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称：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炮

铸造时间：明崇祯十年闰四月

出土地点：大同南城墙护城河内

外观：前装滑膛式，铁质模铸，管长壁厚，从炮口至炮尾逐渐加粗，呈前细后粗型。

性能数据：通长240厘米，口内径10厘米，口外径27厘米，炮身长是内口径的24倍。中心两侧有圆柱形炮耳，距炮口112厘米，炮耳直径7厘米，各长15厘米，双耳最宽处64厘米。炮身设有准星和火门，准星距火门180厘米。近尾部置方形火门，距炮口190厘米，其上有两个火药捻孔，孔径0.7–1厘米，火门长6.5、宽6.5、高4.5厘米。后尾最大直径43厘米，尾珠长7厘米。重约1800公斤，射程可达3-4公里。

01炮身铭文

炮身按官阶高低自上而下阳铸铭文，共257个字。内容如下：

（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砲

搃监中西二协御马监太监邓希诏

搃督蓟辽等処兵部右侍郎张福臻

分监中西二协御马监太监杜勋

巡抚顺天等処都察院御史吴阿衡

户部管饷郎中王徴俊

密云兵道付使刘镐

密云管粮通判朱朝勧

密云县知县王应元

搃监中军游击章斐然

搃督中军参将鲁宗文

石匣营付将刘承德

古北路付将张汝行

振武营付将潘洪业

曹家路参将纪国柱

石塘路参将古道行

奇兵营参将施承元

制胜营尤吉李淮

团练左尤吉赵完壁

团练右尤吉田禄

左翼营都司王国玺

右翼营都司屈大利

前锋营都司杨芳

后劲营都司王存智

中义营都司杜桂林

石匣营都司周加谟

督造都司守俻里朝米禄魏弘勋

崇祯十年闰四月吉旦

据查，该炮铭文中铸载的“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炮”，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崇祯十年五月“密镇捐造天字五号西洋炮”同为一个铸造序列，炮身所铸的官员也基本一致。“天字四号西洋炮”较“天字五号西洋炮”铭文中多有“搃监中军游击章斐然”、“曹家路参将纪国柱”两位武官，“制胜营尤吉李淮”在天字五号炮中已更换为“郭维宁”。此炮还同时与玉田县石河村出土的崇祯十年九月所铸“密镇捐造五十二号西洋炮” 、崇祯十一年三月所铸“天字二十一号” 两门铁炮铭文中铸载的官员也有较多一致之处。炮身铭文中所铸捐造人邓希诏、张福臻、杜勋、吴阿衡等官员在史料中亦均有记载，如《平寇志》载:李自成攻至宣府时，“太监杜勋、王承荫绯袍八坐出城三十里迎贼”受降、李自成攻至北京城时，“遣降贼太监杜勋缒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明史•卢象升》对吴阿衡记载述：“崇祯十一年(1638年) 农历九月，大清兵入墙子岭、青山口，杀总督吴阿衡，毁正关，至营城石匣，驻于牛兰”；《明史》卷一百四十载：崇祯十二年（1639年），帝命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蓟镇总监邓希诏以连失七十余城，与文武官员三十六人同被斩首。

02西洋炮的传入与仿制

此炮身铸有“西洋砲”字样。西洋炮是16至19世纪之间的英制前装重型滑膛炮，明万历后期传入中国，由于部分西洋炮由荷兰传入，而时人称荷兰人为“红夷”，故西洋炮又名红夷大炮或红衣大炮。《明史•兵志》亦记载: “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两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明代后期，后金起兵攻明，明廷为抗击后金军入主中原，徐光启等士大夫从澳门葡萄牙人处，先后购进30门西洋大炮。天启六年（1626）正月，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用其中的11门西洋炮坚守宁远，取得“宁远大捷”，举朝大喜。明廷看到了西洋炮的威力，随之掀起了引进和仿制西洋大炮的高潮，曾委派徐光启等于崇祯三年组织仿制了四百余门西洋炮。

