息了兖州的叛乱，但是在当地的统治仍不稳定，缺粮的困难也未获得改善。因此在陶谦死后，曹操企图再次进攻徐州，荀彧认为不可妄动，对他劝阻道：

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121]

另外，吕布被曹操击败后，率领余众转投刘备，徐州的军事力量因而又有所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曹操以疲敝空乏之师东征，恐怕是难以成功的，所以他最终放弃了对这一方向发动进攻的计划。如前所述，兖州之北的冀州与西邻的河内郡都是袁绍的势力范围，袁绍兵众势强，又曾是曹操政治、军事上依赖的盟主，当时尚且无力与其决裂，因此也不能向这两个方向用兵。

（二）豫州割据势力较弱

相对而言，兖州南边的豫州并没有被实力强劲的军阀占领，那里大多是一些黄巾余众和袁术的党羽，力量分散孱弱，所以是较为理想的进攻对象。例如陈国（治今河南淮阳县）原是东汉诸侯王刘宠的封地，汉末中原战乱时，刘宠离开国都以躲避兵灾。“及献帝初，义兵起，宠率众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122]留下国相骆俊镇守都城陈县，“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123]笔者按：陈相骆俊被刺事在兴平年间，谢承《后汉书》曰：“袁术使部曲将张闿阳私行到陈，之俊所，俊往从饮酒，因诈杀俊，一郡吏人哀号如丧父母。”[124]袁术随后派遣袁嗣为国相驻在陈县，而刘宠是在建安二年（197）才被刺杀的[125]。袁术部下兵众的战斗力很差，自从初平三年（192）惨败于陈留郡封丘之后，他一直对曹操心有余悸。袁术在给吕布的书信中说：“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126]后来曹操亲征淮北，“术闻公自来，弃军走”[127]。根本不敢迎战，可见他完全不是曹操的对手。陈地之西，“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128]黄巾军被朝廷视为贼寇，故各地军阀与官员、豪族多与其为敌，使他们在割据战争中非常孤立。何仪、刘辟等依附的孙坚虽然勇悍，但此时已在出征刘表的战斗中阵亡[129]。因此就曹操所据兖州周边区域的军事力量而言，其南邻豫州的陈、颍川、汝南诸郡最为薄弱，比较容易占领，后来战争的进程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三）颍川地位价值的重要

曹操南下豫州，并把夺取许县（治今河南许昌市东）所在的颍川郡作为主要战略目的，其原因应是充分考虑到该地在兼并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古人认为争夺天下的关键是要控制中原的河南地区。《读史方舆纪要》曾言：“河南，古所谓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130]而颍川，即今许昌地区属于豫中平原，处在河南的核心地段，地势平坦开阔，便于车马走集，若是占领该地向四方用兵就相当方便。此外，颍川郡土沃水丰。现代科学工作者对豫中许昌等地土壤情况的勘测表明：“土质肥沃是本区农业生产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之一。在本区的耕作土壤中，两合土、淤土等上等肥力的土壤占总面积的40%以上；黄土、沙壤土等土壤肥力比较高，潜力甚大。需要改良的低产土壤只占总面积的10%左右。这种有利条件是豫北、豫东等省内其它平原农业区所远远不及的。”[131]再者，颍水、潠水、洧水、汝水从颍川境内流过，河床宽浅，水流缓慢，富有通航灌溉之利。因此，夺取该地能够获得经济上的许多好处。顾祖禹曾极力称赞颍川-许昌具有的优越地理条件，以及曹操占据该地后取得的巨大成功。其文云：“（许）州西控汝、洛，东引淮、泗，舟车辐集，转输易通，原野宽平，耕屯有赖。曹操挟天子于此，北并幽、冀，南抗吴、蜀。说者曰：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132]

（四）当地士民的归附

颍川是豫州大郡，经济发达，户口繁众。《后汉书·郡国志二》曰：“颍川郡十七城，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不仅如此，颍川地区的政治文化在全国也有较为深远的影响。当地人才济济，如曹操所言，“汝、颍固多奇士”[133]；他身边的幕僚之中，有许多人是颍川、汝南的名士。曹操最为倚重的谋臣荀彧即为颍川大姓，“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有子八人，号曰八龙。彧父绲，济南相。叔父爽，司空。”[134]荀彧在初平二年（191）投靠曹操后，“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钟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135]薛海波曾指出颍川士人多被曹操委任谋划决策等要职，如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空军祭酒；钟繇先后为尚书、前军师；陈群先后为参丞相军事、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杜袭先后为参军事、丞相祭酒[136]；颍川士人逐渐成为曹操帐下谋士的主体。因此向颍川等地进军，能够获得当地大族及属下百姓的拥护支持。由于颍川是交通要道，属于四战之地，所遭受的兵灾非常严重，致使一些士人逃往他乡避难。曹操占领该地之后，随即安抚民心，招纳流徙在外的人士回归并担任各种官职。如杜袭南徙长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许。袭逃还乡里，太祖以为西鄂长。”[137]再如赵俨，“颍川阳翟人也。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太祖始迎献帝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诣太祖，太祖以俨为朗陵长。”[138]曹操通过以上措施，使颍川人士成为协助其稳定当地统治的重要力量。

