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东汉末年的一对军事人物，皇甫嵩和董卓之间有太多的相似和相近。比如，都是凉州人氏，都是出身军人之家，同样参加了镇压“黄巾起义”和征讨边章、韩遂之乱，都在当时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书写了不易消除的历史印迹，在当时都享有过“威震天下”的名声，甚至他俩的生卒年都应当十分接近；并且两人还有过密切的合作关系，又结下了难分难解的私人恩怨，两人的命运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生死纠缠的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很容易让人把他俩放到一起。不过，历来正儿八经的历史学者，好像从未有人专门研究过皇甫嵩和董卓的关系。把这两人放在一起说事，如今也只有在百度贴吧才看得到。但这不意味着皇甫嵩和董卓的故事，也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事实上，皇甫嵩和董卓还真有过一番比较和较量。唐李贤注《后汉书》引《献帝春秋》中有一句：
初卓为前将军，嵩为左将军，俱征边章、韩遂，争雄。（《后汉书皇甫嵩列传》，以下凡引自《后汉书》者，只写篇名）
“争雄”二字，恰好点题。
这句话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里被表述为：
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各不相下。
“各不相下”是“争雄”的同义词。
皇甫嵩的侄子也对皇甫嵩说过：
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皇甫嵩列传》）
这更是明确把皇甫嵩和董卓放在了完全对等的位置上，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唯”字。
说来凑巧的是，皇甫嵩和董卓的名字，一个是嵩。一个叫卓，都有“高”的意思，他俩到底谁更高一些呢？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结果也很有意思。

皇甫嵩和董卓的第一次比较，是在平定“黄巾起义”中。
皇甫嵩的名字，基本就是跟“黄巾起义”连在一起的。说到“黄巾起义”，就会说到皇甫嵩；说到皇甫嵩，就会说到“黄巾起义”。范晔的《后汉书》，甚至把对“黄巾起义”的主要介绍，都放在了《皇甫嵩列传》里。
“黄巾起义”刚一爆发，正在首都参加御前最高军事会议的皇甫嵩，即率先提出要先解除“党锢”，以防“黄巾”与党人合流。汉灵帝在征询了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后，很快同意了皇甫嵩的提议。随后，皇甫嵩就被任命为左中郎将，跟右中郎将朱儁一道，前去征讨颍川“黄巾”。
颍川紧邻首都洛阳，直接关乎朝廷的安危。
当时东汉朝廷面临的形势可谓已是岌岌可危。尽管事先已得知消息，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处置，但“黄巾起义”的爆发，还是给东汉王朝带来了山呼海啸般的冲击。河北全境瞬时沦为“黄巾”的天下。安平、甘陵两国的国王，分别被当地人劫持，以响应“黄巾起义”。就在皇甫嵩、朱儁受命出征之际，同样紧邻首都洛阳的南阳地区，“黄巾”张曼成部攻杀了太守褚贡。出征之初，性格偏急的朱儁，又在跟颍川波才部“黄巾”的交战中，吃了一场败仗。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又传来汝南“黄巾”在邵陵击败太守赵谦、广阳“黄巾”杀死幽州刺史郭勋和太守刘卫的消息。形势这叫一个乱！一个紧急！东汉朝廷急需要一场胜利，来挽救迫在眉睫的危局。在这种形势下，皇甫嵩领兵进驻颍川郡的长社，跟波才部“黄巾”展开了对峙。
当时皇甫嵩只有两万人马，“黄巾军”则人多势众，且呈围攻之势，皇甫嵩军中人心惶惶。但皇甫嵩发现了“黄巾军”的一个弱点：“依草结营”，于是，当机立断，采用火攻战术，夜袭“黄巾”，“黄巾”大乱。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也领兵赶到，皇甫嵩与朱儁和曹操的兵马汇合一处，大破“黄巾”，斩首数万级。
这是自“黄巾起义”爆发以来，东汉朝廷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一场“及时雨”式的胜利，首都洛阳的危机暂时得以缓解。
随后，皇甫嵩和朱儁乘胜追击，又相继击破汝南和陈国“黄巾”，“三郡悉平”（《皇甫嵩列传》）。
战局开始朝向有利于东汉朝廷的方向逆转。
之后，皇甫嵩和朱儁兵分两路，皇甫嵩向北攻击东郡“黄巾”，朱儁向西南攻击南阳“黄巾”。皇甫嵩再次取得胜利，生擒“黄巾”首领卜己，斩首七千余级。
皇甫嵩和朱儁领兵征讨颍川“黄巾”的同时，尚书卢植也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前往征讨河北“黄巾”。
河北“黄巾”是张角兄弟直接领导下的“黄巾”，可以说是“黄巾军”的大本营，不仅人数众多，实力也要更强一些，所谓“梁众精勇”（《皇甫嵩列传》）。本来卢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于得罪了前来视察军事战况的宦官特使，遭到宦官诬陷，结果“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卢植列传》）。
卢植无辜被囚后，朝廷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继续攻打河北“黄巾”。
这是董卓在平定“黄巾起义”中的第一次出场，也是董卓唯一一次跟“黄巾”直接交手。
但董卓未能取得胜绩，“军败抵罪”（《董卓列传》）。
这时候，已经攻破东郡“黄巾”，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皇甫嵩距河北只有一箭之地，于是朝廷下令，皇甫嵩继续向北攻击，征剿河北“黄巾”，这等于是接替了董卓的任务。
这是我们看到皇甫嵩和董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虽然是以“交接班”的形式，一前一后，他俩这一次很可能连面都没有见到，但毕竟也算是一次重合。
经过几番激烈鏖战，皇甫嵩最终剿灭了张氏兄弟领导的“黄巾军”。皇甫嵩因镇压“黄巾”有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封槐里侯，领冀州牧。
至此，除了朱儁仍在南阳地区与“黄巾”进行胜负已定的最后决战外，由张氏兄弟领导和发动的“黄巾起义”，在中平元年（184年）的当年，就已经被基本平定。
“黄巾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年之内就被东汉朝廷平定，从军事决战的角度说，皇甫嵩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蔡东藩在《后汉演义》里说，“黄巾”之平，皇甫嵩为首功，这是实至名归的评价。站在东汉王朝的立场上说，皇甫嵩是“黄巾之乱”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而将倾的人物。如果没有皇甫嵩，东汉王朝的终结时间，就有可能被提前。相比之下，董卓虽然也参加了镇压“黄巾”的行动，却表现得像一道影子，一晃而过，没有取得任何胜绩。总而言之，征讨“黄巾”，皇甫嵩立下了赫赫战功，董卓则是寸功未立。
平定“黄巾”给皇甫嵩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皇甫嵩的人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后汉书》说：“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皇甫嵩列传》）。这种“威震”的效果之一，是一个名叫阎忠的人，跑到皇甫嵩面前，一通长篇大论，希望皇甫嵩考虑一下“南面称制”，——就是要皇甫嵩自己当皇帝！这种“非常之谋”的想法，当场被皇甫嵩拒绝了。（我们后面会看到，皇甫嵩好像特别习惯拒绝人）
董卓呢，不说是灰溜溜的，起码也是个两手空空的失败者，——东中郎将的军衔肯定也给弄没了。
这是皇甫嵩和董卓的第一次相遇与比较。

转眼皇甫嵩和董卓就迎来了他俩的第二次相遇和比较。
“黄巾起义”快被平定的时候，甘肃金城（今兰州）又发生了湟中义从和先零羌的叛乱。
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孝灵帝纪》）
湟中义从，原指在湟中地区跟随汉族将领征战的非汉族勇武之士，带有义勇军或志愿军的性质。起初是一批小月氏人，后来也有了羌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加入其中。先零羌则是羌族部落中最具战斗力的一支，是东汉政府最为头疼的边疆对手之一。
围绕对付这支武装力量，皇甫嵩和董卓之间，有了更直接的比较机会。
皇甫嵩在“黄巾起义”爆发之前任北地太守。北地郡治所原本在今宁夏境内，后因羌乱，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将郡治内迁到当时的池阳，也就是今天陕西泾阳和三原一带，差不多就在长安的正北面。皇甫嵩任北地太守，郡治应该是在这里。中平二年（185年）三月，湟中义从和先零羌开始骚扰三辅地区，于是，朝廷任命时在冀州的皇甫嵩移师关中，“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皇甫嵩列传》），说白了，就是专门来对付北宫伯玉和边章、韩遂这伙人。
调动皇甫嵩来执行这一任务，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是利用皇甫嵩刚刚平定“黄巾”的威名、威力；二来，也是让皇甫嵩重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1]
与此同时，朝廷重新起用了之前“军败抵罪”的董卓，让他跟皇甫嵩一起协同征战。
诏以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董卓列传》）
这是董卓的名字跟皇甫嵩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一起，董卓成了皇甫嵩的副手。这也是嵩、卓二人的第一次合作。这一次，两人的见面估计应该是肯定的了。
