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俊男

摘要：远古二十八宿与地域的对应同时符合如下两条规则：一、纬度对应规则，即古中国靠南的地域对应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对应靠北的星宿；二、经度对应规则，即每月观察对应星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受冬夏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皆可在古代“中央时间”的上卯时（5:30左右）观测，只是应按经度位置变更12个观测地域，这不同的地域即对应不同的星宿。今传之十二分野当源于商末周初，其划分原理是科学的。寿星之次为天之中宫，亦即十二次的起点，其对应地所属的幕阜山处东西之中，既便于观测北斗，又便于观测28宿，当为上古天文观测中心。伏羲、祝融、虞舜等古帝以幕阜山（古南岳）为活动中心。

关键词：二十八宿；十二分野；幕阜山

二十八宿、十二次与地域对应，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一大传统。较早记载分野的是《国语·周语下》，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直到清代编地方志，各地还有入某某宿多少度的说法。可见，分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理论。古人没有测绘地图的精密仪器，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天文来表达地理，因而将星宿与地域一一对应。弄清这个原理，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史极为重要，因为，地名常变动乃至消失，而用星宿来考察上古地望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尤其是研究传说史中的地名，如：黄帝所生之“寿丘”，虞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这类地名已很难从古地理书中找到答案，而用古天地对应的理论就能很好地解决。而且上古的“东南西北”最先是表达时间“春夏秋冬”的，后来才用来表达地理方位，而古代春夏秋冬与建子、建丑、建寅这三正有关，这又影响到地理的“方位”，如上古的“东夷”有时并不指正东，而应指东南；上古的齐国，本来在正东，可《山海经》里称之为“北齐”。总之，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重大。

那么，古人为什么建立这种对应？按什么原则建立这种对应？它是否科学？历代学者多有怀疑：“乃若天以阳动，地以阴凝，变主于上，祥应于下，北方之宿，返主吴越，火午之辰，更在周邦；且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形，一次所主，或绵亘万里，跨涉数州，或止在阛内，不布一郡，而灵感遥通，有若影响，故非未学，未能详之”。

王德昌先生等在解释十二分野时说：我国古时称木星为岁星，它运动一周天的时间约十二年（实际上是11.86年），每年基本上经过十二辰中的一个辰，因此统治阶级把受封地的臣侯在分封时岁星所在的星次列为受封地的分野，据《名义考》说：“古者封国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受封之日，岁星所在之辰，其国属焉”。

而笔者查《国语·晋语四》：“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此中认为晋分封之时岁在大火，按上述理论则宜对应“大火”之次，可是，众所周知，晋对应的是实沈之次。而且国名变化，其国土所对应的星宿不变。如：与参宿相对应的国土，先是大夏，后是唐人，后是晋人，《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又如：《汉书·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野也。……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又如陈为楚所灭，属楚国，按上述理论应与楚同对应轸翼二宿，可是按星野说，陈与郑、韩对应同一星宿。故班固说：“自胡公后二十三世为楚所灭。陈虽属楚，于天文自若其故。”可见天上的星宿与地面上的某一区域建立了牢固的对应关系。陈久金教授作《华夏族群的图腾崇拜与四象概念的形成》则认为四象及恒星分野源于图腾崇拜，但并没有论证十二分野的科学性。本文拟就有关天地对应的科学性问题试作如下论证，请学者专家指正。

一、分野对应原则试探

要弄清星宿与地域的对应，必先探索其对应的原则。为了弄清其对应原则，不妨先考以古书记载：

《淮南子·天文》：“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须女、虚、危、营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訾、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方曰阳天，其星张、翼、轸”。其《地形》又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可见，九方天对应九方土。于此可知古星野对应的基本法则是按方位对应的（按：天之东南西北即指天时之春夏秋冬四季）。即东方天（春天）对应东方土，余类推。

那么，十二次与十二州（国）的对应是否是方位对应？按天之九野与地面对应的原则，十二次与地面的对应，亦当如此。只不过随时代之变迁，人口之迁徙，至春秋战国时，有些州国之对应好像不与十二次为方位对应罢了。

天其实是没有“方位”的，二十八宿围北极星成一大圆，从地球上看星宿东升西落，一个时刻只能看到半个圆以内的星宿。因此所谓天之东南西北四方其实最先是指春夏秋冬四季，后世才用于表达地上之方位。而一年之始有所谓建子、丑、寅三建，因此天之“方位”随“三正”之变而变，若建子，则天之“方位”（季节）与地之方位正合，若建丑则偏约30度，若建寅，则偏约60度。即天之东方（春季）对应地之东南方了，余类推。（下“图二”所示为夏历，则偏60度）。

