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在晚清思想史上，郭嵩焘是最初主动了解西洋文化、向国人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的士大夫之一。其出洋日记除记录公务交往、政治观察、访问参观，写下了自己对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的零星见闻。这些零星见闻通过描述古埃及文字、古希腊先哲以及古罗马建筑，为国人开启了一个文化深厚、政教修明的“异域空间”，并且最终成为消解中国士大夫自傲心理的精神溶剂。对于郭嵩焘本人来说，目睹古埃及、希腊、罗马遗迹以及欧洲现实，不仅使他摆脱“西学中源说”，认识到西学源于希腊、罗马，而且转而认为中国教化自汉代以来已经式微，“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郭嵩焘的思想转向预示着中国士大夫开启了痛苦的政教乃至精神反思。

关键词：西方古典学；晚清士大夫；郭嵩焘

　　西方古典学是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一门学问，对于理解欧美政教之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晚清国门开放以后，来华传教士积极向中国引介西方古典学知识，以图唤起中国人对西洋政教的重视，进而皈依基督教。他们的引介确实为中文世界增添了丰富的异域文化元素，同时也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但是由于其引介始终隐含着传教目的，又极易激发中国士大夫的心理反感。不过，这只是晚清中西思想交流的一个面向，实际上在此之外，还存在中国士大夫主动接触和传播西洋古典知识的另一个面向，郭嵩焘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1876年，受清政府派遣远赴英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出洋以前，郭嵩焘与西人政学两界多有来往，对西洋社会现实和历史具有一定了解；驻英期间，郭嵩焘积极与西洋政学两界交往，留心记录包括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在内的各种西洋文化知识，率先为国人描绘了一个文化深厚、政教修明的异域空间。本文以《郭嵩焘日记》为中心，梳理了郭嵩焘对西方古典学的了解和引介，并在结尾分析了这种西方古典学知识对晚清士大夫思想的影响。[1]

　　一、古埃及知识

郭嵩焘长期跟随曾国藩办理洋务，对西人西学早有了解。在京期间，他经常面见英国、美国公使以及税务司赫德，听他们谈论西洋事情。比如，光绪二年二月十四日，他曾与英国翻译梅辉立、法翻译师克勒及总税务司赫德会谈，并收到丁韪良赠送的《星轺指掌》，这是同文馆师生翻译的一部国际法著作。[2]光绪二年五月十六日，又收到友人赠送的《格物探源》。此书为英国来华传教士韦廉臣所著，郭嵩焘略览之后，感慨说“程子以物无不格为义，初不意有今日洋人之格物，乃适与此义合也”。[3]就此来看，当时的郭嵩焘对西学了解尚较肤浅，仍不自觉地以西学比附中学。

不过，随着与西人交往日深，郭嵩焘对西洋的了解突飞猛进，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能够指出西洋优势所在。他在出使英国前夕，向恭亲王奕?大谈西洋政治，认为究西洋各国富强之根源，不外乎穷地力、极人工和通民气。而且，还强调西洋各国与中国上古三代相近，皆注重疏通民气、与民同利，因而能够享有长久之道，中国只要尽力仿行，完全可以重回上古三代。[4]在这里，郭嵩焘超越器物层面，将西洋富强溯源于经济和政治，眼光显然较一般士大夫敏锐，但是似乎仍未跳出“西学中源”论的窠臼，认为西洋不过是中国回归上古三代的一个跳板而已。

光绪二年十月，郭嵩焘率团出使英国。路过埃及时，他与使团成员登岸参观了古代遗迹。这是他与“古埃及”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下属刘云生和翻译马格里浏览时，购得所谓“挨及古迹图”，其中包括两幅“克里阿卑得拿尼得尔石柱图”(Cleopatra’ Needle，即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石柱)。郭嵩焘当即命人抄录柱上碑文，留作纪念。他认为碑文“绝类钟鼎文及古篆籀”，从而联想到中西古文字存在相通的可能性：“乃知文字之始，不越象形、会意。麦西始制文字与中国正同。”[5]此次游览埃及和观赏埃及古迹图，成为郭嵩焘接触和热衷西方古典学的开始。在此后日记中，他不断记录古埃及遗迹相关的讨论和理解。