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关于皇甫嵩与董卓的这次正式合作，现今能看到的史料中，几乎没有留下一星半点的具体记述，除了确实有过这么一次合作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想必是因为这次合作的时间太短，只有四个月，到同年七月，皇甫嵩就被免职了。免职的原因，一是没能取得像征讨“黄巾”一样立竿见影的战绩；另外，也是得罪了当权宦官，结果被收缴了左车骑将军的印绶。
皇甫嵩遭免职后，朝廷改派了张温任车骑将军，来担任前线总指挥。值得注意的是，皇甫嵩被免职了，董卓却原地不动，不仅如此，还升了一级！由原来的中郎将，提升为破虏将军。一升一降之间，皇甫嵩和董卓的起伏曲线，在这里发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变化。形式的变化，往往都有内因在起作用，只是史书在这里，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和叙述。
董卓在张温的手下，有过两次闪光的经历。一次是乘边章、韩遂他们受惊于自然天象，准备主动撤退时，董卓联合友军趁机发起攻击，取得斩首数千级的胜利。还有一次是与先零羌遭遇，董卓巧施妙计，“全师而退”，而其它几支遭遇先零羌的部队，全都吃了败仗。为此，董卓被朝廷封为邰乡侯。
这是董卓生平第一次被封侯。皇甫嵩在取得“长社大捷”后，也是被封为乡侯，平定河北“黄巾”后，才被封为侯爵中最高的县侯。
此时的皇甫嵩，在史籍记载中，呈静默状态。
嵩、卓两人的差距，似乎正在缩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即从中平二年（185年）到中平五年（188年）——皇甫嵩和董卓二人在现有史籍中，都呈现出空白的状态，无事可记。而他们的对手，边章、韩遂的部队，却在经历了几番让人眼花缭乱的整合后，变得更加兵强马壮。一个名叫王国的人，被推举为这支武装的首领。中平五年十一月，王国率众围攻陈仓。陈仓是陕甘边境的重镇，陈仓一破，兵锋即刻可直指长安。于是，朝廷再次起用了一直在静默中的皇甫嵩，同时任命董卓为前将军，共同联手对付王国的进犯。
五年，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皇甫嵩列传》）
一个“督”字，表明了皇甫嵩的主帅身份。
这是皇甫嵩和董卓两人的名字第三次出现在一起，也是他俩的第二次正式合作，当然，也可以说他俩的又一次同台竞技。
关于嵩、卓的这一次合作，范晔的《后汉书》表现得出奇的大方，在书中记下了嵩、卓二人大段大段的对话。
这些对话和这次合作的经过，可以概述如下：
嵩、卓联军组成后，董卓提议立即进兵解陈仓之围，但被皇甫嵩拒绝了。皇甫嵩大段引用《孙子兵法》，对形势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应当采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静待形势发生转变。后来的事实证明，皇甫嵩的判断是正确的，“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敝，果自解去。”这时，皇甫嵩决定对王国发起攻击，董卓却一改之前的积极、主动姿态，认为不可，并且也引用《孙子兵法》作为依据[2]。皇甫嵩又说出了自己的理解，最后，“（嵩）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皇甫嵩列传》）
两次判断的结果，都证明皇甫嵩是对的。
如此一来，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皇甫嵩和董卓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同上）。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从最初的平定“黄巾”，到合作征讨韩遂、王国，皇甫嵩和董卓的几次同场竞技。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实战效果还是对兵法（理论）的理解，皇甫嵩的表现都要优于董卓，明显更胜一筹。皇甫嵩始终像个战场上完美的高材生；董卓呢，不说是个成绩起伏不定的“差生”，起码是个“备胎”和专给人“打下手”的配角。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提醒一句，在传统史书的书写中，董卓从来是个不折不扣、无可争议的坏人，皇甫嵩则是一个倍受推崇的正面人物。[3]因此，在阅读史籍时，在事关皇甫嵩与董卓二人的评述中，我们始终不应忘记这一点。《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么一段话：
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4]
话可能说得简单绝对了点，但这份提醒，不为无益。
如果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到此戛然而止，那他俩的胜负高低就不难判定了，但问题是游戏还没有结束，或者说，真正的游戏高潮部分，还没有开始呐。

“陈仓之战”后仅仅只隔了一个月，汉灵帝就驾崩了。
汉灵帝的驾崩，给东汉王朝留下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好像是专门给董卓预备的。
就在“陈仓之战”结束到汉灵帝驾崩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董卓连续遭遇了两次来自东汉朝廷和灵帝本人的考验，这事还跟皇甫嵩扯上了关系。
中平六年（189年），应该就是“陈仓之战”结束不久，朝廷下诏征董卓为少府。少府是朝廷九卿之一，董卓以一封书信的方式，回绝了朝廷，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去京城赴职。
到灵帝病重时，朝廷又以玺书的形式，——玺书本来是指皇帝的亲笔书信，灵帝既已病危，是否还能亲笔书信？——给董卓下了一道新的诏书（东汉朝廷跟董卓的两次通联，在时间上可说是前后相踵，我们今天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那份紧迫感）。诏书（玺书）的内容，一是拜董卓为并州牧，另外是“令以兵属皇甫嵩”，就是要董卓把他的军队全部交给皇甫嵩。
董卓又给朝廷回了一封信，他答应去并州履职，——实际并没有去，而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董卓列传》）。河东郡在当时属司隶校尉部，在今山西西南。——但拒绝把自己的部下兵马交给皇甫嵩。
董卓对朝廷的两次回绝，尤其是第二次，显然已是明确的抗旨不遵。但此时的东汉政府和汉灵帝，已经拿董卓无可奈何，所谓“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董卓列传》）。
朝廷要董卓把兵交给皇甫嵩，并且被董卓拒绝的事，也传到了皇甫嵩的军营。当时同在军中的皇甫郦对他叔父说：
“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势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皇甫嵩列传》）
第一句话就将董卓和皇甫嵩放在了一个对等的位置上。皇甫郦看到了皇甫嵩和董卓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到了“势不俱存”的境地。皇甫郦同时认为，董卓的抗拒行为，是一种“逆命”，而董卓的“驻兵河东”，更是一种居心叵测的危险举动。皇甫郦希望皇甫嵩能当机立断，铲除董卓。
皇甫郦的建议，被皇甫嵩拒绝了。
皇甫嵩说出的理由很简单，董卓抗命固然有罪，但自己如果擅自征讨，也是一种越权之举。于是皇甫嵩也给朝廷写了一封书信，说明了有关情况。汉灵帝接到皇甫嵩的书信后，“让卓”，就是批评、责备了董卓一番，于是，董卓“又增怨于嵩”。
在事关历史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皇甫嵩和汉灵帝的举动，看起来更像是轻飘飘、软绵绵的儿戏之举。
不过，从皇甫叔侄的对话来看，人们有理由得到一个印象，即此时此刻的皇甫嵩，似乎仍然握有相当的实力，可以降服，甚至清除董卓，主动权似乎仍在他的手上，就看他的选择了。
皇甫嵩又一次选择了拒绝。
如果实情确是如此，那么，这应该是皇甫嵩对董卓最后一次有胜算的机会。从此，机会对皇甫嵩来说，就像离岸之船，迅速消失在岸边人们的视野里。以后皇甫嵩再也没有机会对董卓居高临下、胜券在握，甚至连平起平坐的机会，都彻底失去了。

汉灵帝死了，何进听了袁绍的撺掇，引发了东汉宫廷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混乱和大屠杀，东汉外戚和宦官势力同时同归于尽，董卓进京，成为东汉王朝新的实际统治者。
董卓一进京，他和皇甫嵩之间相互的位置和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转。
经过半年忙碌，董卓坐在新的位置上，想起他的老同事、老上级，也是他暗中积怨已久的那个人来了。
初平元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皇甫嵩列传》）
在此之前，董卓刚刚杀死了一位城门校尉。
皇甫嵩顿时陷入了生死抉择。
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这时候皇甫嵩在哪呢？扶风。
扶风位于长安（今西安）和陈仓（宝鸡）之间，击退王国之后，皇甫嵩应该就一直留在了这个地方，继续坚守他那“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的任务。
董卓召皇甫嵩进京时，关东群雄已经举起讨董大旗。
为了应对关东群雄的讨伐，董卓先是命人毒死了被废黜的少帝，接着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长安靠近凉州，那是董卓熟悉和起家的地方。不过董卓本人没有随皇帝和朝廷同时西迁，而是暂时留在了洛阳。
这时候，依然手握重兵留在扶风的皇甫嵩，对董卓来说，肯定是一个不能忘怀的人物，何况董卓的心里，早已积攒下了多时的忌怨。
这一点，皇甫嵩的长史（幕僚长）梁衍看得很清楚。皇甫嵩接到来自董卓的召令后，梁衍对皇甫嵩说：
“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遂复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众，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群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皇甫嵩列传》）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前面是说皇甫嵩不能去，去了就有危险；后面一段，可以说是皇甫嵩生平听到的第三次“非常之谋”。简单说，就是梁衍希望皇甫嵩“挟天子以令”，响应正在东边的讨董义举，东西夹击，活捉董卓。