综上所述，曹操在平定兖州叛乱之后，没有沿袭以往的东进战略，而是改变主攻方向南下豫州。导致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豫州地区的割据势力较为分散薄弱，容易各个击破。此外，以许县为中心的颍川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利于耕垦且又交通便利；当地士人在政治上趋向于拥曹，以上种种有利因素促使曹操决心挥师南征，并且顺利地实现了上述战略意图。

五、颍川新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建安元年（196）二月，曹操消灭汝南、颍川两郡的黄巾余众，占领了豫中平原。由于汝南郡是袁绍、袁术故乡，其高祖父袁安曾任东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139]袁氏在汝南的影响甚巨，豪族大姓多所归附，而对曹操相当敌视。如《三国志》卷26《魏书·满宠传》所言：“时袁绍盛于河朔，而汝南绍之本郡，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太祖忧之，以宠为汝南太守。宠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因此曹操把经济、政治建设的重心区域放在了以许县为首的颍川郡，在那里兴办屯田，并迎接汉献帝迁都于此。现将其施行的重要举措予以分述：

（一）屯田许下

曹操在许昌附近大兴屯田，以解决军队最迫切的需要。当时中原经历了多年战乱灾荒的严重破坏，民生凋零，致使各路军阀的粮饷得不到应有的保证。《魏书》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140]曹操在占领颍川、汝南等地之后，曾招集部属商议军情与对策，枣祗和韩浩都提出屯田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晋书》卷26《食货志》曰：“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魏书》亦言：“时大议损益，（韩）浩以为当急田。大祖善之，迁护军。”[141]兴办屯田的地点，主要设在“土田沃衍”的许县附近，利用周围闲置的田地来招募百姓，组织耕种。如前所述，颍川是四战之地，当地民众多有死丧流离，形成了大量的无主荒地，因此为屯田提供了客观条件。如王夫之称曹操大兴屯田：“有其地，有其时矣。许昌之屯，乘黄巾之乱，民皆流亡，野多旷土也。”[142]曹魏的屯田有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组织多行于边境地区，许县附近采用的是招募民众屯田，按照枣祗的建议施行“分田之术”。张大可曾指出，这是借用汉朝贫民耕种公田的租佃办法，“‘分田’即是分成地租，按土地份地的肥瘠，定有一个常量，按常量交百分之五十。”[143]垦田民众有军队的保护，当年恰逢风调雨顺，故至夏秋大获丰收。“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144]

曹操在许县附近屯田的成功，不仅解除了军队乏粮的困境，而且有力地巩固了新根据地的建设，促进了兼并战争的胜利。他随即将屯田组织推广到颍川全郡乃至其他统治地区。“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45]王夫之对此称赞道：“曹孟德始屯田许昌，而北制袁绍，南折刘表；邓艾再屯田陈、项、寿春，而终以吞吴；此魏、晋平定天下之本图也。”[146]值得关注的是许县所在的颍川郡，不仅当地士人颇受曹操重用，而且是屯田起初兴办又最为发达的地区，许多百姓因此摆脱了流离颠沛之苦，在战火中觅得生计，所以和当地士大夫一道成为曹操的忠实拥戴者。曹丕代汉称帝后曾下令蠲免颍川郡一年田租，并下诏表彰曰：“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147]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颍川地区由于垦殖条件非常优越，何仪、刘辟等黄巾余众占据当地时已经开始恢复农耕，而且收获积累了丰厚的产业，这也应该是曹操觊觎该地的原因之一。后来曹操在当地大兴屯田，在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了缴获的充沛物资。如曹操《令》曰：“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148]邓艾亦称：“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149]有些学者指出：“曹操屯田，既不是为了安置流民，更不是‘组织’黄巾重建家园，而是利用劫夺的黄巾资财，迫使精壮贫民为其兼并战争生产军粮的农奴。”[150]这些资财包括了耕牛、农具和粮种，将此授予屯田农民用作生产资料，而得以开展劳动。

（二）迁都许县

在古代历史上，权臣和军阀往往通过迁都使皇帝和百官靠近自己的统治区域，得以加强对朝政的控制。如洪迈所言：“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151]建安元年（196）九月，曹操亲迎汉献帝与百官由洛阳迁都到许县，从而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图，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下得以占据有利地位。兴平二年（195）十月，汉献帝车驾离开关中东归，路上屡次遭受李傕、郭汜的截杀阻挠，辗转到十二月，“乙亥，幸安邑。”[152]并在河东居住了半年之久。曹操在建安元年（196）正月占领陈地后，曾派遣兵将接应献帝东归，但是受到国戚董承与袁术部将的阻击而未能成功。“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153]直到当年六月，河东遭受严重灾害，帝室给养殆尽，被迫起驾还都洛阳，经过河内时才得到了太守张杨的救济。“是时蝗虫起，岁旱无谷，从官食枣菜。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粮食尽。（杨）奉、（韩）暹、（董）承乃以天子还洛阳。出箕关，下轵道，张杨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马。”[154]当年七月，献帝一行抵达洛阳，却仍然面临着粮饷断绝的困境。“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为，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155]护送献帝还京的杨奉、韩暹等将领骄横跋扈，引起朝廷与百官的强烈不满，但又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只好暗地里邀请驻在许县的曹操前来救驾。“（韩）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156]