抵英后两月，郭嵩焘在英人陪同下游览大不列颠博物馆。在馆中，他看到了古埃及、希腊、罗马石刻和石棺，以及其他金石竹木、鸟兽虫鱼。其中，特别提到埃及木乃伊和庞培古城：“挨及掘得古石棺十余具，中有尸骨完具者，皆用冒韬而袭之，头足俱可辨，盖岁久，练帛与骸骨相为黏合，略具人形而已。”“又意大里掘得古城一座，由数千年前地陷所致，其中器具尚多完备，有玻璃镜十余方，模糊斑驳，而人物形质如生，较之挨及石刻，绝有往古近今之别，知此城失陷在周秦以后也。”[6]郭嵩焘没有记下自己的观感，但是能够近距离感受古埃及和古罗马文明，想必应会增加其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和敬重，减少中国士大夫对“蛮夷”的轻视和不屑。

郭嵩焘在英期间兴趣广泛，不但与各国使节经常往来，而且多次参加欧洲学者的集会。他在集会中认识了德国博物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 ）、英国收藏家萨缪尔·伯尔治（Samuel Birch），以及不确定身份的色勒布斯等。

施里曼为德国人，喜好古代考古，长期寓居希腊，1871年主持发掘特洛伊城，1876年主持发掘迈锡尼文明，1884年发现梯林斯遗址，乃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考古学家。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郭嵩焘跟随威妥玛参加英国一年一度的学术基金大会，见到了施里曼，其当天日记记曰：“石利曼能通知金石之学，所得古碑碣，能辨知其为何代，久居英国，最有名次。”[7]四月二十七日，郭嵩焘又因缘际会见到施里曼，回到寓所后记曰：“舍利门（施里曼）为德国人，寓居希腊，好古，所得希腊、俄罗斯金石甚多，其夫人亦有才学。初甚贫窭，贩鱼为生，而性嗜古，搜求甚富，每掘地得古器具及希腊古文，遂以显名，致富巨万。游历英国，英国人甚崇尚之。”[8]

郭嵩焘没有记录自己是否与施里曼交谈，但是从其日记侧重介绍施里曼来看，施里曼应该是集会的焦点人物，可能在会议上介绍过自己的研究心得，否则郭嵩焘不会两次都提到他。半年以后，郭嵩焘回访友人时，再次提到了施里曼：“舍利曼以意大里人，往来希腊、挨及，掘土搜求古碑，所得数百种，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9]这一记载与前文存在两处差异，一是施里曼为意大利人，而非德国人；二是施里曼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与郭嵩焘自己的判断甚相符合。

光绪四年初，郭嵩焘在集会中认识了萨缪尔·伯尔治（Samuel Birch），其日记称“百尔治，博通挨及之学”。[10]很可能是借助伯尔治，郭嵩焘了解到了“克里倭裨得拉”(Cleopatra，克娄巴特拉)石柱的来历、碑文内容以及被运往英国的曲折历程。郭嵩焘在日记中曰：“挨及女主也，罗马兼并数国，其大将安多尼征埃及，取之，与克里倭裨得拉有私。已而安多尼病卒，克里倭裨得拉引毒虫自杀以殉之。”[11]此前阅览埃及古迹图时，郭嵩焘认为克娄巴特拉是“贤后”，现在经过与伯尔治交流，才意识到并非完全如此，说明其对古埃及历史的认识增进了一步。

