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书写内战史有助于美国人内战记忆的形成，记忆的调整又推动着内战叙事的演变。通过南部老兵与妇女的努力，“失去的事业”从一种地方记忆上升为民族记忆。从20世纪开始，这种南部记忆主导了美国史学界对内战史的书写。直到越战后期，学界才从社会文化与政治需要的角度剖析“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兴起及其影响，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群体记忆、英雄记忆，以战场旧址、军事公墓及其纪念碑为中心的有形记忆场。因服务于国家重聚与民族和解之需，存在多种面相的“联邦事业”记忆被美国人长时期遗忘。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突出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学界开始重新评析这一强调联邦统一与解放黑人的内战记忆。总之，美国学界对内战记忆的探究总体遵循“失去的事业”与“联邦事业”这两种叙事路径，但其研究并未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从21世纪开始，内战记忆史的研究逐步走向了多元社会化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美国内战记忆史历史叙事失去的事业联邦事业

内战史可谓美国史研究中最热门、成果最多的领域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对美国内战外延性的书写同样重要，即军事冲突结束后南北方对战争记忆主导权的争夺。历史虽由胜利者书写，但南部能利用“失去的事业”（Lost Cause）叙事，将一场失败的战争成功建构成一段辉煌记忆。近年来，记忆研究兴起，不仅有机地将内战史与美国战后史结合起来，而且能为内战、重建与镀金时代的历史书写提供一种新视阈。2017年夏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爆发的种族冲突事件就彰显了内战记忆研究的现实意义。这一暴力事件充分说明美国内战记忆在国家认同与时局变换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学者们普遍认为，记忆研究的关键在于区分历史与记忆的性质。历史是外在化与普遍化的体验形式，记忆则是内在的、个体或群体的体验形式。历史能够提供一种外部视角，记忆则能提供一种内部视角，形成主观立场。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认为，记忆能在抽象的历史研究与碎片化的个人切身经验之间架起桥梁。幸存者的回忆或许是不准确的，但可以告诉人们处于历史事件中的感受与解读，能从事件内部提供某种个人化或群体性的视角。

本文中的“历史”一词专指记忆书写之外的狭义历史。历史书写有助于历史记忆的形成，历史记忆反过来又推动历史书写的演变。需要注意的是，记忆的书写不一定是历史学家进行的，书写者往往是经历某一事件的当事人。对内战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内战史学走向更为客观公正与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美国内战记忆研究是指考察1865年后不同群体的内战记忆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主要分析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因素与记忆形成、发展、变化的关系。国内学术界关于美国内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领域，只有少数几篇论文关注到历史记忆。本文在分析内战史书写与内战记忆的关系基础上，展现“失去的事业”与“联邦事业”两种叙事路径，梳理美国史学界对内战记忆研究的概况与最新的研究转型。

一、“失去的事业”记忆及其学术研究

按照南部新闻记者爱德华·波亚德（Edward Pollard）在1866年的构想，“失去的事业”指的是战后南部白人通过建构内战记忆，为其战败做辩护，并试图夺回在战争中所失去的一切。直至被专业历史学家关注前，少数南部老兵所书写的“失去的事业”，仅是某种个人记忆或群体记忆。这种内战记忆产生于战争中及战后，主要以老兵交流、家庭口述和日记等文字方式保存下来。但因战争仇恨与政治环境的影响，19世纪晚期的南北知识分子均不愿对其进行探讨。美西战争后，随着美国史学研究逐渐走向专业化与科学化后，“失去的事业”从一种地方记忆上升为历史记忆。越战结束后，美国学者才开始真正将“失去的事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探索南部内战记忆的变化过程。

（一）“失去的事业”的缘起

起初，“失去的事业”仅是前南部将军朱巴尔·厄尔利对这场内战的个人解读。随后，通过与罗伯特·李的书信往来及其个人回忆录的公开出版，厄尔利的内战认知慢慢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凝固下来。除弱化奴隶制在引发内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外，“失去的事业”还赋予战前南部的种种美德，把分裂行为建构成一场捍卫南部生活方式的光荣斗争。按照厄尔利的设想，“失去的事业”由五大论调构成。“州权主义论”突出内战并非因奴隶制而起，“北方资源优势论”与“奴隶制有益论”不仅使遭受战败的南部社会获得心理慰藉，还凸显出南部“战争受害者”的形象，“朗斯特里特失职论”则强调战败系偶然的个人因素，绝非南部邦联当局的战略错误所致。“东部战区中心论”提高了涵盖弗吉尼亚州的东部战区在内战中的战略地位，进而巩固了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在“失去的事业”中的主导地位。显然，这套带有理性特征的诡辩论有助于南部人走出战败的阴霾。此外，由厄尔利创建的“北弗吉尼亚军团老兵联合会”虽谨遵上述论调，积极举行各类老兵聚会，但此时的南部民众更倾向于在封闭空间下，组织非政治性的悼念亡灵活动，这使“失去的事业”传播空间较为局限。但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新南部的经济发展，南部老兵约翰·戈登发起的“第二次失去事业”增添了“士兵英勇”与“民族和解”这两大主题，加速了“失去的事业”南部化的进程。世纪之交，联邦政府对南部老兵参与战场遗址维护的支持、一系列的邦联将军铜像在南部城市中心或新兴商业区的竖立，成为实现“失去的事业”南部化的重要标志。最后，在极大推动地区和解的美西战争中，北部社会接纳了“失去的事业”的部分论调。