时值八月，曹操听从了荀彧等人的建议，决定领兵前赴洛阳。此刻他已经获得屯田许下的丰收，粮食充裕，这一因素在迎接献帝迁都许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他针对杨奉等将领缺乏给养的窘迫情况，以提供粮食并实行合作为诱饵来进行欺骗，使其没有阻挠曹兵前往。曹操让董昭代笔写信给杨奉，声称：“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157]此计果然获得成功，“奉得书喜悦，语诸将军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遂共表太祖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昭迁符节令。”[158]曹操因此顺利领兵入朝。

其次，他进入洛阳时给天子、百官带去了急需的粮饷。“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159]由此获得了朝廷的信任和封赏，为他进一步攫取最高执政权力和实现迁都许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曹操企图迁都到许县，但是当时遇到不小的阻力。如董昭所言：“然朝廷播越，新还旧京，远近跂望，冀一朝获安。今复徙驾，不厌众心。”[160]此外，他还担心驻军在梁县（治今河南汝州市西部）的杨奉反对献帝离开其势力范围。最后曹操听从了董昭的建议，以“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161]为借口，瞒过了杨奉与百官，待到起驾之后则直奔许县，杨奉等发觉后为时已晚，未能及时拦截。“（九月）庚申，车驾东。杨奉自梁欲要车驾不及。己巳，车驾到许。”[162]

（三）总揽朝政

曹操带兵入洛并护送汉献帝到许都，在这一过程中，他为了彻底控制朝廷，使其成为服从自己的政治工具，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收拢各种权力，并将献帝软禁起来以防生变。如《后汉书》卷72《董卓传》所言：“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曹操揽权的手段和步骤计有以下诸种：

1. 攫取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汉献帝还都洛阳之后，曾对护驾东归的几位将领进行封赏。“乃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163]后来张杨返回河内，杨奉屯兵梁县，朝内最有权势的是韩暹。他领兵近在献帝身侧，又任司隶校尉，负责京畿地区的治安。《后汉书·百官志四》称此官：“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应劭《汉官仪》曰：“司隶校尉部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于河南洛阳，故谓东京为司隶。”又云：“司隶校尉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国无不统。陛下见诸卿，皆独席。”[164]可见这一职务的权力极为广泛，几乎可以逮捕审判中央和地方的任何官员。因此曹操入朝以后，先请奏罢黜了韩暹[165]，而由自己担任此职。建安元年八月：“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166]《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亦云：“太祖遂至洛阳，卫京都，（韩）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这里还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是曹操原来的官职是兖州牧、镇东将军，属于外朝官员，加衔“录尚书事”，则可以参与中朝，即内朝的事务决策；其二，曹操获得了皇帝授予他的节杖和斧钺，就能够代表天子行事，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2. 出任司空。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是大将军以下职衔最高的官员。曹操移驾许都之后，逼迫汉献帝任命自己为大将军，但是引起了袁绍的不满，由于当时曹操实力略弱，不愿得罪袁绍以激化矛盾，故让出了这一职务。“（献帝）于是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167]但在朝内，曹操则是一言九鼎，独断专行。《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载建安元年，“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此后，曹操的司空府便成为真正的权力与决策中心，即后代所谓之“霸府”[168]。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在担任司空之前，先行罢免了朝内的三公。《后汉纪》载当年九月甲戌，“太尉杨彪、司空张喜以疾逊位。”[169]而实际上杨彪等随同献帝从关中而来的老臣，是遭受诬告入狱后被撤职的。《后汉书》卷54《杨彪传》曰：“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后来孔融等官员向曹操说情，才得以勉强获释。

3. 把持尚书台。东汉尚书台是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曰：“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李贤注：“台阁谓尚书也。”尚书官员参与机密，传达诏书，其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如李固所言：“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170]曹操对此十分明了，故在八月入朝之后，立即处死了几位异己的中枢要员。“于是诛羽林郎侯折、尚书冯硕、侍中台崇，讨有罪也。”[171]待到迁都许县，又任命最为倚重的亲信荀彧、荀攸叔侄主持尚书台的事务。“进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常居中持重，太祖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172]荀攸原在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许，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173]后又提拔颍川名士钟繇，“迁侍中尚书仆射。”[174]将尚书台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4. 监控天子。献帝初至许都，尚无宫室，曹操将其安置在自己的军营之中[175]，周围有重兵护卫，难以与外界交通。后来宫殿初具规模，献帝入住进去，被曹操派遣军队严密监视守护，既防止天子被他人挟持外出，又阻碍其与异己势力私下往来。所谓“万乘之尊”，实际上被软禁起来，形同囚徒。如袁绍《檄州郡文》所称：“当今汉道陵迟，纲弛纪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执，惧其篡逆之祸，因斯而作。”[176]

通过上述各种举措，曹操得以禁锢皇帝，把持大权，做到“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宫，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177]。他动辄以天子的名义发布诏令，为自己捞取种种好处，因而在政治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起初，沮授曾建议袁绍迁都至冀州以控制献帝与朝廷。“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听后表示赞成，但是遭到了郭图、淳于琼的反对。他们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178]结果使袁绍放弃了这一计划。后来曹操迁都许县，政由己出，袁绍感到处处被动与掣肘，而再想徙都靠近河北则为时已晚。“（袁）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179]结果被曹操拒绝而未能达到目的。

