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具有多样性的功能，在千年帝国史上发挥了皇权专制帝国政治中心的功能，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鲜明政治象征。君士坦丁堡还是拜占庭帝国最重要的军事堡垒，发挥了抵御外敌，抗击武力入侵的军事功能，同时因其安全性而成为拜占庭帝国多样性外交活动的舞台，发挥了外交平台功能。君士坦丁堡更是欧洲地中海世界的经济中心，长期发挥经贸活动中心的功能。君士坦丁堡还是该地区东正教中心和文化交往中心，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和信仰中心的作用。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地中海城市

社科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14ZDB06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志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453年，当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便根据人们常用的其简称，用土耳其语称之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是具有千年历史的拜占庭帝国的都城，最初是沿用其古代称谓“拜占庭”，后来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这座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旧址上，大规模修建，并于330年开城启用，后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建城者而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①这个城市此后便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中心，在帝国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展现了其辉煌的城市发展史。由于该城在帝国千年史上占据的特殊地位，并成为拜占庭文明生活的光辉舞台，后世人才恰如其分地用其名字指称整个帝国。鉴于该城的重要性，国际学术界对之开展了长期的多学科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②这些成果成为我们探讨君士坦丁堡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参考。君士坦丁堡逐渐发展的各种城市功能集中代表了拜占庭帝国城市的特征，也反映出拜占庭文明成长的特点。本文对此做初步探讨，并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专制统治的首府

拜占庭帝国一度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时期最强大的帝国，因此作为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也一度发展成为该地区最繁华的大都市，无论在城市规模还是繁荣程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城市。作为帝国的首都，其强大的政治功能充分表现在帝国历代皇帝以此城为定居地，几乎千年不曾改换。而拜占庭帝国这个高度专制集权的国家特别强调其皇帝的绝对君主权，从城市比较的角度看，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心脏地位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中古城市之最，它因此也被当时人称为“万城之王”。

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从建立之初即凸显其政治中心的特征。该城不仅是一次性规划，而且举全国之力短时间内建成。当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决定兴建新都时，就规划把这个东部“新罗马”建成人世间最伟大的城市，即不仅要继承伟大的罗马帝国旧都的传统，还要超过旧罗马的规模，要比旧罗马还要典雅宏大。要完成这一宏大计划并非易事，君士坦丁皇帝运用其超强的智慧和能力，全面启动工程。为了招揽帝国各地的建筑人才和能工巧匠，他指派心腹重臣重金聘用，还下令建立各层次技术培训机构，在很短的时间内培训出从泥瓦匠、放线技工到指挥调度工头等各工种，他们都被迅速派往建筑工地。君士坦丁一世为此费尽了心思，夜以继日地与技术人员商讨规划细节，当325年正式开工时，他早就成竹在胸。他还精心编造了遵循上帝旨意的神话，让紧随其后的文臣武将心悦诚服。当他按照旧罗马的“七丘”传统，选定“新罗马”的地貌边界时，气喘吁吁的文武百官都不得不为其宏大的建城计划所震惊。③他不仅踏勘新都城的地理环境，根据其特殊的地貌，提出城市整体布局的构想，还与城市设计团队和建筑技师专家们讨论具体的细节，甚至就城市广场的装饰提出修改意见。

作为一次性建成的首都，帝国当局严格按照旧罗马的样式设计施工，且刻意营造“新罗马”的典雅豪华。君士坦丁大帝调集帝国各地的建筑师和能工巧匠，按照罗马城市各种建筑物的模样，依据各自不同的使用目的精心设计，全面施工建设。为了美化城市的大街小巷，他指示部下征集许多破旧古城的古代遗存，诸如大理石雕刻、巨石方尖碑，大量古代建筑构件和艺术装饰物被精心运抵新罗马的建筑工地。④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索和希腊各地很多古典时代的文化名城都向新罗马“贡献”了精美的大理石雕像和方尖碑，这些“装饰物”长期美化着“新罗马”。这个时期从古希腊宗教中心特尔斐神庙搬运来的青铜蛇柱至今矗立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广场，成为游客凭吊往昔的历史景点。⑤当时人所知世界上最优质的粗大原木和各地特有的彩色大理石都用于新都建设，为能工巧匠施展技艺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新罗马建设仿照旧罗马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在具体设计施工中也突出了传承伟大帝国政治中心的意义。根据考古和文献研究，在城区内的公共空间兴建了多种形状的广场、公共学堂、元老院会议大厅、用于赛车的巨大赛场、剧场，为美化新都的贵族豪宅、公私浴池比邻而建，保证新都物质生活水平的柱廊、谷仓、引水渠道和地下蓄水池施工质量上乘，法院大厅、教堂、宫殿和数千所贵族官邸处处彰显着东罗马帝国的强大。⑥

正像所有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建筑工程一样，君士坦丁堡的建设也限定了严格的工期，这一点与其他欧洲古代城市的缓慢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皇帝特地调动数万哥特士兵投入建筑工作。这支哥特人部队是君士坦丁皇帝在内战中依靠的重要军事力量，在其战胜各路军阀的残酷战争中屡建奇功。⑦统一帝国的战争结束后，君士坦丁立即将无仗可打的兵力投入新都建设的工地，加快了新罗马施工工期的进度。作为刚刚实现了政治统一的皇帝，君士坦丁急于确立新都的核心地位，以便更迅速地建立起新的政治中心。君士坦丁皇帝的全力运作很快便结出了硕果，经过五年施工，新都建设基本完工。虽然很多细节尚待完善，但他迫不及待地举行了新罗马的开城仪式。新都确实令人震撼，其面积是原来古城的十余倍，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气度非凡，其豪华典雅空前绝后，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的奇迹，在马尔马拉海北岸形成了亮丽的风景线。这个总面积达8平方公里的新城远比故都罗马宏大，也在此后数百年成为西方城市之冠，居民人数超过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尼罗河的亚历山大、爱琴海的雅典，以及后世的伦敦和巴黎。⑧

