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山海经》是中国最为神秘的一本书。据传《山海经》之前只有《山海图》，没有《山海经》，后大禹将《山海图》铭刻于九鼎，大臣伯益据《山海图》著成《山海经》。可惜的是后来九鼎和《山海图》均失传，留给后人的只有那神秘的《山海经》。后人释读的很多，但一直没有人能看懂。

即使博学如司马迁，他对《山海经》也是抱怀疑态度的。据《史记》载：“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寥寥二句。因张骞出使西域大夏之后、穷尽黄河源头也未见到昆仑山，司马迁对《山海经》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他认为，谈九州山河，《尚书》接近于事实，而《禹本纪》、《山经》中所有怪物，他是不敢谈论的。这表明，司马迁老先生是不认可《山经》的。为什么《史记》中只提到《山经》而未提到《海经》？这是因为司马迁当时只出现了《山经》，他没有看到《海经》。

事实上，司马迁错了，《禹贡》恰恰不是大禹时的地理，大禹时的地理就是《山海经》反映的地理，《海经》反映的怪人怪兽等等怪物并不是神话，它反映的内容是真实的。之所以不被人理解，是因为它们被后人误读了！

《山海经》不但不是神话，而且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之根！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中华文明之根。我们的根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有记载，而我们却找不到中华文明之根？

寻找中华文明之根，并非出于民族自尊心，也并非好奇，而是因为这还关系到历史到底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人类的根本问题。长期以来，世界各地、各民族都有关于历史周期之说，即认为历史并非是线性的，而是周期性的产生和毁灭，时间并非线性的而是循环的。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真相如何，这就得研究文明的源头和历史的进程。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气候的变迁是有周期性的，地球磁极的转换也是有周期性的，天体运行也是有周期性的。周期性可以说是客观规律之一。历史也有周期性吗？如果有，这个周期是什么样的？引起这个周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历史并非与我们的现实无关。现实来源于历史，并且将成为新的历史。

司马迁研究天体的运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就是说，天体的运行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1500年为一纪，4500年完成一个循环。韩非子更是指明了这个循环的周期是4560年。这与玛雅文明的历史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司马迁的天体运行周期并非中国关于天体运行规律的最早记录。事实上，早在史迁之前中国就有天体运行的周期理论,《周髀算经》说：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七十六岁。二十蔀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从《周髀算经》看，《周髀算经》比司马迁的更具体，而且《周髀算经》在4560年的周期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31920年的周期。这个周期一满，“生数皆终，万物复始”。

这种历史周期论不独中国经典有记载，佛教也有，而且其周期更是宏大。佛教中的劫有小劫、中劫、大劫之分。每一小劫为1679.8万年；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为3.3596亿年；80个中劫为一大劫，历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共268.768亿年。所以无论中外，无论亚洲和美洲，都有这种历史周期论。只不过《周髀算经》和司马迁的天体运行论较之佛教经典更具体而微而已。《周髀算经》和司马迁的天体运行论不仅有周期，而且大周期中还套着小周期，小周期中套着更小的周期，环环相扣，循环不已。不要以为司马迁仅是史学家，古时的史官是身兼天官之职的，并且是世袭的。世袭是因为天文观测需要长期持之以恒地进行，非世袭不能传承天文。他们的结论往往是几十代人实际观测总结的结果，是值得重视的。

根据天人感应理论，天道如此运行，作为人间的历史自然也如此发展。周文王灭商纣前，手下大臣多次劝他出兵灭纣，文王就是不为所动，说你们不知天命，时机未到。什么是天命？天命就是天机，就是星相。上古之帝王往往是星相学家，非后世武夫之可比。周文王等待的就是一个五星聚会的时机，可见周文王是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天文现象的。五星聚一出现，可能会引起天文、地质的变化，有时自然灾害也会相应增多，人心就会不安定，加上舆论造势的影响，其所引起的社会心理震荡是非常巨大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周文王籍此挥戈一击，就彻底终结了商王朝。现代历史学家关于武王伐纣的时间一直得不到确证，直到美国一个学者运用天文知识，计算出公元前1046年为五星聚出现的天文时间，自此，武王伐纣的时间才得到确认。可见，在天文学界，天体的运行确实是有周期性的。

