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纪录片《我们四重奏》，

是今年平遥影展的最爆款，

豆瓣7.9，网友评价：

这就是我“未曾经历或注定要来的人生”。

影片讲述了小镇青年在大城市奋斗的悲欢离合，

主角是四组普通人：

文艺青年许多，业余时间想排一出话剧，

打工仔小海最大的愿望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女朋友，

珊珊和家亮相爱四年准备结婚，却为彩礼争吵，

六年级学生小芸考虑到未来，只能回云南老家上学。

《我们四重奏》剧照

2017、2018年，他们都生活在京郊的一个打工村里，

被导演王磊的摄影镜头捕捉，

历经三年，

片子从5分钟短片发展成了88分钟的电影。

我们专访了王磊关于片子背后的故事，

“生活虽然在原地打转，

但依然充满希望。”

自述王磊

撰文宋远程责编石鸣

《我们四重奏》剧照

2020年10月19日晚，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最受欢迎影片的颁奖现场，贾樟柯站在台上，用一如既往的温和语气说道，“这个门厅，我站在这里很有感触，我经常在下午的时候一个人站在那个入口，因为那个入口挂着费穆先生的像。我经常看……（哽咽）”

这是本届影展最令人动容的时刻。而王磊当时就在贾樟柯身边，作为获奖者之一，他手中握着刚刚被授予的奖杯。

《我们四重奏》剧照

首映前，《我们四重奏》几乎没有什么关注度。以至于很多媒体心安理得地忽略掉媒体场，直到口碑大爆后，才赶忙四处寻求下一场放映的入场券。

在首映场的映后，王磊在台上逐个介绍了剧组成员。除了制片人、片中角色许多、剪辑和两位摄影师，还有一位负责素材整理的姑娘，“这就是我们团队的全部成员了。”

王磊在平遥影展映后

2017年8月1日，北漂青年王磊在京郊拍下了《我们四重奏》的第一个镜头。当时，他只想拍一部五分钟的短片，但随着在当地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多，他决心把它拍成一部长片。

那是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小村庄，本地居民一千多人，却居住着2万多名外来务工者。从市区过去那里，路上要花掉两个小时。

往北十公里便是首都国际机场。每隔几分钟，就有飞机的轰鸣声从头顶呼啸而过。王磊曾把片名取作《飞机下的蛋》，“生活在那里的人看飞机有点像看待梦想，梦想和现实的距离看似非常近，但是也有不可逾越的距离。”

许多

音乐人许多，是影片出场的第一个角色。1999年，许多怀揣着音乐梦想来到北京，上了迷笛音乐学校。他觉得“玩摇滚乐很好，有一把吉他就可以了”。

初到北京，他常常去街头、地下通道卖唱。一次，朋友孙恒拿着吉他，在工地为工友唱了一首《一个人的遭遇》，唱的是工友小吴的亲身经历。那一瞬间让许多深感触动，“我好像突然想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

许多

2002年劳动节，他和孙恒、王德志等人成立了新工人艺术团。三年后，他们来到北京郊区的村子，在这里进一步建起了学校、图书馆和博物馆，并时常为工友们组织一些文艺活动。

王磊拍摄纪录片期间，许多正在组织排演话剧《我们》。这是一个“非虚构戏剧”，台词都是通过跟演员访谈才写出来的，“大家说的话直接成为了台词，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和生活。”

而话剧本身的改编和取材，就是基于片中第二位角色小海的经历。

小海

生于1987年的小海，本名胡留帅，笔名“小海”是为了向诗人海子致敬。他常常给工友背诵海子的诗，并会在自己的诗歌中提及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哥哥”。

快上高中的时候，由于家里供不起那么多孩子念书，成绩不太好的小海最先退学，初中没毕业就开始打工了。

从2003年开始，小海不断辗转全国各地。他上过广东的流水线，做过北京798的餐厅服务员，“在车间里、在机台旁、在废纸产品单上呜咽”。

在车间与工厂工作时，小海觉得自己处于一种“嚎叫”的状态，每日枯燥的生活让他濒临崩溃。就在这时，他无意翻开了一本《唐诗三百首》。看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句，仿佛被电击到一样。

从此，诗歌成为小海发泄情绪的出口。他开始大量创作打油诗，也听摇滚乐，并想方设法接触到张楚，然后被引荐给许多。他突然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就像“梦想照进了现实”。