这提议应该是东汉历史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嚆矢。
这一回，皇甫嵩还是拒绝了。他越过长安，去了洛阳。
结果皇甫嵩一到洛阳，就被抓了起来，“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皇甫嵩列传》）
关键时刻，儿子救了父亲一命。据《后汉书》记载：
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质让，责以大义，叩头流涕。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使免嵩囚，复拜嵩议郎，迁御史中丞。（《皇甫嵩列传》）
董卓不仅同意赦免皇甫嵩，还任命他为议郎，后转为御史中丞。
旬月之间，皇甫嵩的生死命运，在董卓手上翻了个个。
故事至此并没结束。
第二年，也就是初平二年（191年），董卓也从洛阳回到了长安。对于董卓的这次回长安，《三国志》和《后汉书》的《皇甫嵩列传》与《董卓列传》，都以细致的笔墨，留下了一笔极富现场感的细节描写。通常情况下，像《后汉书》这样的正史，很少会出现带有重复性的细节描写。
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皇甫嵩列传》）
乃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董卓列传》）
《皇甫嵩列传》的后面还有一句：“卓风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董卓暗中指使，让官级在御史中丞以下的（自然包括御史中丞），都要到路边屈身施礼相迎（此“拜”字是否指跪拜，不好确定，但躬身屈体是肯定的），以此让皇甫嵩感受屈辱并屈服。
皇甫嵩有没有屈服呢？后面一段文字是：
既而抵手言曰：“义真犕未乎？”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同上）
“抵手”该作何解释，确切词义不容易说清楚，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握手、抚肩吧，但董卓此时的姿态，想必是貌似亲切的。“犕”在这里是服的意思，义真是皇甫嵩的字。董卓问：嵩哥服没服？——这完全是大哥的架式和语言，直率而略显粗鲁。
皇甫嵩的反应呢？“笑而谢之”。——这时候皇甫嵩脸上泛起了笑意，“谢之”，是皇甫嵩向董卓说“对不起”。
皇甫嵩有什么对不起董卓的？（因为争雄？不相上下？）
“卓乃解释”，是说董卓跟皇甫嵩和解了，他最终放了皇甫嵩一马。
并世而立的两位豪杰，就此心照不宣。
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和较量，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董卓对皇甫嵩取得了完胜。
——董卓赢了！
一个拜字，定格了董卓和皇甫嵩两人的地位与关系，也顺便回答了本文开篇的那个“谁更高一些”的问题。
关于董卓和皇甫嵩的这场路边相见和对话，史籍中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这两个版本，都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
《山阳公载记》曰：初卓为前将军，皇甫嵩为左将军，俱征韩遂，各不相下。后卓征为少府并州牧，兵当属嵩，卓大怒。及为太师，嵩为御史中丞，拜于车下。卓问嵩：“义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这个版本与范晔《后汉书》有一些不同的信息，但关于路边见面和聊天的内容，则大体接近，只是更加丰富和生动，颇有文学意味，强化了两人的形象，使之显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平添了一份可信性。不过，魏晋时的史家张璠，却提供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张璠《汉纪》曰：卓抵其手谓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对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默然，遂与嵩和解。
（以上两则，均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
董卓的姿态和问句是相似的，皇甫嵩的回答却与它本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显得义正辞严！
关于张璠的这段记载，今人周天游先生在其所编《后汉纪校注》中有一段案语：
按此段《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山阳公载记》、《范书皇甫嵩传》注引《献帝春秋》同，而裴注引《张璠汉纪》曰：“卓抵其手谓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对曰：‘明公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默然，遂与嵩和解。”与《袁纪》大异。《通鉴》取张璠纪。然何焯曰：“《山阳公载记》之语尤近实。观义真后此，其气已衰，未必能为是言，仅足以避凶人之锋耳。”何说是。
周天游先生的案语是对的，我也认为何焯（清代学者）说的有道理。

二、

先来说说他俩的家庭。
说到汉朝人，尤其是东汉人，尤其是那些有头有脸、被正式载入史册的人物，我们都要对他们的家庭，或者说家族，瞟上一眼。这是东汉社会最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之一。皇甫嵩的父亲曾任雁门太守，但在正史中没有留下单独的个人传记，有专门传记的是皇甫嵩的叔父皇甫规，著名的“凉州三明”之一。所谓“凉州三明”，是指东汉后期三位著名的凉州边将：皇甫规、张奂和段颎。通过皇甫规的传记，我们知道皇甫嵩的祖父曾任扶风督尉，曾祖父曾任度辽将军。很显然，这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世家，或者说，将帅之家。从他们担任过的职务看，这还是一个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二千石之家，在当时社会明确属于中上层。
董卓的情况跟皇甫嵩基本相似，也是属于军人家庭，——但地位相差悬殊。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都没有直接提到董卓的家庭，——这本身就是一个说明，——只是通过裴松之注和李贤注，后人才得以知道一点董卓的家庭背景情况：
《英雄记》曰：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三国志董卓传》）[7]
纶氏是颍川郡的一个县，县尉大致相当于县公安局长，这跟皇甫氏家族的累世二千石相差甚大，何况还是从微官升上来的。由此可以推断，董卓的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偏于中下层。《三国志》和《后汉书》写董卓传记，都写到他早年“尝游羌中，归耕于野”，可见连父亲的微官和县尉都没有继承。这跟皇甫嵩的“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皇甫嵩列传》），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成长环境了。
也许正是因为身处中下层，董君雅先生给自己三个儿子的取名，无一不以“高”为用意，流露出非要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高高在上的心迹，后来董卓算是实现了他父亲的这一强烈心愿。
在《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董卓传记中，有一个字眼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侠。《三国志》说董卓“少好侠”，《后汉书》说“由是以健侠知名”。侠在整个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末，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华东师范大牟发松教授在一篇以侠为题的文章结尾，特意提到说，“汉魏之际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国的创业君主曹操、刘备、孙权，都是一身侠气的人物。”[8]其实，汉末群雄身有侠气者，并非只有曹、刘、孙三人，而是当时的一股普遍风气。董卓不仅是其中一员，而且是较早涌现者。当董卓在凉州“以健侠知名”时，皇甫嵩正处于“以父丧去官”时期。这两种形象差异，折射出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
这两种不同的家庭，可能面临两种不同的任务。一是维系既有声誉（地位），一是争取更大光荣（利益）。
说到皇甫嵩和董卓两人的家庭情况，就有必要说到一个相关话题，他俩的文化状况。在东汉，一个人的文化状况，是跟他的家庭、家族状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有众多著名学者作过专门阐述，因为这也是东汉社会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军人世家，皇甫家族一方面较为成功和牢固地延续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化的烙印也在这个军人世家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皇甫规的父祖留在史籍中的官职都是纯粹的武职，到皇甫规兄弟时，就出现了诸如太守（皇甫规还担任过议郎、尚书）等非单纯军职。更引人注目的，是皇甫规对于传统经典的熟稔和高超熟练的语言文字功底。《皇甫规列传》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皇甫规给皇帝和太后的上书，从中可以看出皇甫规身上明显的武将文化，或者说是儒化的倾向。在遭受迫害、闲居家乡期间，皇甫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皇甫规列传》），俨然一副儒学教授的模样。到去世时，皇甫规留下的“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同上）。再来看皇甫嵩本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皇甫嵩列传》）。这里所说的“诗书”，是特指在当时被看作儒家经典的《诗经》和《尚书》，传记作者把它们放在了“习弓马”的前面。自然，作为名将，皇甫嵩对《孙子兵法》等兵书也是烂熟于心的。