郭嵩焘在与伯奇交往过程中，还听说了埃及学创建者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及古埃及学家“山波里安”（Jean-Fran?ois Champollion，今译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从1822年至1824年，商博良通过研究埃及罗塞塔石碑，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编制出完整埃及文字符号与希腊字母对照表，因而成为埃及学的开山鼻祖。郭嵩焘记述了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经过：“挨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近数十年罗尔塞德斯多姆有掘得古石碑者，一面希腊文，一面为虫、鸟、方斜之形，西洋以为古画也。法国人山波里安以希腊文推测之，凡一二字同者，二面文皆合，因而辨知为挨及古文；得此石柱及挨及各古碑，审其同异，辨其文义，相遇接踵而衍演之，以成《挨及字典》一书。”[12]这恐怕是国人最早介绍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记载。同时，郭嵩焘日记还提到，英国埃及学家戈谛生认为古埃及文字与中国古篆类同，因而远赴中国考求源流。

驻英日久，郭嵩焘对古埃及的见闻益增，但是就其日记来看，他始终没有改变“中埃文字相通论”。光绪四年六月，郭嵩焘与色勒布斯等人座谈，色勒布斯称其久居埃及，“近得古碑，有在万年前者，而中国可纪不过六千年，故疑挨及学问尚先于中国。”郭嵩焘听后颇不以为然，反驳说埃及古碑文字与中国三千年钟鼎文相近，石刻人物与中国两千年刻像相近，但是古埃及之年无可推，而中国之年犹可推；而且，中国远古“由帝喾上推至颛顼、皇帝，又上推至神农”，但是俱不能纪其年号，“想亦距万年不远”。[13]总之，郭嵩焘坚持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不输于埃及，且两国古文字必定存在相通之处。

　二、古希腊知识

驻英期间，郭嵩焘与古希腊、罗马研究专家交流较少。他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和记录，多来自于一位名为“倭里巴尔”的伦敦女士、来华传教士高第丕所著《古国教略》以及翻译马格里等人的介绍。由于缺乏与专业人士的交流，郭嵩焘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舛误相对较多。

光绪四年（1787）十二月，倭里巴尔拜见郭嵩焘，并带其撰写的《桑达克来斯低拿》。据郭嵩焘介绍，倭里巴尔博通古籍，擅长基督教教义，由此看来应该不是一位专门的古典学家。不过，《桑达克来斯低拿》介绍了古希腊罗马作家荷马、维吉尔及其撰写的史诗，并以之作为罗马早期的历史：“泰西诗人以何满为最，费尔颉尔次之。两人各著书言罗马原始。何满书曰《伊里亚得》，纪伊里恩国王掠得邻国一公主，美艳绝伦，公主拒不服从，希腊因兴问罪之师，围攻伊里恩，经年始克之，盖纪事诗也。其时尚无记载，以何满诗详其事，泰西相与传诵，遂据以为史录。费尔颉尔著书名曰《意拟亚斯》，则叙希腊攻克伊里恩，其国人名意拟亚斯者，负其父安开色斯以逃之西舍里，又转至罗马。其后生两子，一曰洛莫勒斯，一曰里麦里斯。洛莫勒斯始开罗马城。罗马原始，得两诗人记载而始详。”[14]

郭嵩焘不通英文，不知道他是如何阅读《桑达克来斯低拿》的。但是，既然其日记做了摘录，想必是让翻译马格里进行了解说。根据日记来看，郭嵩焘的理解存在不少舛误，也可能《桑达克来斯低拿》本身记载得就不准确。郭嵩焘所谓的“何满”当为荷马，“费尔颉尔”当为维吉尔，“伊里恩”当为“?λιον”（特洛伊城），“意拟亚斯”当为埃涅阿斯记。《伊利亚得》讲述的是斯巴达联军进攻特洛伊城的故事，而《埃涅阿斯记》接着荷马史诗的背景，讲述的是埃涅阿斯及其父亲在特洛伊城破以后，辗转意大利开创罗马的故事。《伊利亚得》的作者荷马是传说中人物，并未将特洛伊与罗马相勾连，而《埃涅阿斯记》的作者维吉尔为公元前1世纪诗人，将特洛伊人想象为罗马始祖。这两部史诗都带有神话色彩。郭嵩焘似乎并没有能够将传说与史实分开，并将《伊利亚得》当作了记述罗马源头的文字。

