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秦国形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正面呈现始于两汉，魏晋之际达于极致。但与真实的罗马帝国稍加比对，中国人依据辗转获得的罗马知识所塑造的大秦国西方大国形象、富丽多宝形象、清明安乐形象、有类中国的人类形象、近乎仙界的神异形象、众香荟萃的芬芳形象，除在某些方面与罗马帝国相像吻合外，大体是对以大秦国为地标的西方世界的整体幻像。从形象的生成机制看，古代中国的大秦国形象的生成演变不仅要受先秦以来对外观念的规范制约，还要受到罗马历史与现实、中西之间交流互动，以及居间传递罗马信息之丝路国家的多重影响。作为古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他者”镜像，汉晋时代的大秦形象不仅展示一幅中国人描绘的罗马文明图景，也为一窥当时中国之对外观念与时代精神开启一扇特殊窗口。

关键词大秦国罗马帝国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中西交流形象学

作为分处欧亚大陆东、西的两大强国，汉晋中国与罗马帝国虽然少有实质交往，但彼此对对方的猜测、想象乃至仰慕、向往却超乎寻常。罗马称中国为“丝绸之国”，认为中国人身材高大，性情温和，敬畏法律，为人厚道，并且羡慕中国的社会安定，人皆寿考。中国文献之褒美罗马虽为时稍晚，但在东汉以后已屡见不鲜。如《魏略》《后汉纪》《后汉书》《晋书》对于大秦国的正面描写，大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罗马帝国。缘乎此，有关汉晋中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了中外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但中国史传中的罗马信息以间接获得的西方传闻居多，不仅与希腊罗马史料多生龃龉，而且在中国文献里也颇缺乏相互印证的足够证据。因此，学界对于大秦、黎轩对音、地望的热烈讨论虽然持续百年以上，迄今未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面对聚讼纷纭、终难结案的学术论争，我们不妨转换一下研究思路。如果我们能够跳出史传资料的真伪纠葛，不再一味强调文献描述与现实国度的核实对应，而是以全部现存史料为依据，肯定文献记载的真伪混杂，虚实兼具，承认古圣先贤对外认知的想象与虚构，或许可以摆脱史事考实的沉重负担，获得古人如是记载、如此认知的更多收获。这种对域外认知或印象的关注与追寻，恰与当代形象学研究的主旨不谋而合。因此，我们不妨从形象生成的角度去探讨一下在中西认知的最初阶段，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建构罗马帝国形象，并借此表达其对外观念、彰显其时代精神的。

其实，关于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罗马帝国形象问题，前人虽无专门研究，但已不乏睿智表达。较早流露此种意识者是德国人夏德（Friedrich Hirth）。夏德认为，汉魏两晋文献中的大秦与罗马帝国全部，或意大利实际不符，反倒与罗马帝国东部，特别是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一带颇多相似之处。此后是日本人白鸟库吉。白鸟指出，《后汉书》之《大秦传》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系汉人实地见闻的事实，一系编者身倚案头幻想而出的空中楼阁之谈。”因之，“如欲解释《大秦传》得当，必须区别此传记事，何者为实际的事实，而何者则系汉人幻想之谈”。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也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秦在世界的最西端，具有很多乌托邦的特征。仅在少数一些例子中这个词才特指罗马。”中国学者余太山说，汉魏史册中的大秦传记有虚有实：“大概由于传闻，不免失真，本土和属土的情况也不易分清；又因为当时人相信西方为神仙所居而有所美化；以致无法一一指实；然而，也不能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从中至少可以略窥罗马帝国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邢义田指出，如果我们对西元后一百年的罗马历史有所了解，“就知道《魏略》〈西戎传〉或《后汉书》〈西域传〉中的大秦虽和事实上的罗马帝国有相像之处，但仔细去看，差距也不小”，所以白鸟关于空中楼阁的说法虽然“失之太过，但部分不无参考价值”。林英认为，汉晋史传中有关大秦的种种知识并非中国人亲眼所见，而是来自西方的传闻；尽管这些知识很可能是不足为信的道听途说，但却反映了公元1世纪到5世纪中国社会对于罗马帝国的了解和想象。以上研究所涉及的大秦形象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它所揭示的学术倾向却给人以诸多启发。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大秦形象的知识来源、形象面相、形成机制等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不妥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大秦知识的辗转获得

