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语：First Opium War），是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期间，清朝和英国因为港脚商人以飞剪式帆船在广东沿海武装公开贩运鸦片而爆发的战争。战争以英国远征舰队炮击广东九龙为起点，最后以清朝失败，及以签订《南京条约》告终。这场战争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打开中国的闭关大门，也标志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清朝闭关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近200年，到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抗清力量一度实行海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孙郑克塽投降，清军占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 是谓“一口通商”。这一上谕是让“外洋红毛等国番船”、“番商”只能将广州作为指定通商口岸，不得再赴浙江等地。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上货都必须通过特许“行商”之手。

英国外交挫败

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辉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随英船收泊定海，为地方官所拒，即携预先备好之呈文，迳去大沽，上北京申诉。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呈文中所控条款有关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结奸商，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门三年。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是两广总督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一为严禁外商在广州住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恢复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

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使团来华的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续派前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之乔治·马戛尔尼为特命全权大使，斯当东副之，随员80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95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所携“贡品”，约值1万5千余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之文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清朝以为英使是为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大为不怿。及见到国书，复知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别有干请，决定要他早日离去。马戛尔尼以书面列举请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设立货行，给予舟山小岛，另拨广州地方一处居住，减免广州、澳门往来各税，明定海关税则，俱不准行。马戛尔尼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清朝严正拒绝。

英国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驱逐出国。

对外局势紧张

英国与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结盟对抗法国的拿破仑。英国以帮助葡萄牙捍卫其远东殖民地的名义，两次出兵葡属澳门，企图借机占领澳门，澳门则向清廷求助。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战争失利，英国派出六艘载有数百名士兵的英国战舰于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达澳门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门，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劝阻无效而采取断粮手段。7月英军得知英法签订《亚眠和约》而离去。1808年（嘉庆十三年），清朝水师击退13艘侵扰清朝东南沿海、闯入虎门之英国兵船。英军在嘉庆帝调兵威胁下放弃占领澳门的企图。1825年（道光五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加紧压榨工人，在国外掠夺殖民地，鼓吹战争。1827年（道光七年），马地臣在澳门创办《广州记事报》，公开鼓吹侵略。

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在广东十三行派遣间谍林赛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爵士号船主，和郭士立到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口岸测绘地形，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胡夏米报告节录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清国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或提督的驻地，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值得怀疑的。”

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国国王任命一位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遂由东印度公司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对华关系。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劳卑抵达澳门。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律劳卑至广州夷馆，翌日遣人赴城门投书，无人肯收。律劳卑离开澳门前，当然已接到两广总督卢坤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先前来广州，殊属违反清朝规定之条例。卢坤传谕，命令律劳卑于调查整理贸易事宜完毕，即行返回澳门。何况律劳卑不经行商，“封面系平行（公函）款式，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中外之防，首重体制，该夷律劳卑有无官职，无从查其底里，即使实系该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卢坤并扬言中断清朝英国贸易。

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劳卑发出布告，指摘卢坤“固执不明”，嘱咐英国商人不必以封舱为顾虑。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9月2日，卢坤亦发出布告，斥责律劳卑“妄自尊大”，正式封舱。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律劳卑立即召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清朝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卢坤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在清朝水师监视下，9月27日（八月二十五日）重开中外贸易。

鸦片贸易

中英两国贸易逆差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清朝刚好符合此条件。但因清朝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而中国人不大量购买英国商人带来的西方工业制成品，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给中国带来大量顺差。西方商人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庆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国多次在广州试售英国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百分之六十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输入棉布，也亏本百分之十左右。因为富裕的中国人对西方认知极少，自然兴趣缺乏而多使用中国丝绸，而穷人则根本买不起。18世纪，英国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朝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清朝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清朝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这些种种中国特色的经商环境，都是千辛万苦远赴而来的英国商人所不能忍受的。

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销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前，英国对中国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到1,326,388英镑，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咸丰二年）便达到300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茶叶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过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达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

英印商垄断鸦片贸易

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来，在唐代中期（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入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米囊”或简称“白皮”。明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粤，输入渐渐增加。鸦片又称为合甫融或阿片。16世纪晚年（明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之烟草混合吸食。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但在明朝中期开始，鸦片开始作为春药受民间富有人家欢迎，明末医学大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卷五十九《固阵》一条中收有七种含有鸦片成分的春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指出鸦片为时人房中术所用。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