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其核心区自然是皇帝及其宫廷所在的大皇宫。王宫建筑群占地60多万平方米，以旧城海拔最高的小山丘为主要区域，这里是新都的制高点，不仅可以居高临下掌控全城，而且位居三角形城区的东部顶端，三面临水，气势恢宏。这个建筑群是精心打造的建筑精品，使用地中海世界最洁白的大理石材料，精雕细刻的天台大理石栏杆和多条廊柱大道交相辉映，高低不同错落有致的楼堂殿亭构成新都美丽的边际线，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夏季，深蓝色的海天衬托着洁白的建筑，其中点缀金色屋顶，将君士坦丁王朝的气势显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新都的核心区也是整个帝国的中心点，其中比邻的多个宫殿和花园，都搭配合理，而议事厅大殿则尽显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同时，为皇帝的安全和出行方便考虑，皇宫内设有地下通道与大赛场相通，另外从皇家后花园还修建了一个大理石码头直达马尔马拉海。⑨

拜占庭帝国幅员辽阔，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其政治中心必然凸显其专制威严。众多朝廷官员住所和机构集中在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周围，这里自然占据了最佳的地点。特别是以大皇宫为端点的两条主要城区大道，直通西部城门，再由此连接整个帝国的交通公路网。无论是执行皇帝意旨的政令还是大小官员，都利用帝国发达的交通系统即驿站和驿道的便捷。⑩有专家研究认为，从大皇宫发出的命令可以在数日之内送达边陲要塞。因此，人们对往来于新都驿道的官员和军士已经习以为常了，并常常根据驿道上繁忙的程度判断帝国边防形势。

新都作为拜占庭帝国权力核心，还拥有许多特权，其中大片贵族宅邸和高官住区值得特别关注。这里的数千套豪宅是为了吸引地中海世界的大小政客和文化人物而建，最初免费的房屋虽然后来改为收费居住，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纷纷携带家眷入住其中。从皇帝为首的朝廷角度看，这样可以更为有效地控制官员，其家眷带有“人质”的意味。而从各级官员和贵族角度看，这样可以保留在首都的各种关系，他们追求的目标虽然各不相同，但攀附权贵实现更高更快的晋升是相同的。而文人墨客，则在新都找到了发挥各自才能，显示不同才华的天地。当然，新都政治中心的地位也意味着安全，因为该城坚固的城防工事，特别是沿黄金角海湾和马尔马拉海岸向西伸延的约4300米城墙，号称是攻不破的城池。(11)

君士坦丁堡还继承了古罗马帝国城市建筑的传统，修建了巨大的竞技场。举办竞技和赛车活动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被当作聚拢公民收买民心的活动。原来的旧城墙被改建为高大的皇城城墙，城门塔楼正对西方的宽广大道。大道南侧修建起新式的赛车场，它的拱墙部分几乎完全照搬罗马角斗场的技术风格，但为便于赛车，大赛场改为长方场地，比罗马竞技场长40余米，其车道很宽，据称同时举行10辆马车比赛也富富有余。尤其吸引人们注意的是场地中央耸立的许多立柱和方尖碑，它们既有来自埃及的古代建筑构件，也有来自古代希腊的青铜金属柱。拱门墙体分布着众多的古今英雄人物雕像，供观众凭吊，四层拱形门廊上都饰有精美的大理石雕刻。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庭帝国初期推崇基督教，故而古罗马时代血腥的奴隶角斗和斗兽表演被激烈的战车比赛所代替。

作为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标志，众多的公共建筑群是“新罗马”的又一亮点。以大皇宫为起点的麦西大道一路向西，串联着几个巨大的城市广场，其中最著名的君士坦丁广场就是公共建筑群的集中区域。①按照传统，帝国议会和元老院最为显赫，其正面建造的十几级大理石台阶为政教领袖和文人墨客提供了演讲的论坛和舞台。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广场中央那数十米高的巨型花岗石圆柱，其白色的大理石基座雕刻着皇帝形象的高浮雕，柱子顶端究竟是哪位神祇或皇帝，后世还有争议，因为这根柱子数百年前便在地震中倒下了。②比君士坦丁广场略小的方形广场以塞奥多西皇帝命名，汇集了重要的军事大道，它们向城外伸延，连接入帝国公路网络。特别有特色的是这两条大道两侧都有闻名的大理石柱廊，连接着市政厅、将军府和国库等重要机构，国家图书馆和贵族住宅区也在附近，衬托着它们的重要性。普通民众常常驻足观看初入罗马贵族庭院的显赫人物，他们不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焦点。

兴建庞大的新都是君士坦丁皇帝的重大施政举措，在其建设工程完成后，当然也要举行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这既是皇帝彰显威严的机会，也是突出新都地位的事件。为此，皇帝不仅亲自主持公元330年5月11日的盛大开城典礼，而且宣布整个帝国举行为期40天的庆祝活动。帝国国库不仅慷慨地为民众提供免费娱乐和赛事，而且指定各个政府机构都要全力投入庆典，让“新罗马”的市民尽情享乐，载歌载舞，彻夜狂欢，其真实意图是为君士坦丁一世的建城“政绩”歌功颂德，让千千万万的民众记住“新罗马”的建筑帝王，从此“新罗马”又被称为“君士坦丁堡”。