中国文献对于罗马国家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史记》。在司马迁时代，来自罗马的某些信息辗转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史家据以言说的知识基础。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例，在张骞西使的时候，中亚、西亚上距亚历山大东征虽已过去两个世纪，但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才刚刚灭亡，曾是亚历山大帝国一部分的条支即塞琉古王国依然残存，这里的希腊化痕迹仍很明显，因此，张骞在西域获得的西方信息保有较为浓厚的希腊文化特征。加之，其居间靠西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张骞等人获取罗马信息、实现罗马认知的重要媒介。其后，中国又通过罗马的敌国安息获得一些罗马信息，而安息本身也是一个希腊化程度较深的西亚国家。因为安息国家的人为阻隔，罗马帝国与汉代中国的贸易无法展开，罗马商人不得不探寻通往东方的海上通道。成书于公元1世纪末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录了经红海、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的海上航线，并且提到一个产丝的东方大城秦尼。这个秦尼指向了中国。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绕经中南半岛的汉朝海船最远已达已程不国。此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在孟加拉湾西南。中国人和罗马人在孟加拉湾出现了交集。如此一来，罗马商人或他们的商品亦可沿着印度洋北岸经中南半岛到达中国。所以魏晋时期的南方政权，大多通过海上通道实现与罗马帝国的贸易联系。如《吴时外国传》称：“从加郍调州乘大舶，张七帆，顺风一月余，乃入大秦国。”《魏略》也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在陆海两道的共同作用下，汉魏两晋时期所得罗马信息已经不少，中国人不仅知道在西方世界存在一个大秦国，而且《魏略》《后汉书》等中国史籍还为大秦单独立传，中国人心目中的罗马帝国形象由此生成。具体说来，汉晋中国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辗转获得大秦知识。

一是来自中国西使外交官员的出使报告。两汉魏晋时期，不断有外交使团出使西方。司马迁在描述这一外交盛况时说：“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按照规定，使臣回国之后要向朝廷汇报出使成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报告自己的所见所闻，包括沿途风土人情，出使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状况，甚至相邻地区之大致情况也要设法访取。还以张骞为例，第一次出使时只是到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但他听说这些国家旁边尚有大国五六个，黎轩为其中之一。于是尽力搜集黎轩信息，回国后“具为天子言之”；在第二次出使的时候，汉朝“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汉使是否真的到了黎轩，目前尚无材料证明。但他们毕竟比张骞往西走得更远，所得罗马信息自然比张骞更多。甘英是继张骞之后汉代最有影响的西使外交家。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因安息西界船人的蓄意恐吓，甘英未能渡海西行，只是穷临西海而返。但其所到之地，“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特别是他亲临安息都城和条枝故地，获得了有关大秦的较多资料，“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这些材料成为班勇《西域记》中有关大秦部分的主要来源，也是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建武以后内容的重要依据。尤为重要的是，甘英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纠正了前人的认知错误。如以前认为大秦在条枝以东，其实是在条枝以西，这对后人确定罗马帝国的地理方位具有重要意义。除张骞、甘英等知名使节外，无名使节为数更多，一些人或是“无问所从来”“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的牟利商人。因为丝绸贸易的暴利吸引，不排除有人到过或接近罗马帝国，他们在回国以后“盛推外国所有”，自然会把有关罗马的情况介绍到中国。

二是来自来华罗马人的亲口言说。两汉魏晋时期来华之大秦人似有三类。一是安息、掸国所献大秦杂技艺人。地中海东岸曾是世界杂技艺术的重要发源地。据传，早在西周穆王时期，就有西极之国的魔幻艺人前来中国，并给周穆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在张骞凿空以后，西域国家即向中国朝廷进献此类艺人。如汉武帝时，安息曾向汉朝贡献“犁靬眩人”；东汉永宁元年（公元120年），“西南通大秦”的掸国也向中国“献乐及幻人”，此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一般认为，前一个“眩人”来自托勒密王朝之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或塞琉古王朝之叙利亚，后一位“幻人”来自罗马，但目前仍难确定。不过，在袁宏为大秦立传时，已把檀国（即《后汉书》之掸国）贡献幻人之事载入大秦传中，可见其认知倾向。一是罗马所遣之外交使节。据《后汉纪》记载，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后汉书》亦云，永元十二年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范晔还把蒙奇、兜勒的遣使内附与甘英出使大秦联系起来，将其看作汉和帝经营西域的重大成就。关于蒙奇、兜勒之地望考订，意见颇不一致。张星烺将蒙奇比对为马其顿（Macedonia），将兜勒比对为吐火罗（Tuhara）。但位于中亚的吐火罗似不符合远国来朝的要件。于是，莫任南将兜勒比对为色雷斯（Thrace），林梅村将兜勒比对为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Tyre）。杨共乐则将蒙奇兜勒看作一个国家，将其比对为马其顿（Macedonia）。张绪山认为，将蒙奇、兜勒一并还原为马其顿，其说近是，但又认为马其顿使者没有到达汉都洛阳，只是到了班超经营的西域地区。无论如何，罗马治下的马其顿使者所传递的罗马信息最终还是传到了东汉内地，所以才会青史留痕。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对于这位大秦使者的真实性，学界目前也有争论，但来者以使节自诩，汉人亦以使节待之，这位素未来华的大秦使者自然会加大介绍大秦国家的力度，以增强汉朝对自己国家的认知、看重和建交欲望，而使臣的谈话往往也会作为重要信息记录在案。《后汉书》之所以能够专列《大秦传》，与大秦使者的多方介绍不无关系。另据《晋书》记载，西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这是见于正史的又一次大秦使者来华，惜无具体细节。一是来华经商的罗马商贾。大秦商人之远涉中国，在于中国商品尤其是中国丝绸的暴利引诱。正如前人所不断指出的那样，罗马贵族对丝绸服装十分看重，有着对中国丝绸的特殊需求。而在罗马人看来，汉人“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决不求售也”，所以不得不“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如沿着印度洋北岸的海上航线，罗马商人在公元1—2世纪时，已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罗马帝国的相关信息可经由此路传入中国。三国时期，一位名叫秦论的大秦商人即循此路来到建业，并和孙权进行深入交流。“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秦论被认为是第一个有名可考的来华大秦商人。而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尤其是公元3世纪后开通的经由咸海、里海北岸通达罗马帝国的新通道，大秦商人也可到达中国北方地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称，在洛阳慕义里这个“西夷”聚居的区域，商胡贩客，“不可胜数”，其最遥远者，来自大秦。他们所传递的罗马信息同样不可或缺。