那么历史呢？也有周期吗？古人相信是有周期的。自商汤于公元前1598年建立到周文王在位，时间接近500年；自文王（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之后到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历时近500年；孔子之后，司马迁（约前135---约前87年）更是就扳着指头数年份，现在五百年快到了，下一个圣人应该是我吧？“五百年圣人出”，可见自周文王到司马迁，先贤相信历史是有周期的。

真相真的如此吗？推动历史周期进程的力量又是什么？

《山海经》事实上是中国人从历史以来不断记录和修订的结果，它事实上是一部中国人的迁徙史。《五藏山经》对各山方位的描述和各山之后对该山具体的描述，其方位事实上是有不同的！每一山前面的方位事实上是修正后的结果！其原因是《山海图》成图时的方位和《山海经》经文形成时的方位是有区别的。

我们看到的《山海经》是对原图画书编译后的结果。编译者当时的四极不是图画书当时的四极，四极有极移，所以，《山海经》译成经文时需要对原图方位订正。校订者保留了前人极移前的记录，又将极移后的方位订正并冠在每一座山的前面，并加上了里程。这样的例证在《五藏山经》中所在皆是，具体证据在后面解释经文时再予列出。后人理解不到这一点，一味以当今的方位解读《山海经》，如此，是不可能复原《山海图》的。

《山海图》最初的记录是通过图画的形式刻在玉版上的。在中国古籍中，黄帝、尧帝、大禹都有发现史前玉版的记载。据《初学记》、《御览》、《帝王世纪》等书记载：“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色，鱼流，始得图书。”这是黄帝时发现史前图书的记载。

又《博物志》载：“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又获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记天地造化之始。”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地之形”好理解，就是地形图。天之形是什么？天有形状吗？“天之形”就是天象图，也就是星相图。“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这分明是上古文字图书（注意，《博物志》说帝尧发现的是文字书，不是图书----上古之图书就是以“图”画成的书，它和后代的“图书”概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帝尧之前就有文字了）。这些玉版和金璧，就是《山海经》的资料来源。黄帝之后的尧帝、帝禹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当时的历史地理及其它知识刻上玉版，藏之名山，沉于河洛，形式上是封禅或祭河，然而实际上却有意无意中保留下了上古文化。这就是中国古史相传的“河图玉版”。祖先们留下玉版，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辅助记忆。后人收集到河图玉版，就加以整理、修订，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这就是《山海经》能够记录下几千年、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的历史地理的真正原因。祖先们收集整理这些河图、玉版，据以成图（地图和图画书）。这些河图玉版就是《山海图》的前身。后来帝尧整理，大禹时又有补充，并铭于九鼎，伯益据以成书，这就是后世的《山海图》和《山海经》。

《山海经》中的奇人怪兽神木灵石等等光怪陆离的东西是什么？上古真有三个头的人，九条尾巴的狐、六只足的兽和人面马身、人面牛身、人面鸟身等等怪物吗？是上古出现了生化危机还是基因变异？

当然没有。

那它们是怎么一回事？

这要从文字的产生历史来看待这个问题。

文字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文字产生之前，先祖们传达信息最初靠的是语音，由于音和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语义是靠语音来实现的。后来人类发现语音虽然可以近距离传递信息，但是不能远距离传递和保存信息，由于这种需要，就有了图画，这就是图书的由来。

图画的最初功能是用来表示语音的。也就是说，象形图案（注意，最初不叫文字）代表的是语音。图案是怎么代表语音的？例如，先民们要表示shu这个语音，但没有文字，先民们就以一棵树形象化地代替之。从表面看来它是象形的，然而实际上它是以树之形表示shu这个音的；反过来说，凡是发音为shu的，都可以用一棵树表示它。例如“术”，这是个抽象的词，如果用象形的事物表示，那是没有办法的。但这难不倒先民们，他们就以同音的事物代表它，这就是“同音假借”。古籍中假借字为什么多，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的“树”之图案又代表了“术”之音，由音而生义。 “智慧树”实际上就是智慧书或智慧术，《山海经》中的“不死树”就是不死术，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长生不老之术。