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729年（雍正七年）以其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因吸食鸦片极容易上瘾，导致健康衰退而不能劳作成为废人。1796年（嘉庆元年），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嘉庆皇帝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东印度公司被维多利亚女王吊销许可证。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去做，港脚商人系得东印度公司许可，来自印度之商人，港脚（Country）为译音。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清朝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但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从根本上逆转这种局面。自1800年（嘉庆五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此时英国人已占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印度，英国从印度装运鸦片来华。由于吸食鸦片会上瘾，清朝严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场仍然存在。“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年中，却是单单靠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因此鸦片走私日益扩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4000余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间已猛增到40200箱。此后，鸦片泛滥导致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浮现出来，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逐渐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并反使中国入超，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出现通货膨胀，“1837年，鸦片泛滥导致的问题终于到了清朝政府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

清朝禁烟运动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西方鸦片商人仍然勾结当地官僚，千方百计走私偷运鸦片到中国。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权。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西方鸦片商人向清朝输入鸦片数量逐年递增，导致清朝每年全部出口的丝、茶、土产，均不足以抵偿进口鸦片的烟价，长期的鸦片贸易，造成清朝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银元枯竭，银价上涨，工商停滞，国穷民困。当时吸食者上至贵族官僚、下至贩夫士兵，随着鸦片泛滥愈演愈烈，最终引起清朝的高度重视。

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同年，英国资本家在伦敦成立“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协会经常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敦促英国政府加紧侵略中国。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折：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

两广总督林则徐进言道光帝：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奏折节录如下：

“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至二千余万両。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両。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清朝道光皇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每次约两三刻。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之重任。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1839年3月（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积极整顿海防，防御外敌入侵。3月10日（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开始采取行动，发出晓谕两道，给各国夷人，说明通商之利，贩烟之罪，限期将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声称法在必行。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缴烟、具结。

由于清朝积弱，且鸦片贸易盛行已久，故英国商人大多以为中国官员销烟一事也是虎头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并派士兵包围商馆，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义律得知消息，于1839年3月24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十日）自澳门赶至广州，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六个星期，与外界交通隔绝。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同日布告英国人遵照，总计共有鸦片20,283箱。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义律告诉英商，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英商拒绝具结不再贩卖鸦片

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

清军沿海备战

前清王朝一直保持80万常备军，但是既不注重将领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拔将领，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将领的文化素养因此较为低落，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以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清军在训练时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

广州作为当时清廷规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为鸦片贸易主要地区。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

英国决议出兵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并没有斩断鸦片贸易，鸦片贸易从地上进入地下愈演愈烈，林则徐本人称：“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林则徐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要求外国鸦片商人立下文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到中国来，结果遭到英国商人的坚决抵制。

7月初，发生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英国水手于新安县（今香港）九龙尖沙咀村行凶，殴伤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重伤致死。林则徐多次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凶犯。义律缉拿凶犯，由行政机关处以轻微罚锾，和短期监禁。林则徐屡令交出，义律说是英王不许。义律又以两国法律相距太远为由，要求英方一同参与审讯，遭拒。林又说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结果英方单方判处涉案人回英，分别监禁3至6个月。但他们回英后即被释放，因英国法律人员不确定义律是否可以判处这些水手于英国服刑。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不准英国人逗留。8月下旬，义律与英国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国船只。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不遂，实行开炮，中国水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9月下旬，义律返回至澳门，以说帖答复，谓英船现无鸦片，可共同搜验，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

中国镇压鸦片贸易之后，人们讨论英国将如何回应，因此前美国和英国民众都对英国支持鸦片贸易感到愤怒。许多英国公民同情中国人，并希望停止鸦片的销售，而另一些人则想遏制或管制国际麻醉品贸易。然而，人们对英国外交官受到的对待，以及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极为愤怒。辉格党控制的政府特别提倡与中国开战，亲辉格党的媒体则刊登了有关中国“专制与残酷”的故事。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商业集团纷纷鼓吹发起战争。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中国禁烟是对英国之“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出兵中国问题。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之决定。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遣舰队。由于贩运鸦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