如果倾帝国之力建成的新都此后成为“空城”，那就极大违背了君士坦丁的初衷。为了繁荣新都生活，朝廷第一时间便推出了多项举措，促使“新罗马”迅速兴起，取代旧罗马。这些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整个帝国的精英人物提供免费豪宅，它们的样式和风格与旧城的贵族房屋一样，更增加了绿树草地的庭院。皇帝还亲自点名要求一些著名元老和文人迁居新都，并与其亲信重臣很快出台了提高新都地位的法令，使得新都的元老院获得了与罗马旧元老院同等的法律地位。强有力的利好政策加快了新都的发展，规模日增月扩，居民数量急剧增长，城区居民在一代人间便猛增到数十万人。我们没有关于新都人口的准确数字，但是后世人根据粮食贸易文献和城市引水蓄水池的考古研究，粗略估计“新罗马”在4世纪末时，人口达到50万人以上，更有人推测该城人数最多时可达百万之众。这不仅在当时，即便在13、14世纪都是欧洲地中海世界之冠，可以作为对比的是15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威尼斯城也不过20万人。(14)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功能既体现在其建城之初，也体现在建城后发挥的主要作用上。这个城市是拜占庭帝国千年历史的见证，是帝国无数悲喜剧精彩上演的舞台，是延续着古代罗马帝国政治传统的拜占庭帝国的中心，是后世人所了解的拜占庭帝国的象征。毫无疑问，当16世纪的德意志学者以这个城市的名字标示东罗马帝国时，君士坦丁堡的特殊性已经为世人所公认，拜占庭帝国这个近代形成的名称为人们所接受也就不奇怪了。

二军事要塞和外交主场

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必须具有突出的军事战略地位，且能有效地发挥其军事功能，换言之，只有这个具有得天独厚的军事优势的城市，才能为帝国的政治中心提供可靠的安全保证。君士坦丁堡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君士坦丁大帝建城之初，“新罗马”的军事功能就特别突出，也许在他的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选择这个军事上易守难攻的要塞。他和其后人鼎力打造的城防体系堪称中古欧洲地中海世界之最，其坚固城墙千年不倒的奇迹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无论外敌攻击多么严重，只要都城的防御工事不破，抵抗尚能维系，那么拜占庭帝国的大厦就能保持不倒，帝国还能东山再起。

君士坦丁堡突出的军事战略功能首先来自其天然的军事地理战略优势。这个城市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和马尔马拉海北岸，扼守黑海—爱琴海—东地中海的通道，控制着欧亚大陆交通的桥头堡。如此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很早便为古代军事家所注意。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在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开拓海外商业殖民城邦，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期间，拜占庭所在地就受到他们的关注，并在此建立了一个殖民城邦。最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建立了察尔西顿城。但是几年后，他们注意到马尔马拉海北岸有一处更好的地点，新建的商业据点使用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命名，称拜占庭城(Bvζαντιν)。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15)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曾有过记载。而后，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1)和古罗马史家塔西陀(Tacitus，公元56-120)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做过描述，因为这个城市在多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6)古希腊作家早就看到它在经济贸易和军事战略上具有的重要性，连古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I，公元前519-前465)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都嘲笑察尔西顿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罗马帝国征服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时期，拜占庭城的军事地理优势凸显出来。作为重要的军事交通枢纽，拜占庭城仍然在罗马“东方征服战争”和内战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公元194年，罗马皇帝塞维鲁(L.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就是因为拜占庭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Niger，？-194)，对该城进行疯狂的报复，几乎将它夷为平地，一生常驻东方的戴克里先皇帝选择尼科米底亚时也注意到了它，但因其过于残破而无法利用。(17)直到4世纪初，拜占庭城仍然没有从罗马帝国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

其实，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地理优势非常明显。它三面临水易守难攻，既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的天然保护，又有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其北面长10公里的海湾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向西看去，该城俯瞰色雷斯平原，只需在陆地一侧建立高大的城墙便能够轻而易举地保证新都的安全。从军事防卫的角度看，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从两个方向构成该城的海上防线，此处建立的防卫前哨和军事要塞都有助于加强新都防卫。(18)

拜占庭帝国新都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与古罗马不同的是，帝国战略重心东移，军事交通体系也因此转向东部。从地图可知，连接西部帝国的军事公路埃格南地亚大道从这里经过，向东对接小亚细亚地区的各条军事公路，因此成为帝国欧亚地区的连接点。同时，新都恰好坐落于黑海—爱琴海—地中海海上要道之中点处，因此控制着帝国南北大动脉。城北的“黄金角”主航道宽460米，既有利于商业船只来往，也可以防止大型船只对该城发动进攻。这个海湾的分支水巷便于船只停靠，也是自古以来各地商船良好的停泊之地。(19)长期以来，城北的水系一直是该城的屏障，拜占庭军队更是在此设立严密的防卫体系，严控船只进出。而当战事紧张时，关口便有大批水军防护。

君士坦丁一世长期征战沙场，是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这就使他能够独具慧眼，认识到拜占庭城的军事地理优势。为了确定新都的地址，他日思夜想，颇费了一番心思，以至于在梦中还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声称他见到了“神迹”。他在梦中的幻觉有助于他最终选定新都的城址。事实上，有关建立东都的问题是当时君士坦丁大帝文臣武将热议的话题，人们在多个大城之间的选择问题上犹豫不定，争论不休。这些城市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也拥有不同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尼科米底亚这个前任皇帝戴克里先的行宫具有良好的宫殿建筑群。但是，作为罗马帝国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君士坦丁一世首先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他充分认识到帝国东部地区在增强其统治实力中的重要性，而选择古城拜占庭为新都城址首要考虑的是其军事防御能力。因此，他力排众议，最终决定选择拜占庭城旧址作为建设新都的城址。可见，军事地理优势是君士坦丁堡建立之初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这一优势在此后的历史上发挥了突出的效能。可以说，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城市功能，而其军事功能则发挥了最大的效能。

