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如同在哲学研究领域一样，德国思想家厥功至伟，如在领土国家形成初期莱布尼茨对主权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普芬道夫对绝对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研究做出了极具创新性的贡献（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10页）。在德国思想家中，伊曼努尔·康德、格奥尔格·黑格尔和卡尔·克劳塞维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更引人注目。康德着眼于未来，关心人类共同体的命运；黑格尔面向现实，探讨民族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克劳塞维茨则关心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和战争性质。三人前后相继，形成了以关注人类共同体与国家命运等宏大主题为特色的德国国际政治思想学派。

一以人类共同体为中心：康德的国际关系“永久和平”理念

康德是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因思想深邃和论证绵密而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高峰。尽管“三大批判”各有侧重，即分别研究人应该认识什么、人应该做什么和人应该希望什么，但归根到底，就如他在《逻辑学讲义》中指出的那样，他关心的是“人是什么”。他的国际关系思想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乎个人幸福的安全问题是其关注的当然内容。另外，康德在思想上深受卢梭影响，而卢梭曾经对圣皮埃尔（St Pierre,1658—1743年）提出的通过在欧洲建立“牢固的持久联邦”实现欧洲和平的方案有深入研究[让·雅克·卢梭：《通过欧洲联邦实现持久和平与战争状态》（Jean-Jacques Rousseau,A Lasting Peace through the Federation of Europe and The State of War），伦敦：康斯泰伯有限公司1917年版]。他在《判断力批判》《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永久和平论》等不同著作或论文中，从不同角度检视了卢梭问题，并提出了被其视为“一部哲学规划”的著名的“永久和平”思想，这与同为经典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家约翰·洛克提出的宪政国家与宽容思想、边沁提出的国际法与互惠思想有显著区别。

康德为什么高度关注“永久和平”问题呢？这与康德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看法有关。他认为，政治生活的基础是权利（Recht），权利的基础是道德，而道德“至善”的实现单靠个体是无法做到的，它需要把人类组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它将“建立一种力量和一个国度，它将宣布对恶的原则的胜利，并且对它对世界的统治下保证一种永久和平”（康德著，李秋零译：《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此外，康德认为，历史目的论是实现“永久和平”的另一内在动力。他把人类历史发展视为“大自然的一个隐蔽计划”的实现，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页），大自然通过人的“非社会性”迫使人类“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状态”，并最终发展出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对于这一点，他坚信“终将有朝一日会成为现实”（同上，第8、18页）。与圣皮埃尔提出的由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组成的欧洲联邦方案不同，也与卢梭提出的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欧洲和平方案不同，康德的“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立论更加高远，其着眼点直指人类共同体。

那么，人类共同体之下的“永久和平”构想如何实现？康德给出的答案是：第一，通过改变国家体制实现“永久和平”，即共和和平。在康德看来，“永久和平”理想只能寄托于共和制国家，绝对主义国家间的“永久和平”只能在坟场上实现。康德给出的解释是，在君主制国家里，由于“领袖并不是国家的同胞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就可以像是一项游宴那样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做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作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同上，第107页）与此相反，由于普通民众是战争灾难和战争债务的最大受害者，如果民众成为国家主人，他们肯定会对发动战争持谨慎态度。第二，通过国家间商业交往达到维持“永久和平”的目的。康德尽管高扬道德“绝对命令”大旗，但他同时也认为“相互自利”在维持国际和平方面具有重要功能。这种相互自利“就是与战争无法共处的商业精神”，而且康德相信，这种自利精神“迟早会支配每一个民族”，原因在于“从属于国家权力的一切势力（手段）之中，很可能金钱势力才是最可靠的势力；于是各个国家就看到（确乎并不是正好通过道德的动机）自己被迫不得不去促进荣誉的和平，并且当世界受到战争爆发的威胁时要通过调解来防止战争”（同上，第127页）。第三，通过“自由联盟”实现“永久和平”。康德在世时，名义上一统欧洲的世俗权力———神圣罗马帝国———尚未消亡，但他并未以普世性帝国为蓝本规划“永久和平”，而是寄望于“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他将“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称之为“和平联盟”（foedus pacificum），这种联盟不像和平条约（pactum pacis）那样用于结束一场战争，而是要“永远地结束一切战争”（同上，第113页）。康德的“和平联盟”设想引起后世政治家和学者的广泛兴趣，凡尔赛和会上建立的“国联”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是第二次尝试。尽管“国联”在维护和平方面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联合国的运转也不尽如人意，但它毕竟为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方案。第四，通过各国调整外交政策实现“永久和平”。在《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的规划》一文中，康德提出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六项先决条款，即一国不得通过继承、交换、购买或赠送取得另外一个国家，彻底废除常备军，不得为发动和进行战争发行国债，不得以武力干涉他国内政，国家间交往中不得使用暗杀、投毒、教唆叛国投敌等手段。