小海在老家

2017年，他来到许多所在的村子，进入一家二手服装店打工，并加入了当地的文学小组。在这里，人们白天是家政嫂、工人、店员，晚上则是纯粹的文学爱好者。不久，小海出了自己的诗集。

而片中的小海，除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外，也正在受到爱情的折磨。“在爱人身上我已经感觉到永恒了，我死后在我身体的另一侧，一袭红装的就是她了。”

为了显高，小海不得不塞了厚厚的鞋垫去相亲

他迫不及待地想谈一场恋爱，但交往中的北京女生却性格古怪，叫他“跳梁小丑”，全然不顾小海的深情。

面对这场可能没有结果的“爱情”，小海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回到老家相亲，却因为条件不够，连对方的脸都没见到。

家亮和珊珊

排演话剧期间，王磊认识了演员珊珊。她和男友家亮是一对相识四年的情侣，也在当地租住，白天则去市区上班。

两人本在甜蜜地筹划婚礼，但一纸彩礼清单却突然给新郎家亮泼了一盆冷水。在火车站，父亲掰着指头算如何能凑出这一大笔钱，一旁的家亮一言不发。

随后，家亮又在婚礼举办地的事情上被骗，两人再次爆发争执。好不容易等到婚宴当天，他们又得去应付那些闹婚的亲戚。本该喜气洋洋的婚礼上，一对新人却是强颜欢笑。

小芸

最后一名角色，是一个在当地打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小姑娘小芸。她因为学籍的问题，不得不随父母在2017年底离开大都市，回到家乡。

“ 他们的生活永远没有在群体里、在社会场域、甚至在物理空间里面沉淀下来、嵌入进去，而总是在跳跃中维持。”社会学家项飙把这些出身农村、在城市打工的人比作做蜂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

小海在文学小组的朋友范雨素说，“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也是他们中很多人的心声。

打工文化博物馆内

但生活会继续。片子拍完两年后，许多依然在继续自己的事业，珊珊和家亮快有了孩子，而小芸也已经顺利升上初中了。

曾经，摇滚梦与诗歌是小海的生活支柱。现在，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文学，让梦想以戏剧、音乐、帮助工友等其他形式实现，“自己的焦虑真正得到了疏解”。

他写道，

“也许雾霾会把道路堵成迷宫，

也许飞机会把轰鸣变成毒气，

我依然要带着一个工人的勇敢与决绝，

穿过暴风骤雨…… ”

以下是王磊的自述：

“泥土与天空的距离就是生活”

片子里的四个人物，分别是关于梦想、爱情、家庭和下一代教育的问题。这和年轻人来到大城市打拼，所经历的成长阶段是息息相关的。

在我们刚接触的时候，许多正在组织话剧前期的排练，同时也招募一些当地的村民作为演员。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他也逐步把话剧排练了出来。

小海30岁左右，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到自己的爱情。他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诗，一直觉得自己跟鲍勃·迪伦，约翰·列侬差不多。

他是我们最后才决定要拍摄的。之前没有拍摄，是因为我觉得他承载的意义可能没有那么明确。但是他本人是个活跃分子，自来熟、又很爱表达，所以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

他看起来是一个喜剧人物，贡献了很多笑点，但是喜剧人物也有很悲伤的故事。小海代表了在大城市打拼不得志，但又不得不强颜欢笑的一批人，他从头自嘲到尾，但最后他哭出来那一刻会让很多人动容。

珊珊在拍结婚照前化妆

珊珊和家亮，他们一个是滁州人，一个是徐州人。他们在一起相处4年，准备结婚。但因为巨额彩礼、婚礼习俗等现实问题，双方也发生了一些争执。

他们俩属于生于八十年代之后的“新工人”。他们来北京打拼，在生活上、人际关系上，都和农村很不一样了，但是依然无法摆脱很多传统观念的束缚。

彩礼和闹婚让新郎家亮有苦难言

最后那个小女孩，其实是我们拍摄的第四个女孩。她当时是六年级，性格也比较内向，不是那么爱表达。跟拍她的女摄影师是那个学校支教的美术老师，拍的同时也给他们上课，才慢慢建立了信任。

