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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暗杀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一大“怪现象”。革命党人、满清政府甚至辛亥革命成功后的袁世凯政府，都曾将暗杀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辛亥革命元勋吴樾在《暗杀时代》里这样说道:“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究其渊源，一为负气任侠精神的延续，二为无政府主义的传入，三为尚武精神的勃兴，四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风行。然纵观历史，让人不禁掩卷覃思，为什么暗杀不能救中国？深入学习“四史”的当下，抚今追昔，回望那一幕幕的壮怀激烈，不仅让人感慨万千。

《暗杀时代》的作者吴樾

振大汉之天声：革命党的暗杀活动

民国上海街头暗杀场景图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因存在内部组织涣散、缺少核心人物出面主导整个革命事务的发展等问题，多以失败告终，如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英租界刺杀原广西巡抚王之春一事。1904年11月19日晚7时许，王之春到上海公共租界四马路（现福州路）金谷香菜馆吃饭，埋伏已久的万福华遂拔出手枪冲到王之春身前，抓住其手臂大声说：“卖国贼，我代表四万万同胞对你执行枪决。”但万福华扣动扳机多次，子弹始终没有出膛。原来手枪是友人刘师培自邻居张继处借来的，撞针老坏，万福华未事先试枪。万福华和王之春正纠缠时，围观者如云，巡警随即赶到，将万福华逮捕。当时《申报》遂刊载文章《论刺杀王之春事》予以报道：

万福华在金谷香番茶馆，枪击已革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被获解入捕房，供出同党张杏年、周咏曾等十二人，由各包探按名逻获，惟所供有盐船二艘，泊于南市十六铺马头，则未经地方官拘住意者，已闻风远飏矣。

王之春

为摆脱暗杀与革命无法相配合的窘境，建立一个具有区域性、整合性的组织显得尤为必要，于是1911年7月13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其《成立宣言》就直指革命党组织松散、轻起暴动等问题：

故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潮，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界，皆大有人在。故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辈，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事攻击，或为客犬，非无共同之计划有以致之乎？……如徐锡麟、温生才、熊成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朝秦暮楚，与夫轻举暴动，往抛生命者，更不知凡几耳。……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

武昌起义后，12月1日中国同盟会在北方成立京津同盟会，以汪精卫、李石曾为首，内设暗杀部门，开始对袁世凯和宗社党展开炸弹攻击。与此同时，尚有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1912年1月，京津同盟会发动三起暗杀行动，对象为袁世凯、良弼和张怀芝，主要动机是为铲除革命与共和的障碍，以确保革命可以成功，尤其良弼为宗社党领袖，私底下常运作反共和运动，而袁世凯的两面手法又让革命党无法安心，遂欲暗杀之。暗杀活动逐渐由上海往北方转移。

欲挽狂澜力弗支：满清政府的暗杀活动

虽然革命党的暗杀活动是晚清暗杀史的主旋律，但满清政府也从没有消失在暗杀的舞台上。早在1895年孙中山在广东发动起义开始，满清政府对孙中山的动向就一直有所关注。维新运动失败后，清廷对康有为、梁启超展开追捕行动，曾派刘学询和庆宽至日本暗杀康、梁二人，甚至欲和孙中山联手除掉康有为，但未成功。从1901年在香港买凶暗杀杨衢云开始，直到1912年2月清帝退位，不论是满人组织暗杀队，还是满清官员派人暗杀革命党或袁世凯的消息，都不绝于耳。因此，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中论断：“暗杀，当时是革命党人的专利。清朝政府只有招架的份儿，哪里能想到去暗杀孙中山？”此论有悖史实。历史表明，满清政府非但没有缺席这场暗杀潮，尤其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满人对于政权的转移感到恐惧，开始展开一连串的暗杀行动。或许暗杀的成效不彰，可是并不能否认清廷亦使用暗杀手段攻击政要，而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就是以暗杀作为其主要活动之一，《申报》在《可怜可笑之京师》一文中就写到：

良弼等组织之宗社党，本以排汉为目的，兹又得个中消息，向来号称开通、最负时誉之满亲贵某，对于良等亦极表同情，且自认为党首，其宗旨系实行暗杀，其内容分内外两部，内部专注意于赞成共和之人员及共和党人，外部则利用某丞为功狗，专司逮捕，其所需之暗杀器系爆裂弹。

晚清宗社党领袖良弼

辛亥革命后，满人亟欲力挽狂澜，不论是学生自组的暗杀队抑或是用钱买凶的情况渐渐增多。不过满人的暗杀行动似乎招致不少批评，认为暗杀乃残忍行径、会加深汉人对满人的愤怨等，《申报》在《论满人组织暗杀队》一文中曾专门论述：

留日满学生思大势不可以御也，乃组织暗杀队，暗地来华，欲杀民军之有能力、有名望者，以为恢复之计。此其事非特残忍不顾人道，抑亦徒增汉人之愤怒而已。……且也所谓暗杀者，特以恐吓畏杀之政府官吏耳，惟其畏杀，乃能杀之，若革命军者，原为不畏杀之人，惟其不畏杀，所以倡革命。若既为革命军后，而反欲以杀恐之，革命军岂肯闻而退让？革命军不退让，则于满人之朝廷，即无丝毫之益，总其结果，不过两方多死数人而已，于大局丝毫无所损益也。

