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时期，魏与吴、蜀南北对峙，其疆界西抵陇右，东达海滨。三方各置要塞，屯驻兵马，以求保土安民和伺机攻略敌境。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夺得汉中、孙权袭取荆州，到景元四年（263）钟会伐蜀前夕，在四十余年之内，除了个别地段的得失（如魏取东三郡，蜀占武都、阴平等），魏、蜀两国的边界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而曹魏与孙吴的防线也相对稳定，如诸葛亮所言：“（孙）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1]即使在蜀汉灭亡之后，吴国在汉水流域的戍所向后退缩[2]，但仍在江北沿岸保持着基本完整的防御体系，直至西晋平吴为止。南北各方在如此漫长的边境上屯兵驻守，相拒多年，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局面。三国之间的长期军事对抗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就是各方并非平均部署兵力来保卫疆界，而是把边防驻军相对集中在若干重要的关塞、城市或区域来进行固守，而且收到良好的效果，以致能够屡次挫败敌人的攻势。魏与吴、蜀绵延数千里的国境之安全往往维系于几座要镇，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的君主、将帅和谋臣对此多有清醒的认识。例如在魏国方面，明帝曹睿曾说：

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3]

合肥在汉末战乱时曾被曹操设为扬州治所[4]，赤壁之战以后扬州州治北移寿春，合肥成为边境要塞，魏明帝时满宠又于城西鸡鸣山麓另建新城[5]。笔者据《三国志》、《晋书》等史籍统计，孙吴军队在公元208至278年间对合肥方向发动的进攻共有十二次，其中国君亲征的有六次（孙权五次、孙皓至牛渚而返），权相（诸葛恪、孙峻、孙棖）领兵有三次。襄阳与樊城相隔汉水而邻，汉末曾屡次作为曹操荆州主将的驻地，曹丕代汉后荆州都督治所北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襄阳、樊城为前线据点，蜀、吴对其策划、发动的攻势前后共有八次。祁山城在今甘肃天水地区礼县城东的祁山镇，诸葛亮北伐时曾两次进攻该地，姜维也屡到附近作战。

孙吴方面，孙皓甘露元年（265）遣使者纪陟到洛阳，权臣司马昭与其谈论防务，内容如下：

又问：“吴之戍备几何？”对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问曰：“道里甚远，难为坚固？”对曰：“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6]

纪陟提到孙吴的江防要镇有四五座，但是仅列举了西陵（今湖北宜昌市）和江都（亦称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还应有曹操“四越巢湖”所攻击的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南）。曹丕黄初三年（222）三道征吴，除了进攻濡须，还有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与历阳县之洞口（又称洞浦，在今安徽和县）[7]。司马懿对魏明帝曰：“夏口、东关，贼之心喉。”[8]夏口即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汉口、汉阳区；东关在濡须口之北，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西晋咸宁五年（279）伐吴，“晋命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9]涂中在今安徽滁州地区，牛渚（采石矶）在今安徽马鞍山市，武昌为今湖北鄂州市，均为吴国沿江重镇。

蜀汉方面，就四川盆地而言，对外出入主要凭借东边的峡江和川北之蜀道，扼守通途的有位于瞿塘峡口的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即古之扞关，汉朝鱼复（腹）县，又称作白帝城；还有号称“关头”的白水关（今四川青川县东北）。如法正劝降刘璋书云：“又鱼复与关头实为益州福祸之门，今二门悉开，坚城皆下，诸军并破，兵将俱尽，而敌家数道并进，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势，昭然可见。”[10]若从整个益州的防务来看，如前所述，则首推其北部的汉中郡。杨洪谓诸葛亮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11]汉末曹操曾于建安二十年（215）、二十三年（218）两次亲征汉中，魏国在太和四年（230）、正始五年（244）和景元四年（263）三次进攻汉中，最后钟会终于得手，占领盆地后随即攻破关城（今陕西宁强县西北），直抵剑阁。蜀汉的边防重镇有汉中、永安、庲降（即南中）[12]三处，各置都督统兵戍守，以保境安民。如张浚所言：“武侯之治蜀也，东屯白帝以备吴，南屯夜郎以备蛮，北屯汉中以备魏。”[13]参见《三国志》卷43《蜀书·王平传》：“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关于三国时期各方长期镇守几处枢要以抗御强敌的历史特点，曾经多次引起历代谋臣和史家的关注。较早论述这一现象的有刘宋的何承天，他在给朝廷上奏的《安边论》中提到了魏吴南北对峙、各置要塞的情况，指出双方都采取了后迁边界居民的作法，以形成无人居住的中间地带。“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14]这样做的目的是坚壁清野，避免边民受到抄掠，并且以此增加敌兵入侵时补充粮饷役夫的困难。上述措施历代行之有效，可以为南朝制定抵御北方政权进攻的策略提供借鉴。其文曰：

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15]

如果仅设军镇而未能后撤居民，则会给敌人可乘之机，造成严重的损失。“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16]

唐代杜佑在《通典》卷171《州郡一》中，概括地总结了三国边防重镇的分布情况，综述曰：

魏氏据中原，有州十三，司隶、荆、荆河、兖、青、徐、凉、秦、冀、幽、并、扬、雍，有郡国六十八。东自广陵、寿春、合肥、沔口、西阳、襄阳，重兵以备吴；西自陇西、南安、祁山、汉阳、陈仓，重兵以备蜀。

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汉中、兴势、白帝，并为重镇。

吴主北据江，南尽海，置交、广、荆、郢、扬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西陵、乐乡、南郡、巴丘、夏口、武昌、皖城、牛渚圻、濡须坞，并为重镇。其后得沔口、邾城、广陵。[17]

他还在注释中简略考证了各方重镇的地点、守将、设置沿革与战争的发生情况（其中屡有谬误），最后予以说明：“自三国鼎立，更相侵伐，互有胜负。疆境之守，彼此不常，才得遽失，则不暇存也。今略纪其久经屯镇及要害之地焉。”注云：“其守将亦略纪其知名者，余不可遍举，他亦仿此。”[18]

杜佑的上述论证，成为此后史家研究三国要镇问题的论著之渊源和重要依据。例如南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中的《三国形势考》，清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历代州域形势二·三国》，都是在杜氏对魏、蜀、吴国边镇的论述基础上予以补充或发扬，可见其开创之绩久存。现代史学家史念海所著《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一文[19]，其中下篇第二为《三国时期魏国与蜀吴两国南北对立的局面》，也是以杜佑的相关考证为梗概，从而再进行扩展而又深入的论述。

三国时期的这些边防重镇，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而成为各方交战对峙的热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们在近代军事地理学中被称为“枢纽地区”，或是“锁钥地点”。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任何国家里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作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20]如果率先夺取、控制了此类地点或区域，就能使自己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促使战局的走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一规律，并就三国兵争要地得失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例如王应麟《三国形势考》中引周氏曰：

