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汉书·艺文志》记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毛诗》二十九卷”。但鲁、齐、韩三家《诗》具体如何分卷，《毛诗》多出的一卷到底是什么，一直都有争论。

王引之认为鲁、齐、韩三家《诗》二十八卷分别是：十五国《风》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三《颂》为三卷，合起来二十八卷。至于《毛诗》，他认为《毛诗》经文分卷和三家《诗》经文分卷相同，多出的一卷是序。而《汉志》记载《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他认为是把《周颂》三十一篇分为三卷，然后将《诗序》分置各篇篇首，这样就减少《诗序》一卷，而《周颂》增加两卷，故《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经义述闻》卷七）王氏所论，学者多从之，如张舜徽、顾实。

对王引之的分卷，王先谦提出了质疑。其在《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中说：“王氏说与《汉志》似符，而与《新唐书·志》又不合。”王先谦所谓不合《新唐书·志》是指《新唐书·艺文志》记载郑玄笺注《毛诗故训传》二十卷，但这个“二十卷”很可能是“三十卷”之讹误。在《汉书补注》中，王先谦论鲁、齐、韩三家《诗》的分卷曰：

此三家全经，并以序各贯其篇首，故皆二十八卷。十五《国风》共十三卷，《邶》《鄘》《卫》共一卷。《小雅》七十四篇为七卷，《大雅》三十一篇为三卷，《周颂》三十一篇为三卷，鲁、商《颂》各为一卷，共二十八卷也。

在《诗三家义集疏》卷三《邶鄘卫柏舟第三》中，王先谦论《毛诗》三十卷实为分三家《诗》之《邶鄘卫》为三而得三十之数，并判断三家《诗》“故说、传记别行”。究其实，把《邶》《鄘》《卫》三诗合为一卷的依据当来自《左传》季札观乐。而王先谦分合《邶》《鄘》《卫》以合三家《诗》二十八卷或《毛诗》三十卷，也是承袭前人之说，如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便有此说。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牵涉许多，首先是《邶》《鄘》《卫》的分合问题，其次是《周颂》三十一篇分卷问题，再次是三家《诗》序之有无问题，最后是汉代《诗》序的编排形式问题。而且仅仅依靠传世文献，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得到突破性进展。

就出土文献来看，上博简《孔子诗论》简26“北白舟闷”，阜阳汉简S061“右方北国”，目的都是为了和《鄘风》中的《柏舟》相区别。这可以证明先秦至汉初，《邶风》与《鄘风》是分开的。最新公布的安徽大学《诗经》简中有《鄘风》，并且在题写风名的竹简上还写有“鄘九，柏舟”，意思是竹简《鄘风》抄写了九首诗，第一首是《柏舟》。和今本《毛诗·鄘风》比较，安大简《诗经·鄘风》没有抄写《载驰》，但战国晚期《诗经》中《鄘风》和《邶风》《卫风》是分开编排自无可置疑。马衡《汉石经集存·诗》碑图第三面第一至第三行分别为“投我”“四章二百”“国第六”，因而可以推断“国第六”当是“王国第六”。也就是说《王风》前面的《周南》等是分别编排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战国晚期至汉代《诗经》中《邶》《鄘》《卫》是各自独立编排的，马瑞辰、王先谦等人推断此三《风》合为一编不能成立。

王引之推断《周颂》三十一篇因为皆是单章，故合为一卷。证之以海昏侯墓出土《诗经》，王氏说也不成立。海昏侯墓《诗经》中，《周颂》三十一篇分为三卷，分别是“《清庙》十篇”“《臣工》十篇”和“《闵予小子》十一篇”。而《鲁颂》和《商颂》各自不足十篇，海昏侯墓《诗经》将此二《颂》合在一起。但在汉石经本中，《鲁颂》和《商颂》应该是独立分组的。马衡《汉石经集存·诗》碑图第十四面二十行“四篇廿三”记载的当是《鲁颂》篇数与章数。

