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种社会秩序在确立初期都曾具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要么适时地通过完善自己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要么被更新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所取代。在古埃及约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和统治形式始终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古埃及人把王权没落的第一中间期、阿肯那顿宗教改革时期和王朝后期外族入侵的时代视为“黑白颠倒”的年代，在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中，各个时期关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叙述模式保持惊人的一致。本文分析了古埃及人探讨合理的社会秩序以及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叙事模式，揭示了这一叙事模式依据书写者的立场不同，既可以替一种消失了的秩序喊冤，也可以为一种新型的秩序叫好的事实。

关键词：古埃及公正秩序理想社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206)；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金寿福，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埃及学博士

一、古王国与第一中间期：史实与建构

无论是《出埃及记》里的以西结、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是现代学者魏特夫，他们都把古埃及国王视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国王不仅对权力贪得无厌，也具备使得权力不断膨胀的空间和手段。他们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古王国时期的实际情况。自从统一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建立以后，王权被解释为用以确保埃及国家强大、民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国王则被描画为保卫国家的斗士和保佑民众的“牧羊人”[1]。与王权相关的王冠、权杖、御座都被视为具有无限威力的象征，经常被制作成护身符；人们在世时佩戴它们，死后则常常把它们作为墓葬品。许多赞美诗特别强调了国王统一埃及、保护埃及不受外族侵略的职能和功劳。王宫由分别象征上下埃及的两座建筑物组成；国王的保护神由分别代表上下埃及的荷鲁斯和塞特担任；保护王冠的两个女神分别是史前时期上下埃及的宗教中心希拉孔波利斯和布托的主神。

这些精心构筑起来的王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古埃及由在地理环境和人种的构成上有着明显差别的南北两部分组成。不过，强调埃及国家的完整与强大的王权之间密切关系的根本目的在于宣扬国王的神性①，以此证明王权的合理性和其存在的必要性[2]。高耸入云的金字塔是保存死去国王尸体的陵墓，记录和展现已故国王丰功伟绩的纪念碑[3]；同时，对于那些为国王效忠的官吏们来说，这些金字塔是他们死后升天不可或缺的工具[4]。直到第五王朝末期，首都孟菲斯是国家的权力中心，也是所有宗教和经济活动的集中地。国王、王室成员和高级官吏们全部居住在都城。除孟菲斯以外，埃及没有一个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因此也没有掌握知识和权力的精英阶层和祭司集团。孟菲斯以外的广大区域主要是由国王派遣的官吏管理。他们受国王之命，到特定的地区向地方官员传达敕令，指定该地区所应缴纳的赋税和应提供的民工数量。总而言之，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层面，首都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从第六王朝的后半期开始，为了更好地控制都城以外的城镇和乡村，每个诺姆由一位固定的官员管理，埃及学家们称其为总督。总督直接向国王负责，他们的永久居住地在他们所管理的诺姆的中心城市。这项行政改革在实施初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不久，它的负面影响便显现出来。总督居住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不受约束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不仅如此，随着总督势力的膨胀，总督位子的世袭化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中埃及和上埃及沿尼罗河两岸出现了规模巨大、装饰豪华的官吏墓，它们的建造者均为各个诺姆的总督。这些地方权贵们想方设法模仿宫廷里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墓室与孟菲斯王陵在装饰上极度相似中略见一斑。宗教仪式内容、绘画风格、文字书写特征、经文格式、浮雕人物比例等，都说明宫廷样板在快速向周围的城市传播。为了加强与地方权贵们之间的联系，国王经常向后者派去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工匠，把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奢侈品作为奖赏地方权贵的工具；而到了国王与地方权贵们联姻的时候，距离这些地方权贵反过来干预王权，甚至与中央政权抗衡不远了。如果我们对分布在孟菲斯以外的古王国早期、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的墓葬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在坟墓的数量、坟墓的规模、墓室的装饰、棺材间内的随葬品等几个方面看出明显的变化趋势。首先，坟墓数量的增加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增多和人们经济实力的提升；其次，坟墓规模的扩大以及装饰方面的精致和奢华则反映了地方权贵们特别是总督及其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物质基础的雄厚。