该文点出，满人使用暗杀手段对付革命党实为无关痛痒之事，只是增加双方的死亡人数而已，并无任何功效。但是对于政权将要拱手相让的满人而言，暗杀是否符合人道主义、是否会加深满汉之间的嫌隙，不是他们所在意的事情。于是在南北议和之际，突然爆出满人对革命党领袖和袁世凯进行暗杀的新闻，《申报》亦就此发出《专电》：

载洵载涛出运动费十万元，密雇刺客十余人，潜来上海谋刺程德全、黄兴、伍廷芳、温宗尧、汪兆铭诸领袖，已经启程。（按满亲贵中，洵涛二人最为险毒，我民军领袖，千万慎防，毋为满贼所算）

满亲贵善耆、载涛、毓朗及良弼、荫昌、寿勋等，连日密议谋害袁世凯，闻俟铁良一到即将实行暗杀。

事实上，宗社党人的暗杀活动并不因清帝的逊位而有所淡出，1912年2月27日，宗社党人王童刚、刘子英等人暗杀湖北陆军第二镇统制张廷辅；4月20日，天津铁血监督团曾广为受到宗社党的鼓动，欲对袁世凯下手加害，但被杨以德的部下所侦破；4月21日，王童刚欲谋刺王华国被抓，立马处决。此外，宗社党亦设立破坏党，企图借诸多地方运动起事，并向日本借款，力主“满清君主立宪”。一言以蔽之，满清政府暗杀革命党人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暗杀袁世凯是担心他出于报复心态而倒戈。

可见，满人在反对革命与共和的立场下，对革命党以及袁世凯进行的暗杀制裁，并没有获得历史性的成功，宗社党在张勋复辟后也逐渐消失无踪。

1898年杨衢云（前排左二）与孙中山（第二排左三）等革命志士合影

白刃不相饶：袁党与革命党的交锋

自从宋教仁遇刺和“善后大借款”发生，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隔阂日益扩大，从“金杯共汝饮”发展到“白刃不相饶”。在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后，袁氏政权和中华革命党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的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暗杀活动上。当孙中山欲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进行反袁工作时，袁世凯就曾通过中国的驻日大使馆，欲组织暗杀团杀害孙中山。因犬养毅等人的协助以及消息的透露，遂组织“暗杀击退团”加以保护孙中山。

刘师培

1915年，袁世凯欲复辟重回帝制，以杨度、刘师培、胡瑛、严复、孙毓筠、李燮和为首的“筹安会”于8月14日在北京成立运作，9月10日在上海设立《亚细亚报》为这场帝制运动造势，且早在6月22日已颁布《惩办国贼条例》，使镇压革命党的行动更加雷厉风行。因此，从1915年的夏季开始，各地官员对于革命党人的逮捕行动渐渐升温，但革命党亦锁定袁党的人马予以回击。以上海为例：6月24日，逮捕党人李亚东、牛振寰；8月17日，革命党人向郑汝成投掷炸弹，暗杀未成；9月3日，逮捕党人刘国栋、庞金忠、张振华；9月4日，郑汝成以“在沪与同党朱华斌组织暗杀团，图谋暗杀”的罪名，杀害庞三杰；9月6日逮捕庄道平等六人，罪名为“私造炸弹”；9月11日，革命党人杨玉桥向亚细亚报馆投掷炸弹，以暗杀薛大可为目标；9月24日，郑汝成逮捕党人庞国增、郑少庭；10月上旬，党人王亚东、韩长胜被捕；10月23日，革命党人在法租界的机关被破获，共47人被捕；10月27日，革命党另一处秘密机关亦被破获，共6人被捕；11月10日，王明山、王晓峰暗杀郑汝成，致其当场毙命。

革命党人对于暗杀郑汝成一事，就通过《申报》清楚地表态：“彼等刺杀郑将军，其关系于帝制者，不若关系于报复私仇之为甚”。但中华革命党和袁氏政权这一段你来我往的交锋，并不因郑汝成的死而画下休止符。12月5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发动肇和舰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仍遭受袁党的追击，包括1916年陈其美的身亡，都是袁世凯策动下的暗杀活动。陈其美被刺后，《申报》刊载文章《暗杀陈英士之凶犯难逃法网》：

洪宪复辟时，陈其美先生在上海运动独立，袁世凯恨之甚。事后上海检察厅将凶手聂振邦缉获，送由审判厅判处无期徒刑，检察厅长不服提起上诉，送监执行时，张宗昌竟派大队提去，了无消息。兹查该凶手聂振邦，化名殿邦，潜来上海多日，为公共租界捕房弋获。

陈其美死后，中华革命党内的暗杀团更在《大公报》上发文威胁袁世凯，要求他尽快退位，否则要杀袁世凯以谢天下：

谨告北京前总统袁项城，大势既去，尚复恋位，实属无益，如速行退位，静候国法之裁判，尚不失为英雄，不然则本团将不能恕公。公须知本团之势力已达于公之左右，公已如釜中之鱼，其所以未即下手者，以彼等随公有年，欲留公之一息以待公之自觉而已，公如倔强不退位，则必杀公以谢天下。