从20世纪开始，随着老兵一代在历史舞台的谢幕，“失去的事业”开始成为美国人的历史记忆。历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仲裁者的角色。“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于1884年，旨在推动史学研究的专业化。1899年，对南部抱有同情心理的北部工业家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当选为该协会主席。他虽然反对“失去的事业”，但对南部的战后处境表示同情，称：“奴隶制是历史性的问题，而非南部白人的个人道德问题。”作为一位北弗吉尼亚老兵之子，伍德罗·威尔逊是首批接受专业化史学训练的学者之一，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内战问题。成为美国总统后，他在著作《分离与重聚》中指出，内战中南部邦联做出的努力和坚持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他承认奴隶制是内战爆发的根源，但拒绝对其进行道德谴责。威尔逊认为，在英国大多数殖民地疯狂驱赶黑人的历史背景下，谴责建立奴隶制的美国人是不公正的，奴隶制总体上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威尔逊的著作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其观点深受“失去的事业”的影响。

一战结束后，历史学者把“失去的事业”纳入内战史的书写中，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美国人的内战记忆。1918年，邓宁学派代表乌尔里希·菲利普斯明确支持“奴隶制有益论”。他指出：“奴隶制虽是一种经济低效的制度，但对非洲裔美国人而言，奴隶制是一所革除慵懒恶习的培训学校。如今，奴隶制独有的非人性与冷漠已普遍存在于依靠能源驱动的工厂中，企业的监工制就是为实现最低成本的最大化生产而设立的。” 1920年，罗德斯对美国重建史进行了新解读。他指出，南部对战败的辩解虽荒谬，但重建史的确证明了黑人的政治组织能力极低。1926年，爱德华·钱宁（Edward Channing）进一步论证了“奴隶制有益论”。他在获普利策奖的《一部美国史：南部独立之战》中谈到，20世纪的童工制远比奴隶制罪恶，忠诚的奴隶守护着种植园，保护着女主人与少主人。并且，钱宁对奴隶制的否定仅出于稳定国家政治架构的考虑，正如他指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在一种政府形态下共存，前者的存续是以后者的毁灭为前提。同时，进步主义学派也常用避开道德立场的批判视角来审视美国内战，查尔斯·比尔德夫妇（Charles A.Beard）对解放黑奴的历史做出了价值中立的评判。他们认为，内战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摧毁了南部的农业社会；奴隶主们遭受了一次彻底的财产毁灭，战争结束后，也未获任何赔偿，这堪称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可怕的财产扣押，并给美国的民主传统与个人自由带来危害。尽管所属的史学流派不同，但威尔逊、罗德斯、钱宁、比尔德夫妇对内战的解读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影响，同时又从不同角度增强了这种南部记忆的信服力。渐渐地，南北地区的学者接受了一种内战记忆，即非洲裔美国人获得选举权与政府职位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此外，南部学者还试图炮制一套颇具说服力的“失去的事业”民族化叙事。拉姆斯德尔（Charles W.Ramsdell）在《变化中的内战解读》中指出：“1900年前，南部实际上在这场记忆之战中败北，历史学界基本遵循正统的北方叙事模式。幸运的是，正是在菲利普斯、比尔德等北方历史学家的推动下，美国公众才再次点燃对‘失去的事业’叙事的激情。”值得注意的是，拉姆斯德尔对内战解读的修正还表现在“奴隶制自然死亡说”，即一旦扩张至西部，奴隶制必将自行毁灭。他判断，假如没有内战，不出一代人，奴隶制就将衰亡。正是这一“内战无用论”强化了南部的受害者形象，也迎合了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种族观念与反战思潮。另一位南部学者兰克·奥斯利（Frank L.Owsley）呼应了比尔德夫妇的观点。他论述道：“奴隶制是独立革命前的英国强加给南部的，南部人应是最早的废奴主义者。只是当南部人目睹了英国工业殖民的残酷性时，他们才被迫同意非洲裔美国人成为其奴仆。”这套说辞不仅增添了“失去的事业”记忆的神秘色彩，也加快了南部记忆的国家化。

20世纪40年代初，和平运动与孤立主义在美国盛行，在一次“密西西比河谷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前身）的演说中，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詹姆斯·兰德尔（James G.Randall）率先摒弃了内战的浪漫主义，明确表示内战完全是由当时自私的政客和癫狂的极端分子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恶果，这些激进分子便属于“莽撞一代”，其行为造成了无数伤亡和失踪。另一位修正学派代表艾弗里·克雷文（Avery O.Craven）在《可避免的冲突》中谴责废奴主义者、林肯与共和党人，指出黑人急需一种更精细的管理制度，奴隶制事实上优于自由劳动制。可见，二战爆发前，无论是民族主义学派，还是修正主义学派，都在潜移默化中把“失去的事业”视为内战史元叙事的一部分。

此外，“失去的事业”的巨大影响力还体现在大众记忆方面。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出生于一个南部老兵的家庭，是在倾听老兵讲述与参观战场遗址中成长的。他从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1934年完成了四卷本的《李传记》。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渴望从内战记忆中寻找一位英雄，作为维持自我生存的精神支柱。对此，深受老南部文化熏陶的弗里曼在巨作中将李塑造成一位勇敢、简朴、无私与刚毅的完人。因叙事风格符合时代之需，作品获普利策奖。凭借弗里曼书中的移情修辞与细腻感人的情节，李将军在南北民众心中的形象与林肯总统不相上下。此外，对于很多未亲历内战的美国白人而言，《一个国家的诞生》的电影情节与《乱世佳人》的叙述细节已转化为个人的内战记忆。历史记忆支配着内战史书写，适应时代之需的内战书写也改变了大众对内战的记忆。

从20世纪开始，与其说“失去的事业”记忆的主导地位依赖于南部的业余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还不如说美国历史研究的科学化与专业化赋予了这种记忆永久性。正是获得如此多的专业历史学家的青睐，“失去的事业”在二战后牢牢控制了美国内战的历史记忆。在遭遇社会动荡与越战失败的冲击后，美国学者才开始从学术层面剖析“失去的事业”，初步改变内战史书写被南部记忆裹挟的状况。

