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词：社区（community）

百度百科给它的定义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是社会有机体最基本的内容，是宏观社会的缩影。

比如：部落、村庄、城镇、城邦、国家等等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大集体。

在任何一个人类社区中，总会有一部分参与劳动的人和另一部分不参与劳动的人，而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所以这部分劳动者便要生产出超出他们需求的物品来养活那些不劳动的人，这部分“多余的物品”便被称之为“剩余”（或“生产剩余”）。

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有哪些不参与劳动的人需要依靠这部分生产剩余过活，比如老人、孩子、残疾或生病的人（当然还不止这些人）。

人们总要有一些基础的东西才能开始生产，比如土地、种子、水、厂房、车床、大卡车、矿石等等，而这其中最最基础的那些，都是人类无法凭空创造，需要在大自然中获得的，比如森林中的果树、河谷的土地、山上的石头、自由自在的食草动物。厂房、车床、汽车则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然后再用于生产的东西。

我们把所有这些用于生产的东西起一个名字吧，就叫“生产资料”。而那些直接拿来吃穿用好让我们生活的东西，就叫“生活资料”。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模型：在社区中，劳动者通过劳动用生产资料生产生活资料，生活资料一部分拿来维持劳动者自己的生活，一部分用来供养那些不参与劳动的人们，可能还要有一部分积攒起来用于应对可能到来的意外。

这个模型可以用来观察一切人类社会，无论是历史上的、当下的、还是未来的。

比如在原始社会，社区就是一个个部落，劳动者是那些外出渔猎的战士和采集浆果的妇女，发达一点的部落还会有专门打磨石器、编织衣物的人，也是劳动者。生产资料就是广袤的山林了，原始人们通过辛苦又危险的劳动获得生活资料，拿回部落中分配给所有成员，这种分配从不是平均的，石斧石矛、耐磨防寒的兽皮衣服、蛋白质含量最高的肉蛋都要分配给外出打猎的战士，易于咀嚼消化的食物要分配给老人、孩子和孕妇，剩下的食物才能分配给妇女们，这种分配是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的，可能有个负责采集浆果的妇女也想要一杆看起来很威武的石矛，但是部落的人们不会给她，因为她只是想要，而并不需要。

在奴隶制社会，情形又变得不同了，社区是一个个奴隶制的城邦，虽然生产资料还是土地、山林、牛羊这些大自然提供的东西，但奴隶主们宣称这一切都归他们所有，有不同意见的人会被杀死、驱逐或是剥夺自由成为奴隶，奴隶主们最开始往往是最强大的战士，所以其他人很难反抗，到了后来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战斗的本领了，但他们手下有一群为他们战斗的战士，奴隶主虽然自己不劳动，由那些奴隶去劳动，但他凭借武力很容易就掌握了食物、衣物等生活资料的分配权，战士们从奴隶主的手里领取生活资料，当然要为他们效劳。可怜的奴隶们虽然是劳动者，但却并不能决定自己去生产什么、得到什么，他们只有劳动的权力而没有不劳动的权力，也没有分配劳动果实的权力。他们要生产出很多超出他们需要的剩余，这些剩余除了分给老人、孩子，更多的要交给奴隶主，而他们自己得到的甚至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在欧洲封建社会，社区是国家，生产资料归封建领主所有，大大小小的领主们组成一个个封建集团，和其他的封建集团争夺生产资料、劳动人口和领导权，身为农奴和工匠的劳动者，比起奴隶们多了一点自由和生命权的保障，但依然没有分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地主手中，中央王朝依靠它的军队和文官系统从地主手中收税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在王朝更迭时由于战乱消耗了很多人口，重新分配土地时会产生很多拥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这时劳动者再一次掌握了生产资料，但是却只能在自己的家庭中分配少量的劳动产出，更多的则被层层税吏拿走了。所以从整个社区层面上说，掌握分配权的依然是那些并不劳动的封建皇帝和他的文武官员、各地方包税的地主们。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好景也并不长，因为小农能积累的剩余非常有限，所以一旦遇到疾病或自然灾害，他们只能出卖自己的土地，王朝便在这样的土地兼并和再分配中一次次更迭。