所谓“十二州（国）”是指当时天子所辖国土的十二块土地之名，这十二块地与春秋时十二“国”国名相同，但并不囿于那个“国界”，春秋时的十二国是因为立在这古老的十二块地上才以这个地名为国名的。正如王充所云：“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例如秦是周之附庸，至襄公始封为诸侯，但在秦成为诸侯之前就有“秦”这个地名。可见是先有与鹑首之次相对应的秦地，再有建立在秦地之上的秦国。疑古派认为十二次对应了春秋时的十二国名，因而星野理论是春秋以后的事。这无疑是没有根据的。其实这十二个地名早就有，春秋时只沿用而已。再说春秋又何止十二国？

关于十二次与十二州国的对应，我们也从有关记载着手。《史记·天官书》：“自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仰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地域。”可见十二次与中国之十二地域是一一对应的。天上的十二次划尽了365.25度的全周天，因此，十二州［国］亦当含盖全天下（当时的地理概念以中国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为天下之范围），是故，古帝王称天子。邹衍等所言之大九州，是战国以后的事，上古帝王所不知，故十二分野未将其列入。

二十八宿、十二次与“天下”之对应，可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其原形：“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杨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嘴訾、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此中若将斗、牛、女合对吴越，便是十二次之对应。《汉书·地理志》引刘向云：“秦地，于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也……；韩地，角、亢、氐之分野也……；赵地，昴、毕之分野……；燕地，尾、箕分野之地……；齐地，虚、危之分野……；鲁地，奎、娄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也……；吴地，斗分野也……；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

以上便是流传至今的十二分野之本，后世因之，除十二次之起点有的从星纪起算，有的从玄枵起算及各次度数略有出入外，其他均同。而《帝王世纪·星野》所述较详，时代又较早，故引述于下。

“及黄帝受命，始作舟车，以济不通，及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须女，曰星纪之次。于辰在丑，谓之赤奋若，于律为黄钟，斗建在子，今吴、越分野。

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玄枵之次，一曰天鼋，于辰在子，谓之困敦，于律为大吕，斗建在丑，今齐之分野。

自危十七度至奎四度，曰豕韦之次，一名觜訾，于辰在亥，谓之大渊献，于律为太簇，斗建在寅，今卫分野。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娄之次，于辰在戌，谓之阉茂，于律为夹钟，斗建在卯，今鲁分野。

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曰大粱之次，于辰在酉，谓之作噩，于律为姑洗，斗建在辰，今赵分野。

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曰实沈之次，于辰在申，谓之涒滩，于律为中吕，斗建在已，今晋、魏分野。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鹑首之次，于辰在未，谓之叶洽，于律为蕤宾，斗建在午，今秦分野。

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曰鹑火之次，于辰在午，谓之敦牂，一名大律，于律为林钟，斗建在未。今周分野。

自张十八度至轸十一度，曰鹑尾之次，于辰在巳，谓之大荒落，于律为夷则，斗建在申，今楚分野。

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寿星之次，于辰在辰，谓之执徐，于律为南吕，斗建在酉，今韩分野。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卯，谓之单阏，于律为无射，斗建在戌，今宋分野。

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终，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谓之摄提格，于律为应钟，斗建在亥，今燕分野。

凡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故四方方七宿，四七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东方苍龙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之一。西方白虎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星；分为十二次，一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间，距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九十一星。阳道左行，故太岁右转。凡中外官常明者百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合二千五百星。微星之数，凡万一千五百二十星。万物所受，咸系命焉。此黄帝创制之大略也。”

皇甫谧之星野说与《史记》、《汉书》实质一样，只是他将“阳道”、“太岁”分成两个用十二支表示的方向相反的系统，与以前有别。

对于以上之分野，学者多疑。具体可见《路史·星次说》。考学者之所疑，大概是没有弄清十二分野的对应原则，也不知为何要有这些原则，又没用变动的观点来研究星野。所谓“变动”包括如下几点：