自然灾害的发生、地方势力的趋于分裂、官吏的腐化以及国王的昏庸，诸多因素交织作用，使得貌似强大无比的古王国没落。在接下来的约一百年时间里——埃及学家们称这段时间为“第一中间期”——埃及分裂为若干相互争权夺利的小国。管辖这些小区域的地方权贵在自己的领地内模仿古王国时期的国王行使统治权。但是，在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和自己的统治合理化的过程中，他们并不能像古王国时期的国王那样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无法宣称自己保证国家完整的功绩，也无法把自己塑造为保护埃及免受外族入侵的卫士。相反，每个权贵都声称，在其他权贵掌权的地区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他使自己辖区内的民众丰衣足食。许多权贵在自传中说，在其他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而在他的辖区内，百姓不用为食粮担心[5]39-43。有一个权贵甚至说，为了保障其辖区内的百姓以及牲畜的安全，他令手下人用禽肉喂饱山里的狼群[5]39-43。

一位名叫昂赫提菲的地方权贵的自传为我们理解古王国没落以后古埃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昂赫提菲的势力范围包括艾德夫和希拉孔波利斯两个诺姆。他既是这两个诺姆的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军队的首领和神庙的最高祭司，如同从前的国王统揽全国的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一样。他称自己是“所有人的头、所有人的尾，举世无双的英雄”②。关于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与所辖区域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昂赫提菲说：“我的弓箭不可抵挡，我的远谋无人可及。谁跟随我，他就不会遭难，谁听从我的话，他就会受到神的赞扬；谁违抗我的意志，他的厄运就不可避免。”昂赫提菲认为，人性是邪恶的，假如没有一个强权的监督甚至逼迫，强者和弱者不可能和睦相处。为了强调其手中的权力是用来保护弱小群体，他称自己迫使辖区里的强者与弱者，甚至凶手与受害者和解，用他的话说：“我让一个人与杀害他哥哥的凶手拥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昂赫提菲在文中描写了埃及南部的权贵带着众人、埃及北部的权贵带着儿童来到他的辖区，用上等油膏换取谷物的情景。他宣称，其他地区的人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目的是寻找食物；只有他的辖区内的民众无须离乡背井。他称自己是“一座(遮风挡雨的)高山，一棵(遮阳避暑的)大树”。他甚至把自己形容为主司粮食、牧群、织布等的男女神[6]。在昂赫提菲的笔下，自然灾害和社会混乱只存在于他所控制的区域之外。

在第一中间期，对于每个地方权贵来说，周围的区域都处在危机之中，只有他的辖区安然无恙。周边的危机越严重，或者令所辖区域民众感觉到其他区域的危机越严重，权贵们作为辖区民众的供养者和拯救者的功劳就越大。每个权贵都一再强调自己作为辖区民众的资助者和保护人值得民众追随，地方权贵之间显现出特别强的猜忌心，他们把手下人分为追随者与叛乱者。相比之下，古王国时期的君主们只是留下了像金字塔那样的巨大建筑，并没有留下涉及权力合法性的文字。对他们来说，手中的权力不仅是绝对的，而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本文作者看来，重要的不是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关于危机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而是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厌其烦地把危机与他们的应对能力和措施、把民众的忠诚与自己作为资助者和保护人的作用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当权者无不夸张地描写连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主要目的是强调他们竭尽全力赈济辖区内灾民的力挽狂澜的伟绩。他们把自己行使的权力说成辖区内居民得以在空前的灾难中保全性命的前提，以此强调他们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和他们统治方式的合理性[7]。

至少从坟墓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这个事实判断，第一中间期并非我们从前所认为的那样民不聊生和物资极度匮乏[8]。在古王国时期，随葬品通常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而到了第一中间期，人们开始专门制作墓葬品③。做工略显粗糙但是栩栩如生的奉献供品的仆人模型、具有宗教意义的模型船和模型手工作坊等均在此时问世，充分说明了人们对这类纯墓葬品的需求量上升，并且有能力购买纯墓葬品的人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古王国时期财富集中于都城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迫使我们对此前把第一中间期视为黑暗期的观点进行修改④。