新都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好处也有弊端，便利的交通也意味着频繁的外敌入侵，“新罗马”的富有持续吸引着各路游牧民族不断觊觎帝国，这也决定了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功能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该城坚固的城防工事分为内、外两道城墙，塞奥多西城墙全长6000米，墙高数十米，外有数米深的护城河。全城高大的城墙还有十余座更加高大的城楼，相互间形成立体作战的体系，其固若金汤为西方世界所罕见。现代军事史家认为，“新罗马”的城防系统军事技术水平极高，在冷兵器时代堪称世界第一。在拜占庭帝国千年历史上，这个都城屡遭袭击，长期的围城战也发生多次。6世纪中期席卷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虽然兵锋直抵亚得里亚沿海、科林斯地峡和爱琴海沿岸地区，帝国心腹地区遭到全面洗劫，但是，君士坦丁堡凭借坚固的城墙阻击了斯拉夫人。(20)同样，波斯军队于605年侵入拜占庭帝国后，也一度在占领了两河流域的达拉前哨要塞后，兵临城下，受到阻击，始终无法越过新都城墙。中亚游牧民族阿瓦尔人尽管也陈兵“新罗马”城下，但无法攻破拜占庭首都城墙。这道坚固高大的城墙成为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可靠保护。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Herakleios I，610-641年在位)为了全力投入对波斯人的战争，将其前线基地推进到两河流域上游的凡湖附近(今土耳其埃尔吉什)。作为回应，波斯军队沿幼发拉底河北上，绕过拜占庭重兵把守的凯撒里亚地区，从托罗斯山脉沿地中海地带直扑君士坦丁堡，占领了与君士坦丁堡隔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望的察尔西顿，希图威胁新都，将战场重新拉回帝国境内。但是，他们面对的仍然是君士坦丁堡不可逾越的城防，皇帝伊拉克略的兄弟指挥了整个防守战，彻底挫败波斯人的进攻，使远途奔袭君士坦丁堡的波斯人无功而返，进而保证了伊拉克略终于取得对波斯战争的胜利。(21)

此后，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帝国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也多次挽救帝国。655年，刚刚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哈里发军队大举入侵拜占庭帝国，其强劲的骑兵攻势迫使拜占庭军队节节败退，先后丧失了对帝国亚洲领土的控制权。新建的阿拉伯舰队乘势而上，从水上围困了君士坦丁堡。在几个月的攻防战中，拜占庭人凭借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坚守不出，迫使阿拉伯军队无功而返。(22)674年夏季以后，君士坦丁堡又多次陷入阿拉伯海军的海上封锁。然而这支在“圣战”旗帜下无往而不胜的阿拉伯军队始终被阻挡在君士坦丁堡城下，无数阿拉伯将士葬身于守军的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和“希腊火”，最终迫使哈里发穆维雅承认失败，双方订立三十年和平条约。(23)这一胜利的重要意义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认为能够阻遏风头正劲的阿拉伯军事扩张，对于欧洲文明意义非凡，使得阿拉伯军队蹂躏洗劫欧洲，进而用伊斯兰教文化征服西方的计划被粉碎，因此可以被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4)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拜占庭人与巴尔干半岛地区迅速崛起的保加利亚人之间的战争中。保加利亚汗王特耳维尔(Tervel，691-718年在位)就曾举兵入侵色雷斯地区，兵进君士坦丁堡城下，但他们在高大坚固的城墙下无计可施，只能对附近的村庄抢劫一番作罢。(25)同样，保加利亚国王科鲁姆(Krum，802-814年在位)也曾大举入侵拜占庭帝国，杀死拜占庭皇帝尼基佛鲁斯一世(Nikephoros I，802-811年在位)，甚至实现了“把我的矛插在君士坦丁堡黄金门上”的誓言，但是仍然受阻于君士坦丁堡。即便是保加利亚最强势的国王西蒙(Symeon of Bulgaria，893-927年在位)，自封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的沙皇和专制君主”，但仍然不能占领君士坦丁堡。(26)

15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于小亚细亚，拜占庭国家极为衰弱，但君士坦丁堡仍旧成为拜占庭人最后坚守的堡垒。1422年，苏丹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21-1451年在位)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动用撞城机、投石器、弩炮、活动塔楼等各种攻城机械，连续作战两个多月，却没能前进一步。据史料记载，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1451-1481年在位)于1453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时调动了数十万人的部队，且配以当时世界上最大口径的火炮，而拜占庭守军仅数千人而已。(27)这场实力悬殊的战役持续了50多天，可见君士坦丁堡的城防工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经贸生活的中心市场

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并非凭空形成，其政治和军事的巨大开销也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一沉重的财政压力完全是由其特殊的经济活动支撑的。可以说，没有君士坦丁堡完善的经济功能，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就无法发挥。正是该城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其政治中心地位和军事堡垒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君士坦丁堡经贸活动一直非常活跃，尤其在城区中心偏北靠近“黄金角”的地带建立的巨大商业区，是古代商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的西端。根据文献记载，此地建有规模庞大的商业区，高效管理、及时集散世界各地贩运来的商品，为了管理好不同国家的商人，还为他们各自划分了临时居住区和交易区域。正是由于这里的经贸活动需要金融支持，从君士坦丁时代便发行了金本位的拜占庭金币，这种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硬通货，其使用范围远达中国。帝国的官办作坊和工场大多集中在大皇宫内或附近地区，著名的皇家丝织厂、铸币厂、兵器和金银加工场就在皇宫内，而民营各类手工作坊则散布在全城不同地方，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君士坦丁堡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28)塞奥多西广场是全城最大的集市贸易区。这里私人作坊店铺遍布，商号钱庄比邻，衣食用行各色商品，应有尽有，分区设立的商业街道井井有条，形成了方圆数里的商业区。