在工业革命后的近现代社会中，商人们通过改良或革命取得了国家的权力，商人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得到认可，没有了封建秩序中土地对人的束缚，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得以开展，然而无论生产力如何飞跃，工人、农民、工程师、科学家、办事员等等劳动者们，依然只能依靠别人提供的生产资料来劳动，分配权进而也掌握在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人手里，我们管这些生产资料的主人叫做“有产者”，相对应的便是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现在我们发现，即使在现代社区，无论是国家、还是跨国界的集团，情况依然是劳动者生产出剩余来供养不劳动的人，这些剩余的分配权不在劳动者的手中，而往往掌握在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手中，因而得以供养起很多不劳动的人，分配给这些人的生活资料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

但有一个三岁孩子都知道的道理是，如果只有生产资料，而没有人去劳动，那么人们将一无所有，不会有好心的动物愿意把你果园里的果子送到你的嘴边。所以既然劳动是生产必备的要素，那因何劳动者却成为最不具有权力的人呢？

面对人类历史、现在、和未来中的种种悲剧，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设想：劳动者掌握所有生产资料，劳动者掌握分配生产剩余的权力。而因为现代社会复杂的工业大生产，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独立生产出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所以人们必须合作，所有的劳动者必须共享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生活资料的分配权，这种设想被简称为“共产主义”。其所反对的，便是“以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为本，有产者掌握支配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分配生产剩余的权力”，简称为“资本主义”。

近两百年以来，共产主义者们对“实现什么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设想和假说，以及饱有勇气的实践和牺牲，到今天，共产主义被认为是劳动者们天然的立场，只要全世界劳动者、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建设自己的共产社区。

不过同样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他们的问题有“劳动者能够组织生产和管理自己的社区吗？”“共产社区应当如何分配自己的生产剩余？”

第一个问题看来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了，一个好消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生产剩余（利润），就需要掌握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更多高技术的劳动者来同其他资本家竞争，为此大量的劳动者得以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在过去牢牢的掌握在有产者手里，并被他们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到今天，越来越多的资本家连管理自己资本的工作都交给劳动者，催生出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基金和信托机构。看来劳动者们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组织生产的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

第二个问题则有必要认真讨论，在今天，分配制度显然是按掌握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分配，即按资分配。在用工众多的大企业大工厂里，为了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贡献更多的精力，还在按资分配的前提下，实行了部分按劳分配（计时工资/基本工资）和按产出分配（计件工资/绩效工资）。在共产社会里，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显然按资分配失去了意义，有人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提出了按需分配，即按照每个劳动者的需要分配。由于在中文世界的表述不清，导致很多人在误解的基础上提出质疑，常见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每个人都想要更多，所以按需分配不可能存在。”这里显然是把“需要”和“想要”混淆了，并且忽视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按需分配的经历。

大多数家庭都是一个极小的共产社区，如实行公有制：家庭的财富归所有成员共有；按需分配：家庭的支出根据所有人和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比如父亲上班通勤需要辆小汽车、孩子上学需要自行车，虽然孩子也想要小汽车，但还是会根据他的需要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一日三餐也是根据家庭成员的饭量、喜好、和家庭的经济条件来安排的，既满足需要，又不浪费。可见我们每个人都有着在公有制、按需分配的制度下生活的体验，这种体验和我们给老板工作并不相同。

也有人质疑，放大到更大的社区，没有了血缘纽带，这种分配制度还能否施行？在理论上，充分的讨论、民主的决策、必要的监督都是按需分配的有力支撑，而在实践上，只要其造成的社会矛盾和运行成本比现行按资分配制度要少，那便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是一个并不高的要求。

还有人认为，按需分配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可行，显然是忽略了“需要”是和“生产力条件”相适应的，超出生产力范围的要求若能被满足，也只能是牺牲更多人的需要来照顾少部分人的“想要”了，这一点显然是按资分配最擅长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自助餐就是一种典型的按需分配食物的方式，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是人人可以吃山珍海味的自助餐，但生产力未到这种程度时，烤肉自助餐也很不错，我们要做的是发展生产力丰富我们的餐桌，而不是以“龙虾还不够”为由，连烤肉自助餐也不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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