三是来自西域之人的辗转转述。地处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地区的西域国家，凭借陆海交通的便利条件和靠近西方的地缘优势，其对罗马的了解显然比中国要多。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也把一些罗马知识传入中国。这些西域国家包括了罗马的近邻安息，与希腊—罗马世界陆路相通的大宛、大夏，与罗马帝国海道相通的天竺、锡兰、掸国，以及咸海、里海附近与罗马有着贸易往来的诸多民族和部落。以来自西域的通华使节论，《史记》说“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可见往来之频繁。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安息使节“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犁靬眩人献于汉”。此眩人“蹙眉峭鼻，乱发拳须，长四尺五寸”，可能是罗马人中的小个子。又如掸国贡献的大秦幻人，是其国王雍由调派遣朝贺使者送至洛阳的。《后汉书》称大秦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其中一些难以呈现的杂技神通，很可能出自这位掸国使者的人为渲染。曾受巴克特里亚强烈影响的大宛，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史记》对于西域国家的首次描述即集中在《大宛列传》里。张骞凿空后，大宛东西的诸多国家，如宛西小国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一些希腊化的文化信息或由它们传入中国。据古希腊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地理学》记载，在公元前1世纪末，与他同时代的大马士革人尼古拉（Nicolaus Damascenus）在安条克城遇见奉使奥古斯都·恺撒的几位印度使节，“证书明白地写着有三名以上的使节，但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他说自己见过他们），而其他人由于长途旅行劳累去世了；公文以希腊文字写在皮革上；文书清楚地表明它的作者是波鲁斯，他虽然是印度600位国王的统治者，但仍然渴望成为恺撒的朋友；他表示不管恺撒想要去那里，他不仅已经准备好允许恺撒通过自己的国土，而且已经准备为他的光荣事业在各个方面提供合作。”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自然史》也说，在克劳狄（ClaudiusⅠ）执政期间，斯里兰卡使节曾经前往罗马。而南亚一带与汉代中国也有较为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些国家的来华使节很有可能把他们所知道的罗马介绍到中国。除使节外，西域国家的来华商人数量更多。他们或因货卖到过罗马，或在本土与罗马商人进行交易，或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一些罗马信息，在来华经商过程中，将其一并带入中国。如袁宏《后汉纪》记载的安息、天竺与大秦海上贸易的情况，称大秦“与天竺、安息交市于海中，其利十倍”；又称邻国使者有到大秦界首者，可以“乘驿诣王都，至则廪以金钱”；又如鱼豢《魏略》罗列的大秦金玉珠宝信息，大体是通过西域国家的商人、使节传到中国的。

毋庸讳言，前文所列之黎轩、大秦有时不一定确指罗马，但汉魏两晋史家既然把黎轩、大秦联系起来，且所述大秦已大体指向罗马，则其所承载的大秦信息就会成为当时中国建构罗马帝国形象的知识依据和重要素材，从这个角度看，其时以大秦名义传入中国的西方知识无论虚实真伪，大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形象学意义。

