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想见这群不快也光的幻想家的下场。袁世凯发扬一贯的传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数量、素质、士气和战斗准备上的差距很快就体现出来，组织抵抗的中坚力量日本军队和忠义契成员一顶不住，其余被裹挟的士兵纷纷作鸟兽散，甚至有几百守军火线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因为他们发现，对面是自己的军训教官，袁司马袁大人。

两个小时，清军基本结束战斗，这还得加上搜索和扫尾的工作。袁世凯对本次行动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第一，大获全胜，第二，一无所获。

日本人和朝鲜叛军丢下几十具尸体四散溃逃，昌德宫亦被全部占领，这可说是大获全胜，但是此次行动的主要目标：朝鲜国王高宗李熙，还有次要目标：朝鲜王妃闵氏、世子李坧和一众女眷，全都不知踪，袁世凯很郁闷：我是来救国王的，又不是来当国王的，要这宫殿有个毛用！

此时，闵妃和世子在金牌卧底沈相薰和流氓大臣李范晋的保护下逃出昌德宫，前往城北关帝庙。高宗趁乱也跑了，想追着媳妇儿去找关二爷，半路上却被开化党和日本人给截了胡。

金玉均等人用高宗当挡箭牌，撤出昌德宫。金玉均回头望着熟悉的宫墙，感觉这三天，好像做了一场梦。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简直太刺激了！

天亮了，梦醒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是，爸爸去哪儿？

日本公使竹添要撤兵回日本使馆，无视开化党人的哀求；而国王李熙要去关帝庙，无视金玉均等人的威胁。

我累了，哪儿也不去。我要去找我媳妇儿，亲政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

摆在开化党面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要么跟着日本公使逃跑，竹添进一郎会安排他们乘船逃亡日本，不被截住或有一线生机。要么护送国王到北关帝庙，留在朝鲜，没说的，死路一条。

五小强中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都决定亡命日本，偏偏洪英植犯了犟驴脾气，执意在高宗身边护驾，不愿离开。

据他的同志们的印象，洪英植这个人，性格温和沉着，但是有时失于懦弱。但是往往这样的人，一旦下定了决心，就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在甲申政变的“五凶”中间，我们有理由相信，洪英植的忠君思想仍然是最严重的一个。为了朝鲜光明的未来，金玉均可以赤裸裸的威胁高宗，当着高宗的面杀人，朴泳孝可以威逼高宗退位，他做不到。他之所以留下来，或者真的是因为担心国王落在清朝人手里的安全问题。

考虑到洪英植平时待人温厚，交游广泛，和袁世凯的私交也不错，众人也就不再坚持，各跑各的路了。临行前，洪英植对几位同志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

等会儿，你这台词穿越了吧？

入夜，高宗到了关帝庙，里面已经是人去屋空。闵妃等王室成员因高宗迟迟不来北关庙而转向汉城东北郊的觉心寺李景夏别庄避难，当时传闻闵妃和世子均死于乱中。高宗扶着墙壁一阵阵的发晕：媳妇儿你咋又死了捏？咦，我为什么要说又？

正主儿逃逸无踪，袁世凯洒下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三鼓时分才知道是在关帝庙，马上派人前去抢夺。此时只有洪英植和朴泳教等寥寥几人护卫在旁，洪英植拉住高宗的龙袍苦谏未果，高宗终究是前往清军阵中。见不能拦阻，洪英植大声斥骂在场的朝鲜士兵，并拽住袁世凯的部下茅延年，结果刚出门就被恨他入骨的朝鲜士兵乱刀砍死，剁成肉酱。倒地时仍然死死拽住茅延年的小辫子不放，堪称壮烈。

噫，此亦纯臣矣！

但是，这位死心眼儿的纯臣，下场也是最惨。本人被剁成肉酱，死后还要被挫骨扬灰，他的家人也被纷纷赐死，其父领议政洪淳穆及洪英植的妻子韩氏和年幼的儿子一同服毒自杀。洪府没收充公，后来被赐给闵泳翊的恩人，美国人安连，安连在这里建立了朝鲜第一家西洋医院--济众院。家破人亡，连带着南阳洪氏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政治家族，从此一蹶不振。

洪淳穆此刻一定在后悔当初没有彻底的和这个败家儿子划清界限。

至于逃掉的其余四凶，虽然他们自己逃的干净，家人却代替他们承受了苦难。

徐光范全家都被逮捕下狱，他的傻爹徐相翊傻呵呵的在牢里过了七八年，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不关心自己被判了什么罪名，甚至可能还没搞懂自己是在坐牢，直到最后每天吃猪糟吃死了自己。

徐载弼父母兄弟妻子都在被捕前服毒自尽，弟弟徐载昌因卷入甲申政变而被斩首示众，就连他的家仆18岁的车弘植也因在政变当夜为徐载弼提灯送行而被处决，两岁的儿子因为无人照顾活活饿死。

