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魏之“中国”

魏自曹操统一北方，至曹丕称帝时，其疆域东至大海，西到河西走廊的终点敦煌，北抵长城，南逾淮、汉与孙吴边境相邻，又隔秦岭和蜀国对峙。据蒋济所言，曹魏当时有十二州[1]。杜恕给明帝上书中列举其州名为荆、扬、青、徐、幽、并、雍、凉、兖、豫、司（隶）、冀[2]，占据了汉朝旧有领土之大半。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把西汉全国分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北四个经济区域[3]，而曹魏此时就占据了其中江南以外的三个，特别是山西（关西）和山东（关东）两个重要的区域，拥有陕甘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以及华北大平原、山西高原、山东半岛、豫西丘陵和南阳盆地，它们在历史上作为三代王畿和华夏诸侯的居住活动地域，又是秦汉王朝中央政权主要依靠的先进农耕区。冀朝鼎评论道：“虽然西汉着重发展关中，而东汉则更多地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河内。但是，包括泾水、渭水和汾水流域，以及黄河的河南-河北部分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却构成了一个基本经济区，这一基本经济区，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整个两汉时期的主要供应基地和政权所在地。”[4]出于以上原因，汉末三国人士习惯把曹操及后来魏国的上述统治区域称为“中国”，即中原王朝的所在地，带有尊重和褒扬的含义。如陈群上奏曰：“今中国劳力，亦吴、蜀之所愿。此安危之机也，惟陛下虑之。”[5]华歆上疏云：“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6]不仅魏人如此称呼，孙、刘两家之君臣亦然。如孙策对虞翻说：“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7]华覈谏孙皓曰：“欲与中国争相吞之计，其犹楚汉势不两立，非徒汉之诸王淮南、济北而已。”[8]诸葛亮劝孙权联刘抗曹：“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9]

由于曹魏的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中原的经济文化又经历了长期的发达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梁启超称其“积千余年之精英”[10]；因而比起吴、蜀则拥有巨大的军事、人才优势。诸葛恪曾云：“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11]袁淮亦谓曹爽曰：“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12]吴、蜀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鼎足并立，主要是因为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给北方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经济衰敝，人口剧减。如杜恕所言：“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13]所以大大削弱了曹魏据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再加上吴、蜀据有长江和秦岭的天然障碍为地利，得以构成相对的均势。如朱治所言，曹操虽然平定了中原，“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14]《汉晋春秋》亦云：“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15]

曹魏前期，边境各州频受战事困扰而经济萧条，其粟帛财赋主要依赖内地的黄河下游区域。如杜恕所言：“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16]其中冀州是曹操立国之本[17]，邺城为霸府所在，曾经多次向那里移民并大力兴修水利、拓广垦殖。因此在当时，“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18]另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是许都所在的豫州颍川郡，曹操曾接受枣祗的建议，“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19]邓艾后来对此追述道：“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20]曹丕称帝后复除颍川郡一年田租，并下诏曰：

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昔汉祖以秦中为国本，光武恃河内为王基，今朕复于此登坛受禅，天以此郡翼成大魏。[21]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曹魏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其效果最为显著和影响重大的是关中和两淮地区。关中平原号称沃野，董卓被诛后，“（李）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22]据《晋书》卷26《食货志》所载，曹操平定北方后听从卫觊专卖食盐的建议，“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施行之后，“流人果还，关中丰实。”司马懿镇雍凉，“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青龙元年，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国以充实焉。”他主持朝政时又采纳邓艾在两淮驻军屯田的主张，“令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同时兴修漕渠和陂塘，“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关中与两淮的繁荣明显增强了北方政权的国力，从而促进了魏、晋对蜀、吴作战的获胜，王夫之称诸葛亮北伐时，司马懿虽处于守势，却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据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23]又说：“曹孟德始屯田许昌，而北制袁绍，南折刘表；邓艾再屯田陈、项、寿春，而终以吞吴；此魏、晋平定天下之本图也。”[24]

二、孙吴之“江东”与“南荆”