四个人物之间会有一些交叉，也会彼此融入到对方的故事中。这个片子叫《我们四重奏》。因为“我们”正好是片中他们自己组织拍摄和排练的一个话剧。他们的命运与梦想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像四重奏一样的篇章。

他们其实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只是暂时住在京郊而已。小女孩的父亲是做展会搭建的，他天天给那些高大上的展览、会议搭建场景，珊珊和家亮也都在市里的影视公司上班。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600小时素材，几十万投入，3年持久战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

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拍，后来觉得一个人不够用，于是我的助手也开始作为一个主要的摄影师。随着人物拍得越来越多，两个人也不够用，过了两个月左右又有一个男孩加入，最后是我们三个人去拍4组角色的故事。

小芸在家乡

很多观众反映影片的声音还不错，但其实我们没有独立的收声人员。我个人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当时是我提出要求，就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至少要保证我们的主人公要一直都带着小蜜蜂，再加上机顶的麦克，这样至少能保证两路声音。

片子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之前的计划。原来我自己当时有几年的积蓄，有个几十万，我就觉得这个钱怎么拍也够了，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够，因为战线拖得太长。我们要保证每一组拍摄器材的统一性，再加上有60多T的素材，需要备份很多份，所以硬盘又花了很多钱。

小芸曾就读于北京同心实验学校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差旅开支。原来我们认为在北京就能拍摄完成，但是人是流动的，比如我们会回到珊珊和小女孩的老家拍摄。

还有许多和新工人乐团，他们发起“大地民谣”巡演，去了很多的城市和乡村，每次行程大概有一个半月左右，我们也跟了他们两年。最后其实拍摄了11个省，得有三四十个城市。

小芸的故乡云南昭通

我们的素材量非常庞大，大概有600个小时左右，我和三个姑娘，用了5个月时间，才把这些素材看完了一遍。当时做了一份素材列表，打在A4纸上，接近2000页。成片我们大概调整了12版。

片子首映之后，有些观众会觉得那些角色有一些表演的性质。其实没有什么表演，基本都是纪实。我们有海量的素材，所以在择优的过程中选择更多，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戏剧效果。

音乐人许多

2017、2018年这两年，我们大概拍摄了161天，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机器开机放在那不动，我们的人会闪开一会。

珊珊和家亮看彩礼清单那场，我就把机器放在那，中途出去抽了两次烟。所以才能拍摄到一些特别真实的状态。

小海在桥上撕纸的镜头，那个是小海提前告诉我们，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去那里。那天我们跟着他去了，于是就拍到了。

我觉得，和角色最大的互动就是不互动。当我们深入参与到日常生活中，让他们习惯了我们的存在，他们自然就会把我们忘记了。

工人子弟的电影梦

我出生在辽宁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那儿是一个工人聚集地，我父母都是工人。

王兵导演作品《铁西区》

大概10岁左右，家里有了第一台录像机，当时很多有门路的人都会从南方带回来。这种录像机对孩子来讲还有很多禁忌，但越不让看我就会越觉得神秘。

16岁生日那一天，爷爷送给我一台三碟连放的VCD机。后来就疯狂地去看不同的电影。王兵导演的《铁西区》我也看过，初看没什么感受。这些年又看过几次，才意识到，这不就是我身边的日常生活？

《铁西区》片头

在片头有一辆火车驶过火车道，沿途经过了很多工厂，那就是我的家人工作的工厂。在艳粉街拍摄的那些故事和人物，包括他们说话的方式，我都非常熟悉。

当时基本确定了自己非常热爱电影，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当上导演。但没有人会觉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导演。

大学我学的是摄影专业，算是“曲线救国”，因为它至少是跟影像有一点沾边的。

王磊摄于汶川

2007到2010年，我在《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做了三年的摄影记者。

我是跑突发新闻的，正好这三年也发生了很多国家大事，比如说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大连的化工厂爆炸等等。当时我都在现场。这三年的经历让我可以很冷静地去看待人生，包括这个时代。

《我们四重奏》拍摄的是“外来务工者”这个题材，它也体现了时代变革中，我们如何在逐步变好。我觉得应该去记录这些小人物为了生活更加努力的过程。

片子最后，小海相亲没有下文，和家里的老人在院子里抽陀螺。

我觉得人生也好、生命也好，都是一种轮回。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地打转，也在试图突破这种旋转。

通过这个片子，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生活虽然在原地打转，但依然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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