魏之重镇在合肥。孙氏既夹濡须而立坞矣，又堤东兴以遏东湖，又堰涂塘以塞北道，然总之不过于合肥、巢县之左右，力遏魏人之东而已。魏不能逾濡须一步，则建邺可以奠枕。故孙氏之为守易。[21]

又引吴氏曰：

吴据荆扬，尽长江所极而有之，而寿阳、合肥、蕲春皆为魏境。吴不敢涉淮以取魏，而魏不敢绝江以取吴，盖其轻重强弱足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须，吴必倾国以争之，吴人攻合肥，魏必力战以拒之。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寸地，故卒无以抗魏。及魏已下蜀，经略上流，屯寿春，出广陵，则吴以亡矣。[22]

又引唐氏曰：

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虏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而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能自保矣。[23]

李焘《吴论》曰：

三国时，天下之大势在襄阳，吴、蜀之要害，而魏之所以必争也。蜀为天下足，重关剑阁，险厄四蔽，而不可以图远。吴为天下首，山川阻深，士卒剽悍，而不能亡西顾之忧。襄阳者，天下之脊也。东援吴，西控蜀，连东西之势，以全天下形胜。使魏来伐，击吴则蜀掣于西，击蜀则吴牵于东；而襄阳通吴、蜀之援，以分北方之势，击襄阳则吴、蜀并起而救之。使魏可攻，则吴军历江淮，蜀军撼秦陇，而襄阳之众直指中原，则许、洛动摇而天下可定。[2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曰：

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孙氏东不得广陵，西不得合肥，故终吴之世不能与魏人相遇于中原。[25]

又引张栻曰：

自古倚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故吕蒙筑濡须坞而朱桓以偏师却曹仁之全师，诸葛恪修东兴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七十万（笔者注：应为“七万”）。转弱为强，形势然也。[26]

另一方面，历代兵家和学者也指出，地理因素并不能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君主无德，将帅乏才，朝野上下离心，那么战略要地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羊祜论曰：“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并举伐蜀之役为例道：“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27]顺利地灭亡了蜀国。陆机曾作《辨亡论》，对吴国之兴亡论述道：“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28]孙权建国之际，部下谋臣勇将如云，“谋无遗算，举不失策，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29]而到孙皓末年，主昏臣庸，施政苛暴，导致国势衰败。“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卒散于陈，民奔于邑，城池无藩篱之固，山川无沟阜之势。”[30]在这种情况下，晋朝大军摧枯拉朽般攻陷了各座坚城要塞。

[1]《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晋书》卷34《羊祜传》：“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

[3]《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青龙二年六月。

[4]《三国志》卷15《魏书·刘馥传》：“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雷）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

[5]《三国志》卷26《魏书·满宠传》：“青龙元年，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合肥新城的遗址发掘情况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2008年第12期。

[6]《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孙皓》甘露元年三月注引干宝《晋纪》。

[7]《三国志》卷48《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三月注引《魏书》载丙午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今征东诸军与权党吕范等水战，则斩首四万，获船万艘。大司马据守濡须，其所禽获亦以万数。中军、征南，攻围江陵……”

[8]《晋书》卷1《宣帝纪》。

[9]《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孙皓》。

[10]《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

[11]《三国志》卷41《蜀书·杨洪传》。

[12]庲降即南中，为蜀汉对云贵地区之总称。《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注：“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

[13]［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1《三国形势考上·蜀汉重镇》“白帝”条引张氏曰，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第679页。

[14]《宋书》卷64《何承天传》。

[15]《宋书》卷64《何承天传》。

[16]《宋书》卷64《何承天传》。

[17]［唐］杜佑：《通典》卷171《州郡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7—4459页。

[18]［唐］杜佑：《通典》卷171《州郡一》，第4459页。

[19]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

[20]［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636—637页。

[21]［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2《三国形势考·下》引周氏曰，第767—768页。

[22]［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2《三国形势考·下》引吴氏曰，第769页。

[23]［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2《三国形势考·下》引唐氏曰，第780页。

[24]［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1《吴论》，《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62页。

[2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第869页。

[2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第915—916页。

[27]《晋书》卷34《羊祜传》。

[28]《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辨亡论》下篇。

[29]《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辨亡论》上篇。

[30]《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辨亡论》上篇。

第三章　对三国兵争要地形成原因的分析

如上所述，三国鼎立时期魏之要塞有合肥、襄阳与祁山等地，蜀之边镇以汉中与永安为重；吴国沿江上下数千里设防，因此镇戍较多，置都督者有西陵、乐乡（辖江陵、公安等地）、夏口、武昌、濡须等地。它们对当时的战局具有重要影响，即后代军事地理学所谓的“战略枢纽”。这里的问题是：三国的君主与将帅为什么会选择它们作为边防要镇？这些“锁钥地点”或“枢纽区域”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何在？笔者认为，上述兵争要地的出现和长期存在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几大经济区域的并存局面

三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如陆机所言：“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1]前言已述，它们各自拥有若干基本经济区，如曹魏之“山东”和“山西”（或称“关东”、“关西”），前者包括华北平原与山东半岛，后者有关中平原和陕甘黄土高原。孙吴之“吴会”含有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南荆”则以洞庭湖平原为主。蜀汉益州则仰赖四川盆地的巴、蜀沃壤。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上述各重要区域均能在人力、财力上为割据政权提供物质保证，使它们可以相对独立地统治一段时期，这些自给自足的区域充当了分裂势力的经济基础。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各个军阀集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控制某个重要的经济区域作为立足之处。如逢纪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2]因而力劝袁绍夺取冀州。荀彧对曹操讲：“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3]如果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仅仅依靠随处抢掠强征来攫取给养，军队所需粮草、器械和兵员就无法保证稳定的补充来源，难以在持久的战争中生存下去，因而是必败无疑的。如《魏书》所言董卓之乱爆发后，“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4]赤壁之战结束后，刘备攻占四川，孙权进据江北，后又袭取荆州，三家鼎分之势渐成，而合肥、襄阳、濡须、汉中、江陵和西陵等要戍也是在这一阶段相继建立起来，它们分布的地理位置都是在魏、蜀、吴重要经济区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与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相互交界的边缘地带。如汉中分隔川陕，“府北瞰关中，西蔽巴蜀。”[5]三峡是连接南荆和益州的惟一通道，西陵、永安处在其东西两端的峡口，既能阻击来寇，又可伺机进军。襄阳与合肥则是保护中原南境的屏障，李焘曾评论道：“昔蜀将关羽自襄阳攻樊城，曹公仓皇失措，议迁都许以避之。诚以襄阳之地北接宛、洛，兵自此可以溃中原之腹心，虽曹公之善用兵，有不能抗者。”[6]顾祖禹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7]江陵背依大江，是洞庭湖平原的北面门户。荆邯曾说公孙述：“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8]胡安国云江陵：“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羽用之，威震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9]濡须、历阳濒临长江北岸，是防卫太湖平原与吴国首都的前哨阵地。“然则濡须有警，不特建邺可虞，三吴亦未可处堂无患也。”[10]曹魏与吴、蜀为了确保自己经济重心区域的安全，必须在敌我交界地段部署兵力，争取御敌于国门之外，避免后方百姓的生计遭受破坏蹂躏；同时也造成随时可以进入敌境的有利态势，给对手造成威胁，因而攻守两便，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如法正建议刘备夺取汉中时称：“今策（夏侯）渊、（张）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11]

