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这座5300年前的都邑遗址，正在揭开黄帝时代的神秘面纱

本刊记者许晓迪

人类历史早期，都有讲圣王英雄的一段。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波斯的《阿维斯塔》，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女娲补天、炎黄逐鹿中原、大禹治水、成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些古史传说很复杂，神话、历史、文学、宗教、哲学，缠绕纠结。
这些年来，从殷墟到二里头，考古发掘的实证为诠释这些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提供了新的佐证与可能——殷墟的发掘确立了商朝的信史地位；二里头是否为夏都虽然还存在争议，但夏王朝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影子。

那么下一步，中华文明的源头还能不能再往前推？

近日，河南巩义河洛镇，一个湮没于历史的古国重见天日。1984年，位于此处的“双槐树遗址”被发现，多次调查和钻探后，于2013年开始进行连续性主动发掘。2020年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考古成果：双槐树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一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分布在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中晚期的都邑遗址，距今5300年左右。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华夏文明最早的领袖，很可能就是在此奏响了一个文明时代的先声。

王都气象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面积117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每一重都有对外通道，形成严密的保护圈，既能防御其他部落的进犯，也能阻挡山野猛兽的袭扰。

在内壕北部正中位置，是大型中心居址区，可以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万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用来加强都邑的防守。

在内壕中部，是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且多次建设使用。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万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同一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遗址内有三处墓葬区，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家猪的数量比例最大，可以看出此时家猪饲养业的发达。而通过对人骨的分析，考古人员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性，基本不干体力活，因为他们的上肢极不发达。

“更有意思的是，墓葬里的随葬品非常少，即使墓葬规模很大、等级很高，里面也没有多少东西。”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说，这可能和中原地区的丧葬思想有关，首领掌握军事权和祭祀权，但宗教思想不浓郁，不主张把生前的东西带到死后世界，而是将财富用于社会再生产。

墓葬中还有一种形制奇怪的瓮棺，多为小口尖底瓶，中间截断后，把幼儿尸体放在里面再合拢。考古人员对瓮棺的清理总是小心翼翼，因为30多年前，距此40公里的荥阳市青台遗址曾出土过一小片浅红色的丝罗，就是在瓮棺里发现的，被认为具有5600多年的历史。先民们用丝织品包裹亡童，或许寄寓着逝者能够像蚕一样，破茧成蝶、飞天重生的愿望。

在双槐树遗址，同样可见农桑文明的影响。这里出土了一件国宝级文物——中国最早的家蚕牙雕。它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头昂尾翘，栩栩如生。“这种绷成很紧的、括号形的蚕，正是吐丝或即将吐丝的蚕。”顾万发说，由此可以推断，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养蚕缫丝。

在出土文物中，还包含很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属于湖北屈家岭文化因素。这些器物表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要地。

总之，这是一处经过精心挑选、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多样的出土文物，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

那么，建造、统治这座古国的人，究竟是谁？

“人文之祖”黄帝

在双槐树遗址中，贵族居住的中心居址区，有4排带巷道的大型房址。其中最大的一间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放在今天看也算得上“豪宅”。

在这座豪宅前面的门廊附近，有摆成北斗星形状的9个陶罐。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一一贴上了数字标号。而在陶罐的上端，也就是“北极”附近，有一头完整的麋鹿骨架。它们埋葬的位置，正处在三重环壕围绕的圆形区域中。

在先民眼中，这三个同心圆和北斗九星图案，或许象征着不断运行的太阳、繁星和苍天。麋鹿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大部分鹿类在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古代帝王在冬至祭天时，把它视为吉祥的象征。

于是，可以想象这样一个5000多年前的画面：9个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当房子建成后，主人日常活动时，就仿佛骑在麋鹿身上，向诸部落氏族宣示，自己才是大地中心的王者。

这样看来，房屋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地位崇高、谙习巫术和天文的古国首领。

这个人到底是谁？考古学家将目光投向了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黄帝。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在传说中，少典氏是伏羲、女娲之后的第七十七帝，居轩辕之丘，娶有蠕氏之女为妃，生黄帝。因黄帝建邦国于有熊（今河南省新郑市），又被称为有熊氏。

