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新任的司令官所能支配的，仅仅是他崇高的威望、出类拔萃的才能和一个司令部班子，而不是新锐的师。

——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

苏军指挥官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苏军高级将领们的成长经历都惊人地类似：出生于19世纪末期俄罗斯帝国的某个贫农或工人家庭，在白桦林或闹市的工坊中度过童年岁月。未及成年便加入军队，作为士兵或下层军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革命的浪潮中加入红军队伍，内战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和平时期接受各类指挥官培训并躲过了历次大清洗的浪潮，最后在卫国战争中脱颖而出。

红军总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Mikhaylovich Vasilevsky）1895年9月30日出生在俄罗斯的一个宗教家庭里。华西列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优异，21岁即被提升为步兵营长。1919年4月加入红军，1931年秋被调入苏联红军军训部，开始司令部机关工作。1935年被选派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深造，接受了系统化正规高级军事教育。毕业后，以上校军衔被任命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处长。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迅速恶化的战局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来适应新职位，在莫斯科战役中这名才华横溢的参谋开始在斯大林面前崭露头角，作为对其工作的肯定，1942年4月华西列夫斯基被晋升为上将，两个月后被任命为苏军总参谋长。

最高统帅部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将军

随着德军不断向顿河曲部推进，负责斯大林格勒防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正面不断被扩宽，至1942年8月初已达800公里，大本营随即决定将原有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新成立的东南方面军司令是叶廖缅科，赫鲁晓夫任政治委员，扎哈罗夫任参谋长，该方面军不久又改称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了协调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斯大林派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前往斯大林格勒前线。

在苏军指挥层中，最高统帅部代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监督最高统帅部命令的执行，维持着各方面军、集团军同大本营之间的联系，协调各集团军之间的行动。对于方面军司令员来说，最高统帅部代表即是大本营派来的监督者、联络者，也是协助者。虽然华西列夫斯基长期在参谋岗位上任职，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没有那些战地指挥官丰富，但是他具有清晰而冷静的头脑、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有效地整合手头的力量积极组织防御，同时也能够利用自己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份向斯大林争取必要的增援，在挫败德军解围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了，苏军总参谋部也由于缺少了这样一位干将而手忙脚乱了好一阵。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Еременк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列兵，后加入红军。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先后在高级骑兵学校、指挥人员进修班等进修，当然，还有列宁格勒骑兵高级指挥员训练班，叶廖缅科在这里结识了后来身居高位的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等同学。在卫国战争初期，叶廖缅科以其高昂的斗志深得斯大林信任，1941年8月，在基辅战役前夕，时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的叶廖缅科曾向最高统帅表示“在最近几天内将有绝对把握”粉碎古德里安的进攻，这种坚定的态度也博得了斯大林的高度评价——“这正是在复杂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人”。但是基辅战役和布良斯克战役都以失败告终，这不能不让斯大林有所警醒。战争初期的惨败也给了叶廖缅科沉痛深刻的教训，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他再次被起用为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在东南方面军一分为二后，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接手斯大林格勒的城防工作。客观来讲，他在斯大林格勒的表现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时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曾高度评价叶廖缅科：“他在组织部队抗击敌人时表现得坚定果敢。从设在察里津河岸上的坑道中的指挥所里，他巧妙地机动坦克和炮兵部队、航空兵和预备队。这些我曾多次报告给大本营。”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第6集团军行将覆灭的最后时刻，斯大林下令将包围圈上的6个集团军交给了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指挥。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南方面军，转向罗斯托夫推进，这就等于是剥夺了叶廖缅科胜利的荣誉，即使有老同学朱可夫为他说情也没用。得知这个“噩耗”后，叶廖缅科竟然伤心地哭了出来（有关情况将在后文详述）。斯大林称叶廖缅科为“守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认识是十分准确的，南方面军没能夺取罗斯托夫，反而让克莱斯特的A集团军群从这个狭窄的走廊全身而退，更为讽刺的是，顶替他的马利诺夫斯基几乎是立刻就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突破。

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

叶廖缅科脾气暴躁，热衷于对部下进行“拳脚教育”，其下属不止一次向斯大林举报他粗暴无礼的恶行，不过，至少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委员尼基塔·赫鲁晓夫看来，这种恶行无疑就是斯大林授意的——“扎哈罗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参谋长）和叶廖缅科都遵循斯大林的‘指示’，爱用拳头揍别人的鼻子”。叶廖缅科战后笔耕不辍，著有《骑兵第1集团军作战札记》、《在西方向上》、《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伪造者》、《斯大林格勒》、《战争初期》、《惩罚的年代（1943-1945）》、《莫忘这场战争》等书。

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

1898年11月23日，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出生于黑海沿岸城市敖德萨，犹太人和私生子的身份让他注定要比同龄人经历更多的磨难。母亲改嫁后，13岁的马利诺夫斯基被放逐到社会上自生自灭。在经历了两年佃农和跑腿店员的艰辛生活后，年仅15岁的他在逃难途中被强征入军队，在接受军事训练后被派往前线同德军作战。1915年，因坚守岗位并击退来袭德军，马利诺夫斯基获颁四级圣乔治十字勋章，不久之后中弹负重伤，在医院躺了几个月才康复。1916年，马利诺夫斯基作为苏罗斯参战远征军的一员被派往法国，在布里昂港（Brion）附近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左臂负伤后几乎落下伤残。十月革命爆发后，法国不得已遣返俄军回国，少数优秀的俄国军人被挽留在“法国外籍兵团”助战，马利诺夫斯基因此在法国迎来了战争的结束。战后，马利诺夫斯基从海参崴返回俄国，穿过高尔察克控制的西伯利亚，加入了红军队伍。1926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次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马利诺夫斯基再次以志愿军身份到西班牙为西班牙政府助战，两年后回国，获颁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尽管在苏德战争初期就以优异的军事才能和不菲的战绩获得迅速提升，但是由于一战时期与法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内战时期穿越白军控制区的经历以及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中罗斯托夫失守等“污点”，这位将才一度被斯大林冷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马利诺夫斯基率领仓促成军的第66集团军开赴斯大林格勒东北部，在他有力的指挥下，该集团军成功阻止了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合围。在此基础上，马利诺夫斯基进一步派兵深入城内支援友军。“天王星”行动后，第66集团军也自然地成为了包围圈的一部分。“冬季风暴”行动无疑是马利诺夫斯基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战役中，他带领精锐的近卫第2集团军挽救了危局。作为嘉奖，斯大林立即将其晋升为上将，并给了他应得的荣誉——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不久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就接替了失意的叶廖缅科，接任南方面军（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并且在接下来发生在乌克兰的一连串战役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战果。1945年起马利诺夫斯基出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战后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著有《警惕地保卫和平》、《胜利的伟大意义》和《俄国士兵》。

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 Семенович Бирюзов）1904年生于梁赞州斯科平市，7岁的时候成了孤儿，13岁时就开始独立劳动生活，当过农业工人和伐木工人。1922年志愿参加苏军，负责列宁办公室的警卫，先后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学校（1926）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7）学习。1937年，比留佐夫被任命为哈尔科夫军区步兵师参谋长，1939年任步兵第132师师长。卫国战争初期，比留佐夫率领步兵第132师在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下作战，并指挥该师成功突围。1942年5月比留佐夫任布良斯克方面军第48集团军参谋长，同年12月被任命为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4月，比留佐夫升任南方面军（10月起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参谋长，辅佐乌克兰战线的另一支柱——托尔布欣。

1944年10月，比留佐夫在贝尔格莱德战役胜利结束后升任第37集团军司令员。战后他飞黄腾达，历任滨海军区司令、中部军队集群总司令、国土防空军第一副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战略火箭军总司令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要职，在组建和发展国土防空军与战略火箭军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1964年10月19日死于空难。比留佐夫是一个要求严格、有时甚至过于严厉的人，他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也不喜欢坐在屋子里，而是将更多时间花在部队中。无论如何，他在选拔和组织所领导的参谋人员方面成绩斐然，在参谋工作中总能作出表率。

近卫第2集团军参谋长比留佐夫

第51集团军司令员伊万诺维奇·特鲁法诺夫少将

伊万诺维奇·特鲁法诺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Труфанов）出生于1900年5月15日，1939年至1941年任第4步兵师参谋长，随后曾短暂代理第23步兵军军长，战争爆发时任第28机械化军参谋长，1941年7月25日至1942年4月任第47军参谋长，同年5月30日晋升为少将。1942年7月特鲁法诺夫接手第51集团军并晋升为中将，在苏军短暂夺回哈尔科夫期间曾担任该城城防部队司令员，战争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指挥第69集团军。在战后的5年多时间里，特鲁法诺夫曾先后担任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州军管区的指挥官，而后被调往远东军区任职达6年之久，1955年8月8日晋升为上将。1957—1960年在中国担任首席军事顾问，回国后退役，1982年2月去世。

第51集团军司令员特鲁法诺夫机械化第4军军长沃利斯基

第4机械化军军长瓦西里·沃利斯基坦克兵少将

瓦西里·沃利斯基（Васил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Вольский），1897年3月10日出生于俄罗斯图拉省（Tula），1939—1941年任苏联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院长，后任机械化第4军军长。沃利斯基并不看好“天王星”行动，就在反攻即将开始之际，他突然寄信给斯大林，信中写道，鉴于进攻开始前敌我兵力兵器的对比情况，拟议中的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他认为，必将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因此，作为一个忠实的党员，并代表参加这次进攻的其他负责干部，他请求国防委员会立即仔细审查这一战役决定是否现实，请求推迟或者完全取消这次战役。这封信首先影响到了时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11月18日，进攻开始的前一天，他被召到国防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斯大林几乎立即就接见了他，话题当然离不开沃利斯基的这封信。华西列夫斯基在倍感惊讶的同时，表示“不论取消已准备就绪的这次战役，还是变更发动战役的时间，我认为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

斯大林的反应耐人寻味，他当面接通了沃利斯基的电话，并与他进行了简短的、“并不是很严厉的”谈话，后者于是收回了自己的信件。放下电话后，斯大林一方面宽慰华西列夫斯基不要重视这封信，一方面又要求他将写信的人留在军队里，因为“他刚刚还提出过坚决完成交给这个军的任务的保证”。至于他是否继续担任军长的问题，则视其表现而定，对于这个军在今后几天的表现，斯大林要求华西列夫斯基提交专门报告。

对于斯大林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安东尼·比弗评论道：“一个不容排除的可能性是，这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这样一旦‘天王星’行动计划失败，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处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了。”而艾伯特·西顿甚至暗示这封信可能并非出自沃利斯基之手。诚然，这些推测都不无道理，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偏见。事实上，诚如斯大林的老战友、后来担任驻独立滨海集团军大本营代表的伏罗希洛夫所言：“过去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大概战争教会了他许多东西。看来他已经懂得，他也可能犯错误，他的决定也并不总是最好的，别人的知识和经验也是有益的。年岁对斯大林也有影响，战前他年轻些，也更自信些……”[2]这可能促使斯大林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声音，当然，他也十分了解沃利斯基的上级，以粗暴对待下属而闻名的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事实上，当机械化第4军面对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反击而迟疑不决时，叶廖缅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虽然沃利斯基的这次直言进谏给总参谋部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华西列夫斯基却也并没有难为他：“我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战役的顺利进展，也汇报了沃利斯基的机械化第4军的卓越行动。这个军在战役的头一天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击溃了敌人的抵抗，向前推进了20公里。”加之该军在上库姆斯基的出色表现，沃利斯基的晋升之路还算顺利，1944年晋升为中将，同年8月接替罗特米斯特洛夫担任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员，同年10月26日晋升为坦克兵上将。1945年3月，沃利斯基因肺结核入院治疗，次年2月22日病逝于莫斯科。

