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作者：刘仕刚

【摘要】为了探寻中国古代移民社会的结构及其功能，通过对海南古代移民社会的首府——府城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之后发现，在府城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曾先后形成两种不同形态的“蜂窝式社会”，即“同乡结合型蜂窝”与“同族结合型蜂窝”。前者出现在移民社会形成初期，以移民会馆为中心构建起来；后者则出现在移民社会形成的中后期，以宗祠为中心构建起来。这两种类型的“蜂窝式社会”不仅在结构上极为接近，而且在功能上也具有相似的对内与对外职能。但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作为国家儒家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较前者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与合法的权威资源。

【关键词】蜂窝式社会；社会结构；移民社会；海南

【作者简介】刘仕刚，湖北荆州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学院/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海南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重大委托项目“新中国70年社会治理研究” （18@ZH011）之子课题“百村社会治理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的缘起

长期以来，在有关海岛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主要关注和探讨台湾移民社会的研究，台湾学者陈其南曾提出“土著化”的观点来描述汉族移民认同台湾的过程，而李国祁则提出“内地化”的观点，认为汉族移民在社会组织形态上逐渐出现内地化的趋势或者台湾原住民出现汉化的过程。陈孔立则在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双向型”的观点来看待台湾移民社会的转型。还有一些学者陈支平、陈小冲、乔素玲等曾对台湾移民社会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相对于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的丰硕成果而言，同样身为海岛移民社会的海南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有关海南移民社会的研究略显单薄，既无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又缺乏具备一定深度的学术作品。因此，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大陆学者注意到海南移民社会的研究价值，笔者于2016年4月至2017年5月对海南岛古代首府——府城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并收集到了大量族谱及地方文献资料。

（二）问题的提出

府城自宋开宝五年（972年）起，一直是琼州府的治所，是全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府城有庙宇将近41处（其中不少庙宇还拥有相同的名字）、土地庙46处、祠堂28处，几乎遍布于府城城内大街小巷，所以府城当地流传着“一城灰瓦，半城庙，半城祠”的说法。那么，为什么城区总面积只有1.67平方公里的府城会集中分布那么多的庙宇和祠堂？这些庙宇、祠堂与府城移民社会的形成有何关联？或者说，这些庙宇、祠堂在移民社会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

以往有关移民社会的研究主要是探讨移民史、移民过程、移民社会或地域社会的形成等方面，缺乏对移民社会的结构特点及功能的分析。换言之，学界过于强调移民社会的历时性研究，忽略了对移民社会的共时性结构与功能的分析研究。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移民社会在不同的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结构形态？并且这些结构又发挥着哪些功能？

二、分析框架

“蜂窝式社会”的概念最早是张继焦提出，用来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平民老百姓的经济社会生活是一种“蜂窝式社会”，即每个平民百姓都像辛勤的蜜蜂那样，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构筑属于自己的蜂窝。由此，我们认为，“蜂窝式”社会结构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形成的，不仅出现在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之中，而且也是一种存在于古代移民社会中的典型社会结构。在对海南古代首府——府城老城区进行为期一年的实地考察与研究之后，笔者将府城移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两类团体分别称之为“同乡结合型蜂窝”与“同族结合型蜂窝” ，前者主要是在移民社会初期，由同乡移民以移民会馆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蜂窝” ；后者则是在移民社会形成的中后期，由同族集团以宗祠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蜂窝” 。

三、移民建构的两种“蜂窝式”社会结构形态

（一）同乡结合型蜂窝

一般来讲，移民的流动通常是以数口之“家”为单位，与语言、习俗相同的同乡移民聚居在一起。这种聚居形态在乡村则容易形成同乡村落，而在城镇则是偏向于形成以同乡会馆为中心的同乡组织。何炳棣在《中国会馆史话》一书中又进一步将同乡会馆分为移民会馆和行业会馆。在府城，同乡结合的形态主要是以移民会馆为中心，带有商业性的行业会馆相对较少，而海口地区同乡结合的形态则以商业性的行业会馆为中心，如广州会馆、福建会馆、高州会馆等。