工商业在拜占庭帝国占有同农业一样重要的地位，而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功能最主要表现在其发达的工商业方面，其中原因还在于这里具有巨大的消费能力。由于拜占庭贵族长期保持着奢侈的生活，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奢侈品生产具有相当的规模。著名中古旅行家本杰明·图托拉记载，君士坦丁堡的富人都穿戴奢华的服装，他们还喜欢住在宏伟豪华的房子里，用金银丝线装饰其桌椅家具。(29)拜占庭各地仿效首都的奢华生活，对这类奢侈品的需求相对旺盛。同时，诚如俄罗斯拜占庭学家康达克夫所说，拜占庭繁杂的宫廷仪式都通过奢华的服饰装潢追求其戏剧化效果。(30)在人们日常使用的教堂、修道院和礼拜堂里，各种各样的圣礼服装、圣器用具都尽显奢华，甚至那些小教堂里也都拥有大量价值连城的器具，甚至很多家具也镶嵌了金银和宝石。(31)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直接为拜占庭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旺盛的消费市场，其特色制品也成为拜占庭人行销世界各地的名贵地方产品，我国古籍文献中对此也多有记载。有资料举例涉及各档次的奢侈品，不仅有贵金属艺术品、镶嵌珐琅画、珠宝佩饰、象牙雕刻、多款首饰、青铜制品和玻璃器皿等，还包括织金锦缎、丝绸织物、各式杯盘、精细布料、贵重圣物等，“所有中世纪所能知道的珍奇异宝和精美的奢侈品”源源不断从君士坦丁堡生产出来。(32)

《君士坦丁堡行会法》(也称《市长法》或《市政官法》)向我们揭示出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和小商业组织的情况。该城市形成了成熟的工商业行会系统，其行会遍及各个生产销售分支，并组成联合机构，如丝绸业分工的各个行会包括从原丝到成衣各道工序，它们的联合机构统一成丝绸业总会。每个行会都享有垄断权，严格控制工作时间、经营利润、接受新成员的标准、货物出口的限额、出口地、货摊和作坊地点等等。《君士坦丁堡行会法》对食品的监管很严格，牲畜的买卖和屠宰都必须在指定场所，屠宰商要取得个人资质和经营范围；面包师也要按照规定制作面包。(33)这一切工作细节均由君士坦丁堡市长密切监督，随时检查。这种官方控制的垄断和干预使君士坦丁堡成为“垄断和特权的天堂”。(34)显然，君士坦丁堡行会组织能够有效确保商品生产的质量，消除中间商的盘剥，防止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君士坦丁堡施行的工商业制度广泛影响着西欧和西亚，比利时经济史学家甘绍夫(Ganshof，1895-1980)认为12世纪西欧法律中就有大量类似于该法的规定，(35)亚宁神父则提出，土耳其苏丹也忠实地仿效《君士坦丁堡行会法》。(36)我国有学者认为，这部法律的有些规定“即使在当下加以考量也不过时”。(37)

君士坦丁堡是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独一无二的商业大都市。由于君士坦丁堡位于欧洲和亚洲以及欧洲和非洲各路交通的结合处，其优势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商业福地，因此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欧亚两洲之间商路的中转站和两大陆的贸易中心。地中海贸易此时完全掌握在希腊和叙利亚商人手中。”(38)这里的市场与远东的中国和印度保持密切联系，进出口贸易极为活跃，由君士坦丁堡向远东出口昂贵的物资产品一直记载在中国的古籍中，而来自中国的东方奢侈商品特别是丝绸的进口满足了帝国达官显贵的需求。连接中国的陆路穿越波斯(后来是伊斯兰教世界)，或通过印度洋海路，最终都汇集在君士坦丁堡。黑海北部原始森林和东欧大草原的地方物产也是交易的商品，京城贵族们似乎特别青睐土著人手工制品，如首饰串珠、粗纺织品、毛皮皮革等。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Ⅱ)与突厥人签署的协议反映出，拜占庭人极力扩大本国的海上东方贸易。皇帝查士丁尼一世设法引进中国的育蚕制丝技术千古流传，此后，君士坦丁堡、安条克、提里、贝鲁特、科林斯等地先后兴起了丝织业，它们成为帝国手工业重要的税收和关税来源。(39)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对国内贸易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堡这样拥有百万之众的中古城市，如果没有完善高效的商业贸易体系就无法维持城市的生活必需品供给。除了大宗的谷物贸易外，某些酒类和蔬菜水果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为商业贸易建立的大量设施，如储藏商品的庞大公共仓库，大量的市场和商队旅店等，对于保持安全繁荣的商业，稳定物价和消费信心都是不可少的。很多情况下，行会组织除了确保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有时还买断全部进口库存以满足君士坦丁堡的市场需求。君士坦丁堡还制定了周详的规章，使那些逗留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服从监管，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生活服务。据称，外国商人均可以毫无困难地获得逗留甚至定居君士坦丁堡的许可。在中古时代的欧洲地中海世界，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人数量之多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君士坦丁堡经济活动的重要媒介的拜占庭货币，在很多世纪里保持着稳定的信誉。拜占庭金币“索里德”(或“诺米斯马”)成为国际硬通货，在长达近千年间为帝国提供了交易工具，并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吸引到这个大城市来。根据考古调查，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内的铸币厂铸造标准的拜占庭金币，它成为遍布地中海沿岸其他20多个帝国铸币厂的模板。(40)这种信誉稳定的拜占庭金币遍布欧亚旧大陆，中国至今发现有百余枚此类金币，其数量仅次于波斯银币。(41)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政策积极鼓励进行国际贸易，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官员也支持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极力促使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进行过境贸易，以至于拜占庭京城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外族人”。朝廷还为这些外来商人提供优惠政策，特别重要的货物储存在特别的仓库里，甚至开辟特殊市场保护他们的交易。(42)君士坦丁堡当局通过海关税收从商业贸易中获得直接的利益，海关为帝国政府收缴了大量金钱，同时也规范了商业贸易活动，据考证，拜占庭海关进出口税率均在10%以上。(43)诚如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所说：“直到拜占庭帝国灭亡以前，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世界贸易的巨大集散地和中心，甚至当帝国不再存在以后，意大利各个大城市仍然从中获利不菲。”(44)

