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清代研究里程碑，国际知名汉学家罗友枝代表作；首次以宫廷为考察对象，全方位还原清代宫廷生活，贴近统治集团的真实样貌；清宫戏纠错必备指南）

内容简介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是对清代宫廷社会的全景式解读。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清代宫廷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礼仪制度。通过详尽的资料整理和细致入微的考察，《最后的皇族》首次生动揭秘了清代的宫廷生活，全面展示了清代宫廷服饰、语言、饮食、文化政策等方面鲜明的民族风情，深度剖析了宫妃、皇子、仆从等清廷内部人员的权利体系和组织运作，详细阐释了登基、寿礼、祈雨、丧葬等公共或私人仪式的举行办法和信仰文化意义。

《最后的皇族》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政权，清代为什么能够建立统治并维系近三个世纪之久。罗友枝认为，清代成功的原因，并非因为接受了占主体性地位的汉文化的同化，而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坚持本民族的习俗、信仰和治理策略，一方面学习并利用各个地区的多元文化。清朝有能力针对帝国境内的不同区域、不同人群采取有弹性的不同文化政策，这才是大清的成功关键。也因此，清朝宫廷治理和清代社会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影响。

《最后的皇族》结构清晰、内容充实，既丰富了清代统治者的形象及宫廷生活的图景，而且更易贴近清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真实样貌，以及他们的治理初衷，是清史研究的里程碑。

作者简介

罗友枝（Evelyn Rawski）

美国知名汉学家，国际清史研究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历史与语言组博士，曾任美国亚洲历史学会会长，匹茨堡大学中国史杰出荣誉教授。

著有《最后的皇族》，合著有《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合编有《和谐与冲突：中国语境下的礼乐》《帝制中国晚期与近代中国的死亡仪礼》等。

译者简介

周卫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学、新疆历史与现状研究。著有《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中国新疆的治理》等。

以下内容节选自本书部分章节，感谢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皇家的生老病死：不为人知的宫廷私人仪式

文|罗友枝

按：

礼仪，是一种建构现实秩序的象征性行为。这一观点近年来已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同。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的日常行政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臣民面前进行各类政治表演，大到祭天，小到上朝觐见。

除了公共仪式外，深深宫苑之内还会上演许多较少为人所知的私人仪式，因为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是即便九五之尊也无法避免的生命周期。关于帝王生活的宫闱秘辛历来层出不穷，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他们如何做寿、婚嫁、服丧？这些私人仪式又有哪些象征意义？

如果说国家级祭祀场所的祭祀活动为的是统治，而清朝的宗教保护为的是政治，那么私下的祭祀仪式则关乎作为一个家庭的宫廷。宫廷的祭礼是萨满教、道教、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混合，在内廷范围内举行。这些仪式或者是为了标明皇帝和皇室的各个重要阶段，或者是为了祭祀他们的祖先，或者是为了象征性地把他们与臣民联系起来。

生日

在庆贺太后或皇帝的生日期间，正常的宗教活动将被扩大。“万寿庆典”在清代只举办过七次：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1713年）、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1790年）、乾隆母亲的六十和八十大寿（1751年、1771年）、嘉庆皇帝的六十大寿（1819年）、慈禧太后的五十和六十大寿（1884年、1894年）。还有一些特别举行的公开庆典，像康熙和乾隆为纪念他们长期执政的丰功伟业而举办的那些活动。无论特殊年份或一般年份，皇帝生日都会举行公开或私人庆典，如诵经、演戏、赐宴和呈献奇珍异宝。

虽然一位皇帝去世后的服丧活动将主导宫廷三年时间，但新皇帝登基后要在他的生日那天增加特殊的宗教活动以昭示世人。1736年，宫廷虽然因举国上下还在为雍正皇帝服丧而取消了春节，但允禄和内务府的其他大臣仍然建议选派24名道士和1名信奉道教的官员于新皇帝生日前后在大高殿举行为期36天的道教仪式。乾隆时期这些仪式一直在举行，后来得到了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仪式的补充。