炎帝也是少典的子孙，最初强盛，渐渐衰落。当时，蚩尤雄踞北方，强悍好斗，炎帝被他打得落荒而逃。黄帝出来收拾残局，率众再战蚩尤。这是一场惊天地、动鬼神的大战。蚩尤除了“铜头铁额”“剑戟戈矛”外，还能“征风、召雨、吹烟、喷雾”；黄帝则驱遣熊、罴、貔、貅各种猛兽作战，发明指南车指示方向，制造夔牛鼓传递消息，终于在涿鹿大败蚩尤。

炎帝看到黄帝势力扩大，心怀不满，起兵反抗。炎、黄两部落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一时血流成河，尸堆如山。最后，黄帝取得了胜利，成为天下共主。

武功之后是文治。黄帝带领部族开辟农田，建筑房屋，平整道路，畜牧鸟兽；任命治理人事和祭祀神祇的官员，让他们各司其职，“政教分离”；让羲和、常仪推测太阳、月亮的运行，臾区占星望气，伶伦制定音乐的法则，仓颉造字……

在这个意义上，黄帝是真正的“人文之祖”，是人类各种文明的集大成者。

《易经》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古史传说中，龙马从黄河中腾跃而出，背负《河图》献给人主伏羲，伏羲据此创制“八卦”；大禹凿龙门引洛水，获巨龟而不杀，龟谢不杀之恩，献上《洛书》，大禹据此编订“九畴”（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可见处在洛水与黄河交汇处的这片土地，从上古时期就是远古圣王的定鼎之所。

这里被称作 “天下之中”——谁得此地，谁得天下。代表夏文化核心的二里头遗址与商代第一个都城西亳（洛阳市偃师县），就相继被发现于洛阳盆地的东缘，与位于洛水下游的河洛古城，相距不过50公里。

因此黄帝的都邑，很可能也在这附近。

不断上推的中华文明

在双槐树遗址，考古学者果然发现了种种可能指向黄帝时代的线索。

第一，河洛古国所处的仰韶文化后期，正是传说中炎黄二帝逐鹿中原的岁月。而它所涵盖的地域，恰好是传统文献里黄帝的邦国“有熊之墟”。

第二，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中，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说黄帝的部落在发生地震后，就迁徙至别处。在双槐树遗址里，有多处裂痕遗迹，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专家确认，这就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第三，“嫘祖栽桑蚕吐丝，抽丝织作绣神奇。”中原地区，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缫丝的传说一直流传，河洛古国出土的家蚕牙雕，正好呼应了这一历史记载。

当然，仅凭这些证据就将河洛古国与黄帝都邑画上等号，还无法使人信服。但河洛古国所蕴含的宇宙观、礼仪观与社会发展模式，已表明生活在此的先民们正在搭建自己的文明体系。中华文明由此肇始，此后绵延不断，由三代到秦汉，直至唐宋元明清。

实际上，自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日，探索中国文明的源头，就成为其终极使命。1899年甲骨文横空出世，1928年殷墟发掘拉开序幕，经过几代学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商王朝从混沌缥缈的神话中渐渐浮现清晰的面影，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被“找回”了1000年。

1959年，72岁的徐旭生先生亲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此后60年，寻找夏朝，成为中国几代考古学者的梦想和使命。

还能不能再往前推？考古学者为此“上穷碧落下黄泉” 。1978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开始发掘工作，“陶寺都邑遗址就是尧都”的说法一度引发学界震荡；如今，河洛古国与黄帝都邑的猜想，则将中华文明推到了“天花板”——作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讲史，都是从黄帝讲起，再往前就不敢了。

对中国人来说，所谓5000年中华文明，是深入骨髓的常识体系与情感结构，考古学家也不例外。正如北京大学教授李零所说：“中国的考古学家总是希望用考古发现抢救古史传说，把中华文明的背景不断往上推。夏不够，上面还有尧、舜，尧、舜不够，上面还有黄帝。大家总是希望把商代以前的一千几百年最后补起来。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之后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5年），正是这一寻梦旅程。”

然而，探明古史是一场马拉松，需要科学客观的发掘研究，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牵强附会。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许宏，就始终坚持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下，不能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此次双槐树遗址的命名也是如此，因为还没有更确凿的证据，考古学者没有用“黄帝都邑”这个“博人眼球”的名字，选择了更为客观准确的“河洛古国”。

对这座5300年前的古国来说，神秘的面纱才刚刚揭起一角。

河洛古国，华夏文明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