（二）“失去的事业”记忆研究的强化

源于越战期间的反战运动，美国民众意识到“失去的事业”的某些论调很可能是政府人为操纵的结果。对此，美国学者开始探讨社会文化与政治需要是如何塑造这种集体记忆的。1973年，罗林·G.奥斯特维斯写道，如果说战前的浪漫主义是南部寻求独立的文化推动力，“失去的事业”则是一种调用老南部传统来抚慰心灵创伤的工具。随后，学界研究“失去的事业”的黄金时代到来了，研究层面分为“失去的事业”南部化与国家化，研究对象涉及精英老兵、普通老兵、女性群体、宗教组织、战场遗址、纪念仪式与边界州等。

有关南部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查尔斯·里根·威尔逊在《鲜血中的浸洗》中将南部邦联记忆作为某种宗教崇拜。他指出，“失去的事业”本质上是一种由意识形态、纪念仪式与民间协会整合而成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内战后，作为文化梦的“失去的事业”取代了寻求地区独立的政治梦，成为南部人的新道德基础。W.斯科特·普尔则认为，“失去的事业”就是南部保守派设计的一种公共美学，利用失败的事实净化旧南部社会存在的一系列矛盾，继而创造出一个梦想世界。

有关“失去的事业”记忆国家化。一派学者围绕如何美化南部记忆的过程展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源于联邦政府投资“阳光地带”的需要，学者们开始从政治需要与地区文化的关系分析“失去的事业”国家化，代表人物有保罗·M.加斯顿和托马斯·康奈利。另一派学者则使用“民族重聚”（Reunion）叙事，来论述北方对“失去的事业”记忆接纳的过程。代表人物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詹姆斯·福特·罗德斯、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H.巴克、罗伯特·华伦。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和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概念的提出，美国学界对“民族重聚”的研究做出调整。1987年，盖恩·福斯特通过考察记忆群体（纪念协会、南部史协会、南部邦联老兵协会、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指出20世纪初不再沉迷于死亡过去的“失去的事业”有助于加快地区和解的步伐。妮娜·西尔伯指出，内战文学史就是一部以黑人“他者化”为主线的地区和解史。作为研究内战纪念碑的重要人物柯尔克·萨维奇，表示内战纪念物的标准化生产实现了南北士兵塑像造型的趋同，同样有助于推进地区和解。耶鲁大学教授大卫·布莱特对地区和解进行宏观研究，并于2001年出版了《种族与重聚：美国人记忆中的内战》这部经典之作。他的最大学术贡献是将不同群体的记忆分为白人至上记忆、地区和解与解放记忆，前两种记忆的合流是以牺牲第三种记忆为代价的。

有关精英老兵与南部集体记忆的关系。安德鲁·F.罗尔描绘了南部流亡者在墨西哥的艰辛历程，指出正是这些记忆与经历坚定了他们回国发动“失去的事业”的决心。理查德·斯塔恩斯认为，老兵们有意识地保存一些南部邦联文献，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使追求科学客观的内战史学者坚信白人至上的南部邦联记忆等于事实真相。在《战争与记忆中的李及其他的将军们》，加里·W.加拉格尔利用邦联将军们在内战中写给李的大量书信，还原了李在“失去的事业”崛起过程中所起的隐蔽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厄尔利只是李未尽事业的代言人。也有学者从个人经历与感情来考察南卡罗来纳州长韦德·汉普顿的内战记忆形成。特里·A.巴恩哈特指出，“失去的事业”的流行还与老兵布莱索创办的《南部评论》（Southern Review）有关。民权运动的兴起在客观上产生了解构罗伯特·李英雄记忆的可能。1967年，托马斯·L.康奈利在其专著中指出，正是李在历史记忆中的崇高形象遮蔽了西部战场的历史价值，而联邦军队的重大胜利大多在西部战场取得。而后，康奈利又在1977年的新书中论证了李作为政治家与父亲的失败，揭示李并非完美的化身。艾伦·诺兰指出，李的历史记忆不等于李的历史。米歇尔·科达的研究改变了李在战后积极与联邦政府合作的传统形象。唐纳德·柯林斯认为，如若不是牢狱之灾给南部总统戴维斯带来“受难者光环”与拒绝和解的公开姿态，其形象很可能在南部人的记忆中一落千丈。在“失去的事业”记忆中，“石墙杰克逊”的形象是邦联士兵美德的体现。2010年，美国学者着手对杰克逊记忆的研究。华莱士·海特尔探寻19世纪后期的传记作家、20世纪的专业历史学家与“失去的事业”的关系，指出石墙杰克逊记忆具有明显的建构性。“失去的事业”记忆虽在20世纪下半叶日渐式微，然而代表它的石墙杰克逊形象却不断获得美国人的青睐，在2003年上映的影片《神与将军》中，杰克逊被美化为一位充满仁爱的英雄人物。虽然，海特尔力图解构“石墙杰克逊”的记忆，但他最终发现在经历一百多年的叙事文本演化后，完全区分杰克逊的历史事实与大众记忆也不再可能。

有关普通老兵与“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在南部记忆初步形成后，南部军事院校成为一个文化中心，通过鼓励军校生积极参加纪念游行、军事演习等尚武活动，普通老兵们在公共空间感受到了“失去的事业”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史蒂芬·索德格伦指出，1893—1932年的《南部邦联老兵杂志》保证了南部邦联的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连续性。还有学者讨论了南部邦联记忆与“失去的事业”之间的冲突性。约翰·姆普瑞奇关注了皮洛堡屠杀记忆所引发的南北老兵之争，并认为南部老兵对皮洛堡记忆的消毒提高了大众对“失去的事业”的信任度。

