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主父偃是山东临淄人，这里当年是齐国的首都，汉武帝时代仍然属于诸侯王统治的地区，但是主父偃对大一统皇权的热爱，却超过任何人。

主父偃年轻时学的是“长短纵横术”，也就是苏秦、张仪那样周游列国游说君主的技巧。汉武帝即位后，主父偃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开始学习《周易》《春秋》等儒家学说。齐地的儒生不喜欢这个半路出家的投机者，他成了众人排斥的对象。

主父偃家境贫困，亲友都不愿意借钱给他。他北上游历了燕、赵、中山等地，没有人厚待，羁旅生涯越来越困窘。主父偃对自己说，诸侯王不是值得的交游对象，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一条路：到长安去。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主父偃入函谷关来到长安。此前一年，握有大权的太皇太后窦氏去世，汉武帝开始了乾纲独断的时代。后来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卫青，这时还只是郎中令手下一个中层官员，但很得皇帝宠爱。主父偃就走了卫青的门路。卫青几次和汉武帝说起主父偃，但汉武帝毫不理会。

五六年的时光转眼流逝，主父偃已经困窘得生活都难以维持，也越来越被身边的人所嫌恶。他决定做最后一搏：北阙上书。

汉代未央宫的布局，和我们熟悉的北京故宫完全不同。宫城位于城市的西南角，西宫门和南宫门之外即是长安城城墙，这两个门也就不那么重要。东门是接见诸侯朝见的正门，宫阙最为高大，但日常使用更多的大门是北门。

北门之内，有一个叫公车司马的部门，负责接收官吏或民众的上书，民间有冤情，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直接向皇帝反映，类似今天的信访办。汉武帝还赋予了它一项新的功能：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有治国或者其他方面的才华，就可以在这里自我推荐，如果建议让皇帝满意，可以得到越级提拔。

按照正常流程，这种上书被皇帝看到是极为艰难的事，很多人在北门外经历了积年累月的等待。主父偃却成了一个幸运儿，他的上书早上呈递进去，晚上就得到了召见。汉武帝对他和同时被召见的另外两个人说：“你们本来都在哪里呢？和你们相见为什么这么晚啊！”

也许可以这样推想：卫青推荐主父偃，汉武帝立刻发现这确实是个人才。但是，既然主父偃是自己打算重用的人，那他就不能由卫青推荐。将被委以重任的一文一武，如果关系亲密，一个对另一个有恩情，对皇帝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事。所以汉武帝早就等待着这一天。他让公车司马关注着北阙有没有主父偃上书，有就立刻来向自己禀报——朕选用的人才，必须是朕自己发现的。

主父偃为汉武帝提了许多建议，纵横家的阴谋之术用儒家思想包装后，效果极佳并且有利于塑造皇帝的道德形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推恩令”，庞大的诸侯国对朝廷是个威胁，直接剥夺他们的土地却可能激起反抗之心，不如“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儿子也可以获得侯爵的封号分得一个县。这样做完全符合仁孝之道，诸侯不但不会抵触，甚至可能感恩戴德；而朝廷要面对的几个强大的诸侯国变成了一些弱小的王国和更弱小的侯国，要褫夺他们的爵位，就轻而易举了。

主父偃很快成了汉武帝最宠信的官员。很多大臣畏惧他的口舌之利，送给他巨额贿赂。有人劝说主父偃，要他不要过于横行。主父偃回答说：“我刚一成年就开始游学，转眼已40余年。自己的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困厄的日子已很久了。况且丈夫处世，如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受五鼎烹煮而死好了。我年事已高，到了日暮途远之时，行为颠倒粗暴，也顾不得了。”显然，他只想把40余年的怨愤发泄出来，至于最终下场如何，他已有所预感，但并不在乎。

后来，主父偃又向汉武帝检举，齐王有淫纵怪异的行为。汉武帝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想回家乡去，了结当年的诸般恩怨。汉武帝于是封主父偃为齐相。那个年代，诸侯王手中已没有多少实权，地方的行政事务，实际操控在朝廷委任的相手中。

主父偃回到齐国，把兄弟和宾客召来，散发五百金给他们，说：“当年我贫穷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做了齐相，诸君中有人到千里以外迎接我。今天我同诸君绝交，请不要再进我的家门！”他又派人警告齐王，自己知道他和姐姐乱伦的秘密。齐王知道，主父偃已经用差不多的罪名整死了燕王，越想越恐惧，于是自杀。