二、利于防守的地形、水文条件

地理环境是人类战争的舞台，在古代交通手段简单落后的情况下，山岭江河对军队的行进与物资运输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实行攀越、徒涉、舟济、架桥都有很多困难，强者的优势因而被削弱甚至抵消，实力较弱的一方则可以凭借地利之便，抵抗并挫败敌人的进攻。王应麟曰：“地有所必据，城有所必守。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大《易》之训也。”[12]三国对峙时期，尽管曹魏的疆域、财赋、人口和军队数量明显超过吴、蜀，但是后者能够利用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来部署防御，弥补自己兵力的劣势，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如刘晔所言：“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13]当时曹魏许多谋臣对此具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屡次建议君主不可轻易用兵，操之过急。例如傅幹向曹操进谏曰：“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14]曹丕向臣下咨询，问征伐吴、蜀何者为先？贾诩对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15]鲍勋也劝阻道：“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16]蜀汉使臣邓芝亦对孙权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17]

蜀国的边境重镇汉中郡主要依靠北边的秦岭设防拒守，抵抗曹魏的入侵。秦岭又名南山、终南，宋敏求云：“终南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相距且八百里。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之外，莫如终南。”[18]关中平原通往汉中盆地的道路，大多要穿越秦岭之间的各条峡谷。顾祖禹引《地志》曰：“南山大谷凡六，出奇步险，则南达汉中，东通襄、邓，故后秦姚苌拜郝奴为六谷大都督，使备南山之险。”注云：“六谷或曰子午、傥骆、褒斜南北分列，此六谷也。”[19]上述峡谷崎岖险峻，峭壁林立，往往必须架设栈道才得以通行。在此地段设置关塞，即可以少胜多，阻击强敌前进。如曹丕随征张鲁后回忆说：“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张鲁有精甲数万，临高塞要，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过。”[20]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刘备在汉中备战时胸有成竹。“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21]事后曹操对当时兵临险境还心有余悸，“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夏侯）渊军之辞也。”[22]正始五年（244）曹爽自关中征蜀，“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入谷行数百里，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23]后来被迫退兵时，“费祎进兵据三岭以截（曹）爽，爽争崄苦战，仅乃得过。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24]

孙权的守国战略，诸葛亮称之为“限江自保”[25]，即依凭浩荡长江来阻挡敌师的入侵，因此吴国濡须、邾城、沔口、江陵等要塞都是设在江北沿岸，迫使曹魏的多次南征临江而止。孙吴的援兵、给养则能通过长江的水路迅速到达，并使自己擅长乘舟厮杀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如诸葛亮所言：“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26]而孙吴将士则惯于“上岸击贼，洗足入船”[27]。袁淮亦向曹爽指出，吴楚地区的经济、文化均落后于北方，“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28]梁启超曾分析中国古代多次出现南北对立分据的主要原因，认为是交通运输方式的落后与来往线路的不畅，使长江成为分隔两地的巨大障碍。其论曰：

畴昔南北交通之运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吴割据垂八十年，晋南渡百年，益以宋、齐、梁、陈百六十余年，宋南渡一百五十年，盖地势统合之力，未大定也。项羽亦不用乌江丈人之言耳；使其用之，则杜牧所谓“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夫孰敢谓羽之才，反出孙权下也！魏文临江而叹，谓天之所以限南北，孙皓谓长江天堑，岂能飞渡，有自来矣。[29]

秦岭和长江可以说是蜀、吴两国的天然战略工事，虽然曹魏一方的边境重镇没有条件利用类似的巨防，但也尽量在战术层面依托地险来加强防御能力。例如襄阳所在的鄂西北地区周围多有低山丘陵，襄阳城南凭岘山，北临汉江，受环境局限，来犯之敌的优势兵力难以展开。对岸的樊城与襄阳仅有一水之隔，既能分散敌人的进攻部队，又可以相互支援。因此《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称襄阳占据形势之便：“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涂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30]江淮丘陵是大别山的余脉，自合肥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而合肥以西的将军岭则位于这一低山丘陵的蜂腰地段，有沟通南北的狭窄通道。两汉合肥城本来建在施水（今南淝河）岸边的平川之上，附近无险可守。魏明帝青龙元年（233），满宠奏请另建合肥新城，认为旧城近水，“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31]得到朝廷批准实行。近年安徽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国合肥新城位于今合肥西北郊外，“遗址东距合肥至淮南市际公路约9公里，南临肥水故道，西距鸡鸣山约2公里，北为起伏连绵的岗地，新城遗址坐落在岗地顶部。”[32]这一山岗地段就是满宠所言之“奇险”，移城之后改善了魏国的防御形势，给吴军的进攻造成困难。“其年，（孙）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33]祁山位于今甘肃礼县东北的祁山镇，是西汉水河谷川地突起的孤峰，高有数十丈，周围里许，“山上平地三千平方米，其下悬崖绝壁，峭峙孤险。”[34]因为其地势易守难攻，曹魏派遣兵将在山顶筑城防御。参见《水经注》卷20《漾水》：“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山上有城，极为严固。昔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汉水径其南，城南三里有（诸葛）亮故垒。”又引《开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35]由此可见，三国的边防要戍并非设置在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而是建在山岭岗丘地带或是江河沿岸，原因就是为了利用周围复杂的地形、水文条件，以此作为天然屏障来强化自己的防务。

三、水陆干道之冲要

军事地理学所谓的“锁钥地点”或“枢纽区域”，被中国古代兵学家称为“衢地”，即道路交汇的衢要。《孙子兵法·九地》曰：“四达者，衢地也。”[36]又云：“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37]就是处在与敌国或第三国接壤的区域，并由几条道路汇集而能通往四方的交通枢纽，若能率先占领则占有主动的局面。三国的边防重镇基本上都属于这类地点或区域，例如，汉中盆地为川陕地区多条来往通道的交集之处。顾祖禹云：“汉中入关中之道有三，而入蜀中之道有二。所谓入关中之道三者，一曰褒斜道，二曰傥骆道，三曰子午道也。所谓入蜀之道二者，一曰金牛道，二曰米仓关道也。”[38]曹魏襄阳既是汉水与白河的汇合之地，又有驰道南通江陵，北达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及洛阳，还能东北出方城而抵豫东平原[39]。因此司马懿称：“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40]合肥是施、肥诸水的汇合地段，《水经注》卷32《肥水》曰：“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径合肥县……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也。”又云：“施水又东径合肥县城南，城居四水中，又东有逍遥津，水上旧有梁，孙权之攻合肥也，张辽败之于津北，桥不撤者两版。”[41]肥水经寿春入淮，施水流进巢湖，再经濡须水南入大江。江淮之间的上述水道及沿河的陆路均从合肥经过，因而成为道路要冲，和平时期即为南北商旅往来聚集之地。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言：“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史记正义》注：“合肥，县，庐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