崇祯中后期，由于国库日益空虚，明军的武备难以维系生存之需，边关的许多火器常常是由地方官和守将自行捐资添造。上述几门炮中的铭文均有“捐造”字样，这在火炮生产中是一个新事物。如蓟辽总督吴阿衡于崇祯十年至十一年捐造了至少五十余门的“西洋炮”、宣大总督卢象升等人于崇祯十一年所造的一批重500斤的“红夷大炮”、以及辽东总兵吴三桂等人在崇祯十五年所铸的一批“定辽大将军”火炮。由私人捐资制造的西洋大炮，除上述几门炮外，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发现和收藏，如石家庄市发现的“崇祯戊寅岁仲夏吉日，捐助建造红夷大炮”、山西省博物馆收藏“崇祯十二年捐造…”、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崇祯十五年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由官员私人捐资造炮，一方面说明崇祯朝廷财政枯竭，所铸火炮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军情紧急，前线将领就地捐资造炮，以为抗清之用”。

03炮的铸造工艺与材质

以冶铁见长的明朝，在接纳西洋炮的设计后，并不一直停留在仿制的层次，也曾激发出新的制炮技术，并于明末造出全世界品质最高的铁心铜体炮，即先铸好内层的铁筒,外面再镶铸一层青铜。“此种火炮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且较耐用”。明人所独创的铁心铜体铸炮技术，在崇祯后期出现变体，制出内层是熟铁、外层为生铁的复合炮。

从该炮周身较明显的范缝来看，铸造工艺仍是采用传统的泥型范铸法。从炮口残损处可见是经两次铸造成型，为双层体铁炮（相片二），内外材质有明显区别，外层断面可见有较多的蜂窝状孔穴。丹麦着名冶金考古学者华道安撰文《中国铁炮》探讨了中国明清双层体铁炮的状况，认为双层体铁炮的外层为白口铁，内层是否为熟铁尚不能确定。为对其材质作更深入了解，我们委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刘培峰博士，对此炮进行了金相检测，结果表明其内层炮管为抗膛压能力较强的熟铁（相片三），外层则是定型能力较强的亚共晶白口铁（相片四），即为复合金属炮。复合金属炮称得上是一种“复合材料”，其内部熟铁硬度低但韧性高，外部铸铁硬度高但性脆，二者结合后，变得内柔外刚，改善了铁炮的机械性能，增强了内层炮管抗膛压能力，克服了单层体白口铸铁炮使用中容易炸膛的缺陷，可算火炮铸造技术的又一种创新。

04炮的由来

由铭文可见，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河北玉田县出土的及本文所述的大炮不仅同时捐铸于一班人之手，且原置地点应为密云蓟镇一带，为什么密镇捐造的“天字四号西洋炮”会出现在大同呢？这应该与清军攻占大同城有关。

据《崇德三年档》载：崇德三年（1638年）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将左翼、贝勒岳托将右翼伐明。九月二十二日，岳托部由明境密云东北墙子岭口，拆毁边墙，分四路前进，明兵迎战，击败之，获其边门处红衣炮七位、大将军炮十八位。

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降而复叛，多尔衮骇异之余，迅速调兵合围大同，并两次亲临督战、四次调拨红衣大炮用以攻城。但大同城池固若金汤，清军一直攻打了9个月，最终，因城内部将杨震威刺杀姜瓖后开门投降，清军才得以进城。城陷后，多尔衮下令“屠城斩墙”，以泄久攻不下之愤，死者八九万人，史称“大同之屠”。

从以上史料推测此炮应是清军于崇德三年南下时，岳托部从蓟镇密云一带明军处掳获的，姜瓖拒城叛清时被调拨至大同作攻城之用，炮口外包层炸裂后遗留在此地。

“天字四号西洋炮”的发现，为研究 “大同之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佐证，其复合体的炮身为研究明代火炮铸造工艺提供了实物资料，炮身所铸的铭文，也为研究明末的历史、军事及人物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大同古称云中、平城，自古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因而历朝历代的中原政权都十分重视大同城防建设。明朝末年时，作为九边之一的大同，更是成为同时抵挡清军南下和李自成进犯的京师门户。