概言之，在皇甫嵩身上，我们能看到两点，一是来自家学的影响；二是他曾经对儒家经典有过专门的学习和研读。
相比之下，董卓身上的文化状况就显得有些特别和复杂。
《后汉书》写董卓时，用了一个词：粗猛，这大概也比较符合董卓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印象。无论是正史还是《三国演义》，董卓都的的确确表现出了粗猛的一面。董卓跟人说话，每每有凶悍之气，动不动就威胁说要杀死谁！董卓在马路边问皇甫嵩服没服，就很有点黑社会老大直来直去、无所顾忌的说话口吻。
更能显示董卓粗猛一面的，自然是他那些暴虐横行、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骇人行径。问题是，董卓是否只有粗猛一面？有没有另外一面，比如，显得好像还有点文化的一面？《董卓列传》写董卓说的第一句话是，“为者则己，有者则士”。说实话，这话要没注释，现在能立刻看懂的人大概不多。它的意思是，事情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功劳却要大家共同分享。平心而论，这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说得相当有水平！如果这句话是董卓自己原创，那它不仅说明董卓是个有思想境界的人，有胸襟、有气魄的人，还是一个颇有语言能力的人；如果这话出自某个典故，就说明董卓也是个读书且善读书的人，——这还真不是个“熟典”。董卓跟皇甫嵩在“陈仓之战”中的对话，虽然落了下风，但已足见董卓读过兵书，其中甚至出现了《左传》中的典故。[9]《山阳公载记》所记董卓与皇甫嵩对话如果属实，那董卓就还有可能熟悉《史记》！在《三国志》（附裴注）和《后汉书》中，都保留了堪称大量的出自董卓名下的文书、文件。当然这些文书、文件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应当都是出自长史等幕僚之手，但如果董卓真是个胸无点墨的粗人，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文件，会不会是这副样子？更具说服力的，是董卓与朝中大臣及文士名流的对话（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对话，除了反映董卓粗猛一面的外，有为数不少体现了董卓言谈的得体与流畅，有雍容大度、进退裕如之风。我们前面说过，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董卓是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式的人物，可以说，绝不会有史家愿意给董卓脸上贴金，把他往文化人的美化方向上去涂抹，只有可能相反。因此，我们在史书中见到的董卓形象，从文化形象上说，应该是经过减法而非加法的结果。
像董卓这样暴虐成性的恶魔，也有可能是个有文化的人。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出人意表、匪夷所思，却可能是事实。
因此，我认为方诗铭先生和陈勇先生对董卓在文化上的判断，也许是并不准确的。[10]
不过，董卓身上的文化特征，跟皇甫嵩有明显不同。皇甫嵩走的完全是当时通行和盛行的主流道路，无论是家学还是专门性的研读，都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所谓“经明行修”。董卓则完全没有这种情况，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融化无痕、为我所用的实用特色。皇甫嵩的学习是循规蹈矩、与人无异的，董卓则是打的“迷踪拳”，一种自由自在的拳法，你简直无从判断他的门派源流。

三、

先来说说他俩的家庭。
说到汉朝人，尤其是东汉人，尤其是那些有头有脸、被正式载入史册的人物，我们都要对他们的家庭，或者说家族，瞟上一眼。这是东汉社会最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之一。皇甫嵩的父亲曾任雁门太守，但在正史中没有留下单独的个人传记，有专门传记的是皇甫嵩的叔父皇甫规，著名的“凉州三明”之一。所谓“凉州三明”，是指东汉后期三位著名的凉州边将：皇甫规、张奂和段颎。通过皇甫规的传记，我们知道皇甫嵩的祖父曾任扶风督尉，曾祖父曾任度辽将军。很显然，这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世家，或者说，将帅之家。从他们担任过的职务看，这还是一个具有相当稳定性的二千石之家，在当时社会明确属于中上层。
董卓的情况跟皇甫嵩基本相似，也是属于军人家庭，——但地位相差悬殊。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都没有直接提到董卓的家庭，——这本身就是一个说明，——只是通过裴松之注和李贤注，后人才得以知道一点董卓的家庭背景情况：
《英雄记》曰：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三国志董卓传》）[7]
纶氏是颍川郡的一个县，县尉大致相当于县公安局长，这跟皇甫氏家族的累世二千石相差甚大，何况还是从微官升上来的。由此可以推断，董卓的家庭，从社会地位来说，偏于中下层。《三国志》和《后汉书》写董卓传记，都写到他早年“尝游羌中，归耕于野”，可见连父亲的微官和县尉都没有继承。这跟皇甫嵩的“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皇甫嵩列传》），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成长环境了。
也许正是因为身处中下层，董君雅先生给自己三个儿子的取名，无一不以“高”为用意，流露出非要脱颖而出、出人头地、高高在上的心迹，后来董卓算是实现了他父亲的这一强烈心愿。
在《三国志》和《后汉书》的董卓传记中，有一个字眼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侠。《三国志》说董卓“少好侠”，《后汉书》说“由是以健侠知名”。侠在整个两汉时期，尤其是汉末，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华东师范大牟发松教授在一篇以侠为题的文章结尾，特意提到说，“汉魏之际的英雄群像中，如三国的创业君主曹操、刘备、孙权，都是一身侠气的人物。”[8]其实，汉末群雄身有侠气者，并非只有曹、刘、孙三人，而是当时的一股普遍风气。董卓不仅是其中一员，而且是较早涌现者。当董卓在凉州“以健侠知名”时，皇甫嵩正处于“以父丧去官”时期。这两种形象差异，折射出不同的家庭社会背景。
这两种不同的家庭，可能面临两种不同的任务。一是维系既有声誉（地位），一是争取更大光荣（利益）。
说到皇甫嵩和董卓两人的家庭情况，就有必要说到一个相关话题，他俩的文化状况。在东汉，一个人的文化状况，是跟他的家庭、家族状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有众多著名学者作过专门阐述，因为这也是东汉社会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特征。作为一个军人世家，皇甫家族一方面较为成功和牢固地延续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文化的烙印也在这个军人世家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皇甫规的父祖留在史籍中的官职都是纯粹的武职，到皇甫规兄弟时，就出现了诸如太守（皇甫规还担任过议郎、尚书）等非单纯军职。更引人注目的，是皇甫规对于传统经典的熟稔和高超熟练的语言文字功底。《皇甫规列传》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皇甫规给皇帝和太后的上书，从中可以看出皇甫规身上明显的武将文化，或者说是儒化的倾向。在遭受迫害、闲居家乡期间，皇甫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皇甫规列传》），俨然一副儒学教授的模样。到去世时，皇甫规留下的“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同上）。再来看皇甫嵩本人，“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皇甫嵩列传》）。这里所说的“诗书”，是特指在当时被看作儒家经典的《诗经》和《尚书》，传记作者把它们放在了“习弓马”的前面。自然，作为名将，皇甫嵩对《孙子兵法》等兵书也是烂熟于心的。
概言之，在皇甫嵩身上，我们能看到两点，一是来自家学的影响；二是他曾经对儒家经典有过专门的学习和研读。
相比之下，董卓身上的文化状况就显得有些特别和复杂。
《后汉书》写董卓时，用了一个词：粗猛，这大概也比较符合董卓在一般读者心目中的印象。无论是正史还是《三国演义》，董卓都的的确确表现出了粗猛的一面。董卓跟人说话，每每有凶悍之气，动不动就威胁说要杀死谁！董卓在马路边问皇甫嵩服没服，就很有点黑社会老大直来直去、无所顾忌的说话口吻。
更能显示董卓粗猛一面的，自然是他那些暴虐横行、无恶不作、杀人如麻的骇人行径。问题是，董卓是否只有粗猛一面？有没有另外一面，比如，显得好像还有点文化的一面？《董卓列传》写董卓说的第一句话是，“为者则己，有者则士”。说实话，这话要没注释，现在能立刻看懂的人大概不多。它的意思是，事情虽然是自己做的，但功劳却要大家共同分享。平心而论，这句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说得相当有水平！如果这句话是董卓自己原创，那它不仅说明董卓是个有思想境界的人，有胸襟、有气魄的人，还是一个颇有语言能力的人；如果这话出自某个典故，就说明董卓也是个读书且善读书的人，——这还真不是个“熟典”。董卓跟皇甫嵩在“陈仓之战”中的对话，虽然落了下风，但已足见董卓读过兵书，其中甚至出现了《左传》中的典故。[9]《山阳公载记》所记董卓与皇甫嵩对话如果属实，那董卓就还有可能熟悉《史记》！在《三国志》（附裴注）和《后汉书》中，都保留了堪称大量的出自董卓名下的文书、文件。当然这些文书、文件的绝大多数，——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应当都是出自长史等幕僚之手，但如果董卓真是个胸无点墨的粗人，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文件，会不会是这副样子？更具说服力的，是董卓与朝中大臣及文士名流的对话（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对话，除了反映董卓粗猛一面的外，有为数不少体现了董卓言谈的得体与流畅，有雍容大度、进退裕如之风。我们前面说过，在传统史家的笔下，董卓是个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式的人物，可以说，绝不会有史家愿意给董卓脸上贴金，把他往文化人的美化方向上去涂抹，只有可能相反。因此，我们在史书中见到的董卓形象，从文化形象上说，应该是经过减法而非加法的结果。