坦克第13军（机械化第13军）军长特罗菲姆·伊万诺维奇·塔纳希申坦克兵少将

特罗菲姆·伊万诺维奇·塔纳希申（Трофим Иванович Танасчишин）出生于1903年1月31日，1941年3月至1941年8月任坦克第60团团长，1941年8月至1941年12月30日任摩托化第36团团长，1941年12月任坦克第36旅旅长并晋升为坦克兵少将，同年7月15日出任坦克第13军军长，1943年1月9日任近卫机械化第4军军长，同年8月30日晋升为坦克兵中将，1944年3月31日阵亡。

坦克第13军军长塔纳希申少将

骑兵第4军军长沙普金中将步兵第91师师长加里宁少将

骑兵第4军军长提莫菲尔·提莫芬维奇·沙普金中将

提莫菲尔·提莫芬维奇·沙普金（Тимофе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Шапкин）出生于1885年2月21日，三年内战时期曾指挥骑兵第82团、骑兵第20旅、骑兵第14师和第2师。苏联时期曾任山地骑兵第7、第3和第20师师长，1941年1月17日出任骑兵第4军军长，1943年3月22日病逝。

步兵第91师师长尼古拉·瓦西列维奇·加里宁少将

尼古拉·瓦西列维奇·加里宁（Nikolay Vasilevich Kalinin）出生于1897年，战前曾任第59骑兵团团长，1939年8月14日出任骑兵第16师代理师长，1940年任步兵第131师师长，战争爆发后曾短暂指挥步兵第31军，1942年任骑兵第6军副军长，随后因病入院。病愈后，加里宁于1942年7月22日接手步兵第91师，1943年7月4日负伤，1944年6月20日至战争结束指挥步兵第159师，1970年3月逝世。

步兵第302师师长叶菲姆·费多谢耶维奇·马卡尔丘克上校

叶菲姆·费多谢耶维奇·马卡尔丘克早在内战时期就参加了苏联红军，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8月份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战斗中，第51集团军补给线上的济莫夫尼基（Zimovniki）受到德军威胁，为了掩护步兵第302师和第91师后撤至科捷利尼科沃一线，马卡尔丘克临危受命，率领一支分队固守该城达6天之久。据称，他的部队缴获的武器装备编成了1个炮兵营和2个迫击炮营，还实现了摩托化，随后在阻击第16摩托化步兵师的战斗中还俘虏过该师师长的副官。8月下旬，马卡尔丘克上校的分队深入德军战线10—15公里，四处制造混乱，最后德军不得不出动罗马尼亚第4师来对付他。马卡尔丘克由于表现出色，在“天王星”行动结束后即被授予红旗勋章，并接替患病的祖博科夫将军担任步兵第302师师长。

步兵第1378团团长、“苏联英雄”荣誉称号获得者米哈伊尔·S·季阿萨米泽上校

米哈伊尔·S·季阿萨米泽（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Диасамидзе），1912年出生于格鲁吉亚，1929年加入红军，1933年从巴库军事步兵学校毕业，193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2年12月，因为坚守上库姆斯基以南的阵地长达6天，季阿萨米泽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战争结束后继续在军队服役。1952年季阿萨米泽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担任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委员；1962年退役后居住在库尔斯克，1992年6月3日去世，库尔斯克市的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步兵第1378团团长季阿萨米泽上校

竖立于伏尔加格勒的季阿萨米泽纪念碑

季阿萨米泽在库尔斯克市的高尔基大街故居上的铭牌

独立坦克第55团团长、“苏联英雄”荣誉称号获得者哈兹·阿斯拉诺夫中校

哈兹·阿斯拉诺夫（Hazi Aslanov），1910年出生于阿塞拜疆，1931年从列宁格勒骑兵学校毕业后在第3比萨拉比亚骑兵师第15骑兵团任排长，而后又在第12坦克装甲车师（Tank-Automotive Division）完成了装甲兵进修课程，1933年6月开始指挥第2步兵师独立坦克连的一个排并晋升为中尉。阿斯拉诺夫在苏芬战争中随机械化第4军参加了突破曼纳海姆防线的战斗。卫国战争初期，他先后在基辅、罗姆尼、波哥杜可夫和哈尔科夫等地作战。这些战斗结束后，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坦克兵指挥官之一，阿斯拉诺夫被送到后方，率独立坦克第55旅在“斯大林”攻势中进入刻赤半岛，后在曼施泰因发动的猛烈反击中大部被歼，少量幸存者撤入了塔曼半岛。同年7月，坦克旅第55旅作为坦克第28军的一部分在斯大林格勒重建，随后在卡拉奇附近再次投入战斗。激战中坦克第28军很快便名存实亡，残余部分被并入新组建的机械化第4军，在坦克第55旅残部的基础上组建了独立坦克第55团，阿斯拉诺夫任团长。在“天王星”行动中，独立坦克第55团和季阿萨米泽上校的1378团互相配合，数小时内便击毁4辆坦克、5门迫击炮、10门轻/重型加农炮、10门反坦克炮、18个地堡，击毙数百名罗军，俘虏700名罗马尼亚官兵。

12月，为了阻击曼施泰因的解围部队，阿斯拉诺夫的团前往上库姆斯基，在至少6天的时间里该村反复易手。阿斯拉诺夫的座车于12月19日被击毁，军中一度传言说他在率部突围的过程中已经阵亡，不过事实上阿斯拉诺夫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在机枪连中继续参加战斗，并随该部于12月19日夜间成功突围。叶廖缅科回忆道：“各部队战斗都异常英勇，尤其是1378团和独立坦克第55团。”作为对其英勇作战的肯定，苏维埃主席团在12月22日作出决定，授予阿斯拉诺夫“苏联英雄”的称号，随后任命其为近卫坦克第35旅旅长。乌克兰战役结束后阿斯拉诺夫晋升为少将。1944年，阿斯拉诺夫因在白俄罗斯战役中的杰出表现而获得二级苏沃洛夫勋章，近卫坦克第35旅也获得“希奥利埃”（Siauliai）旅的荣誉称号。1945年1月24日，阿斯拉诺夫在拉脱维亚的普列库莱（Priekule）进行侦察时负重伤，5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年仅35岁。

轴心国指挥官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泰因（Fritz Erich von Manstein），1887年11月24日出生于德国柏林，被公认为二战德国陆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生父是冯·莱温斯基，官拜普鲁士炮兵上将，祖父在普法战争中任第2军团第9军军长。作为普鲁士军事传统的集大成者，曼施泰因的履历相当完整，18岁便进入军队服役，以中尉军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比利时、东普鲁士和波兰南部战斗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包括总参谋部作训处处长和副总参谋长在内的各种参谋职务，1938—1944年间历任第18步兵师师长、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第38军军长、第56摩托化军军长、第11集团军指挥官、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和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是以参谋的身份参加波兰战役的，之后由于提出了那个日后令其声名大噪的“曼施泰因”计划而被发配到一个步兵军，直至法国战役后期才参与了追击残敌的行动。

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元帅

曼施泰因真正在指挥官这个舞台上崭露头角是从苏德战争开始的，尽管兵力相对较弱的北方集团军群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未能围歼任何苏军重兵集团，但他指挥下的第56摩托化军表现依然可圈可点。开战100小时后，该军就攻克了坐落于边境线300公里后的迪纳堡，不到一个月就饮马伊尔门湖畔。在南下接任第11集团军指挥官后，曼施泰因着手攻占克里木半岛，在历时半年的战斗之后最终征服了赛瓦施蒂弗波尔要赛，全歼了克里木方面军，并借此战功加封元帅。在罗马尼亚休养一段时间后，这位志得意满的战场新星和他的集团军北上夺取列宁格勒，然而苏军捷足先登的反击却打乱了他的计划，尽管他在拉多加湖反击战中再次取得辉煌胜利，但是列宁格勒却变得更加遥远了。在这座城下，曼施泰因还失去了当时正在第18步兵师第51装甲掷弹兵团服役的长子埃罗·冯·曼施泰因。战争没有给他更多时间来哀悼自己的儿子，在遥远的南方，那座以苏联最高领导人命名的城市正在颤栗，这座城市将会把他的名字和另外一位元帅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赫尔曼·霍特

1885年4月12日，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出生于勃兰登堡的一个军医家庭里，1904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军校学习，战争爆发后以上尉军衔担任首席参谋。志愿上前线后，他先后担任连长和营长，甚至还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过一段时间，战争结束时已经官拜师参谋长。大战结束之后，表现杰出的霍特毫不意外地留在了魏玛国防军中。纳粹上台后，他凭借出色的表现，从少将一路晋升为上将。1939年9月，霍特指挥第15摩托化军参加了波兰战役，凭借此役中的杰出表现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在法国战役中，该军势如破竹，突破缪斯河防线。在“巴巴罗萨”行动中，他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后更名为第3装甲集团军）参加了明斯克和基辅两次歼灭战，将苏联西部边境的重兵集团扫荡一空。

从1942年6月1日开始，直至1942年9月中旬，霍特指挥第4装甲集团军跨越了半个乌克兰，从哈尔科夫推进至高加索地域。随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受挫，霍特奉命北上驰援保卢斯，第4装甲集团军途经科捷利尼科沃，直指斯大林格勒城区，但是这一攻势伴随着德军巨大的伤亡和苏军日益猛烈的抵抗而陷入了停顿。最终，实力已大为衰退的第4装甲集团军非但未能协助第6集团军攻克斯大林格勒，其部分单位还在苏军的反击中被苏军一并装进了口袋。

第57装甲军军长弗雷德里希·基希纳

弗雷德里希·基希纳（Friedrich Kirchner），1885年3月26日出生于莱比锡，1906年2月进入“约翰·格奥尔格国王”步兵团（皇家萨克森第8团）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西线和东线的多支部队里服役，战争结束时已经成为营指挥官。战后基希纳加入骑兵部队，先后在多支骑兵部队任职。1934年晋升为上校，1938年晋升为少将，带领第1摩托化步兵旅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年末，基希纳接任第1装甲师师长一职，在法国战役开始前被授予中将军衔，1940年5月获得骑士十字勋章。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负伤退出战斗，同年11月15日回到前线接管了第57装甲军，直到战争结束时仍执掌着这支军队。

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赫尔曼·霍特上将第57装甲军军长弗雷德里希·基希纳

1942年2月1日，基希纳晋升为装甲兵将军。在同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中，第57装甲军作为A集团军群的一部分，从乌克兰推进至库班。顿河曲部的形势急剧恶化后，该军在第一时间北上驰援斯大林格勒，但受地形和气候所累，迟至12月10日前后才陆续抵达目的地。该军辖有第23装甲师、第651战斗工兵营和战斗工兵教导营，很快第6装甲师和第17装甲师也将划入其中。基希纳是德军最杰出的装甲指挥官之一，除1944年2月和1945年1月先后获得橡叶饰和双剑饰外，还两次获得国防军公报提名，但是在晋升为装甲军指挥官后未能再进一步，这部分是因为他行事低调，部分是因为这一位置已经充分发掘了其潜力。战争结束后基希纳被美军拘押，1947年被释放。1960年4月6日基希纳去世于德国的福尔达（Fulda）。