有关女性与“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关系。德鲁·福斯特考察了内战中的南部女奴隶主阶层，指出南部妇女并非最坚定的南部事业支持者。米切尔·吉莱斯皮分析了南部妇女盖伊与“失去的事业”的微妙联系。卡罗琳·E.詹妮强调“女士纪念协会”在塑造南部战争记忆中的重要作用。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南部妇女组织在塑造内战集体记忆过程中的职责与作用不尽相同，从丧葬与纪念的角度来重新阐释19世纪的南部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影响成为一项新议题。21世纪初，美国学界掀起了和解记忆研究热。卡兰·L.考克斯表示，“南部邦联女儿联合会”推动了“失去的事业”记忆的流行与地区和解进程，它的建立与北方妇女组织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莎拉·加德纳考察了南部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正如吉尔拉·诺瓦里耶尔所言，记忆研究存在一个“传统”层次——“记忆之场”。研究国家军事公园的专家克里斯蒂安·施皮尔福格尔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解读革命”（Interpretive Revolution）后，“失去的事业”记忆在解读战场遗址历史价值中的话语权垄断局面才有所改观。莫雷讨论了“失去的事业”记忆是葛底斯堡国家军事公园抵制周边商业旅游开发与加强内战遗物保护的重要武器。关于纪念仪式与地区政治的关系研究，米切尔·A.罗丝在《悼念李将军仪式与新奥尔良重建受阻》中，论述了重建时期的州政府从禁止纪念到默许纪念的转变，意图说明纪念仪式在摧毁国会重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有关纪念仪式与“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关系。威廉·布莱尔运用社会学与仪式学理论，深入分析了内战纪念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政治意涵与文化暗示。他表示，“亡灵之城”（Cities of the Dead）在19世纪60年代末并非地区重聚的催化剂，而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舞台。约翰·科克斯研究了南部邦联旗帜在内战记忆中的作用。罗伯特·库克研究了“失去的事业”记忆与内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冲突。此次纪念活动没有达到团结美国民众对抗苏联的效果，反而加剧了黑白种族间的冲突，甚至还刺激了少数黑人走向极端暴力的反抗方式。

有关州或城市与“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关系。托马斯·布朗从文化仪式的角度来解释南卡地区在内战后转型艰难的原因。布莱恩·伯恩斯利用城市学理论与统计数据，证明“失去的事业”、“造碑运动”与保守思想严重阻碍了里士满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有学者关注“失去的事业”记忆在边界州地区的演变，安妮·E.马歇尔、汤姆·李和大卫·格雷厄姆分别研究了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马里兰州的情况。这些研究说明，那种以南北地域与政治忠诚划分内战记忆性质的做法存在缺陷，战时忠诚与战后记忆并非完全一致。琼斯·C.英斯科指出，南部邦联西部地区的内战记忆常与东部地区的“失去的事业”记忆相冲突，原因在于西部战区以扰袭战为主，东部战区则以正规军对决为主，后者的作战模式很容易产生浪漫情怀与无限遐想。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相关论著虽在文字表述上逐渐放弃对南部文化的无意识偏爱，但其论述核心仍无法摆脱“失去的事业”记忆的羁绊。诚然，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白人的种族观念，但要改变他们的内战历史记忆仍需时日。这也恰好说明，在美国学界研究内战记忆的过程中，“联邦事业”似乎是失去的，“失去的事业”才是永久的。

二、“联邦事业”记忆及其学术研究

“联邦事业”（Union Cause）是一段被美国大众长期遗忘的历史真相，它强调，维护联邦统一与解放黑人是相互依存的，南部士兵是战场上的敌人，绝非民族和解叙事中宣扬的高尚斗士，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对美国的反叛；联邦的胜利并非凭借人力资源优势，而是通过浴血奋战与事业的正义性所取得的。然而，北方民主党人与边界州人士主张把解放黑奴排除在“联邦事业”之外。战后初期，北方最大的老兵组织“大共和军”尤为强调“联邦事业”记忆，他们记录自己的战斗经历，并不断颂扬林肯、格兰特与谢尔曼等人的丰功伟绩。同时，黑人士兵与女性在塑造“联邦事业”记忆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因“联邦事业”不如体现创伤记忆的“失去的事业”那样排他和煽情，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联邦事业”仅是一种失去的记忆。

（一）找回的“联邦事业”记忆

美国内战结束后，北方人在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上态度矛盾，与其说希望宽恕南部，还不如说他们有意回避内战经历。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收到李将军的乞降信时，我欢欣鼓舞。现在，我却莫名忧伤。我觉得只要不让我为这位敌人的垮台而庆幸，做其他什么都行。这位敌人为了我认为是一个民族最糟糕、最缺乏借口的事业，长期英勇战斗，我不会怀疑他们的真诚与执著。”有人认为，这段话是格兰特接受“失去的事业”记忆的铁证。实际上，他仍强调内战是南部借用奴隶制问题挑起的一场叛乱。但因经历一场民族悲剧与经济危机后，他认为“联邦事业”还应加入“民族重聚”。面对汹涌的地区和解浪潮，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疾呼白人和平是将黑人内战记忆边缘化的开始。为保存这段宝贵的种族记忆，黑人老兵威廉姆斯选择参加倡导种族融合的“大共和军”分会，并撰写了《1861—1865年叛乱战争中黑人军队的历史》。此外，白人军官托马斯·希金森和路易斯·埃米利奥也都记述了各自的见闻。然而，随着南北老兵在19世纪末期所共同书写《叛乱战争的官方记录》的出版，黑人的内战记忆被暂时封存了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黑人恢复种族记忆提供了重要契机。黑人历史学家卡特·伍德森对非洲裔美国人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16年，他建立了第一个黑人史研究机构——黑人生活史研究会，创办期刊《黑人史通讯》，并在1926年将每年的2月第二周设为“黑人历史周”，借此强调“解放”在黑人历史上的重要性。受“黑人生活史研究会”的资助，杜波依斯提出了内战是美国黑人总罢工的论断。从道格拉斯到杜波依斯的黑人历史记忆的代际传承，正在创造一种黑人独有的集体记忆。尤其是在罗斯福执政时期，由杜波依斯协助创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保存黑人历史记忆与推动民权改革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共识学派”取代了凸显阶级冲突与地区矛盾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大卫·波特指出，种族观念相似的南北势力已无法通过政治方式处理土地纷争才是内战爆发的根本原因。达德利·科尼什是较早深入研究黑人内战士兵的白人历史学家，他讨论了黑人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与其在军队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为体现黑人对美国历史的深度参与，詹姆斯·麦克弗森出版了《美国黑人的内战史》一书。与此同时，美国青年人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传统价值观、倡导女权思想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这些事件加速了内战历史记忆的变化，美国史学界决意重新研究奴隶制问题。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批准的WPA项目收集了两千多个前奴隶口述故事，乔治·若维克将这些口述资料汇编成41卷，成为找回“联邦事业”记忆的重要资料库。1976年，美国联邦政府启动了“自由民与南部史项目”，编纂的五万余份原始档案对研究南部黑人内战史产生关键作用。作为一位经历民权运动的学者，尤金·杰洛塞维批判了“奴隶制有益论”，分析了奴隶主父权制与奴隶反抗的内在冲突，考察了过去不被关注的奴隶宗教形态。托马斯·贝利反思了奴隶制对当今美国的影响，把废奴主义者分为渐进派与激进派。上述历史学者的研究为找回“联邦事业”记忆迈出了第一步。