四文化和信仰中心

君士坦丁堡的文化功能是其上述政治、军事和经济功能相互结合发挥综合效应的必然结果。在“新罗马”高大的城墙内，集聚着拜占庭帝国最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这首先得益于拜占庭朝廷长期施行的褒奖教俗文化的政策，得益于官方提供的保护，特别是拜占庭武装力量提供的安全保障。庞大的城市聚集的众多居民凭借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巨量财富，为帝国文人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新都居民高质量的生活和对艺术美感的追求营造出特殊的文化氛围和信仰条件。基督教自君士坦丁大帝后便逐渐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也有力地促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信仰活动的中心和崇拜上帝的最高祭坛。

君士坦丁堡教区最初在古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五大教区中地位并不高，罗马、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条克都排在它前面。但是新都政治地位的提高迅速推升了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宗教地位，其作用越来越重要，排名也很快蹿升到第一。(45)皇帝刻意公开支持“新罗马”教区超过旧罗马，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则从地方教区主教升任为整个帝国的牧首。在皇帝严密的控制下，牧首成为皇帝处理教会事务的助手。所有的高级教士，包括罗马主教和各地教区大主教都必须随时听候皇帝的召唤，或到首都参加会议，或面君接受皇帝的训示。如果皇帝不满意，则可以任意撤换罗马教区的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期教宗国建立为止。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功能是其政治功能的延伸。我们之所以特别关注该城市的宗教功能，原因在于拜占庭帝国具有特别鲜明的基督教色彩。对于拜占庭人从始至终笃信基督教的原因学界多有讨论，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多族群构成的拜占庭人需要追寻共同的信仰以强化其身份认同。正因为如此，拜占庭人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把崇拜上帝和完成基督教信徒的圣礼作为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作为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必然成为拜占庭国家最大的宗教中心，其宗教功能也因此特别强烈。有学者经过细致研究得出结论，确认君士坦丁堡拥有的教堂、修道院和其他教会附设组织，以及教会机构的数量和教士人数在整个欧洲地中海中古世界都是最多的。(46)

君士坦丁堡教会在皇帝的支持下，一直居于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地位，对后世基督教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七次“大公会议”(即全体主教大会)都是在首都或附近城市，由皇帝亲自主持召开的。例如，381年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就是在君士坦丁堡举行的，皇帝塞奥多西再度确认由君士坦丁皇帝确定的正统信仰，肯定和强化了“尼西亚信经”，宣布了基督教信条的最终形式。(47)该信经至今仍然是基督教各派承认的共同信仰。也是在此次会议上，基督教获得了唯一合法宗教的地位，而其他宗教及信仰都丧失了合法存在的权利。换言之，基督教从此成为排斥其他宗教的国教，其他教派和宗教均被斥责为异教或异端。

事实上，在东地中海各教会争夺最高宗教权力的斗争中，君士坦丁堡就是依靠其强势的政治、宗教地位取得了胜利。基督教发展的初期，亚历山大教区在东方各教会中势力最大。但是，444年希利尔主教的去世改变了教会势力的格局，继任主教迪奥斯克鲁(Dioscorus)未能分化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区结成的反对亚历山大派的联合阵线，最终丧失了希利尔主教时代亚历山大教区的优势地位，在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解释中处于劣势。他在反对聂斯脱利派低估基督神性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基督一性论派的形成。君士坦丁堡教会正是利用这一教义之争，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对主张基督神、人两性在其肉身中转化为单一神性的亚历山大的“一性论派”和主张基督神、人两性并存的“聂斯脱利派”进行批判，指责它们为异端派别。为此举行的君士坦丁堡专题大公会议(σúνoδo εvδημoúσα)谴责了异端派别，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也公开支持君士坦丁堡大教长。(48)君士坦丁堡在制定教义方面和在确定基督教方针事务方面取得的最终胜利，均得益于它是帝国的政治首府。由于其至高地位和在东方教会中的领导位置，该城逐渐得到基督教世界的认可。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位在罗马大主教之后，拥有不可动摇的基督教教会最高权力地位。(49)在罗马教会帮助下战胜亚历山大教会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又凭借位于首都的特权扩大势力范围，从而导致与其罗马盟友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并且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054年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产生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教堂不仅成为拜占庭建筑标志性作品，更是东正教世界最高的圣地。(50)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作用还表现在君士坦丁堡教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利奥一世(Leo I，457-474年在位)以前的拜占庭历代皇帝，虽然均坚持信仰基督教，但他们大多保持着古代罗马帝国的政治传统，其加冕礼或者是从某位高级官吏或将军手中接受皇冠，或者是站立在军队将士抬举的盾牌上接受军队、民众和元老院的欢呼。(51)然而，从利奥一世开始，这种古代传统即被改变，改为由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加冕。这一事实表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君士坦丁堡大教长也因此取得了政治和宗教上更为有利的地位。从此以后，拜占庭皇帝都要接受首都大教长的加冕，隆重的加冕仪式主要采取宗教典礼方式。这种宗教加冕仪式此后被一再强化并延续为一种定制。