孙吴西陵与蜀汉永安分别扼守三峡水陆通道的东西出口，其交通方面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在吴国的沿江重镇当中，江陵既是著名陆路“荆襄道”之南端终点，又可以由此乘舟浮扬水入沔，然后北抵襄阳。《水经注》卷28《沔水》曰：“沔水又东南与阳（扬）口合，水上承江陵县赤湖。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42]扬口又称作汉津，建安十三年（208）刘备弃樊城过襄阳南逃，“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43]就是企图使用这条水路撤退。后来当阳兵败，“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至夏口。”[44]沔口（或称夏口、汉口）为汉水入江之口，三国时期，“吴置督将于此，名为鲁口屯，以其对鲁山岸为名也。三国争衡，为吴之要害，吴常以重兵镇之。”[45]陆逊、诸葛瑾与朱然等曾屡率舟师驶入沔口，溯汉水而北攻襄阳。另外，由沔口入汉水后，还可以在堵口（今湖北仙桃市东北）转入汉江支流夏水，向西驶入江陵。赤壁之战后曹操北撤，留曹仁守江陵。周瑜率兵对其实行主攻，刘备则别领兵马乘船入沔，经夏水至江陵后方以构成合围[46]，最终迫走曹仁，获得胜利。孙权袭取荆州时，也曾派遣蒋钦率领水军从这条航道进攻江陵[47]。曹魏攻吴也可以利用汉水航道，从襄阳出发，顺流经沔口入江。司马懿曾向魏明帝建议：“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48]濡须口为濡须水入江之口。它与北邻之东关也是孙吴的抗魏要戍。汉末三国时期，淮南东部的中渎水多年淤塞，不甚通畅；如黄初六年（225）曹魏舟师伐吴，退兵过此道时曾在精湖搁浅，“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49]由于这个缘故，当时沟通江淮的水道主要是经由淮南西部的淝水、巢肥运河[50]、施水和濡须水，所以魏、吴水师多在合肥、巢湖、濡须一线进行争战相拒。王象之曾曰：“古者巢湖水北合于肥河，故魏窥江南则循涡入淮，自淮入肥，繇肥而趣巢湖，与吴人相持于东关。吴人挠魏亦必繇此。”[51]孙权曾在濡须口筑立坞城，屯集重兵，在建安十八年（213）、二十二年（217）两度阻击了曹操的水师，使其不得顺利入江；后又把防地向北推进到东关（或称东兴，今安徽巢湖市东关镇），利用河岸的山险筑堤建城[52]，更为有效地扼守了这条南北水运干道。

曹魏与吴、蜀之间的接壤地带绵延数千里，由于受战乱的影响，三国前期的经济衰败，人口严重耗减，各方无力征集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没有办法在漫长的国境上实行横贯南北的线式防御。由于部署得当，它们仅在交界之处的几个有限的地点或不大的区域配置兵力，就可以成功地阻击来犯之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重镇地当要冲，扼制了南北或东西方向的水陆交通干线，能够堵塞大规模军队调动和粮饷运输的必经之路。

四、武器装备与作战技术的制约

中国自春秋以后，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从而导致了铁兵器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不过，尽管铁兵器的性能比青铜兵器优越，却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它们仍然属于冷兵器的范畴，在作战方面只利于近战杀伤，缺乏对城池、壁垒的破坏力。在这种情况下，防御的一方为了减少牺牲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普遍采取了据城固守和野战中坚壁筑垒的方法，能够以寡敌众。如《尉缭子》所言：“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53]如果粮草充足，士气旺盛，守军通常能坚持很长时间。攻方即使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由于缺少有效的攻坚手段，也常常师老兵疲，久攻不下。三国时期就屡次发生过持久的城垒攻守战，尤其是在各座边防重镇，其结果往往是守方以少胜多，挫败了强敌的进攻。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54]建安十八年（213）曹操率大军进攻濡须，吕蒙“数进奇计，又劝（孙）权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55]。建安二十四年（219）襄阳和樊城受关羽围攻，“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关）羽。（曹）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56]终于坚持到援兵前来解围。黄初三年（222）九月，“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57]吴将朱然孤军应战，“中外断绝。（孙）权遣潘璋、杨粲等解围而围不解。时然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将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无怨意，方厉吏士，伺间隙攻破两屯。魏攻围然凡六月日。”[58]最终无计可施，只得退兵。太和二年（228）十二月，魏将郝昭拒蜀军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市南）。“（诸葛）亮自以有众数万，而（郝）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云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59]景元四年（263）曹魏伐蜀，刘禅“召（阎）宇西还，留宇二千人，令（罗）宪守永安城”[60]。吴国闻蜀汉败亡，便派步协领兵西上，企图乘机攻占永安。“（步）协攻城，（罗）宪出与战，大破其军。孙休怒，复遣陆抗等帅众三万人增宪之围。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61]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罗宪仍然顽强固守，直到解围的晋朝援军前来。上述战例表明，“衢地”，即枢纽区域对战争的重要影响，还在于控制它的一方能够把当地有利的地形、水文、交通条件和城垒防御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难以摧毁的阵地。因此可以说，三国时期边防重镇的形成与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铁制冷兵器的性能及其作战技术的局限性而决定的。

[1]《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辨亡论》下篇。

[2]《后汉书》卷74上《袁绍传》。

[3]《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第2660页。

[6]［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2《东晋论》，《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第183页。

[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6《南直八·庐州府》，第1270页。

[8]《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第3654页。

[1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6《南直八·庐州府》，第1283页。

[11]《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

[12]［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1《三国形势考·上》，第657页。

[13]《三国志》卷14《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14]《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十九年七月注引《九州春秋》。

[15]《三国志》卷10《魏书·贾诩传》。

[16]《三国志》卷12《魏书·鲍勋传》。

[17]《三国志》卷45《蜀书·邓芝传》。

[1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2《陕西一》终南山条引宋敏求语，第2462页。

[1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2《陕西一》终南山条引《地志》，第2460页。

[20]［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352《兵部·戟（上）》引《魏文帝书》，第1623页。

[21]《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22]《三国志》卷14《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