1. 同乡结合的具体形态——以移民会馆（宫、庙）为中心

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府城老城区共有庙宇近41 处，除个别建于宋代之外，基本上都始建于明清时期，如道光《琼州府志》、民国《琼山县志》记载的府城城隍庙、关帝庙（4处，其中包括1处武圣庙）、晏公庙、林公庙（4处）、三圣庙（8处，其中包括3处三圣宫）、华光庙、赵公庙、陈公庙、马皇康皇庙（2处，其中包括1处康皇庙）、火雷庙（2处）等。除城隍庙等一些庙宇享有全城祭祀外，其他庙宇在城内都有属于自己的祭祀范围，即府城当地人所说的“辖区”，如晏公庙的祭祀范围在绣衣坊和大井巷一带。即便是同样的三圣宫，不同的区域，其祭祀范围也不一样，如鼓楼街的三圣宫主要是以鼓楼街、靖南街一带为祭祀范围，而位于宗伯里的三圣宫的祭祀范围则集中在宗伯里一横、忠介路等街巷。府城城区的土地庙约有46处，古井约有23口，基本上分布在府城城内的每一条街、巷。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庙宇、土地庙、水井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可以推断出明清时期的府城外来移民较多，各个地区的移民将自己家乡的神明信仰带至府城，并通过修建具有代表性的家乡庙宇，来整合同乡移民。于是，围绕着这些庙宇、土地庙和水井所形成的大大小小的“蜂窝”构成了府城移民社会最初的形态。

明清以来，海南移民人数不断增多。据梁方仲先生的统计，琼州府在顺治九年（1652年）男女丁口只有10余万，但因乾隆中后期“禁海”“迁海”政策的松弛，大批汉族人口迁入海南，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海南人口已猛增至130多万，增长10多倍。由于府城是宋代以后全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府城外来人口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大幅增长。于是，外来移民以地域和共同信仰为基础在府城相继设立同乡移民会馆，以求得乡土的慰藉和家乡神灵的庇护。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琼地多外民，以祠庙分籍贯，私其神，别其郡……。”由此得知，前文提到府城现存的一些宫、庙实为外来移民最初在府城所修建的移民会馆。而这些移民会馆多冠以“庙”“宫”之名，以“蜂窝”的形态遍布府城“七井八巷十三街”。

重复性庙宇出现主要是由移民分化而分祀的结果。在移民初期，同乡籍神灵是寓外同乡之人最易认同的旗帜。但是，实际上并非乡乡都有自己的乡土神，而且乡土本身难以界定，其范围可大可小。所以，即便来自不同地区但有类似信仰的移民因为人数较少往往共建一馆，此后随着移民人数增多而出现分祀。以三圣庙的分祀为例，位于府城鼓楼街的三圣宫最初是由湖北籍移民、山西籍移民与陕西籍移民共同设立于雍正三年（1725年）。

随着移民的增多，三圣宫开始分化为湖北籍三圣宫和陕西籍三圣庙，其供奉的神明也开始在乡土神的基础上增加当地人信奉的火雷娘娘、子孙娘娘和泰和娘娘，逐步形成如今以火雷娘娘、子孙娘娘和泰和娘娘为三圣宫主体神明信仰的局面。这种会馆神明出现分祀、兼祀甚至改祀的局面本身也是对乡土观念的一种超越，体现出来的是通过民间信仰来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数十年之后，当人们想弄清这些神明来历而“寻居琼之流民，皆莫考其由来”。三城会馆也应属此类联合会馆，但由于材料不足，很难判定是由哪三个城镇的移民联合修建。值得注意的是，府城移民会馆的神灵设置大多经历了由最初的一神祀奉到多神兼祀的演变过程，晏公庙最初只祀奉江西人的乡土神——平浪侯，后来又增加了子孙娘娘、关羽等。所以，会馆神灵设置的演变过程也从侧面反映出移民社会不断整合的过程。