这就好比一个不识字的人要写信，譬如一个不识字的青年给恋人写情书：“米兰，我爱你。”他因为不识字，又要表达信的内容，他会怎么写？他可能会画一粒米，画一朵兰花，又画一只鹅，一片艾叶，一块泥土。不明就里的人自然不知所云，但是从音上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信的内容是“米兰我爱你”。当然，他也可能画一把戈代表“我”。为什么甲骨文的“我”是戈之形，就是因为粤语和闽南语中“戈”、“我”同音。“戈”是“我”的图画表音而已。这样的信写多了，青年可能会觉得画画太麻烦，就将画不断简化成图案，时间久了，图案就慢慢固定下来，这样就形成了文字。所以，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实现的。

任何地方，包括亚洲、美洲、欧洲、非洲在内，只要有文字，它最初一定是象形图案，而且是表音的象形图案，哪怕是南极洲，如果发现了远古文字的话，它也一定是表音的象形图案。这是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

由于图案符号最初都是表音的，后来图案不断简化，如果一直按此模式发展下去，就会线性化形成拼音文字，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就是如此，西方文字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最终创造出一种摆脱了线条，摆脱了形和音的语言，这就是计算机语言，所以计算机首先出现于西方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字就不同，它在最初拟音图画的基础上，最后走上了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的道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东、西文字从此分道扬镳。但纵然如此，无论西方的拼音文字也好、中国的文字也好，最终还是要通过音表现出来。离开了音的人类文字（不是计算机符号）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文字记录的其实是语音，只有通过语音，我们才能得到语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看到。譬如一个不识字的人看家书，他横看竖看都是看不懂的，但是如果有人读给他听，他马上就明白了信的内容。再如抗战电影中，有的首长不识字，首长说一句“念”，下面的人就念给他听，首长马上明白了文件的内容，并据此发号施令。由此可见，文字记录的并不是义，而是音，义是通过音来实现的。

只有到了电子时代，语言才可以脱离形和音。但这是机器的语言，是机器的符号，不是人类的文字符号。人类的信息，最终是要通过音来表达的。除非人类发展到了思维传感，人类才可以彻底不依赖语音。

人类的语言，无论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一定得通过音，才能得到义。音和义的关系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约定俗成的。一定的音就代表一定的义，音是义的载体。义（意）是通过音来实现的！图画书（图书）出现以后（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就是图画），图画实际充当了录音机的功能，图画表现的是音，由音而生义，所以理解上古图画书一定要从音上理解。

一个浅显的例子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至少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形成，近几百年以来，欧洲学者一直在设法破译埃及纪念碑铭文上的象形文字，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直到1822年，一个叫吉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青年就是从埃及象形文字的图案所代表的发音开始破译古埃及帝王名字，最终取得突破，成为古埃及语言学之父。

正文：

十万昆仑 2013-04-25

《山海经》的文字，大量的是对图画的描述，表明《山海经》之前就是一部图画书。所以，理解《山海经》的图案，绝对不能从图形上理解，而要从该图形代表的音上来理解。

音对于理解古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哪怕是文字已经成熟了的先秦古籍，如果不了解字音，要理解字义是不可能的。

例如，中国古籍中很多字，我们都认识，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读音。举个例子，《左传.宣公三年》说：“昔夏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这一句最后的“用”、“协”和“休”是什么意思？

因、和、佑啊。

为什么是因、和、佑的意思？

那是因为古时它们是同音字，而且是中国南方的语音，在粤语中，“用”与“因”、“协”与“和”、“休”与“右”均同音，属同音通假。再举个例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句中的玄鸟是什么意思？玄鸟就是一种鸟嘛。错了。“玄鸟”是“殷人”之音，而且是中国南方的语言。在粤语中，“玄”、“殷”同音。而“鸟”、“人”在上古也是同音字。

由此可知，望文是不能生义的，要望音生义。

理解上古图画书《山海经》更应从音上理解。如《西次三经》：“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这段文字是前人对原图画书的文字描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经过文字编译后的结果。图画画的是一个黄袋子，红得像丹火，浑敦没有面目，还好像在唱歌跳舞。经文说这是帝江。帝江明明是个人，怎么是个没有面目的、会唱歌跳舞的黄袋子，而且还有六只足、四只翼？

