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还是1846年，当时有位年仅23岁的俄国男青年发表了一篇名为《穷人》的处女作，轰动一时，随即成为当时的文坛新星。

文人嘛，多多少少喜欢议论政事时事，不过，作为小有名气的愤青，这位名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都不是个“键盘侠”，20多岁正是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做事难免冲动不考虑后果。沙俄统治末期，社会本来就很动荡，本来可以安安分分地写小说的他，执意要参加革命组织搞事儿。折腾的结果就是，1849年，这个小伙子被捕后将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

要说这人真是有命运一说，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要被行刑之前，狗屎运居然降临了。这个“粪量十足”的消息是，“你可以不用现在去死了，但必须去西伯利亚服10年苦役！”

当时的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从19世纪初到俄国大革命，沙皇政权曾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这位日后鼎鼎有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一员。

据一些极为不靠谱的传说，“乌拉尔银狼”也曾在这里专注挖矿事业。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鸡汤励志文”，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来说，流放的岁月让这个曾经桀骜不驯的愤青，终于学会在现实面前妥协、反思、成长。

没有足够社会阅历的人是很难成为大作家的，于是，“混乱的岁月”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整理出了《死屋手记》一书，同时，也多多少少为《罪与罚》《少年》《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著作的立意打下了基础。

噢，对了，话说把这个“没有屋顶的大监狱”称为【死屋】，正是出自这本《死屋手记》。

身处西伯利亚这座“死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1854年他就已经被释放，虽然要求必须继续在西伯利亚服役，但1858年升为少尉后，他的总体境遇已经算是极好了——如果你有幸阅读一本名为《死屋》的书，就知道那时候被迫挣扎在西伯利亚的苦难者有多么不堪了。

以前，我曾看过一个名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介绍，而且还被拍成了电影。这件实验的结论无比简单——“环境可以逐渐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情境可以立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所以，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每个人在不同的情景下都有可能做出违逆自身“本性”的行为。

看完了《死屋》之后，我会慨叹要什么所谓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流放之地西伯利亚本身就是个巨大的人性实验厂。在这个冬冷夏热的蛮荒之地，由于法律陷入真空态，最真实缺少约束的的人性被“天然释放”，“普通罪犯、政治激进分子、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逃犯和赏金猎人共同演绎了一幕围绕罪与罚、血腥而残忍的悲情史诗。”

每天的各种（奇葩）事儿，搁在今天，估计随便挑一件都能上“本日热搜榜”。

ps 俄国画家【列宾】约于1882年创作的油画作品《意外归来》，所描绘的就是一个西伯利亚流放者（其实更像是政治犯）突然回家的场景。

提及“流放”制度，想必大多数人并不陌生。比如中国历史上，但凡有谏官上书触怒天子，就会贬官于蛮荒之地，像明朝最南的贬谪之地大概就是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省。那个年代，静观遭贬，从京师到琼州，一路跋山涉水，年老体弱者可能会病死途中，倘若有幸或者到琼州，那里也不是碧海蓝天的度假胜地，而是还未完全开化的“孤岛”。

另外，在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时代（以及之后的一段岁月），澳大利亚就是帝国的流放之地，大量的罪犯被发配至此，接受劳动再教育。

可见，古往今来，流放往往更偏向于政治手段。不过，沙俄帝国在远东地区的流放制度，还多了经济因素的考虑。因为沙俄自西向东扩展时，疆域的扩大速度远快于劳动力增长速度。沙皇对罪犯的流放，也是希望这些“反对党（政治犯）”、“罪犯”能起到开拓边疆、进行生产建设的作用。

这个听起来就觉得挺扯的思路居然延续了几十年。原因也异常简单，真正能进行生产建设的大部分劳动力必然会在途中被其他地区截留，以供自用。最后能到达目的地的人中，适龄劳动力并不多。

当然，随着沙俄统治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都是政治犯）被流放至此，除了前文我们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十二月党人、巴枯、托洛茨基以及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人——对，这就是列宁的本名。

沙俄政府本想以流放的形式化解、消灭帝国越发浓烈的革命气息，可正是这里，逐步成了诸多有志之士反抗沙俄的重要聚集地。

不过，知识分子（包括政治犯）只是数以百万计的被流放者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则是平凡的被流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其中有不少人只是因为极小的罪行。在人类文明的大历史中，一些人的姓名与经历，存在着，又不曾存在过。与其说是被历史遗忘，倒不如说是被后人遗忘。

于是，这本由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所著的这本《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读起来极为深刻厚重的原因，是这位学者为了成就此书，曾耗费数年置身于大量几乎无人关注过的档案材料（比如有些材料150年来从未被人翻阅过），将这些类似回忆录一样的材料“还原”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场景。

这样的历史告诉我们，底层人民的生活永远是最苦难的。纵使是被流放，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前贵族们，依旧可以通过金钱、人脉关系各种“钻空子”，他们没有性命之忧，总体境遇算相当可以——相对普通被流放者（全书第3、4、5章）。

普通被流放者无时不刻不在遭遇来自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作为外来者且是罪犯，他们被当地居民排斥；作为被压迫者，他们被管理当局残酷对待，颇为震撼的就是当时普遍采用的肉刑及其他刑罚制度（全书第11章）。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一些心理扭曲的被流放者甚至诱骗自己的妻子（儿女）前来，并不是期待获得他们的照顾，而是将其视为商品以便牟利（全书第10章）。在广袤的西伯利亚流放之地，很多陷入苦难的女子被迫沦为妓女，甚至成为“囚犯的囚犯”。管理当局更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关押女性罪犯的监狱“改造成”妓院来赚钱！真可谓是“生财有道”！

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人间炼狱”就以这样极为变态而现实的方式存在了百余年（真要以沙俄统治开始算，流放制度的历史可能更长）！

《死屋》从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开始，无不详尽地描述了其发展到最后消亡的全过程。翻阅此书，难免惆怅。因为【流放制度】虽然消失了，但类似的制度（历史）会以一种“新形式”再次出现。

历史就是一条衔尾蛇，也许人类会从这段苦难史中吸取了某些教训，转头又会投身新的万劫不复中。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对于沙俄政府而言，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对内部的一种“清洗”，伴随着沙俄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终究成为了历史名词，但“清洗”随之以一种更惊悚的方式再现。

如果你有幸能认真读完《死屋》，再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等以流放为背景的时代巨著时，便能更深刻地体会出一种透出纸张的挣扎、悲悯、惶恐和呐喊，真实历史与传世作品中的动荡和诡谲，永远会让人时不时唏嘘不已。

（全文完）

西伯利亚的北风冷飕飕，流放者们的境遇足以上热搜！读《死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