正是对美军在越战中糟糕表现的抨击，促使很多学者转而关注内战中的普通士兵，“联邦事业”记忆得以苏醒。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意识到研究士兵作战动机的重要性。杰拉尔德·林德曼指出，前线与后方的根本区别使士兵们放弃了战前的种种观念；不同于后方居民的体验，南北士兵均在战后放弃了战前的意识形态。对此，厄尔·赫斯反驳称，正是战场的残酷现实坚定了北方士兵在战前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詹姆斯·麦克弗森进一步深化了赫斯的观点。在对比南北士兵的参战动机后，他指出双方都在为战友与不同的事业而战。

从杰洛塞维、贝利、赫斯、林德曼与麦克弗森等人的学术观点看，他们均深受“共识学派”的影响，主要探讨的是内战对美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后果，即从道德层面反思奴隶制问题的余波，从底层人群、战场伤亡、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冲突的角度，论争内战影响的局限性，将“联邦事业”与以黑人士兵为主的底层群体勾连在一起。换言之，正是共识学派开启了研究“联邦事业”记忆的新天地。

（二）“联邦事业”记忆研究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初，大卫·布莱特在《弗里德雷克·道格拉斯的内战：保持对解放日的信念》中首次提出“解放记忆”，称在这位黑人领袖看来，绝不能以爱国主义的名义，忘却这场可怕斗争的功绩。约翰·内夫分析了“联邦事业”记忆发端于国家军事公墓。唐纳德·R.谢弗指出，黑人老兵的生活质量整体优于未参军者。他的观点证明了参军换取公民权并非一句空话。菲茨休·布伦戴奇的力作《南部过去：种族与记忆的冲突》论述了内战记忆、市政建设与种族隔离的内在联系。凯瑟琳·克拉克指出，南部黑人对纪念仪式与流程的争论，不仅反映出黑人定义自我的矛盾，也是对黑人历史的内容与意义的有益筛选，黑人的公民权概念正是在参加庆祝活动中慢慢形成的。范恩·策姆考察了在弗吉尼亚州参与纪念活动的黑人和白人女性，认为黑人妇女在庆祝解放日活动中更具话语权。乔恩·维纳通过分析马丁·路德·金的演说词，指出“民权法案”并未解决黑人的所有问题，这使得黑人必须在内战记忆战争中继续搏斗。

有关“联邦事业”记忆里的精神领袖。对林肯记忆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林·彼得森。他把林肯大众记忆的建构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林肯政治记忆的塑造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林肯民间记忆的形成期。施瓦兹对此反驳道，正是遇刺事件使林肯从一位备受争议的总统转变成一尊不容亵渎的圣像，提出内战一代不认可林肯伟岸的看法，强调对林肯的个人态度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与公开纪念文本。妮娜·西尔伯表示，对于参加二战的美国白人而言，林肯的形象不仅是地区和解的体现，还是对依赖联邦政府权力来反击独裁国家的诠释。值得注意的是，对林肯记忆的研究是美国学者试图突破法国集体记忆理论框架的有益尝试。这套理论重视“记忆之场”对社会群体的重要作用，但忽视了个人观念与群体记忆的互动性。事实上，个人信念可以对基于文本与象征的集体记忆结构进行补充，能够解释集体记忆的持久性与多变性。因此，个人信念既是林肯形象的产物，也是其来源，个人信念的聚合也在改变着形成信念的社会环境。如果说对李将军记忆的研究正在经历去神话的过程，那对格兰特评价的转变则是一种还原本真的尝试，代表人物是琼·沃夫。正是污名化致使格兰特的个人神话与李将军差之甚远。因执行“向海洋进军战略”，谢尔曼常被世人描述成毁灭者与屠夫。事实上，谢尔曼从未在亚特兰大有过任何屠杀行径，仅在强行驱赶当地居民后，才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卡罗尔·里尔登、爱德华·考迪尔分别考察了佐治亚人和一战期间的谢尔曼记忆；安妮·莎拉·鲁宾利用现代战争视角，重新审视与评价谢尔曼的遗产。由此可见，随着时局的变换，关于谢尔曼的历史记忆并不总是阴暗恐惧的。

