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达伽马首次绕过好望角，麦哲伦首次实现环球航行，这些历史知识几乎被每个人所熟知。然而，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却认为，完成这些地理发现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明朝的郑和舰队。

虽然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但由于记录郑和航海的官方资料已经完全湮没，所以无法考证他们当年到底到达了哪些地区。就连这些资料消失的原因都已无法考证，所以这些资料是否存在过也受到了质疑，这也导致了郑和航海事件本身的真实性尚未得到充分尊重，更遑论以郑和航海事件去撼动西方人在航海史上的地位了。

然而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加文•孟席斯是一名退役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他曾经率领舰队环球航行，拥有丰富的航海经验，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知识。他根据自己的航海经历，通过对沿途各地风土人情的观察和思考，认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一些历史定论并不可靠。他因此进行了14年潜心研究，做了大量调查，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和博物馆，足迹遍布120多个国家；他还追踪了他所认定的郑和舰队航线，走访了郑和舰队达到过的主要港口，终于在2002推出了他的研究成果--《1421：中国发现世界》。

一个英国舰长认为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完成了地理大发现

这一成果的提出，犹如石破天惊，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史学界为之哗然，一时间赞同声、反对声并起，尤其在西方评论界引发了世界历史是否需要改写的大讨论。

虽然孟席斯的观点还没有被普遍接受，但一个西方人提出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发现世界这一事件本身，已足以在地理大发现研究领域产生重大而深刻地影响。

孟席斯的研究是从一幅地图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孟席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幅制作于1424年的地图，这副地图是由威尼斯制图家匹兹加诺制作的。让他感到惊奇的是，这幅地图除了画出欧洲大陆的海岸线外，还画出了西大西洋深处的四个岛屿，这四个岛屿的名字都是用葡萄牙语标注的，其中两个就是现在的波多黎各和瓜德鲁普。然而这两个岛屿位于美洲加勒比海，而1424年时，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有68年，那么是谁发现了它们呢？孟席斯就此展开了长达14年的研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哥伦布不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人，麦哲伦也不是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首先完成这些壮举的，是中国明朝官员郑和率领的远航舰队。在这支舰队第六次下西洋时，由副使洪保率领的一支分舰队于1421至1423两年间，完成了环球航行并发现了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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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加诺海图

孟席斯在威尼斯调查期间，还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1428年时，出现了一幅世界地图，图中，麦哲伦海峡被标注为“龙尾巴”，好望角被称为“非洲最前端”。而这时离麦哲伦发现这个海峡还差了将近一个世纪，达伽马也还没有绕过好望角。后来这张图虽然佚失了，但某些部分仍得到了保留。1501年土耳其海军俘虏了一名随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海员，从他身上发现了那张图的一部分，奥斯曼海军上将皮瑞•雷斯如获至宝，将其整合进了著名的皮瑞•雷斯地图中。这足以证明哥伦布远航时拥有海图指引，所以他不是发现美洲的第一人。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孟席斯提出了许多佐证。他说，在南美有一种乌鸡，这种鸡与西方人熟知的欧洲鸡不同，皮肤和骨头都呈黑色，是一种亚洲才有的鸡。但在欧洲人到来前，这种鸡已经生活在南美了，据麦哲伦记述，他曾用一把小刀和几只鱼钩，向当地土著换了六只这样的鸡，这足以证明，在麦哲伦到达美洲前，这种鸡已经被人从亚洲带到了美洲。孟席斯认为，当时有能力越过大洋，把亚洲鸡带到美洲的只能是中国人。

孟席斯还发现，在巴塔哥尼亚曾经生活过一种南美独有的动物--大树懒，这种动物大约在三百年前灭绝了。在皮瑞•雷斯图中，画有这种动物的形象，它看上去像一个长着狗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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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懒

孟席斯后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本出版于明宣德五年，即1430年的中国古籍《异域图志》，书中记载，一支中国船队在向西航行两年后，在一座岛上看到了一种人身狗头的动物。《异域图志》记载的这种动物形象与皮瑞•雷斯图中所画的大树懒形象十分相似，由于这种动物为南美独有，因此根据《异域图志》的记载来看，中国船队到达的地方应该就是南美洲。而《异域图志》成书的1430年，正好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结束不久，所以那支中国船队很可能就是郑和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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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图志

孟席斯还在其他中国古代典籍中寻找到证据，证明中国人甚至在郑和以前就可能到达了美洲。

他在《梁书》卷五十四《东夷列传》中发现这样一段重要记载：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面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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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南齐的齐永元元年，即499年，一个叫慧深的和尚从距离中国两万里外(约8000海里)的扶桑国回来。他说那里的人用扶桑树叶做衣服，也用来做纸张；他们食用扶桑树的新芽，扶桑树的果子呈红色，像梨，也可以吃；那里有角长得很长的牛；那里有铜，金银因为很多所以不贵重，但那里却没有铁。