考古研究和文献的解读说明，古王国末期的自然灾害和统治阶层的无能和腐败是不争的事实[9]。从新石器时期开始自然环境相对湿润的气候在古王国后期基本结束，致使埃及周围的沙漠地带更加干燥，尼罗河泛滥水位也偏低。近些年，考古人员在阿斯旺地区发现了第一中间期尼罗河泛滥水位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泛滥水位比古王国时期的平均水位略高。这说明，地方权贵们描写的自然灾害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也并非完全符合史实。在中央集权制的古王国时期，当一个地方出现灾害的时候，只要全国的物产重新分配，由其他地区调集的物品很容易到达受灾区域；而处在地方势力割据格局中的第一中间期，每个地方的供给都由相关的地方官吏来负责。一方面，自然灾害增加了需要调运的物品的数量；另一方面，割据状态加重了交换或者购买以及运输所需生活品的难度。

第一中间期出现的自然危机以及人为造成的危机为地方权贵们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时机。他们不仅可以借此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而且把手中日益膨胀的权力合法化。饥荒为地方权贵建立世袭制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迫使民众选择供养人和保护者；在很大程度上，地方权贵们像一家之主一样承担起所辖区域内物质供给的重任[10]。在这些掌握着政治、宗教和军事权力的人物们看来，没有他们力挽狂澜，辖区的百姓就会饿死，或者沦为其他诺姆地方官的奴仆。地方权贵们与他们辖区内民众之间形成了保护人与被保护者、供养人与被供养者的关系。作为代价，民众要知恩图报，永远效忠这位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的恩人⑤。

二、黄金时代与颠倒的世界：中王国要恢复的秩序

在第一中间期众多地方权贵争夺霸权的过程中，来自上埃及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家族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公元前2040年，门图荷太普四世征服了其他地方割据势力，以底比斯为都城确立了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被马涅托称为第十一王朝。和平并没有持续很久，门图荷太普四世死后，埃及重新出现动荡。第十二王朝的开国君主阿蒙内海特一世曾经为前一个王朝的宰相；因此，阿蒙内海特深知权力来之不易，也清楚这种权力很容易丢失。对阿蒙内海特一世来说，当务之急有两个：其一，底比斯以外的地方权贵们没有完全放弃分裂的野心；其二，因为阿蒙内海特一世是通过篡位而掌握王权的，他除了要面对底比斯以外的地方势力外，还要应对底比斯特别是忠于前任国王的官吏们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为了应对这种严峻的局面，阿蒙内海特一世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首先，他把都城从底比斯迁移到距离古王国首都孟菲斯一百多公里处的黎斯特，可以从中看出阿蒙内海特一世强调第十二王朝与古王国之间密切联系的用意。这位国王为其新都城起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名字：“扼两个国家要害的地方”，意思是黎斯特这个地方控制着尼罗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两个地区的命脉。阿蒙内海特一世把年号定为“重生”，即第十二王朝将开启新的纪元，他要效仿的榜样就是古王国。其次，阿蒙内海特一世利用文学为自己的统治创造合法性和必要性。这些文学作品的核心是把第一中间期刻画成一个反面形象，一个与古王国截然相反的年代，一个被颠倒的世界。相比之下，第十二王朝重新确立了统一的王权，恢复了古王国时期的社会秩序，无异于又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换句话说，这些文学作品要给被推翻的古王国平反，给第一中间期定罪[11]。数个文学作品借助多种修辞手段突出了古王国时期的大一统与第一中间期群雄争霸的分裂状态之间的差别，一种描写合理与不合理、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叙事模式便在这时应运而生[12]。使用这一叙事模式的作品无一例外地以夸张的手法描写第一中间期的黑暗现象，以便让人们看清并相信，第一中间期的结束和第十二王朝的建立是两件同样不可避免且完全必要的历史事件。