其实。黄袋的上古读音是hon dai，hon dai是什么？就是黄帝（黄字上古读hong,如《山海经》中的熊山就是现在的黄山；上古帝字读dai,如粤语中的帝就读dai，《山海经》中的帝囷山就是现在的点苍山。点和帝同音互译）。“赤如丹火”是什么意思？赤如丹火四字的粤语读音就是“轩辕帝黄”。为什么叫帝黄不叫黄帝？因为尧帝、舜帝一样可以叫作帝尧、帝舜，黄帝与帝黄无足于异。六足四翼是什么？六足，鹿祖、六祖之音也；四翼，粤语即散宜也。据《蒙古秘史》，鹿祖是蒙古人的祖族。据《彝族源流》，六祖又是彝人的祖宗。而云南人的祖宗也是六诏。六足、鹿祖、嫘祖、六诏、鹿蜀实际上是同一人，同音互译而已。所以六祖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祖宗。散宜就是中国史籍中的散宜氏(即“塞人”之南方读音）。而且，黄囊、浑敦二者的上古读音也是一样的，所指实为一。浑敦无面目是什么意思，无面目是编译者对浑敦的解释；浑敦，古音就是“黄帝”（hon dai) 或“黄囊”，后来音变为“荤粥”，再后又音变为“匈奴”。事实上，“昆仑”、“霍腊”、“贺兰”都来源于“黄囊”（黄帝）。这一点要记住，这在后文的解读中还会用到。这段经文的整个意思是说：“那里有神，外貌像个黄袋子，红得像丹火，他是鹿祖、塞人、荤粥一族，是司彘国的江巫，其实他是帝江（即帝鸿）。” 黄袋子，红得像丹火，是对黄帝二字的图画表音，六足、四翼也是图画表音。如此理解，《山海经》就好懂多了。

诸如此类，《山海经》中数不胜数。 “以图表音，以音释义”这是《山海经》最重要的特点，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读懂《山海经》。

前人理解不到这一点，编译《山海经》者没有完全看懂，屈原没有看懂，史迁没有看懂，后来的编校者如刘向、郭璞等也没有看懂。后来之后来者更是当作小说，甚至当作巫书。现在虽然肯定了《五藏山经》，但也是一种模糊的肯定；至于《海经》部分，也还是当作神话看待。可以说，现代人也没有看懂。这里有一点要注意，编译和编校的区别。编译是前贤将原图画书的图案译成文字形成《山海经》的过程，编校只是对《山海经》字句篇章的整理和校核，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最初的图画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变迁、文字的变革、记忆的错位、政治的影响、史籍的损毁、山川的变迁、天文的变化等等因素的影响，信息在后来的传递过程中失真了。因为失真，后人不理解而臆测之；后人之后人更不能理解，复穿凿附会之，致使本来真实的事情愈传愈离离奇，愈传愈怪异，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些光怪陆离的怪人怪兽等等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实，神话就是历史的化石，敲掉它的外壳，就是真实的历史！

《山海经》记载的地理之辽廓、历史之久远，超出了当今任何人的想像！

事实上，《山海经》反映的地理年代早得无法想像！《山海经》的价值要多大就有多大。不要说《山海经》中的上古帝王陵墓所在地；不要说那无数的金、银、铜、铁、锡矿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矿产；也不要说《山海经》反映的上古神秘文明；单是那积石山，山下有石门，“万物无不有也”的叙述就足以让人目瞪口呆；还有“禹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的昆仑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无数的物质的、精神的宝藏，几千年、上万年的文化积淀，尽在《山海经》中。《山海经》是破解上古文化的钥匙！

这些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山海经》还隐藏了一个地球的最大秘密！这个秘密对于破解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历史和演变、对于考察我们当前地球面临的极端气候和地球环境的演变，对于研究地球的极移和板块运动和地球物理学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现在，即将破解《山海经》这万古之谜，在后面，将解析亚洲神秘的人文景观、指明雪藏的山海宝藏、还原震撼的上古历史、阐述沧海桑田的山海巨变，探索不可思议的地球运动，等等等等。