由康德的上述基于人类共同体的“永久和平”主张可以看出，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下，该思想具有典型的乌托邦色彩，也屡遭历史现实的嘲讽与戏弄，但它指出了人类的现实期盼与终极理想，所以曲虽高但和不寡。每当旧的国际秩序瓦解和新的国际秩序形成时，总会有政治领导人或学者向康德寻求思想资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稔熟政治理论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根据康德的“和平联盟”思想提出建立“国联”。尽管威尔逊深知，“国联”构想与康德的“和平联盟”构想一样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仍然坚持不放：“即使计划不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也要使它切实可行。”（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冷战结束后，西方持“民主和平”思想的理论家也是从康德那里获得灵感[埃里克·加兹克：“难道我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吗？机会、意愿与民主和平的起源”（Erik Gartzke，“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Opportunity,Willingness,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第42卷（1998年第1期），第3页；克里斯托弗·莱恩：“康德的理论到底对还是不对：民主和平的神话”（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nt:The Myth of the Democratic Peac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9卷（1994年第2期），第5～49页]。另外，当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流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建立在批判康德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以此足见康德国际政治思想魅力之大与影响之巨。

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黑格尔基于国家至上理念的国际关系思想

从思想上讲，作为客观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康德的激烈批判者；就国际关系思想而言，黑格尔不像康德那样关怀人类共同体的福祉，而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构筑出一整套国际政治学说。

第一，黑格尔强调民族国家的至上性。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国家是伦理在现实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而考察伦理的视角只有两个，即“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6节，第173页）。他坚持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的实体优先传统，反对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个人主义国家观。国家由于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因而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同上，第258节，第253页）。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凌驾于个别的自我意识，或者换句话说，国家就是个人的真理，因此成为国家这一“地上的神物”的一员就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同上）。可以说，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家”占据核心位置。关于这一点，梅尼克对黑格尔的如下评论是准确的：“在19世纪所有伟大的，具有完整国家意识，思考过国家的重要性、意义及其道德尊严的思想家，黑格尔足以位列首位。”（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著，孟钟捷译：《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05页）

第二，黑格尔认为，国家的至上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质。在他看来，国家主权对内的至高性和对外的平等性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不同于用来规范个人关系的私法关系，后者“处在法院的管辖之下”，而对于国家，“还没有任何权力”能对之“作出裁判，决定什么是自在的法，并执行这种裁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0节，第346页）。所以从本质上看，国家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它们的权利不是由被组成为超国家权力的普遍意志来实现，而是由它们特殊意志来实现的”（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也是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第三，高扬民族主义大旗。黑格尔国际关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康德的人类共同体视角转向民族国家视角。在康德盛年时代，无力完成国家统一的现实使德意志思想界埋头于世界主义，就如莱辛所说，“关于对国家的爱，我没有任何概念；在我看来，它至多是一个英雄的弱点，我正幸而没有它”（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神圣罗马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40页）。费希特（Johann G.Fichte）在1804年写作《现时代的根本特点》时，对民族主义嗤之以鼻，认为对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近似于阳光的东西”，一旦太阳落山，它便只能反身去追寻“光亮和正义的地方”（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第70～71页）。但是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民族主义横扫了德意志的世界主义思想，促使德意志由文化民族向国家民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费希特和格奈泽瑙（August N.Gneisenau）等德国思想巨人和伟大政治家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费希特在拿破仑入侵德意志后，冒死到柏林科学院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把民族高扬为神圣的道德组织，这一组织是民族个体精神生活的源泉和安身立命之所，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只有尽忠于他的民族或祖国，使之永远屹立于世界之中（贺麟：《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3页）。黑格尔接过费希特的民族主义大旗，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黑格尔看来，民族与国家血脉相连，“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形成了一个国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7页）。

第四，国家间“承认”的政治是国际战争的主要动力。黑格尔没有直接用自然法来解释国家间的战争状态，而是用由“欲望辩证法”发展出来的“承认的政治”进行解释：由于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它们之间只有通过生死的斗争来证明它们自身的存在。它们必定要参加这一场生死斗争，因为它们必定要把它们自身的确信，它们是自为存在的确信，不论对对方或对它们自己，都要提高到客观真理的地位”（黑格尔著，贺麟等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6页）。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结构和国家间寻求被“承认”的冲动，似乎注定康德的“永久和平”只能沦为幻想。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批评康德的“和平联盟”思想，称“康德的想法是要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这种联盟将是被每个个别国家所承认的权力，旨在消弭纷争，从而使诉诸战争以求解决争端成为不可能。康德的这种观念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总之，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333节，第348页）。既然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间的战争状态，那么战争就是合乎理性之事：“当这种不安全是以手持晃耀利刃的骠骑那种形态出现，而且真是要干起来的时候，预言一切这种情况而令人伤感的那种说教，就转而咒骂征服者。尽管如此，当事物的本性要求时，战争还是会发生的；种籽又一次发芽了，在严肃的历史重演面前，饶舌空谈终于成为哑口无言。”（同上，第324节，第342页）