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们将第一中间期与古王国相比较，相对于古王国时期风调雨顺和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状态的是第一中间期的天灾人祸。他们从三个方面阐述第一中间期与古王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其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的邪恶触犯了众神；其二，亲属、朋友、邻里乡亲之间原有的感情基础不复存在，曾经良好的人际关系被冷漠和仇恨所取代；其三，因为古老而被看成是合乎常理的人与人之间在职业、等级、财产等方面的关系被颠倒。被埃及学家们称为《纳夫提的预言》的文学作品首先描写了第一中间期自然界出现的反常现象和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然后以非常巧妙的形式强调了阿蒙内海特一世应时代需要横空出世的历史必然性[13]，强调了第十二王朝与古王国之间的传承性。这位名叫阿蒙尼(即阿蒙内海特)的弥赛亚式人物将掌握王权，让玛阿特(正义和秩序)回到它应当所在的地方。

关于第一中间期的自然灾害，纳夫提做了如下描述：“太阳被乌云遮挡，它不再为人们指路；乌云笼罩下，人类无法生存；离开了阳光，人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埃及的河要干涸了，人们可以蹚水过河。人们试图寻找能够航行的水道，可是昔日的河道变成了河岸；河道成了河岸，河岸却变成了河道。干燥的南风压过了北风，昔日和煦而潮湿的北风已经不再。”“主神拉离开了人间，虽然时间依然在流逝，但是人们不知道何时是一天的开始，何时是一天的中间。”自然灾害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面对食品短缺和物质匮乏的局面，人变得自私，甚至采取极端的手段。原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亲情和友情遭到了破坏：“人们讥笑受难的人，不再为死者哀哭，也不再因有人死去而禁食。每个人的心里只有他自己，今天的人已经没有为别人哀伤的习惯。人们能够背对着杀人犯，好像看不到有人被杀害。我看见父子成了敌人，兄弟反目成仇。”[14]

亲情、友情和人情荡然无存的局面在一篇被现代学者们称作《一个厌世者与其灵魂之间的对话》的作品里被描述得更加深刻⑥。作者因为无法忍受伦理道德沦丧和法律被践踏的局面而决定自杀。他用一连串的设问来控诉人世的炎凉：“我能够向谁诉说?兄弟之间相互争斗，今天的朋友不知互爱；我能够向谁诉说?人心贪得无厌，人人抢夺同伴的财物；我能够向谁诉说?和善与相让不复存在，没有人再有廉耻之心；我能够向谁诉说?作孽的人原来引起人们的愤怒，而现在却能逗得大家大笑；我能够向谁诉说?昔日安分的人成了盗贼，他们连自己的伙伴也不放过；我能够向谁诉说?昔日的罪犯，人们现在把他们当作密友，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却互相成了仇敌；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记得昨天，曾经帮助过他人的人得不到帮助；我能够向谁诉说?兄弟之间无情无义，他们试图与陌生人建立感情；我能够向谁诉说?人们表情漠然，他们对兄弟伸出的求援的手视而不见；我能够向谁诉说?人们心里只有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已无处可寻；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主持正义，邪恶之徒在整个国家里横行霸道；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能指望有知己，人们只得向过路人倾诉苦楚；我能够向谁诉说?没有人能够露出笑容，曾经与他为伴的人已经不在；我能够向谁诉说?悲痛把我压得无法喘气，但却没有一个知心的人可以述说；我能够向谁诉说?人世充满了罪恶，何年何月才是尽头?”[15]

如果亲戚、朋友、熟人之间的无情无义已经达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程度，那么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更是糟糕到了极点。在上下级之间、主仆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应有的秩序完全被颠倒。《伊普味陈辞》的作者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描写了这个被颠倒的世界：