第6装甲师师长埃哈德·劳斯

埃哈德·劳斯（Ehard Raus）1989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沃尔夫拉米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1支摩托化轻步兵营。大战结束后，他常年在不同的参谋岗位上任职。德奥合并后，劳斯进入国防军服役，波兰战役爆发时驻扎在西线。1940年6月法国战役接近尾声时，劳斯接任243步兵团团长一职，随后调入第6装甲师，指挥第4摩托化步兵团，1941年5月升任第6摩托化步兵旅旅长。1942年4月29日，劳斯被正式任命为该师的第四任师长。在“巴巴罗萨”行动中，劳斯先后获得二级、一级铁十字勋章，同年10月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结束后加挂了橡叶饰。劳斯历任第11步兵军、第47装甲军军长和第1、3、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1945年3月由于意见与希特勒相左而被解职。

身为前奥地利军官，最后跻身装甲指挥官之列，这在德军中是极为罕见的。在装甲部队的中高级军官中，奥地利军官只有11人，所占比例仅为4.1%，劳斯的最终军衔为大将，而整个国防军中做到中将的前奥地利军官也仅有3人，另外两人是亚历山大·罗尔（Alexander Rolle）和洛塔尔·伦杜利克（Lothar Rendulic）。尽管奥地利没有普鲁士那样优良的军事传统，但劳斯的表现并不输给那些出身传统普鲁士军官家庭的同行，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其堪与巴尔克相比肩的晋升速度上，他的上级、同僚乃至对手也对其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古德里安称其“在漫长的战争中一直表现卓越……是德军最好的装甲兵将军之一”。战后，部分德军指挥官参加了李德·哈特组织的战史研究项目，其中劳斯的报告被认为是最具见地的。劳斯语言天赋秉异，不仅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捷克斯洛伐克语也说得非常好，还会一点法语。

第6装甲师师长劳斯少将。“冬季风暴”行动结束后劳斯暂时离开了装甲部队，接手了刚刚重建的第11军

照片中左起第三人为埃哈德·劳斯，摄于1941年夏季

第23装甲师师长汉斯·福尔曼·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

汉斯·福尔曼·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Hans Freiherr von Boineburg-Lengsfeld），1889年6月9日出生于德国中部城市埃森纳赫，1910年10月参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多支骑兵部队中服役，曾五次负伤。战后在多支步兵、骑兵和山地部队任职，战前在陆军总司令部作训处任职时曾与曼施泰因共事，两人私交甚好。1940年6月至10月博伊内堡曾指挥第4装甲师参加法国战役，同年7月从曼施泰因手中接过了骑士十字勋章。博伊内堡从1941年9月第23装甲师建立时起就出任该师师长一职，指挥该师从哈尔科夫直入高加索，顿河流域的战局急转直下后又奉命挥师北上，驰援第4装甲集团军。不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落下的旧伤复发，博伊内堡交出了指挥权，1943年4月恢复健康后调至法国，接手巴黎地区的守卫部队，此后再未返回东线。

在隆美尔的影响下，博伊内堡也卷入了密谋组织的活动。7月初，他曾从参谋长冯·翁格尔那里获悉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即将展开。“7·20”事件当天，巴黎地区的德军迅速解除了1200多名党卫队和秘密警察部队士兵的武装。不过随着形势被扭转，博伊内堡也不得不转变态度，同羁押中的党卫队领袖奥伯格（Oberg）达成了谅解，这才算逃过一劫。而同样在巴黎起事的冯·霍法克、施蒂尔普纳格尔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1945年5月8日，博伊内堡被俘，次年5月底即被释放，1980年11月20日逝于费尔斯堡-阿尔滕堡。

青年时代的汉斯·福尔曼·冯·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

第23装甲师师长博伊内堡-伦斯菲尔德中将

第17装甲师师长弗莱德林·冯·森格尔·埃特林

弗莱德林·冯·森格尔·埃特林（Fridolin Rudolf Theodor Ritter und Edler von Senger und Etterlin），1891年9月4日出生于怀德胡特的一个罗马天主教贵族家庭里，1910年作为志愿兵加入军队，随后获得罗德奖学金[3]，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大战爆发后埃特林长期为预备役，1917年方才参战，并于战后留在了魏玛国防军。埃特林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纳粹的统治非常反感，同时还是古德里安的众多反对者之一，这些都给他的军事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他未能参加波兰战役，在法国战役中则指挥一个第2骑兵团担纲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摩托化旅，并于停战后担任法意停战委员会德国代表。

第17装甲师师长埃特林将军

1942年10月10日，在短暂担任骑兵总监的职位后，埃特林接手了位于苏联南部的第17装甲师，在“堡垒”行动前夕（1943年6月）被调到西西里，8月又被调到萨丁和科西嘉，负责指挥当地德军的撤退行动。1943年10月23日，埃特林接手第14装甲军，直至战争结束。在蒙特卡西诺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令盟军在5个月里寸步难行，但是由于其反纳粹立场，战后埃特林坐牢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即被释放。20世纪60年代，埃特林出版了回忆录《欧洲的战争》（Krieg in Europa），英文译本名为《无望无惧》（Neither Fear nor Hope）。埃特林还参加过BBC广播关于卡西诺山战役的访谈和其他一些广播节目，1963年1月4日在弗赖堡（Freiburg）去世。他的儿子费迪南德·埃特林战时曾在第24装甲师的侦察营服役，战后参加联邦德国国防军，1984年以中欧联合部队总指挥官的身份退休。

第11装甲团团长瓦尔特·冯·许纳斯多夫

瓦尔特·冯·许纳斯多夫（Walther von Hünersdorff），1898年出生于埃及开罗，1915年参军，战后成为十万魏玛国防军中的一员，战争爆发时是253步兵师的首席参谋，之后历任第15摩托化军和第3装甲集群参谋长，是霍特将军的老部下。1942年7月1日晋升为上校并接手第11装甲团，同年11月随第6装甲师开赴顿河前线。在解围行动中，该师组建了以第11装甲团为核心的许纳斯多夫战斗群，并以该战斗群为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推进。

第11装甲团团长冯·许纳斯多夫上校

行动之初，德军轻松突破了阿克塞河一线，但随即在上库姆斯基与强大的苏军坦克集团相遇，在持续数日的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负，战事进入胶着状态。12月19日夜间，许纳斯多夫亲率战斗群强行军向瓦西里耶夫斯基方向突破，这一冒险行动大获成功，德军遂于梅什科瓦河北岸建立桥头堡，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双方再次围绕该桥头堡展开激战。德军在补给匮乏的条件下坚守多日，在得到必要的增援后，更试图进一步扩展桥头堡，但是没有成功。12月22日，在“冬季风暴”行动即将结束时，许纳斯多夫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许纳斯多夫接任第6装甲师师长。库尔茨克战役中，他和一干参谋在前线遭到己方轰炸机的误击，受伤的参谋都被送往了野战医院，许纳斯多夫负伤不下火线，没过多久就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头部，虽然钢盔挡住了子弹，但是飞溅的碎片击碎了他的头骨，最终于7月17日不治身亡，德军为其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和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泰因均有出席。

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马丁·乌尔莱茵

马丁·乌尔莱茵（Martin Unrein），1901年1月1日出生于德国魏玛，1918年3月18日加入陆军，服役于第71步兵团，同年9月在战斗中负伤被俘。1920年被释放后加入了魏玛国防军第21步兵团，随后又被调入第2骑兵团，其后职务又经过多次变动。入侵波兰期间，乌尔莱茵在第11军参谋部任职，1940年初又调任第268步兵师第268侦察营营长，同年9月调入OKW轮值。1941年9月15日进入第6装甲师，任第6摩托化营营长，在惨烈的莫斯科战役中该营几乎全军覆没，为此乌尔莱茵还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不过法庭驳回一切指控并为其恢复了名誉。1942年2月28日，乌尔莱茵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同年4月1日接手第4摩托化步兵团并晋升为上校，在许纳斯多夫阵亡于库尔茨克后短暂代理过师长一职。1943年11月5日乌尔莱茵出任第14装甲师师长，同年9月10日因在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中有功而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次年6月26日加挂橡叶饰。1944年9月，乌尔莱茵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而去职，1945年2月11日至3月5日期间还曾接手武装党卫军第3装甲军，同年4月4日任克劳赛维茨装甲师师长。

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马丁·乌尔莱茵中校

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赫尔穆特·佐伦科夫

赫尔穆特·佐伦科夫（Helmut Zollenkopf） 1896年5月19日出生于希尔德斯海姆。1914年8月参军，1920年3月退役，1934年7月重新加入第16步兵团，二战爆发时为少校营长，此后陆续参加了波兰、法国和苏德战争，1942年2月升任第114步兵团（后改编为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同年4月1日晋升上校。库尔斯克战役后他一度离开前线在后方任教，1945年1月25日至2月12日短暂指挥过第21装甲师，之后又于3月调入第9装甲师任师长，直至1945年4月26日被俘。

第114装甲值弹兵团团长赫尔穆特·佐伦科夫中校第39装甲团团长奥托·布辛上校

第39装甲团团长奥托·布辛

奥托·布辛（Otto Buesing），1896年8月22日出生于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基尔，1915年1月27日进入第二帝国军队服役，曾长期服役于骑兵部队，1938年作为师部副官被调入第5轻装师，1939年底又被任命为第8侦察营营长，投入一线作战。1940年10月离开部队接受装甲兵培训，次年1月15日正式升任第39装甲团团长，不过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辛都没能到任，而是被调到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部任副官，直至1942年2月1日再次接管第39装甲团，同年11月21日荣获骑士十字勋章。

在“冬季风暴”行动中，他的团虽然实力衰微且姗姗来迟，但是在投入战斗后立即改变了战场态势，有力地支援了第6装甲师夺取上库姆斯基的作战。1943年1月5日布辛从火线上被紧急调离，出任第26装甲师第26装甲团团长，1943年10月10日前往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就任大德意志装甲团团长。1944年2月布辛升任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师长，3月8日阵亡，由于任期极短，他可能是这个闻名遐迩的王牌师的历任指挥官中最不知名的一个。

第11装甲团2营营长弗朗茨·贝克少校

弗朗茨·贝克（Franz Bake），1898年2月25日出生于辛塔尔（Sinntal）。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和千千万万军官一样，在大裁军的浪潮中离开了军队，之后重返学校学习牙外科，1923年顺利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也正是这段特别的经历让他在日后获得了“装甲牙医”的绰号。1939年他返回军队后在第6装甲师第65反坦克营任排长，1940年1月晋升为连长。1941年5月1日，贝克上尉升任第6装甲师第11团参谋长，1941年8月1日晋升为少校。