二、亦真亦幻的大秦形象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一般以大秦指称罗马帝国。古代中国对于罗马帝国的认知与想象，也是围绕大秦展开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成型于两汉，充实于三国，两晋之际臻于极致。此后延续的大秦形象大体是对前代描述的不断重复，至多将隋唐以后的东罗马形象窜入其中。这是因为在东晋末年，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刘宋元徽四年（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有关大秦的新知识已很少东传，此前生成的大秦形象基本固化且隐于幕后。综合不同时期的文献描述，汉晋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大国形象。从《史记》《汉书》开始，几乎所有的汉籍文献都把大秦定位在中国西方。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司马迁列极西四国，其中有“黎轩”一国，地处“大月氏西可数千里”的安息之北。班固《汉书》则记载了一个名叫“犁靬”的西域国家，此国东与乌弋山离相接，而乌弋山离东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这里的黎轩、犁靬被认为是同一国名的不同书写，因其后来从属于罗马帝国，这就为黎轩向大秦的称谓过渡提供了一定铺垫。东汉以后，中国史籍径以大秦指称罗马帝国。鱼豢《魏略》最先把黎轩与大秦等同起来，称“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谓之海西。”袁宏《后汉纪》亦云，大秦国一名黎轩，“在海西”，为西域诸国之一。不唯如此，大秦还被描述成不折不扣的西方大国。《魏略》明确指出，大秦“有小城邑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置诸小王甚多”，乃葱岭以西之最大国家。此说一出，后来者转相附和。如《后汉纪》称大秦国是一个“地方数千里，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的地区性大国；《后汉书》记载的大秦“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葛洪在两晋之际甚至宣称，大秦“地方三万里，最大国也”。如此言说之下，大秦的西方大国形象得以确认。

二是富丽多宝形象。在中国的罗马叙事中，大秦的富饶、华丽与珠宝云集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后汉纪》说大秦“谷食常贱，国内富饶”，《后汉书》称其“谷食常贱，国用富饶”，二者仅一字之差，观感几乎雷同。因为富庶，大秦国以“石为城郭”，“周圜百余里”，城中屋宇“皆以珊瑚为棁栭，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在东汉人的心目中，大秦国多金银、珍珠、珊瑚、琥珀、琉璃、金缕罽、杂色绫、火浣布等人间宝物，诸凡外国珍异，其地皆有。《魏略》列举的大秦物产多达上百种，尤其是关于金玉珠宝的记载可谓空前绝后，因此给后人留下宝物众多的宝国印象。如康泰《外国传》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后秦时代的《大庄严论经》则讲述了一个西入大秦贩宝而致富的传奇故事。因为大秦多宝，与其交往的一些地方也多有宝物。如《后汉书·西域传》说，天竺在大月氏东南数千里，“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说自安息西界之南渡海可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大秦的宝国形象因此不断强化。

三是清明安乐形象。在古代中国人的印象中，大秦国政治清明，人民安乐，是令人向往的理想国度。《后汉纪》载，大秦王都有宫殿五所，各相去十里，国王每日至一宫听事，夜则止宿于此，五日一轮，周而复始。往返之中，“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民欲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散省，分理其枉直”；又置三十六相，悉数与会“乃议事”；并称“王无常人，国中有灾异，风不时节，辄放去之，而更求贤人以为王，放者终无怨”。这真是一幅以民为本、尚贤重德的理想政治图景。《后汉书》则改“三十六相”为“三十六将”，又说其地“人庶连属”，“终无盗贼寇警”，并特别记载“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的贤人政治。辛氏《三秦记》将此种政治模式称为“让贤而治”。在两晋之际的葛洪笔下，大秦“人士炜烨，角巾塞路”，“以道使人，人以义观”，有道之士比肩而立，大有上古遗风。又称此国乃大道所出，国人“谈虚说妙，唇理绝殊”，非中国之人可比；此国不畜奴婢，虽国王夫妇，“犹躬耕籍田，亲自拘桑织经”；此国不用刑罚，“人民温睦，皆多寿考”。想象之下，大秦国成了“水土清凉，不寒不热。士庶推让，国无凶人”的君子“奥丘”，与《诗经》“淇奥”篇中象征君子形象的淇水之奥惊人相似。据此可见，大秦乃是他们心中无与伦比的大道乐土。

四是有类中国的人类形象。与古代中国域外世界种类繁多的非人描述不尽相同，大秦国人具有比较正面的人类形象。如《后汉纪》称大秦国人“皆粗长大，平正若中国人，故云外国之大秦，而其国中常自言是中国一别”。《后汉书》亦云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魏略》《晋书》在描述大秦国人长大、平正的同时，又作貌类中国而“胡服”的特别说明。所谓“长大”、“平正”，乃就其身材高大、面目周正而言；而“有类中国”云云，更是以中国人像作为平判的标准。除此之外，《后汉纪》《后汉书》等还对大秦人品给予较高评价，称其率真质朴，“市无二价”。因为大秦国人为人正直，长大平正，后人遂在这一方面发挥想象，夸张铺叙。如辛氏《三秦记》说，大秦“士人贤直，男女皆长一丈，端正”。葛洪《太清金液神丹经》称：“大秦人白易长大，出一丈者，形仪严整，举以礼度，止则澄静，言气凌云，交游蔚挺。”甚至还有人将汉代纬书《河图玉版》中完全虚构的大秦人形象故意窜入此大秦人中。如南梁萧绎《金楼子》说：“大秦国人长十丈，小秦国人长八尺，一足国人长九寸。”类似传说当来自《山海经》，但因与“大秦”建立关联，其对罗马形象的影响似不能排除。唐虞世南《北堂书钞》称：“昆仑之东十万里有大秦之国，人长三十丈，寿万八千岁，不知禾稼，但食沙石。”虽属荒诞不经的主观附会，但其高大如仙的寿者形象却无贬义色彩。