与此同时，主父偃的末日也快到了。当年，他在赵国也遭到了冷遇，赵王害怕他的报复，早早就搜集了他的诸多罪名，只是担忧主父偃在皇帝身边，检举信会被截下。听说主父偃被任命为齐相，赵王欣喜若狂。主父偃一出函谷关，他的信使就立刻入关，上书朝廷，举报“推恩令”实施的过程中，主父偃收取了诸侯的大笔礼金。

赵王的举报、齐王自杀的消息，先后传到长安。汉武帝震怒，把主父偃抓捕法办。

齐王的死讯，在汉武帝心中激起的反应也许不仅是愤怒。现在这位齐王，是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后代，和汉武帝的亲戚关系已经非常疏远。他又没有儿子，他一死，齐国的富庶土地就直属于朝廷的郡县，会带来巨大收益。但是，作为一个推崇儒学的皇帝，逼死宗室有违亲亲之道，贪图诸侯王的土地也不符合义利之辨。这些事说出去名声不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人。

史书记录，汉武帝想赦免主父偃，但大臣公孙弘力争说，眼前这件事，主父偃是首恶，不诛杀他无以谢天下。善于顺承皇帝心意的公孙弘很清楚，皇帝想做这件事，只是不方便直说。除掉齐王这口大锅，主父偃已经背了；那么除掉主父偃这口小锅，作为皇帝越级提拔的臣子，他当然要有背锅的自觉。

主父偃被处死是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也就是司马迁出游天下的前一年。这件事给年轻的司马迁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感叹说，主父偃得宠的时候，门下宾客以千数，被族灭时，却没有一人来看望他。又说：“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这段关于人情冷暖的感慨，恐怕在当时很难引起多少共鸣。主父偃这种政坛暴发户，无疑被视为疯狗似的人物，人们说他的好话只是出于恐惧，无关亲近和敬重，他的死倒是令无数人长出了一口气。

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先赞赏了主父偃的才华，然后评论说：“主父求欲鼎亨（烹）而得族……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即使主父偃自己，恐怕也更愿意接受班固的评论。“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从这样的话里可以感受到主父偃对这个世界深深的仇恨。人心险恶凉薄，本来就是他对世界的认知，世人对他越坏，越证明他是对的。相比被歧视、践踏的困厄一生，成功宣泄仇恨后毁灭自己，也许是一个快意得多的结局。

汉武帝时代，涌现了许多主父偃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品德算不上高贵，但都才智过人、精力澎湃、野心勃勃，贯注着昂扬的斗志。

如果生在宗法血缘把社会牢牢绑定的时代，他们没有任何机会，那些垄断着社会资源而满嘴仁义道德的特权阶级，会把他们死死踩在脚下。他们或者反抗而被轻易碾得粉碎，或者只能默默无闻了此一生。

如果生在列强争雄的战国，他们的人生会有更大的舞台。他们会在诸侯间往来奔走，纵横捭阖，兴风作浪。其中最成功者，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

但那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他们眼前虽有大大小小的道路，但最终只指向一个目标：去长安——能改变他们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长安城中的皇帝。

想象一下，朱买臣、主父偃或其他来自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在未央宫巍峨的北阙外，又满心期待地等待了一天……终于有人出来，告诉他们皇帝已经看了大家的上书，但是今天不打算召见任何人。

希望的泡沫再次破碎。这时，夕阳从长安城的城垣外坠落，关中平原的晚风吹来，人们掸掸身上的灰土，才意识到早已饥肠辘辘。透过宫门，他们可以看见未央宫内，灯火渐渐亮起来；回过头，则是长安城最豪华的一片住宅区，宗室外戚、公卿豪族都住在那里，号称“北阙甲第”。现在，盛大的筵宴正准备开席，精美的肴馔、艳丽的歌姬，排列整齐。这一切距离自己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这个时候，难道不是所有人的眼中都欲火炎炎？北阙之外的人们，谁不想冲进那个热闹的蜂房，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

所以，他们需要皇帝，而皇帝也需要他们。正是这些人改变自己人生的欲望，成了大汉疆域维持一统源源不断的动力。

主父偃，政坛暴发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