1839年11月2日，义律率两艘军舰，驶至虎门口外之穿鼻进行封锁，准备制止英国船只再次进口，并投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国船只，准许英国人上岸居住。11月3日，有一艘具结英国船只，正报进口，英国军舰迫令折回。关天培出而查究，英国军舰开炮，冲突再起。广东虎门发生穿鼻之战，清水师4艘船被击沉，令珠江口一带气氛紧张。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国政策。林则徐专门断绝英国贸易。林则徐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国船只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决定命令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南非联邦前身）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全权，义律为副全权。时英国政执党地位不稳。反对派托利党/保守党早于1月31日在下议院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他们再于4月7日在下议院动议谴责政府。但动议并非关于与大清一触即发的战争或备受争议的鸦片贸易，而是抨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缺乏远见及思虑不周，亦忽视了应该给予驻广州商务总监相关的训令及权力，用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这动议特意回避了战争及鸦片两项敏感议题，借此争取托利党内最大的支持以通过议案。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英国国会报告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讨伐。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4月初，英国国会终于以极微多数同意政府政策。经过三日激辩，下议院最终以271票对262票否决动议。下议院的反对派托利党因此未能阻止英国舰队继续前往中国及战争的爆发。上议院一项类似的动议亦未能于5月12日会议中通过。下议院最终在战事早已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通过拨款173,442英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开支。

第一阶段：英军北上-广州和谈

第二阶段：清朝宣战-广州之战-奕山退兵

第三阶段：战事扩大-台湾之战-闽浙之役-浙东之战-长江战役-

和约签订

1842年8月，清军节节败退，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请，可不攻城。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国舰只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8月29日，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

主要事项为：准英国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香港岛割让予英国；赔偿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兵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先付600万元，余于4年内交清；准英国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国人，宽免与英国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辟后方撤。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鸦片

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国内的禁烟名存实亡。在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进口是每年2553吨，吸食人数约人口的1%，到186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进口4235吨，增加了6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合法化了，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880年达到顶峰6500吨，是1839年的2.5倍。此后受价格低廉的本土鸦片竞争，进口量开始迅速减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罂粟种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开始迅速扩大，1870土药（本土鸦片）产量已与洋药（进口鸦片）持平，在1906年土药产量达到3.5万吨，是进口鸦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进口量的12倍。1880年代后期吸食人数估计为人口的10%，烟瘾很大者估计3%-5%。

通商

《南京条约》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情况，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叶的产地，关税明确，灰色苛捐杂税消失，这对茶叶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总量从1839年的380千担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818千担，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叶出口为1945千担，是1839年的5.12倍。茶叶出口的增加超过鸦片进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就已经转为顺差，这种状况要持续到1880年代中叶，那时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印度的竞争而减少，鸦片进口虽然也减少但棉布进口增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重新回到逆差。

新的通商口岸里，上海的茶叶贸易量很快超过广州，整体上成为中国的新的对外贸易中心，福州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通的汉口也很快成为茶叶出口的枢纽。广州充斥着排外的情绪，对开放通商的条例想方设法进行阻碍，通商的功能相对下降，并且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

相关条约

一般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打开中国的闭关大门，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国商人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各国纷纷要求享有同一待遇，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对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之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之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之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之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

法国在华并无重大商业利益，所重视为传教。1844年8月，法国代表剌萼尼至澳门，复有军舰8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于有利地位。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之点是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

清朝对一国失去某一特权，就等于对所有列强失去该特权，这使清朝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弱势。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使清朝国防受到威胁。香港岛被割让给于英国，开外国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后来战争中，外国夺去更多清朝领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割裂中国领土，破坏主权之完整，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领事裁判权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就政治方面之影响来看，战后政府大失威信，弱点暴露，会党以反清为职志自不会放过时机。

政治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中国社会，清朝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蒋廷黻在他的1938年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中这样讲：“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未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林则徐是有心去了解西方的，他搜集了很多关于西方的资料，未及成书，被贬伊犁，他将材料交给魏源，1843年魏源出版了《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在中国没有引起注意，流传到日本，成为天皇和臣子必读书籍，影响了明治维新的产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之后，中国才开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成就其实不小但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中再次战败。然后才试图改革政治，有了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有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然后才有了比较认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了。

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重要变化。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英国资产阶级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对外国商品仍顽强抵抗。18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之五口通商地区，传统经济已开始解体。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沿岸华人因在战争时为英军补给，故在战争完结后获得优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此外香港由于在是次战争后割让给英国，宣布成为自由港，故为广东一带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机会，不过由于最初营商环境不安全、广东当局阻碍商人到香港贸易等因素，令当地贸易情况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大量富商来港，才有了显著改善。

清朝军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