孙权袭取荆州之后，占据了江南半壁河山，疆域辽阔，物产丰饶。陆机称其“地方几万里，带甲将百万，其野沃，其民练，其财丰，其器利，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25]。吴国据有荆、扬、交、广四州，但交、广地处岭南，偏远荒僻，人烟稀少。孙氏政权依赖的主要是经济发达的荆、扬两州，所谓“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26]。汉代广义的“吴地”包括今长江下游两岸的平原，以及皖、赣、浙、闽四省的江南丘陵与山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吴地，斗分野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其主体是东汉扬州所辖的九江、丹阳、庐江、吴郡、会稽、豫章六郡[27]，而孙吴立国奠基之扬州仅为其江南辖境，即《文选》卷42载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曰：“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岂若淮阴捐旧之恨。”李善注：“杨州旧属江南，江南之地尽属焉。今魏徙杨州于寿春，而孙权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属本州也。”蒋济亦对曹操曰：“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28]

长江自江西九江折向东北流淌至南京、镇江，然后改向东流入海，故此河段的南岸地域在汉魏时期又称为“江东”。孙策临终谓孙权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29]其母太妃忧虑国事，“引见张昭及（董）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30]广义的“江东”即孙吴之扬州，其立国初期亦辖有六郡。建安七年（202）曹操向孙权征取质子，周瑜谏阻道：“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31]胡三省曰：“六郡，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也。”[32]谢钟英按：“丹阳、庐江、会稽、吴、豫章五郡，《郡国志》并属扬州。（孙）策置庐陵。”[33]如前所述，“江东”只是汉朝扬州的江南部分。这一区域在古代历史上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由于在春秋时曾为吴、越两国的领土，故亦别称为“吴越”。如孙策托嘱群臣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34]周瑜说孙权抗曹曰：“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35]秦朝统一天下后，将吴、越旧境并置为会稽郡，汉初被封与吴王刘濞，七国之乱后又归属朝廷直辖。汉武帝与严助书曰：“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36]随后其南方的东越、闽越两国先后废灭，领土划入会稽郡，致使其南界直抵南海海滨，就其地域广大而言，竟为西汉百三郡国之冠。由于郡境辽远，管理不便，“后汉顺帝时，阳羡令周喜上书，以吴、越二国，周旋一万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险绝，求得分置。遂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东为会稽郡。”[37]江东六郡当中，吴郡与会稽所辖境域和人口数量名列前茅，物产最为富饶，因而地位非常重要，故江东在汉末三国时又称为“吴会”。如刘备与孙权书云：“今（曹）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38]魏明帝任命蒋济领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率之任。”[39]《资治通鉴》卷67汉献帝建安二十年三月胡三省注：“吴、会，谓吴、会稽二郡之地。”

广义的“江东”可用“沃野万里”[40]来形容，而狭义的“江东”之地域范围则要小得多。如乌江亭长谓项羽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41]这是仅指吴、越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今苏南太湖平原和浙北的宁绍平原，前者在吴郡的太湖流域，后者位于会稽郡北部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及甬江等河的冲积流域，也可以并为一个地理单元。如伍子胥所言：“夫吴之与越也，仇雠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韦昭注曰：“三江，吴江、钱唐江、浦阳江。此言二国之民，三江绕之，迁徙非吴则越也。”[42]太湖古称震泽、具区或笠泽，“其滨湖之县曰吴县、吴江、武进、无锡、宜兴、乌程、长兴，纵广三百八十三里，周回三万六千顷。”[43]附近土地平坦肥沃，又因水网密布而便于灌溉，自春秋以来就是著名的农垦区域，号称有三江五湖之利。例如范蠡谓句践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4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曰：“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按太湖之“三江”，据顾祖禹考证：“三江皆太湖之委流也，一曰松江，一曰娄江，一曰东江。《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释之者曰：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史记正义》：‘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娄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曰上江，亦曰东江。’”[45]而“五湖”则是太湖及周边数座支湖的统称，《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十一月胡三省注：“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并太湖之小支，俱连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韦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郦善长谓长塘湖、射湖、贵湖、隔湖与太湖而五。《吴中志》谓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为五也。”张勃《吴录》曰：“五湖者，太湖之别名。”[46]实际上是指太湖泛滥时周边湖湾均被淹没从而连成一体之状态。参见《吴地记》：“五湖，太湖东岸五湾也。古者水流顺道，五湖溪径可分，后世蓄泄不时，浸淫泛滥，五湖并而为一，与具区无以辨矣。”[47]宁绍平原北起钱塘江南岸，南接四明与会稽山地，西抵萧山，东至海滨，即今浙江杭州萧山与绍兴、宁波地区，亦为鱼米之乡。《水经注》卷40《浙江水》曰：“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48]长湖又称镜湖，东汉时曾在此兴修堤塘。《会稽记》曰：“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余顷。”[49]上述水利工程规模巨大，对当地农业发展贡献良多，因此汉末会稽相当富庶，为孙策进兵江东的觊觎之地。如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十二月，扬州刺史刘繇为孙策所破，“将奔会稽，许子将曰：‘会稽富实，（孙）策之所贪，且穷在海隅，不可往也。’”[50]因而逃往豫章。江东因太湖流域及宁绍平原之沃饶而誉满天下，如枚乘所云：“夫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又言：“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不如海陵之仓。”[51]如淳注：“东山，吴王之府藏也。”颜师古注引臣瓒曰：“海陵，县名也。有吴大仓。”汉末中原大乱，受长期兵灾与饥荒的影响，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江东虽小有战乱，但破坏程度较轻，民生相对安定，以故成为北方士民避难之所。如《吴书》曰：

