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健康科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9月2日，日本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当我们坐在电影院里，对《八佰》的惨烈悲壮热泪盈眶时；

当我们走在陈列馆里，对日本细菌部队名单愤怒不已时；

当我们刷着新闻热点，感慨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时；

不要忘记还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可能扛不动枪，却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没有冲锋在前线，却是前线最重要的生命保障之一，他们既是穿着医袍的军人，也是从军的医者。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助队对伤兵进行治疗）

从广为人知的牺牲在中国的白求恩大夫，到我国现代生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林可胜，再到我国心脏外科手术第一人张超昧......这些抗战时期的军医们，同样置身于危险之中，以血肉之躯撑起伤员们的希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我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

1937年，在淞沪战场上，一位对中国战地医护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出现了, 此人能说着一口流利英语却长着东方面孔, 他的国籍是新加坡, 朋友们都叫他波比, 而他的真名叫林可胜, 是不折不扣的华裔。

出生在新加坡的林可胜8岁时就被父亲送往英国学习医学, 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他应征服役, 随即被分配到战场上的军医院担任外科助理, 在烽火中度过了4年的战地医护岁月。

一战结束, 林可胜回校复学, 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的学位, 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1920年与1924年, 他又先后获得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

求学岁月结束后, 林可胜本可留在待遇优厚的欧洲或美国, 但他意识到此时已在军阀混战中千疮百孔的祖国更需要他, 1924年, 林可胜回到中国执教, 并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最年轻的生理系教授。

1937年抗战爆发, 已有战场救护经验的林可胜被委任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队长, 那一刻起, 这位华侨便开始率领红十字会的队员们奔波在前线的各大野战医院。

战争初期, 铁路、公路, 河道等交通线还比较畅通, 受伤的士兵可以在短时间内被送到上海和南京的伤兵医院进行治疗。但随着上海、南京两座城市相继沦陷, 大部分的交通要道又被日军控制。日军炮击与轰炸终日不断, 致使重伤员的后送工作十分困难。

战线越拉越长, 伤兵的救治问题愈发严重, 大城市的医院也一再成为日军飞行员轰炸的目标。鉴于这些原因, 林可胜主张放弃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 组建战地救护体系。即把现有的红十字队员分成若干个流动的医疗队, 让各个救护队可以随军队或前线医院转移, 就地展开医疗工作。

（红十字会成员正在为被炸伤的妇女包扎治疗）

随后, 红十字救护总队新成立的37个医疗队开始沿着交通线路, 组织救护工作。林可胜常常往返于汉口和长沙之间, 了解各个医疗队的情况。这两座城市充满数以万计的伤病人员。每一条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都是望不到头的担架和步行的伤兵。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军政部军医署署长, 成为当时中国军医机构的最高负责人。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 林可胜既未留在大陆, 也没有跟蒋介石去台湾, 他选择彻底远离政治, 移居美国, 继续从事医学研究, 直到1969年病逝, 终年74岁。

我国心脏手术第一刀——张超昧

张超昧医生1912年生于浙江温岭，1935年从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到江苏医学院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超昧所在的江苏医学院改为外科医院，专门收治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重伤士兵。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张超昧随着江苏医学院辗转到了湖南沅陵，后又继续撤退到四川，并在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医院工作，救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病员。

（张超昧/图源：中红网）

1940年10月6日，军校医院送来了一位以剑自尽，刺破心脏的30岁士兵。时任外科主任的张超昧赶来后，看到患者胸口正涌出大量鲜血，察看了病情：如果不及时做手术，这个年轻人肯定没救了。可在当时，国内没有任何开胸缝补心脏的记录，国外虽有过先例，也是凤毛麟角。片刻思索之后，张超昧当机立断，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做手术！

手术进行了数小时，心脏修补成功，年轻人的生命被救回来了。由此，张超昧成了中国第一个做心脏手术的人，那年的中华医学杂志第28期第二卷（1942年10月）将张超昧的手术报告全文刊出，引起了全国外科医学界对这位年轻外科医生的重视。