这场两派对垒的暗杀活动，实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交锋，袁党以官方姿态掌握较多的资源与兵力，让中华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多以失败收场。可是当两党仍执着于政治势力的争夺时，民间早已暗潮涌动，对于帝制运动多加批评，尤其是郑汝成被暗杀后，上海人士更将矛头直指袁世凯，认为“将来若酿成祸乱，则是袁氏一人之罪”。基本上，袁世凯的皇帝梦已失去民心，时文《沪人士对于时局之愤激》直言“郑氏之惨死足以证明人民反对帝制之激烈也”。而中华革命党虽拥有反袁的民意基础，但是使用暗杀手段终究不得民心。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遇害，数日后，又传出张作霖在奉天遭受两次炸弹攻击，当时百姓对暗杀现象的泛滥已非常无奈。革命党人与袁党政府使用暗杀致使国家陷入动荡不安，虽然两派人马的暗杀目的并不相同，正如《郑镇守使被刺之感言》一文所述：“然论暗杀之罪恶，则两者惟均，且皆无裨于政治，无补于时局者也。”不惟“无补于时局”，还会滋事扰民。百姓只需要社会安定，过好小日子即可。上海《中华新报》所载《小老百姓怨言》一文有生动描述：

横征苛役，民穷财尽，析骸剥肤，人祸天刑，非我中国今日小百姓所受之惨刑乎？不幸乃又有所谓新朝天子出现，筹安会之费、公民团之费、运动军队之费、运动报馆之费、新皇登基一切铺张扬厉之费，一般小百姓莫不蹙额相告曰：有此种种需费，不知几千百万又将在吾民头上打主意矣！且闻政府恐外国人不答应，已允割几处地方与他们，又闻革命党人也不甘心，亦要起事。街谈巷议，莫不惊绝不安。嗟呼！此果何等景象也？

平民百姓只渴求摆脱各项苛征杂税，过安逸稳定的生活，并不像革命党人有高尚的革命理想和情操，也并不在意袁世凯是否要当皇帝。但两党的交锋却着实苦了老百姓，使他们一同被卷进这股暗杀的风浪中随波沉浮。

宗社党成员合影

岂有暗杀觉天下唯有马列救中华

晚清革命党人受到俄国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抛弃了中国刺客式的暗杀武器——刀、剑，开始使用手枪及炸弹这类现代的新式武器。新型武器的出现，压缩了攻击的时间，延展了攻击的空间，并借这类武器来实现革命意志，事实上是赋予武器某种文化价值内涵，使新型武器转化为具体化的暴力象征。手枪及炸弹暗杀的确收到震慑的作用，让政府官员感到恐慌。如1911年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申报》记者在《时评》中即报道：“广州将军孚琦，突被革党枪毙，人心大震，城门关闭”，“然而此事一出，吾知补拿革党之文又必忙如雪片，政府诸大老又必坐不安席、食不下咽，而不敢出房门一步。”郑汝成死后的上海和北京政界，都弥漫一股不安的气息，《申报》记者即撰文《上海镇守使遇刺余闻》，观察到上海“自前任镇守使郑汝成君被刺后，本埠各重要人物不敢轻出 ”。

但毋庸置疑，暗杀行为在伸张正义的同时，往往会波及无辜，造成社会局势紧张与民众心理上的惶惶不安。郑汝成遇刺后，北京某报纸曾报导有关上海民众的心理，认为上海人民对政治和时局漠不关心，但立足于上海的《申报》对此说法并不满意，有投稿者撰文《上海人之心理》言道：

北京某西字报，谓近日上海人对于国家政治之态度异常淡漠，又谓关心时局者绝少。自表面观之，固有此种现状，然试一究其心理，则人人关心于国家之政治与时局甚切，盖政治与时局为人民安危所系，安危之故切于身家。今日上海人皇然不安之征象，已表现于外，口虽缄默，而恐惧与希望之心，交并萦绕，未尝须臾稍息，此则上海人之真相也。

虽然文中对于郑汝成遇刺一事只字未提，但是郑汝成死后，当时笼罩在上海人民心中的阴影与恐惧，才是真正的社会问题。新式武器的出现，对革命而言不仅是多了一项革命利器，更是扩大了暗杀的执行者，妇孺老幼一经掌握技巧，都能操持武器执行暗杀。更为重要的是这股暗杀潮不仅左右了主事者与被害者的身体与性命，连带也主宰了群众心理和社会氛围，甚至涉及到国家政治的未来走向。结果就是：暗杀成，百姓苦；不成，百姓亦苦。

曾亲历过那个暗杀风行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先生在其著作《辛亥革命》中说道：

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员，哪里知道暗杀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不能动摇它的社会基础。这些道理，是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才能理解的。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显然，暗杀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辛亥革命后庆祝胜利的群众集会，背景建筑为同盟会中部总会

END

制作：冯晔

百年上海滩：二十世纪初上海滩暗杀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