像董卓这样暴虐成性的恶魔，也有可能是个有文化的人。这听上去似乎有点出人意表、匪夷所思，却可能是事实。
因此，我认为方诗铭先生和陈勇先生对董卓在文化上的判断，也许是并不准确的。[10]
不过，董卓身上的文化特征，跟皇甫嵩有明显不同。皇甫嵩走的完全是当时通行和盛行的主流道路，无论是家学还是专门性的研读，都体现出了这一特点，所谓“经明行修”。董卓则完全没有这种情况，而更明显地体现出融化无痕、为我所用的实用特色。皇甫嵩的学习是循规蹈矩、与人无异的，董卓则是打的“迷踪拳”，一种自由自在的拳法，你简直无从判断他的门派源流。

四、

董卓带兵进京，对东汉王朝来说，是一件具有突变性质的大事。那么，董卓是怎么进京的？为什么董卓进了京，而皇甫嵩没有？在董卓进京这件事上，什么东西成了关键因素？
我认为关键因素是名声。
名声跟家庭、家族一样，也是东汉社会最显著而重要的标志性特征，是我们现在谈论东汉历史经常会说到的概念和现象。
名声是东汉社会运转的一根轴心。
话说袁绍鼓动何进清除宦官，却始终过不了太后这一关。于是在袁绍的建议下，何进以大将军的名义，召集部分将领和官员带兵进京，所谓“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何进列传》）。《后汉书》对此留下了一份名单：
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何进列传》）
细心的人会留意到，这份名单上没有皇甫嵩。为什么？这个待会再说。
在袁绍和何进策划召集的这份名单上，董卓是毫无疑问的主角，其他则像是“跑龙套”的配角，何以见得呢？
《三国志袁绍传》上说得很明白：
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魏书袁绍传》）
《后汉书》里有一段话：
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何进列传》）
这两条材料可以证明，董卓是主角。
为什么董卓会是主角？
何进召人带兵进京，既是胁迫太后，更是为了直接和最终威胁宦官，让他们闻声而惧、知难而退，不再成为他的权力对手和障碍。因此，如何解决宦官问题，是袁、何召兵进京的目的。
在《三国志袁绍传》裴注引《九州春秋》里，有这么一段话：
初绍说进曰：“黄门、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内，前窦武欲诛之而反为所害，但坐言语漏泄，以五营士为兵故耳。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
这段话表明，至少首先在袁绍这里，从一开始就清楚明确地意识到，宦官是一群非常难对付的人，窦武之难，殷鉴不远，袁绍不想重蹈覆辙。起初他以为何进可以只手铲除宦官，在明白何进做不到这一点后，袁绍才继而设想出一条新的思路和策略，即召集“猛将豪杰”进京。可以想象，袁绍、何进设想中的“猛将豪杰”，决不会是泛泛之辈，必定是有威名、有威力，可以镇服，甚至是铲除宦官的人。
在当时，谁最有这样的威名呢？
我们会想起皇甫郦的那句话：
“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
如果皇甫郦说的是事实，那么，当皇甫嵩缺席时，出场的就只有董卓了。
根据史籍中的叙述，我们知道，董卓在当时确实已经有了这么一种威名。
张温的一句话，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前面说过，董卓曾经在车骑将军张温的手下听命，但董卓对张温并不买账，并且对张温出言不逊，这引起当时在张温身边任参军的孙坚的不满，孙坚劝张温斩杀董卓，但被张温拒绝了，张温说：
“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后汉书董卓列传》）
这句话在《三国志》中被表述为：
温曰：“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破虏讨逆传》）
两相比较，《三国志》的表述具有更丰富的含义。“素著”二字，表明董卓的名声由来已久，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陇蜀之间”，则具体点出了董卓声名鹊起的地方，也就间接道出了董卓获得声名的时间，说明董卓的声名来自早年在凉州和益州地区的事迹。《三国志》裴注引《英雄记》说：“卓数讨羌、胡，前后百馀战。”百战成名，说明董卓的威名是从一条血路上打杀出来的，并非是一种虚名。
我认为，正是这种让张温不能、不愿、不敢斩杀董卓的“威名”，成为后来董卓为带兵进京的主要原因。
说到这里，必须要补充插入一句，何进最后拍板同意召集董卓等一干人带兵进京，并非就是想要通过武力来解决和消灭宫里的宦官群体。在这点上，何进和袁绍二人虽然是同谋与合作者，但在具体想法上却有所不同。袁绍是抱着彻底铲除宦官的念头的，何进则更多是吓唬和要挟，迫使宦官退却和让步，不再干涉和影响他的权力运行，这点可以从何进对宦官说的那番话中看出。所以，董卓也好，其他什么人也罢，何进真正看重的，主要是他们的名声与威势，而非真刀真枪的军事实力（当然，这两者之间构成了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在这一点上，董卓正是首屈一指的最佳人选。
因为董卓的威名，不是一般的威名，乃是一种恶名。
何进召集兵马进京的决定作出后，随即遭到主薄陈琳、典军校尉曹操和侍御史郑太、尚书卢植等人的强烈反对，但何进不改初衷，力排众议，坚持让董卓等人带兵进京。在众人的反对声中，郑太和卢植的声音最值得注意，因为他们都直接点了董卓的名，指出了董卓的某种特性。
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公业（案即郑太）谓进曰：“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郑太列传》）
卢植也挺身而出，出言劝阻。
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卢植列传》）
袁宏《后汉纪》的记述是：
尚书庐植以为：“诛中官，不足外征兵，且董卓凶悍，而有精兵，必不可制。”进不从。（中平六年）
在郑太和卢植的话语里，我们需要留意到几个用词：“强忍寡义”、“将恣凶欲”、“凶悍”，这是迄今所见史籍中，最早对董卓身上某种突出性格特征的直接道破，其中的核心词素是：强、忍、恣、凶，它们跟恶、虐、暴、残等同类字，共同构成了董卓性格名声的基本特色和本质。如果我们翻开《三国志》，随处可见对于董卓的这种描述和评价，例如：
董卓乘衅，恶甚浇、豷，（《文帝纪》）
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明帝纪》）
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董二袁刘传》）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董二袁刘传》）
曹丕《典论自序》的开篇即是：
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三曹集》）
所有这些描述和刻画，都具有某种高度的共同性，而最终往往归结为一个字：威。威字不仅常见于他人对董卓的描述，也屡见于董卓的自诩。甚至，它还具有某种“移动性”。[11]
虽然以上对于董卓的刻画与描述，基本是针对董卓进京之后而发，但郑太和卢植的话语提示我们，早在董卓进京之前，他身上的这种具有董卓特色的性格和行径，就已经闻名于世了。
也就是说，董卓身上这种使他的威名（恶名）得以构筑和传播的性格与行径，在董卓的一生中，基本是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其所表现的差异，只在于机会的适合与否。
所以，当郑太和卢植等人向何进抛出反对意见，极言董卓为人之恶，不可轻用，何进怎么会接受呢？因为何进想要的，正是董卓身上的这种凶与恶。这种由凶与恶所构成的名声与威势，正好是对付“威服海内”的宦官集团最好的以毒攻毒的良药和利器。
因此，袁绍和何进召董卓带兵进京，并不是临时的抓瞎，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是针对宦官群体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决定，一个“打鬼就得请钟馗”的决定。

现在，我们转过来看一下皇甫嵩的情况，来回答为什么皇甫嵩不在带兵进京的名单上。
首先，皇甫嵩的威名我们是知道的了，“威震天下”嘛。[12]皇甫嵩的“威震天下”，来自于他的平定“黄巾”，所谓“及其功成师剋，威声满天下”（《皇甫嵩朱儁列传》），这跟董卓的威名起源于在并、凉、蜀地的百战一样，两人都是凭借战功而建立获得。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地来察看一下皇甫嵩的名声，我们会发现，皇甫嵩和董卓的威名，在内容上有极大的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从总体上看，皇甫嵩的威名不是趋向于一种恶名，而是相反，似乎始终在精心维护着一种善名、好名和干净名声。
像早年的“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就是一种当时很普遍、很流行、很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名声。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皇甫嵩一直把自己的功劳分让给朱儁和卢植，得到了时人的好评。[13]到“黄巾”平定，皇甫嵩任冀州牧，随即“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赡饥民”，汉灵帝批准了。当地百姓编出民谣来歌颂他，“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皇甫嵩跟宦官作对，拒不与之同流合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自身名誉的维护。在自己的军队中，皇甫嵩对待下士卒的态度和做法，同样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爱戴。在《皇甫嵩列传》的结尾部分，叙述皇甫嵩病逝之后，范晔很有意味地补了一笔：