六、以许都附近为军事重心区域对外征伐

建安元年（196）二月曹操进军颍川、汝南，在消灭当地黄巾余众之后，他没有率师回到兖州，而是在许县休整了半年左右，并在附近组织屯田，恢复生产，直到八月领兵赴洛阳入朝。曹操为什么不返回原来的兖州根据地而留驻颍川？笔者分析，很可能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兖州经过长期叛乱的战争与灾荒破坏，无法保证粮饷的供应。据《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所载，兴平元年（194）九月，曹操已经由于乏粮而濒临绝境，袁绍乘机要挟他将家小作为人质送到邺城。“太祖新失兖州，军食尽，将许之。程昱止太祖。”当年又遇到灾害，“蝗虫起，百姓大饿。”从而引起兖州经济的崩溃，“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不得不裁撤官员和军人以减少开支。次年兖州的灾情仍很严重，“（兴平）二年夏，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180]当时荀彧劝阻曹操出征徐州说：“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181]裴松之评论道：“于时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万之众，虽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称。”[182]由此判断，即使按照保守的估计，曹操此时的军队也应有五六万人，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击破汝南、颍川黄巾。因为“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183]，它们的兵力总共约有十万左右。曹操要想维持数万军队的粮食供应，在残破的兖州非常困难，必须另谋出路。

其次，曹操大军占领颍川后停驻半载，并未出现乏粮的情况。如杨奉所言：“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184]但需要注意的是，曹操在当年春天才开始募民屯田许下，那么在秋收结束前的几个月内，他的数万军队是如何在当地解决吃饭问题的呢？饱受战乱饥荒困扰的兖州无力供应，与其结盟的袁绍处境也很窘迫[185]，没有余粮来支援相隔千里的曹操。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依赖占领颍川、汝南后缴获黄巾军的物资。曹操褒奖枣祗令曰：“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186]看来这批资产非常丰厚，不仅解决了兴办屯田的耕牛、工具、种子等生产资料，而且提供了足够的军粮，使曹操的数万大军得以渡过青黄不接的春荒，坚持到秋田大收。在此期间，曹操没有向周围地区用兵，只是在许县附近休整，保护屯田，安辑地方，使这块新根据地的建设和统治日趋巩固。

建安元年（196）八月曹操领兵入洛，九月护送献帝迁都许县，当地随即成为朝廷所在以及曹操集团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其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心区域。从这时到建安四年（199）十一月张绣归降，即官渡之战爆发前夕，曹操在此期间以许都为根据地向各方出击，消灭了周围的袁术、吕布、张绣等军阀割据势力。因为要仰赖颍川等地的粮饷供应，减少长途转运的劳苦耗费，他在每次征战之后要率军回到许都进行休整，以恢复聚集力量，准备下次出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对此记述如下：

1. 对南阳张绣的出征。共有三次，战后均回到许都。“（建安）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遂还许。”当年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刘）表将邓济据湖阳，攻拔之，生擒济，湖阳降。攻舞阴，下之。三年春正月，公还许。”建安三年（198），“三月，公围张绣于穰。夏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秋七月，公还许。”直到明年，“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

2. 对淮北袁术的出征。建安二年（197）秋，“九月，（袁）术侵陈，公东征之。术闻公自来，弃军走，留其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公到，击破蕤等，皆斩之。术走渡淮。公还许。”

3. 对徐州吕布与河内眭固的出征。建安三年（198）九月，曹操东征徐州。“冬十月，屠彭城，获其相侯谐。进至下邳，布自将骑逆击。大破之，获其骁将成廉。追至城下。”吕布据城固守，攻之不克。“时公连战，士卒罢，欲还，用荀攸、郭嘉计，遂决泗、沂水以灌城。月余，布将宋宪、魏续等执陈宫，举城降。生禽布、宫，皆杀之。”吕布的兵马战斗力很强，曹操必须在与袁绍决战之前消灭这个危险的对手，以免自己的后方受到威胁。荀彧即告诫曹操说：“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也。”[187]此番出征，曹操冒着不小的风险。由于当时南阳张绣尚未归降，其兵力距离许都较近，所以曹操部下多提出异议。“议者云表、绣在后而远袭吕布，其危必也。”荀攸代曹操陈述了东征徐州的理由以及对形势的分析，从而打消了他们的顾虑。“（荀）攸以为（刘）表、（张）绣新破，势不敢动。（吕）布骁猛，又恃袁术，若纵横淮、泗间，豪杰必应之。今乘其初叛，众心未一，往可破也。”[188]战役结果不出荀攸所料，最终取得了胜利。

徐州之役结束后，曹操对被俘的臧霸等地方豪强采取了怀柔政策，将青州、徐州的海滨地带交给他们去治理，以减少自己的军事负担，集中兵力对付袁绍。“（吕）布败，获（臧）霸等，公厚纳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东海、北海为城阳、利城、昌虑郡。”[189]另外，曹操并未立即返回许都休整，而是进军兖州，进行和袁绍作战的部署准备。“太祖既破张绣，东禽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拒。”[190]当时河内发生兵变，割据当地的军阀张杨被暗通曹操的部下杨丑所杀。“其将杨丑杀（张）杨以应太祖。杨将眭固杀丑，将其众，欲北合袁绍。”[191]曹操乘袁绍主力北上与公孙瓒交兵，无暇顾及河内，迅速攻占了这一地区。《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曰：“（建安）四年春二月，公还至昌邑……夏四月，进军临河，使史涣、曹仁渡河击之。”打败眭固之后，故张杨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率众投降。曹操占领河内后，“还军敖仓，以魏种为河内太守，属以河北事。”随后又进据黄河沿岸津要和接壤冀州的鲁西北平原，巩固了下一步对袁绍作战的前沿阵地，然后才率领主力回到许都。“八月，公进军黎阳，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齐、北海、东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公还许。”