按慧深的描述，《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与古代的中美洲很相似。所谓扶桑木，就是龙舌兰，因为龙舌兰的果子也是红色像梨，而树叶的作用也与慧深的描述相似。龙舌兰在墨西哥一带到处生长，可长到高达三十六尺。当地印第安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大多取自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生活着角很长的野牛，这也与《梁书》的记载吻合。慧深还提到那里没有铁，但有铜和金银。在那个年代，世界主要各文明都已进入铁器时代，只有中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等地还处在青铜时代，所以他们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不会炼铁。而且那里也的确盛产金银，后来西方殖民者在里后掠夺了大量金银，所以慧深的描述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梁书》还有这样的记载：“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

据后来的西方学者考证，墨西哥古代确曾有两种监狱，一种关押轻罪者，一种关押重罪者及死刑犯。早期到达那里的西班牙人也记载，印第安人男孩8岁，女孩9岁时就能充当奴隶。《梁书》的记载也与后来西方的考证相符。

《梁书》上还说，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个大汉国并不是中国，而是在日本的东北方向，所以，扶桑国应该位于西半球的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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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国的位置

孟席斯根据《梁书》中的这些记载，得出了中国人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发现了美洲这一惊人的论断!

孟席斯之所以坚定地认为是中国人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人完成了地理大发现，除了他列举的那些证据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在1421年甚至更早的年代，只有中国才具有相应的科技水平和物质条件去完成那样的壮举。

要实施远航，就必须建造大型海船，只有坚固可靠、体积庞大的远洋海船，才能经受大洋上狂风恶浪的考验，才能搭乘足够多的人员和装载充足的所需物资。

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一直很先进，世界上最早使用水密隔舱技术的就是中国，而且中国船的体积很大。据北宋《太平御览》记载“……长二十丈，高去水三二丈，载六七百人，物储万斛。”就是说船有20丈长，船舷离开水面有2到3丈高，可以装载6百到7百人，物资万斛。当时的斛换算成现在的重量是110斤，万斛的载重量在500吨以上。在南海打捞出来的宋代沉船南海1号长30.4米，宽9.8米，载重量在800吨以上，完全印证了《太平御览》的记载。

到了明代，中国造船技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可以建造更大的海船了。

马欢是郑和舰队的翻译，曾随同郑和三次下西洋，他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瀛涯胜览》，将他随郑和下西洋时亲身经历的二十国航路、海潮、地理、国王、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状况纪录下来，是研究郑和的最重要原始文献之一。

《瀛涯胜览》对郑和宝船有这样的记载：“宝船六十三只：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明代一尺合现在的0.238米，按此计算最大的宝船长126米，宽51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由于宝船如此巨大的体量出现在十五世纪，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因此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以木材为造船原料的年代，不可能造出这么大的船，因为木材的强度无法支撑巨大的船体，而且船的长宽比例也不科学。他们指出，如今舰船的长宽比一般在7到8之间。以美国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为例，长156.5米，宽20.4米，长宽比为7.7，而郑和宝船的长宽比为2.5，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比例，这样的船就像一个火柴盒，能在大洋上航行吗？

其实，对于这些质疑，完全可以用历史和科学的依据予以解释。

马可波罗曾在中国18年，亲眼见过中国的大船，他说，中国船可以有12面风帆，而中国古代造船业本来就有9桅12帆的说法。

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威尼斯人达•康提1420年来到印度，当郑和舰队到达印度古里时，他曾登上了一艘宝船，他后来对朋友说：“中国船像一个大屋子……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了，其他部位仍能保持完整……”这也印证了那时中国船拥有12张帆和设有水密隔舱的事实。

据《天工开物》记载，拥有2根桅杆的船长度是10丈，以此推算，9桅船的长度将达40丈，超过100米，已经接近郑和宝船的长度了。这说明，在元代，中国已经能制造长达100米的大船了。

2010年发现了洪保墓，墓中出土的寿藏铭写道：“永乐纪元……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赉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

由于1936年发现的静海寺碑记载郑和宝船是两千料，而这次发现的寿藏铭明确记载最大的宝船是五千料，而且指出船名叫“大福”号。

洪保是郑和的副使，随同郑和七次下西洋，还率领分舰队单独行动，因此寿藏铭上的信息是确凿无疑的，由此结束了对宝船体量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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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保寿藏铭

“料”是中国古代衡量船只大小的基本单位，相当于如今衡量舰船排水量的“吨”。但“料”到底指重量还是体积，目前并不清楚。然而明代造船专著《龙江船厂记》的资料中，对那里建造的船只尺寸有明确记载。比如记载了一艘400料的船，长为6丈，宽为1丈6尺，照此推算，5000料的大福号一定是体量非常庞大的巨舶。有船舶专家估算其排水量应该在5000吨到10000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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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宝船

也有人推算出400料船只的排水量在 120~150 吨左右。如果船型相同或近似，船料之比就近似为体积之比，也就近似为排水量之比。据此估算，五千料巨舶应当在 2500 吨左右。按这种推算，尽管比万吨级要小很多，但即使这样，在十五世纪初的世界上，2500吨宝船的体量已经相当惊人了，毕竟68以后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只有130吨，与郑和宝船相比，体量相差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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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宝船与圣•玛利亚号