中州扰乱，（鲁）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52]

《三国志》卷52《吴书·张昭传》亦曰：“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昭皆南渡江。”建安十八年（213），“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53]裴松之评论道：“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江左虽有兵革，不能如中国之甚也。”[54]王夫之亦云：“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惜乎吴无汉之正，魏之强，而终于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余矣。”[55]

吴国的江东六郡，除了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还有“山越”居住活动的广大山岭丘陵区域。山越是古代南方越人的后裔，汉武帝时曾将东越、闽越居民迁徙到江淮之间的内地，但是仍有许多越人避居深山，拒绝接受封建王朝的统治。胡三省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56]他们经常举兵反抗，攻没郡县，自汉末以来延续数百年。王鸣盛曾考证并总结道：“然则山越历六朝至唐，为害未息。”[57]孙吴的山越主要分布在今皖南、浙江全境、闽北、赣东北与江苏的宁镇（南京至镇江）丘陵一带，其活动的中心区域是在丹阳郡及其与邻近诸郡相互接壤的山区。《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曰：“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据史籍所载，中原的军阀曾屡次拉拢山越，企图借助其势力阻止孙氏在江南的扩张。如孙策创业时，“袁术深怨策，乃阴遣间使赍印绶与丹杨宗帅陵阳祖郎等，使激动山越，大合众，图共攻策。”[58]孙权继位后，“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59]但均被陆续剿灭。山越民风勇悍，“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60]孙吴统治集团一方面对其实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招抚办法，逼迫诱使其出山居住，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而提供赋役，收纳其精锐加入军队。如建安八年（203）贺齐平定闽北山越叛乱，“名帅尽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61]建安二十二年（217），陆逊镇压丹阳山越，“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62]嘉禾三年（234），诸葛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他被任命为丹阳太守后迫降山越，“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63]何兹全统计，前后历次被料出收编入伍的山越合计约有十三四万[64]。考虑到孙吴占领荆州以后，全部兵力总数也不过二十余万人[65]，其中的数万山越作用不容小觑。赤壁之战前夕，黄盖曾说孙权：“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66]，即反映了他们是吴国军队中的一支辅助力量。

孙吴与曹魏、西晋政权的南北对峙，反映在地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区域与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抗衡。吴国的另一个统治重心区域就是位于长江中游的荆州，该州以今湖北南漳县西的荆山为名。《后汉书·郡国志四》载东汉荆州领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桂阳、武陵、零陵七郡，汉末又增置章陵为八郡[67]；其地北抵伏牛山脉，南至五岭，西据巫峡，东达下雉（治今湖北省阳新县东）、寻阳（治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因为荆州原是楚国旧境，故亦以“楚”为代称。《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刘琮即位后与群臣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68]贾诩谓曹操曰：“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69]汉魏时荆州又称“荆楚”，例如王粲云：“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70]刘备弃新野而南下，“荆楚群士从之如云。”[71]不过，自汉末战乱爆发以来，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先后被孙坚、袁术、张绣等军阀占领，后归属曹操，因而刘表割据的荆州中南部又被称作“南荆”。如孙策致袁术书云：“刘表称乱南荆，公孙瓒炰烋北幽。”[72]曹丕称帝后将汉宫乐曲另填新词，“改《上陵》为《平南荆》，言曹公平荆州也。”[73]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放弃了南郡编县（今湖北荆门市）以南的地域，命令乐进、曹仁等据守襄阳，文聘镇石阳（今湖北黄陂西），故孙权袭杀关羽后仍占有汉朝荆州的中南部，比刘表的统治区域略有退缩。吴增仅考证：“（曹操）十月败于赤壁，于是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临江诸郡悉入吴。（次年）十二月周瑜破走曹仁，又得南郡以南地，魏遂不置南郡，其时所统只南阳、南乡、襄阳、章陵及江夏之北境。自是以后，吴、魏遂各置荆州，为两界重镇矣。”[74]吴国统治的荆州区域并不完整，因此将其称为“南荆”应该更为符合历史实际。