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八日，郭嵩焘、马建忠、马格里等人参观陆茀尔画馆，看到了苏格拉底塑像，因而论及苏格拉底思想。马格里介绍说：“梭克拉谛斯，希腊人，言性理之学。或谓其心良善，而面目狰狞，与心不相应。答言：‘我心本非良善，乃自以克治之功消纳之。’其生当耶稣前六百年，而后于摩西。卒为希腊人鸠毙之，犹犹太之于耶稣也。”马建忠则表示：“希腊言性理者，所宗主凡三。初言气化：曰水，曰火，曰气，曰空。至琐克拉谛斯乃一归之心，以为万变皆从心造也。后数百年而西萨罗（西塞罗）乃言守心之法，犹吾儒之言存心养性也。”[15]

苏格拉底思想之重心，在于结合雅典民主政治，反思个人生活之意义，强调理性对于欲望的压制。他的名言是“知识即良善，无知即罪恶”。这一思想与儒家陆王心学确有相通之处。不过，无论英国翻译马格里，还是在巴黎学习法律的马建忠，都忽略了苏格拉底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和反民主倾向，而特别关注苏格拉底的“克治论”和“心造论”，并认为其思想与儒家存心养性颇为相通。郭嵩焘没有记下自己的评判，但是根据其所持思想，马格里和马建忠的说法，应该会进一步强化他对中西学术相通的论断。

奇怪的是，不仅郭嵩焘、马建忠作如是想，部分英国学者与郭嵩焘交流时也支持这种观点。光绪四年七月初二日，郭嵩焘拜见嘎尔德尔等人，讨论孔孟佛老及耶稣异同之学。其日记称嘎尔德尔博通各国之学，应该是一饱学之士。讨论结束，嘎尔德尔表示：“推而言之，希腊、罗马各种学问，皆归于心。心即天也，此天下各国心理之同然者也。”[16]按理推测，嘎尔德尔应该不懂汉文，郭嵩焘此处所记必为翻译之后的语言。但是，即使如此，这种将古希腊、罗马学问归源于“心”和“天”的结论，仍然令人诧异。古希腊、罗马的学术主流是实学，而嘎尔德尔竟称其“皆归于心”，颇有迎合中国文化之嫌。不通英语的郭嵩焘，当然不会知道其中的曲折。

光绪五年二月十六日，郭嵩焘在任满归国船上，读到了来华传教士高第丕撰写的《古国教略》。高第丕原名Tarleton Perry Crawford，1821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毕业于田纳西联合大学，1851年被美国南部浸信传道会派至山东地区传教。传教过程中，为了改变中国人对西洋的轻视和不屑，高第丕撰写《古国教略》，介绍了世界各古典文明的文化与宗教，其中对古希腊罗马介绍尤详。

郭嵩焘阅读之后做了摘录：“耶苏前一千四百余年，有奥非吴、木西吴、希西吴诸诗人，著作尚存。奥非吴有一诗论地动，其时已有此论。耶稣前九百零七年有胡麦卢（至今西人皆称曰河满）有二诗。一曰《以利亚地》，论特罗亚窃示八打王后相攻战事。一曰《胡底什》，论玉立什攻特罗亚回，迷路二十年所历诸险异事。”[17] 这段文字介绍了荷马以前的三位古希腊诗人，但是不知其指具体为何人；关于荷马史诗，简要概括了《伊利亚得》和《奥德赛》的内容，没有再将其视为罗马史书。

