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北朝年间，雄踞于北方草原之上的并非“匈奴”，而是“柔然”。与历代入主中原的王朝一样，北魏为了捍卫北部边界，不得不与柔然展开了长期较量——尽管北魏的统治集团，同样来自草原。

“蠕蠕”南犯

历史上的“柔然”是继匈奴西迁、鲜卑南迁之后，雄霸大漠南北、流沙东西的一个“草原帝国”，共历19君，存在了152年（402-554）。大抵至迟从“柔然”之后，漠北游牧民族舍弃了匈奴“单于”的称号，而尊其一国之主为“可汗”，突厥、回纥、契丹、蒙古无不相沿成习。若就此而言，“柔然”又可以视为草原上的第一个“汗国”。

有趣的是，当时的南北朝双方对“柔然”的称呼有着微妙的差异。南朝的《宋书》称之为“芮芮（中古拟音大致为*niuei niuei）”，北朝的《魏书》则唤作“蠕蠕（*niuo niuo）”。考察这两个称呼的中古读音，固然与“柔然（*niou nien）”差别不算太大，但其中的感情色彩同样一望即知——显而易见“蠕蠕”是个蔑称。

其实《魏书》和《北史》都明确记载，柔然就是“自号柔然”。只不过北朝（准确地说是北魏）“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说来滑稽，令北魏统治者切齿痛恨的柔然，原本与鲜卑拓跋氏同出“东胡”一系。柔然始祖曾是拓跋鲜卑的奴隶。拓跋猗卢（？—316）时期，柔然首领木骨闾摆脱拓跋鲜卑的控制，集合百余人逃亡至游牧于阴山北意辛山一带的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后，他的儿子车鹿会从纥突邻部分离出来，自号“柔然”，仍役属于拓跋鲜卑。由于这层关系，后来柔然可汗阿那瓌就对北魏朝廷坦承“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虽然北魏统治集团最忌讳承认自己与“北边叛隶”、卑贱的“蠕蠕”有什么瓜葛，但这毕竟是历史事实，所以也只能无可奈何。

公元4世纪后期，约在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建立北魏政权的同时，柔然也乘机在漠北地区扩充势力。402年，柔然领袖社伦“尽有匈奴故庭”，正式建立柔然汗国，征服敕勒（高车）诸部、匈奴余部，其势力范围“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劲敌。

柔然建国之初，当时的北中国还是列国分立的格局。拓跋氏的北魏东北面有十六国中的北燕，西与夏和后秦邻接，这两国的西面还有西秦、南凉、北凉、西凉。虽然在列国争夺中，的确是北魏笑到了最后。但起初北魏的国势不见得很强。神瑞二年（415），因连年霜、旱，云中、代郡的百姓多有饿死，有人主张把北魏首都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都邺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在朝中担任博士祭酒的崔浩大加反对：“山东人以为国家处于广袤无垠的地方，人民牲畜多得不得了，号为‘牛毛之众’。如果迁都，南迁的人住不满各州地方，分散到各郡各县，把真实情况都暴露出来，人家知道了的底细，就不会再害怕我们。”这番话就把北魏当时“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说得非常透彻。

柔然帝国铜币

这样一来，柔然不时南犯就成了北魏边防上的一个严重问题。402年，刚刚立国的柔然就乘北魏西征后秦无暇他顾之时，大举南下，直至豺山（今山西西北右玉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东南）。409年，又乘北魏统治集团内讧，出兵寇边，进逼平城附近。柔然铁骑进无狼烟示警，退无关隘封堵，完全占据主动，几乎每次都是深入北魏辖区进行掠夺后，北魏才出兵抗击。北魏虽然先后吞并“十六国”诸国，统一北方，又在与南朝（宋）的战争中逐渐占了上风，但对于北方的柔然，仍旧不得不采取中原王朝的老办法：筑长城。北魏长城从赤城（今属河北，在张家口东北）向西延伸到五原（今属内蒙古，在包头西北），长达二千余里。当然，长城从来不曾能够真正拦阻游牧民族的铁骑。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424），柔然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入侵，仿佛是要给新君佛狸（太武帝拓跋焘）一个下马威。

这年八月，柔然纥升盖可汗亲率六万骑兵侵入云中，攻陷盛乐宫（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这是北魏前身代国的故都，也是北魏立国之初的都城。它的陷落绝非边境上的小冲突可比。太武帝亲自率领“轻骑”往救，三天两夜从平城赶到盛乐。纥升盖仗着兵多势众，把太武帝团团围了五十多重，以至双方的马头相碰。太武帝沉着应战，射杀了柔然大将、可汗的侄子于陟斤，方才化险为夷。看来，当时平城没有多少精兵猛将，太武帝麾下兵力不多，否则何至于打得如此艰苦。至于柔然兵的撤退，史书上写的是“遁去”。这倒不见得真实。可能是柔然人深入魏境抢掠人畜财物甚多，不愿恋战之故。