荆州疆域辽阔，资源丰富，又地处大江中游，属于“四战之地”，因而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诸葛亮对刘备所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75]该州民众繁盛，地广饶沃，又处于江东上流，对吴会地区构成威胁，因此有识之士屡次建议孙权夺取该地。如鲁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76]甘宁建议道：“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曹）操。”[77]吕蒙接替鲁肃军职后，“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此力劝孙权袭取荆州，而不要把主力投入徐州作战。“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曹）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78]这项计划最终被孙权采纳并获得成功。

荆州的经济重心为两湖平原，即今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其地域原系古云梦泽，受长江及其支流汉、湘诸水泥沙的淤塞，逐渐成为冲积平原。两湖平原地势低平，河湖密布，因而土壤肥沃，物产丰饶。《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又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汉末中原群雄混战连年，但是“荆州丰乐，国未有衅”[79]。诸葛恪曾追述道：“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不及曹操尚微，与之力竞，坐观其强大，吞灭诸袁。”[80]可见其物力之雄盛。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曹操与孙、刘联军在南郡的江北地区交战多年，破坏严重。如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81]孙权袭取江陵、擒杀关羽之后，在黄初二至四年（221—223）又接连遭遇了夷陵之战和曹丕发动的江陵围城之役，沉重地摧残了当地的经济与民生，不仅百姓死伤流离，田畴荒莱，还造成瘟疫流行。“疠气疾病，夹江涂地。”[82]在频繁的战乱打击与威胁之下，南郡江北地区的劫余民众纷纷迁移到南岸。《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曰：“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与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孙吴的荆州北境退缩到临江的一些军事要塞，放弃了对江陵、沔口以北地区的行政统治和防御据点。江汉之间广袤区域成为魏、吴双方对峙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83]。南郡江北区域是江汉平原的核心地带，对于荆州的经济、政治影响非常重要。如蒯越所言：“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84]而这一地区的失控大大削弱了孙吴立国养兵的经济来源，几乎丧失了两湖平原在江北的一半，只能依靠荆州江南四郡（长沙、武陵、桂阳、零陵）提供的粮饷。洞庭湖平原的农业虽然也很发达，例如刘备据荆州时，“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整其赋税，以充军实。”[85]全琮之父全柔，“徙桂阳太守。柔尝使琮赍米数千斛到吴，有所市易。”[86]关羽水淹七军后，“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乏绝，擅取（孙）权湘关米。”[87]胡三省注：“吴与蜀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故置关。”但是仅凭其有限的出产，供养孙吴荆州十余万驻军与郡县官吏已经很吃力，恐怕无法再向朝廷提供财赋。吴国经济主要凭借江东而不是南荆，例如，孙皓在甘露元年（265）迁都武昌，当地归属荆州，可是帝室与百官、中军需要的物资依然要由吴会地区供给。“扬土百姓溯流供给，以为患苦。”[88]即便如此，还是给贵族官僚的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以致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甚至编出民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89]以此给朝廷施加压力，迫使孙皓在次年还都建业，以便靠近三吴的财赋渊薮，而荆州的两湖区域则是作为辅助的经济来源。此后，这一格局自东晋沿续到六朝时期的结束。如何尚之所言：“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90]