接下来，郭嵩焘完整地摘录了《古国教略》中的古希腊“性理之言”：

有退夫子论人伦、治术、文章、算法、天文、地理，亦言天地万物从水火出来。有毕夫子尤精音乐、天文，论行星转动远近、大小、快慢，有一定声音节奏。有琐夫子名琐格底，爱真实、恶虚妄，言学问是教人有聪明、德行、福气、作有用之事，教别人得益处。有巴夫子言凡物有不得自由之势，……巴夫子有一学生，为亚力山太先生，名亚夫子，言学分为里学、外学，里学是奥妙的道理，外学是伦常、治术、文章。言天地万物原来的动机就是神，这个动机不能自立，有一个自然之势，教他不得不然。后百余年有西夫子，论物性形动及事物之关系为五类；神是完全的，万物之性情、形动、关系皆从神出。耶稣前四百二十年，有安夫子，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其后又有咿夫子，言天地万物是从无数原质配合起来，自然成了所有的诸形。近世格致家言，希腊皆前有之。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太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18]

此处“退夫子”当指“泰勒斯”，“毕夫子”当指毕达哥拉斯，“琐夫子”当指苏格拉底，“巴夫子”当指柏拉图，“亚夫子”当指亚里士多德，“西夫子”当指芝诺，“安夫子”当指安提西尼，“杜知尼”当指第奥根尼，“咿夫子”当指伊壁鸠鲁，“亚力克山太”当指亚历山大大帝。

高第丕作为传教士，介绍西方古典文明时，会不自觉地突出神、耶稣的重要性，并竭力强调西洋文化与中国学问的相通相融，因而其介绍并非完全准确。但是，这段介绍古希腊“性理之言”的文字，基本上概括出了古希腊重要思想家的核心内容和观点，凸显了其求真、求实的特点。对于郭嵩焘来说，高第丕对古希腊性理之言的介绍，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士大夫一直视西洋为“蛮荒之地”，即使屡遭西洋欺凌，亦坚持西洋之优势在于坚船利炮和政制安排，而非性理和教化。出洋以前，郭嵩焘同样抱有这种心理。游历西洋并阅读《古国教略》后，郭嵩焘改变此了前看法，意识到西洋学问的悠长传统和独特之处，进而对西洋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理解和定位。

三、古罗马知识

根据日记，郭嵩焘驻英期间，似乎没有接触专业的古罗马研究者。他对于古罗马的知识，主要来自于部分友人交流、实地参观以及高第丕《古国教略》的介绍。

初到英国时，郭嵩焘便应友人之邀，赴不列颠博物馆参观，看到了馆内收藏的诸多古罗马文物，如石刻、玻璃、古城等。他回到寓所后，一一对这些文物做了简单记录。光绪三年四月，郭嵩焘又应邀参观伦敦水晶宫。水晶宫是1851年英国为举办博览会而建造的一栋钢铁玻璃建筑，最初建于海德公园内，博览会结束后移至伦敦南部。水晶宫内设有埃及、希腊、罗马展馆。郭嵩焘在古罗马馆内看到了石刻、教堂及其他堂屋模型：“希腊、罗马两院中，列石为人约数百，皆至精细，而罗马大礼拜堂及其他堂屋，多为模张之石台上，铁栅环之。”接下来，郭嵩焘又看到了庞贝古城模型：“近年意大利掘地得古城一所，器物珍宝多存者，为图数十以纪异。小小玩具数十，及地中沙土，皆存贮之，亦嗜古之一端也。”[19]对于这些古罗马遗迹模型，郭嵩焘没有发表任何看法或感想，但是以上两次参观，肯定会在其内心中形成一个初步的古罗马想象空间，增加他对古罗马的感性认识。

有了参观经历，郭嵩焘次年三月与英国友人聊天时，不自觉地聊到了庞贝古城。这位英国友人向他介绍了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记录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庞培古城消失一事：“有名布仑拟者，叔侄二人行舟出地中海，望见火山焰发，自棹小舟近前视之，而灰烟覆海数十里，舟入其中不能脱，亦为所覆压。其侄乃著书记之。所压覆二城，一曰旁比爱（庞贝），一曰赫喀究类里恩。其城中以学问著名者甚多，布仑拟皆记其名。其后火山压没之地皆成沃土，不辨二城之所在矣。近二十年乃皆掘得知。其城并城中屋宇皆完好。所得器具完好者盈千累万。”[20]该文中的“布伦拟”即指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老普林尼是小普林尼的舅舅，亦是他的养父。火山爆发时，老普林尼前往考察而身亡，小普林尼“隔岸观火”而得以目睹庞培古城被埋，并向历史学家塔西佗描述了火山埋没两座城市的情况。郭嵩焘英国友人可能阅读过塔西佗的历史著述，因而能够向他介绍庞贝古城的来龙去脉。这一介绍不但丰富了郭嵩焘对庞贝古城的理解，而且通过郭嵩焘之笔，成为了晚清中国人对维苏威火山爆发场景和庞贝遗址发掘的最早中文记载。

