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因素，它在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下，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其地貌、水文、气象等因素虽然相对稳定，在数十百年间变化不大，但是生产贸易的兴衰，户口的增减，统治政策与攻防战略的改变，都会促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重心、政治中枢、人口聚居点与交通路线发生转移，从而改变军事力量在某个地域的分布、组合与运动态势，形成新的格局。如魏将王昶所言：“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1]三国从鼎足而立到逐步统一的历史进程里，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与各方作战方略的调整，许多边防要镇的地位和作用也出现了升降变化，经历了它们本身的建立、巩固和衰落过程，下面分别对其进行论述。

一、合肥与襄阳战略地位的沉浮

曹魏中叶以后，由于国力的恢复强大与区域防守战略的调整，明帝所言“地有所必争”的合肥、襄阳等边防重镇的兵力部署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据史籍所载，孙权在世时先后对合肥发动了六次攻势[2]，合肥魏军起初为张辽所率七千余人，后有所增加[3]。建安十七年（212）后，曹操在淮南迁徙民众，“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4]江淮之间成为无人地带，而曹魏扬州的人口、经济重心则转移到江淮丘陵以北。合肥因为失去附近郡县的人力、物资支援而难以供养大量守军，不宜继续充当淮南地区的军政中心。根据这一变化，魏文帝黄初年间将扬州州治和征东将军的驻所北移到寿春；合肥则变为前线要塞，守军减少；遇到强敌入侵合肥，是由寿春的扬州魏军主力及各路援兵对其进行支援，将其阻挡在合肥城下，不使其越过江淮丘陵。这样进行防御虽然屡获成效，但是援军往来跋涉数百里，耗时费力。如满宠所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5]青龙二年（234）孙权攻合肥时，田豫即向满宠和朝廷建议不出动扬州主力救援，以免中了敌军反客为主之计，应该听任其攻城，待其疲劳消耗后再发兵交锋。此项上奏获得了明帝的批准，事见《三国志》卷26《魏书·田豫传》：

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

齐王曹芳即位以后调整了扬州的兵力部署，曾经数次放弃或明显削弱合肥的防务，主力部队集结于寿春，并不去合肥援救，而是诱敌深入到江淮丘陵以北来就近迎战。这样使吴军的补给路线被迫延长，增加了敌人的运输困难；而自己则以逸待劳，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例如，嘉平五年（253）诸葛恪率军二十万侵略淮南，司马师接受了虞松的建议，在寿春屯集重兵备战[6]；仅派将军张特等率三千余人驻守合肥，来牵制和消耗敌军。“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7]实际上是准备放弃该地，任凭吴国攻取而不去援救。在敌兵的猛烈围攻下，合肥魏军坚守九十余日[8]，都没有得到救援。只是由于诸葛恪指挥无方，中了张特的缓兵之计[9]，既未能及时攻克合肥，也没有获得野战的机会。“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10]只得狼狈还师。而魏军主力并未出动，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此后曹魏及西晋初年扬州地区的兵力配置依然延续上述格局，在寿春驻扎主力待机，合肥一带不设重兵严防，没有再发生过激烈的阻击战斗。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占据寿春反叛，并将麾下扬州各地魏军与壮丁调入城内[11]，致使合肥无人镇守。司马昭率大兵围攻寿春时，吴国曾派朱异领兵救援，即顺利越过江淮丘陵，到达寿春东南的黎浆后失利而退[12]。此后孙吴无力继续增援，寿春在被围一岁后粮尽城陷。在这次战役当中，吴师虽然占领了合肥，但还是不能在寿春附近打败魏军，也无力据守该地，只得退回境内。上述两场战争的胜负都没有受到合肥得失的影响，可见它在曹魏中叶以后的军事地位明显下降，不再起到左右淮南战局的重要作用了。

襄阳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它在曹魏一朝的军事地位与影响呈上升状态。江陵被孙、刘两家占领之后，襄阳成为曹魏的荆州前线，其主将乐进、曹仁先后屯驻于襄、樊两城，与刘备、关羽交战连年，致使当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建安二十四年（219）襄樊战役结束后，曹操尽管击退了关羽的进攻，但是襄阳郡民生凋残，百姓纷纷流亡。《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曾云：“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由于田畴连年荒芜，当地缺乏粮饷，难以在汉南维持大量驻军。因此曹丕代汉后，将荆州都督治所与州军主力北迁至南阳郡的宛城，甚至一度放弃了襄阳的城守。《晋书》卷1《宣帝纪》载文帝即位时，“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获得准奏后，“（曹）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随即又派兵进据襄樊，但只是将其作为边境的据点，留下少数部队防守。遇到吴军入侵时，则由宛城附近的州兵主力前来增援，这与前述曹魏前期扬州战区集重兵于寿春，以待救援合肥前线的情况相同。因此它在魏人看来，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如袁淮所言：“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13]