有关普通老兵与“联邦事业”记忆的关系。哈里斯在讨论《民族和解时期的纪念自由》中认为，内战期间多数北方自愿兵拒绝接触黑人，反对将解放黑人作为战争目的，但随着政党政治对内战记忆的干扰，北方社会不得不将“联邦事业”视为内战记忆的核心。布莱恩·乔丹认为，不同于满目疮痍的南部，为巩固“联邦事业”记忆，北方只能利用残疾老兵的形象，来防止那些用鲜血圣化美国土地的士兵及其所奋斗的事业被遗忘。芭芭拉·加鲁恩深入探究捍卫联邦记忆的“大共和军”组织，指出主张种族融合是该老兵组织的重要理念。弗兰西斯·克拉克分析了北方女性与“联邦事业”记忆的关系，指出她们秉持的人道主义思想加快了对“联邦事业”记忆遗忘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事业”记忆还存在多种面相。斯科特·普尔在研究废奴主义者的内战记忆时指出，在一次纪念日演说中，曾支持布朗起义的希金森放弃了内战因奴隶制而起的立场，转而宣称内战是一场国家主义与州权主义的争战。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思想转变，是因为他意识到国家主义已无法促进种族平等，褪去了国家主义曾具有的道德光环，将其与州权主义归为一类。斯托弗探讨了废奴记忆的种族色彩。克里斯蒂安·凯勒研究了德意志族裔的“联邦事业”记忆，指出北方人长期对德意志移民与士兵具有恐惧心理，并对他们进行污蔑。对此，后者转而强调美国内战与德国统一战争的连续性，以便淡化这场内战的美利坚性。如果说南部宗教推动了“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发展，那北方教会则是对“联邦事业”记忆的撕裂。爱德华·布卢姆发现，北方新教在重构基于“白人至上”的国家认同时发挥了关键作用。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在布道中有意抹去关于奴隶制及其种族问题的记忆，并用南北老兵类似的战斗体检来模糊对抗性的政治理念。拉里·加拉指出，19世纪晚期，在多数北方人的集体记忆中，营救奴隶的叙事仅是一种反抗常规、繁复礼仪与传统秩序的托辞，而非争取种族进步的理由。此时，奴隶制毁灭的叙事已沦为一首白人赞美自我的史诗，丧失了固有的道德与政治意义。此外，白人解放记忆还具有某种蜕变性。纳塔利·林指出，白人的解放记忆最终赋予了美国殖民古巴与菲律宾的道德合法性。

“联邦事业”既被部分主张国家统一的南部人所接受，又能得到反对解放奴隶的联邦边界州人士的认可，因此，不应将黑人的内战记忆与“联邦事业”混为一谈。在加鲁恩看来，强调“联邦事业”仅是黑人族群努力保存内战记忆的一种方式，无法涵盖所有黑人的集体或历史记忆。实际上，根据相关研究所获得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几股黑人内战记忆的张力显现在族裔文化中。记忆张力代表一个种族或民族对过去的不同看法与理解。一方面，白人通过老兵团聚文化、“失去的事业”记忆的形成与跨越代际的内战文学繁荣，使南北白人之间的记忆张力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美国黑人在理解内战记忆的问题上出现了分裂，产生出了七股不同力量与性质的张力。它们分别是，其一，牢记奴隶制的过去是一个黑暗的空白期，代表人物为道格拉斯。其二，适度记忆奴隶制论，因奴隶制的经历是一种耻辱，黑人选择记忆黑人士兵、水兵以及为内战胜利做出贡献的黑人民众，代表人物为亚历山大·克拉梅尔。其三，迁就思想，认为被奴役的经历是一种有价值的种族历练，是实现种族提升的必经之路，代表人物为布克·华盛顿。其四，以泛非主义、千禧年与埃塞俄比亚论为核心的天赋使命论，代表人物是第一位黑人随军牧师亨利·麦克尼尔·特纳。其五，非洲裔美国人的爱国论，主要以北方黑人为代表。其六，认为奴隶制与战争是神的有意安排，代表人物是美国圣公会主教詹姆斯·霍利。其七，部分自由民对奴隶制的怀旧。这七种群体记忆没有明确界线，相互重叠与冲突，严重削弱黑人记忆的整体性与“联邦事业”记忆的吸引力。

三、内战记忆研究的转型：走向多元社会化

20世纪末，美国人普遍意识到“失去的事业”只是一种扭曲的内战记忆，而非客观的史实，但只一味强调“联邦事业”记忆似乎又有些“政治正确”的味道。进入21世纪，内战记忆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开始将集体死亡、战俘群体、老兵生活状况等问题纳入其中。

在推动记忆史研究转型方面，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德鲁·福斯特的《受难之邦：死亡与美国内战》。该书从内战民众对死亡理解的演变入手，分析士兵死亡与内战的关系，突出“死亡之业”对美国战后社会的深远影响，提出南北类似的死亡文化为地区和解的实现奠定了情感基础。这是对大卫·布莱特的“商业和解说”与妮娜·西尔伯的“文学和解说”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内夫提出的纪念仪式阻碍地区和解的修正。

同时，反恐战争也引发了美国社会对敌方非战斗人员交战身份及其处置办法的争论，这使沉寂多年的内战战俘经历及其记忆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基于查尔斯·桑德斯对内战战俘政策的研究成果，本杰明·G.克洛伊德于2010年出版了《抹不去的暴力：美国人记忆中的内战战俘营》。这是一部研究战俘记忆破坏国家认同的力作，认为黑白记忆的冲突之源在于战俘问题的政治化，而一旦迈出地区和解的步伐，黑人的战俘记忆就很容易被遗忘。作者还主张，战俘记忆是独立于“和解记忆”、“失去的事业”记忆与“解放记忆”的第四种记忆。更有价值的是，克洛伊德指出内战战俘历史记忆的变化还与社会环境有关。从20世纪30年代，情感记忆转向了建构民族身份的细节记忆阶段，威廉·赫斯廷斯（William Hesseltine）在1930年以客观、超然的视角，撰写了《内战战俘营》，分门别类地分析战俘交换、战俘心态与战俘营状况，但囿于主流的社会思潮，他竭力避开加速战俘交换问题恶化的种族因素。20世纪50年代，细节记忆转向了客观记忆阶段。坎托尔（Mackinlay Kantor）出版了历史虚构小说《安德森维尔》，通过对比纳粹集中营与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情况，证明美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纳粹大屠杀的境况。