与君士坦丁堡宗教功能极大强化同时，新都迅速发展成为欧洲和地中海最大的文化中心。富足的物质生活必然要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相适配。君士坦丁堡高大坚固的城墙内呈现的安定舒适的环境和拥有良好氛围的繁荣昌盛的物质生活，极大地吸引着整个拜占庭社会的知识界，原本分散在帝国各地城市中的文人墨客、专家学者都以任职于新都为荣，再有才华的文人如果不能得到君士坦丁堡的认可也难以成为“大家”。特别是由中央政府开设的各类学府吸引了各地的语法学家和哲学家到首都讲授语言或开办学校，向贵族子弟传授古希腊和罗马语言知识。会不会讲标准的希腊语、能不能随口咏读背诵古典名句和圣经雅言成为判断个人教养的标准。讲求生活的典雅舒适是君士坦丁堡人的追求，因此艺术工匠来到首都开设作坊，广招当时急需的建筑和艺术类的学徒，承包工程，或制作艺术品。他们似乎总是有大量的完不成的订单。根据考古研究所知，他们从最初仿造古希腊的绘画雕刻艺术，逐渐发展到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宗教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法学家也来到君士坦丁堡开办法律学校，培训多层次的司法人才，以满足拜占庭帝国对大量司法官员的需求，因为谙熟法律是为官从政的基本要求。要在政府中谋求职位，没有通过司法考试就是缺乏基本的入门资格。中央政府还规定，通过全国性考试，招贤纳才，选择和任命国立学校教师。(52)为了整理古代图书，拜占庭帝国政府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翻译注释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重要文献。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大兴尚古之风，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搜集抄写古籍文书蔚然成风，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研究古代哲学和戏剧、钻研古代文法和修辞，古代名言和圣经警句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我们今天所知的古典文献中的2/3都依据以拜占庭希腊语为基础的拜占庭译本，以及亚历山大柯普特译本和叙利亚译本，它们都成为后世学人翻译古典杰作的依据。(53)

君士坦丁堡的文化生活极为丰富，除了上层社会的高雅文化，民间流行艺术也广受欢迎。大型赛车活动、体育竞技活动大多由官方组织，传统剧目、说唱活动则多在民间举行，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养成了彻夜狂欢的习惯。除了城市娱乐活动，拜占庭教育水平最高的学府都集中在新都，学界领袖和文人巨匠促使该城的教育始终保持一流水准，以至于欧洲地中海世界各地王公贵族及其子弟都向往首都求学。与拜占庭学生一同在君士坦丁堡公私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不仅有来自西欧各国的年轻人，还有来自西亚和中欧的留学生。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个案来观察君士坦丁堡高雅的文化生活。皇帝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8-450年在位)的妻子尤多西亚(Athenais-Eudocia)是信奉异教的雅典修辞学教授的女儿，她热衷于雅典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是基督教信仰的虔诚信徒，既撰写世俗诗歌，也写作教会赞美诗，影响广泛，闻名遐迩。正是在她的影响下，君士坦丁堡大学于425年重新组织扩建，使这所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建立以来一直缓慢发展的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新型高等学府。①它增设了多个教席，包括10个希腊语文法教授和10个拉丁语文法教授，以及5个希腊修辞学教授和3个拉丁修辞学教授，另外还聘请了1位哲学家和2位法学家。该大学变成拜占庭帝国和整个欧洲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教育中心。

总而言之，君士坦丁堡具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功能是拜占庭帝国特殊的国情特别是皇帝集权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结果，它不仅是拜占庭历史剧目上演的中心舞台，充分浓缩了上千年拜占庭文明成长的过程，而且全面代表了拜占庭文明具有的几个突出特征，成了解拜占庭文化的典型例证。从这个城市被启用为帝国东都之初，其政治功能就表现得最为突出，政治中心的作用也最为强大。而君士坦丁堡特殊的政治地位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军事地理优势。这种优势确实得到了充分发挥，该城军事功能最为突出的是其防御性军事技术，这为拜占庭帝国统治提供了安全保证。在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成为常态的环境中，该城能够千年立于不败之地，显然是其军事功能充分发挥的结果。

君士坦丁堡的经济地理优势也赋予它极为重要的经济功能，活跃的工商业经济活动不仅为其政治和军事活动开销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为其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造就了坚实的舞台，可以说，其经济功能是其他功能的保证。君士坦丁堡长期发挥的宗教文化功能既是官方保护的结果，也是新都军事要塞提供安全环境的结果，也有赖于其繁荣昌盛的经济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深厚的文化生活氛围。同时，其宗教文化功能强化了其他功能。总之，上述君士坦丁堡的多种功能是它们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其突出的典型意义是中古时期欧洲地中海世界独一无二的，故此值得我们给予更为充分的研究。

注释：

①Demetrius John Georgacas,"The Names of Constantinople",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78(1947),pp.347-367.

②Jonathan Harris对这一课题的学术发展史做了全面分析，参见其作品Constantinople:Capital of Byzantium,London; NY:Hambledon Continuum,2007。

③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vol.I,Wisconsin,1970,pp.57-60.

④R.M.Dawkins,"Ancient Statues in Mediaeval Constantinople ",Folklore,Vol.35,No.3(Sep.30，1924),pp.209-248.