前文已经提到，光绪四年十二月，一位名为倭里巴尔的英国女学者曾经拜访郭嵩焘，并赠送《桑达克来斯低拿》一书。此时，郭嵩焘对古罗马和庞贝古城已经略知一二，因而阅读《桑达克来斯低拿》时，特别注意了古罗马帝国的历史起源。他在日记中写到：“罗马初为得罗尔国，一名伊里恩，立国马拉海南。希腊攻克之。其遗民逃至罗马，其时居罗马者意得罗亚里也。伊里恩人始于此建立罗马国。”[21]这是郭嵩焘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罗马建国的历史。不过，由此《桑达克来斯低拿》并非专业研究古罗马的著作，郭嵩焘参照其叙述而作的介绍，多为神话传说而少事实依据。

光绪五年一月，郭嵩焘在任满归国，途径意大利时登陆参观，现场参观了诸多古罗马历史遗迹，包括罗马古城、四大教堂、王宫、罗马将军狄笃（第度）纪功碑、君士坦丁纪功碑、特拉占罗（图拉真）石柱、古罗马议院、阿德里亚墓、古罗马剧场等。游览期间，可能马格里等人在旁作了解释和介绍，所以郭嵩焘在日记中对遗迹背景一一进行了简要叙述。这些古罗马遗迹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古罗马器物与现实中看到的欧洲器物截然不同：“泰西所见，大都闳丽新奇，穷极精巧，惟罗马一皆古迹，游观竟日，别具一番心眼，此行良不可少也。”[22]

由于驻英期间几次接触庞贝古城，郭嵩焘抵达那不勒斯时，特别携带随员进行了现场考察。他在日记中详细地描述了庞贝古城的上下议政院、理刑院、神庙、街道市肆等场景：“证之罗马史籍，二千年以前已立议政院于是。据其厅堂之闳阔者为上下议政院。又有大厅，左右石柱各十余，上为高台，右旁有石级下入地窟，土室黑暗，凿地位孔以通天气，因据以为理刑院。其高台临下听断，而地窖以系囚。又有数处厅堂设石翁及为高殿者，则据为神庙。其时摩西之教未至罗马，所祀之神无可考。”[23]根据这段记录，可推知郭嵩焘当时不仅熟悉庞贝古城的来龙去脉，而且对古罗马政治了然于胸，知道古罗马已经成立上下议政院，实行民主政治。而且，他还知道公元1世纪时，基督教尚未传入罗马帝国，只是尚不清楚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而称“摩西之教未至罗马”。

至此，郭嵩焘已经粗略掌握了古罗马的历史和政治。几日后，他在阅读高第丕《古国教略》时，又详细研究并记录了罗马帝国的兴衰历程。从传说中的特洛伊人城破逃亡意大利半岛，到公元前753年罗慕洛建城巴拉丁山、布鲁图（布都）倡议废除王政、建立共和国（议院公治国），早期平民与贵族斗争、布匿战争尤其第二次布匿战争、前三头政治、恺撒独裁及被杀、后三头政治、屋大维执政、暴君尼禄、贤君第度、戴克里先分治罗马，再到君士坦丁主政罗马、遵奉基督教、迁都君士坦丁堡，郭嵩焘都进行了扼要而准确的叙述。[24]这篇日记堪称一篇高度浓缩的罗马简史。