随着曹魏经济的恢复、国势逐渐增强，开始将荆州战区的都督治所与主力驻地向南推移。正始四年（243）征南将军王昶上奏：“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获得朝廷批准施行，王昶“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14]。司马氏在灭蜀代魏以后，对孙吴构成了明显的军事优势。羊祜在泰始五年（269）出任荆州都督，其治所又南移襄阳，“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15]在敌寡我众的有利形势下，他将边戍继续向前推进。“（羊）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16]晋初的襄阳已经成为荆州的军政中心，为都督、刺史与主力部队的驻地，不再是孤悬于汉南的要塞，这表明它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升，与合肥的军事影响衰退减弱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汉中“听敌入平”与蜀国边防的崩溃

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迫使曹操撤兵，全据汉中之后，蜀汉驻守该地一直采用在外围秦岭山地之间阻击来寇的策略，不让敌人进入盆地内部。这样可以利用复杂险要的地形，以峡谷栈道来拘束迟阻敌军主力的行进，使其无法展开兵力而发挥数量上的优势。此种防守策略实施多年，取得了很好效果。《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曰：“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蜀相费祎死后，由姜维执掌军权，他在陇右地区长期作战不利，因而立功心切，企图在汉中采取诱敌深入以获得歼灭对手的大胜。姜维在景耀元年（258）上奏：“汉中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退据汉、乐二城，积谷坚壁。听敌入平，且重关镇守以御之。”[17]就是放弃外围峡谷的要戍，只留少数兵力拒守汉城（今陕西勉县）与乐城（今陕西城固县），让敌人大军进入平川，然后在阳安关（即古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加强防御来阻止其入蜀，待到来寇给养乏绝被迫撤兵时再共同出击，力歼对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18]朝廷批准其建议后，即令汉中都督胡济领兵撤往汉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19]

从以后的实战情况来看，姜维的“听敌入平”之计弄巧成拙，从而导致蜀汉北境防线的崩溃。景元四年（263）钟会率十余万人伐蜀，由于没有在秦岭峡谷受阻，从而顺利进入汉中盆地。“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20]魏军虽然围攻汉、乐二城不下，但是因为阳安关蜀将蒋舒叛变投敌，钟会得以长驱直入，“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笔者注：今陕西宁强县西北），得库藏积谷”[21]，从而缓解了军队给养缺乏的压力。姜维此时退守阴平（今甘肃文县），由于关城丢失而害怕被截断退路，只得撤往剑阁组织防守。“（姜）维、（廖）化亦舍阴平而退，适与（张）翼、（董）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钟）会。”[22]此后蜀军虽然将钟会大兵阻挡在剑阁以北，但是因为被迫放弃阴平，给了邓艾偷渡成功的机会，以致于后方被袭，刘禅降魏而蜀汉迅速灭亡。

汉中作为蜀国边境首座要镇，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之重要不言而喻。只是由于姜维错误地更改了防守策略，致使在钟会伐蜀之役中，这一战略重地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让敌人轻易地获得了胜利。顾祖禹即认为汉中之失守与蜀汉边防的瓦解，“繇（姜）维自弃其险也。”[23]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也对其批评道：“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敌，且欲俟其退而出搏之，真开门揖盗之见。刘友益以为（姜）维之失计，汉所以亡。良然！”[24]三国鼎立之时，蜀汉实力最为弱小，本来就处于劣势。“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25]，连智慧过人的诸葛亮都认为非常危险困难，因而小心谨慎，不敢大意，长年在汉中屯集主力准备应敌。姜维却反其道而行之，撤走汉中的重兵，“听敌入平”，给了对手可乘之机。他对汉中防务部署的冒险调整含有明显隐患，而蜀汉后期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朝内的文武大臣多是平庸之辈，都看不出此项举措暗藏的巨大危机，因而无人进行反对阻拦，这也是造成后来作战失利的原因之一。