2. 同乡结合型蜂窝的结构与功能

根据张继焦的观点，“蜂窝”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蜂王；二是工蜂。在“同乡结合型蜂窝”中“蜂王”主要有两种：“神圣蜂王”，即乡土神明与“世俗蜂王”，即同乡移民的首领——“客长”或“值年”。而“工蜂”则是大多数同乡移民。因此，这些如工蜂般的同乡移民在作为“神圣蜂王”的乡土神明与作为“世俗蜂王”的“客长”的统合与带领下纷纷建立起以移民会馆为中心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蜂窝”，从而形成府城移民社会初期的“蜂窝式”社会结构形态。

在府城，这些移民会馆主要是由各省同乡移民共同募资兴建的，其主要作用是在移民客长率领下从事维护同乡利益，调解同乡经济和家庭纠纷，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重要场所。比如同客长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客长一般是由具有一定威望的同籍商人或者移民地主担任，为同乡移民排忧解难，如湖北麻城入琼赖氏，曾以“排解乡民之牙角而名于坊里”。

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同化，移民乡土观念逐步淡化，至清朝中后期，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移民会馆开始从事一些商业活动。据《海南胡氏族谱》卷三《胡真朱公行状》记载：“大布、小布及染色布曰色布，皆来自沙市……有楚人专办发售。……业烟草者，多闽人，何、刘诸姓皆清中叶以来，以其业名琼。”嘉庆至道光年间，在府城贩卖棉布，都是湖北籍商人从沙市运来的，而这些交易都是在由湖北籍移民所设立的会馆——三圣宫内进行的。

随着移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移民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些移民会馆开始热心于地方公共事业，如参与重修鼓楼、道路、救灾等事务。府城自古以来就深受台风侵害，如清乾隆年间，府城南门城楼——文明楼（今鼓楼）被台风破坏，时任琼台书院掌教的吴琠带头捐资，湖北会馆、陕西会馆、四川会馆等移民会馆也相继发动同乡募资重修。据《海南吴氏族谱》卷四《名人传》记载：“乾隆五十三年，飚风横行，文明楼为之俱毁，然吴琠公亲率众人，捐资数十两……遂川、楚、陕籍会馆同乡并协之。”

会馆还有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即庙会。据记载，府城自进入农历正月起，“庆神演戏，同籍诸人，少长咸集”。直至如今，城内各个庙宇都会连续不断地举办一种被当地称之为“行符”的庙会活动。如正月十五日是草芽巷的行符日。在这一天，草芽巷三圣宫的庙众会组织起八音队、舞狮队、幡幛队、锣鼓队、“马匹”队簇拥坐着大花轿的三圣娘娘和其他神灵出巡全城，并到鼓楼街和宗伯里的三圣宫互相拜年。笔者认为这种连续不断的“行符”活动的出现与当年各会馆竞神赛会有很大关系，只不过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以前的相互竞争转为和谐共处。海南的琼剧形成也与这些会馆的设立密切相关。明清以后，闽剧与湖、广剧相继传入府城、海口两地。据《海南岛志》记载：“闽、广船停泊白沙津，常有湖、广剧演唱，通宵达旦。”这些会馆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每年集资聘请家乡剧的名角、名班来府城演出：湖北会馆演楚剧、福建会馆演闽剧、广东会馆演粤剧、潮剧等。所以，海南琼剧的产生正是本土戏剧与移民戏剧相互融合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府城移民社会初期，同乡移民如工蜂一般围绕在“神圣蜂王”——乡土神明与“世俗蜂王”——客长周围，筑起一个个以移民会馆为中心的同乡结合型蜂窝。这些“蜂窝”成为各乡移民日后在府城站稳脚跟的庇护所，其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内具有强大的统合力，即维护同乡移民的利益，调节同乡移民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加强同乡移民的团结；另一方面对外则宣扬威信，并调节与其他移民团体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蜂窝”的形成还有助于促进地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比如海南琼剧的形成便与这些移民会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二）同族结合型蜂窝

根据日本学者山田贤的研究，移民在定居之初通常采取加入同乡集团（同乡村落）的形式；构成单位的一个个“家”逐步扩大至“族”，然后渐趋解体、分散，转为同族聚居的形态。伴随着这种聚居形态而产生的牢固的同族结合，就是移民编织自身所属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过程。在府城，这种同族结合主要以宗祠为中心。府城作为海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得它同时具备了另一种功能，即来海南移民的枢纽，大多数的迁琼始祖落脚的第一站便是府城，经此之后，才迁移至岛内其他地方。

