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至民国。是本国历史上枪支极为泛滥的时期。由于范围和可说的地方实在太多，本文便先以私造火器和政府档案为切入点

一泛滥的民间私造火器

旧式火器的大体制造方法，我国的著名作品天工开物早有记载，其中提到“铁管载药，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凡锤鸟铳，先以铁梃一条大如箸者为冷骨，裹红铁锤成。先为三接，接口炽红，竭力撞合。合后以四棱钢锥如箸大者，透转其中使极光净，则发药无阻滞。其本身近处，管亦大于末，所以容受火药。每铳约载配硝一钱二分、铅铁弹子二钱”

晚清鸟铳

清代画作中的鸟铳（背着的那个）

鸟铳是明清对火绳枪的叫法。对鸟铳的基本制造方法已有大致记载，可见鸟铳的制造难度，对于拥有铁匠经历的人来说，制造并不非常困难，从清中期开始，鸟铳便在民间泛滥。政府便常有文书提及，列如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民间制造鸟枪，呈官编号，立法已属周密，若令一概缴销，民间必致私造私藏，动干禁令，徒滋烦扰，应毋庸议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谕令各督抚“将民间私铸鸟枪一事，实力查禁，毋许工匠再行铸造，并晓谕民间有私藏者，即令随时缴销”；同年又要求各地督抚“饬属严密稽查”，于年终汇奏一次

持抬枪的清军士兵

据不完全统计，自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13年间，清政府至少收缴鸟枪、铁统43666杆。以全国之大，十几年才收到4万多杆鸟枪，平均每年也就只有3000多杆。可见清政府是极为畏忌民间持有火器，多次提到此事，但其行动效果并不理想，全国13年不过缴获四万鸟铳。被邱捷先生评价为成果实在有限，而且随着清后期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降低和战乱，其程度还会加深

待到民国时期，枪支弹药泛滥，再东北两广尤为严重，其中东北甚至到了报纸登录某某乡村藏枪几十，弹药数百的程度

一报纸曾如下记录

辽中县属厉家窝棚迤南陶家窝棚住户，向称贫穷，上等之户，有地不过二三十垧，中下等有地不过一二垧或十数垧不等。胡匪虽欲抢劫，无可抢劫，况当此青黄不接之时，家无储金，匪亦无法。故该匪等现在改变方针，不抢财物，耑在村内搜索枪械，以为青纱障起之预备。闻日前该村某户被胡匪数人将所存枪械九杆一并携去，至财物毫未损伤云

其数量已经多到了贫民也要存枪自保，匪盗无所可抢，只能专门偷盗枪械。“东北王”张作霖为更是称奉省农民半多皆于其家中备有枪械，以资保卫，其在安分守纪者固足以防盗贼，而不肖者即持械为匪或反借与匪人，由是民间之枪械为害匪浅

另外我们再谈火器的私造，上文我们已经说过，鸟铳此类火器的仿造并不难，并且曾经有一位作家在回忆其父亲打猎的过程中对此有所提及，其中提及爸爸那时打猎用的枪是自制的火炮。火炮是在无缝钢管上焊接一炮台，炮台上用引火帽覆盖并通往枪膛，引火帽是个细活儿，大都是爷爷给他造引火帽。爷爷通常都是找来一些铁罐的铁皮，先剪多个小正方形，再把小正方形铁皮剪成不相通的小十字，然后放在模具里砸成凹字形，在凹字形底上点上黄色的炸药后，一个引火帽就造成了

鸟铳结构图

看似温暖的回忆下便是一个简单的火器制造过程，笔者以为这门所谓火炮应该类似早期的碗口铳，将较大口径的枪管装到木台上，不过文中的火炮却说是用废铁片做成小十字，底部点上炸药，这显然是建议的铁火帽，即击发枪构造

而晚晴诸档案中也有以下记录（1）县有劣绅某，著名讼棍也。以开碗店为名，内则安置机炉，铸造各项军火器械，接济私枭盗匪，藉获重值（2）邓云峰拥众二千余人，在其地开炉铸炮，声势甚大”。1905年，绥远将军奏，丹丕尔阻垦抗官，“于其所居之南坪地方，筑垒浚濠，铸造炮火（3）经商会与各枪炉订购抬枪400杆。后续的消息说，数月后“各枪炉将前定制之抬枪四百杆制妥二百余杆，送往商会”，会长与众士绅要求现场演试，结果“所购之枪以韩家炉制者为最良

