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初的20年间，在教皇所在地的罗马，由于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艺术活动，使这里成为当时意大利美术的一大中心。一批倾慕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典雅风格而又务求新奇的艺术家，以追求风格自居，遂被后人视为样式主义流派。样式主义的特点是它既有违于盛期文艺复兴美术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与日后的巴洛克美术有所不同。

它虽仿效米开朗基罗等大师，却只得其形式而失其精神，一般而言，样式主义的作品都注重人体描绘，尤以裸体为多，但姿态怪异，肌肉表现夸张近于畸形；画题多隐晦不明，或别出心裁令人难以理解；布局多呈幻想结构，任意发挥透视技巧，构图之奇违乎常理；用色也光怪陆离，不循自然。但这些特点又是在袭用文艺复兴成果的基本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因此总体仍不失新美术的风貌，只有详加考察才能辨其究竟。

《神圣的对话》

在罗马除这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两位巨匠之外，罗马画坛还活跃着一群画家，其中代表画家应首推皮翁博。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1485-1547年）出生在威尼斯，最初跟随威尼斯的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学画，后又为同门前辈乔尔乔内的画风所影响。1508年，他23岁时为威尼斯尼亚尔多教堂作装饰画《圣人们》等，明显地表现出对上述两位大师的师承。

《酒神与阿里阿德涅》

1511年，26岁的皮翁博应罗马大银行家依奇的邀请，前往从事依奇别墅壁画装饰工作，他那威尼斯画派特有的色彩效果立即引起了同在这别墅工作的拉斐尔的注意。同时，皮翁博也在这里受到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思想和雄健的造型方法的影响。就在这里又受到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思想和雄健的造型方法启迪，他的作品得到米开朗基罗的称赞，并在以后的年代里得到大师的不断关怀提携，作品中显示出米开朗基罗式的雄劲造型，但在整个作品的色彩处理上仍保持自身的特点。

《美少年阿多尼斯之死》

《美少年阿多尼斯之死》画面人物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对角线形，仰面躺着的阿多尼斯和战神玛尔斯分列两端，维纳斯和丘比特居中，情态悲伤，后面的女神责问玛尔斯：是你干的吗? 另一个弯下身前倾的女神，一手指向玛尔斯告诉维纳斯：这是他干的。而战神理屈词穷，低头沉默不语。我们从人物的动态、表情可以理解故事情节。无声的画面，由于人物的动作神情而变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由静态而转化为动态。画中人物被置于河堤的树林中，对岸林立的古典建筑，使这一神话情节具有世俗化和现实感，即使是悲剧也还表现出人性、人体和自然美的高度融合。

《圣母访问》布面油画 1521年 168x132cm 巴黎卢浮宫藏

皮翁博在罗马时，受到样式主义艺术家拉斐尔的学生罗马诺影响较大，这幅《圣母访问》比较典型的反映出他的画风转变。画中人物以半身群像塞满画面前景，圣母的形体开始被拉长，使用大块的黄、白、蓝、绿色块产生耀眼的刺激性，通过色彩来传达自己主观情感，而不是更深入地刻画自然对象外貌特征和质感。

1515年，皮翁博在梵蒂冈制作的《怜悯》中所显示出的雄劲风格显然是在米开朗基罗的指导下完成的。1517年，皮翁博绘制的《拉撒路的复活》和同期拉斐尔绘制的《基督变容图》几乎是一场未经公开的竞赛，众多复杂的人物在皮翁博的画幅上被安排得明晰不紊，宗教题材被成功地做了戏剧性的处理。拉斐尔早逝后，皮翁博几乎是作为罗马的一流画家而被教皇所重用。他把罗马的气势磅礴的造型方法和威尼斯的华美艳丽的色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罗马画坛上放射出奇异光彩。

《红衣主教安东尼奥·帕拉维西尼的画像》

皮翁博1531年时被选为教皇印章保管人（pimbatore），这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对其多年忠心的嘉奖。正是这一角色让他获得了“皮翁博”的封号，而他原来的姓氏是卢奇亚尼。但文艺复兴艺术理论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著述《艺苑名人传》中提到，正是这一封号将皮翁博伟大的艺术生涯画上了句号。“塞巴斯蒂亚诺之死对艺术界来说算不上什么巨大损失，”他写道，“毕竟当他习惯了自己的男修士身份后，便开始对艺术漠不关心了。”

米开朗基罗曾为塞巴斯蒂亚诺的画作《拉撒路的复活》提供底稿大英博物馆

他按人物尺寸绘制的画像，其清晰性和坚实性，特别透露出受到米开朗基罗的重要影响。到达罗马后，他受到了米开朗基罗热情的对待。据说，米开朗基罗欣赏的画家非常少，皮翁博算是其中的一个。皮翁博在罗马停留到1527年。在罗马期间，他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这是意大利最早的群体肖像画之一。描述的是红衣主教班迪内洛•绍利与三位同伴坐在桌子的四周。桌子上用土耳其毛毯来覆盖。狭小的空间紧靠在绿色背景的墙。四个人似乎是在讨论桌子上的地理手稿。

《红衣主教与地理学家》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班迪内洛•绍利于1511年被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提升为红衣主教。1516年绘画作品完成时，绍利在罗马的影响力和受人尊敬的程度都处于巅峰状态。但他的好运很快就发生了彻底的逆转，1517年，他被教皇囚禁，原因是涉嫌发动叛乱，推翻教皇的统治。宗教高级神职人员与地理学家坐在了一起，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和冲突。在当时的意大利，富裕起来的商人家族追求政治权力，而罗马教皇追求财富。两者最终相互利用并相互融合。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出了两名罗马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1475-1521）和克莱蒙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1478-1534）。当选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贿选。这就是所谓的宗教异化。商人领袖成为了罗马教皇或红衣主教，但是他们对科学大多持有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商人领袖根据自己的从商经验，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意识到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并创造财富。至于宗教在他们的眼中只是统治的工具而已。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作品的出现并不奇怪。欧洲文艺复兴是破除宗教迷信的开端。

塞巴斯蒂亚诺在罗马写给米开朗基罗的信，1520年7月3日

塞巴斯蒂亚诺说：“如今的世界是个天才的世界，从前我花两年能做成的事，他们两个月就做到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很久——但也不要太久——我应该会发现所有能画的都被画过了。既然有这么些执着的能人，那总得有些人应该什么都不做，这样能人们才有更多的事情可做。”

可能是塞巴斯蒂亚诺创作的米开朗基罗肖像，约1518－1520年

威尼斯画派的杰出人物皮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