1796年乾隆皇帝让位之后的档案材料显示，乾隆生日前四天（包括生日当天在内）共有2000名西藏喇嘛在弘仁寺念《万寿经》。乾隆驾崩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念经活动，支出的费用为每年1758 两银子。后来，这成了每位新皇帝例行公事，1799年和1820年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生日时，僧人在弘仁寺念同样的经，就体现了这一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日庆典变得越来越繁复。1798年，弘仁寺以外6个佛寺的218名僧人念经9日，庆贺乾隆皇帝的生日。道光皇帝的生日不仅弘仁寺的僧人念经庆贺，而且有西藏高僧进入宫廷在养心殿和中正殿念《阿弥陀经》。

太后的生日庆典也念经。在为庆贺母亲六十华诞而修建的延寿寺（延年益寿寺），乾隆皇帝召集僧众“为母亲之福祉和长寿”而念经。在母亲的七十和八十华诞日，乾隆皇帝谕命在北京的级别最高的藏族高僧章嘉呼图克图率领来自各寺的1000名喇嘛诵《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为的是保证能在“净土”中再生。

在母亲的六十大寿庆典上，他向母亲呈献了一套佛像（九尊）和全套阿弥陀佛像。在她的七十华诞日，她收到了九千尊佛、菩萨、阿弥陀佛、多罗菩萨和罗汉像，这个数字是九的倍数（九和久同音，久的意思是长寿）。宫廷特别为乾隆的六十大寿制作了一万尊阿弥陀佛像，突出强调了长寿和在西方极乐世界再生的愿望。制作这些“生日礼物”的资金是宫廷提供的：在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上，王公大臣总共呈献了2233尊无量寿佛像，花费了32.1万两银子。

婚姻

婚姻与死亡一样，是一个公共事件，它不仅涉及新郎新娘，而且涉及他们所处的群体对两人结合的社会承认问题。我在另外一篇论文中描述了皇帝结婚时举行的公开仪式，称为“大婚”。那些仪式载于乾隆朝编纂的《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通礼》。在这里，我转向与公开的大婚庆典相辅相成的私人仪式，这些都是在内廷范围内举行的。

私人仪式似乎更多地仿效了华北百姓结婚时的民间风俗习惯。内务府在本单位官员的妻子中选择有“完整家庭”（丈夫、儿子在世）和八字与新娘相合者，组成娶亲队伍，在大婚之日前往新娘家，把她娶到宫里。迎娶新娘的“凤辇”是用藏香熏干净的。新婚夫妇的洞房装饰成婚礼专用的大红色。洞房里放着一个瓶子，称作“宝瓶”（双关语，意为“珍贵的和谐”），内装五谷（象征着丰收）。婚床的四角各放一只如意（汉族的节杖，名称为双关语，意为“万事如愿以偿”）。新娘的妆奁是从宫里带给她的，包括一件“龙凤袍服”、一件“双喜”头饰，以及用“如意”装饰并刻有“双喜”字样的一些簪子。

另外一些民间风俗也出现于1872年的大婚庆典中。新娘坐上一顶装有一只苹果的轿子，苹果的“苹”字与和平的“平”字同音。她下轿时要跨过鞍子进入乾清宫前的院场，鞍与安（“平安”的安）同音。在洞房里，新娘的头发要梳成已婚妇女的样式；刻有“福”字和“贵”字的另外一些簪子也被插进她的头发。此时，新娘戴上宫里的项链，从而完成了从少女到皇后的转变。新婚夫妇要吃盛在圆盘中的“多子多孙”糕，在新婚之夜，要点“长寿”蜡烛。

宫廷独一无二的仪式也许是在坤宁宫的萨满教祭坛举行的那些。同治皇帝大婚时，内务府诸大臣决定把坤宁宫供奉的神祇请出该宫一个多月，直到婚礼允许重新摆放祭坛为止。大婚是在1872年10月16日举行的，这些神祇是10月26日被重新供奉到坤宁宫的，皇帝和皇后第二天就在该宫举行了“祈福”仪式。