[23]《三国志》卷9《魏书·曹爽传》。

[24]《三国志》卷9《魏书·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

[25]《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曰。

[26]《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27]《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注引《吴录》。

[28]《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七年十二月注引《汉晋春秋》。

[29]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99页。

[30]《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雍州》。

[31]《三国志》卷26《魏书·满宠传》。

[3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肥市三国新城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考古》2008年第12期，第39页。

[33]《三国志》卷26《魏书·满宠传》。

[34]童力群：《论祁山堡对蜀军的牵制作用》，《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5]［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0《漾水》，第1691—1692页。

[36]［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226页。

[37]［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第211页。

[3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第2663页。

[39]《后汉书·郡国志四》注引《荆州记》曰：“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江，经南阳，出方关，是周、郑、晋、卫之道，其东津经江夏，出平睾关，是通陈、蔡、齐、宋之道。”

[40]《晋书》卷1《宣帝纪》。

[41]［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32《施水》，第2690—2692页。

[42]［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8《沔水中》，第2404—2405页。

[43]《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44]《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

[4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7《江南道三·鄂州》，第643页。

[46]《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备谓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翼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47]《三国志》卷55《吴书·蒋钦传》：“（孙）权讨关羽，（蒋）钦督水军入沔，还，道病卒。”

[48]《晋书》卷1《宣帝纪》。

[49]《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

[50]参见杨钧：《巢肥运河》，《地理学报》1958年第1期。“巢肥运河”或称为“江淮运河”，参见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

[5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肥水》，第891页。

[5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曰：“东关口，在（巢）县东南四十里，接巢湖，在西北至合肥界，东南有石渠，凿山通水，是名关口，相传夏禹所凿，一号东兴。今其地高峻险狭，实守扼之所，故天下有事，必争之地。”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2页。

[53]华陆综注译：《尉缭子注译》卷2《守权第六》，中华书局，1979年，第25页。

[54]《三国志》卷15《魏书·刘馥传》。

[55]《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

[56]《三国志》卷9《魏书·曹仁传》。

[57]《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

[58]《三国志》卷56《吴书·朱然传》。

[59]《三国志》卷3《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60]《三国志》卷41《蜀书·霍弋传》注引《襄阳记》。

[61]《三国志》卷41《蜀书·霍弋传》注引《襄阳记》。

第四章　三国边防要镇的历史演变

地理环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因素，它在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下，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其地貌、水文、气象等因素虽然相对稳定，在数十百年间变化不大，但是生产贸易的兴衰，户口的增减，统治政策与攻防战略的改变，都会促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重心、政治中枢、人口聚居点与交通路线发生转移，从而改变军事力量在某个地域的分布、组合与运动态势，形成新的格局。如魏将王昶所言：“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1]三国从鼎足而立到逐步统一的历史进程里，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与各方作战方略的调整，许多边防要镇的地位和作用也出现了升降变化，经历了它们本身的建立、巩固和衰落过程，下面分别对其进行论述。

一、合肥与襄阳战略地位的沉浮

曹魏中叶以后，由于国力的恢复强大与区域防守战略的调整，明帝所言“地有所必争”的合肥、襄阳等边防重镇的兵力部署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据史籍所载，孙权在世时先后对合肥发动了六次攻势[2]，合肥魏军起初为张辽所率七千余人，后有所增加[3]。建安十七年（212）后，曹操在淮南迁徙民众，“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4]江淮之间成为无人地带，而曹魏扬州的人口、经济重心则转移到江淮丘陵以北。合肥因为失去附近郡县的人力、物资支援而难以供养大量守军，不宜继续充当淮南地区的军政中心。根据这一变化，魏文帝黄初年间将扬州州治和征东将军的驻所北移到寿春；合肥则变为前线要塞，守军减少；遇到强敌入侵合肥，是由寿春的扬州魏军主力及各路援兵对其进行支援，将其阻挡在合肥城下，不使其越过江淮丘陵。这样进行防御虽然屡获成效，但是援军往来跋涉数百里，耗时费力。如满宠所言：“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5]青龙二年（234）孙权攻合肥时，田豫即向满宠和朝廷建议不出动扬州主力救援，以免中了敌军反客为主之计，应该听任其攻城，待其疲劳消耗后再发兵交锋。此项上奏获得了明帝的批准，事见《三国志》卷26《魏书·田豫传》：

后孙权号十万众攻新城，征东将军满宠欲率诸军救之。（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徒投射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又大军相向，当使难知，不当使自画也。”豫辄上状，天子从之。

齐王曹芳即位以后调整了扬州的兵力部署，曾经数次放弃或明显削弱合肥的防务，主力部队集结于寿春，并不去合肥援救，而是诱敌深入到江淮丘陵以北来就近迎战。这样使吴军的补给路线被迫延长，增加了敌人的运输困难；而自己则以逸待劳，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例如，嘉平五年（253）诸葛恪率军二十万侵略淮南，司马师接受了虞松的建议，在寿春屯集重兵备战[6]；仅派将军张特等率三千余人驻守合肥，来牵制和消耗敌军。“敕毌丘俭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吴。”[7]实际上是准备放弃该地，任凭吴国攻取而不去援救。在敌兵的猛烈围攻下，合肥魏军坚守九十余日[8]，都没有得到救援。只是由于诸葛恪指挥无方，中了张特的缓兵之计[9]，既未能及时攻克合肥，也没有获得野战的机会。“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泻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10]只得狼狈还师。而魏军主力并未出动，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此后曹魏及西晋初年扬州地区的兵力配置依然延续上述格局，在寿春驻扎主力待机，合肥一带不设重兵严防，没有再发生过激烈的阻击战斗。甘露二年（257）诸葛诞占据寿春反叛，并将麾下扬州各地魏军与壮丁调入城内[11]，致使合肥无人镇守。司马昭率大兵围攻寿春时，吴国曾派朱异领兵救援，即顺利越过江淮丘陵，到达寿春东南的黎浆后失利而退[12]。此后孙吴无力继续增援，寿春在被围一岁后粮尽城陷。在这次战役当中，吴师虽然占领了合肥，但还是不能在寿春附近打败魏军，也无力据守该地，只得退回境内。上述两场战争的胜负都没有受到合肥得失的影响，可见它在曹魏中叶以后的军事地位明显下降，不再起到左右淮南战局的重要作用了。