三、孙吴沿江要戍的瓦解

吴国江北的各座重镇曾经屡次打退过魏师的进攻，其中战绩最为出色的首推濡须和相邻之东关。如前所述，孙权在濡须口抵抗了曹操“号步骑四十万”[26]的大军，使其无功而返。“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27]又被守将朱桓分兵击破。吴建兴元年（252）十月，诸葛恪在东关筑堤建坞，留兵戍守。魏“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28]，结果惨败而归，“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29]另如陆逊守夷陵，大破刘备蜀兵；朱然坚守江陵，挫败曹真、夏侯尚、张郃所率中军主力，也是功劳显赫。但是在西晋平吴之役中，沿江诸镇土崩瓦解，不堪一击。《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元年：“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王）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仅在一月之内，荆州西部的所有重镇相继沦丧。伍延据守江陵顽抗的时间略长一些，也不过九天即被攻陷[30]，与朱然坚守江陵六月有余的出色战绩相比，其差别实在是太悬殊了。此后王濬舟师顺流鼓棹，直抵建业城下，迫使孙皓献表投降。是什么原因使吴国的江防要塞丧失了顽强的抵抗能力，没有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呢？笔者认为其中原因比较复杂，现进行分述如下：

从吴国方面来讲，孙皓昏庸残暴，信任佞臣而屡杀忠良，又横征苛敛、滥用民力，致使国势每况愈下。这对沿江边镇防务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条：一是缺兵，二是乏将。前述孙皓降晋时所献簿籍中有兵二十三万，比起吴国强盛时期的军队数量明显下降。例如孙权去世后，诸葛恪伐淮南，“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31]，这还不算扬州留守的部队以及荆州各地的大量驻军。以此估算，当时全国军队至少应在三十万以上，可见吴末兵员显著减少。荆州主将陆抗曾经因为士兵缺编严重，上疏请求增调，将麾下部队恢复到原来的人数。其文曰：“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32]充分反映了前线乏兵的窘境。陆抗声称只要补足编制，就不惧怕任何进攻，否则难以保证边防的安全。“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信）、白（起）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33]但是这一迫切要求最终也未被朝廷接受，以致在敌寇大举来犯时，边镇守军寡不敌众，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了。此外，孙吴在江防机动兵力的部署安排上也有严重的缺陷，荆州东部的夏口、武昌与西部的乐乡、西陵都督辖区都苦于缺少军队，无法相互提供支援。孙皓的中军主力驻扎在都城建业，和上游距离太远，又是逆水行船，难以及时赴救。当年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34]西晋伐吴之前，荆州主将杜预最担心的就是吴国可能把都城和中军与水师主力再次迁到武昌，从而增强长江中游的兵力[35]，如果这样做就会给晋朝军队的进攻带来严重困难。但是孙皓虑不及此，没有出现杜预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陆机《辨亡论》即言孙权建国之初人才济济，战将如林。“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36]而吴末自陆抗死后再无名帅，便无法运用智谋和胆略来以弱胜强。“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所以“邦家颠覆，宗庙为墟”[37]。李焘亦对此有深刻论述，认为险要的地势还需要智勇双全的将领才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攻守之事，非勇不能决，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谋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制之势。则争天下者，必借险于地，取谋于人，而后能大有所成就矣。”[38]孙权是明君，有识人、用人之度量，所以能够举贤任能，不乏将才。吴末孙皓昏虐，“有一陆抗，而羊祜、王濬睥睨不敢进。一日抗溘死，扬越之阻、长江之固自若也，而晋兵长驱如涉无人，因知争天下之术，地势虽强，以人为重。”[39]孙皓在位时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40]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培养和发掘出优秀的将领。晋师入侵时，张悌即云：“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41]试观孙皓委任的边镇将领，或为才干低劣的宗室，如乐乡都督孙歆，居然被敌人化装入营俘虏；京下督孙楷、夏口督孙秀则携带部曲投降晋朝。或为胆怯的文人，如临阵降敌之虞昺，“晋军来伐，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昺先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42]或虽有忠心却无御敌之智略，如陆晏、陆景等，就只能以死报国，而无法守境安邦了。

曹魏本来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灭蜀之后又得到进一步扩充。继承这份遗产的西晋与孙吴相比，拥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巨大优势，王濬与号称“武库”的杜预等将领多谋善战，因此取得平吴战争的胜利势在必然。值得强调的是，晋军制订的攻吴作战计划妥善周密，也是顺利打破吴国沿江重镇的重要原因。这一计划起初是老将羊祜生前提出的，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其要点如下：