三、蜀汉之“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刘备在沔阳（今陕西勉县）称汉中王，建立蜀汉政权，其疆域包括今四川盆地、汉中盆地和云贵高原；后来诸葛亮北伐时，又取得陇南山地的一部分。清儒谢钟英对此概述曰：“先主取巴蜀，定汉中。后主得阴平、武都。其时巴分为四，犍为、广汉分为二，南中分置云南、兴古。有州一，郡二十，属国一，县一百四十有六。”[91]又云：“其境东界吴，北界魏，今四川（巫山县属吴）、贵州（铜仁、思州、黎平属吴）、云南三省，陕西汉中府、兴安府之石泉，甘肃阶州、秦州之两当、徽皆其地。”[92]蜀国领土为汉代益州辖区，故其国土亦以州名代称。如诸葛亮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93]州名的来历，据说有险阨和广大的含义。《晋书》卷14《地理志上》曰：“《春秋元命包》云：‘参伐流为益州，益之为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险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四川盆地周围环山，地势北高南低而坡度平缓，境内诸水汇入长江，经三峡流出。北部高山遮蔽寒风，因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盆地底部成渝地区的平原和山地很早就得到了开垦，成为西南地区的农业发达区域。境内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非常丰富，故亦称“天府之国”。《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

益州疆域辽远，《华阳国志》将其分为巴、蜀、汉中和南中四个区域。秦与西汉之巴郡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94]刘琳考证：“大抵西包嘉陵江、涪江之间以至泸州一带，东至奉节，北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南及贵州思南一带。”[95]巴地山岭较多，平坝略少，地形高下错落，其河谷宜种谷物，山中富产矿藏与林木禽兽，岭坡适于畜牧及梯田耕种，河川利捕鱼类，故农林牧副渔五业均衡。如常璩所言：“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96]由于巴郡辖区广大，行政管理较为困难，东汉后期始有分郡而治的提议。桓帝永兴二年（154）郡吏白望上书曰：

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灭绝罪录。逮捕证验，文书诘讯，即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97]

因而请求将巴郡分置为二，但是未被朝廷采纳。汉末天下大乱，益州局势亦有震荡。疆域广阔的郡国在动乱年代更加难以掌控，长吏一旦率郡造反，则人多势众，平叛殊为不易。而领土较小的郡则便于上级灵活操纵，即使反叛也便于镇压。故益州牧刘璋在兴平元年（194）接受了赵韪的建议，分巴郡为三。“以垫江以上为巴郡，河南庞羲为太守，治安汉；以江州至临江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为固陵郡，巴遂分矣。”[98]建安六年（201），“（刘）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庞）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99]

蜀郡位处川西，“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笔者按：即峨眉山、嶓冢山）。”[100]辖区包括位于其中心地带的成都平原以及南北两翼的低山平原相间区域。蜀地水土沃衍，自战国时已有李冰主持的都江堰灌溉工程，“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101]《风俗通义》亦载，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无复水旱之灾，岁大丰熟。”[102]汉代蜀地的水利建设继续发展，“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103]这里成为益州经济最为发达富饶的地区，如李熊所言：“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104]蜀郡是益州经济的主要支柱，财赋粮饷之所依赖。如果该地失控或遭到摧残，那么四川的地方政权就很难再将其统治维持下去。如法正致刘璋书云：“计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若敌远则百姓不能堪役，敌近则一旦易主矣。”[105]

秦汉之汉中郡位于秦岭与大巴山之间，“其地东接南郡，南接广汉，西接陇西、阴平，北接秦川。”[106]汉中盆地气候温润，四周环山，森林茂盛，“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107]。汉江从中穿过，沿途汇集支流众水，盆底多有适于农垦的河川平原和丘陵、平坝，宜种稻麦。史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108]。楚汉战争之中，“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109]丰富的物产与周围的山险使其能够闭关自守，成为一个小独立王国。如阎圃说张鲁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四面险固；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及窦融，不失富贵。”[110]汉中盆地位于川陕交通的必经之途，割据四川者往往力图占领该地，将其作为北部的防御屏障。例如，“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111]后来，“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刘琳注：“葭萌之邑在今广元县老昭化，而其封地则从广元以达汉中。”[112]曹操在建安二十年（215）攻占汉中，即对四川构成严重的威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113]黄权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并建议出兵夺取该地，以保障四川的安全。刘备听从其策，“然卒破杜濩、朴胡，杀夏侯渊，据汉中，皆（黄）权本谋也。”[114]

汉中与四川盆地关系密切，自然环境也很相似。《风俗通义》曰：“户律：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115]以此缘故，上述两个区域在历史上经常被视为同一个地理单元。如《华阳国志》称汉中，“其分野与巴、蜀同占。”[116]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117]秦汉魏晋习惯统称汉中与四川为“蜀汉”。如汉初天下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118]《后汉书》卷31《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曹操谓荀彧曰：“吾所惑者，又恐（袁）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119]钟会平蜀后图谋反叛，声称：“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120]