原来有身份的人，现在成了推磨的人；

原来身穿上等亚麻布衣服的人，现在遭到棍棒的毒打；

原来轻易见不到日光的人，现在成了完全自由的人；

原来因为嫁给富人而睡在舒适的床上的女人，现在睡在木板上；

原来睡在地上的人，现在拥有了床；

瞧，原来拥有万贯家财的人，现在忍受着饥肠辘辘的煎熬；

原来沿路乞讨的人，现在有了吃不完的食物；

瞧，原来身穿长袍的人，现在却衣衫褴褛；

原来专门给别人织布的人，现在拥有上等的亚麻布；

瞧，原来受雇于造船作坊的人，现在拥有了船队；

瞧，原来流浪的人，现在成为房子的主人；

原来拥有房子的人，现在与风雨为伴；

瞧，原来不知乐曲是何物的人，现在拥有了竖琴；

原来口齿不清的人，现在高唱着赞美女神的颂歌；

瞧，原来拥有铜制供桌的人，现在没有一件像样的器皿；

瞧，原来打光棍的人，现在娶了贵妇人为妻……

瞧，原来一贫如洗的人，现在成了财主；

瞧，原来的穷人，现在成了富人；

原来丰衣足食的人，现在身无分文；

瞧，原来帮厨的人，现在拥有多个管家；

原来替人送信的人，现在拥有自己的信差；

瞧，原来吃不起面包的人，现在拥有了大粮仓；

瞧，原来剃了光头以后用不起油膏的人，现在拥有成罐的油膏；

瞧，原来连个箩筐都没有的人，现在置办了木质家具；

原来不得已在水中照脸的人，现在拥有了贵重的镜子[16]。

显然，《伊普味陈辞》中描写穷人变成富人、贵妇人沦为女仆的翻天覆地的字句与描写普遍的灾难和绝对的贫穷的片段自相矛盾。有的学者由此推理，断定《伊普味陈辞》所描写的状况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丝毫事实成分[17]；有的学者则坚持认为，《伊普味陈辞》描写的状态反映了第一中间期埃及遭受自然和人为灾害的实际状况[18]。需要考虑的是，上面提到的作品都属于文学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纯属虚构，不包含任何事实成分。文学作品对现实进行了过滤和加工，但它们并没有对事实予以颠覆性的“手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记录，但是它们却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它们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并且为特定的历史环境服务。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把第一中间期描写成不堪回首的过去，而重新确立的王权则被视为结束悲剧的唯一可能性，王权没落前的自然灾害和王权没落后的社会现象都被解释为中央集权制必要性的证据。这些文学作品当然有别于历史书写，它们旨在对曾经存在的现象进行控诉⑦。这种控诉的主要目的是勾起人们对过去可怕的回忆，促使他们更加珍视眼前安定的局面，从而感激重新确立起来的王权，因为没有强大的王权，原来被颠倒的秩序不可能得到恢复。

事实上，为第十二王朝呐喊助威的文学作品借用了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曾经用来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叙事方式，只不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而已。在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的笔下，混乱局面只存在于自己所管辖的区域以外。在这些空前的自然和人为双重因素导致的困难面前，正是因为地方权贵们的力挽狂澜，他们所管辖的区域才得以幸免于难。在自然灾害面前，一个地方权贵完全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识确保辖区民众安然渡过难关；但是在由阿蒙内海特一世等君主精心策划下诞生的文学作品里，第一中间期因自然和人为因素出现的混乱是普遍的，没有任何人、任何地方得以幸免。按照第一中间期地方权贵们的理解，虽然自然灾害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各自的管辖区域并没有出现社会动荡；根据第十二王朝的文学作品，地方权贵们争夺霸权是国家陷入困境的最根本原因。他们不仅不是拯救百姓的救星，反而是促使自然灾害产生更可怕后果的罪人⑧。在整个国家陷入灾难的情况下，统一的王权国家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

哈布瓦赫指出，所有的记忆都是从当下出发对过去进行重构[19]。我们可以把上述作品里的叙述称作模式化的回忆。这种回忆与虚构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当人们以回忆的形式将过去的人物或事件置入大脑中时，人物或事件都经过了重构的步骤。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人们也无从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回忆。此外，过去并不是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只有当人们对其进行回忆的时候，它才重现在人们的脑海里[20]。再者，人们只有在需要过去的时候，才对它进行回忆。对于第十二王朝的国王们来说，他们有必要以回忆的形式对第一中间期进行反思和利用；因为，第一中间期构成了第十二王朝中央集权重新确立的理由和基础，后者的诞生和存在就是要结束前者造成的社会秩序的颠倒。“黑白分明”的叙事模式意在强化人们对第一中间期典型化和象征化的认识，目的是让人们的记忆持久化[21]。按照第十二王朝统治者的诠释，最可怕的莫过于弱者受强者欺侮、穷人受富人欺压的无秩序状态。王权一方面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行使压制和惩罚的权力，王权与强权在这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社会秩序的历史叙事模式：古埃及文献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