由上可见，黑格尔的国际政治思想是体系性的，而非像其他思想家那样是在论述道德哲学时旁及国际关系，所以，尽管黑格尔的著作艰涩难读，但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的影响却非常巨大。首先，黑格尔关于国际政治的基本假设被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全盘接收。包括爱德华·卡尔、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在内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无一例外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卡尔于1911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古典学专业，并以该学院古典文学学士学位考试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黑格尔哲学是剑桥大学人文学科的重要授课内容。摩根索在法兰克福大学求学期间对意大利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年）的著作爱不释手（肯尼思·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而克罗齐是新黑格尔主义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年）在1924年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专业，后又到德国深造，深谙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上述国际政治理论大师将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主体、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等的基本假设，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国际政治思想。其次，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被一些学者改造后用来预测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洋溢着一片乐观情绪，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基于黑格尔的“承认的政治”思想，提出“历史的终结”观点，认为处于“后历史”阶段的民族国家，丛林法则过时了，国家间互动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第16卷（1989年），第3～18页]。再次，黑格尔的辩证法被一些学者用来研究核战争。核武器作为一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终极武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威慑性武器，核武器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根本目的是要不动用它，其在用与不用之间有一种微妙的辩证关系。基于这一点，克罗姆巴赫借用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研究核战争理念[海约·克鲁姆巴赫：《以黑格尔方法思考核战争理念：辩证思维与人类辩证法》（Hayo B.E.D.Krombach,Hegelian Reflections on the Idea of Nuclear War: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Dialectic of Man-kind），纽约：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出版社1991年版]。冷战结束后，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向深入推进，以及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黑格尔坚持的传统国家主权理论受到空前挑战。尽管如此，以史蒂芬·希克斯为代表的学者通过挖掘黑格尔著述文本，提出了黑格尔的普世秩序观，这是对黑格尔国际关系思想的较大拓展（希克斯：《黑格尔论国际法、国际关系与世界共同体》，邱立波编译：《黑格尔与普世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2页）。

　三以战争为中心：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性质及其与政治关系的思考

康德对“永久和平”的思考和黑格尔对民族国家间战争状态的论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与康德和黑格尔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上述问题不同，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则从绝对暴力与政治的角度对之进行观察与分析。克氏在12岁时就有了军事经验，并曾师从普鲁士著名将领格哈德·沙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还深受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从1819年起，克劳塞维茨开始从事体系性的军事理论研究，着手写作《战争论》一书，在1827年完成了全书八卷中的前六卷，并完成了第7卷和第8卷的初稿。1831年，他不幸染病去世，其生前著作经其遗孀整理于次年出版。在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长达60万字的《战争论》最为著名，该书既有理性的玄思，也不脱离政治现实，是公认的军事学领域“圣经”。

和同时代的战略理论家若米尼关注战争实践不同，克劳塞维茨更注重探求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战争的性质等问题，其研究风格强调战争艺术的整体性而非科学性。第一，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与倡导战争应该由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统治者来指挥不同，克劳塞维茨主张军事应服从于政治。他有一句名言，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著，杨南芳译：《战争论》上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这句话的要点在于军事必须服从于政治，从而避免战争沦为愚蠢的暴行。不过，关于如何将这句话中的德文“政治”一词译成英文，英国著名战争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巴斯福德（Christopher Bassford）有不同意见，前者译为“policy”，后者译为“politics”（劳伦斯·弗里德曼著，王坚、马娟娟译：《战略：一部历史》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第二，克劳塞维茨提出了“绝对暴力”概念。他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像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讲，这种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极端”，即“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第10、11页）。由此可见，克劳塞维茨依据战争运用因逻辑上缺少限制性因素，视战争的不断升级为逻辑必然，直至一方完全摧毁另一方，这就是“绝对暴力”。他试图通过洞察绝对暴力的本质“去理解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在现实中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战争”（克雷格·斯奈德等著，徐纬地等译：《当代安全战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第三，“真实战争”思想。“绝对暴力”是克劳塞维茨从哲学理念上推演出来的，但克劳塞维茨时代现实中的战争往往是有限战争，达到政治目的后即开始媾和，而非彻底打垮对手[戴维·马佩尔：“现实主义和战争与和平的伦理”（David Mapel，“Realism and 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特里·纳丁主编：《战争与和平的伦理学：宗教与世俗的观点》（Terry Nardin,ed.,The Ethics of War and Peace:Religious and Secular Perspectiv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对于这一现象，克劳塞维茨给出的解释是：“如果接受了这种支配，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标不相称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从来都不是靠玩逻辑获得力量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卷，第11～12页）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真实战争”概念。第四，战争的“三位一体”思想。在克劳塞维茨看来，“真实战争”由代表盲目冲动的人民、代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相互作用的军队以及代表政治选择的政府组成，三者构成一组“奇怪的三位一体”（周桂银、沈宏：《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第63～73页）。