火器泛滥，显然与旧火器制造简单不无问题，只需要简单的工具和一定的经验就能成功制造

旧中国枪支泛滥的一个原因即在于社会混乱，缺乏治安，时常出现地方的乡村聚落军事堡垒化的现象以及农民与盗匪枪战和宗族械斗。比如旧时东北有钱人家的大院往往设有“炮台”，在屋角、马圈、道栅和猪圈还设有“暗枪”；有专职护院人——高价聘请的猎户充当“炮手，一有盗匪入侵，其人进门就得被暗处的猎户射击。在华北地区，这样的聚落堡垒化现象也广泛存在，如，1923年，山东峄县知事徐德润《守圩布告》称村庄周围设了两道防线，外边一道是由可拆装的地雷组成的，这些地雷是装满炸药和铁屑的铁管，用金属连接起来……第二道防线设在村庄内，由许多防御工事、胡同口的篱笆门及后院墙上的枪眼组成……据估计村民曾经拥有50支步枪、十多支手枪、五六支大统枪，许多地雷和一些炸药

宗族械斗也是民间枪支泛滥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两广地区，自明清以来，宗族大规模械斗现象十分普遍。两广械斗，出动人数枪支动辄数千数百，且危害极大，例如：1912年5月花县三华店乡与毕村大械斗，双方“用大炮轰击”，广东军政府出动军队700人制止，收缴了数千支枪。

再如：1915年广州郊区东沙、仑头两乡械斗，报纸报道称：“月之初八日上午十时许，区、陈两姓各率斗匪数百人，均荷长枪，互相轰击，反将军队困在核心（按：弹压的军队），两乡如临大敌……下午炮火连天，不知伤害几许生命”，其流弹飞至南岗车站，打伤候车的乘客，危及在广九铁路行驶的火车，铁路局为此致函将军、巡按使，请求加派兵队弹压

宗族械斗

1926年初，清远县琶江发生宗族械斗，“各操步枪万余”。同年台山县官窦乡伍族内部发生械斗，军警到该乡止斗，“双方均被缴去步枪百余杆，另大炮十余尊。1910年6月，200名盗匪到顺德龙潭乡行劫，当地梁姓乡人“齐出快枪数百，分五路与贼大战”，勒流、容奇等乡“各路救兵到者数百”，终于将盗匪打退

同一时期广东遂溪县农民武装状况调查显示：第一区共有枪30余杆，七九、六八（式）10余杆，九响、村田共10余杆；第二区农会共有50余杆，七九、六八（式）10余杆，九响、村田共10余杆，其余均是土制的单响；第四区农会共有40余杆，七九、六八（式）7杆，其余均是九响、村田或土制单响；第六区农会共有320余杆，七九、六八（式）70余杆，驳壳4支，村田、九响共60余支，土制之七九枪50余杆，其余均是土制单响；第七区农会共有110余杆，驳壳5支，七九、六八30余支，村田、九响30十余支，其余均土制单响。

对于民间的持枪的泛滥。地方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1904年直隶三河县梁庄敖姓家夜遭匪劫，“敖某央求对门居之某甲帮同追捕，某甲手持洋枪，尽力追赶，击毙贼匪二名，因某甲身着白衣，夜间最易辨认，致被匪党用枪回击，某甲登时倒地身亡，而事后知县的处理仅仅是当蒙堂断令敖姓给某甲民地20亩，对枪击事件不做多问。江苏句容王贵之工伙闵二“手持洋枪，并带有洋钱一包”夜间入室图奸陶郎氏，知县对违法者作出了惩罚，但判词都没有强调犯法者持有火器。以上案件中，知县反应都较为平常，对枪支伤亡不做多问，仅仅是对受害人做经济赔偿，可见事态之频繁，连当地官员也不想多管

综上，晚晴到民国枪支泛滥，是火器对工艺要求下线较低，而且社会局势混乱，普通民众和地方乡绅为求平安而以种种途径购买制造火器以及政府和地方衙门管事不力，无法有效遏制某些地方的宗族，地域冲突的集成问题。