首先，多路分兵，使孙吴顾此失彼，难以应对。羊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43]吴国在长江东西数千里的多处要害布防，兵力相当分散，而且驻军的数量有限，一旦遭到多路进攻就无法投入足够的支援部队，容易被强敌各个击破。晋武帝采纳了羊祜的这项建议，在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伐吴时兵分六路，“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44]以前曹魏南征，往往是兵分三路[45]，这次西晋增加为六路。顾祖禹对此评论曰：“晋之取吴也，用兵三十万，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用兵五十万，而所出之道八。”其缘故为：“盖吴与陈皆滨江设险，利在多其途以分其势。”[46]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选择峡口为主攻突破方向。“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47]攻破孙吴沿江防御体系之关键，是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进入长江，一来必须消灭吴国的舟师，以保证大兵安全渡江以占领敌境；二来能够阻断江南吴军对北岸各座要塞的救援，使它们陷入孤立状态。此前曹魏攻吴的历次战役中，曾经选择过主力部队行船入江的不同航道，但是效果都不理想。例如曹操“四越巢湖”，被孙权阻于濡须。曹丕舟师两次经中渎水到广陵，也受到水道淤浅和暴风、寒冰等自然条件的阻碍[48]。司马懿曾建议，派遣舟师由襄阳经汉水至沔口入江。“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孙）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49]虽然获得明帝的首肯，后来却未能实施，可能是由于沔口地段航道狭窄，容易被敌军堵塞夹击的原因[50]。西晋攻吴作战的水军主力集结在上游的益州，峡江河道较为宽阔，奔腾汹涌，大型船队顺流而下，势不可挡。沿岸吴国兵戍无法利用水战和放射箭、石来进行阻击，只能施以铁索拦江的权宜之计，被王濬轻易烧断，即顺利驶出三峡，得以发挥其船只高大与兵力众多的优势，“旌旗器甲，属天满江。”[51]在接连击败西陵和乐乡的孙吴水军之后，完全统治了江面。沿岸的要塞援助断绝，因而纷纷望风归顺。“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52]

再次，避开防守坚固的建平、东关和濡须等要塞。建平城垒位于巫峡北岸，由于依山临江，形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其守将吾彦，“身长八尺，手格猛兽，旅力绝群。”[53]他认为晋军只有在攻克建平之后，才会出峡伐吴。“建平不下，终不敢渡。”[54]但是王濬仅派遣少数兵力对其实施围困，大批人马乘船东下，迅速通过三峡而驶入荆江，因而节省了进军时间与兵员的伤亡。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及（晋）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吾）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55]建平城戍一直坚持到吴国灭亡后才弃守投降。此前曹魏征吴，使用次数最多的主攻方向是在濡须-东关一线。即舟师经淮河、肥水、施水入巢湖，再沿濡须水入江。因为濡须口距离吴国都城建业和经济重心太湖平原较近，由这条路线进攻能够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但是濡须水道狭窄，孙权在江畔“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56]，因此曹操屡攻不克。吴国后来又在其北之东关筑堤阻遏航行，傍山建造两城进行防守。“城在高峻，不可卒拔。”[57]所以魏师很难在这一地段实现突破，守军能够坚持到建业的援兵到来而解除围困。西晋在平吴之役中吸取了以往的失败教训，王浑率领的扬州晋军没有向东关、濡须直接发动进攻，而是绕过这一地段，占领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历阳（今安徽和县），进据横江渡口。这项计划的实施相当成功，晋军绕开东关和濡须等要塞，并未对其进行强攻，避免了兵员的巨大牺牲和受阻于坚城之下，因而较为顺利地抵达江滨。虽然在此处遇到了渡江来援的吴军主力，但由于地势平坦开阔，得以发挥晋军实力强劲的优势，所以获得了大胜。“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58]然后准备与王濬的舟师汇合，再渡江东进。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晋的作战计划里，最后对吴都建业发起的总攻是以扬州部队为主，前线统帅也是扬州都督王浑，王濬所率益州水军应该服从他的指挥。“初，诏书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59]但是王濬贪功抢先，诡称因风势强劲，船队无法靠岸停泊，拒绝与王浑会合，自己率领舟师前往建业，接受孙皓的归降。事后史家称王浑贻误战机，不敢独自渡江。说他“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濬之后”[60]。而依笔者之见，上述批评有失公允，因为晋军绕行攻取历阳的作战行动是利弊相参的，其有利之处在于使东关、濡须等要戍丧失了抵抗的作用，王浑的部队行进沿途没有受到关塞的阻碍。其弊端是这条路线为陆道，由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居巢区）经大小岘山而至江边，王浑的扬州水军无法随行，所以数万军队到达横江渡口后缺乏大量船只，必须等待王濬的舟师前来接应。当时扬州刺史周浚建议派遣部队先行渡江，遭到王浑的拒绝，其理由第一是有朝廷的命令，“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61]第二是需要王濬的船队接济，才能使大批人马过江。“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62]在船只短缺的情况下，如果只派遣少数部队率先渡江，与敌人背水交锋，会有可能被对岸的吴军消灭，这是比较冒险的策略。王浑按照朝廷指令行事，两路兵马汇合后即对敌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此乃万全之策，因而并无过失。至于王濬能够迫使孙皓投降，是因为他的部队水陆齐备，数量充足。“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63]换句话说，最后对建业的进攻，王濬可以不依赖王浑的扬州步骑，王浑却必须仰仗王濬的船只，否则就不能使麾下的大军迅速地渡江作战。