（一），分野占星原本是确定农时用的，后来染上了许多神学色彩，使人产生了错觉；

（二）后世之国民由某地迁往另一地，带去了原居土地之名，因而引起了地名的混乱；

（三）、同一地点，国号数变而分野仍旧。

图一上古星宿与地域对应示意图

为弄清星野对应规则，我们不妨将二十八宿、十二次形成的一个大圆覆盖在“春秋形势图”上，得出如“图一”之对应。我们会发现，除燕国、鲁国有些特别外，其他各国与对应的宿、次排列是很有规律的。那么为何燕国、鲁国有些特别呢？其实，燕本在今山东西南及安徽一带，《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实际是在成王以后封召公之子，详下），说明还有南燕。燕即偃（奄），如：北京房山县琉璃河有北燕国古城址和古墓葬，并出土不少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证明燕字与“匽”字相通。今山东曲阜至安徽一带，居住着皋陶后裔，偃姓。如《世本校辑》云：“皋陶出于少昊，其后为六，偃姓”，又如《帝王世纪》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 [6]可见十二次分野中的古燕宜在曲阜至安徽一带地。而鲁则宜在今北京附近，即后世所谓的燕（北燕）。据史载，在夏代就有古鲁地之名，这与尧后裔刘累有关。刘累是帝尧陶唐氏的后裔，生于夏朝后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刘累学扰（驯养）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曰御龙氏，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酱以食夏后，夏后食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史记·夏本纪》也有同样记载。《水经注》云：“尧之末孙刘累，以龙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惧而迁于鲁县立尧祠于西山，谓之尧山”。而后刘累后裔又被周成王封于北京附近，将鲁地名带到新地。

三民书局《大辞典》第400页对“刘”的解释：“刘，地名”，帝尧陶唐氏后裔的封地，在今河北唐县。宋代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以邑为姓》刘条也说：“帝尧陶唐之后，受封于刘。其地在今定州唐县也。裔孙刘氏以能扰龙，事夏为御龙氏，亦为杜伯。宣王时国灭，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这个唐也或称为蓟。《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关于周初鲁、燕二国的分封问题，多认为周武王时周公、召公畿内有封，不可能在周初即封鲁、燕，待完全克商之后，再将周公之子封于偃（燕）并定国名为鲁、召公之子封于刘氏旧地蓟（因刘累曾迁鲁故又称鲁，十二次中对应“鲁”的降娄之次同时对应古徐州，至今北京西还有徐水即证。）并将国名定为燕。

星宿与商末周初地域对应示意图

注：此图仅为示意图，因为：其一，一年之天度为365.25度要表现在360度的圆中；其二，黄赤交角影响度数；其三，岁差影响不同时期的度数

由于对燕、鲁两个地名的混淆，后世所传之天地对应将燕与鲁颠倒了，应将其改正，即奎娄二宿宜对应蓟或鲁（幽州，在今北京附近），箕尾二宿宜对应偃（即南燕，为徐州，在曲阜至安徽一带地）。于是，我们将十二次与十二州（国）的对应修改为“图二”。这样，整齐的对应原则便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十二次的对应当为周武王之前的对应。

二、分野对应之科学解释

天地对应其实并非封建迷信，它可以得到科学解释。它主要体现在纬度、经度位置有序对应上。

汉代二十八宿图

（一）纬度位置对应

这首先可从二十八宿及十二地所处的纬度位置得到反应。如“图三”（汉代二十八宿图——薄树人先生据东汉天文家蔡邕《月令章句》描绘），其与楚对应的翼轸，与吴越对应的斗、牛，与宋对应的房、心、氐，与郑（韩）对应的角、亢、氐均在黄道或赤道之南，而与齐、卫、鲁、赵、秦等北部地区对应的星宿则在赤道或黄道之北。其所以要如此对应，完全是为了观察星宿的方便。于是我们大体可以知道古帝王分封诸侯的时候还要分个星宿的原因，即古天子谨授民时，告示各诸侯国应以其最方便观察的星宿来确定农时。《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昭公元年》又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可见宋地人（商人）世世代代以大火星定农时季节，唐人则以参宿。因此各地域之所以要对应一定星宿，完全是定农时观天象的需要，以便于观察为原则。于是我们也可以从科学意义上说明召公之北燕不能对应箕尾二宿的理由。北燕所居地的纬度在北纬40至45度，而尾宿在南纬43度左右，北燕之地看到的尾宿基本在地平线上，很难看清，怎么观察？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这种对应的原则，我们将天地对应作一水平图，如“图四”：其上部分以北纬35度为基线，将不同纬度的十二块地名标示于基线上下。其下部分是以赤道为基线，将二十八宿按不同的纬度位置标示其上（下部星图据王力《古代汉语》附图），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二条曲线是如此地吻合，天地对应的原则得到完美体现。从图上可知，十二地域与对应星宿各相差约35°，亦即各地观察对应星宿升到南天最高处时，该星宿在正南约55°（即90°-35°）的高度。

纬度对应还可从如下例子进一步印证。如：《乙已占·分野》：“胡人事天，以昴星为主”，胡人在赵之北，故与赵一样以昴星为主。上文所及，与北方（北纬35度之北）之地对应的星宿皆在赤道以北，与南方（北纬35度以南）对应的星宿皆在赤道以南。但与晋对应的参宿却布于赤道南北之天空，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参宿不但对应晋，古人又曾以参星对应古益州，今四川地区。这样参宿跨赤道南北，晋与益州也跨地上之南北。周、齐在北纬35度南北，其对应之星也分别介于赤道南北。