中国古人深知木材的强度远不如钢铁，因此他们尽量在船体的结构设计上设法补偿这种不足，缩小船体的长宽比就是一项加强船体强度的重要措施。古人明白，如果把船的长宽比放得很大，像如今的船那样呈细长型，那么航速可以提高，但由于木材强度不够，所以遇到风浪船会折断，因此他们把船做成一个粗短的火柴盒子状，以此增强船体结构强度。1974年福建沿海出土了一艘宋代海船，它的长宽比正好是2.5，与郑和宝船的长宽比完全一样，说明《瀛涯胜览》对宝船尺寸的记载是真实的，这个比例也科学地反应了当时的船舶建造规律。

在茫茫大洋上航行，导航极其重要，而中国拥有那个年代最先进的导航技术。郑和舰队采用了天文导航和地文导航结合的导航技术。

所谓地文导航就是依靠罗盘来指引方位，罗盘上刻有天干地支组成的方位刻度。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指向性和磁偏角的国家，也是中国首先采用罗盘进行海上导航，然后这项技术经阿拉伯传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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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盘

在罗盘发明以前，中国古人在海上航行时，就发明了天文导航技术，古人称之为“过洋牵星术”。就是利用天上有些星宿恒定的位置及其与海平面的高度来确定航海中船舶所在位置及航行方向的方法。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古时大多航海活动也在北半球，所以用来导航的星宿主要是北极星或北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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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星术

牵星术的原理是通过测量人眼与天际线之间的连线和星宿之间的夹角来确定所在纬度，这种测量方式与现在六分仪相似。使用牵星术时的测量工具叫牵星板, 用优质的乌木制成。一共12块正方形木板，最大的一块每边长约24厘米，以下每块递减2厘米，最小的一块每边长约2厘米，牵星板上的刻度以“指”为单位，1指等于2厘米，相当于1度36分。另有用象牙制成一小方块，四角缺刻，缺刻四边的长度分别是上面所举最小一块边长的四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三和八分之一。比如用牵星板观测北极星，左手拿木板一端的中心，手臂伸直，眼看天空，木板的上边缘是北极星，下边缘是水平线，这样就可以测出所在地的北极星距水平的高度。高度高低不同可以用十二块木板和象牙块四缺刻替换调整使用。求得北极星高度后，就可以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考虑到每个人的臂长有所不同，为了减少测量误差，每块牵星板上都栓有一根长度一样的绳子，测量时必须把绳子拉直，就能保证不同的人测量时眼睛到牵星板的距离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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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星术原理

明朝典籍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则观指南针。”中国古代就是依靠天文和地文导航技术像结合的办法，使航行在海上的船舶在任何天象下都能获得定位和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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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星板

郑和舰队如果要实现环球航行到达美洲，舰队必将进入南半球，而在南半球是不能依靠北极星和北斗星导航的，那么他们在南半球是依靠什么进行天文导航的呢？对此，孟席斯专门做了解释，他认为，郑和舰队在进入南半球后，是依靠“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座”来导航的。

“老人星”和“南十字星座”都指向南极，而“老人星”亮度极高，发出黄白色的光，很容易观察，在靠近南极的地区，甚至白天也能看到。所以郑和舰队可以利用“老人星”来确定纬度，用“南十字星座”替代北极星来导航。孟席斯指出，郑和利用“南十字星座”和“老人星”导航的知识不是突如其来获得的，在他之前中国人对这些南半球星群的观测和研究已经有几百年了。《旧唐书》记载：“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环星灿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极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见。乃古浑天家以为常没地中，伏而不见之所也。”可见早在唐代中国对这些星宿已经很有研究了，到了明代，对它们的了解必然更加清晰，这就为郑和舰队在南半球的航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中国古代物质条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雄厚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导航技术上，还体现在航海活动的规模上。郑和舰队的规模达到208艘，人员27000人左右。而哥伦布第一次远航只有3艘船和80人，最多一次不过1000人；达伽马船队只有20艘船，人员最多时也只有1600人，船的吨位不超过300吨；麦哲伦船队拥有5艘船，最大的维多利亚号只有120吨，人员仅有265人。中国在1420年代的造船总数达到3800艘，比同时代欧洲造船数量的总和还多，正是如此强大的国力，才支撑起了规模空前的郑和航海计划，这种实力是同时代欧洲无法比拟的。

孟席斯通过在他调查研究中获得的大量佐证来支撑他的观点，这些佐证涵盖了海底沉船、历史遗迹、人种血统、土著生活习惯、动植物原产地、海图、文字记载等方面；再结合他对古代中国先进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深入了解，他认定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完成了地理大发现，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头。

对孟席斯的研究成果，如今还存在大量争论，他的学说最终能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还有有待于更深入的史料发掘，也有待于出现更直接而有力的证据。但目前，反对者无法否认他所提出的证据，也无法解释这些证据存在的原因。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郑和舰队已经具备了完成地理大发现的物质条件。规模比郑和舰队小得多，条件也简陋得多的哥伦布舰队可以做到的，郑和舰队为什么就不可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