克劳塞维茨是真正的现代战略理论之父，《战争论》一书是其对拿破仑战争前后欧洲政治社会结构和拿破仑的战略战术的全面分析与总结，这一研究成果受到战略界和军方的高度重视，并引发激烈争论。这些争论点包括：第一，克劳塞维茨的思辨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讲，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所处理的主题并不是新问题，甚至大部分都是常识，但他利用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辨方法对之进行研究，使战争这一高度经验化的研究领域具有了玄思色彩。在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战略理论家若米尼对之有不少批判，后者认为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看法过于玄妙。尽管受到军事理论大师若米尼的批判，克氏的方法还是得到军界的推崇。曾任德国军事政策与军事科学协会主席的弗里德里希·冯·科亨豪森在其1935年为《战争论》删节版写的前言中就对之进行了高度赞扬，认为“不想了解他的’哲学’———他的著作的理论核心，实际上等于没有把握住他的思想的伟大之处”（夏征难：《国外学者评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45～49页）。雷蒙·阿隆也是克劳塞维茨辩证思想的拥趸，他将之称作“对抗的辩证逻辑”（dialectics of the contest），其巨著《和平与战争》的第一部分就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雷蒙·阿隆著，朱孔彦译：《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等译：《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页）。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学术界认为克劳塞维茨研究了他那个时代的多数根本性问题，即政治与战略规划，以及与之相关的战事操作问题，但研究者也同时指出，他对当时出现的征兵制这一重大制度未作充分研究。另外，学术界还指出，他对军事领域的行政管理、国防经济和技术变迁等重大问题也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他的《战争论》甚至完全忽略了大国争霸的主战场———海洋（彼得·帕雷特：《克劳塞维茨》，彼得·帕雷特等主编，时殷弘等译：《现代战略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上述批评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尽管海战中同样存在摩擦、升级、攻防等相互作用因素，但它还是反映出克劳塞维茨作为内陆国家军事研究者视野的局限性。第三，克劳塞维茨对战争本质的看法受到研究者的高度赞誉。研究军政关系和政治秩序的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虽然认为克劳塞维茨的战术思想早已过时，对战略原则的理解也不能算出类拔萃，但他对战争问题的研究仍然贡献巨大，突出“体现在他对战争的内在本质和战争与其他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更为关心，并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塞缪尔·亨廷顿著，李晟译：《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第四，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此方面，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富勒对之深为服膺，在《战争指导》一书中专门讨论了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思想，认为克氏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最为深刻。但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克劳塞维茨对军政关系的界定是欧洲政治传统的产物，虽然美国军界极其推崇克劳塞维茨，但由于政治文化的原因，即美国人对待战争的极端摇摆态度———“要么是全身心的投入，要么就是彻底的排斥”，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观点难以被接受。从军事学术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与思想史方面看，学术界已对克劳塞维茨思想进行了耕耘细作，如果不从网络空间时代国际政治结构变化与战争样式变化方面进行切入，很难在相关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

作为德意志历史上的思想大师，康德的国际关系思想着眼于理想，致力于实现基于“永久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黑格尔则面对德国尚未实现统一的现实，探究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及其由国家性质造成的国际社会的性质及国家的行为表现；而战略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则将战争这一国家行为绝对化，提出了“绝对暴力”“真实战争”概念。这三位思想家由“永久和平”到“绝对暴力”“真实战争”观念的转变是对欧洲政治和德意志政治转型的反思与反映，他们虽分属国际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范畴，立场上似乎尖锐对立，但他们都高扬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大旗，均饱含深刻浓郁的德意志历史主义情怀，基于这一点，他们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国际关系思想的“德意志学派”。由于这三位思想家构建的理论体系精密、自恰与深邃，后世学者为理解各自面临的国家间关系问题不断向他们汲取思想资源，“民主和平论”“商业和平论”“集体安全论”“历史终结论”“国家主权过时论”“核威慑论”等林林总总的理论就是在汲取上述三位思想家的国际关系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上述部分理论是通过扭曲的形式提出的，但它们仍能促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新的社会结构和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国际关系本质。未来，随着全球化向深入推进、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实践取得新进展，以及网络电磁空间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学术界对康德人类共同体思想和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在网络空间条件下的运用将更为关注，作为德意志学派标志的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大旗仍会受到相当大程度的重视。

“德国学派”？ ——康德、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