普通人家的新郎新娘要拜天和地，要在祖宗牌位前叩头。新婚的皇帝夫妇要在坤宁宫中“天和地”的供桌及“吉祥如意神”的供桌前上香，行“三跪九叩”大礼。他们到萨满教的祭坛前磕头行礼，然后给灶神上香、磕头。他们到寿皇殿，在列位先皇和先皇后的画像前上香、磕头。

普通人家一般要让新娘跪拜公公婆婆。皇帝大婚时，新娘子的公公已经去世。同治皇帝和皇后大婚时分别在慈安太后和生母慈禧太后寝宫的正殿向她们行三跪九叩大礼。皇后则率领众妃嫔在养心殿向丈夫行三跪九叩大礼。最后，皇后坐在储秀宫的宝座上，接受王公、妃嫔和宫女的三跪九叩大礼，这意味着他们承认她的地位并臣属于她。

这还不是婚庆仪式的全部。在接受妃嫔和王公具有象征意义的臣服之前，新皇后要到设在她新寝宫里的佛坛、神龛和神像前上香祭拜。这样一来，她就祭拜了统治清朝内廷的源自不同宗教传统的诸多神祇。比较而言，嫔妃入宫时的礼仪要简单一些。她们不去寿皇殿祭拜，而是到内廷的一些地方祭拜咸丰皇帝生母和养母的画像、咸丰皇帝的画像，以及他的第一位皇后的牌位。这是她们的“祭祖”仪式，是她们入宫后的首要仪式。

婚姻仪式代替了标志着男孩长大成人的传统冠礼。对康熙、同治和光绪皇帝而言，大婚还强调了摄政的结束和亲政的开始。“新的开端”体现在更新神祇的行动中，这是元旦的一项传统仪式。每年农历十二月，坤宁宫萨满教祭坛上供奉的神祇都被移到堂子。春节之后把这些神祇请回宫里时，要举行新神祇的“开光”仪式和祈求来年好运的祈福仪式。然而，1872年先请出神祇然后再请进来的仪式被用于突出同治皇帝的大婚。

葬礼

满族丧葬风俗的最大变化（这一点未见于清朝的官方记载）是在17世纪末放弃了火葬。努尔哈赤、皇太极和福临是火葬的，1661年之前去世的后妃也是火葬的。之后，皇帝和他们的多数后妃都是土葬的。偶有一些例外：皇太极的一位妃嫔于1674年去世后被火葬；近年来发掘的一位清代公主的墓（1678年逝于蒙古）表明，她是被火葬的；雍正皇帝两位夭折的皇子（第二位皇子逝于1728年）是被火葬的，他们的骨灰被装进坛子埋葬，没有起土筑坟。

新的规制在1688年康熙皇帝敬爱的祖母孝庄皇太后的葬礼上确定，并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受到遵行。康熙皇帝剪掉了他的发辫，此前只有皇帝薨逝后才这么做。他放弃了素丝绸衣，坚持穿棉布孝服。他拒绝在春节期间把棺椁抬到宫外，相反，他取消了春节庆典。尽管北京的风很大，他在吊丧期间还是一直住在帐篷里“守棺”。最后，他把祖母的牌位供奉在太庙，从而打破了明朝只允许一位皇后入太庙的旧规。

宫廷举行的公共仪式和私人仪式的区别也体现在皇帝和皇后的葬礼上。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追溯了《大清会典》和《钦定大清通礼》中规定的公开葬礼的各个环节。虽然皇帝和皇后葬礼中的私人仪式沿用了许多北京的风俗习惯，但其中也引入了许多新的要素，至少有一个案例表明，这些新要素曾被普通百姓所接受。