太武帝的北伐

按当时南北朝的形势而论，北魏的主要敌人，一南一北。承袭晋室、自命正统的南朝与新兴的柔然汗国遥相呼应，实在使北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拓跋鲜卑凭借骑兵起家，在与南朝的较量中日渐占了上风。但面对同样是“骑马民族”的柔然，北魏军队的这一优势便不复存在了。几乎可以说，北疆一有风尘之警，北魏的京城平城随时就会变得岌岌可危。相比南北朝的边界远在黄河以南，何者威胁更大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

北魏彩绘陶骑马和步行仪仗俑阵，2000年出土于大同北魏宋绍祖墓，现藏大同博物馆

令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当时北魏的朝臣多有不主张“讨虏”的议论，跟汉族王朝的儒臣之于草原的态度相近，却与北魏身为草原-农耕复合帝国的现实相悖。站在草原帝国的“可汗”立场上看，如果能够击破柔然，“收其畜产，足以富国”。在这里，马匹的掳掠，具有战略的意义，它不光能削弱柔然的“有足”之力，尤其亦可以借此而弥补自身“有足”的不足。可叹满朝臣子，却只有身为汉人官僚的崔浩看到了这一层，指出“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坚决主张征伐柔然。

崔浩的估计与事实完全符合。太武帝于公元429年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们丢掉辎重，只带15日口粮，每个骑兵都带上副马轻装前进，袭击柔然。纥升盖可汗事前没有觉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击，都惊慌乱窜，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纥升盖本人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太武帝并没有就此收兵，而是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的范围内清剿柔然残部。这次战役，北魏将士转战千里，经常枕戈待旦，艰辛异常。魏军进到涿邪山（今蒙古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说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柔然残部全部消灭，果然证实了崔浩的预测。

这次持续半年之久的北伐战争，北魏不仅重创了柔然，而且顺势收降了原役属于柔然的高车部众共达百余万人，掠获了大批人口和牲畜，可以说是取得了辉煌胜利。柔然汗廷因此元气大伤，纥升盖可汗由于“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他的儿子（敕连可汗）继位之后，遣使与北魏通和。公元434年2月，敕连可汗娶北魏西海公主为妻，又将亲妹嫁给太武帝，后封为左昭仪（仅次于皇后）。双方关系一时缓和下来。从424年太武帝初战到434年双方“和亲”，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年。这正是花木兰代父从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所反映的史实。

可惜好景不长。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故在秋冬季节漠北高原天气严寒难以牧畜时便经常徙居漠南游牧，自觉不自觉地对北魏北部边境造成危害。于是，数年之后，柔然再度“绝和犯塞”，双方战火重燃。438年，拓跋焘分军数道亲征柔然，因始终没有见到柔然，无功而返，且因漠北大旱，造成 “军马多死”，损失惨重。以至于退回平城之后，太武帝下令战死士兵的家属不得发丧哭号，否则杀头。柔然于第二年魏军征讨北凉之际，大举进犯北魏，军至平城西南，北魏京师震骇。443年，太武帝分军四道亲征柔然。这次出兵虽然击破柔然可汗所部，但没有对柔然构成致命性打击。直到449年，北魏经过数年精心准备，发兵数道征伐柔然。这次作战战果辉煌，魏军大败柔然主力，“尽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是（柔然可汗）吐贺真遂单弱远窜”，“怖威北窜，不敢复南”。所以《魏书》才因此如释重负般写道，“边疆息警矣”。

北方的“六镇”

果真“息警”了么，倒也不见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就能余烬复燃。从史书的记载看，进入到5世纪后期，柔然对北魏边疆的袭扰又变得频繁起来。

但是，在太武帝去世以后，北魏却很少再对柔然发动大规模的征讨了。这当然与北魏统治者的身份转变有一定的关系。在南北朝之初，拓跋鲜卑在与南朝的对峙中被看作是虎视眈眈觊觎中原的“索虏”。而在与柔然的对抗中，拓跋鲜卑又可被视为捍卫中原的代表。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双重身份的天平日渐朝着后者迁移，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494）之后，拓跋鲜卑正式完成了角色的转换，成为南北朝时期北朝方面的代表，也是中原政权的代表。这也标志着北魏的皇帝放弃了草原可汗的这一身份。因此，在对待柔然这样的漠北游牧民族的态度上，北魏同样也在回归中原的“传统”，防守性心态更为清晰。

随着拓跋氏统治汉地日久，所统治之地域渐广，汉化也逐渐加深，因此在防卫草原游牧人入侵的策略上也越来越倾向农业文明所常用的筑城的方法，筑堡屯卒，守境备塞，以制北方游牧族的南下。北魏政权先后设立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镇，作为长城防线的支撑点和战略依托。此后，又陆续建立其他近百个军镇，分布在从辽东到河套的广大地区，形成一条点面结合的坚固防线。