参加伊拉克战争的美国老兵难再融入社会与家庭的状况，也使重新审视内战老兵的战争记忆与战后经历成为必然。詹姆斯·马丁颠覆了大卫·布莱特所描述的温情军民关系。在他看来，社会大众对士兵英勇的高歌颂扬与反对联邦政府向战后老兵提供充足养老金的矛盾是导致“联邦事业”记忆被遗忘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战场上的一幕幕惨象无法从老兵记忆中抹去，在战地医院养成的吸食鸦片的习惯使伤残老兵无法正常生活，战斗经历所引发的各种心理创伤也无法获得社会民众与政府的理解，少数绝望的老兵甚至为此自杀。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卡洛琳·詹妮在《记忆内战：重聚与和解的局限》中对“地区和解”与“国家重聚”做出了重要区分。她指出，“国家重聚”的进程在内战结束后开始启动，重聚既是联邦忠诚者参战的合法性来源，也是战后重建的首要任务，南部人则不情愿地接受了政治重聚，再次成为美利坚公民。“地区和解”却难以明确定义，推动和解的主要动力并非理性，而源于情感冲动。对于一些人而言，和解意味着对敌人错误行为的谅解，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和解是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有意沉默，最终经过部分南北老兵、精明的政治家与商业主义者的努力，“地区和解”在19世纪末才成为一种内战记忆，但并不能被经历内战的一代人广泛接受。在继承布莱特的解放记忆论的基础上，詹妮进一步指出，随着内战的远去，联邦老兵不仅拒绝忘记奴隶主是引发这场战争的元凶，而且不断强调自己在解放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联邦军队拯救了联邦，摧毁了奴隶制，星条旗再次飘扬在全美大地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詹妮认为，尽管白人联邦主义者通过先后设立波斯顿肖纪念碑与印地安那波利斯大纪念碑，承认了黑人与奴隶制是内战的组成部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真心支持自由民与黑人妇女取得公民权。事实上，在白人联邦老兵的心中，应将奴隶制与种族问题区别看待。最后，詹妮还对布莱特提出的美西战争完成“地区和解”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她指出与内战老兵不同，南北妇女缺乏像战场遗址那样展示双方英勇奉献的平台。北方妇女在稳定的后方照顾伤员，很少受到战火、逃亡、饥饿与死亡的威胁。而南部妇女在这场内战与其重建中，所经历的苦难与承受的情感负担并不亚于南部老兵。正是南北妇女对内战感受的根本差异，才使女性之间和解直到一战后才完成。此外，游击战场的妓女、逃兵、军事审判、被联邦军队赶出难民营的自由民等也成为内战史学家关注的新问题。

在环境史与医疗社会史等学科的影响下，内战记忆研究还出现了跨学科和社会化的转向，如讨论残疾南部老兵记忆、少数移民的内战记忆、“保姆神话”的解构、军事环境与老兵记忆等问题。汉弗莱斯在2013年出版的《彻底的悲剧：美国内战中的健康危机》中指出，内战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健康灾难。吉姆·唐斯使用了大量的自由人局档案与私人日记，论述了种族歧视对黑人疾病与死亡的影响。比兰·克雷格·米勒考察了南部人在内战中的截肢问题，指出在重建结束后，资助这些被誉为“活纪念碑”的伤残老兵成为“失去的事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少数族裔老兵时，大卫·T.格利森研究了南部邦联的爱尔兰移民对内战爆发的态度，认为他们推动了南部重葬运动，并为“失去的事业” 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卡尼松·黄阿莱探索了新英格兰绅士群体的内战经历和记忆。他指出，内战前新英格兰地区的“婆罗门”是一个拥有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势的阶层，他们信奉由工业发展、自由劳动力与社会责任构成的价值观。但当“婆罗门”年轻大学生军官进入南部地区后，他们强烈感到文化教育才是黑人获得真正解放的基础，并逐渐认同南部白人是为责任与荣誉而战的观点。内战结束后，基于在南部的亲身经历，这些参战的年轻精英们放弃了激进的废奴思想，转而提出南北知识阶层的重聚才能恢复和平与繁荣的主张。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对地区和解研究的再次深化。凯萨琳·克林顿对南部黑奴妇女忠诚奴隶主的“保姆神话”进行解构。她指出，内战期间一些南部黑人妇女不仅以特有的方式反对奴隶制，还积极参加救援逃亡奴隶的行动，并主动加入联邦军的战场救护队。埃里克·马西森以西弗吉尼亚、密西西比地区与马里兰州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忠行为及其记忆对重塑美利坚认同的影响。关于游击战性质的讨论也引起了内战学家的兴趣。在对游击战概况进行梳理后，丹尼尔·萨瑟兰明确指出，内战中的游击战绝非一个小插曲，这种战争模式改变了联邦政府的军事政策。受内战游击战研究的启发，马修·希尔伯特在博士论文中考察了作为边界州的密苏里地区的内战记忆演变。他在布莱特的记忆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游击记忆”（Guerrilla Memory）。他指出，这种记忆不仅与家庭或社区有关，还带有某种西部荒野性，以突出密苏里游击战在内战叙事中的独特地位。另外，建构“游击记忆”的联邦主义者与南部邦联支持者都对东部的地区和解叙事抱有较大的抵触情绪。在研究内战战场记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有学者以亚特兰大为例，指出内战造成的环境破坏建立了新的人地关系，自然环境保护与内战遗址维护相结合的理念成为战后美国人发展各类国家公园的重要思想来源。