兖州的鄄城、东阿和范县原来曾是曹操的后方基地，但是在这一阶段已经不再具有重要的地位，驻军也少得可怜。官渡之战以前，兖州都督程昱手下只有不到千人的兵马，和过去兵粮充足的情况大相径庭。“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闻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192]这一方面是由于兖州的经济衰敝，缺乏粮秣供应，无力供养大量军队。另外，曹操平定当地叛乱之后，那里的局势仍未稳定。“天子都许，以（程）昱为尚书。兖州尚未安集，复以昱为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193]鄄城虽然仍为州治，但若继续作为根据地则不够安全。再者，曹操迁都许下之后，与袁绍的结盟关系趋于破裂。《献帝春秋》载袁绍怒曰：“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194]《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亦曰：“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绍内怀不服。绍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强。太祖方东忧吕布，南拒张绣，而绣败太祖军于宛。绍益骄，与太祖书，其辞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动静变于常。”鄄城濒临黄河，距离冀州太近，袁曹和睦之时，不必担心受到河北的袭击。但此刻双方反目为仇，鄄城面临着袁绍强大兵力的威胁，随时有沦陷的可能。例如，袁绍曾经迫使曹操把都城迁移到鄄城，以便就近控制汉献帝，结果遭到了抵制。“（袁绍）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195]如上所述，随着局势的变化，位处兖州北境的东郡由紧靠盟友的后方转变为濒临敌境的前线；另一方面，兖州的经济、政治状况也相当恶劣，在长达两年的叛乱和灾荒破坏下满目疮痍，这些都是曹操改变军事部署，将其统治中心和后方基地向南迁移到许都的主要原因。

七、曹军主力北驻官渡迎接决战

从建安四年（199）十二月曹操领兵进驻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到建安九年（204）正月他挥师渡河对邺城发动总攻，在袁曹交兵期间，曹操军队的主力基本上驻扎在官渡一带，后来攻占黎阳（治今河南浚县东），又以该地作为北进冀州的屯兵基地，和此前的军事部署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下文试述这一阶段曹操围绕官渡进行攻防作战的情况。

建安四年（199）四月至八月，曹操占领河内并派兵将戍守沿河津要，令于禁“守延津以拒（袁）绍”[196]，遣亲信勇将夏侯惇“复领陈留、济阴太守”[197]。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撤回许都休整时，留下部分主力在官渡筑垒固守，将该地作为抵御袁绍南下的主要防区。“九月，公还许。分兵守官渡。”[198]曹操还朝后不久便又返回前线。“十二月，公军官渡。”[199]当月刘备杀死徐州刺史车胄，屯聚小沛。曹操为了消除后方的隐患，迅速带兵打败刘备，随即又回到官渡备战。“遂东击（刘）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袁）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昌狶叛为备，又攻破之。公还官渡。”[200]

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开始渡河南征。曹操虽然在延津、白马等渡口进行阻击，但只是略作抵抗，并击杀颜良、文丑，小胜之后即将部队后撤到官渡。“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公还军官渡。”[201]值得注意的是，曹操还把东郡河南数县的百姓也迁徙到后方，不让袁绍在当地获得物资和人力的补给[202]。随后袁曹两军在那里拼死战斗数月，直到当年十月，曹操乌巢烧粮，歼灭袁军后，他的主力仍然屯驻在官渡。至建安六年（201）四月，曹操“扬兵河上，击（袁）绍仓亭军，破之……九月，公还许”[203]。但是不久他又领兵返回官渡前线。建安七年（202）正月，“公军谯……遂至浚仪，治雎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进军官渡。”[204]此番曹操撤兵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为了镇压汝南的叛乱。“（袁）绍之未破也，使刘备略汝南，汝南贼共都等应之。遣蔡杨击都，不利，为都所破。公南征备，备闻公自行，走奔刘表，都等皆散。”[205]其次是因为前线乏粮，“（建安）六年，太祖就谷东平之安民，粮少，不足与河北相支，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讨刘表。”[206]后来经过荀彧的劝阻，曹操才取消了南征荆州的计划，重新返回东郡前线。“（荀）彧曰：‘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太祖复次于河上。”[207]