（二）经度位置对应

我们知道赤道与黄道一年在春分与秋分相交两次，古人为便于观察，从秋分相交位置的角宿开始计算二十八宿，依次是角、亢、房……翼、轸。角宿又是北斗斗杓所指，古人据此以定时节。《汉书·天文志》“大角……曰摄提，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北斗的指向是确定季节的重要依据。为了便于观察北斗的指向，古人以大地为基准，确定了子丑寅卯……戌亥等十二个方位，这十二个方位大体就是十二块地的方位（参见图二，圆内之地支为斗建之地支）。然后斗杓每移动一个方位即一个次，时间就过去一个月。这个原理就如同当今的钟表，钟面有十二格（如十二块地），指针（如同北斗）所指的方位则反映时间。那么以哪个月为正月呢？确定正月，古人以冬至为标准，仲冬之月（夏历11月），日至短，此月斗宿（南斗）早晨从东方升起。北斗指向大地的“子”

的位置，若以此月为正月则为建子，而众所周知，夏历是从斗柄指向寅作为正月的，比子之月晚了2个月。

这种对应可从《淮南子·天文》找到依据：“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舍斗、牵牛，以十一月与之晨出东方，东井、舆鬼为对。太阴在卯，……岁星舍须女、虚、危，以十二月与之晨出东方，柳、七星、张为对。太阴在辰，……岁星舍营室、东壁，以正月与之晨出东方，翼、轸为对。太阴在巳，……岁星舍奎、娄，以二月与之晨出东方，角、亢为对。太阴在午，……岁星舍胃、昴、毕，以三月与之晨出东方，氐、房、心为对。太阴在未，……岁星舍觜訾、参，以四月与之晨出东方，尾、箕为对。太阴在申，……岁星舍东井、舆鬼，以五月与之晨出东方，斗、牵牛为对。太阴在酉，……岁星舍柳、七星、张，以六月与之晨出东方，须女、虚、危为对。太阴在戌，……岁星舍翼、轸，以七月与之晨出东方，营室、东壁为对。太阴在亥，……岁星舍角、亢，以八月与之晨出东方，奎、娄为对。太阴在子，……岁星舍氐、房、心，以九月与之晨出东方，胃、昴、毕为对。太阴在丑，……岁星舍尾、箕，以十月与之晨出东方，觜訾、参为对。”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各月所对应的星宿，均在当月早晨从东方升起。而且“岁星”与之“晨出东方”。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岁星所在之辰”。

但这个“早晨”的时间不是固定的，夏天在4-5点，冬天在6-7点。《吕氏春秋》、《月令》记载：孟春之月（正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仲春之月（二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三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孟夏之月（四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五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六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七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仲秋之月（八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嘴觿中”；季秋之月（九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孟冬之月（十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十一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季冬之月（十二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由此可知，从晚至晨星宿每夜“移动”的度数在每个月是不相同的。例如：仲夏之月，从昏至旦升于中天的星宿，从亢（9/2度）至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12/2度）共历123.25度，（昏旦见于中天之亢、危各取度数之半，下同）需8小时13分，以黑夜之中为0点，则傍晚天黑在7:53，早晨天亮在4:07。按此，我们将12个月的昏旦时刻计算并列表于下（各星宿度数为角12、亢9、氐15、房5、心5、尾18、箕11.25、斗26、牛8、女12、虚10、危17、室16，壁9，奎16，娄12，胃14，昴11，毕16，觜2，参9，井33，鬼4，柳15，星7，张18，翼18，轸17）：

从上表，可以很明确地认识到早晨观星的时间在不同季节是不同的，夏季在4点多，冬季在6点多，相差约2小时。我们还会发现：在东部的吴、齐、偃、卫、蓟、宋对应之月的星宿早晨升天迟于5:30，而西部的秦、晋、周、赵、楚、郑等对应之月的星宿升天早于5:30。而且愈往东愈迟，愈往西愈早。于是可以推断古人是想用东西时差平抑冬夏昼夜长短之时差。古代中国东至于海，西至三危（今敦煌）东西相差约30度，也有2个小时的时差。

从上表还可知，上卯时（5:30左右）是适中的观星时间。赵、宋、卫、偃交界处的“商都”是中央观星地，因为此四地观星时间接近5:30。于是我们可以断定，十二分野是以商都附近为观测点的。也可知此分野源于商代。

若天文官每月月中早晨5:30（商代中央时间，下同）定时在商都观星宿，则对应星宿升天时间有偏差，有的月早于5:30，有的月迟于5:30。迟的月份如果有人同时在东部某地，或者早的月份如果有人同时在西部某地观星，则正好看见对应星宿从地平线上升起。古人常派人在不同地方观测，如《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分命和仲，宅西（土），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霄中，星虚，以殷仲秋……”。