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又折节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皆称而附之。（《皇甫嵩列传》）
尽管“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但仍然得到了“时人皆称”的赞美！
这就是皇甫嵩。他的所言所行，看似无一不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皇甫嵩的名声，始终是跟这样的言行完美匹配的。
这样一种名声，能不能让太后或宦官们闻而生惧、知难而退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之前皇甫嵩跟宦官有过一次交手，结果宦官的毫毛都没伤到，还被摆了一道，连左车骑将军的印绶都被收缴了。
皇甫嵩在意自己的名声，悉心维护自己的好名声，就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阎忠劝皇甫嵩“南面称制”，开头就说：“将何以保大名乎？”，以此来诱导皇甫嵩进入自己的思维圈，最后皇甫嵩以这样的话语，回绝了阎忠的劝说：
“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皇甫嵩列传》）
依旧是回到了名声上面，而且郑重表明，这是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它能立即让人想起《左传》里叔孙豹“三不朽”的典故。皇甫嵩把“有令名”，看作可以跟“立德、立功、立言”相并列和媲美的美德与成就。
直到暮年，在董卓已被刺杀之后，皇甫嵩都一直保持着这种对于良好名声的喜爱和看重。当时在长安有个叫射援的，据《三辅决录注》记载，年青时就有不错的名声，为此，皇甫嵩把女儿嫁给了他。董卓死后，谋刺董卓的主角之一的士孙瑞，也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名士，《陈王列传》里说，“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可见这种珍惜名誉、重视名誉的传统行为，皇甫嵩是维持终身的。
反观董卓。董卓不仅不怕自己恶名在外，甚至还嫌此名声不够响亮。最显著的例子，是董卓对皇甫规遗孀（皇甫嵩的婶娘）的强娉。当遭到这位遗孀的拒绝时，董卓大怒道：
“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列女传》）
又见“威”字！“威”字常与“名”字相连，所谓“威教”，实即与后来魏晋时期的“名教”相近。“四海风靡”，自是无远弗届的意思。董卓当然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老子要是连个娘们都搞不定，还能摆平天下么？！
从“孤”字的自称判断，此事若属实，当是董卓残年所为，但谁又能说，董卓这种不怕自己恶名远扬，是到晚年才有的行径，而不是向来如此？我甚至怀疑，恰如董卓自己所宣称的，他对于自己的恶名，其实是唯恐其散播得不够远、不够响，目的则是怀揣着一种可资利用的策略，——正好用来威吓、降服人。
对于皇甫嵩来说，名声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不朽的途径；对董卓而言，名声是可资利用的东西；说得再直白点，它是种可以让人害怕的东西，可以去兑换点别的东西，更实际的东西。所以在他的言行中，每每有一种故意与刻意的放大与强化的倾向与表现。
一个是怙恶不悛、为所欲为，一个是洁身自好、画地为牢。对于自身名声的不同看待和想象，构成了不同人生的内在驱力和行驶方向，展开了不同的人生画卷。
诚所谓：名声不同，命运不同。

董卓召皇甫嵩到洛阳，梁衍劝他不要去，皇甫嵩不听，还是去了。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说，这是皇甫嵩“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14]
“才”在这里是才能的意思，包括了能力和力量，——当然主要应该是指军事上的。[15]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皇甫嵩和董卓二人，在军事能力和实力上，谁更强一些？
这也是百度贴吧里的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们先来说说皇甫嵩和董卓两人的军事能力。
皇甫嵩的军事能力，前面已基本说到了。在比较嵩、卓二人的军事能力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人的军旅生涯，也就是各自与战事直接发生关系的那段岁月。
皇甫嵩的军旅生涯，就是从平定“黄巾”到“陈仓之战”的这段时间。在此之前，皇甫嵩当过地方县令、朝廷议郎，后又到地方当太守。太守虽兼有武将职责，[16]也常常亲自出征，但毕竟不是专职武将。“陈仓之战”后，皇甫嵩听从董卓征召，先是去洛阳，后到长安，一直留在朝廷，再也没有征战沙场的经历。
董卓的情况跟皇甫嵩有明显不同。
首先，董卓的戎马生涯要比皇甫嵩早好多。董卓的父亲在颍川的纶氏当县尉，后来好像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三国志》和《后汉书》里的董卓传记，都说他“少尝游羌中”，似乎是说，董卓年青时就已经回到了，——如果不说是他一直就在，——他的家乡临洮。临洮位于今甘肃兰州的南边，是羌胡汉族杂居共处的地方。书上说，董卓在这里跟一些羌族首领交成了朋友，同时练成了一身兵马娴熟的本领，“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董卓列传》），为此受到州领导的青睐，任命他为负责专门抓捕盗贼的兵马掾，而董卓所抓捕的，又多是他非常熟悉的羌胡族人，因此，屡屡成功得手，所谓“大破之，斩获千计”（《三国志董卓传》），搞得当地的羌胡人都怕了他，——“为羌胡所畏”（《董卓列传》），这应该就是董卓威名的最早起源。
董卓人生的关键第一步，要属桓帝末年（177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成为羽林郎，跟随当时的著名边将张奂征讨汉阳（天水）叛羌，并取得耀眼战绩，从而被朝廷拜为议郎。这是董卓为之摇身一变的时候。此后董卓的仕途就平坦起来，先后当过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和河东太守，早早就跻身二千石之列，基本实现了他父亲望子成龙的宿愿。
这是董卓在“黄巾起义”前的基本履历。很显然，正是这段戎马岁月，练就了董卓的军事功底，他是凭借自己的军功，一步步上来的。
相比较而言，皇甫嵩早年的“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皇甫嵩列传》）的经历，就能明显看出与董卓的不同。
说起董卓的军事能力，不能不提到关东群雄的“讨董”。
关东群雄高举义旗后，一直未能与董卓发生真正的交战，只有曹操独自领兵进击，跟董卓手下的徐荣打了一仗，结果操军大败，曹操本人也几乎丧命。随后徐荣又与孙坚（孙坚后从南边赶来）发生战斗，同样是徐荣获胜，颍川太守李旻被生擒，算是壮烈牺牲了。不过，能直接体现董卓本人军事能力的，是卓军与联军方面的河内太守王匡的一次战役，史书上是这么说的：
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董卓列传》）
从战术谋略的角度看，这是一次精彩、成功的战役。
之后，董卓更多是出于战略考虑，将首都由洛阳迁往长安。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别的各种原因，战局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孙坚跟吕布、胡轸交战中，吕、胡不合、内讧，孙坚得以取胜。之后董卓亲自与孙坚交战，也遭到败绩。这两次败仗，除了孙坚部确有较强战斗力外，显然也与董卓在战略上采取后撤战略有关。应该注意的是，董卓方面并没有因此表现出溃败大乱的局面，而是有条不紊地对防线作了周密的布置，“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黾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董卓列传》），使得包括孙坚、曹操、袁绍在内的关东联军完全无计可施、止步不前。
可以说，关东联军在讨董行动中，之所以在军事上所获甚微（孙坚可谓一枝独秀！），除去联军本身的鱼龙混杂、同床异梦和分崩离析，董卓在军事上强大与稳固，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主要原因。
其中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董卓手下的猛将如云，诸如徐荣、牛辅，李傕、郭汜、樊稠、张济、李蒙、杨定、段煨等人；别忘了，吕布也曾是董卓的手下，而张辽是吕布的手下。若单纯从作战能力上说，这些人都是能征惯战、足以驰骋疆场的骁勇之将，这充分显示了董卓强将手下无弱兵的一面。
反观皇甫嵩，他的部下有哪些著名战将呢？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晓。皇甫嵩在军事上，更像是独领风骚、一花独放式的人物。
事实上，董卓在军事上构成了一个军事集团，这是皇甫嵩无法相比的。
所以，如果像前面所述，只是把董卓和皇甫嵩放在平定“黄巾起义”和征讨边章、韩遂的背景下来比较，董卓肯定不占上风，或者说，会落在下风；但如果将两人的军事能力，放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光谱里来看，就不能说董卓一定弱于皇甫嵩了，——假如不是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客观公允地说，依据现有史料，董卓和皇甫嵩两人在军事能力上，是各有千秋。皇甫嵩有智谋，懂兵法，战术规范，善打胜仗。董卓同样充满智谋，而且似乎更得“兵不厌诈”之三昧精髓，虽然屡有败绩，但也突显出更强的宏观驾驭和应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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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皇甫嵩和董卓两人放在一起，比较他们的军事实力，还必须要说到他们各自部队的来源与构成。关于这一点，雷海宗先生在其《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给予过非常突出的关注和叙述。这也的确是衡量一支军队战斗力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先来看看皇甫嵩部队的组成和兵力情况。