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病死，九月曹操离开官渡，北攻黎阳（治今河南浚县东）。至建安八年（203）三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袁）谭、（袁）尚夜遁。”[208]曹操随即北渡黄河，“夏，四月，进军邺。五月，还许，留贾信屯黎阳。”[209]此后黎阳便成为曹操北进的前线出发阵地。他这次收兵还朝，是因为后方受到刘表的袭扰，需要加以反击，以保证许都的安全。但是曹操在南征中得到袁谭、袁尚兄弟相争，冀州内乱的消息，随即又返回黎阳前线。“八月，公征刘表，军西平。公之去邺而南也，（袁）谭、（袁）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诸将皆疑，荀攸劝公许之。公乃引军还。冬十月，到黎阳。”[210]曹操对冀州发动的最后攻势是在建安九年（204），“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二月，（袁）尚复攻（袁）谭，留苏由、审配守邺。公进军到洹水，由降。既至，攻邺，为土山、地道。”后来又引漳水灌城，终于在八月将其攻破。“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诸县。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211]

曹操为什么在对抗袁绍的战争中长期把主力屯驻在官渡，而不是在黄河沿岸渡口进行阻击决战？这要从战前形势、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官渡所处的地理位置来进行分析。首先，袁绍消灭公孙瓒后，“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212]，地广兵多而资源丰富，因此能够“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213]。但是他与公孙瓒及黑山军长期交战，未得充分休整，物资消耗亦很巨大，故而具有隐患。“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214]曹操军队数量较少，但数年来屡战屡胜，士气正旺，其战斗力要高出一筹，如荀彧所言：“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215]曹兵的弱点在于物资供应相对匮乏。颍川郡是曹操的后方与粮饷供应基地，官渡之战双方相持时，曹操曾因乏粮而想撤回许都。“太祖保官渡，绍围之。太祖军粮方尽，书与（荀）彧，议欲还许以引绍。”[216]双方各自的优劣长短，正如沮授所论：“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217]曹操如果在濒河的延津、白马等渡口坚决阻击，一来沿河上下津渡甚多，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难以处处设防，容易造成力量分散而顾此失彼；二来沿河前线距离许都后方较远，军需补给运输困难。而官渡所在的中牟位于今河南郑州与开封之间，“中牟县，在（开封）府城西七十里。西至郑州七十里。”[218]其南距许昌不过二百里，途中虽有敌军的袭扰，但因路途较近而便于护送[219]，所以在后勤供应上较为有利。

就防御作战的自然条件而言，官渡地属平原，处于鸿沟水系的上游，北边共有数条东西流向的水道，对袁绍军队的南下构成了层层障碍。首先，该地濒临汴水。顾祖禹曰：“官渡城，在（中牟）县东北十二里。即中牟台也，亦曰曹公台。建安四年（笔者按：“四”应作“五”）曹操、袁绍相持于官渡口。裴松之《北征记》：‘中牟台下临汴水，是为官渡，袁绍、曹操垒尚存焉。’”[220]除了汴水之外，还有官渡水与黄河。《史记》卷29《河渠书·索隐》注“鸿沟”曰：“楚汉中分之界，文颖云即今官渡水也。盖为二渠：一南经阳武，为官渡水；一东经大梁城，即鸿沟，今之汴河是也。”《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二》曰：“官渡水，在县北中牟台下。鸿沟自荥阳下分二渠，一为官渡水是也……又北则为黄河。”[221]鸿沟诸水西通荥阳，东南流入淮泗[222]，对曹操的后方颍川地区构成了北、东两边的天然防御工事。袁绍军队由河北直下南征许都，官渡正位于其中途。若是从两侧迂回，官渡以西是著名的圃田泽，又名原圃，周围陂塘密布，不利于步骑通行。《元和郡县图志》卷8曰：“圃田泽，一名原圃，（中牟）县西北七里。其泽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长城，东极官渡。上承郑州管城县曹家陂，又溢而北流，为二十四陂，小鹄、大鹄、小斩、大斩、小灰、大灰之类是也。”[223]如在渡河后从东边迂回去进攻许昌，则要涉渡济水、汳水、雎水等数条河流，还要越过许昌东边之南北流向的蒗荡渠，这样不仅劳师费时，难以发挥骑兵优势，而且容易遭受曹操兖州驻军的侧翼袭击，而被截断其给养运输的道路。由此看来，官渡是颍川以北的重要屏障，属于袁绍南取许都的必经之地，曹操将主力部署于此，足见其具有高明的战略眼光，故能以少抗众，使强敌驻足不前。如荀彧所称赞：“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224]由于官渡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为大河南北的陆上交通枢纽，又有多条水道横流而利于防御，所以曹操在与袁绍父子交战的几年内坚持将主力驻守于此，挡住敌人的必经之路，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综上所述，随着曹袁政治矛盾的激化与战事加剧，曹军主力较长时间内驻扎在官渡地区，以迎接与袁绍军队的反复战斗。从建安四年（199）曹操进军河内，移防官渡，到建安九年（204）他渡河攻克邺城，消灭袁氏集团而占领冀州，在此期间，曹操集团的军事重心区域，即部队主力长期屯驻作战的地带，是由许都北移官渡、黎阳，最终转移到河北的邺城，从而逐步与此前政治、经济重心所在的颍川郡发生了彻底的脱离。

在汉末群雄初起的角逐当中，曹操拥有的兵马、地盘与声望均处于下风，但是他在根据地的建立、兵力部署与主要作战方向的确定方面屡次做出英明的抉择，以致能够发展壮大，先后夺取东郡和兖、豫两州，挟天子迁许，并以许都所在的颍川郡为政治、经济重心和军队休整的后方基地，向各地用兵取得成功。在与强敌袁绍的决战中扼守交通要冲官渡，伺机突袭反攻而克敌制胜，这是他智谋过人的缘故。陈寿曾对此评论道：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225]