《山海经》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地球地理的认识，而且颠覆了我们对夏、商二代的历史的认识！也颠覆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认识！

为什么？

因为上古炎帝至大禹时期，中国古史中的帝王实际上统治了整个亚洲和北非。古埃及第一王朝实际上是炎帝孙族节并建立的王朝！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实际上是三苗文明！《山海经》称之为“寿麻”。寿麻、三苗、苏美尔实际上是一族，为音译的结果。所谓的两河流域“阿卡德”实际上是“夏开帝”的粤语音译，夏开帝国统治了整个亚洲和埃及，而且中国的帝尧事实上是埃及人！惊人的发现远不止此。现在只略略提及，具体内容后文详述。

就目前考古来看，中国考古发现的三星堆文明其实被误读了！

三星堆文明其实是炎黄时的文明，炎帝文明远在公元前3100年以前。青铜神树实际上是《山海经》中的“建木”，它代表的是炎帝节并！而且三星堆那个方脑袋的青铜人像它实际上是炎帝术器！这些在《山海经》中都有明确记载，只是后人没有看懂而已。

江西在上古并非蛮荒之地，在颛顼帝时，那里是少昊之国！为颛顼帝帝都所在，江西之名就来源于“颛顼”的上古音译。

非但如此，中国古史中的夏朝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空前绝后的帝国！

夏朝之夏事实上不读xia，而读粤语的ha!

夏后开也应读ha hau hoi,夏王朝实际上是夏后氏建立的王朝。夏后王朝实际上就是《埃及王表》上的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阿哈王朝！阿哈王朝的都城不在埃及，而在中国的云贵川一带，而且很可能就在川西。当时的云贵川是世界的中心，是为中国古史中的炎帝帝都中心区域所在！夏后王朝即阿哈王朝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覆盖了整个亚洲和北非。

所谓“太康失国”实际上是炎帝阿哈族（夏后氏）的伯陵因耽于女色而失国。夏后氏的伯陵也就是两河流域泥板书发现的大名鼎鼎的恩美巴拉格西。恩美巴拉格西，源于西方人对两河流域楔形泥板文字的音译，它实际上是“高密伯陵高辛”的粤语音译。

公元前2800年以前的上古，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所谓的原始社会，那时人民很富足，是一个肉欲横流的世界，当时社会风气相当淫乱。炎帝之孙伯陵与黄帝族的韩流，为了一个女人嫦娥引发了上古世界大战，炎帝系伯陵最终丧失了帝位。这段历史就是中国《五子之歌》的由来，是为印度《摩诃婆罗多》记载的主要历史，是为西方《圣经》中的五王与四王之战！《摩诃婆罗多》与《圣经》主要事实是存在的，这段历史在《山海经》中均有记载。

中国古史所谓夏代的“少康中兴”，少康其实是少皞的音译，即帝喾，也是夏后氏一族！帝喾复兴了夏王朝，统一了亚洲和北非，是为两河流域发现的阿卡德帝国的萨尔贡！“阿卡德”实为“夏开帝”的音译；萨尔贡、少皞、少康，实为一，也是音译之故。公元前2371年，少康萨尔贡（帝喾）光复夏后（或阿卡）帝国。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据楔形文字泥板书，将少皞音译成了萨尔贡，将夏开帝国译成了阿卡德帝国。阿卡德帝国远非西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认识的限于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他们摸到的只是夏后帝国的一条腿！帝喾的阿卡德帝国实际上覆盖了亚洲和埃及！

阿卡德帝国（夏后帝国）实行的是分封制，帝喾分封八子镇守亚洲和北非八方，其中伯虎分封在贵州一带，是为《山海经》的柏服国；仲熊分封在中国南方江西一带，是为《山海经》的张宏国，张宏国是为“中国”名称之源，是为中国古史中的夏代的中康；季狸分封在今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为《山海经》的季厘之国。实际上季厘是乘厘之字误。

因仲熊（粤语即张宏）是阿卡德帝国即帝喾的封国，故又称夏后（阿卡），夏后（阿卡）快读即夏，这就是中国的夏代之源。仲熊、张宏、斟寻，实为一。所以中国夏代之都城，依照张宏国的历史，夏代都城就在江西！依柏服国历史，夏之都城就在贵州或湘西！依照阿卡德帝国的历史，夏代的都城就在川西或横断山脉。