五是近乎仙界的神异形象。因为幻术奇巧，又居中国最西，有关西方世界的诸多联想已随魔幻艺术附着于大秦之上，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国家开始从凡俗世界向仙灵之地升华。在《史记》《汉书》里，有所谓安息长老传言，称“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到东汉时，传言中的安息长老变成了大秦长老，大秦取代条枝，被传说成“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的极西之地。《后汉书》甚至以若有其事地口吻写道：“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魏略》亦云：“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这些传说中的西极之地虽然空间位置含混不清，但其中的弱水、流沙、白玉山、日所入等，在先秦汉魏时代都是极具想象的神异之地，西王母也是亦人亦神的西方女王，大秦国与其比邻，自然禀赋非凡，神异多多。于是就有更多的神奇传说附会在大秦身上。据宋膺《异物志》载，大秦国有一种羔羊，自然生于土中，脐带连着大地，“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这是超乎想象的人间奇物。北周《无上秘要》记载一种名为“大秦玄坚”的天仙药品，“能使上飞轻举，超体霄真”，此乃“天仙之所服，飞神之所研，非陆游之所闻，山客之所见”，实在非同一般。其他如珊瑚海、火浣布等奇闻异物也为世间罕有。通过对大秦神话传说、神异之物的反复铺叙，大秦国的神异形象逐渐彰显出来。

六是众香荟萃的芬芳形象。如前所述，大秦国物产丰饶，万物皆备，所出“外国诸珍异”中有“苏合”一品，乃会合诸香而成。这是《后汉纪》《后汉书》中有关大秦香品的最早记载。《魏略》提到的大秦香品包括“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薫陆、郁金、芸胶、熏草木十二种香”。嵇含记载的大秦香物有熏陆香，本是海边树中流出的胶液，盛夏“流出沙上，方采之”；有指甲花，一名散沫花，雪白色，芳香与耶悉茗、末利花不相上下，“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有枸缘子，形如瓜皮，似橙，金黄色，“极芬香”，“泰康五年，大秦贡十缶，帝以三缶赐王恺，助其珍味”；还有散发香味的蜜香纸，以蜜香树皮叶制作而成，“极香而坚韧，水渍之不溃烂”。托名于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还记载一种名叫返魂香的奇异香物。据称，西海聚窟洲中有反魂树，花叶奇香，“伐其木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以微火煎成黑饧状，香气可闻数百里，能使死者复活。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长安城内疾疫流行，病者数百，死者大半，武帝乃以此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三月不消，于是信其为神物也。按照东方朔的说法，这个想象中的聚窟洲在西海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与传说中的位于西海之西、昆仑东南的大秦国颇为一致。因此之故，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即把返魂香当作大秦特产。晋人葛洪在描述大秦之盛国景象时，又说其人每当炊事，“皆然熏陆术为焦”，因此“香芳郁积，国无秽臭”。渲染之下，大秦国俨然成为香气浓郁的芬芳世界。

但与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稍加比对，我们不难发现，汉晋中国依据间接获得的罗马信息而建构的大秦形象存在明显异化和严重变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当时中国通过陆海两道间接获得的罗马知识既具历史真实，也有杂伪虚构，其中一些知识甚至为西方世界某一信息侧面相关知识的集成综合。汉晋中国虽然知道大秦国家位于天下最西，强大而富庶，但却不清楚其与洛阳或西域长史驻在地的实际距离，也没有其军队和户口数量的基本估计，以致其国都所在也不甚了了。与远西诸国相比，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国家还缺乏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中国史家在处理这些罗马信息时也颇感为难，如袁宏、范晔就对某些大秦传闻心存疑虑，他们断定大秦所出“奇异玉石诸物”谲怪不经，干脆不予记载。范晔在记述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朝贡事件时，又对其“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的传说表示怀疑，称“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认为是传述者过于夸张，导致传闻与实事严重不符。据此可见，基于真假混杂的西方传闻和美好想象而建立起来的汉晋大秦形象，除在一些方面与罗马帝国相吻合外，有不少是对以大秦为地标的西方世界的整体幻像。