第11装甲团2营营长弗里茨·贝克少校第11装甲团6连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

1942年7月1日，贝克正式成为第11装甲团2营营长，1943年11月接手第11装甲团。在次年2月的切尔卡瑟战役中，贝克指挥以他名字命名的重装甲团再一次参加解围攻势，宣称击毁苏军坦克267辆。被调到西线后，贝克指挥第106装甲旅。1945年1月，贝克正式由预备役军人转入职业军官，在接受了师指挥官的培训后接任重建的第13装甲师（原部队已经在布达佩斯战役中被歼灭）师长，5月8日被俘，1947年初被释放，1978年在哈根死于交通事故。

第11装甲团2营6连连长霍斯特·沙伊贝特中尉

霍斯特·沙伊贝特（Horst Scheibert）出生于1918年9月29日，战争爆发前曾在第3装甲师第5装甲团服役，后调至第11装甲团，该团在波兰战役中配属给第1轻装师也就是后来的第6装甲师作战。沙伊贝特随该部队参加了西线战役、列宁格勒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并从排长晋升为连长。他也是第11装甲团唯一一名从“冬季风暴”行动中幸存下来的连长，1943年2月9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在战争后期晋升为营长。战后沙伊贝特加入德国国防军，1970—1977年出任第13装甲掷弹旅旅长，以准将军衔退役，2010年3月8日去世。沙伊贝特战后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有关德军装甲部队的书籍，本书多处引用了他的个人回忆。

第4航空队指挥官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元帅

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95年10月10日出生于西里西亚，其堂兄就是著名的“红男爵”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1913年春里希特霍芬加入皇家普鲁士陆军骑兵部队，1917年开始接受飞行训练，1918年4月加入堂兄指挥的第1战斗机联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击落8架敌机。战争结束后里希特霍芬留在了魏玛共和国骑兵部队，1920年2月29日退役后进入汉诺威工程大学就读，1923年毕业后再次返回陆军，1925年秘密加入德国陆军飞行部队（德国空军的前身），1933年正式脱离骑兵部队，在空军参谋部负责飞机设计和试飞。

第4航空队指挥官沃尔夫拉姆·冯·里希特霍芬

1937年，里希特霍芬前往西班牙担任秃鹰军团参谋长，1938年起担任秃鹰军团指挥官。波兰战役中里希特霍芬指挥特别航空指挥部（Fliegerführer z.b.V.），1939年11月10日特别航空指挥部更名为第8航空军，苏德战争中该军负责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在残酷的战斗中损失惨重。返回国内休整后，第8航空军被分配至东线战场南部，与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相互配合，顺利完成了夺取克里米亚半岛的任务。1942年7月，里希特霍芬升任第4航空队司令，1943年2月16日晋升为元帅，1943年6月调任位于意大利的第2航空队。1944年10月27日，里希特霍芬因患脑癌退入后备役，1945年7月12日在奥地利巴德伊舍因病去世。

第8航空军指挥官马丁·菲比希

马丁·菲比希（Martin Fiebig），1891年5月7日出生在上西里西亚，1910年3月3日加入德国陆军第18步兵团，1915年接受飞行训练后在第3轰炸机联队任中队长。1918年6月20日晋升上尉，数周后被任命为第9轰炸机联队长，一战结束后于1919年2月退役。1926年至1934年间，菲比希在汉莎航空公司担任飞行教官。1934年5月1日菲比希加入成立不久的德国空军并获得少校军衔，担任格赖夫斯瓦尔德空军基地指挥官，1938年6月1日晋升上校，1938年7月至1940年5月间担任第253轰炸机联队（1939年5月1日更名为第4轰炸机联队）指挥官。他的联队在波兰战役和挪威战役中均表现优异，他本人也在1940年5月8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西欧战役首日，菲比希就在荷兰上空被击落成为俘虏，5月16日获释后他开始在多个航空军指挥部从事指挥工作。1941年4月12日，菲比希担任东线中部地区刚成立的第1航空师的师长，1942年7月1日接手里希特霍芬留下的第8航空军。

第6集团军被包围后，菲比希指挥第8航空军负责为包围圈内的德军提供空中补给，1942年12月23日获得橡叶饰。虽然空运行动最终失败，他还是因付出的巨大努力而在1943年3月1日被提升为航空兵上将。1943年5月22日菲比希被任命为第10航空军指挥官，同时兼管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德国空军东南指挥部（Lufwafenkommando Südost）。1944年9月1日，菲比希进入德国空军后备指挥部（Führerreserve OKL），1945年2月1日担任第2航空军指挥官。1945年4月12日，第2航空军被改组为德国空军东北指挥部（Luftwaffenkommando Nordost），菲比希在这里等到了战争的结束。德国投降后他被英军俘虏，1946年2月6日被移交给南斯拉夫，在那里以战争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10月24日在贝尔格莱德执行绞刑。

第8航空军指挥官马丁·菲比希

第4航空军指挥官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

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Kurt Pflugbeil） 1890年5月9日出生于柯尼希施泰因，1910年4月1日加入德国皇家撒克逊军第134步兵团，以排长身份随该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普夫卢格拜尔申请转入空军，随后接受战斗机飞行员和观测员训练。1918年4月23日，普夫卢格拜尔在一次空战中被击落负伤，以中尉军衔迎来一战的结束。战后他在陆军继续服役，直到1928年3月31日“退役”（实际上是被秘密派往苏联、瑞典和意大利等国接受各种飞行员课程学习）。1931年4月1日普夫卢格拜尔以上尉军衔重返陆军，1933年6月30日再次退役，随即加入尚未公开露面的德国空军。二战爆发前其先后在航校、教导部队和多个军区指挥部任职，开战时军衔已至少将。1940年8月20日出任第4航空军军长。

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普夫卢格拜尔指挥的第4航空军在南部战场表现优异，普夫卢格拜尔本人也在1941年10月5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1942年2月1日，普夫卢格拜尔晋升航空兵上将，之后第4航空军又作为东线南部德国空军的主力参加了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高加索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等重要战役，表现不俗。1943年8月24日普夫卢格拜尔担任第1航空队指挥官，指挥了一系列成功的防御作战，因此在1944年8月27日获得橡叶饰。1945年4月17日，损失惨重的第1航空队被降级为德国空军库尔兰指挥部（Luftwaffenkommando Kurland），普夫卢格拜尔随库尔兰集团军群战斗到最后一刻。1945年5月8日普夫卢格拜尔被苏军俘虏，1950年6月8日在莫斯科被判处25年劳役。由于严重的疾病，他在1954年1月4日被释放，1955年5月31日在德国哥廷根去世。

第9高射炮师师长沃尔夫冈·皮克特

沃尔夫冈·皮克特（Wolfgang Pickert），1897年2月3日出生于波森，以炮兵军官身份参加一战并荣获二级、一级铁十字勋章，战后加入魏玛国防军，1932年10月前往南高加索参加了为期6周的红军军事演习，并在当年年底通过了熟练掌握俄语的认证，1934年作为教官被调入高射炮部队，次年正式以上尉军衔从陆军转入新成立的空军，1935年10月1日成为空军高炮部队的巡视员，1936年元旦晋升少校，1937年10月1日调到第49高炮团担任营长，1938年7月再次被调入指挥机关从事参谋工作，并于1938年底晋升中校，1940年晋升上校，1940年9月27日升任第1高射炮军参谋长，1942年6月25日接手第9高射炮师师长一职，10月1日晋升少将，1942年12月17日因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出色表现而荣获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1943年1月11日在部队覆灭前夕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

第4航空军指挥官库尔特·普夫卢格拜尔

第9高炮师师长沃尔夫冈·皮克特

离开斯大林格勒战场后，皮克特率部在克里米亚休整作战，1943年11月1日晋升为中将，1944年5月28日出任第3高射炮军军长，镇守诺曼底前线。皮克特只将下属的4个高射炮团中的1个部署到了诺曼底地区，另外3个部署在了内陆的亚眠地域。他与隆美尔相处得并不愉快，因为他只听从第3航空队指挥部的命令，而后者直接由空军总部指挥。1944年6月5日，皮克特获颁第489号橡叶饰。在第二天开始的诺曼底登陆战中，第3高射炮军的表现很一般，该军宣称在两个月的激战中击毁了80辆盟军坦克，这远远谈不上令人满意。1945年3月1日，皮克特晋升为高射炮兵上将，同月20日成为高射炮兵总监，战争结束时被盟军俘虏，1948年出狱，1984年7月在魏因海姆去世。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斯库-克拉普斯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斯库-克拉普斯（Constantin Constantinescu-Claps）1884年2月20日出生于贝切尼（Beceni），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年11月9日被任命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官。“天王星”行动结束后，他的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因此在“冬季风暴”行动中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1943年2月10日即被康斯坦丁·萨内提斯库（Constantin Sănătescu）替代，同年克拉普斯的军事生涯也宣告终结。1951年他被逮捕并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但是4年后就被免罪释放，1961年在巴克乌（Bacău）去世。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指挥官康斯坦丁·康斯坦丁斯库-克拉普斯

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师长拉图·科尔尼上校

在“天王星”战役中遭到苏军痛击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第3集团军伤亡殆尽，第4集团军残部则被再次并入第4装甲集团军，在“冬季风暴”中扮演一个跑龙套的角色。尽管如此，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总共有4名罗马尼亚军人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其中就包括科尔尼独立摩托化分队指挥官、被誉为“骑兵的骄傲”的科尔尼少将。

1895年12月23日，拉图·科尔尼（Radu Korne）出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个贵族家庭，1913年进入罗马尼亚骑兵军官学校，1915年从该校毕业并获得少尉军衔。随后科尔尼被分配到第9龙骑兵团，一年后又被调入第4“玛利亚女王”龙骑兵团并随该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晋升中尉。在1917年8月13日对塔拉潘（Tarapan）高地的进攻中，科尔尼指挥703高地上的一支机枪分队，尽管差点就被一发150毫米炮弹扬起的尘土掩埋，他依然坚持留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因在此役中作战英勇而获得了三级米哈伊尔勋章（Mihai Viteazul Order 3rd class），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马尼亚将军之中，很少有人获得这种只有亲临一线才能获得的勋章。1919年10月，科尔尼晋升为上尉，战后先后进入军事学院和位于法国索米尔（Saumur）的骑兵学校深造，此后多年一直在骑兵部队服役。1941年6月22日至次年11月4日服役于罗马尼亚第5骑兵旅第6机械化龙骑兵团。