襄阳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它在曹魏一朝的军事地位与影响呈上升状态。江陵被孙、刘两家占领之后，襄阳成为曹魏的荆州前线，其主将乐进、曹仁先后屯驻于襄、樊两城，与刘备、关羽交战连年，致使当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建安二十四年（219）襄樊战役结束后，曹操尽管击退了关羽的进攻，但是襄阳郡民生凋残，百姓纷纷流亡。《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曾云：“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由于田畴连年荒芜，当地缺乏粮饷，难以在汉南维持大量驻军。因此曹丕代汉后，将荆州都督治所与州军主力北迁至南阳郡的宛城，甚至一度放弃了襄阳的城守。《晋书》卷1《宣帝纪》载文帝即位时，“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获得准奏后，“（曹）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随即又派兵进据襄樊，但只是将其作为边境的据点，留下少数部队防守。遇到吴军入侵时，则由宛城附近的州兵主力前来增援，这与前述曹魏前期扬州战区集重兵于寿春，以待救援合肥前线的情况相同。因此它在魏人看来，已经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如袁淮所言：“今襄阳孤在汉南，贼循汉而上，则断而不通，一战而胜，则不攻而自服，故置之无益于国，亡之不足为辱。”[13]

随着曹魏经济的恢复、国势逐渐增强，开始将荆州战区的都督治所与主力驻地向南推移。正始四年（243）征南将军王昶上奏：“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获得朝廷批准施行，王昶“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14]。司马氏在灭蜀代魏以后，对孙吴构成了明显的军事优势。羊祜在泰始五年（269）出任荆州都督，其治所又南移襄阳，“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15]在敌寡我众的有利形势下，他将边戍继续向前推进。“（羊）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16]晋初的襄阳已经成为荆州的军政中心，为都督、刺史与主力部队的驻地，不再是孤悬于汉南的要塞，这表明它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有了显著的提升，与合肥的军事影响衰退减弱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汉中“听敌入平”与蜀国边防的崩溃

自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迫使曹操撤兵，全据汉中之后，蜀汉驻守该地一直采用在外围秦岭山地之间阻击来寇的策略，不让敌人进入盆地内部。这样可以利用复杂险要的地形，以峡谷栈道来拘束迟阻敌军主力的行进，使其无法展开兵力而发挥数量上的优势。此种防守策略实施多年，取得了很好效果。《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曰：“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蜀相费祎死后，由姜维执掌军权，他在陇右地区长期作战不利，因而立功心切，企图在汉中采取诱敌深入以获得歼灭对手的大胜。姜维在景耀元年（258）上奏：“汉中错守诸围，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退据汉、乐二城，积谷坚壁。听敌入平，且重关镇守以御之。”[17]就是放弃外围峡谷的要戍，只留少数兵力拒守汉城（今陕西勉县）与乐城（今陕西城固县），让敌人大军进入平川，然后在阳安关（即古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加强防御来阻止其入蜀，待到来寇给养乏绝被迫撤兵时再共同出击，力歼对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18]朝廷批准其建议后，即令汉中都督胡济领兵撤往汉寿（今四川广元市西南），“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19]

从以后的实战情况来看，姜维的“听敌入平”之计弄巧成拙，从而导致蜀汉北境防线的崩溃。景元四年（263）钟会率十余万人伐蜀，由于没有在秦岭峡谷受阻，从而顺利进入汉中盆地。“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魏兴太守刘钦趣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20]魏军虽然围攻汉、乐二城不下，但是因为阳安关蜀将蒋舒叛变投敌，钟会得以长驱直入，“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笔者注：今陕西宁强县西北），得库藏积谷”[21]，从而缓解了军队给养缺乏的压力。姜维此时退守阴平（今甘肃文县），由于关城丢失而害怕被截断退路，只得撤往剑阁组织防守。“（姜）维、（廖）化亦舍阴平而退，适与（张）翼、（董）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钟）会。”[22]此后蜀军虽然将钟会大兵阻挡在剑阁以北，但是因为被迫放弃阴平，给了邓艾偷渡成功的机会，以致于后方被袭，刘禅降魏而蜀汉迅速灭亡。

汉中作为蜀国边境首座要镇，在军事方面的影响之重要不言而喻。只是由于姜维错误地更改了防守策略，致使在钟会伐蜀之役中，这一战略重地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让敌人轻易地获得了胜利。顾祖禹即认为汉中之失守与蜀汉边防的瓦解，“繇（姜）维自弃其险也。”[23]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也对其批评道：“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敌，且欲俟其退而出搏之，真开门揖盗之见。刘友益以为（姜）维之失计，汉所以亡。良然！”[24]三国鼎立之时，蜀汉实力最为弱小，本来就处于劣势。“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25]，连智慧过人的诸葛亮都认为非常危险困难，因而小心谨慎，不敢大意，长年在汉中屯集主力准备应敌。姜维却反其道而行之，撤走汉中的重兵，“听敌入平”，给了对手可乘之机。他对汉中防务部署的冒险调整含有明显隐患，而蜀汉后期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朝内的文武大臣多是平庸之辈，都看不出此项举措暗藏的巨大危机，因而无人进行反对阻拦，这也是造成后来作战失利的原因之一。

三、孙吴沿江要戍的瓦解

吴国江北的各座重镇曾经屡次打退过魏师的进攻，其中战绩最为出色的首推濡须和相邻之东关。如前所述，孙权在濡须口抵抗了曹操“号步骑四十万”[26]的大军，使其无功而返。“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27]又被守将朱桓分兵击破。吴建兴元年（252）十月，诸葛恪在东关筑堤建坞，留兵戍守。魏“命大将胡遵、诸葛诞等率众七万，欲攻围两坞，图坏堤遏”[28]，结果惨败而归，“乐安太守桓嘉等同时并没，死者数万。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亦斩之。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资器山积。”[29]另如陆逊守夷陵，大破刘备蜀兵；朱然坚守江陵，挫败曹真、夏侯尚、张郃所率中军主力，也是功劳显赫。但是在西晋平吴之役中，沿江诸镇土崩瓦解，不堪一击。《晋书》卷3《武帝纪》载太康元年：“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杨城。庚申，又克西陵，杀西陵都督、镇军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西陵监郑广。壬戌，（王）濬又克夷道乐乡城，杀夷道监陆晏、水军都督陆景。甲戌，杜预克江陵，斩吴江陵督伍延；平南将军胡奋克江安。于是诸军并进，乐乡、荆门诸戍相次来降。”仅在一月之内，荆州西部的所有重镇相继沦丧。伍延据守江陵顽抗的时间略长一些，也不过九天即被攻陷[30]，与朱然坚守江陵六月有余的出色战绩相比，其差别实在是太悬殊了。此后王濬舟师顺流鼓棹，直抵建业城下，迫使孙皓献表投降。是什么原因使吴国的江防要塞丧失了顽强的抵抗能力，没有像以往那样坚不可摧呢？笔者认为其中原因比较复杂，现进行分述如下：