三、大秦形象的生成机制

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观念或概念；而一国之异国形象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他者印象，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强调形象建构的象征意义，是人们基于跨文化诠释的对遐方异域的知识与想象体系。因此，我们在考察一国异国形象的生成演变时，除了关注形象的客体，即被形塑的异国之外，也要关注形象的主体，即形象建构者在形象生成中的主导作用，还要关注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汉晋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而言，制约其生成演变的主客观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古代中国的对外观念。一国的异国形象虽然从根本上说要取决于异国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表现，但却不是该国现实的简单复制。因为来自异国的各类信息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嵌入形象之中，而是要经过形象建构者的筛选和加工。形象建构者的加工行为看似漫不经意，实则是在一定条件制约下进行的，除了受制于异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以外，更多是与形象建构者的对外观念纠结在一起。大致说来，古代中国之对外观念在正负两个向度上影响制约大秦形象的发展演变：早期对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催生大秦正面形象的生成与完善，稍后强化的华夷观念使得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渐趋下行。

古代中国对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发端于先秦，至两汉魏晋达到巅峰。最早描绘西方世界的《山海经》把遥远西方称为“西极”，认定其为“日月所入”之地。《庄子》也认为：“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除了西极这个特殊标志外，昆仑、弱水、西海、流沙、西王母等也被当作西方世界的一般象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把昆仑定位在大荒之地，《尔雅·释地》把西王母视为“四荒”之一。而依据《列子》的解释，“四荒”处在“四海”与“四极”之间。这些地方被认为是圣神之居，仙家所在。如《列子》称西极为“群圣之居”。《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昆仑为“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张华《博物志》引西汉纬书《河图·括地象》说，昆仑山高广万里，乃“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他们的居所也非同寻常。《列子》描绘的西极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据，望之若屯云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皆非人间之有”。《海内十洲记》记载的昆仑天墉城，有金台，有玉楼，“如流精之阙，光碧玉之堂，琼华之室，紫翠丹房，锦云烛日，朱霞九光”。因为是神仙所在，这里又被看作永寿之乡。如《山海经》称，昆仑有不死之药和不死之树，西方有不死之人、不死之山和不死之草。居住昆仑的西王母竟也成了长生不老的西方寿星。至于其他西方地区，也被赋予了长寿特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方有轩辕之国，“不寿者乃八百岁”，寿者可数千岁。王嘉《拾遗记》载，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西域祈沦国来朝。祈沦在渠搜之西，“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又称此国有寿木之林，“一树千寻，日月为之隐蔽，若经憩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来会其国，归怀其叶者，则终身不老。”不唯如此，西方世界还物产丰饶，珍奇荟萃，人们随心所欲，自在福乐。如《山海经》称西方诸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又称昆仑之墟“万物尽有”。这个以西极、昆仑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确实寄托了古代先民的太多美好想象。随着汉代中国向西拓展的步步推进，罗马帝国已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之中，并且成为新的西极地标。在此初识阶段，汉朝与罗马相距遥远，绝无利害冲突，彼此之间不仅没有恶感，反而好感如潮。加之汉末魏晋的政局动荡和战争破坏，使得人们对现实世界极度不满，更加幻想一个超越现实的异邦存在，于是原来附着于西方世界的美好想象，就逐渐扩散并寄托到新的西极世界——大秦身上，大秦的美好幻像就此形成了。如大秦的宝国形象中有对西方地区物产丰饶、应有尽有的想象，安乐形象中有对西方之人随心所欲、福乐自在的想象，长寿形象中有对西方世界仙圣众多、长寿永生的想象，其贤人政治形象中则夹杂着对上古时代禅让传说的美好追忆。从这个意义上看，白鸟库吉将《大秦传》中的罗马描写定性为汉人“空中楼阁之谈”，确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将《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中有关大秦的地理描述与《山海经》稍加比对，我们还会发现，《后汉书》中“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具有典型的《山海经》风格；《魏略》关于“大秦西有海水”至“所传闻西之极矣”一段文字，不仅地理名词全部来自《山海经》，其后半部分还大体抄录了《海内东经》。先秦以来的西方想象对中国大秦形象的重要影响可见一斑。

与对西方世界美好想象截然不同的另一趋向是，先秦以后的对外观念还有走向保守的一面：欣赏异域的成分在逐渐降低，自我中心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以保守为特征的对外观念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辩”，它是先秦以后的主流意识形态。根据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汤普森（John B.Thompson）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被用来“建立并支持统治关系”的“象征形式”，它以合法化、虚饰化、具体化的运作模式，捍卫或辩解一套社会关系或社会体制，使其具有正面评价和永恒存在。在华夷之辩影响下，古代中国通过中国中心的世界地理观，华尊夷卑的中外文化观，万国朝宗、厚往薄来的朝贡外交观，“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对外认知观等多套话语体系，区分夷夏边界，明辨华夷身份，强调“用夏变夷”之正当，肯定华夷秩序的内在合理性。在这样一种政治安排中，西方世界作为华夏“他者”的夷狄形象是被中国想象和赋予的，并随着保守对外观念的日渐强化而不断异化。但在东周秦汉时期，对异域民族或国家的贬斥、“夷化”还主要集中在近边一带，这些势力地处华夏周围，与中原王朝有着较大利害冲突，而远在西极、亦真亦幻的大秦国家因对中国无关痛痒，尚未受到华夷观念的较大冲击。而到西晋以后，中国获得的罗马信息多从西北陆路传来，几经濡染，已有相当浓重的西胡特征，加之分裂时期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心理，使得贵华夏、贱夷狄的文化自我心态更加膨胀，于是“被夷化”的民族、国家由少增多，由近及远，远在极西的大秦国家亦未能幸免。