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师长拉图·科尔尼

拉图·科尔尼上校获得的勋章

苏德开战之初，科尔尼上校麾下的第3骑兵中队席卷博贝卡（Bobeica）高地的战斗给德军第239步兵师师长费迪南德·诺伊林（Ferdinand Neuling）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在安东内斯库面前盛赞其军事才能。1941年7月14日，第5骑兵旅接连渡过普鲁特河（Prut）和德涅斯特河（Dniester），开始洞穿斯大林防线，8月初推进至布格河（Bug），月底抵近第聂伯河（Dnieper）一线。9月下旬，罗马尼亚骑兵已经饮马亚速海北岸。也就是在这时候，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开始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在阿卡摩维亚（Akymovka）地域，第6摩托化龙骑兵团开始止步不前，而第5骑兵旅的其他部队甚至开始退却。这场危机在持续数日后被德军和罗军的反击所化解，两个苏联集团军都遭到包围并被歼灭。鉴于在此期间的优秀表现，科尔尼获颁二级米哈伊尔勋章（Mihai Viteazul Order 2nd class）。随后，这支罗军随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进入克里木半岛，由于武装党卫军警卫旗队师被调走，该集团军失去了唯一一支机械化部队，作为替代品，科尔尼上校的机械化分队、第6和第10机械化龙骑兵团、第54机械化重炮营、1个反坦克营和1个摩托化连被合并成一支新的机械化部队，在攻克赛瓦施蒂弗波尔要赛的过程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2年10月7日，罗马尼亚第5骑兵师开赴斯大林格勒，科尔尼则被调入当时隶属于波佩斯库将军的罗马尼亚第8骑兵师，指挥该师度过了1942年的最后两个月，因功获得骑士十字勋章并晋升为陆军准将。1943年，第8骑兵师被改编为机械化师。科尔尼从1944年4月开始指挥罗马尼亚战斗力最强的第1装甲师，同年9月20日罗马尼亚退出轴心国阵营并将德军赶走后，科尔尼曾要求留在前线指挥部队，却被打发到战时政府部门任职。1944年10月21日科尔尼被逮捕，直到次年2月才被释放。在1945—1946年间科尔尼又遭到“人民法庭”的调查，最后并没有被找到什么罪行。1948年3月24日科尔尼又因为“密谋破坏国家安全”而被逮捕并囚禁在基拉韦亚（Jilava）。1949年4月18日，科尔尼因健康恶化而被送到瓦卡利斯特第一中心医院，4月28日下午1时去世，享年54岁。

参战苏军部队

第4装甲集团军的当面之敌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针对第6集团军的包围圈形成时，该方面军下辖第28、51、57、62、64集团军，其中第62、64、57集团军组成了内层包围圈的东南一侧，第51集团军则构成了面向西南薄弱的外层包围圈，而实力较弱的第28集团军则在卡尔梅克草原后方维持着同高加索方面军之间的联系。1942年12月，该方面军又吸收了突击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2集团军，实力有所增强。在“冬季风暴”行动中，德军首先遭遇到的是第51集团军沿铁路线向西南推进之一部，主要是步兵第302师、第126师、第91师及骑兵第4军下辖的骑兵第61师和第81师，而后在上库姆斯基地域遭遇到了机械化第4军、坦克第235旅，12月18日起，德军据守的瓦西里耶夫斯基桥头堡遭到了近卫第2集团军的先遣队——近卫步兵第1军的反击，截至12月22日，近卫第2集团军下辖各军均加入了战斗。

第51集团军

1941年8月组建于克里米亚，在1941年底开始的“斯大林”攻势中，该集团军协同第44集团军从德军第46步兵师手中成功收复了刻赤半岛，不过苏军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战线僵持下来。曼施泰因遂于次年5月8日发起“猎鸠”行动，将半岛上的两个苏联集团军大部歼灭。1942年5月，第51集团军的残余部队于库班地区编入北高加索方面军，1942年7月下旬开赴斯大林格勒，在激烈的防御战中损失惨重，截至7月底，该集团军兵力已经下降至3000人。

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坦克部队构成

在“天王星”行动中，第51集团军的进攻正面约为110公里，在坦克第13军的支援下顺利地在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防线上打开了缺口，在10天的战斗中该集团军消灭轴心国官兵1.5万名，俘虏敌军7000名，缴获飞机10架、坦克200辆、装甲运兵车18辆、汽车615辆、拖拉机8辆、摩托车189辆、各种口径火炮272门、机枪208挺、步枪3938支、马1115匹。12月初第51集团军成为包围圈对外正面的一部分，在挫败“冬季风暴”行动之后被划入南方面军（1943年10月起改称乌克兰第4方面军），参加了罗斯托夫、顿涅茨、梅利托波尔和克里米亚的战斗。1944年5月，第51集团军加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进入拉脱维亚境内作战，在切断北方集团军群（后改称库尔兰集团军群）退路后先后参加了6次战役，但进展非常有限。1953年，第51集团军司令部被部署到远东的库页岛，随后被解散。1969年，在远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的基础上重建了第51（混成）集团军，1993年改编为第68集团军。

第51集团军的纪念碑实景

第51集团军纪念碑

近卫第2集团军

近卫第2集团军于1942年9月在原后备第1集团军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组建地是坦波夫，部分兵员来自各海军舰队，例如步兵第78师的士兵来自太平洋舰队，部分是从前线撤下来的残部，如在顿河曲部受重创的步兵第18师、从斯大林格勒撤下来的步兵第98师和近卫步兵第33师。由于编成内大多为带有“近卫”称号的部队，所以它从组建时起就自动成为近卫集团军。而该军的实力也无愧于这一称号，编有米桑（I.I.Missan）少将的近卫步兵第1军（辖近卫步兵第24、33师和步兵第98师）、昌奇巴泽的近卫步兵第13军（辖近卫步兵第3、49师和步兵第387师）和斯维里多夫少将的近卫机械化第2军。用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说，“大本营用在坦波夫、拉年堡、米丘林斯克地域的精锐兵团组成这个集团军。又任命在这次战争中曾担任过步兵第48军军长、第6集团军司令、南方面军司令、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和第66集团军司令的马利诺夫斯基中将这样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首长为该集团军司令，表明对其在粉碎南翼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计划中寄托着特殊的希望”。

近卫第2集团军原计划在“土星”行动中投入使用，后因围歼斯大林格勒守军的作战受阻，12月3日奉命转入顿河方面军，12月10日陆续抵达包围圈北部。“冬季风暴”开始时，仅有60列厢车完成了卸载，包括集团军司令部和近卫步兵第1军。该部立即冒着严寒从卸载地点急行200—280公里（平均一昼夜行军40—50公里）赶到集结地域，同时还得到了坦克第7军和机械化第6军的加强。12月18日，近卫步兵第1军在梅什科瓦河畔加入战斗，同日，骑兵第4军、机械化第4军和步兵第87师、第300师也被划拨给了该集团军指挥，至此近卫第2集团军实际上接管了阻击第57装甲军的主要战斗。

骑兵第4军

骑兵第4军下辖骑兵第61和第81师，卫国战争初期组建于阿富汗边境。11月初调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兵员10284人，装备火炮56门，迫击炮180门（其中50毫米迫击炮118门），机枪264挺。但该军人员素质堪忧，“由于指挥员极不负责任的态度”，14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没有军装的骑兵被冻死：“骑马先行的军官们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毫无察觉，而冻僵的士兵们从马上摔下来，眼看着就要死去。面对这些人军士长不知所措，只是把他们扔到马车上直到彻底冻死”。马匹的情况更糟，“仅一个骑兵连就损失了35匹马”。[4]在“天王星”行动中，骑兵第4军仅在辅助方向担当追击溃军的任务，包围圈形成后，该军在坦克第85旅的支援下沿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向西南推进，在“冬季风暴”行动中首当其冲成为第57装甲军的牺牲品，其残部退过阿克塞河，撤回后方休整。苏联战史称，该军在11月19日至12月18日共歼敌3000人，击毁火炮148门。骑兵第61师于1942年底撤销番号，骑兵第81师也于次年被撤销。

机械化第4军

机械化第4军前身是1942年7月组建于斯大林格勒的坦克第28军。该军命运与坦克第13军相仿，在匆匆组建之后便投入到了灾难性的夏季攻势中，很快就损失殆尽。组建之初的4个坦克旅和机械化旅不到一个月就缩减到了2个（坦克第39和55旅），1942年9月1日调入后方整补，同月18日被改编为机械化第4军。同时期的6个机械化军中存在三种编制，其中机械化第4军与机械化第6军编制相同，即没有坦克旅，而是下辖2个独立坦克团，满编时有13559人，火炮和迫击炮90门，火箭炮8门，坦克204辆。[5]

值得一提的是，在“天王星”行动中，叶廖缅科为了提高进攻速度，从机械化军和坦克军中抽调了1个坦克旅和3个坦克团（其中1个来自坦克第13军，2个来自机械化第4军）加强给各步兵师，使得坦克密度由之前的每公里5—6辆提高至10—14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坦克第13军再也没能拿回自己的坦克团，而机械化第4军虽然拿回了自己的坦克团，但是实力已经大大折扣。

机械化第4军在顺利完成合围第6集团军的任务后转入坦克第5集团军，在强攻下奇尔斯卡亚桥头堡的过程中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尽管如此，该军的77辆坦克还是在12月15日夺回了上库姆斯基。为了表彰其英勇表现，12月18日，机械化第4军荣升为近卫机械化第3军。四天后该军撤出战场，编入方面军预备队进行补充，而后与坦克第13军一同被编入第51集团军。1943年7月该军作为草原方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库尔茨克战役，1944年6月作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格拉季昂”攻势，1945年又参加了苏联红军在远东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战后该军先后改编为近卫机械化步兵第3师和近卫摩托化步兵第47师，1959年在远东解散。

坦克第13军

这支短命的坦克军1942年4月组建于斯大林格勒。成立之初，该军下辖坦克第65、85、88旅和机械化步兵第20旅，其中第65旅装备有42辆KV-1型坦克，其余两个旅则装备T-34坦克和T-60、T-70一类的轻型坦克。在惨烈的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中，其下辖的3个坦克旅很快便损失殆尽，相继被其他部队换下。7月21日，坦克第13军的构成已经变为坦克第163、166、169旅和机械化步兵第20旅。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该军再次受到重创，8月4日，所有部队都被替换为近卫坦克第6旅、坦克第13和第254旅、机械化步兵第38旅。9月2日，坦克第56旅作为增援部队加入该军；9月7日，近卫坦克第6旅被坦克第39旅换下。截至11月1日，该军仅剩坦克第13旅未被更换，另辖机械化第17、62旅。虽然该军从编制上来讲已经完全是机械化军的水平，但是11月20日至12月31日的绝大部分官方文件和后来苏军将领的回忆录中仍称之为坦克第13军（因此笔者也沿用了“坦克第13军”的称呼）。1943年1月9日，坦克第13军被改编为近卫机械化第4军。战后改编为近卫机械化第4师、第4近卫摩托化步兵师。

坦克第7军

坦克第7军组建于1942年5月，7月5日编入坦克第5集团军，参加了沃罗涅日一带的反击战，月底撤回布良斯克方面军后方地域整编。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该军又参加了数次成效不大的反击战，此时仍下辖近卫坦克第3旅，坦克第62、87旅和摩托化步兵第7旅。11月末至12月中旬，坦克第7军作为突击第5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奇尔河一线的战斗，在近卫第2集团军开赴前线时被编入该集团军，在近卫步兵第1军的协同下参加了对科捷利尼科沃和罗斯托夫方向的总攻，12月29日因战功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军并获得了“科捷利尼科沃军”荣誉称号。

步兵第91师

步兵第91师1939年成立于西伯利亚军区的阿钦斯克（Achinsk），战争爆发时隶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24集团军步兵第52军，1941年7月转入西方面军的第19集团军，同年10月在维亚济马包围圈覆灭并于年底正式解散；1941年12月5日重建，隶属于北高加索方面军第51集团军，1942年7月转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1943年2月转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1944年6月划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1945年4月成为库尔兰集群的一部分，1943年10月获得“梅利托波尔”（Melitopol）的荣誉称号。