1. 同族结合的具体形态——以宗祠为中心

据调查统计，府城有宗祠大约28处，是整个海南省宗祠最集中的地区。在清末，府城的这些祠堂大多属于合族祠，虽然有部分属于城居宗族本房支祠如吴氏祠堂、曾氏祠堂、王氏祠堂等，但后来大多也都转化成合族祠。这些合族祠的出现标志着以府城为中心来联系其他州县同族之人的同族结合型蜂窝的形成。

2. 同族结合型蜂窝的三种类别

府城的宗祠几乎呈蜂窝状密集在文庄路、尚书横街附近。通过查阅相关族谱资料、地方史志发现，在府城，以宗祠为中心的同族结合型蜂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别。

（1）出仕定居型蜂窝——以周氏宗族为例

出仕定居型蜂窝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府城贬官仕官型城居宗族的形成。自隋、唐以来，历代王朝把海南岛当做贬谪流放官员之地。据史籍、地方志和族谱记载，从隋到清，被贬谪、配流到海南岛的官员有100多人。府城历来是贬官、仕官等大陆官员来琼的必经之地。有些官员在此任职期满之后，或者被贬至此之后，便在府城定居下来，比如周氏迁琼始祖周仁浚、王氏迁琼始祖王居正、林氏迁琼始祖林裕、唐氏迁琼始祖唐震等，这些官员们的后裔子孙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衍生息之后，不断发展壮大，加之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于是，在内地宗族观念的影响下，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城居宗族。以定居府城的首任琼州知州——周氏迁琼始祖周仁浚为例。从《海南周氏宗谱·周仁浚公谱牒》卷二《世系表》来看，周氏宗族从一世祖周仁浚下传至第八世祖才正式形成。如果按照三十年一世系计算，周氏宗族繁衍八代，历经两百四十年左右，大约形成于元明之际。周氏宗族形成的核心人物是周应朝。据海口市博物馆保存的《琼山县文物志》记载，周氏琼崖合族祠——周濂溪公祠为周仁浚公第十三世裔孙周应朝于明代宣德年间所建，至今约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该祠位于府城东门，主要是为祭祀祖先，同时也为周氏子弟读书、应试提供便利。周应朝《周濂溪公祠碑记》写道：“……已历十世而有余，每逢节至，无以妥先灵，至明宣德六年，始创祭于祠堂……然祠既成，并置书院于祠内，士者勤读，家诗书而户礼乐。慕濂溪、仿浚公……。”据族谱资料记载，周应朝曾任广西合浦县知县，退休回到府城之后，为了“妥先灵”同时鼓励族中子弟“慕濂溪、仿浚公”勤读治学，于是，联络府城与其他州县的周姓后裔共同修建了周氏琼崖合族祠——周濂溪公祠，“并置书院于祠内” 。于是，在“神圣蜂王”——周濂溪、周仁浚等同姓祖先和“世俗蜂王”——周应朝等宗内精英的带领下，周氏族人如工蜂一般，开始构筑以周濂溪公祠为中心的同族结合型蜂窝。

（2）贵显迁居型蜂窝——以曾氏宗族为例

府城贵显迁居型蜂窝是在某些宗族成员获得科举成功之后，其所在的“贵显”分支迁居至城镇，并通过修建合族祠来构筑的，其目的在于获取更多城市社会的资源和利益，从而保证本支的“贵显”地位，同时也为其他乡间支系提供便利。这种类型的“蜂窝”在府城并不少见，如张氏宗族、曾氏宗族、孙氏宗族、蔡氏宗族等姓氏宗族的形成大多可归于此类。

