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每年一样，随着北方各地开始供暖，11月北京乃至整个北方又不断触发空气污染预警的红线。而每个家庭靠烧煤进行取暖的传统生活方式正在成为未来中国履行承诺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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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几份“碳中和”承诺影响并不大

9月22日，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达到碳中和，这出乎大多数国家的意料，也让环保人士们略微舒心，毕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2018年中国的碳排放占了世界的近30%。

十月份，日韩两个发达国家也紧跟着宣布要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都想表现出对于环境的重视。但东亚三国对于环境的努力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可能并不大。

从2013年以来，印度年均碳排放增长绝对值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而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碳排放10年增长率都在50%左右。世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显然不是几个国家表态就可以逆转的。

02 碳排放的权利其实就是发展权

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开篇即强调“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生来即有的权力。

工业革命的标志就是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集中而高效的将能源和资源转换为消费品。在工业社会中，代表能源消耗的碳排放权也就几乎与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权划上了等号。

在世界范围内，人均GDP与人均的排碳量高度相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人均排碳量也越高。除去一些资源型国家（因为开采各类化石能源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碳），人均排碳量最高的国家几乎全是发达国家。

人均GDP更可能是因，而排碳量则是果。生产力提高导致碳排放量增加，但单纯的碳排放权并不能使国家或个人更富。

所以不同生态环境结构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做法。

亚马逊雨林占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森林面积的20%，在吸收二氧化碳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然而，近年来，被称为“世界之肺”的亚马逊雨林不断减少。

对于生活在雨林周围的当地人来说，烧林开荒进行农业开发似乎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2019年，巴西12.5%的出口依赖于大豆，各类农畜业产品是巴西最重要的商品，随着世界各国对于这些商品快速增长的需求，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着他们烧林开荒。

不管其他人怎么责备巴西政府对于亚马逊雨林火灾或者开垦的不作为，都无法改变当地人想要发展这一目标。

另外，正如不能指望雨林国家放弃发展保护雨林一样，被沙漠覆盖的国家对于减排也不会有着相同的责任，指望其他国家通过维持低水平的生活来维持生态显得既不道德也不理智。

03 历史责任如何承担

发展中国家面对的是发展问题，先发国家摆脱不掉的则是历史的排碳责任。

从历史碳排放量来看（数据从1751年开始记录），美、俄、德、英、日等老牌工业国家都在前列。工业革命起源于欧洲，早期的英国、德国、日本在发展工业的时候，排放也并没有节制。这些国家正是通过粗放的发展方式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

对目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环保的主张既无说服力，也不公平。本来应该共同承担的减排责任，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甚至作为历史最大的碳排放国的美国直接退出了相关气候谈判。

热爱环保的欧洲国家人民这时候是绝望的。

德国的碳排放量仅占世界的2%，对一个德国公民来说，即使全德国不排碳，对于世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能做的只能是大声疾呼。

04 只有经济与科技才能“打败”碳排放

2008年，欧洲设立了碳交易所，根据某一给定基准期的碳排放量以及特定行业和产品确定一下企业的碳排放配额。企业之间可以买卖碳排放权，变相激励了减排效果更好的企业。

2014年之后，我国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也开始设立相关的交易所。从全球的各大交易所的碳排放价格来看，欧盟、韩国和新西兰最高，而中国的北京，碳排放价格也遥遥领先其他地区，足够进入第一梯队。

碳排放权交易使得公司实体能够从减排中获得经济利益，自然也有着更强的动力。

另一方面，科技本身的发展也蕴含着商业价值。

2019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投资834美元，超过了美日印三国总和。这也为中国带来了巨大收益，光伏产业在失去了政策补贴之后，依然占据世界光伏面板70%的市场份额。

另外，除了科技领域的新能源和空气固碳等技术，传统的植树造林同样对于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

自1990年以来，中国是森林面积增加最多的国家，相当于森林面积增加2-20名国家的总和。而森林面积提升也为碳排放提供了更大的弹性。

不过，人们的众多努力在疫情之后急需恢复的经济面前，很难说还能维持。

二战时期，全世界都在各自的战场浴血搏杀，美国的战争募款志愿者遇到的最多的一句回应却是“我们还在闹经济危机呢！”

如果全球气候变暖没有影响到自己，改变的动力在哪里呢？

数据来源：

[1] Frankfurt School-UNEP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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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出2060年碳中和，但保护环境不能是一个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