“南中”为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南部山区，因为偏远荒僻而导致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又多受峰岭峡谷分割而成为诸夷散居之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121]秦朝曾开“五尺道”以沟通该地，并派驻官吏。秦汉之际中原战乱，当地又恢复了分裂与独立的政治状态，直到汉武帝时才重新控制了云贵地区，正式设置郡县，划入益州刺史部。《晋书》卷14《地理志上》曰：“汉初有汉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广汉，凡为四郡。武帝开西南夷，更置犍为、牂柯、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统焉，益州盖始此也。及后汉，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诸道置蜀、广汉、犍为三郡属国都尉，及灵帝又以汶江、蚕陵、广柔三县立汶山郡。”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四川，南中郡县表示服从，刘备“遣安远将军南郡邓方以朱提太守、庲降都督治南昌县。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122]。章武元年（221）邓方去世，“遂以（李）恢为庲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住平夷县。”[123]夷陵之战失败后刘备退保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患病而终，南中各郡大姓纷纷叛乱，“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124]后被诸葛亮率师渡泸剿灭。

南中各地多山岭而峡谷密布，缺少平地，因而农业不够发达，但是矿产和畜牧资源丰富。汉初曾在其边境设立关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莋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125]新莽灭亡后，“光武称帝，以南中有义。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126]诸葛亮平南中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127]同时还征调其精锐补充北伐兵力，“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128]诸葛亮亦言其汉中麾下有“皅、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129]。由于远离内地又经济落后，云贵高原往往在历史上成为与其接壤的四川之附属地区。如梁启超所言：“然蜀与滇相辅车者也。故孔明欲图北征，而先入南。四川、云南实政治上一独立区域也。”[130]云贵可以说是巴蜀的后方，顾祖禹曰：

诸葛武侯有言：“南方已定，事在中原。”夫以关中之地，岂不十倍于巴、蜀，武侯之贤，岂不知得关、陇十倍于保巴、蜀，而必先定南方者，盖定南方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武侯谨慎有余，跋前嚔后之举，断断不敢出者也。[131]

不过，由于当地夷人与汉族风俗文化各异，矛盾很深，因此南中少数民族对于割据四川的蜀汉政权来说，只是一股可以利用而不能依赖的势力。炎兴元年（263）魏将邓艾偷渡阴平，攻占绵竹（今四川德阳市北），成都形势危急。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后主对此犹豫不决，谯周上疏坚决反对说：“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132]最后说服了刘禅君臣不再考虑南迁而决定降魏。

需要指出的是，东汉初年以来，益州在全国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秦朝与西汉时期建都于咸阳、长安，把国土划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京师所在的“山西”、“关西”，或称“关中”；其二是关外的“山东”，或称为“关东”。这里的“关中”是其广义概念，包括了泾渭平原以及陇西六郡、河西四郡和巴蜀、汉中，即现代史学家所谓的“大关中”[133]。如司马迁所言：“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34]而狭义的“关中”仅指今陕西中部的泾渭流域，“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35]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言，“关西”或广义的“关中”是指“扞关、郧关、武关、函谷、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以西、以内的广大地域。扞关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郧关在湖北郧县东北，武关在陕西商州东南，函谷关在河南灵宝县，临晋关在陕西大荔县东朝邑镇，这五座关津地处山西、山东两大地区的分界线上[136]。两地居民不得私自来往，必须持有文书证明。“关中”由于是京畿和统治重心地区所在，境内吏民享受的经济、政治利益要高于“关外”，即“关东”百姓，因此封列侯者以居“关内”为荣，而以封地在“关外”为低人一等[137]。另外，统治集团力图造成“关中”对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的优势，制定了许多特殊政策以保证其富强。例如《二年律令·津关令》规定了关中的黄金、错金器具与铜、马匹禁止外流等措施。秦朝与汉初的巴蜀、汉中地区的人口、财赋还不能支撑一个独立的地方政权长期存在，因此在政治地理上被划入“关中”的地域范围，作为关、陇地带的附属区域。秦末起义时，楚怀王与诸将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138]这本来是指狭义的“关中”，即泾渭平原。但刘邦平定秦地之后，项羽、范增不愿将富饶的泾渭平原分封给他，便偷换概念，封予其蜀汉之地。《史记》卷7《项羽本纪》载项、范二人：