据《海南曾氏族谱》载，南宋年间，曾氏迁琼始祖曾有昌自福建莆田县坎头村迁至琼山，之后落籍澄迈。尔后，及至第八世曾廷发长子曾和卫和曾廷魁三子曾和诚同中成化庚寅年（1470年）进士，遂再次徙居府城。曾和卫居绣衣坊，曾和诚居永安坊，构成府城东西曾氏的格局。此后曾氏后人中中进士中举人之者，皆出自这两支。于是，次房裔孙开始在本房“世俗蜂王”，即本房精英的带领下在府城构筑本房的“小蜂窝”，创建曾氏宗祠，奉祀和卫公与和诚公。曾氏宗祠始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其祠址位于府城东门。根据《曾氏家庙祠堂疏记》记载，“择吉庀材，造堂一间……，家传公按家礼祠堂三间之制，……祠既成矣，祖既安矣，族既聚矣。但是到了明朝后期，澄迈曾氏祖祠因长房的衰落，而处于半废置状态。此时，府城曾和卫支虽为次支次房，但因后代子孙登科入仕者甚多，已然成为府城一支望族。所以，曾和卫支的精英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构筑本族“蜂窝”的“世俗蜂王”。

于是，应族内人的要求，曾氏的“世俗蜂王”带着曾氏族人于明万历十二年（1575年）将曾氏祖祠开始从祖居地澄迈乡间迁至府城，府城曾氏宗祠（本房的“小蜂窝”）被改建为曾氏大宗祠（同族的“大蜂窝”）。据《府城曾氏族谱》卷三《宗祠》中《改建府城大宗祠序》载：“……溯我曾氏系出大祖有昌公，南宋绍兴年间，由孝廉选授琼山知县。……星散疆分。而府城一派，则明弘治间起元公科甲入仕，诗礼传家，子孙蕃衍，为琼望族焉。……倡议并澄迈、黄流、龙梅、高昌等各支宗祠于府城之曾氏宗祠，鼎为大宗祠。”

曾氏大宗祠的改建意味着以府城为中心联系全岛其他曾氏族人的同族结合型蜂窝开始形成。同族结合型蜂窝一旦形成之后，其作用除了祭祀同姓始祖、先祖外，还为了同姓士人赴府城应试提供寓所，同时也为其他族人往来府城办理各种事务提供方便。

（3）经商入城型蜂窝——以胡氏宗族为例

自宋代琼州府治迁至今府城之后，府城便成为琼州货物进出的集散地和商贾、船民的落籍地。至明清，府城已逐渐发展为岭南一大郡城，正如邢宥诗中所描绘的“弦诵声繁民物庶，宦游都道小苏杭。”自元朝起，由闽粤渡琼经商并落籍者越来越多，清代在海口、府城定居从事商业贸易的人数至少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其中，就包括了清代在府城经商发家的胡氏宗族、杨氏宗族以及柯氏宗族等。这种由移民商人所构筑的“经商入城型蜂窝”非常类似于张继焦所提出的“就业性蜂窝”，其形成过程同样分为三个阶段。

以胡氏宗族为例。据《琼崖胡氏宗谱》记载，胡氏迁琼始祖胡维明，明末为避战乱，举家迁琼，随后落籍定安，后代子孙也都世居定安，耕读传家，直至第四世裔孙——胡真朱开始向商业转型。

第一阶段：“蜂王”的出现——胡真朱。据《胡真朱公行状》载，胡真朱“中年以家贫弃儒业贾。倜傥有志节，不屑以琐琐谋生活。遂挟资走漳泉、游广潮，下南洋，商于琼州十数年，沐雨栉风，拮据经营，积株累寸，卒致丰饶”。后来，胡真朱来到府城之后，见“百姓常以巫为医，病不饮药，惟杀牲祭鬼，幸而不死者，即归功于巫”。遂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府城开起一家小药铺，由广州向海南贩卖药材为营生，并向当地老百姓传播医药知识，为民解除病痛，在当地获得了良好名声。随着生意越来越兴旺，胡真朱开始涉及其他业务，如茶叶、橡胶、槟榔等。

第二阶段：“蜂窝”初步形成。据族谱资料记载，胡真朱在府城稳定下来之后，陆续将其数位兄弟及其子也带至府城，并安排在自己商铺，一边帮工一边学艺，“为求本族之兴旺，真朱公携定安之胡芳强、胡瑞真等诸弟子入城经商，为其置业。尔后数年，因经营有方，铺面林立……”。后来这些族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陆续开办自己的商铺，并在府城定居下来。随后胡氏经商人群的逐步增多，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大，其中包括杂货店、布店、药材店等在内将近60多间商铺，胡氏宗族商人群体开始在府城逐步形成，并被当地人称之为“胡氏半府城”。