其实早在汉魏时期，对大秦的夷狄化形塑就已开始了。后汉魏晋时代的大秦形象塑造采取了拟同为主、兼及辨异的处理方式。所谓其人“长大平正，有类中国”、“邮驿制置，一如中州”、“衣服车旗拟仪中国”等，无一不是以我为主的拟同想象。但大秦毕竟是域外之地而非中国，则必要的辨异亦不可少。服饰最能直观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征，所以有关大秦的形象辨异就最先体现在其别具一格的发式衣装上。在《后汉纪》里，大秦“国王髡头而衣文绣”，髡首文绣似已成为大秦全民的风俗习惯。而依据中国的文野标准，髡首带有惩罚性质，暗含贬义。《吴时外国传》又云：“大秦国人皆着袴褶络带。”所谓袴褶，乃是一种上服褶而下缚袴、其外不用裘裳的衣着方式。《南齐书》载，明帝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孝文帝率军南下寿春，南齐参军崔庆远、朱选之妙语退敌，赢得孝文帝的尊重与赞赏，引军之际，赠“庆远、选之各袴褶络带”。看来这是一种便于骑乘的胡服。《晋书》所谓大秦人“貌类中国人而胡服”，或就其袴褶络带而言。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引《外国图》称：“大秦国人长一丈五尺，猿臂长胁，好骑骆驼。”此《外国图》，《史记正义》作吴人《外国图》，则其成书或在三国时期。从“猿臂长胁”的形象描绘看，大秦人又已具有非人形象的某些特征。而在晋人殷巨的《奇布赋》中，远来“献琛”的大秦国家已被想象成“荒服之外国”，“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成了域外夷邦的普通一员。《凉州异物志》又云：“大秦之国，断首去躯，操两刀屠人。”这种肢解人体的残忍行为，显然不是礼教社会的赞赏举动。据此可见，魏晋时期的大秦形象已大打折扣了。

其次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与现实。一国异国形象的生成与演变虽然要受建构主体内在尺度和思维方式的强烈制约，但从根本上说，异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外在呈现，才是形象产生的初始依据和客观基础。离开异国社会、政治、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客观实际，一国的异国形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纯粹幻想的异国形象也不具有历史性。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虽然真幻难辨，但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和现实仍有诸多契合，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力、共和政体和发达经济始终是导引中国大秦形象生成演变的客观依据。

国家疆域的不断拓展是罗马强大国力的最直接体现。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已通过维爱战争、三次萨谟奈战争和皮洛士战争，把疆域拓展到波河流域以南的整个意大利半岛。此后又通过三次布匿战争，消灭劲敌迦太基，夺取西西里岛和北非大片属地；通过对马其顿的战争，征服希腊和小亚细亚，并且吞并托勒密埃及。至此，整个地中海区域已被置于罗马的掌控之下。为了夺取西亚两河流域，罗马不断发动对东方的战争。庞培、克拉苏和安东尼都曾东征安息，互有胜负。在克劳狄王朝时期，罗马还出兵亚美尼亚，希望通过控制亚美尼亚来钳制宿敌安息。到图拉真统治后期，罗马军队不仅占据了巴勒斯坦与阿拉伯沙漠之间的大片地区和西奈半岛，而且再次入侵亚美尼亚，并南下占领了两河流域。罗马帝国的疆域至此达于极致，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大国家，当然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大国。

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从共和制到元首制再到君主制的转变，但共和政体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最大。罗马的共和政体包括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个系统，三者之间既分工协作又相互制衡，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开始于公元前27年的元首制通常被视为罗马共和历史的终结和帝国时代的开始，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立足于旧传统的新政治，共和习俗，抑或共和精神，始终在帝国时代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罗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Res Publica，这一共和时代形成的国家概念在帝国时代仍被广泛使用；奥古斯都虽以“首席元老”和“第一公民”的名义总揽大权，但元老院在帝国时代仍然具有共和时代延续下来的那种象征意义，奥古斯都也要参与司法审判。凡此表明，不管是共和时代还是帝国时代，民主共和的政治原则都是罗马制度的重要特色。所以雷海宗先生指出，罗马帝国在理论上“仍为共和国，一切地位与权柄都创自元老院或公民会议”。这样一种政治安排自然引起景仰禅让、崇尚和谐的中国士民的好感与推重，大秦于是成为他们心中近乎完美的理想王国。