我们试以仲夏、仲冬二月为例来说明之。以早晨5:30作为观星时间，以中央地商都为观测地。在仲冬之月（此月冬至，为夏历11月）15日早晨5:30时，与此月对应的南斗、牵牛二宿尚未从东方升起（以二宿的中心位置为准，下同），如上表，要等到6点16以后，才升于东方，而此时在吴地（其经度偏商都之东约10度）的观测者，则正好看到斗牛二宿东升，因此，古天文家认为斗、牛二宿宜对应吴。若仲夏之月（此月夏至，为夏历5月）15日早晨5:30在商都观星，与此月对应的东井、舆鬼二宿则早在4:07就升起东方，而等到5:30时，则此二宿又西移了1个多小时，此时在秦地（如敦煌偏商都之西约20度）观测则正好从东方升起，所以古天文家认为鬼井二宿宜对应秦。十二地中的其他各地从至东、至西渐近商都，则在对应月观星的时间也渐近5:30，此为经度对应规则。

换个说法，即在不同的经度位置观测各月的对应星宿，可固定在中央时间上卯时（即中央时间5:30左右，即上卯时），此时，各地域正好看到对应星宿与“岁星”一道在对应月份从地平线升起。这不同的12地域则正好分别对应12次星宿。不过南北同一经度的地域观星时间可能相同，那就要考虑上文说到的“纬度对应”。两条必须同时满足。

这样，分野从星纪之次（斗、牛，对应吴）开始，此为仲冬之月，然后，季冬、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依次对应齐、卫、鲁、赵、晋。自仲夏之月开始，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又依次对应秦、周、楚、郑、宋、偃，因此与“州国”的对应也是一年之中先自东向西而后又自西向东，前后相随为一循环。这种有序的对应正合上面所阐明的经度对应规则。古人分野之学真可谓科学！

至于十二地域内各郡县皆分某某宿多少度，我们认为也应是同样的原理，但分野之学传至后世，后世之人不明白此等原理（从《乙已占(卷三)》可知，连唐代大天文学家李淳风都不明白），于是在分野中出现了很多混乱。此等细节问题，留以后再作研究。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将古十二分野的原理通俗地表述于下：从十二分野考释中可知，周武王以前的天文官因各地观星定时的需要，以黄河（大约北纬35度）为界，将“天下”分成依次相连的12块（北六块，南六块，其中周齐兼跨南北），并依次代表12个方位，以对应北斗12个月所指的方位。远古二十八宿与地域的对应同时符合如下两条规则：一、纬度对应规则，即“天下”靠南的地域对应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对应靠北的星宿；二、经度对应规则，即每月观察对应星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受冬夏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皆可在古代“中央时间”的上卯时（5:30左右）观测，只是应按经度位置变更12个观测地域，这不同的地域即对应不同的星宿。今传之十二分野当源于商代，其划分原理是科学的。由于古书阙如，星野之说只见于春秋秦汉之记，但星野之学当传于远古。星野学说能帮助理解上古史的诸多疑问。

三、分野理论溯源与幕阜山为上古天文观测中心考

十二分野相当古老，以至于屈原都弄不清什么时候就有了，其《天问》云：“天何所沓，十二分焉”。从很早的黄帝时代，就有了对星宿的认识，就有了占星。占星，就务必确立星与地域及官制、人物等的对应关系，否则，星的变异就无法确定其与人事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从有占星之日起，就有“星野”的划分。《史记·天官书》云：“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禅灶；在齐，甘公；楚，唐明，赵，尹皋，魏，石申。”其《历书》又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可见，在黄帝时代，星历、占星之学便兴起了。《尚书·尧典》有尧派四人至四方观天象的记载，夏历成于帝尧之时，并指出一年366天，证明其时已经有了正式的历法。制定历法的首要前题是测天象，而观测天象的前题是确立天体坐标，28宿就是这样的坐标，没有这样的坐标就无法描绘其它星宿的位置，因此自从正式观天象之时开始，就应有28宿的坐标系。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9种彗星图，各种彗星的周期不一，哈雷彗星76年出现一次，周期最短的恩克彗星3.3年出现一次，但自1786年发现以来也只观测到大约60次，而且是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古人用眼睛当然不会观测到每次彗星的出现。依据以上分析，29种彗星当至少需要3000年的观测史。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后冈一期文化墓葬左青龙右白虎、还有北斗的摆塑，就是后来28宿所形成的四天象中的两个象，再加上北斗等的摆塑，显示中国的天文、历法史至少在6000年以上。湖南省内的高庙文化发现了典型的太阳鸟、八角星图案，这种八角星图案学者多有论述，与新石器时代以来众多出土的八角星符号一样是古代河图洛书，亦即历法工具的前身。四方与中间代表一年之五节，又代表着天圆地方的观念， [11]说明8000年即有了观象及历法活动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栽培水稻已经有近2万年的历史了，农业与季节有关，因而就有观天象定历法的需要。