三家《诗》是否有序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新、旧《唐书》记载《韩诗》有卜商序，但此前文献都没有关于《韩诗序》的记载，所以两《唐书》的记载很让人怀疑。文献中有零星的所谓“韩诗序”的记载，比如“《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之类。海昏侯墓《诗经》也有类似的内容，如“《隰有苌楚》，说人”“《匪风》，刺上”等。但这些内容都在相关诗篇的篇末尾记上，是对诗内容或诗义的标识，是否算是序，还可以继续讨论。笔者认为，综合其内容及其标注的方式、位置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似乎很难被称为“诗序”。由此我们反思文献记载的《韩诗》类似的内容，其情形大概和海昏侯墓《诗经》相仿，因而也难以被径称为“诗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诗序》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从内容到形式，《诗序》都还有问题需要解决。今天我们看到《毛诗序》诸如“刺幽王”这样模糊的表现形式能否被称为“诗序”，也还需要继续讨论。

王引之说《毛诗序》单独成编，合为一卷。这仍然是一个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但海昏侯墓《诗经》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诗》的总目录。根据朱凤瀚《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文物》2020年第6期）的介绍，总目按照《风》《雅》《颂》三大类分别编排。三大类中，《风》诗以国别分组，《雅》《颂》大体上以十篇为单位分组。每组中具体分列每首诗的章节，以每章的第一句标识，下附各章句数。如其他章的首句与前章相同，则改用该章与前章不同的句子标识。兹举一例，如《大雅·泂酌》三章，其目录为“泂酌彼行潦五/可以濯罍五/可以濯溉五”。根据朱凤瀚的文章，海昏侯墓《诗经》的目录简有570枚之多，数量可谓庞大。

综上，征之出土文献，我们可以推测汉代《诗经》文本的分篇情况。十五《国风》分为十五组，二《雅》分为十组，三《颂》为五组，合计三十组。如果一组为一卷，汉代《诗经》可分为三十卷。但这个数目既不符合鲁、齐、韩三家《诗》经文二十八卷，也和《毛诗》二十九卷不合，这该如何解释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从汉代篇、卷关系说起。《汉书·艺文志》著录书籍，或以篇，或以卷。前人对于篇、卷的认识和判断多有差异，比如或以竹书称篇而帛书称卷（叶德辉《书林清话》），或以篇为内容起讫而卷为简册编联之长度起讫（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记载，以篇为内容起讫而卷为简册长度起讫的说法较为合适。至于篇、卷关系，征之《汉志》则可能篇卷无别，即一卷写一篇之内容，或一篇单独成卷，如《礼古经》五十六卷，《礼经》十七篇，《礼》序说《礼古经》文和《礼经》十七篇文多相似，只是多出三十九篇。据此，《汉志》所谓《礼古经》五十六卷实即五十六篇，而且这也和《礼》的总数相符。但也有可能数篇合为一卷，传世文献如《汉志》记载《古文尚书》四十六卷而五十七篇，出土文献如上博竹书中《子羔》《孔子诗论》《鲁邦大旱》三篇可能编为一卷。至于一篇分为数卷，《汉志》未见，说明西汉以前尚不习惯将一篇内容析为数卷。所以出土文献如曾侯乙墓记录车马及车上兵器的简约120枚，或郭店简《性自命出》有67枚简，但它们也都是编为一卷而没有分开。

所以《诗经》三十组虽相当于三十篇，也就是三十种不同的内容单元，但具体分卷则未必是三十卷。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看，分卷首先考虑简册长度。就《诗》而言可能主要考虑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简数的多少，一是篇数的多少。从阜阳汉墓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看，汉代的《诗经》都是一章一简，极少数长章除外。而从传世《毛诗》和海昏侯墓《诗经》看，二《雅》和《周颂》大致以十篇为单位分组。而在具体分卷时，有可能将诗篇少的组合并在一卷，如海昏侯墓《诗经》合《鲁颂》《商颂》为一卷。顺着这样的思路，《桧风》《曹风》也很有可能被合编在一卷中。如果这样的推论可以成立，则鲁、齐、韩三家《诗》经文分卷就是二十八卷。《毛诗》二十九卷的情形当和三家《诗》同，只是具体分合或有不同。王引之以为多出的一卷是《毛诗序》或非是，从海昏侯墓出土《诗经》来看，我们很难相信《毛诗》能很早形成类似《毛诗序》这种体系严密的解释框架。即便是有《毛诗序》的存在，也应该归之于“毛诗故训传”，不应该归之于“毛诗”，因为“毛诗”二十九卷显然是针对经文而言的。

总之，出土文献为我们讨论《诗经》分卷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前人旧说，并可以提出新的解决思路。但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从出土文献看汉《诗》分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