帝后葬礼中的大多数私人仪式都是北京普通家庭奉行的非儒家仪式。死者的身体被清洗干净，穿上最正式的官服—朝服。慈禧太后陵墓中发现的服装，都绣有吉祥字，如“寿”“福”，还有佛教的符号。之后，尸体被裹进五层陀罗经被中，这是丝制的裹尸布，上面有梵文和藏文绣的陀罗经（据说是带有神力的咒语）。

这些陀罗经包括汉族和尚和藏族喇嘛都熟悉的标准段落。皇帝或皇后的陀罗经被是由金丝缎制成的，镶着五色金边。其他级别的死者用的经被是白底绣金丝的，也有红底上绣金字的陀罗经被：也许这些是为五等或五等以下的妃嫔准备的，她们的灵柩被漆成了红色。

据说，这些裹尸布因有活佛对着它们念佛经和陀罗经而浸染了法力，具备了赦免死者生前各种罪行并使死者灵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能量。另有八层绣着龙的缎子裹在五层陀罗经被上面，使得裹尸的绸缎达到十三层之多。

裹尸被

死者的亲属换上孝服后，就去向神祇禀报。在下层社会，向当地的土地神禀报即可，土地神是超自然的官僚体系中的一员。皇帝驾崩后，既要在奉先殿向祖宗禀报，又要在帝国境内的六个地点向民间宗教中的神祇和以前各朝各代的帝王禀报。我们有1799年乾隆皇帝葬礼期间的一份名录，包括长白山（满族发祥地）的山神，松花江的江神，陕西和四川的西域神与华山山神，泰山、会稽山、衡山的山神，北海、东海、南海的海神，汉、唐、宋、元和明朝帝王的陵墓。

皇帝或皇后的梓宫是楠木（一种中国硬木）制作的。陈列两周以后，梓宫往往被移到暂厝地，让油漆匠刷九层漆，最后再加一层金漆。梓宫上似乎写着藏文和梵文的陀罗经。如果温度太低，就无法刷漆，所以梓宫通常会被放在地面上达数月之久，有时甚至长达数年。只要梓宫未被埋葬，死者就处于弱势状态，就需要神的保护。雍正皇帝去世19 天后，他的梓宫被移到他以前的府第雍和宫，一直放到1737年3月入葬为止。

1694—1722年，此处是胤禛的王府，他去世后被修缮一新。梓宫被停放在胤禛以前居住的永佑殿，正堂和后堂有六名汉族和尚和八名道士念经。胤禛的一幅画像挂在永佑殿，画像前摆放着祭品。

烧纸制的钱、家具、仆人、房屋和其他物品是汉族葬礼的传统要素，清朝皇帝也仿照而行。巨量的纸锭、纸钱和纸衣被烧掉。纸制物品是一项重大开支：在为慈禧太后吊丧的第一年里，仅此项开支估计就高达120万两银子。在帝后的葬礼上，也有大量的真衣服和真家具被烧掉。钱德明是这样描述1777年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太后的葬礼的：

成双成对的马和骆驼驮着床、器具和粮食等物品，好像要出门远行。马和骆驼之后是马车、转椅、轿子、扶手椅、椅子、板凳、坐垫、箱子、盆子和全套梳妆用具。这些物品共有二十八排，列成两行鱼贯而行。生活用具、珠宝和太后生前所用之物如镜子和扇子等……由奴仆分别捧在手中，排成数排。他们之后，有人恭恭敬敬地拿着她晚年所用的拐杖。

梓宫停放期间举行各种仪式所用的祭品被移至暂厝地，在她逝世三年后最终入葬。除动物祭品之外，葡萄酒、纸钱、死者的衣服、家具和器皿—理论上讲，死者用过的每一样东西都应作为死者的祭品被烧掉，以便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使用，但作为纪念品赐予亲属和大臣的物品除外。有位学者统计，乾隆皇帝逝世一周年时，19种不同的纪念仪式上共有770件衣物被烧掉。光绪皇帝葬礼期间，被烧掉的衣物共有734件。

（本文选自《最后的皇族》，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