⑤Salomon Reinach,"Marble Statue of Artemis in the Museum at Constantinopl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of the History of the Fine Arts,Vol.1,No.4(Oct.,1885),pp.319-323.

⑥Edward Gibbon,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Chicago,1952,p.239.

⑦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0-124.

⑧Walter Goffart,"Rome,Constantinople,and the Barbaria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2(Apr.,1981),pp.275-306.

⑨Jonathan Bardill,"The Palace of Lausus and Nearby Monuments in Constantinople:A Topographical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01,No.1(Jan.,1997),pp.67-95.

⑩Ian R.Manners,"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a City: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stantinopole in Christopher Buondelmonti's Liber Insularum Archipelapi",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87,No.1(Mar.,1997),pp.72-102.

(11)Ibid.,p.80.

(12)George Young,Constantinople,London:Methuen & Co.,Ltd,1926,p.108.

(13)George Young,Constantinople,p.110.

(14)学术界推测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50万～100万。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vol.1,p.59.

(15)公元前546-前448年，希腊诸城邦联合抗击波斯军队入侵的战争，最终以波斯人势力被迫退出欧洲和爱琴海及沿海地区而告结束。

(16)Strabo,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Strabo's Geography,vol.7,Amsterdam,1975,Ⅵ,320.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卷7，第63节。Herodotus,Herodotus Books,Loeb Series,Ⅳ,144.

(17)吉本根据近代考古和古代文献提供的资料，详细地描写了戴氏圈定东方行宫之事，见其《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7，第13章。

(18)Ethnographic Map of the Balkan Peninsula:Constantinople and the Sea of Marmara(electronic resource),Times,London.

(19)这里至今仍然是土耳其最活跃的港口之一，它与伊斯坦布尔的商业区连成一片，成为著名的贸易中心。笔者在当地考察时，对该区的繁荣和巨大规模感到惊讶，并联想到拜占庭帝国时代的昌盛。

(20)A.A.Vasiliev,"The Second Russian Attack on Constantinople",Dumbarton Oaks Papers,Vol.6(1951),pp.161-225.

(21)Edward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02.

(22)Edward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pp.344-346.

(23)Adrienne Mayor,Greek Fire,Poison Arrows,and Scorpion Bombs: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in the Ancient World,Woodstock:Overlook Duckworth,2003,pp.25-34.

(24)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96～97页。

(25)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161～162页。

(26)Adam Smith Albion,Symeon,Tsar of Bulgaria(893-927)as Seen through Byzantine Lenses,Cambridge,1988,p.32.

(27)Arzu Ozturkmen,"From Constantinople to Istanbul:Two Sources on the Historical Folklore of a City",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61,No.2(2002),pp.271-294.

(28)Marlia Mundell Manqo,"The Commercial Map of Constantinople",Dumbarton Oaks Papers,Vol.54(2000),pp.189-207.

(29)R.Guilland,"Le Palais de Theodore Metochite",Revue des etudes grecques,Vol.XXXV(1922),pp.82-95.

(30)Nikodim Pavlovich Kondakov,The Russian Icon,Prague:Seminarium Kondakovianum,1928-33,p.25.

(31)Ormonde Maddock Dalton,Byzantine Art and Archaeology,N.Y.:Dover Publication,1961,p.595.

(32)Byzance,Grandeur et Decadence,Paris:Flammarion,1919,p.95.

(33)徐家玲、毛欣欣：《〈市政官法〉对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管理理念》，《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4期。

(34)G.Ostrogorsky,"Byzance,paradis du monopole et du privilege",Byzantion,Vol.IX(1934),pp.171-181.

(35)Norman H.Baynes,Byzantium:An Introduction to East Roman Civilization,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3,p.61.Francois Louis Ganshof,Recherches sur les Capitulaires,Paris:Sirey,1958,p.25.

(36)Norman H.Baynes,Byzantium,pp.63-64.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拜占廷帝国》，第208页。

(37)徐家玲、毛欣欣：《〈市政官法〉对君士坦丁堡的城市管理理念》，《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4期。

(38)Walter Leaf,"Trade Routes and Constantinople",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18(1911/1912),pp.301-313.

(39)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3，第140～142页。

(40)P.D.Whitting,Byzantine Coins,NY:G.P.Putnam's Sons,1973,pp.68-71.陈志强：《我国所见拜占廷铸币研究》，《考古学报》2004年第3期。

(41)郭云艳博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研究》中有最详尽的调查，2007年完成，见CNKI学位论文全文库。

(42)这种情况只是对罗斯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采取的特殊措施。

(43)徐家玲：《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48～151页。

(44)Norman H.Baynes,Byzantium,pp.67-68.

(45)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第174～178页。

(46)W.T.Treadgold,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coiety,Stanford,1997,pp.849-851.

(47)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162～169页。

(48)Ramsay MacMullen,Voting about God in Early Church Council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pp.78-82.

(49)Ramsay MacMullen,Voting about God in Early Church Councils,p.98.

(50)George P.Majeska,"Notes on the Archeology of St.Sophia at Constantinople",Dumbarton Oaks Papers,Vol.32(1978),pp.299-308.

(51)Norman H.Baynes,Byzantium,pp.268-270.

(52)陈志强：《盛世余晖：拜占廷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116～119页。

(53)陈志强：《拜占廷学研究》，第63～65页。

(54)Jeanne Tsatsos,Empress Athenais-Eudocia,a Fifth Century Byzantine Humanist:Women.of Byzantium,Brookline,Mass.:Holy Cross Orthodox Press,1977,pp.67-70.

君士坦丁堡城市功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