唐代《乙已占》曰：“自重黎后，宜有其书，文纪绝灭，世莫得闻，今所行十二次者，汉光禄大夫刘向所撰也，班固列为《汉志》，群氏莫不宗焉；而言词简略，学者多疑”。从燕、鲁二地混淆的情况判断，后世所传之星、地对应当为周武王之前的对应。即在召公之子封北燕，周公之子封鲁以前的对应。至于对应中还有很多细节问题，限于篇幅，容以后再加讨论。

无论是古代的分野，还是当今的时区划分，都有一个起点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将地球上的时区划为24个时区，则是以通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那根经线为0度起点，即本初子午线。然后分为东十二区，西方十二区。之所以以这根本初子午线为基准，是有其原因的。据查，1883年10月在罗马召开第7届国际大地测量会议，会议决议：“本初子午线必须是通过一级天文台的子午线，考虑到有90%的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者已经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基准来计算船的位置（经度）这一实际情况，各国政府应采用格林尼治子午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这说明，第一，英国有个一级天文台，其二，已经事实上有90%的从事海外贸易的航海者已经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基准来计算船的位置（经度）这一实际情况，说明，这个天文台有了极深的文化根基。同理，上古中国的州域、分星从哪里起算？也当有个文化根基的问题。从上引《淮南子·天文》《史记·天官书》等所有天文古籍记载可知，皆从角宿起算，或曰皆从寿星之次起算。而且，这个角宿、氐宿所在的宫位称为“中宫”，即中央之宫，其他25宿则分别为东南西北四宫，可见“中宫”的地位。

《淮南子·天文》：“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角、亢、氐三宿为何能成为中宫？因为黄道与赤道有两个交点，时间上正好是春分与秋分，昼夜平分。春分点处是娄宿，降娄之次，对应古蓟，即今北京、天津地区，但此地北纬40度左右，不便作为观测天象的好场所，娄宿未处赤道上空之“中”，因而不能称为中宫，它观测不到南纬50度以上的星宿，南纬40度以上的也难于观测。再说娄宿偏于赤道以北较远，星宿构图也不便观测。而秋分点是寿星及寿星之次的角、亢、氐三宿(参见图三、图四)，角宿的亮星正处于与赤道垂直的上空 (如图四)。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歌》中介绍角宿一段：“南北两星正直悬”，也好观察。因此，上古之人观测天象当然首先要选择在28宿及十二次的起始之次——寿星之次所对应的郑、韩、及古长沙国。寿星之次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就是说，轸17度中有5度跨进了寿星之次，而这5度所对应的地域正好就包括湘东地区。从图四可知，各地皆便于观测其南面比自身纬度位置低35度的星宿。即郑、韩只适于便利地观察角、亢等赤道附近的星宿，而不便观测更南的翼、箕、尾等位于南方的星宿。北斗也接近郑、韩之天顶，需全仰头，不便观测并辨别斗柄的方向，而湘鄂贛的幕阜山地区是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及鄱阳湖平原的中心，其纬度28度左右，既能很好地观测北斗，又能很好地观测28宿，其又居东西之中。因此，湘东地区的幕阜山便成为古代观天象的首选之地。当然，这里的“中宫”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观测，则各有各的“中”。幕阜山地区为“中”，并成为全中国的“中”，可见幕阜山作为古代天文观测地在上古的重要地位。我在另一篇文章《“河图”“洛书”本义及原生地考论》中论证上古历法工具“河图”“洛书”的原生地也在南方，也可资证上古天文中心在幕阜山及南岳地区。

这种观测天象的中心在幕阜山可追溯至伏羲时代，《周易》:“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伏羲陵，即《禹贡》之“东陵”，在幕阜山，已经有人专论，本文就不再论了。

至颛顼后裔，舜之先祖——虞幕时代。其家族世代为天文官，如虞幕、穷禅、祝融、瞽瞍等等

关于这个家族的世系有如下记载：

《左传·昭公八年》：

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对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

这里清楚地表明，颛顼、幕、瞽瞍、舜为同一直系家族的成员。

罗泌在《路史·余论》中叙《吕梁碑》云：

吕梁碑，刘耽作，字盖为小篆，钩画讹泐间可认者仅六十言，耽于传无闻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岁，则盖秦汉间人也，碑中叙纪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乔牛，乔牛生瞽瞍，瞽瞍产舜。

自幕至舜的世系更明确。

《国语·郑语》云：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制百谷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