步兵第38师

步兵第38师1919年成立于北高加索军区的罗斯托夫，战争爆发时隶属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19集团军，部署于基辅特别军区。1941年7月转入第16集团军，同年9月部署在亚尔采沃（Yartsevo），次月被划入第20集团军，随后在维亚济马口袋彻底覆灭，年底正式解散。1942年1月该军在中亚军区重建，1943年1月3日在斯大林格勒军区重编为近卫步兵第73师，1943年9月配属给第40集团军，随后转入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27集团军。1944年2月又转入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5年2月成为该方面军下辖的独立师，获得“顿河”荣誉称号。“冬季风暴”行动期间该师的指挥官是波克诺维奇·萨菲乌林（Ganiy Bekonovich Safiulin）上校。

步兵第126师

步兵第126师1941年9月1日组建于远东军区的沃洛希尔维（Voroschilv）。1942年7月26日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64集团军，1942年12月划入第51集团军，1943年4月转入突击第5集团军，1943年9月编入第51集团军旗下的步兵第54军。1944年1月该军划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1944年5月被分配给近卫第2集团军，同月转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1944年8月进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1945年1月加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旗下的第43集团军。

步兵第302师

步兵第302师1942年3月31日由克里米亚方面军第44集团军的山地步兵第302师改编而成。1942年5月该军被划入北高加索方面军，1942年7月加入第51集团军，1943年7月加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两个月后被分配至近卫第2集团军，1943年10月20日被编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1944年1月加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第47集团军，1944年3月转入第60集团军，战争结束前夕成为该集团军的独立师。战争期间，该师先后获得“捷尔诺波尔”（Tarnopol）、“利沃夫”（Lvov）、“登比察”（Debica）和“克拉克夫”（Krakow）荣誉称号。

步兵第87师

步兵第87师1944年6月22日组建于基辅特别军区，被划入第5集团军，1941年8月转入第57集团军，1941年9月18日在基辅包围圈覆灭。1941年11月4日在库尔斯克地区重建，前身是第3空降军，随后被划分至西南方面军的第40集团军，1942年1月19日被改编为近卫步兵第13师。1942年3月8日在远东方面军重建，1942年8月被先后配属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和第62集团军。1942年12月8日该师被划入突击第5集团军，随后调入第51集团军，下辖的步兵第1378团被派往上库姆斯基驻守，完成阻击任务后该师返回了突击第5集团军。1943年9月该师被收作最高统帅部战略预备队，次月再次配属至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1944年4月划入近卫第2集团军，1944年6月加入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最后在库尔兰半岛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坦克第85旅

坦克第85旅1942年2月组建于斯大林格勒，最初下辖坦克第95、199营和摩托化步兵第85营，同年4月配属给坦克第13军，在夏季的战斗中损失殆尽。后和坦克第13军残部一道撤入伏尔加军区整补，重建工作从1942年7月持续到11月，随后参加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反攻。该旅在12月上旬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后被调入坦克第13军，月底调入预备队整补，次年1月改编为独立坦克第85团。

独立坦克第55团

1942年9月，苏军开始建立独立坦克团，每个团下辖2个中型坦克连和1个轻型坦克连，共装备T-34坦克23辆、T-70坦克16辆，全团人员339人。坦克第55团前身是1942年5月在克里米亚半岛全军覆没的坦克第55旅，同年5—6月该旅在斯大林格勒重建，7月配属给坦克第28军，参加斯大林格勒以西的防御战，9月下旬残部撤入伏尔加军区，1942年10月重建为坦克第55团，阿斯拉诺夫中校任团长。

坦克第158团

坦克第158团1942年4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成立时下辖坦克第348、349营和摩托化步兵第158营。同年6月中旬调往西南战线，配属给坦克第13军。7月初，该旅重新装备了40辆KV-1型坦克，成为独立坦克旅配属给坦克第1军。7月至9月间又被多次配属给坦克第22军。直到9月底，坦克已消耗殆尽的坦克第158旅才被调入伏尔加军区，重建为坦克第158团并配属给机械化第4军。

坦克第13旅

坦克第13旅1942年7月下旬重建于斯大林格勒，最初下辖坦克第88营、89营和摩托化步兵第13旅。同年9月配属给坦克第13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3年1月从该军调离。2月荣获“近卫”称号，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2旅。

喷火坦克第235旅

作为红军在二战期间组建的唯一一支喷火坦克部队，喷火坦克第235旅于1942年9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组建之初辖有第506、508、509三个喷火坦克营（每营装备坦克21辆）和摩托化步兵第235营。组建完毕后于10月下旬被送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在战斗中各营常被分配到不同的步兵部队执行任务，直至1942年底仍部分装备KV-1坦克。1943年1月，该旅参加了粉碎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随后被改编为近卫坦克第31旅。

坦克第254旅

坦克第254旅1942年7月组建于莫斯科军区，最初下辖坦克第655、656营和摩托化步兵第194营。成军后立即投入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短暂配属给坦克第2和第13军。在1942年秋天和初冬的大部时间里，该旅都被单独配属给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各军支援步兵战斗。1943年的头两个月，坦克第254旅参加了粉碎斯大林格勒德军的战斗，同年4月调回伏尔加军区，从那时起至1944年11月，该旅辗转各军区承担训练任务，最后在莫斯科军区解散。

独立坦克第21团

独立坦克第21团1942年3月在莫斯科军区重建，最初下辖坦克第12营、第21营和摩托化步兵第21营，同年6月至11月在加里宁方面军和第41集团军地域内作战。1942年11月解散，基干部分被用来组建独立坦克第21团，配属给近卫机械化第2军。

参战德军部队

第6装甲师

第6装甲师是“天王星”行动后首支赶到顿河前线的部队，也是国防军中的老牌部队，1939年10月18日由第1轻装师[6]改编而来。该师成立于德国西北部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威斯特伐利亚人是古萨克森人的后代，在公元775年曾顽强抵抗查理大帝的入侵，民族风气历来崇兵尚武，鲁尔地区的人则结合了莱茵人的敏捷和技术天分，这些地区为该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兵员。其历任师长中亦不乏名将，其中就有后来的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普纳、第8集团军指挥官维尔纳·肯普夫（Werner Kempff）、第16军军长弗兰茨·兰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非洲军军长冯·托马（von Thoma）和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埃哈德·劳斯。在“巴巴罗萨”行动中，该师隶属于第4装甲集群下属的第41摩托化军，在突破斯大林防线后推进至列宁格勒城下。1941年10月，该师被配属给第3装甲集群下属的第56装甲军，在“台风”行动及随后苏军的冬季反攻中遭到了巨大损失，直至1942年5月，山穷水尽的第6装甲师才被调至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休整。经历过苏联的寒冬，官兵们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所有人都得到了休假，一些官兵选择去大西洋或海峡沿岸度假，另一些则赶回家中以了相思之情。

德军第6装甲师编制，1942年10月

1942—1943年第11装甲团轻型坦克连编制示意图

1938—1943年第11装甲团中型装甲连编制示意图

第11装甲团前任团长利希哈尔德·科尔上校

装甲侦察营装备的Sdkfz 233装甲车

在法国完成整编后，第6装甲师的装备远比此时在东线的大部分装甲师好，且师长及以下所有团、营级指挥官皆出自本师。从1941年9月起就代理师长一职的劳斯少将于4月底转正，原师长隆多夫则升任第16军军长。长期在参谋岗位上工作的冯·许纳斯多夫上校从广受尊敬的科尔上校手中接过了第11装甲团，弗朗茨·贝克则在4月份从1营营长的位置上平调至2营并于8月晋升为少校，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仍为2月份上任的一战老兵赫尔穆特·佐伦科夫上校，在东线接手第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的马丁·乌尔莱茵也留任原职并于7月晋升上校。亚历山大·冯·格伦德赫尔·祖·阿尔滕斯坦-魏耶尔豪斯（Alexander von Grundherr zu Altenthan und Weyerhaus）从1940年12月起就出任第76装甲炮兵团团长，他于1943年2月11日获得骑士十字勋章。

在补充人员装备的同时，根据1942型装甲师的标准编制，第6装甲师与同样刚从前线撤下来的第7和第10装甲师一同接受改编。第11装甲团的改编工作依据战争时期武装部队编制的序列表第1103号作战兵力指导（K.St. N.1103; Kriegsstark Nachanweisung 1103）进行。该团由三营制改为两营制，每营下辖1个中型坦克连和3个轻型坦克连，中型坦克连（第4和第8连）装备Ⅳ号F2型和G型坦克，轻型坦克连装备Ⅲ号J型、N型坦克，每个连都将增加1个装备Ⅱ号坦克的轻型坦克排。[7]

第6装甲师在法国训练时的留影

在法国训练的照片，第11装甲团在此换装了60倍径主炮的Ⅲ号坦克

第23装甲师的军官，注意装甲上隐约可见该师的师徽——埃菲尔铁塔

其他的变动有：第6步兵旅被撤销，下属的2个步兵团被重编为装甲掷弹兵团，只有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装备了半履带装甲运兵车；第6摩托化营与第57侦察营合并为第6装甲侦察营[8]。第78炮兵团第1营、第41坦克歼击营第1连、第57工兵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第2营连同第11装甲团一起，构成了第6装甲师的核心力量，这也是日后许纳斯多夫战斗群的雏形。在图上推演和法国土地上的演习中，以上单位构成的战斗群均是该师的核心。

截至10月底，第11装甲团拥有75辆装备着50毫米42倍口径KwK 38火炮或50毫米60倍口径KwK 39火炮的Ⅲ号J型坦克，32—35辆（另有一说为30辆）Ⅲ号N型坦克（也叫Ⅲ号突击坦克，与以往改型思路不同，N型退出了主战坦克的舞台，转作支援步兵火力的步兵坦克）装有早期Ⅳ号坦克换装长身管75毫米炮后留下的短身管75毫米24倍口径KwK 37坦克炮，可发射高速破甲弹和高爆弹。第6装甲师接收到的Ⅳ号坦克主要为F2型，苏德战争初期德军急于为Ⅳ号坦克换装75毫米KwK 40 L/43型火炮，而专门为装备该型火炮而研制的G型车体又未能赶上研发进度，于是便利用F型车体进行改装。这个变型共生产了175辆，加上改装的25辆，总共200辆，它也是第一种能在东线战场上与T-34匹敌的苏军的德国坦克。总体来说，德军坦克在火力上仍然没有占到优势，Ⅲ号坦克50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只有在800米的距离上才能击穿T-34的装甲，而后者却可以在1500米内击穿任意一款德军坦克。因此在坦克战时德军常常采用倒三角队形：两个装备Ⅲ号坦克的装甲连冲在前，一个装备Ⅳ号坦克的中型装甲连在后面做远程火力掩护。

第76装甲炮兵团团长格伦德赫尔上校

Ⅲ号J型坦克，1941年3月至1942年7月生产，戴姆勒-奔驰、亨舍尔、阿尔卡特和维格曼等工厂共生产了2616辆该型坦克，是Ⅲ号坦克产量最大的改型

Ⅲ号N型是Ⅲ号坦克系列的收尾之作，除装备各个装甲师外，还被装备到重装甲营，以避免虎式坦克遭苏军步兵反坦克手的袭击；此外Ⅲ号N型坦克还被分配到机械化步兵师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Ⅳ号G型坦克与F2型的后期型类似，正面加装了30毫米厚的附加装甲，主炮炮口也换装新式的复孔式制退器。到了1943年3月，车体的侧面及炮塔都额外加装50—80毫米厚的裙甲以抵抗反坦克步枪的进攻；后期型换装7.5cm KWK40 L48型坦克炮，威力更强