需要强调的是，曹操身边的智囊团队阵容强大，曾在复杂纷乱的形势下为其运筹帷幄，频出奇谋，并帮助他做出战略决策。如谋士之首荀彧，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也。”[226]其次，“荀攸、贾诩，庶乎算无遗策，经达权变，其良、平之亚欤！”[227]此外还有，“程昱、郭嘉、董昭、刘晔、蒋济才策谋略，世之奇士，虽清治德业，殊于荀攸，而筹画所料，是其伦也。”[228]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在平定北方诸州后大封功臣，下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229]此番言语就是对谋士们功绩的充分肯定。曹操不仅自己具备文韬武略，而且知人善任，群策群力，这也是他能够成功地调整军事部署与用兵方向的重要原因。

图六　曹操以许都为中心对外作战形势图

图七　袁曹官渡之战示意图（公元200年）

[1]《三国志》卷7《魏书·张邈传》曰：“迁陈留太守。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卫兹将兵随太祖。”《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曰：“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2]《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

[3]《三国志》卷9《魏书·曹真传》：“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众，为州郡所杀。”注引《魏书》曰：“（曹）邵以忠笃有才智，为太祖所亲信。初平中，太祖兴义兵，邵募徒众，从太祖周旋。时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独遇害。”

[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太祖责让之，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笔者按：时袁绍任渤海太守）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斢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张）邈等不能用。”

[6]《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7]《资治通鉴》卷59初平元年胡三省注。

[8]《后汉书》卷73《刘虞传》。

[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10]《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曰：“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

[1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

[1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大名府》滑县条，第725页。

[14]［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大名府》濬县条，第721页。

[1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英雄记》。

[16]《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忌其得众，恐将图已，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

[17]《后汉书·五行志二》中平元年夏条注引应劭曰。

[18]参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兴平）二年春，袭定陶。济阴太守吴资保南城，未拔。”

[19]《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20]《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

[2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

[2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谢承《后汉书》。

[23]《后汉书》卷72《董卓传》。

[24]《资治通鉴》卷60汉献帝初平二年七月。

[25]《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26]《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27]《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28]《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赵）浮等闻（韩）馥欲以冀州与（袁）绍，自孟津驰东下。时绍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从后来，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韩馥）遣子赍冀州印绶于黎阳与绍。”

[2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30]《三国志》卷12《魏书·鲍勋传》注引《魏书》。

[3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3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33]《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

[34]《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檄州郡文》。

[35]［清］王鸣盛撰，陈文和等校点：《十七史商榷》卷40《三国志二》，第217页。

[36]张大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三国史研究》，第46页。

[37]白建新：《曹操统一北方的军粮来源和状况》，《北京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

[38]［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458页。

[3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4《山东五·东昌府》濮州朝城县条，第1619页。

[4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4《山东五·东昌府》，第1591-1592页。

[4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4《山东五·东昌府》濮州范县，第1617页。

[42]《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洪在州二年，群盗奔走。绍叹其能，徙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43]《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44]《三国志》卷7《魏书·张邈传》。

[45]《三国志》卷7《魏书·张邈传》，笔者按：“孟卓”为张邈表字。

[46]《三国志》卷24《魏书·高柔传》。

[47]《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遂入濮阳，袭得惇军辎重。”

[48]《资治通鉴》卷60汉献帝初平三年胡三省注。

[4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大名府》清丰县，第710页。

[50]《后汉书》卷71《朱儁传》。

[5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大名府》濬县，第720页。

[52]《后汉书》卷73《公孙瓒传》，又《资治通鉴》卷60载其事在初平二年十月。

[5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5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55]《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56]《三国志》卷8《魏书·张鲁传》。

[57]《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58]《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59]袁祖亮主编，袁延胜著：《中国人口通史》第4册《东汉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6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2《山东三·兖州府》，第1509页。

[6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3]《三国志》卷7《魏书·吕布传》注引鱼豢《魏略》。

[6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

[6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陈）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

[66]《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7]《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68]参见《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袁绍《檄州郡文》称曹操：“轻进易退，伤夷折衄，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谢承《后汉书》卷四：“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操为兖州刺史。”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148页。

[69]《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70]［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460页。

[7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4《山东五·东昌府》濮州鄄城废县条，第1611页。

[72]《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太祖征陶谦，留惇守濮阳。张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轻军往赴，适与布会，交战，布退还。”

[7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74]《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75]《三国志》卷14《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

[76]《资治通鉴》卷60汉献帝初平三年四月。

[77]《三国志》卷6《魏书·袁术传》。

[78]《三国志》卷6《魏书·袁术传》。

[79]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第149页。

[80]《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袁绍《檄州郡文》。

[8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82]《三国志》卷14《魏书·程昱传》。

[8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84]《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85]《后汉书》卷80下《文苑传下·边让》。

[86]《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袁绍《檄州郡文》。

[87]《三国志》卷14《魏书·程昱传》。

[8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6《北直七·大名府》开州条，第734页。

[89]《三国志》卷7《魏书·吕布传》注引《魏氏春秋》。

[90]《资治通鉴》卷61汉献帝兴平元年四月。

[91]《三国志》卷14《魏书·程昱传》。

[92]《三国志》卷16《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9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初平四年）夏，太祖还军定陶。……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