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西汉与新莽灭亡后，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关中”与关外居民身份的差别与政府的各种限制不复存在，而巴蜀、汉中也从“关中”、“关西”的地域范围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地理单元，如前所述，被称为“益州”。另一方面，由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其综合实力增强，所以有能力在战乱时期供养一个与中原王朝对抗的割据政权。再加上四川盆地周围山岭环绕，仅有东边的峡江与北边的蜀道与内地相通，因为易守难攻而开始为后世雄豪所瞩目，企图以此为立足之地，退可以闭关自守，进则能窥取中州。如李熊说公孙述：“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139]汉末大乱之时，有识之士也屡屡向君主提出入川的建议。如诸葛亮《隆中对》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140]甘宁说孙权进攻江夏，“一破（黄）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141]赤壁之战后，周瑜进见孙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142]庞统说刘备曰：“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143]最终被刘备捷足先登，攻取益州，奠定了蜀汉立国的基础。但是曹魏毕竟疆域广大，基础雄厚，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后实力大增。司马昭曾说：“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144]而蜀汉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其全部兵力也仅有十万左右[145]，又缺乏明智的将帅指挥调度，其迅速败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如羊祜所言：“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146]他还指出，西晋灭吴也是势在必胜。“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因而向武帝建议：“宜当时定，以一四海。”[147]晋初全国兵力至少在六十万人以上[148]，而此时东吴全部军队为“兵二十三万”[149]，又分散部署在数千里长江沿岸，故难以抵挡晋朝大军的进攻。加上孙皓昏庸暴虐，臣民离心，如张悌所言：“吴之将亡，贤愚所知。”[150]南北双方经济、军事力量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趋势，使曹魏、西晋相继灭掉蜀、吴，结束分裂割据而重新统一天下。

[1]《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

[2]《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附子恕传》：“今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而已。”笔者按：杜佑《通典》卷171《州郡一》曰：“魏氏据中原，有州十三。”又在注文中言其“分凉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其说为后代学者所沿袭，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历代州域形势二》、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魏疆域》等篇。清谢钟英考证后指出曹魏实际未设秦州：“终《三国志》无‘秦州’二字，《宋书·州郡志》：‘晋武帝置秦州。’《晋书·武帝纪》：‘太（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之金城、梁州之阴平置秦州。’是秦州始于晋武。洪氏从《晋书·地理志》列秦州，非也。”见《〈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421页。

[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夫山西饶材、竹、榖、溇、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

[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第78页。

[5]《三国志》卷22《魏书·陈群传》。

[6]《三国志》卷13《魏书·华歆传》。

[7]《三国志》卷57《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

[8]《三国志》卷65《吴书·华覈传》。

[9]《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10]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83页。

[11]《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12]《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齐王芳》正始七年十二月注引《汉晋春秋》。

[13]《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附子恕传》。

[14]《三国志》卷56《吴书·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15]《三国志》卷58《吴书·陆抗传》注引《汉晋春秋》习凿齿曰。

[16]《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附子恕传》。

[17]《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策命：“今以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为魏公。”

[18]《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附子恕传》。

[19]《晋书》卷26《食货志》。

[20]《三国志》卷28《魏书·邓艾传》。

[21]《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正月。

[22]《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

[2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三国》，第270页。

[24]［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三国》，第285页。

[25]《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下篇。

[26]《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注引陆机《辨亡论》上篇。

[27]东汉广陵郡和下邳国（原西汉临淮郡）归属徐州，六安则并入庐江郡。

[28]《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

[29]《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

[30]《三国志》卷55《吴书·董袭传》。

[31]《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32]《资治通鉴》卷64汉献帝建安七年胡三省注。

[33]［清］洪亮吉撰，［清］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537页。

[34]《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

[35]《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

[36]《汉书》卷64上《严助传》。

[3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越州》，中华书局，1983年，第617页。又《水经注》卷40《渐江水》曰：“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后汉书》卷6《顺帝纪》永建四年：“是岁，分会稽为吴郡。”

[38]《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39]《三国志》卷14《魏书·蒋济传》。

[40]《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

[41]《史记》卷7《项羽本纪》。

[42]《国语》卷20《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33页。

[4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中华书局，2005年，第898—899页。

[44]《国语》卷21《越语下》，第657页。

[45]［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第903页。

[46]［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66《地部三十一·湖》引《吴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313页。