从吴国方面来讲，孙皓昏庸残暴，信任佞臣而屡杀忠良，又横征苛敛、滥用民力，致使国势每况愈下。这对沿江边镇防务造成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条：一是缺兵，二是乏将。前述孙皓降晋时所献簿籍中有兵二十三万，比起吴国强盛时期的军队数量明显下降。例如孙权去世后，诸葛恪伐淮南，“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31]，这还不算扬州留守的部队以及荆州各地的大量驻军。以此估算，当时全国军队至少应在三十万以上，可见吴末兵员显著减少。荆州主将陆抗曾经因为士兵缺编严重，上疏请求增调，将麾下部队恢复到原来的人数。其文曰：“今臣所统千里，受敌四处，外御强对，内怀百蛮，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羸弊日久，难以待变。”[32]充分反映了前线乏兵的窘境。陆抗声称只要补足编制，就不惧怕任何进攻，否则难以保证边防的安全。“使臣所部足满八万，省息众务，信其赏罚，虽韩（信）、白（起）复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33]但是这一迫切要求最终也未被朝廷接受，以致在敌寇大举来犯时，边镇守军寡不敌众，失败也是在情理之中了。此外，孙吴在江防机动兵力的部署安排上也有严重的缺陷，荆州东部的夏口、武昌与西部的乐乡、西陵都督辖区都苦于缺少军队，无法相互提供支援。孙皓的中军主力驻扎在都城建业，和上游距离太远，又是逆水行船，难以及时赴救。当年孙权在武昌，“欲还都建业，而虑水道溯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怀疑。”[34]西晋伐吴之前，荆州主将杜预最担心的就是吴国可能把都城和中军与水师主力再次迁到武昌，从而增强长江中游的兵力[35]，如果这样做就会给晋朝军队的进攻带来严重困难。但是孙皓虑不及此，没有出现杜预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陆机《辨亡论》即言孙权建国之初人才济济，战将如林。“周瑜、陆公、鲁肃、吕蒙之畴入为腹心，出作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36]而吴末自陆抗死后再无名帅，便无法运用智谋和胆略来以弱胜强。“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所以“邦家颠覆，宗庙为墟”[37]。李焘亦对此有深刻论述，认为险要的地势还需要智勇双全的将领才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攻守之事，非勇不能决，非智不能全。此二者皆人谋也，而足以增山川之重，示形制之势。则争天下者，必借险于地，取谋于人，而后能大有所成就矣。”[38]孙权是明君，有识人、用人之度量，所以能够举贤任能，不乏将才。吴末孙皓昏虐，“有一陆抗，而羊祜、王濬睥睨不敢进。一日抗溘死，扬越之阻、长江之固自若也，而晋兵长驱如涉无人，因知争天下之术，地势虽强，以人为重。”[39]孙皓在位时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安。”[40]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培养和发掘出优秀的将领。晋师入侵时，张悌即云：“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41]试观孙皓委任的边镇将领，或为才干低劣的宗室，如乐乡都督孙歆，居然被敌人化装入营俘虏；京下督孙楷、夏口督孙秀则携带部曲投降晋朝。或为胆怯的文人，如临阵降敌之虞昺，“晋军来伐，遣昺持节都督武昌已上诸军事，昺先上还节盖印绶，然后归顺。”[42]或虽有忠心却无御敌之智略，如陆晏、陆景等，就只能以死报国，而无法守境安邦了。

曹魏本来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灭蜀之后又得到进一步扩充。继承这份遗产的西晋与孙吴相比，拥有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巨大优势，王濬与号称“武库”的杜预等将领多谋善战，因此取得平吴战争的胜利势在必然。值得强调的是，晋军制订的攻吴作战计划妥善周密，也是顺利打破吴国沿江重镇的重要原因。这一计划起初是老将羊祜生前提出的，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其要点如下：

首先，多路分兵，使孙吴顾此失彼，难以应对。羊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43]吴国在长江东西数千里的多处要害布防，兵力相当分散，而且驻军的数量有限，一旦遭到多路进攻就无法投入足够的支援部队，容易被强敌各个击破。晋武帝采纳了羊祜的这项建议，在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伐吴时兵分六路，“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44]以前曹魏南征，往往是兵分三路[45]，这次西晋增加为六路。顾祖禹对此评论曰：“晋之取吴也，用兵三十万，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用兵五十万，而所出之道八。”其缘故为：“盖吴与陈皆滨江设险，利在多其途以分其势。”[46]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次，选择峡口为主攻突破方向。“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47]攻破孙吴沿江防御体系之关键，是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进入长江，一来必须消灭吴国的舟师，以保证大兵安全渡江以占领敌境；二来能够阻断江南吴军对北岸各座要塞的救援，使它们陷入孤立状态。此前曹魏攻吴的历次战役中，曾经选择过主力部队行船入江的不同航道，但是效果都不理想。例如曹操“四越巢湖”，被孙权阻于濡须。曹丕舟师两次经中渎水到广陵，也受到水道淤浅和暴风、寒冰等自然条件的阻碍[48]。司马懿曾建议，派遣舟师由襄阳经汉水至沔口入江。“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孙）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49]虽然获得明帝的首肯，后来却未能实施，可能是由于沔口地段航道狭窄，容易被敌军堵塞夹击的原因[50]。西晋攻吴作战的水军主力集结在上游的益州，峡江河道较为宽阔，奔腾汹涌，大型船队顺流而下，势不可挡。沿岸吴国兵戍无法利用水战和放射箭、石来进行阻击，只能施以铁索拦江的权宜之计，被王濬轻易烧断，即顺利驶出三峡，得以发挥其船只高大与兵力众多的优势，“旌旗器甲，属天满江。”[51]在接连击败西陵和乐乡的孙吴水军之后，完全统治了江面。沿岸的要塞援助断绝，因而纷纷望风归顺。“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52]

再次，避开防守坚固的建平、东关和濡须等要塞。建平城垒位于巫峡北岸，由于依山临江，形势险峻而易守难攻。其守将吾彦，“身长八尺，手格猛兽，旅力绝群。”[53]他认为晋军只有在攻克建平之后，才会出峡伐吴。“建平不下，终不敢渡。”[54]但是王濬仅派遣少数兵力对其实施围困，大批人马乘船东下，迅速通过三峡而驶入荆江，因而节省了进军时间与兵员的伤亡。事实证明，这一决定非常明智。“及（晋）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吾）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55]建平城戍一直坚持到吴国灭亡后才弃守投降。此前曹魏征吴，使用次数最多的主攻方向是在濡须-东关一线。即舟师经淮河、肥水、施水入巢湖，再沿濡须水入江。因为濡须口距离吴国都城建业和经济重心太湖平原较近，由这条路线进攻能够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但是濡须水道狭窄，孙权在江畔“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56]，因此曹操屡攻不克。吴国后来又在其北之东关筑堤阻遏航行，傍山建造两城进行防守。“城在高峻，不可卒拔。”[57]所以魏师很难在这一地段实现突破，守军能够坚持到建业的援兵到来而解除围困。西晋在平吴之役中吸取了以往的失败教训，王浑率领的扬州晋军没有向东关、濡须直接发动进攻，而是绕过这一地段，占领了敌人防守薄弱的历阳（今安徽和县），进据横江渡口。这项计划的实施相当成功，晋军绕开东关和濡须等要塞，并未对其进行强攻，避免了兵员的巨大牺牲和受阻于坚城之下，因而较为顺利地抵达江滨。虽然在此处遇到了渡江来援的吴军主力，但由于地势平坦开阔，得以发挥晋军实力强劲的优势，所以获得了大胜。“与孙皓中军大战，斩伪丞相张悌等首级数千，俘馘万计。”[58]然后准备与王濬的舟师汇合，再渡江东进。