《吕览·古乐篇》：“瞽瞍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尧之《大章》之乐就是瞽瞍所作。

清代泗人王子襄《泗志钩沉》记“颛顼封其庶子穷蝉于姑幕”，但又将其地释在山东省境内，可能是舜后裔所迁地名。上古南方地名多为多音节词，如句吴即吴，姑苏即苏，即今苏州。北方地名多单音节。再说，上引《左传》《国语》，“幕”，皆属“虞”，或作虞幕，而虞，即吴，最早的“吴”在东南方，包括今天浙江至江西的广大地区。[14]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考证。不过，从舜开始，则是以幕阜山附近地区为其统治中心的，也许是舜为纪念其祖虞幕而命山名的。

四、虞舜在湘鄂赣幕阜山周围成为“诸侯”

虞舜之前的虞（战国竹简或作吴），中心区域很可能在江浙一带(详《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第346-350页)，随着舜族活动范围的扩大，其范围包括江西、直至两湖东部。

今之鄱阳湖，《禹贡》称“汇泽”，古书习称“彭泽”、“彭蠡泽”，《水经注》引郑玄注又称“回泽”。“鄱”、“彭”、“蒲”音近，彭泽又作“服泽”。“服”音“伏”，古音“庖”，与“彭”、“蒲”古音近。《墨子·尚贤》：“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服泽之阳”即鄱阳湖之北的幕阜山。《汉书·地理志》、《路史》云“获泽”在今山西，指的是后世县名，非泽名，其地无泽。

《帝王世纪》言舜都“浦坂”（阪），“阪”者言山之反面，如炎帝与黄帝战于“阪泉”，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佚文·黄帝伐赤帝》作“反山之原”，《说文解字》：“阪，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协也。”那么“蒲阪”即言“浦泽”的反面（隔幕阜山），今其地有浦圻市（在湖北），“圻”通“畿”。《集韵·微韵》：“畿，《说文》：‘天子千里地。以远近言之，则言畿也。’或作圻。”杜佑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方千里为圻”，可知圻者近也。蒲圻者，当属于舜之王畿。因此，所谓蒲坂（阪），即在蒲泽附近，与浦泽仅一山之隔。《路史·国名记》云：“长沙：今岳之沂江，潭之益阳，梁之重华县有重华城，一号虞帝城，记为帝都。非。”罗泌未讲任何理由即说“非”，不可从。这里说明，旧史确曾记载舜都两湖地区，即加入了尧部族地区。

何介钧先生介绍说：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交界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或称龙山时期的遗址发现了一批，但面貌较清楚的仅限于赣西北、赣中和鄱阳湖西岸和南岸。从樊城堆文化的内涵分析，它明显接受了包括薛家岗和早期良渚文化的影响，也就是同时期东方文化的影响。何介钧先生的介绍很有价值，为舜的西进提供了先前两地文化交流的基础。

良渚文化在大约距今4200年的时候消失，而湘鄂赣边、幕阜山附近的尧家林、舵上坪、岱子坪新石器遗址始兴，使得石家河文化在湘东至湖北长江边一块狭长地带出现一个新的地方类型。这与舜的时间正合。这应当是舜时遗址，舜上台后，将尧时因反对舜上台的苗民驱至“南海”。从此，湘东一带变成了舜的势力范围，因而就形成了尧家林~舵上坪~岱子坪类型的石家河文化带。他死后葬湘南之九嶷山，绝非偶然。

关于良渚文化衰落后的流向问题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问题。笔者以为，首先，其不应当迁往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对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主要在良渚前期。良渚文化后期，虽然在苏北有大量贵族墓发现，但始终未能再影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的核心区。正如栾丰实先生所言：“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来自南方良渚文化因素显著减少，渐次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到晚期后段，良渚文化因素基本绝迹。”[16]龙山文化时期处于上升阶段，而良渚处于没落阶段，对龙山文化的影响就更少了。这个现象非常重要，这就证明，良渚文化对山西陶寺文化，以及对夏、商、周的影响是通过石家河文化这个中转站实现的。

两湖地区可以明显地看到良渚文化因素，湖南湘乡岱子坪遗址中，属于一期的M62出土的两件贯耳罐（M62:8、M62:1）和一件高柄豆，同属于良渚文化，时间应为良渚文化晚期。湖北黄梅陆墩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出土的贯耳壶（M8:1、M16:1）也明显具有良渚文化风格。岱子坪第二期的前期墓葬中发现的细长颈鬶，与太湖地区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细长颈、管状流、下部残缺的泥质红陶残鬶，南京太岗寺和北阴阳营等遗址中细长颈的残鬶，安徽肥西县古埂、江西修水跑马岭和湖北松滋桂花树等遗址相类似的鬶一样，吴汝祚先生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细长颈鬶是受大汶口文化颈部较细高的羊乳式袋足鬶的影响下产生的，然后溯江而上，一直分布到长江中游等地区，推断这是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一条路线。”