除实地考察和阅读译著，郭嵩焘还在与随员的日常交流中，了解到罗马在文字和法律方面的影响。比如，“罗马当两汉之时兼并诸国，有大一统之势。……教士专习文字科条，讲说推行，遍及诸国，于是罗马剌丁文字，遂为西洋各国文字之祖。”[25]“习公法者必通知剌丁语。以公法始于罗马，而剌丁文字实为罗马文教之始。故凡公法相传之语，多缘自剌丁。”[26]这些交流让郭嵩焘意识到，罗马乃是现代欧洲文化的源头，不仅为西洋各国提供了统一的拉丁文字，而且为后世留下了公法论著。可惜，囿于语言，郭嵩焘没有能够更深入地向英国学者请教罗马文字和法律问题。回国以后，郭嵩焘忙于公务、精力渐衰，更无暇顾及西洋古代知识了。

四、结语

郭嵩焘是晚清第一位驻外公使，也是最早通过日记向国人系统介绍西洋的开明士大夫之一。其日记除了记录公务交往、政治观察、访问参观，还写下了自己对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的零星见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见闻不但肤浅零散，而且舛误甚多，但是在国门刚刚打开、士大夫依旧盲目自信的晚清，郭嵩焘对西方古典学知识的介绍，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开拓之功。他通过记录古埃及文字、古希腊先哲和古罗马建筑，向国人描绘了一个文化源远流长、文治武功不输中华的“异域空间”。中国士大夫一向视西洋为“蛮荒之地”、视西国为“蛮夷之邦”，郭嵩焘所描绘的“异域空间”，很容易成为消解中国士大夫自傲心里的精神溶剂。

对于郭嵩焘本人来说，西洋之行带来的思想冲击更为明显。赴英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西洋富强不再技艺，但是由于对西洋历史和文化没有切身感受，并不知道如何给予西洋具体的定位。当他目睹古埃及、希腊、罗马遗迹以及西洋现实以后，终于摆脱“西学中源说”，认识到西学自有西学之根源，“欧洲文字起于希腊而盛于罗马，西土言学问皆宗之。比耕（培根）亦习辣丁、希腊之学。”[27]不仅如此，郭嵩焘还结合中华夏疲敝、西洋繁盛的现实，提出了中国教化湮灭、西洋政教修明之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28]这种言论在光绪初年的中国思想界无异于石破惊天。

其实，在郭嵩焘之前，来华传教士已经向中国引介了部分西方古典知识，并极力凸显西洋政教的独立性和先进性。但是，这样的结论由中国士大夫的代表性人物说出，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它预示着中国士大夫开启了痛苦的政教乃至精神反思。

（本文作者陈德正，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胡其柱，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1]近年来，学界关于郭嵩焘思想的研究日渐增多，代表性成果如小野泰教：《郭嵩焘与刘锡鸿政治思想的比较——以士大夫观和英国政治观为中心》，《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郭道平：《19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汪荣祖：《高瞻远瞩的寂寞：郭嵩焘与晚清政局》，《史林》2017年第2期；李欣然：《文明竞争思路的开启——郭嵩焘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意义》，《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等。这些研究都深入挖掘了郭嵩焘思想的“超前”性，但是对于郭嵩焘对西方古典学的引介付之阙如。

[2]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3]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4] 王公望：《清末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一份佚稿——〈上恭邸书〉》，《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据王公望考证，此书应作于1876年郭嵩焘出使前夕。

[5]《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8-89页。

[6]《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3-164页。

[7]《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3页。

[8]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

[9]《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359页。

[10]《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08页。

[1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408页。

[1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409页。

[13]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77页。

[14]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869页。

[15]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724-725页。

[16]《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87页。

[17]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802页。

[1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803-804页。

[19]《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页。

[20]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488页。

[21]《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0页。

[2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4页。

[23]《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4-765页。

[24]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797-798页。

[25]《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4页

[26]《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25页。

[27]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384页。

[28] 《郭嵩焘日记》（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9页。

郭嵩焘出使西洋与其对世界古典文明的初步引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