[47]［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9《南直一》“五湖”条引《吴地记》，第900页。

[48]［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05—3306页。

[49]［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66《地部三十一·湖》引《会稽记》，第315页。

[50]《三国志》卷49《吴书·刘繇传》注引袁宏《汉纪》。

[51]《汉书》卷51《枚乘传》。

[52]《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

[53]《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

[54]《三国志》卷63《吴书·赵达传》评裴松之注。

[5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三国》，第267页。

[56]《资治通鉴》卷56汉灵帝建宁二年九月胡三省注。

[57]［清］王鸣盛撰，陈文和等校点：《十七史商榷》卷42《三国志四·山越》，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

[58]《三国志》卷51《吴书·孙辅传》注引《江表传》。

[59]《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60]《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61]《三国志》卷60《吴书·贺齐传》。

[62]《三国志》卷58《吴书·陆逊传》。

[63]《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64]参见何兹全：《孙吴的兵制》，《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3期。

[65]《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孙皓》注引《晋阳秋》载孙皓归降时，“（王）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

[66]《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67]［清］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魏荆州部》：“章陵郡，建安初年以南阳章陵县置郡。”《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300页。

[68]《三国志》卷6《魏书·刘表传》。

[69]《三国志》卷10《魏书·贾诩传》。

[70]《三国志》卷21《魏书·王粲传》。

[71]《三国志》卷39《蜀书·刘巴传》。

[72]《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载孙策使张纮致袁术书。

[73]《晋书》卷23《乐志下》。

[74]［清］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魏荆州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306页。

[75]《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76]《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

[77]《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

[78]《三国志》卷54《吴书·吕蒙传》。

[79]《三国志》卷25《魏书·辛毗传》。

[80]《三国志》卷64《吴书·诸葛恪传》。

[81]《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82]《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丙午诏。

[83]《宋书》卷64《何承天传》。

[84]《后汉书》卷74下《刘表传》。

[85]《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86]《三国志》卷60《吴书·全琮传》。

[87]《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月。

[88]《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

[89]《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

[90]《宋书》卷66《何尚之传》。

[91]［清］谢钟英：《三国疆域表下·蜀疆域》，《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407页。

[92]［清］洪亮吉撰，［清］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二十五史补编》编委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三国志补编》，第516页。

[93]《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94]［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第25页。

[9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第25页。

[9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第25页。

[9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第48页。

[9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第55页。

[99]［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第55页。

[100]［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175页。

[10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202页。

[102]［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83页。

[103]［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214页。

[104]《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105]《三国志》卷37《蜀书·法正传》。

[10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第103页。

[107]《史记》卷29《河渠书》。

[10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第103页。

[109]［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第108页。

[110]《三国志》卷8《魏书·张鲁传》。

[11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187页。

[11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第191页。

[113]《三国志》卷14《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114]《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

[115]［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604页。

[11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2《汉中志》，第103页。

[117]［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3《秦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8页。

[118]《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

[119]《三国志》卷10《魏书·荀彧传》。

[120]《三国志》卷28《魏书·钟会传》。

[121]《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

[122]［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第350页。

[123]《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

[124]《三国志》卷43《蜀书·李恢传》。

[125]《汉书》卷95《西南夷传》。

[126]［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第347页。

[127]［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第357页。

[128]［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第357页。

[129]《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30]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84页。

[131]［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第2450页。

[132]《三国志》卷42《蜀书·谯周传》。

[133]参见王子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大关中”概念》，《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朱绍华等：《司马迁的三种“关中”概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

[13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35]《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36]参见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杨健：《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137]参见《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注引应劭曰：“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

[138]《史记》卷8《高祖本纪》。

[139]《后汉书》卷13《公孙述传》。

[140]《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141]《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

[142]《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

[143]《三国志》卷37《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144]《晋书》卷2《文帝纪》。

[145]《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载刘禅投降时，“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

[146]《晋书》卷34《羊祜传》。

[147]《晋书》卷34《羊祜传》。

[148]笔者按：前引《晋书》卷2《文帝纪》载司马昭言魏末：“今诸军可五十万……”《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刘禅降魏时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故合计应在六十万以上。

[149]《晋书》卷3《武帝纪》太康元年三月壬寅条。

[150]《三国志》卷48《吴书·三嗣主传·孙皓》注引《襄阳记》。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一章 三国鼎立的地理形势

《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第一章　三国鼎立的地理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