湘东至鄂东南地区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属屈家岭文化边缘地区，未形成一个文化类型，可是至石家河文化中、晚期，则明显具有地方特色，这个地方特色主要是指吸收了较多良渚文化因素，除上面所提的各种良渚风格的器物之外，何介钧先生又对这个新的地区类型作了考古学分析，他说：

尧家林遗址所在的鄂东南，邻近赣西北，受其同时期原始文化影响较为明显。因此，虽然整体属于石家河文化，但具有较强的地区特点。石器中长方穿孔石刀、马鞍形和梳形穿孔石刀、有段石锛、弓背形石锛，是具有地区特色的生产工具。陶系以夹砂红陶、夹砂灰褐陶为大宗，晚期粗糙厚重。纹饰变化的阶段性特别鲜明:早期多篮纹，其后以方格纹为主，而到晚期，多绳纹。器形中鼎和鬶特别发达。鼎有罐形、釜形和折腹釜形(或盆形)，侧装扁三角形足常见。高领罐和折沿罐常附矮圈足，是这一类型特殊的器形。器座发达。这里的筒形澄滤器，有流，而器内无刻槽。晚期特多厚胎、平沿、折壁、平底、直圈足、容积极小的盂。因此，我认为将其单列为石家河文化的一个地域类型即尧家林类型是有充足理由的。与其邻近的湖南平江舵上坪遗址1975年曾发掘200平方米，出土物的器形，风格，纹饰与质地都接近于尧家林，并且可以为尧家林类型补充众多的内容，可惜至今材料未整理公布，因此只能在此附书一笔。

笔者以为，湘东至鄂东南地区首先是尧族历史主体早年活动过的地方，有一定的独立性，待尧统一洞庭湖地区并“受命”为天子后，这里又由舜族经营，故能形成自己的地方特色。但外族人从来不可能改变该地人们的生活习惯。两湖地区与良渚相距遥远，能从普通人使用的陶器、石器中体现出良渚文化的风格就足够可以说明部分良渚人即舜族人已经迁入该地。

而从两湖的玉器，即上层贵族器看，则良渚文化的到来就更明显了。属于江汉区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现已发现了众多玉器，有人（神）头像、兽面、鹰、璜、环、玦、管等。湖北江陵枣林岗发现的10多座石家河瓮棺葬基，出土的玉器中有琮。这些玉器有其自身特征，其中琮、鸟、蝉、玦、璜等玉器，与良渚文化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湖南澧县大坪孙家岗石家河文化墓地，发现玉器26件，有璧、瑗、玦、簪、佩和纺轮等，从形制和风格上分析，明显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

后石家河文化时期时间在距今4300~4000年，这与尧、舜时期正好相合。其玉器大多出于瓮棺葬墓，而且现已发掘的成人墓葬也皆为瓮棺葬，这与舜的葬俗同。《帝王世纪》：“有苗氏叛，虞舜南征，崩于鸣条，殡用瓦棺。”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4200年消失，而后，后石家河文化开始出现大量良渚式玉器，这就表明良渚贵族确实来到了荆楚地区。

因此，良渚文化应当为虞舜族群文化，其向西扩张，并与居荆楚之唐尧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尧、舜两个部落一道向北推进，抵抗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即《墨子·节葬下》所谓的“舜西教乎七戎……尧北教乎八狄”。至于舜之葬地在古荆州苍梧之九嶷山，祝融之墓在南岳等，已经有专文论之，在此不再论及。大可《幕阜山——古帝王之山》一文记载：传东晋时在幕阜山掘得一石碑，碑文载：“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树，雷闪地裂葬于天。帝舜封天岳。”由于舜时已经在幕阜山经营，因此，帝舜封天岳之说也许是有根据的。

总之，远古二十八宿与地域的对应同时符合如下两条规则：一、纬度对应规则，即古中国靠南的地域对应靠南的星宿，靠北的地域对应靠北的星宿；二、经度对应规则，即每月观察对应星宿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不受冬夏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皆可在古代“中央时间”的上卯时（5:30左右）观测，只是应按经度位置变更12个观测地域，这不同的地域即对应不同的星宿。今传之十二分野当源于商末周初，其划分原理是科学的。寿星之次为天之中宫，亦即十二次的起点，其对应地所属的幕阜山处东西之中，既便于观测北斗，又便于观测28宿，当为上古天文观测中心。伏羲、虞舜等古帝以幕阜山为活动中心。

( 注：本文前面主体部分原载《农业考古》2008年第1期，经修改扩充，刊《文明与国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正在出版。)

上古星宿与地域对应之科学性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