公元前2292年，帝喾之孙、玛尼什吐苏之子----位于亚述的唐尧族被分封到埃及，在《山海经》中称长右族，长右族年仅9岁的唐尧继承埃及王位。此时的帝喾后人，被分封于今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沙尔沙利乘厘继承了阿卡德帝国帝位，但此时阿卡德帝国已四分五裂，乘厘帝不被承认。“谁是王？谁不是王？”诸侯各自称帝，世界大乱。沙尔沙利实为《山海经》中狌狌、双双、猩猩、三桑之译音，也就是商汤之祖族。乘厘帝实际就是中国古史中的舜帝！中国古史所谓的“尧舜禹”实际上是“亚述尔”一词的粤语音译。

公元前2250年，祖籍亚述、被分封于埃及的唐尧统一了亚洲和北非，正式取得阿卡德帝国（夏后帝国）帝位。公元前2231年前后，西亚和两河流域洪灾肆虐，帝尧率领埃及和亚述军队从埃及迁徙中国，驱逐鲧族、共工族、三苗族、驩兜族，诬之为“四凶”，唐尧是为中国古史中的帝尧，帝尧姓伊祁，名放勋。伊祁放勋实际就是Egyptian,它的意思就是埃及人。帝尧继承埃及王位共98年，取得夏后帝国帝位时间共56年，是为阿卡德帝国的纳拉姆辛。纳拉姆辛（唐尧）之后，即公元前2194年，位于今伊朗的沙尔沙利乘厘取得阿卡德帝国帝位，是为中国古史中的帝舜，也就是印度教的帝释天。乘厘、舜帝、帝释，也是同音互译的结果。帝舜在位50年，统一了亚洲，至公元前2144年驾崩。

帝舜之后混乱了17年，至公元前2127年，夏后氏的彝人大禹取得帝位，并光复亚洲和北非。大禹于公元前2082年逝世，在位45年。大禹之后传位伯益（白彝），贵州的伯益在位13年。

公元前2072年，伯益取得大禹帝位，夏后启逃亡到川西，成为巴人，并开始积蓄力量，结盟西亚其它国家，公元前2070年，夏后启逃亡13年后，发动了征伐伯益的俱卢之野大战，主战场在贵州、湖南一带。当时伯益也有盟国，双方大战，战争席卷亚洲，最后夏后启取得胜利。这场战争《山海经》中称之为“巴蛇食象”。象，就是伯益的都城，也就是湖南“湘”的音译词。公元前2069年夏后启光复夏朝称帝，是为中国古史中的夏朝。

俱卢之野大战后，世界元气大伤。文明大步倒退。

此后夏后启出兵西亚，光复了亚洲。但帝国不久分崩离析。此后夜郎王朝闭关锁国，封闭了471年，直到公元前1598年殷人入侵时为止，夜郎建立的夏后氏王朝正式终结。此夜郎族一直绵延了二千多年，到西汉时消失。

夏后帝国从阿哈王朝算起，历时1400多年，甚至更久；从帝喾（萨尔贡）阿卡德帝国中兴算起历时773年；从公元前2069年的夏后启（夏后照）建立夏后氏的夜郎王朝算起就是471年。所以乾隆版《史记》说夏代共传773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古史中的夏朝，实际上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历史时期。广义的夏朝指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阿哈王朝，那时的阿哈王朝实际已统治到埃及一带。而阿卡德帝国也统一了亚洲和埃及。狭义的夏朝则是发源于贵州的公元前2069年的夜郎王朝。夜郎王朝绝对不是后人想像中的“夜郎自大”，公元前2069年夏后启建立的夜郎王朝势力曾经达到西亚！

这就是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前1598年的主要历史脉络。中国古籍中的中国上古史，特别是秦火以后历史记载大多源于民间传说，错误非常之多。《大戴礼记》和《史记》记录的夏代历史实际上是从炎帝以来的历史！

非但如此，商代九鼎和周代的九鼎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大禹九鼎！它们是假冒仿造的。

【山海经】《大洪水绝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