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儁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皇甫嵩列传》）
所谓五校，是指北军五营，即中央禁卫军。这些部队经多年承平，豢养于京城，实战经历有限，战斗力颇可怀疑。三河指司隶校尉部下的河南、河东、河内三郡，在首都洛阳的周边，所谓“三河骑士”，也许只是半职业化的军人，但既能骑马作战，当有一定的战斗力。皇甫嵩部队战斗力最强的，我猜想反而应该召募而来的精勇（刘、关、张就属于召募而来的精勇，三国名将中多有这类召募而来的精勇，虽然他们未必在皇甫嵩的阵营中）。四万人的兵力，皇甫嵩和朱儁各领一军，一般理解可能是均分，但实际上皇甫嵩或许会多得一些,[17]总之，皇甫嵩的部下兵力此时应不少于两万。
到“陈仓之战”时，《后汉书》中明确说：
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皇甫嵩列传》）
仍然是两万。
有关皇甫嵩统帅兵力的最后一次说明，是在董卓带兵进京之后，“时左将军皇甫嵩精兵三万屯扶风”（《盖勋列传》）。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皇甫嵩手下的兵力，似乎一直维持在两到三万之间。相应的，其兵力来源和构成成份，似应不会有太大变化。
再看董卓部队的情况。
“陈仓之战”时，董卓手下也是两万人。董卓带兵进京，只带了三千人，其余部队应该是交给了他的女婿牛辅，留守在三辅一带。进京之后，何进、何苗的部曲主动归附了董卓，这部分兵力具体数目不详，但应当十分可观。随后，董卓指使吕布杀死丁原，吞并了丁原的并州兵，其中包括了张辽的千余人，数量再次大增，并且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凉州兵与并州兵的汇合，《董卓列传》上说：“卓兵士大盛！”
到关东群雄“讨董”时，关于董卓部队的情况，我们援引一段陈勇先生《董卓进京述论》里的文字：
“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
可见，董卓进京之后，其兵力数量当已远在皇甫嵩之上。更可注意的，是董卓军中羌、胡兵的成份。
前面说过，董卓从年青时起就居住在羌、胡、汉杂居共处的“羌中”（今青藏川陇接壤一带）。羌胡人中有董卓的朋友，同时他们又是董卓抓捕和征讨的对象。可以说董卓从很早起，就跟羌胡族人结成了这种特殊关系。到灵帝驾崩前夕，董卓回信给朝廷，说明他为什么不能去朝廷任职时说：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董卓列传》）
在其后的一封回信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这清楚表明，在董卓的军中，有湟中义从、秦胡兵和羌胡人士，这些人很可能是董卓兵员的主力。他们不仅具有长期征战形成的剽悍战斗力，而且对董卓十分忠诚，堪称死心塌地、生死不渝，构成了董卓部队的核心与中坚力量。
对此，郑太对董卓说的一番话，作了最好的阐述与证明。这番话虽然是董卓“不悦”之下的缓颊之言，难免有谄谀成份，但通读下来，可以说基本属实，而且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实是一篇出色的小型论文，甚至含有些文献综述性质，较全面、客观、准确地评述了董卓方面的军事实力及优势所在。我们从中撷取几段文字，听听郑太是怎么评述董军实力的。
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
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
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
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众，当解合之势，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郑太列传》）
就这些方面而言，别说是关东群雄那帮乌合之众，就是皇甫嵩驻守在扶风的三万精兵，恐怕也得稍避其锋。
皇甫嵩之所以没有听从皇甫郦和梁衍的劝言，包括盖勋那场胎死腹中的密谋“讨董”的流产，[18]我猜想，是不是一种经过拈量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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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卓进入洛阳之后的政治行动（主要在半年内完成的），基本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自身身份的更新和地位的确立。
这点前面已经说了。
其次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废少帝，立献帝，弑太后。这里要特别指出，这些非常事件，是董卓在进京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完成的！[20]董卓完全不给他的对手、潜在对手和旁观者，以任何可乘之机。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此时的董卓已经吞并了何进、何苗和丁原的部队，“兵士大盛”，武力成为董卓政治行动的重要后盾。但在手法上，董卓的行为方式，跟之前的何进形成了最强烈鲜明的对比。董卓按自己的意志，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军政府，他成为东汉朝廷的实际领导人。
这一切都完成得如秋风扫叶，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若从以往历史道德的评价角度说，董卓以上的所作所为，都是他遭受谴责的罪恶行径的一部分，但由今天政治行为的分析角度看，却是表现了董卓过人的政治天赋和手腕。
第三，是董卓与当时朝廷和社会上世家大族和名流士人的关系。
董卓能在四个月的时间内，以威胁、利诱、笼络、杀戮的方式，流氓性与亲和力并用，商议与翻脸随时迭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军政府，将首都和全国形势掌握在自己手里，董卓与世家大族和名流士人之间的统战策略和合作关系，在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这段关系的存续时间有限，内容也比较暧昧、混杂，但它在最初的时间里，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支撑、构筑作用，是董卓军政府得以迅速而平稳建立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我们迄今所见的史籍材料，其实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巨大扭曲和遮蔽的，但所存的客观材料，仍能透露出不可阻挠的真实信息。
董卓带兵赶到京城时，宦官已全部被杀光了，连召董卓进京的何进也死了。按理说，董卓进京的正当前提已不存在了，董卓应该立即退兵才是，但董卓既然已经来到这个时间和空间点上，他怎么可能回头呢？当前太尉崔烈尝试着要求董卓退兵时，董卓给了他一个恶狠狠的威胁，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对董卓提出这种要求了。
而董卓也懂得顺水行舟。
尽管宫廷宦官已悉数被灭，但董卓为了顺应人心，——当然主要是世家大族和士人官僚集团之人心，——继续推行反宦官路线，大力清除宦官流毒，行拨乱反正之举。最具标志性的，是为窦武和陈蕃事件平反，为此董卓赢得了士人和官僚阶层的拥护和肯定，也是董卓带兵进京后，没有即刻涌现“反董”浪潮的重要原因。
为“陈蕃、窦武之难”正名平反，是历史送给董卓的一张顺手政治牌。
同时，董卓大量起用士人（其中多有之前被禁锢的“党人”）为官，除了身在朝廷和京城的，还任命大批地方士人名流，其中包括了多位后来举旗讨董的地方州牧、刺史和太守等，所谓：
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三国志蜀书八许麋孙简伊秦传》）
反倒是“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列传》）
这些举动充分显示了董卓极力讨好、顺从士人之意的用心。士人官僚集团遭外戚，尤其是宦官集团长期压制和迫害，董卓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支政治力量的合作与支持，尤其在其初来乍到、立足未稳之际。
在此过程中，董卓以极富董卓特色的方式，展现了他对士人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一面。我们可以在董卓与荀爽，蔡邕，司马朗，赵戬，盖勋，朱儁，皇甫嵩，陈纪，王允等等人物的关系中，最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一点。
董卓以一名并未实际到任的并州牧，带领三千士兵进京，在身份和实力上，与其他几位进京者相比，——比如丁原，并没有绝大的优势。当时同时带兵进京的骑督尉鲍信，都动了要干掉董卓的念头，说“及其初至疲劳，袭之可禽也。”（《三国志董卓传》）。但董卓能在短短四个月内，就把京城乃至全国形势基本掌握在自己手里。就这一点，别说在当时，——想想当时东汉宫廷乱成了什么样子，血流成河！——就是放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候，都非得有杰出、狠辣的政治手腕不行，而董卓做到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董卓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复杂、强悍与多面，其对东汉历史直接的巨大影响，——也可以说是对其后数百年中国历史的某种影响，——是决非皇甫嵩所能望其项背、与之相提并论的。皇甫嵩在政治上的那些举动，跟董卓相比，就历史影响而言，会立刻显得无足轻重，反而显出几分平庸和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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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皇甫嵩、朱儁并以上将之略，受脤仓卒之时。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献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狈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乎！（《皇甫嵩朱儁列传》）