进入帝国以后，罗马维持了近二百年的和平，其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交通便捷，商业繁荣。在农业方面，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农业和园艺业都快速发展，生产工具明显改进。在手工业方面，帝国东方的传统手工业开始复兴，腓尼基的西顿、推罗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成为远近闻名的玻璃制造业中心。在商业方面，由海上航路、内陆河道、陆上通道和古老商道构成的交通网络，为帝国商人的境内外贸易提供了极大便利。在帝国东部，希腊、埃及和叙利亚的商人可以通过西亚、中亚的陆路商道以及红海航路，同印度、斯里兰卡甚至中国贸易。随着境内外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罗马城市也日渐繁荣，不少城市成了东西方商品的集散中心。许多希腊化的东方城市拥有整齐的街道和广场，精心设计的输水排水系统，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场和运动场，以及巍峨壮观、高大辉煌的宗教建筑和公用建筑。一些建筑外观精美，装饰豪华，令人叹为观止。

一般认为，安敦尼王朝统治时期是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由于国力强大，声威远播，汉代中国对罗马帝国不仅有了一定了解，而且心生向往之情。所以在和帝永元年间，经营西域的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此时正值安敦尼王朝开始当政的第2年，甘英所得之罗马盛国信息当不会少。此后的罗马如日中天，声名更盛，中国对罗马现状的了解自然更多，罗马帝国的历史与现实日益成为影响大秦形象生成演变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无论是大秦的西方大国形象，还是其贤人政治形象，抑或是其多宝形象，都有强烈而浓重的罗马色彩：其西方大国形象的背后是罗马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辽阔疆域和强大影响力，其贤人政治形象有罗马共和政治的诸多影子，而其多宝形象则以希腊—罗马世界的贸易中心地位和先进玻璃制造业为依据。大秦形象绝对不是汉晋之人的闭门杜撰或凭空想象。

最后是中国与罗马之间的交流互动。自在于中国之外的罗马情状要想被关山重隔的古代中国所感知，还有赖于中西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驱动。通过多边或双边的交流互动，远在西方的罗马信息辗转传入中国，古代中国据此描述罗马，想象罗马，最终形成自己心目中的罗马帝国形象。诚如前人所言，中国与罗马的经济文化联系基本是间接关系。在此间接交往阶段，那些地处丝路要冲——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诸多民族、国家，发挥居间传递罗马信息的中介作用。信息传播的规律表明，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越多，信息内容被有意无意篡改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罗马的敌国如安息等，趁机散布对罗马不利的负面信息。如鱼豢关于前世谬言大秦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的说法；以及袁宏关于从安息陆道绕海北、出海西至大秦，“而有猛虎、师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赍其器，辄害之，不得过”的传言，或为安息国人出于自大、恐吓心理而对中国民众进行的有意误导。一些与罗马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则过分夸大了罗马帝国的商品云集和物产丰饶。如《魏略·西戎传》中关于“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五色九色首下毾、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以及出产十二种香的记载，显然受到罗马诸城商业中心地位的影响，进而把集散于此的众多商品都当成了罗马物产。辗转东传的罗马信息既有如此变异，则汉晋中国据此建构的大秦形象就与罗马帝国的实际状况存在较大误差。因此，中国与罗马之间的间接互动虽然避免了直面相处的利害冲突，促成了古代中国对于大秦国家的美好想象，但虚实参半的罗马信息却也导致汉晋时代的大秦形象亦真亦幻，飘忽不定，除一些内容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历史真实外，大多是古代中国对以大秦为地标的西方世界的整体幻像。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秦形象，既是罗马帝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外在呈现，也是汉晋中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罗马解读，是中国与罗马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产物。没有罗马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呈现，离开罗马与中国的双向交流，历史学层面的汉晋大秦形象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纯粹空中楼阁。但从异国形象的象征意义看，汉晋时代大秦形象的生成演变与其说反映了罗马帝国的历史变迁，不如说反映了中国罗马知识或对外观念的时代进展，反映了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现实的自我建构。我们肯定汉晋中国大秦形象的主观性，承认其中的想象与虚构，并不是要消解或否定罗马形象的历史性，更不是要贬低或质疑中国传统文献的史料价值，而是为了深入剖析形象制作背后的社会文化特性，为更好解读或还原历史提供更多合理支撑。作为古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他者”镜像，汉晋时代的大秦形象不仅寄托着当时中国人的隐秘渴望，凝聚着中国人的情感态度，而且折射出那个时代开放包容、自信放达的对外文化精神。所以在跨文化层面展开的汉晋大秦形象研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古代中国的罗马文明图景，也为我们一窥当时中国之对外观念与时代精神开启一扇特殊窗口。中国罗马形象的这种一相双关性，正是我们研究古代中西文化关系史时应当给予关注的。

本文作者庞乃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亦真亦幻大秦国：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