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晋的作战计划里，最后对吴都建业发起的总攻是以扬州部队为主，前线统帅也是扬州都督王浑，王濬所率益州水军应该服从他的指挥。“初，诏书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59]但是王濬贪功抢先，诡称因风势强劲，船队无法靠岸停泊，拒绝与王浑会合，自己率领舟师前往建业，接受孙皓的归降。事后史家称王浑贻误战机，不敢独自渡江。说他“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濬之后”[60]。而依笔者之见，上述批评有失公允，因为晋军绕行攻取历阳的作战行动是利弊相参的，其有利之处在于使东关、濡须等要戍丧失了抵抗的作用，王浑的部队行进沿途没有受到关塞的阻碍。其弊端是这条路线为陆道，由居巢（今安徽巢湖市居巢区）经大小岘山而至江边，王浑的扬州水军无法随行，所以数万军队到达横江渡口后缺乏大量船只，必须等待王濬的舟师前来接应。当时扬州刺史周浚建议派遣部队先行渡江，遭到王浑的拒绝，其理由第一是有朝廷的命令，“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61]第二是需要王濬的船队接济，才能使大批人马过江。“且诏令龙骧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62]在船只短缺的情况下，如果只派遣少数部队率先渡江，与敌人背水交锋，会有可能被对岸的吴军消灭，这是比较冒险的策略。王浑按照朝廷指令行事，两路兵马汇合后即对敌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此乃万全之策，因而并无过失。至于王濬能够迫使孙皓投降，是因为他的部队水陆齐备，数量充足。“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入于石头。”[63]换句话说，最后对建业的进攻，王濬可以不依赖王浑的扬州步骑，王浑却必须仰仗王濬的船只，否则就不能使麾下的大军迅速地渡江作战。

综上所述，孙吴的沿江要戍未能在抗击晋军的战斗里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吴国兵员短缺，君主昏聩，将帅平庸，所以无法抵抗敌人的强大进攻。而西晋作战计划的妥善完备与成功实施，起到了对吴国江防重镇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良好效果，促使平吴之役顺利获胜，重新实现了天下的统一。

[1]《三国志》卷27《魏书·王昶传》。

[2]孙权分别在建安十三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以及太和四年、青龙元年、二年进攻过合肥，其中建安二十四年攻合肥是佯动，为其偷袭荆州作掩护，事见《三国志》卷15《魏书·温恢传》。

[3]《三国志》卷17《魏书·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又曰：“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

[4]《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建安十八年正月。

[5]《三国志》卷26《魏书·满宠传》。

[6]《晋书》卷37《宗室传·安平献王孚》：“时吴将诸葛恪围新城，以孚进督诸军二十万防御之。孚次寿春……故稽留月余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7]《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注引《汉晋春秋》。

[8]参见下条注文的内容。

[9]《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注引《魏略》：“及诸葛恪围城，（张）特与将军乐方等三军众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战死者过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将陷，不可护。特乃谓吴人曰：‘今我无心复战也。然魏法，被攻过百日而救不至者，虽降，家不坐也。自受敌以来，已九十余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余人，而战死者已过半，城虽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当还为相语之，条名别善恶，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绶去以为信。’乃投其印绶以与之。吴人听其辞而不取印绶，不攻。顷之，特还，乃夜彻诸屋材栅，补其缺为二重。明日，谓吴人曰：‘我但有斗死耳！’吴人大怒，进攻之，不能拔，遂引去。”

[10]《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11]《三国志》卷28《魏书·诸葛诞传》曰：“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硐，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

[12]《晋书》卷2《文帝纪》甘露二年：“八月，吴将朱异帅兵万余人，留辎重于都陆，轻兵至黎浆。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御之，异退。”

[13]《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七年注引《汉晋春秋》。

[14]《三国志》卷27《魏书·王昶传》。

[15]《晋书》卷34《羊祜传》。

[16]《晋书》卷34《羊祜传》。

[17]［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7页。

[18]《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19]《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20]《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

[21]《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

[22]《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

[2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6《陕西五·汉中府》，第2661页。

[2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44《蜀书·姜维传》引《通鉴辑览》，中华书局，1982年，第860页。

[25]《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6]《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

[27]《三国志》卷56《吴书·朱桓传》。

[28]《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29]《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30]《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记载，“（二月）乙丑，王濬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杜预进攻江陵，甲戌，克之，斩伍延。”

[31]《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32]《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

[33]《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

[34]《三国志》卷51《吴书·宗室传·孙奂》注引《江表传》。

[35]《晋书》卷34《杜预传》载其上疏曰：“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

[36]《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上篇。

[37]《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下篇。

[38]［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1《吴论》，《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第158页。

[39]［宋］李焘撰，胡阿祥、童岭点校：《六朝通鉴博议》卷1《吴论》，《六朝事迹编类·六朝通鉴博议》，第158页。

[40]《晋书》卷57《吾彦传》。

[41]《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干宝《晋纪》。

[42]《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43]《晋书》卷34《羊祜传》。

[44]《晋书》卷3《武帝纪》。

[45]参见《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三月注引《魏书》载丙午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四年：“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

[4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南直方舆纪要序》，第868页。

[47]《晋书》卷34《羊祜传》。

[48]参见《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五年九月：“时江水盛长，帝临望，叹曰：‘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车驾幸广陵，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帝还洛阳，谓济曰：‘事不可不晓。吾前决谓分半烧船于山阳池中，卿于后致之，略与吾俱至谯。’”

[49]《晋书》卷1《宣帝纪》。

[50]参见《三国志》卷55《吴书·董袭传》：“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

[51]《晋书》卷42《王濬传》。

[52]《晋书》卷42《王濬传》。

[53]《晋书》卷57《吾彦传》。

[54]《晋书》卷42《王濬传》。

[55]《晋书》卷57《吾彦传》。

[56]《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

[57]《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58]《晋书》卷61《周浚传》。

[59]《晋书》卷42《王濬传》。

[60]《晋书》卷42《王浑传》。

[61]《晋书》卷61《周浚传》。

[62]《晋书》卷61《周浚传》。

[63]《资治通鉴》卷81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二章 三国战争的地理枢纽——“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二章　三国战争的地理枢纽——“兵家必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