[9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9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96]《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97]《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9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9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00]《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01]《三国志》卷8《魏书·张杨传》。

[102]《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初平四年：“（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于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详屯匡亭。太祖击详，术救之，与战，大破之。”

[103]《三国志》卷8《魏书·张杨传》：“建安元年，杨奉、董承、韩暹挟天子还旧京，粮乏。（张）杨以粮迎道路，遂至洛阳。”《后汉书》卷72《董卓传》：“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

[104]《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105]《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106]《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07]《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0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0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10]《三国志》卷8《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

[111]《三国志》卷14《魏书·程昱传》。

[112]《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

[113]《三国志》卷7《魏书·臧洪传》：“太祖围张超于雍丘，超言：‘唯恃臧洪，当来救吾。’众人以为袁、曹方睦，而洪为绍所表用，必不败好招祸，远来赴此。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不背本者，但恐见禁制，不相及逮耳。’洪闻之，果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兵，又从绍请兵马，求欲救超，而绍终不听许。超遂族灭。”

[11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15]《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16]《三国志》卷8《魏书·陶谦传》。

[117]《三国志》卷7《魏书·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118]《三国志》卷8《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

[119]《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120]《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

[121]《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22]《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传·陈敬王羡》。

[123]《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传·陈敬王羡》。

[124]《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传·陈敬王羡》注引谢承《后汉书》。

[125]《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建安二年：“是岁饥，江淮间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宠。”

[126]《三国志》卷7《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

[127]《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2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29]《三国志》卷46《吴书·孙坚传》：“初平三年，（袁）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注引《英雄记》则曰：“（孙）坚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

[13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第2083页。

[131]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本书编写组：《河南农业地理》，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153页。

[13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二·许州》，第2183页。

[133]《三国志》卷14《魏书·郭嘉传》。

[134]《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35]《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136]参见薛海波：《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南都学坛》2007年第3期。

[137]《三国志》卷23《魏书·杜袭传》。

[138]《三国志》卷23《魏书·赵俨传》。

[139]《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140]《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141]《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注引《魏书》。

[142]［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三国》，第285页。

[143]张大可：《论曹魏屯田》，《三国史研究》，第266页。

[14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14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14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三国》，第285页。

[147]《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正月壬午条注引《魏书》。

[14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149]《晋书》卷26《食货志》。

[150]张大可：《论曹操》，《三国史研究》，第136页。

[151]［宋］洪迈：《容斋续笔》卷10《贼臣迁都》，《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2页。

[152]《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

[15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54]《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

[155]《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

[156]《后汉书》卷72《董卓传》。

[157]《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58]《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59]《后汉书》卷72《董卓传》。

[160]《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61]《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62]［东晋］袁宏：《后汉纪》卷29孝献皇帝建安元年，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554页。

[163]《后汉书》卷72《董卓传》。

[164]［清］孙星衍等，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165]《后汉书》卷72《董卓传》：“（曹）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166]《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

[167]《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68]“霸府”亦名“霸朝”，学术界通常认为它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控制朝廷、作称帝准备的权臣的府署”。参见郑天挺等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霸府”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280页。

[169]［东晋］袁宏：《后汉纪》卷29孝献皇帝建安元年，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554页。

[170]《后汉书》卷63《李固传》。

[171]［东晋］袁宏：《后汉纪》卷29孝献皇帝建安元年，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第553页。

[172]《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73]《三国志》卷10《魏书·荀攸传》。

[174]《三国志》卷13《魏书·钟繇传》。

[175]《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建安元年八月：“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176]《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177]《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檄州郡文》。

[178]《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179]《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180]《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81]《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82]《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

[18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84]《三国志》卷14《魏书·董昭传》。

[18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186]《三国志》卷16《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187]《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88]《三国志》卷10《魏书·荀攸传》注引《魏书》。

[18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90]《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91]《三国志》卷8《魏书·张杨传》。

[192]《三国志》卷14《魏书·程昱传》。

[193]《三国志》卷14《魏书·程昱传》。

[194]《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

[195]《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196]《三国志》卷17《魏书·于禁传》。

[197]《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惇传》。

[19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19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0]《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2]参见《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载曹操谓蒋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资治通鉴》卷66建安十八年四月胡三省注：“事见六十三卷建安五年。燕县、白马县，皆属东郡。”

[203]《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6]《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207]《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208]《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0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10]《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11]《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212]《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213]《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214]《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215]《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216]《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217]《三国志》卷6《魏书·袁绍传》。

[21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二·开封府》，第2162页。

[219]参见《三国志》卷16《魏书·任峻传》：“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廩皆满。官渡之战，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贼数寇钞绝粮道，乃使千乘为一部，十道方行，为复陈以营卫之，贼不敢近。”

[22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二·开封府》，第2162页。

[22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7《河南二·开封府》，第2163页。

[222]《史记》卷29《河渠书》：“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22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8《河南道四·郑州中牟县》，第206—207页。

[224]《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225]《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评》。

[226]《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227]《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评》。

[228]《三国志》卷14《魏书·程郭董刘蒋刘传·评》。

[229]《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六章 曹操中原逐鹿期间兵力部署与作战方向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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