此后张超昧在市立医院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医院两处忙碌，没日没夜地救治伤病员，却仍是杯水车薪。为了改善那些在抗日战火中为民族英勇献身的战士的医疗条件，他四处奔走，终于为创办民营医院筹得一笔资金。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抗战最艰难时期的成都，一家名为“中华外科医院”诞生（后更名为“中华医院”），张超昧担任了该院的院长兼任外科手术室主任医师。

中华外科医院刚成立之时，只是借住在成都浙江同乡会馆所等接待伤病员，时至1948年，一座四百平米多层洋房的私立医院终于落成了。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张超昧携带家人回到杭州， 1961年12月，张超昧调到杭州红十字会医院外科。2007年，张超昧在杭州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

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

在抗日战场上，除了我国卫生工作者积极投身战时医疗，还有许多国际友人前来援助。他们原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 享受安逸生活, 却选择来到这片正在被战火摧残的土地, 夜以继日地救治这里的生命。

在这些人里，最为人所知的是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他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革命，1939年11月12日凌晨因病逝世。

1938年5月，白求恩到达五台山, 在缺少医疗条件的晋察冀边区实施医护救援, 帮助根据地的八路军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医疗救护制度。

1939年11月1日, 这原本是白求恩返回延安, 准备启程回国的日子。但这一天他却在给一个头部化脓的战士疗伤, 由于当时没有手套, 污染物渗进伤口, 他不幸感染了细菌, 于10天后的11月12日凌晨5时20分去世, 为中国的抗战献出了生命。

白求恩去世后, 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 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该文章后来被编入教科书，从此白求恩的名字家喻户晓。

出师未捷身先死——高田宜

除了白求恩，另一位为中国抗战献出生命的还有英国女医生高田宜（原名Barbara Courner），她早年毕业于伦敦妇女卫校, 毕业后曾经远赴印度工作。当时中日战争已打响, 在印度的高田宜得知中国人遭受侵略的悲惨处境之后, 十分同情, 自愿来到中国参加医护工作。

她于1941年抵达中国, 在经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签发的聘书和调令后, 被安排到贵阳图云关工作。

（日本细菌部队名单）

1941年11月起, 日军在我国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弹”，1942年3月, 日军又一次向广西投放了细菌武器。包括高田宜在内的援华队医生们再一次不顾自身安危, 准备赶赴“前线”。

就在临行前, 高田宜医生注射了防疫疫苗后, 竟不幸引发身体过敏, 在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前夜溘然长逝。

实际上当时她已患上感冒, 不能注射, 但当时因担心疫情紧急, 高田宜竟未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不适, 以致酿成悲剧。这位飞跃大洋来到中国的天使, 永远长眠于这片土地之上。

（高田宜医生墓）

昔日救护总队的遗址图云关, 如今已成为贵阳市的森林公园。高田宜医生的墓坐落在“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的不远处, 墓地的两侧有用中英两国文字铭刻的碑文:

“英国女医生高田宜, 1941年来华支援我国抗战。翌年, 侵华日军投掷细菌弹, 她为防治菌疫, 不幸以身殉职。兹刻碑以志不忘。”

崎岖前行的中国军医发展

实际上，在抗战时期，具备现代医学知识的医护人员是十分紧缺的，缺医少药是全国面临的情况。当时抗战前线的中国士兵们流行一句话——“不怕死, 只怕伤”。

从李鸿章于1881年创办“北洋医学馆”，蒋介石对军医进行一系列改革，战地红十字会蓬勃发展，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成立，中国军医制度因内战频发而长期停滞，又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断完善发展。

（摄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在当下的和平年代，除了影视剧和纪录片中，我们已很少能感受到烽火连天的残酷，但翻阅有关那段历史的资料，参观各个抗战纪念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死亡、恐惧、悲壮与愤怒。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守护和平，缅怀先烈，吾辈自强，才对得起他们的英勇牺牲。

抗战中的军医：烽火之下的伤兵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