所以，大同在考古过程中，出土明朝城砖、火炮在当地已是司空见惯。2014年在整修南城护城河时，施工队工人挖出一尊通长2.4米，重约1800公斤的明朝重炮。

炮身所刻铭文多达257个字，除了一系列监造、铸造者名字和官职外，“密镇捐造天字四号西洋炮”11个字显得十分特别，这条铭文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了3点关键信息。

1、这门火炮原置地点为密云蓟镇（今天津蓟州区），与大同相距千里之遥。

2、火炮的铸造资金来源为捐造。明朝末年国库空虚，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一些边关重镇为防敌人入寇，采取了地方官吏和富户自行捐款出资铸造大炮的方式。所以，采取这种方式铸造的火炮，属于私炮，通常只能用于本地城防，不允许随意调往他处。

3、火炮类型为明朝改进型西洋炮，又叫“红夷大炮”。西洋炮原本是对英制前装重型滑膛炮的称呼，因为最先由荷兰人（“红夷”）传入，因而明朝称为“红夷大炮”。崇祯皇帝继位后，寄希望于通过装备先进火炮来扭转明军不利的战局。所以，仅崇祯三年，明朝就一次性仿造了400门红夷大炮（官炮）。

火炮本由我国发明，16世纪以前我国的火炮铸造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但随后，欧洲因为数学和理化知识的大量运用，在火炮设计方面逐渐进行了改良。所以，明朝末年时在徐光启力主下，开启了对西洋炮的逆向仿造。

当然，明朝并没有停留在仿制的初级阶段，而是充分发挥了我国冶铸技术见长的优势。大同出土的这尊天字四号炮经过测定，炮身采用了双层材质，即内层炮管为柔韧性强的熟铁，外层为硬度高的白口铁，这种“复合金属”炮相比铜炮和铁炮来说，兼具了抗压能力和轻便度，大同文管所的专家就称这种技术为明朝独创。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密云一带的城防重炮，会在千里之外的大同护城河中被挖出呢？

其实，这跟清朝一段隐晦的历史有关。清军入关后，李自成一路败退，此前投靠了李自成的原明朝将领们，又纷纷向清朝献上降表，大同总兵姜瓖就是其中一位。不过，清朝统治者对曾经拥立明朝枣强王后裔朱鼎珊的姜瓖猜忌很深，加上圈地、剃法等政策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姜瓖的复叛。

顺治五年（1648）十一月，姜瓖自称大将军，复穿明朝服饰，尊奉永历正朔，公开反清复明。清摄政王多尔衮闻讯大为惊骇，调集重兵围攻。不过，由于大同城防坚固，清军轮番攻打了9个月也未能攻下城池，多尔衮不得不2次亲临督战，4次征调红夷大炮。

“天字四号西洋炮”就是在这背景下被多尔衮征调到大同城下的，从炮口外包层炸裂程度可知四号炮发射之频繁，战争之惨烈。

当然，装备了红夷大炮的清军还是没能攻下大同，最终还是靠着姜瓖部将杨振威的叛变，清军才进入大同。对于大同的降而复叛，清朝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十分隐晦，只强调“复征大同，瓖将杨振威斩瓖降”、“兵民饥饿，死亡殆尽”。

但实际上，多尔衮破城后，残忍的下达了“屠城斩墙”令，清军进行了野蛮屠城，同时还将大同城墙拆去5尺，毁坏一切防御工事，规定：大同周边地区的民众，三年不致仕不录官，有学者曾做过粗略统计，被杀者多达八九万人。

天字四号炮的意外出土，成为“大同之屠”这段隐晦历史的重要佐证。

明朝在末路之时的这项独创铸炮技术，也为清朝所继承，不过到康熙晚年时，清朝对火器持禁锢严控态度，强调了骑射乃满州之根本，严控火器研制，规定各省绿营只能使用陈旧低劣的火器。道光皇帝甚至特意下旨：“每岁操演时，只须装填寻常炮子，无庸装用炸裂炮子，以归简易而藏妙用”。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清朝的火器发展趋于停滞，中西方差距从此拉开。

大同市博物馆珍藏的明朝火炮见证满清“睿王”多尔衮野蛮屠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