第6装甲师侦察营的标准装备，Sdkfz 250装甲运输车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急于为Ⅳ号坦克换装7.5cm KWK40 L43型火炮，而专门为装备该型火炮所研制的G型车体又未能赶上研发的进度，于是便利用F型车体进行改装，并称之为F2型。这个变型的生产从1942年3月持续到7月，共生产了175辆，加上改装的25辆，总共生产了200辆。它也是第一种能在东线战场上与T-34匹敌的苏军的德国坦克

150毫米口径自行火炮，每个装甲掷弹兵团装备有6门

第6装甲师的纪念碑，最上面一层可以看见第11装甲团的字样，最下层可以看见骑兵的标志，这揭示出了第6装甲师和骑兵部队的渊源

新补充进来的4200辆卡车状态也非常一般，官兵们迫切希望得到大量越野车辆，但是最后大多数仍以民用车辆替代。后者在设计之初并没有考虑军队的需要，不仅操作复杂，发动机功率小，传动轴强度也有问题。随后的作战表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密布的干河床和沟壑足以令这些车辆止步不前。此外，用来牵引火炮和坦克的履带牵引车辆也未能补齐。在火炮方面，每个装甲掷弹兵团都得到了一个装备6门150毫米重步兵炮的步兵炮连，以取代先前的75毫米步兵炮。其中两个营各下辖3个装备4门le.F.H型105毫米野战榴弹炮的炮兵连，第三个营下辖3个装备4门K 18型150毫米加农炮的炮兵连。第41坦克歼击营的一个连装备了以Ⅱ号坦克底盘改装的反坦克歼击车（即“黄鼠狼”坦克歼击车），其余连队装备48倍径的Pak 40型75毫米牵引式反坦克炮。[9]

根据时间表，第6装甲师将于8月1日做好战斗准备。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9个月地狱般的战斗，该师士官和军官的损失仍在可以恢复的范围之内，甚至还于1942年7月10日被抽调出第11装甲团2营的一部分骨干军官和士官去组建第202装甲团第3营，后来他们随着该团一起被编入了第26装甲师。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个小插曲，一是8月19日盟军在迪耶普展开的登陆战，不过这场战役未及动用该师就结束了；二是装甲兵在等待他们新装备到来期间，对法国的“索姆”S-35型坦克（全重20吨，装备47毫米主炮）和“霍奇斯基”H-35/39型坦克（全重12吨，装备37毫米主炮）进行了临时性试验，意在测试两种武器在防御战中的价值，在此之前，这些缴获的法制坦克曾被用于后成立的几个装甲师——例如第23装甲师——的训练活动。[10]

第17装甲师

第17装甲师的前身是1936年10月在巴伐利亚州成立的第27步兵师。为准备计划于次年春季开始的“巴巴罗萨”行动，1940年11月1日，该师在接收了来自第2装甲师的部分官兵后被正式改编为装甲师。第17装甲师是国防军少数几个从始至终都在东线作战的装甲部队。1941年6月22日，该师作为第47摩托化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巴罗萨”行动，战役开始后不久师长冯·阿尼姆将军就在战斗中负伤，他的继任者冯·韦伯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阵亡，随后德军装甲部队的元老级人物冯·托马接手该师直至阿尼姆伤愈归队。

第17装甲师在穿越苏联边境后，横越布格河直抵明斯克以南，曾在单日战斗中击毁100多辆苏军坦克。在“台风”战役中，该师经奥缪尔向图拉推进，意图包围该城，最终止步于莫斯科东南120公里处。1942年初夏，第17装甲师在前线后进行休整，补充了50辆Ⅲ号和Ⅳ号坦克，9月在奥缪尔地域参加了一些次要方向上的战斗，随后在博尔霍夫地域充当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拥有45—50辆坦克。

第23装甲师

第23装甲师已经在高加索地带进行了数月激烈且损失惨重的战斗，只有30辆坦克并且士兵非常疲惫。该师1941年9月21日组建于法国巴黎，是战争后期德军战果最为辉煌的装甲师之一。由于成立较晚，这个师并未赶上“巴巴罗萨”行动及其后的几次重要战役，直至1942年4月才作为第40装甲军的一部分参加了“蓝色”攻势。该师顺着德军的攻势经由哈尔科夫、库班一路推进到今天格鲁吉亚的格罗兹尼。随后，为了参加“冬季风暴”行动，该师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剥离出来，在进行部分补充后加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12月24日该师启程前往顿河。根据第57装甲军发布的第1号命令，第23装甲师将在萨尔河后方，阿特曼斯卡亚至雷蒙特纳亚之间的地域集结，并与已经部署于此地的空军第7高炮团协同作战。与第6装甲师不同，该师装甲团仍保留着三营制，只是在撤出高加索时对部分单位进行了裁撤合并：

第23装甲侦察营被解散，1连（SPW连）被加强给了第128装甲通信营，3、4连重整为一个新的摩托化步兵连，作为独立单位加强给了第128装甲掷弹兵团，格拉夫·芬肯斯泰茵（Graf Finkenstein）中尉出任连长。该营的剩余部分被几个步兵营平分，营长冯·库诺沃（von Kunow）上尉被调入师部。

第23装甲掷弹兵旅旅部被解散，第128装甲掷弹兵团的2个营合并为新的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斯特林（Stetting）上尉任营长。第126装甲掷弹兵团被暂时解散，2营重整为第128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为德林（Doring）上尉，装备装甲运输车的1营成为师直属部队，团长布鲁赫纳（Bruchner）上校被调离该师，团部仍被保留。[11]

演习中的长管Ⅲ号坦克，第6装甲师有该型坦克75辆

演习中的75毫米长管Ⅳ号坦克，第6装甲师有该型坦克24辆

第15空军野战师

1942年11月25日，该师与第6装甲师第一次出现在最高统帅部的地图上，组成人员大部分来自第4航空队。在“冬季风暴”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这支部队仍在科捷利尼科沃以南进行组建，部分单位作为支援单位赶赴前线。该师还未完全建成就卷入了战斗并遭受了巨大损失，1943年3月在第7、8空军野战师残部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在塔甘罗格（Taganrog）再次遭受重创后被解散，余部并入第336步兵师。和其他大部分空军野战师一样，第15空军野战师战斗力极弱，自始至终都没发挥什么作用。

参战双方比较

关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就苏方观点而言，以德波林主编的苏联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六卷》的叙述最为典型：“反突击开始前，这个突击集团共拥有三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五个步兵师、两个空军野战师、两个骑兵师，以及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的分队和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虎式’坦克营……德军为解救斯大林格勒守军共出动12.4万人，坦克650辆、火炮852门、飞机500架。”[12]这个数字很明显是按照苏军一贯的思路计算出来的，在评估当面德军实力时，先根据编制表算出满编时的兵力，再结合战况和侦察结果进行加工，其结果往往远高于实际情况。

第4装甲集团军包括第57装甲军、罗马尼亚第6和第7军，包括3个德军装甲师、1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正在组建的空军野战师、4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2个罗马尼亚骑兵师。齐装满员的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在完成整补后装备有Ⅱ号坦克21辆、Ⅲ号坦克105辆、Ⅳ号坦克24辆，指挥坦克9辆，共计159辆[13]；第41坦克歼击营有马德尔Ⅲ坦克歼击车6辆[14]。在经历12月3日至4日的前哨战之后，可用坦克下降至115辆，坦克歼击车下降至5辆。随着故障和战损坦克陆续得到修复，12月7日的可用坦克数又恢复到139辆（21辆Ⅱ号、66辆长管Ⅲ号、26辆Ⅲ号N、23辆Ⅳ号和3辆指挥坦克）[15]。该师配属有1个突击炮营，装备有42辆Ⅲ号突击炮，但到达时间较晚。其他单位实力基本完好，波赫勒宾一役中第114装甲掷弹兵团1营及其配属的炮兵和反坦克部队受到一定损失，但是显然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相较之下第23装甲师就要寒酸多了，第201装甲团11月18日从高加索撤出时还剩下多少坦克已经不得而知，被广泛采信的顿河集团军群12月5日的记录是69辆（11辆Ⅱ号、32辆Ⅲ号、26辆Ⅳ号）[16]。艾伯特·西顿给出的数字也差不多（63辆），也有一说为40辆（5辆Ⅱ号、27辆Ⅲ号、8辆Ⅳ号），格兰茨则采用了最少的数字——30辆（4辆Ⅱ号、17辆Ⅲ号和9辆Ⅳ号）。北上途中蒂尔曼（Tilmann）上尉的第201装甲团2营在萨利斯克（Salsk）获得了22辆装备48倍径75毫米主炮的Ⅳ号坦克，坦克团重组之后，其下属的三个营每个都装备有36辆可投入作战的坦克，总计保有量应当在108辆左右。[17]保罗·卡雷尔给出的数字则是93辆[18]。各装甲掷弹兵营在高加索的损失一时难以补充，有的营作战兵力已经降到了200人以下，实力较强的也不超过400人。SPW营有装甲运兵车60辆，第128装甲掷弹兵团1营交还了3门75毫米牵引反坦克炮，接收了12门相同口径的自行反坦克炮。

1942年11月18日，第17装甲师装备有9辆Ⅱ号坦克、30辆Ⅲ号坦克、18辆Ⅳ号坦克和3辆指挥坦克，总数为60辆。另有一说为坦克54辆，装甲掷弹兵2300名[19]。不过据师长埃特林将军回忆，他的师南下赶赴斯大林格勒时只有30辆坦克，没有装甲车，只有1—2辆侦察车，由于30%—40%的卡车正在大修，每个营都必须有一个连步行行军，这些倒霉的连只得凑成一个新营跟在全师后方，一个维修连甚至把维修车间都留在了奥缪尔。[20]第17装甲师有一些“稀罕货”，包括5门罕见的Pak 41型反坦克炮，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其锥膛设计，发射的钨芯穿甲弹可以在1000米距离上以30度角击穿94毫米的装甲。该师还有5门缴获的苏制76.2毫米F22型反坦克炮，其正式编号为Pak 38（r）[21]。战争期间德军曾大量起用两种苏式火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苏联的1936年式76.2毫米野战炮，这种火炮在开战之初曾被大量缴获，德国人进行改装之后即将其重新投入苏德战场作为反坦克火炮使用，这种火炮性能不算太好，却相当适用，配上德国人设计的改进型弹丸并将药室加大以后，它的性能变得非常可靠；另一种是1939年式76.2毫米野战炮，它是前者的改型。

1941年5月准备参与巴巴罗萨作战的第6装甲师下属第65装甲营的Ⅳ号坦克。由于第6装甲师是由轻型师改编而来的，因此其所装备的坦克在质量上不如早期成立的装甲师（如第1、第2和第3装甲师）。注意坦克正面醒目的白色“XX”标记，这是第6装甲师的标志