这是范晔写在《皇甫嵩朱儁列传》末尾《论曰》中的一段话，其中的“犷贼”，肯定说的是董卓无疑。最后一句，“何智勇之不终乎！”，道出了范晔，——或许是范晔前后，直到今天很多人的内心感慨和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威震天下”的皇甫嵩（朱儁是个次要角色），最后在董卓面前，会表现得如此前后判若两人？
本文前面的文字，就是想尽可能地来回答一下这个“范晔之问”，想给出一条复原其逻辑关系的因果链条。
范晔有此尖声一问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皇甫嵩与董卓两人，从“争雄”、“不相上下”到握手言和，彼此和谐，不仅是关乎这两人命运的事，而是关乎当时东汉大势，乃至其后中国百年间历史走向的事，——当然，这仅是指一种可能性。
而皇甫嵩一再选择了消极、拒绝和放弃，最终“狼狈虎口，为智士笑。”
其中的看点究竟在哪里？
关公战秦琼的要点（笑点），不在两人武功的比较，而在于时间的错位。
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要点也在时间。
尽管他俩是同时间人。[21]
但却是朝向不同时代的两个人。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的弟子克拉底鲁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一条河流”。透过皇甫嵩和董卓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身处同一段时间河流，其所投下的时代阴影也会完全不同。
怎么说？
如果站在皇甫嵩的角度，看皇甫嵩所处的时代，人们也许会有一种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或许这就是皇甫嵩本人对他所处时代的感觉？）虽然皇帝被变更了，但以前一直有皇帝被非常态地变更；太后被杀了，以前也有过太后被杀；“黄巾起义”被后世认为是影响东汉历史走向的大事，但当时的人未必都这么看，骚乱和叛乱一直没有停息过，再说不是很快被平定了么。董卓专权又怎么样，之前不也有过梁冀，再早还有过窦宪么？他们都曾是“威震天下”的人物。有什么理由认为，出了个董卓，东汉就要完了呢？再说董卓后来也被杀死了。至于迁都长安，至少皇甫嵩本人对此没有发出一点异议。
鲁迅说过一句话：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
无论身处什么时代，身经何种事情，那种一切照旧的感觉，始终会是某些人群的心理状态。
但如果从董卓的视角看，人们的观感就有可能完全不同。
无论是后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董卓都是以一个异类的形象，出现在洛阳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是对于东汉，还是秦汉以来的历史来说，董卓在洛阳的出现，都是个新现象，一件新鲜事物，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科西嘉的怪物”。如果说汉灵帝、“黄巾起义”和董卓是东汉走向三国的三大主导要素，那董卓就是最直接摁下按钮的那个人。从董卓开始，东汉历史就真正进入了急剧弯道，随后，东汉就一步步不再是东汉。陈寿的《三国志》，除了被作者奉为正朔的曹氏一家的男男女女外，董卓是开篇第一人。这不仅是自然时间上的顺序，也是历史时间上的位置。
换言之，董卓是三国的揭幕人。
方诗铭先生在《方诗铭论三国人物》的《前记》结尾处特地说明：
本书是从董卓开始的，他似乎不能算作三国时期的人物，但陈寿的《三国志》中，除皇帝后妃外，第一篇即是《董卓传》。
方诗铭先生的话语有些勉强和无奈解释的味道，其实这恰恰道出了董卓在从东汉到三国历史转折处的位置和意义。
董卓和皇甫嵩的最大不同，也在这里。
皇甫嵩像是停留在过去时光里的人物，一切世事的变幻莫测，到了皇甫嵩这里，都重新归于静止和不变了；董卓则朝前跨了一步，以暴烈的方式，打开了新时代的阐门。
因此，皇甫嵩与董卓的较量，其实是暗含了两种不同时代的较量。皇甫嵩站在河这边，董卓则渡河而去。
也许正是这种具有标杆性的“过渡人”的位置，决定了董卓表现出比皇甫嵩更为复杂、深邃、有力的人性。在董卓身上，更能体现出那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气息，一种搅动与颠覆，激荡与厮杀的气息。
暴力必然地成为这一新时代来临的标志和象征。
它也是董卓身上的一大特色。
董卓身上的暴力倾向和表现，除了确实来源于一种习性（基于天性和地域的成份），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的背后站立着政治的背景。那些带有骇人听闻性质的暴力行径，那种故意的、快意的，无所顾忌的滥施淫威的行为，其实反映了董卓政治处境和心理的某种失衡，也显示出他一惯的对于暴力的信仰和依赖。他相信暴力可以帮他实现梦想，给他带来他想要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失能和迷惘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图谋上的失策，以为恐惧可以慑服人心，结果却适得其反。
当然，从具体的视角来看，董卓在洛阳带有突然性的暴力行动，跟当时士兵的性需求和经济物质上的需要有关。然而阐门一旦打开，洪水将不可遏止，成为董卓前后政治历程的分野线与转捩点。
不过，要是认为暴力是董卓与皇甫嵩之间的区分，那就可能是种误解了。皇甫嵩在镇压“黄巾起义”时表现出的暴力，一点不亚于董卓。长社之战，斩首数万级，东郡斩首七千余级，与张梁战，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与张宝作最后的决战，首获十万余级。总之，死于皇甫嵩之手的“黄巾”，总数在二十万以上。在张角先已病死的情况下，皇甫嵩“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镇压张宝“黄巾”后，更以十万“黄巾”尸体，“筑京观于城南” （《皇甫嵩列传》）。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种战争或战场行为，跟董卓的滥杀平民，完全不应相提并论。是的，——但战争或战场就一定要多杀戮吗？后来三十万青州“黄巾”归降曹操，也许提供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例子。
所以，说到暴力，皇甫嵩于董卓其实是不遑多让的，并非就是一个心慈手软之人。
但就这么个皇甫嵩，当他面对董卓时，却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皇甫嵩听从董卓征召，从扶风越过长安去到洛阳，那时候汉献帝和东汉朝廷正被迫向西而来，跟前往洛阳的皇甫嵩相向而行、擦肩而过。皇甫嵩被董卓免死，还先后被任命为议郎和御史中丞。当董卓回长安时，皇甫嵩已在路边恭候。就是说，皇甫嵩接受董卓的任命后，一个人又从洛阳返回了长安。当董卓对皇甫规的遗孀极尽逼迫与凌辱，规妻最后死于董卓暴力之下，那时皇甫嵩在哪呢？不管怎么说，从名份上讲，这位烈性女子都是他的婶娘。反到是在董卓被吕布刺杀后，一直处于静默状态的皇甫嵩，突然冒了出来，“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眉坞，杀得母妻男女，尽灭其族。”（《董卓列传》）。这件事，连范晔都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把它放进《皇甫嵩列传》，只在《董卓列传》里马虎了草地塞了这么一句。当时，“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三国志董卓传》裴注引《英雄记》）。此时，那个一直隐身不显的皇甫嵩好像突然“满血复活”了，——恢复了他在镇压“黄巾起义”时的那股狠劲。
所以，暴力并不是皇甫嵩和董卓的“识别码”。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应该看到董卓不仅没有杀掉皇甫嵩，反而让他做了御史中丞。在东汉，这还真是个不错的官。[22]皇甫嵩却在董卓死后，灭了董卓家族。
能看出皇甫嵩和董卓之间不同的，是他俩与士人群体的关系。
至少从皇甫规开始，皇甫家族就极力把自己往士人，甚至是党人圈子里靠，这在《皇甫规列传》里有详细、精彩的描述。皇甫嵩本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史籍中同样有清楚呈现。可以说，皇甫嵩最后成功融入了士人群体，成为其中一员。
董卓也曾一度跟士人群体，——更确切地说是关东士人名流，表示过由衷的亲热，希望能结成亲密的关系，但最终却失败了，并且死在了士人首领王允之手。董卓与（关东）士人的关系，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形容：“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像刀锋！”士人群体对董卓，可以说是一直是暗怀图谋的，而董卓则多少属于被迫反击。曹操后来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仿佛是从董卓这里得到了教训，受到了启发。
董卓和皇甫嵩与（关东）士人群体的不同关系及其结局，其实是反映了两人与士人群体在文化和利益沟通上的合流与冲突。虽然皇甫嵩和董卓同为凉州武将，但皇甫家族从武将角度说，早已文化，或者说儒化，地域角度说，则早已中原化；董卓却是融而不入，始终保留着浓厚的西凉色彩。皇甫规的遗孀在痛斥董卓时，说他是“羌胡之种”，这与其说是种族区分，不如说是文化的蔑视。文化及其背后的思想倾向，正是皇甫嵩和董卓较量的真正枢纽。对此，范晔在《儒林列传》，——请注意，是《儒林列传》！——的结尾处，用一段话语，给出了最好的脚注：
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皇甫嵩为何输给了董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