此外，近年来全球史视野对内战史书写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一些学者分析了英国态度在美国内战中的重要性，或把同期发生的墨西哥内战与美国内战进行对比。也有学者把美国内战放在19世纪民族国家形成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这种内战史的全球视野转向又推动着内战记忆研究视角的再度调整。在论文集《总体战之路：美国内战与德国统一战争》中，有学者论述了内战纪念仪式与普法战争纪念仪式的继承性问题。在论文集《不同的复辟：美国重建与德国重建之比较》中，多位作者分别从对比可行性、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国家认同等方面，论析两种重建的异同性。其中一篇论文指出，美国南部先进行了宽松的约翰逊重建，再经历了严酷的国会重建。相反，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德国西部重建的态度冷峻。但因冷战态势的出现，为重新武装西德，重建政策遂变得温和。在对比两种战败集体记忆形成时，有学者指出，美国联邦政府无法在战后重建与不同群体的内战记忆之间寻找平衡点是重建失败的关键。但对西德而言，第三帝国的彻底覆灭使经历战火一代放弃了对二战记忆的粉饰，进而难以对战后一代的二战记忆产生负面影响。当战后一代日渐成熟，他们则以批判父辈经历的方式开启了西德社会对二战的反思。总之，不同于美国南部重建的先宽后严的模式，美国占领当局采取了先严后宽的政策，充分了解战败国民众的微妙心态，成功完成了对战败德国的民主化改造。

还有学者深入研究了南部重建的记忆对南非民主化进程的影响。托马斯·博斯托尔曼指出，因无法走出重建失败的记忆，美国政府担心南非黑人官员存在滥用权力与压制白人的问题，因而长期反对南非在去种族隔离中的诸多过激政策。布列塔尼·鲍威尔·肯尼迪对比了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与民权运动前的美国南部。她指出，如果说美西战争的战败记忆是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弗朗哥对国民联合政府的摧毁则是对西班牙传统的救赎，如同激进重建在美国南部的终结。战败的集体记忆对西班牙与美国南部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罗宾·奥特里在比较南非与美国南部反映种族隔离史的博物馆后，指出不应夸大展览馆在建构身份认同中的作用，两种去种族化的公共记忆时常遭遇“反公共记忆”（Counter Public Memory）的挑战。遗憾的是，美国学界对纪念内战150周年的问题研究尚浅。笔者研究发现，为吸取100周年纪念活动的惨痛教训，联邦政府将纪念仪式的举办权交给了各州政府与民间团体。换言之，21世纪的美国人在纪念这场维护联邦统一的内战时，以州或战场遗址所在的县为单位来组织，这一趋势似乎有违北方当年发动内战的初衷。

结语

美国史学界在研究内战记忆中，先后形成“失去的事业”与“联邦事业”这两种叙事路径，前者是战败南部为维护尊严与守卫地方自治而构建的，后者则是联邦主义者为捍卫国家统一与淡化奴隶制问题而创立的。当美国在19世纪末出现专业化的历史书写时，深受种族思想影响的内战记忆研究才真正形成。随着民权运动的展开，遭受越战创伤的美国学界开始认识到共识学派关注包括黑人在内的底层群体的重要性，但在相关的记忆研究中仍存在各种政治偏见。直到20世纪末，受全球化思想、女权主义、环境史学、医疗社会史、情感社会学、历史心理学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冲击，内战记忆研究才呈现出去政治化的趋势。概言之，内战记忆研究的演变正是历史书写服务于时代发展的生动体现。从本文对美国内战记忆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记忆神话”是那些感情色彩浓厚，基于部分历史细节但偏离事实主体的叙事。尽管在历史事件当事人及直接传承者逝去后，记忆研究成为舆论界关注的重心，但“记忆神话”的影响依然存在。正是“记忆神话”的这一特殊性质，即使那些善于运用跨学科研究的专业史学家们所探寻的历史真相仍是一种客观打造的“科学”性神话，毕竟历史研究本身就离不开真理的相对性问题。但不论内战记忆研究方向如何调整，学者们关注的事实主体仍应是“奴隶制问题”。

内战结束后的一百五十多年内，除左右内战史书写外，各种内战记忆之间的博弈对美国的政党政治、政府政策、公民地位、性别与种族观念及其国家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内战记忆研究也对美国社会构成了多种影响。一方面，记忆研究强化其民族认同，使美国人找到历史归属感，以抵御多元文化对美国社会所构成的冲击。对内战记忆场的研究则有助于军事国家公园等内战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巩固了美国长期宣扬的尚武精神。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军常服在近期有回归内战时期传统风格的趋势。另一方面，那些带个人情感与主观价值判断的记忆研究必将导致美国社会认同的进一步撕裂。学界对“失去的事业”的迷恋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白人主义与新纳粹思想的温床，尽管这些右翼组织公开表示南部邦联旗帜的展示与种族歧视无关。此外，美国政客们也不断调用林肯记忆研究的成果，为其干涉他国内政提供历史合法性。随着“联邦事业记忆”研究的深入，在近年来掀起的捣毁铜像运动中，黑人族群及其白人支持者通过推倒李将军与石墙杰克逊等塑像，表示出对南部白人建构的历史叙事的否定，以期重建非裔美国人在内战与重建记忆中的主体地位。遗憾的是，因利益诉求不同，长期存在的记忆摩擦最终酿成2015年的查尔斯顿教堂枪击案与2017年的夏洛特维尔暴力冲突。此外，美国政客们也不断调用林肯记忆的研究成果，为其干涉他国内政提供历史合法性。因此，为避免现实政治干扰学术研究，学者在研究内战记忆时，应以奴隶制问题为主线，不能以煽情方式、先入为主地划分内战记忆的类型。正如学者塞缪尔·格雷伯（Samuel Grabber）所言，如果说独立战争仅使美利坚人摆脱了英国的政治统治，那这场内战则是美国人从文化精神层面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的开始。只有在跨国史视野下，学者们立足于对新材料的挖掘，从民族国家层面整合不同的群体记忆，才能提炼出记忆之间的共性，又能突出某类记忆的特性，以此深入剖析内战记忆的本质与演变，从而减少公众在记忆历史事件中产生种种分歧的可能。

本文作者罗超，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站博士后；高春常，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美国史学界关于内战记忆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