二民团火器

有清一代，在军制上实行八旗驻防制度，本国统治阶级实际上重视和信任的军事力量其实是分布在各个据点的数千八旗，对绿营持有怀疑和打压态度，不敢多调，在武备甚至战术方面也实行封锁和分级政策，这等畸形军制与江户幕府废除各地大批足轻队伍，只保留少量藩兵且严禁各地城防工事倒颇有些相似，但南方也是块不安生的地，为了能够在紧要时刻弥补一定的军事力量，故而总会以地方知县为代表，同各大乡绅组织乡村或县镇的临时民兵力量，即团练，而且再往后的民国时期也频繁出现

八旗驻防状况

自清开国开始，火器在军中地位以及十分重要。到康熙年间，清军已经在汉八旗军里建立了成建制的火枪部队，称为火器营。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里就说：“我朝武备整齐，弓矢枪炮最为军营利器，法制精良，百世不易。”在雍正年间的上谕里，规定的绿营所配的鸟铳数目是：“腹内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边沿海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比例变得更高。团练虽然不是正规军，但也颇受影响

黄六鸿在其《福惠全书》提到三眼鸟铳如何制药、如何命中”；还对伍壮的演习射击作了规定：“弓箭：立把（靶），分偶而射；三眼鸟铳：立板画圈，分偶而放。矢要中的，弹要中圈，火药要快”。，已经有关于火铳的装备和协同弓箭的训练要求

龚经翰在其制定的《谕各州县团练乡勇札·修筑砦堡条款》中规定：“制办火器、木石，以备轰击也，查临阵火器为先，而守砦则木石为要。每丁壮千名，须备鸟枪四百杆，制造过山鸟枪二三十杆或四五十杆，上镌某县某砦字样，排列墙头，砦门多安数杆，铅药赴官请领”；“随时操练以期纯熟也。查枪炮必须点放纯熟，方可得力，而刀矛亦必随时演习。每月或二次，或三次，约定日期。砦长及各执事、副长、大小首领与编入壮丁，俱赴砦所操练”龚经翰更是规定团练要有百分之四十的鸟铳装备，而且要求刻好物品信息，如常备军一般按月操练，且规定各级编制，要求一部分人学习刀矛，符合长矛在后，鸟枪在前的作战阵型与乾隆时的四川布政使方积的《练兵修寨四事》相互照应，其文中提到团练要鸟枪在前，刀矛在后。且十分强调鸟铳手的作用，认为鸟铳直接关乎战事胜利，即鸟枪不精，则临阵手颤而发必不中，一发不中，势必弃枪而走，刀矛手亦因之而惊，故必精鸟枪以收刀矛之用也。刀矛不精，不但刀矛手不敢近贼，鸟枪手无可恃之人在后，其技即精，其心不定，贼徒骤进，亦必弃枪而走

清末团练

但事实上团练必须由士绅筹集绝大部分经费，虽说这些费用最终仍由农民和其他民众负担，但如果团练规模太大，办理时间太久，经费也难保证，而且团练最多只是危机时刻对清朝自身军制缺陷的一种弥补，清廷对其一样持忌惮态度，每逢太平，便立刻解散团练，以免后患，如此以来断断续续，所以现实中很难做到上文各官员文书一样整齐规划持久。

清末团练

另外再谈一谈民团武器的购置，事实上许多地方官员针对武备问题上过多封文书，其中有以下观点，《会拟团练章程》“枪、药拟请饬发也”一条写道：器械不利，以卒予敌。各该局应用旗帜、号衣、刀矛、一切局费，除由各局董禀请自行筹办外，其余洋枪、子药、铜帽，若一并责成捐办，经费较钜，既恐畏难，且将来撤团实多后虑。可否仰恳宪恩，先行饬发洋枪四百杆，铜帽子药足用，迅赐发县……团撤仍如数缴还，遗失损坏责令赔补，认为火器由官府购置，而其他团费和冷兵器就由地方自己解决而湖南巡抚俞廉三认为火器本为民间所不应蓄，既练则不能不备，拟就军装局所存之旧来福枪可修理者，交在省总局设厂修整，转发各属临操领取，觉得火器只需要官府下发一定废旧枪支，而进行一定修理就能使用，而且要求平时专存，不准私动。铜帽购买不易，必须官发，较土枪易为稽查，余械自备。”