第三阶段：“蜂窝”正式形成。“蜂窝”的形成是以宗祠的修建为标志。据光绪《胡氏宗谱》卷二《庚寅始建胡氏宗祠记》记载，清中叶，胡氏富商巨子胡元宗、胡清然首先“创同仁之会，劝输滋息，以为宗祠托始”。之后，为了纪念“神圣蜂王”——胡真朱，同时也为更好地管理胡氏族人，避免同族之间恶性竞争，胡真朱公四世孙胡汝林作为胡氏族人的“世俗蜂王”发动族人共同捐资三千多兩白银，于光绪六年（1880年）在府城琼州大道修建“胡氏宗祠”，构筑起以胡氏宗族为代表的同族结合型蜂窝。

2. 同族结合型蜂窝的结构与功能

同族结合型蜂窝与同乡结合型蜂窝虽然是基于不同的机理形成的，但二者在结构上极为相似。在同族结合型蜂窝中“蜂王”同样有两种：“神圣蜂王”，即同族祖先与“世俗蜂王”，即宗族精英——族长或长老。而“工蜂”则是大多数同姓族人。只不过，在府城，同族结合型蜂窝往往是由世居府城的“世俗蜂王”以府城祠堂为中心带领其他州县的宗族成员共同构筑的，其影响范围属于全岛性的，远远大于同乡结合型蜂窝。

二者具有相似的功能，即同族结合型蜂窝同样具有对内与对外的两种功能，即对内激发宗族成员的认同意识，维护集团的统合，如绝大多数族谱均将“和宗族、睦家庭”列为族规，以制度化的方式在族内执行，确保宗族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同时还为族人提供教育，为国家输送科举人才，比如周氏宗族特别强调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对于考取功名的族人，以祠款予以奖励，据族谱资料记载：“族中子弟，凡中进士者，由祠款给红花银十两，及第者四十两……，以示奖进。”对外则强调交往职能，即协调宗族与宗族之间、宗族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使宗族活动得到社会的承认与支持，保证宗族利益不受侵犯。一些实力雄厚的宗族，也会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同治年间府城重修琼州府学宫时，曾氏宗族曾以永叙堂的名义捐款三百两。这一方面说明了曾氏城市宗祠财力的雄厚；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对城市公益事业的介入，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高曾氏在府城的地位。这一切都是宗族城市化之后出现的新特点。

四、结论

在府城实地调查过程中看到的只是宫、庙、祠堂这些饱经沧桑的建筑，但是它们实际上却代表着府城在移民社会形成时期看不见的“蜂窝式”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形成与移民社会的本质特征紧密相连。移民社会的流动性、不稳定性，可以说是孕育强烈的社会统合压力的摇篮。基于移民的这种欲求，在移民社会中就出现了向往社会统合、秩序的强烈的向心力—— “磁场”。围绕这一个“磁场”，在府城移民社会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段，出现了两类性质不同的团体——同乡团体与同族团体，并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形态的“蜂窝式”社会结构：同乡结合型蜂窝与同族结合型蜂窝。前者是以会馆为中心，由移民客长与同乡移民结合而成，后者则是以宗祠为中心，由族长或宗族精英与宗族成员结合而成。

最后得出府城移民社会中形成的两种不同“蜂窝”形态的结论是通过借用张继焦的“蜂窝式社会”这一概念，从侧面反映出“蜂窝式社会”这一概念的普适性，即“蜂窝式社会”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国古代移民社会，而且同样适用于研究中国当代转型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古代移民社会中形成的“蜂窝式”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结构遗产”依然存活在中国当代转型社会之中。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蜂窝式”社会结构在移民社会初期一旦形成，往往会转化为定居社会的一般性结构，并成为定居社会中资源配置与社区运作的重要机制。

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蜂窝式社会”：移民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功能 ——基于对海口府城祠堂、庙宇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