综上所述，孙吴的沿江要戍未能在抗击晋军的战斗里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吴国兵员短缺，君主昏聩，将帅平庸，所以无法抵抗敌人的强大进攻。而西晋作战计划的妥善完备与成功实施，起到了对吴国江防重镇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良好效果，促使平吴之役顺利获胜，重新实现了天下的统一。

[1]《三国志》卷27《魏书·王昶传》。

[2]孙权分别在建安十三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以及太和四年、青龙元年、二年进攻过合肥，其中建安二十四年攻合肥是佯动，为其偷袭荆州作掩护，事见《三国志》卷15《魏书·温恢传》。

[3]《三国志》卷17《魏书·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又曰：“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

[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十八年正月。

[5]《三国志》卷26《魏书·满宠传》。

[6]《晋书》卷37《宗室传·安平献王孚》：“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7]《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注引《汉晋春秋》。

[8]参见下条注文的内容。

[9]《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注引《魏略》：“及诸葛恪围城，（张）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10]《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11]《三国志》卷28《魏书·诸葛诞传》曰：“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硐，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

[12]《晋书》卷2《文帝纪》甘露二年：“八月，吴将朱异帅兵万余人，留辎重于都陆，轻兵至黎浆。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御之，异退。”

[13]《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

[14]《三国志》卷27《魏书·王昶传》。

[15]《晋书》卷34《羊祜传》。

[16]《晋书》卷34《羊祜传》。

[17]［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18]《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19]《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20]《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

[21]《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

[22]《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2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第2661页。

[2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44《蜀书·姜维传》引《通鉴辑览》，中华书局，1982年，第860页。

[25]《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6]《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

[27]《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

[28]《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29]《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30]《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记载，“（二月）乙丑，王濬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甲戌，克之，斩伍延。”

[31]《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32]《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

[33]《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

[34]《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孙奂》注引《江表传》。

[35]《晋书》卷34《杜预传》载其上疏曰：“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36]《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上篇。

[37]《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下篇。

[38]［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1《吴论》，《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第158页。

[39]［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1《吴论》，《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第158页。

[40]《晋书》卷57《吾彦传》。

[41]《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

[42]《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43]《晋书》卷34《羊祜传》。

[44]《晋书》卷3《武帝纪》。

[45]参见《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三月注引《魏书》载丙午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

[4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第868页。

[47]《晋书》卷34《羊祜传》。

[48]参见《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五年九月：“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帝还洛阳，谓济曰：‘事不可不晓。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池中，卿于后致之，略与吾俱至谯。’”

[49]《晋书》卷1《宣帝纪》。

[50]参见《三国志》卷55《吴书·董袭传》：“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

[51]《晋书》卷42《王濬传》。

[52]《晋书》卷42《王濬传》。

[53]《晋书》卷57《吾彦传》。

[54]《晋书》卷42《王濬传》。

[55]《晋书》卷57《吾彦传》。

[56]《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

[57]《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58]《晋书》卷61《周浚传》。

[59]《晋书》卷42《王濬传》。

[60]《晋书》卷42《王浑传》。

[61]《晋书》卷61《周浚传》。

[62]《晋书》卷61《周浚传》。

[63]《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四章 三国边防要镇的历史演变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四章　三国边防要镇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