综上所述，发动进攻的两个装甲师共计装备有坦克约232辆（另一说Ⅲ号109辆、Ⅳ号32辆），加上在解围开始一星期后才投入战斗的第17装甲师，第57装甲军共有坦克292辆、轻型野战炮27门、重型野战炮21门、75毫米及相似口径的反坦克炮40门、57毫米口径炮21门、37毫米口径炮6门。

在解围行动开始之前，罗马尼亚部队已经部分恢复了战斗力，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有39000人，但作战部队只有12000人。也有资料指出罗马尼亚第6军兵力约为3000人，编入波佩斯库战斗群（Dumitru Popescu）的骑兵第5和第8师约4500人。罗马尼亚第7军下辖实力保存相对较好的第4步兵师、克里斯塔集群和由第1、第2步兵师残部整编的新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3支部队的作战人员共计8600人，拥有反坦克炮35门。[22]如果不考虑其中大部分都是口径为37毫米或47毫米的德军淘汰货的话，这也许算得上是一支可观的力量。此外，还有一个混合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潘维茨战斗群，根据12月22日的统计，该战斗群包括第29摩托步兵师战地补充营、雷蒙特纳亚警戒队、1个装甲连、2个罗马尼亚摩托化步兵连和2个突击炮连，共有8辆突击炮。

在苏联出版的各类文献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那就是重型坦克是否参加了解围作战的问题。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中，都有德军在解围作战中使用虎式重型坦克的记载。在萨姆索诺夫的著作中有这样的片段：“12月16日，敌人在上库姆斯基地区、近卫第2集团军占领的地段上以及第51集团军正面上的第一舒托夫[23]地区内集结了主要力量。敌人仍不放弃解除对第6集团军封锁的企图，鏖战在上库姆斯基进行着，装备有新型虎式重型坦克的第65营支援第6装甲师的进攻。”[24]德波林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也煞有其事地写道：“这种虎式坦克的装甲厚达100毫米，并装备有火力强大的88毫米火炮，这种坦克在苏的战场上还是首次使用。”[25]这一说法也被第51集团军战史所采用，文字几乎如出一辙。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德军将领的回忆中竟然也出现了虎式坦克。在《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一书中，蔡茨勒说道：“（解围行动的）总指挥官是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将军。归他指挥的有三个多少算是满员的装甲师，一支实力薄弱的步兵部队担任侧翼掩护，以及一些包括虎式坦克营在内的总司令部直属部队。”[26]两方说法互相印证，也就难怪虎式坦克参加解围作战的误传一发不可收拾了，即便是在近几年关于德军重型坦克研发使用情况的研究比较深入之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关于“冬季风暴”行动的文章在不断引用这一说法。[27]事实上，正如许多资料中已经指出的那样，虎式坦克在东线的首次登台是在列宁格勒地域，而第一次出现在东线南段的虎式重型坦克来自第503重装甲营，该营前两个连于1942年12月21日装车东进，次年1月5日才投入战斗，这一点可以为第503重装甲营成员弗朗茨-威廉·洛赫曼博士的回忆所证实：“……我们碰到了很多从东面撤下来的部队，比如第17和23装甲师、第16摩托化步兵师和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从1943年1月5日开始，我们就投入到了持续不断的战斗中……”[28]可见根本不存在重装甲营参加解围作战的可能。

冯·里希特霍芬（右）。他的第4航空队负责为东线南部的德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那么这个1942年12月出现在阿克塞河两岸的“重型坦克营”源自何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标明的资料引用来源是“苏联国防部档案馆，全宗220，卷宗类目445，卷11，第447张”。这份资料的真正面目很可能是机械化第4军12月16日的作战记录。文中提及的第65装甲营是德军早期建立的装甲部队之一，1937年10月12日成立于德国森讷拉格（Sennelager）地区，被配属给第1轻装师也就是第6装甲师的前身。因此第65装甲营极有可能是苏军使用旧有情报判断当面之敌造成的混淆，也不排除是宣传机构或被俘德军官兵为混淆苏军视听而有意为之的。而前线官兵所目击到的虎式坦克，有人推测是当天刚刚赶到的突击炮，但两者外形相去甚远，真相恐怕是永远无从知晓了。

为解围部队提供空中支援的是第4航空队，它的指挥官里希特霍芬上将在夺取克里米亚半岛的战斗中与曼施泰因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负责支援第57装甲军的是菲比希的第8航空军和普夫卢格拜尔的第4航空军，战斗机部队包括JG 3联队和JG 52第2大队，装备Bf 109G2/4/6，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部队为StG 2、SG 1和ZG 1联队。菲比希将军还从执行空运任务的KG 55和KG 27两个联队抽调了一部分He 111去执行近距离对地支援任务，他认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这些轰炸机的支援下取得的战术胜利远比多往包围圈中送几吨物资更有价值。12月9日，第4航空队下达命令，一旦第57装甲军开始进攻，第4航空军就将所有可用力量总计179架飞机（不包括侦察机）投入战斗，以确保装甲师能够冲到泽蒂（Zety）和上赞里钦斯基（Werchne Zarizinskij）附近的高地。而在第48装甲军开始进攻后，空中支援的重心就移往奇尔河方向，这一地域目前正由第8航空军负责。

“天王星”攻势发动时，JG 3联队部、第1和第2大队正驻扎在包围圈内的皮托姆尼克和古姆拉克机场，其中一支小队直到1943年1月7日方才撤离。第3大队在解围期间先后驻扎在莫洛索夫卡和塔特辛斯卡亚（Tatzinskaja）机场。12月15日，JG 3在包围圈内的大部分飞机转往莫洛索夫卡和塔特辛斯卡亚机场与友军汇合，随后投入到了解围攻势中。

苏军宣称双方力量对比大致如下：我方34000人，敌人76000人；坦克是我方77辆，敌人500辆；76毫米和口径更大的火炮和迫击炮我方是147门，敌人340门。[29]第51集团军宣称火炮数有所差别，己方为319门火炮和迫击炮，轴心国部队为510门。萨姆索诺夫据此断言“（德军）人数和火炮是苏军的两倍，坦克则是六倍以上”。平心而论，第51集团军实力的确相当薄弱，在140公里长的战线上仅有步兵第302、126、91师和骑兵第4军，装备各型火炮和迫击炮总计419门。平均下来，每个师兵员近4000人，分摊的防御正面宽达28公里，每个连兵员仅有30—50人，而每公里只有坦克0.5辆，火炮和迫击炮3门。[30]但与德军不同的是，苏军习惯于将战斗力较强的装甲和炮兵部队留作预备队，战时再“按需分配”。正如霍特所言：“我们过高地估计了前线苏军的实力，但我们总是低估他们的预备队。”前面给出的数字很明显只算上了第51集团军自己的坦克部队，而忽略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预备队，例如坦克第234团的39辆坦克、喷火坦克第235旅的KV-8喷火坦克以及机械化第4军的坦克。根据12月1日的统计，机械化第4军有官兵11703名，T-34和T-70坦克79辆，BA-64装甲车97辆，卡车1244辆。[31]而他们在计算德军兵力时，不仅涵盖了近40000名罗马尼亚官兵，还算上了第15空军野战师的10000名闲卒。

近卫第2集团军更是1942年12月东线最为完整的部队之一，共有官兵90564人。其中近卫步兵第1军有35764人，近卫步兵第13军有37664人，近卫机械化第2军有17136人，坦克有200辆。[32]在从坦克第5集团军抽调的坦克第7军（KV-1型20辆、T-34型41辆、T-70型31辆，共92辆）和最高统帅部直接调拨的机械化第6军赶到之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很快就在兵力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当然，苏军面临的困难不仅是兵力不足，补给问题自反攻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他们。直至11月底，受伏尔加河流冰的影响，突击第5集团军、第51集团军以及坦克第7军的物质保障都很不足，弹药和燃料特别短缺，这势必会影响部队的作战效能。但有必要说明的是，德军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漫长而暴露的补给线不仅受到泥泞道路的拖累，还时常受到苏军对地攻击机和轰炸机的威胁。

[1]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211

[2]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徐锦栋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486

[3]罗德奖学金，1902年由赛西尔·罗德创立，是英国大学历史最长、声誉最高的奖学金，每年都在13个国家选取85名优秀大学生去英国牛津攻读，获得者将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学习两到三年。

[4]安东尼·比弗．保卫斯大林格勒．何旋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8．204-205

[5]奥·阿·洛西克．苏军坦克兵作战经验1941-1945．刘名于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54

[6]轻装师是装甲兵和骑兵竞争的产物，德军先后组建了5个轻装师，后来分别改编为第6—10和第21装甲师。

[7]某些资料中称这些排并没有实际配备，但是在“冬季风暴”行动中确实有装备Ⅱ号坦克的轻型坦克排执行过侦察任务。

[8]该营由装备装甲侦察车的侦察兵和装备半履带装甲车的装甲掷弹兵组成，故而有时也被简称为SPW营。

[9]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11

[10]配属给第6装甲师的还有以下单位：“比肯贝尔”（Biekenbiehl）警戒分队（由辎重部队编组而成，装备有1辆装甲车）、“普罗斯科沃斯基”（Prosskowski）警戒分队（由1个卫生连、车辆修理单位和德国空军建设营的人员编组而成，配属有若干突击炮）、“博卡”（Bocca）营（罗马尼亚部队，大约有450名步兵，配属有若干辆突击炮）。

[11]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Ⅱ.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203

[12]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六卷．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102

[13]Horst Scheibert. Bis Stalingrad 48 Kilometer: D. Versuch，d. eingeschlossenen Armeen zu befreien. Germany: Podzun-Pallas-Verlag，1979. 8

[14]Robert Forczyk. Tank Warfare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2: Schwerpunkt. South Yorkshire: Pen&Sword Military，2014

[15]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es Microcopy No.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16]Dana V. Sadarananda. Beyond Stalingrad: Manstein and the operations of Army Group Don. Westport: Praeger，1990

[17]Ernst Rebentisch.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in World WarⅡ. Mechanicsburg，Pennsylvania: Stackpole Books Press，2012. 205

[18]保罗·卡雷尔．东进：苏德战争1941-1943（下卷）．小小冰人译．北京：北京艺术与电子科学出版社，2013．554

[19]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20]F. M.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 Greenhill Books，1989. 63

[21]“r”代表缴获。

[22]Army Group Don Records，Records of Headquarters，German Army High Command. National Archivives Microcopy No.T-313 Roll 356.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ommittee for the Study of War Documents，1960

[23]“第一舒托夫”在本书中译为“舒托夫1号”。

[24]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25]德波林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海外语学院西俄语系俄语教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6]维尔纳·克赖佩等．纳粹将领的自述——命运攸关的决定．申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7]2009年出版的《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上的胜利》一书曾对此说法进行了驳斥，见该书第140页。

[28]弗兰茨-威廉·洛赫曼等编著．第503重装甲营全史．陈星波、林立群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84

[29]萨姆索诺夫．200天大血战．牛海鱼等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504

[30]David M. Glantz. Endgame at Stalingrad，Book Two: December 1942-February 1943.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3

[31]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32]Isaev Aleksel. Stalingrad:there is no lands between us and Volga. Moscow: Iauza Eksmo，2008

《冬季风暴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第一章 风暴涌起

《冬季风暴斯大林格勒的围与解》第一章风暴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