“六镇”正分布于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其中除沃野镇之外，其余五镇都位于阴山以北，南以阴山山险作为依托，略呈弓形，控制从漠北南下的几条主要交通要道。处在抵御柔然入侵、拱卫京城（平城）的最前沿。从《魏书》的记载看，自文成帝（452-465）开始，柔然间或南侵，却没有进入阴山以南、深入北魏京畿之地。由此可以看出，“六镇”防线的设立已成功地将柔然兵锋阻挡在了阴山以北。

南北朝步兵、骑兵复原图，出自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六镇”驻军，都是些什么人呢？首先，当然是拓跋鲜卑贵族出身的镇将及其属下的各级军官与鲜卑驻军。此外，还有一百多万高车人。他们由氏族部落酋长率领，分别驻牧于各军镇，是各军镇鲜卑贵族统治下的人口最多的牧民。其主要来源，正是公元429年太武帝北伐时半是诱惑半是胁迫地迁到漠南地区的“高车新民”。

尽管起初有一些骚动，但高车人很快就在千里边境线上安居下来，除了北魏朝廷强力控制外，漠南地区气候条件比其原驻地贝加尔湖地区更为温润宜居也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安置在漠南的高车对于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但高车部民民众因习于骑射，而成为北魏骑兵的一个重要来源，就连其牧养的大量牲畜也成为北魏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

高车的蝴蝶效应

其实，高车人在北魏与柔然关系中的角色还不止于此。高车人的另外一支，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阿尔泰山附近的副伏罗部役属于柔然汗国。公元487年，副伏罗部的10余万高车人脱离柔然的统治，并在今新疆交河故城一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时恐怕很难想象，这一事件对整个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

首先，柔然受到了巨大打击，从此开始走向衰弱。柔然汗国前期，由于北魏对柔然实行闭关贸易，因此，对于经济难以自足的柔然来说，控制西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控制了西域，柔然即可利用草原丝路加强与西域诸国和中亚的联系，打通经济贸易的渠道，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高车的背叛，不仅严重地削弱了柔然的军事实力，而且使得柔然失去了西域天山山脉南麓的附属地，如同断去一臂。更有甚者，高车在西域建国后，于490年遣使与北魏通好。从此柔然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国力消耗在了与高车的拉锯战之中。

由于这一后顾之忧，柔然在数十年间几乎停止了对北魏边疆的骚扰，转而采取讨好北魏的政策。与此同时，柔然派遣使者的次数却高达二十多次，从而使北魏边境在这几十年间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局面。

公元516年，柔然大破高车，“尽并叛者，国遂强盛”，称雄于大漠。但这一“中兴”只维持了极短的时间。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阿那瓌可汗在内乱中失败，被迫南逃北魏（520）。北魏朝廷对百余年以来第一个亡归的柔然可汗当然给予隆重的欢迎与优厚的待遇。第二年正月，阿那瓌在北魏兵力的护送下返国复位，并向北魏称臣——看起来，称雄草原百余年的“蠕蠕主”，以成为向大魏天子叩拜的“蠕蠕王”宣告结局。

但柔然的衰弱与降服导致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北魏因此放松了针对柔然展开的北边防务，“六镇”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在自居于“夏”的洛阳朝廷眼里，北镇镇民已沦为化外的“夷狄”，他们已不再是“国之肺腑，寄以爪牙”的北方干城，而是和东汉时守边的乌桓、鲜卑一样的胡族佣兵集团了。六镇的镇将也不再是朝廷派遣的宗王重臣，而只是普通的武人。北魏政府甚至把判处死刑的罪犯免除死刑后，充当“边戍之兵”。镇户既然经常与罪犯谪配者同列，他们的身份地位更是明显地低落了。

这样的歧视态度，最后导致了著名的“六镇起义”（524）。北魏因此而王纲解纽、一蹶不振，最终在534年东西分裂。但“六镇起义”毕竟被镇压了下去——公元525年，柔然可汗阿那瓌率领十万之众南下，帮助北魏朝廷镇压了起义。至于北魏分裂后的东魏、西魏彼此敌对，“竟对阿那瓌为婚好”。双方都想争取柔然为援。柔然则居中折冲，坐收渔利，俨然再度成为草原上最强大的力量。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另一个柔然属部突厥在公元6世纪中叶迅速崛起。552年，柔然政权终为突厥所灭，就连其可汗阿那瓌也被迫自杀。

这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尤其是原本为抵御柔然而设立的“六镇”最后竟成朝廷之敌，而百年宿敌柔然却俨然成为北魏的“盟友”，其中势力的此消彼长，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

北魏与柔然的草原缠斗：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有哪些微妙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