晚期的团练武装

由于筹备手段的多样化，上述手段都以不同形式存在，如1903年，广东省新宁（后改为台山）知县冯如衡因“整顿团务”，向上司禀报地方乡绅请采办军械的要求：“照例每练一百名给枪炮三十枝”；为此广东厘务局照会九龙税务司，一次同意新宁上三都团练从香港购进1550支枪及一批弹药和1910年，香山恭都南屏、北山两乡自卫团成立后，向官府请领“单响毛瑟枪一百杆，弹子一万颗

零陵绅士胡璧等禀请办理团练防匪，议定“每粮一升，加饷钱二十文”，用于招募团兵、购买枪械。零陵县知事陈崇祖乃电呈将军汤芗铭，恳请“转饬镇守使于各营所换枪械暂发三百杆、子弹二万颗，匪息缴还，1912年，奉天西丰县预警防御盗匪得力，“惟枪械不足之乡多有借用商民者”，到夏间，“青纱障起，各户均须枪械自卫”

1903年广东海康县乡团因缺乏火器抵御盗匪，通过教谕李普焘“遵批赴局请领”，但局中所存枪支皆多旧式，乃请照从香港“采购九响洋枪十枝，每枝配备码子300颗。足可见手段繁多，有申请政府拨款购买，也有临时向军队乡绅所借

另外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变迁，团练手中的火器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的团练使用的仍然是老式的火门枪和火绳枪，再战术编组上沿袭了旧战场的模式，以火枪手在前，后方保留一定长矛手进行进展，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清政府开始向外引入外国火器，比如上文提到其余洋枪、子药、铜帽。

洋枪顾名思义是购买的外国式样枪械，而且提到铜帽，那么应该是引入的外国击发枪，往后的枪械则多为后装单发甚至多发装填的新式步枪。比如阳江厅局绅所请购的团防军火包括若干型号的手枪（但看来均非最新式样），清单所列的枪械种类有：单响毛瑟331支、洋毛瑟抬枪4支、九响毛瑟枪9支、头号拗兰枪3支、二号拗兰枪8支、三号拗兰枪2支、大号骑梁金山唛五子连手枪5支、二号骑梁五子连枪10支、花旗大蛤枪27支、阔口枪12支、新款洋枪4支、五响拗兰枪9支、彬洲洋蛤手枪4支、拗兰炮2支、新洲炮1支、线枪1支、小替子2支。

1904年粤海关给九龙新关税务司的一份照会称，当时由军械局选委候补巡检王荫带同各绅往香港购运团练枪械，一次就申购2500余支；清单显示，其中新宁县海宴都团练局绅朱黼等请购单响毛瑟枪515支、九响毛瑟枪27支、13响快枪12支、五响短枪34支、单针枪36支、阔口扒枪10支；合浦县上八团缉捕局绅林永元等请购毛瑟枪700支；灵山县西乡属宋泰练总局绅伍长炎等请购毛瑟枪700支；增城县团绅黄钟和等请购单响毛瑟枪500支

毛瑟枪

当然考虑到团练人数较多，几百数千的火器自然无法满足全部团练。《会拟团练章程》仍然提到团练的购置装备中包括刀矛，河南上蔡知县徐寿兹认为团练要劝制旗帜、修理枪炮、添置刀矛1903年，浙江平湖县各镇乡先后请办团防，合计各团不下一千二三百人，所备器械共抬枪30支、前膛枪300支、土枪30支、新式后膛枪20支、毛瑟枪10支，还有大量短刀、马刀等冷兵器1896年始办乡团城练，在县城设团练总局，选送练丁80名，专聘教习一人，每日训练“南阳刀。宁冈县1934年10月组成的所谓“义勇队”，全县有总丁5814名，枪仅135支，刀矛则有4942件。此前江西民团主要装备冷兵器的情况不难想见。湖北麻城民团在民国初年建立，“每区置团总一人，团丁数名至一二十名不等，武器纯用刀矛土枪土炮。1934年，麻城组成的保安队共有1602人、枪1350支；全县“壮丁队”61364人、快枪1000支、刀12084口、矛44826支

可见团练的武备购置仍然差异大，随意性大，不仅不少地方部分存在冷兵器，还有许多偏远贫穷地区的团练以冷兵器为主，甚至纯用冷兵器总结来看，团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存在，但本身仍然未能脱离临时农兵的范畴，所以只当一军事方面的有趣现象罢

赛博朋克明清大械斗 晚清、民国的民间火器

赛博朋克明清大械斗晚清、民国的民间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