驸马爷朴泳孝的家被爱国群众打砸抢了个干干净净，父亲朴元阳自杀。

作为五凶之首，金玉均满门抄斩，只有妻子和女儿隐身乡下，未遭毒手。直到10年之后的甲午年，日军进入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才找到这对饥寒交迫的母女加以安置，此时金玉均本人已经死去大半年了，这对母女却还不知道他的死讯。

开化党人面临的不仅有朝鲜政府的清算，还有朝鲜百姓的敌视。他们整天所宣讲的开化、独立，老百姓们不懂，但是在整个朝鲜社会极端仇视日本的情况下，开化党人选择了一个最能拉仇恨的队友。

或许在此刻的朝鲜，清朝的形象也不怎么样，但是在日本人和开化党挟持国王，在朝堂上胡作非为，惹得半岛动荡不安的当口儿，清军以拯救者的姿态降临，马上让汉城百姓找到了1945年的感觉，清军得胜归营之后，沿途百姓欢声雷动，载歌载舞，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朝鲜人民纷纷出门抢占有利地形，希望一睹天朝上国的天兵风采。

还有人嫌弃自己的房子挡在街边，阻挡了群众围观还妨碍天兵回营，怎么办？烧！

清军回营已是晚上，一些有钱任性的朝鲜土豪开始自行拆除自家的违章建筑：一把火把自己的宅子变成了清军的照明灯。

仿佛是某种神秘而狂热的宗教，让惶惶多日的汉城军民一扫往日萎靡，开始不计代价的自发攻打日本使馆，营房，朝鲜的大街上，踩木屐的日本真鬼子、穿西服的朝鲜假洋鬼子纷纷被愤怒的群众揪住暴打，整个汉城陷入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狂欢节式的暴乱。

在此次事件中，步兵大尉矶林真三以下40余名日本人被杀，尹泳观、朴齐絅、吴鉴等开化党人也被朝鲜人打死，另有38名朝鲜士兵阵亡、95名汉城市民为日军所杀。面对成千上万悍不畏死的汉城市民的围攻，日本公使惊慌失措，自焚使馆，逃往仁川。

包括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四凶在内的9名开化党人，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的保护下，断发易服，在仁川港搭乘日本邮轮“千岁丸号”，像他们的前辈，花式逃跑冠军--花房义质一样，一路上欢送他们的，仍然是朝鲜人民的石头和鸡蛋。

直到轮船离开仁川港，祖国的土地渐行渐远，他们的安全才得到了保障。在前往日本的轮船上，金玉均望洋兴叹：偌大的朝鲜，却已没有我等的容身之处了！

高宗国王宣布金玉均等“五贼臣，借他国之兵，挟制君父，罪不容诛。”谴责“日公使之信听其言，党助叛臣，亦非常情，不可测也。”诸大臣也联名上疏声讨道：“今番玉均等五贼之穷凶极恶，即剖判后所未闻之变也。挟外势而卖宗国，如秦桧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召外兵而胁君父者；送刺客而贼相臣，如元济（吴元济）者有之，未有如玉均等之倚敌势而杀宰辅者，至于禁涂血流，乘舆播越。然则玉均等，非但我东方一国之罪人也，即天下万世人纪之罪人也。”

这些青春热血的年轻人，怀揣着朝鲜的美好蓝图，为了祖国的光明未来，为了自己心中伟大的理想，铤而走险，最终换来的却是朝廷的残酷迫害，百姓的同声唾弃，史官笔下的万古骂名。

这些人可能不是很会做人，也不是很懂革命，但是至少在此刻，他们的爱国心是不打折扣、无可置疑的，他们大概可以算作是最爱国的卖国贼了。

日本油轮上的几位朝鲜客人，在日后仍将与那块他们魂牵梦绕的土地发生如缕不绝的联系，而对于此间主人--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来说，他与这块土地的缘分已尽。甲申政变是他政治生命的高潮，也是结尾。从此以后他将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度过余生。

竹添进一郎，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汉学大师，据说他四岁诵《孝经》，五岁学《论语》，七岁读《资治通鉴》，十六岁时至熊本城，入儒学名家木下犀潭门下学习，竹添进一郎与井上毅、木村弦雄、古庄嘉门并称为木下门下的“四学霸”，哦，不好意思，是“四天王”。

1865年，学霸竹添被荐举为熊本藩校时习馆“居寮生”，后又被提拔为训导，从此作为儒学者由一介平民而跻身藩士之列。那一年，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前夜，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各藩的武器竞赛大战方酣。熊本藩购入的大舰“万里丸”在航海中撞破船底，因日本无修理之船坞，竹添领命，被秘密派往中国上海，接洽修船事宜。这是在中日两国建交之前、继1862年高杉晋作等人乘“千岁丸”航渡上海之后的又一次进入中国之举。竹添进一郎与中国的缘分由此开始。

1874年11月，日本派遣森有礼作为驻华公使前往中国，竹添进一郎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在前往天津的船上，基督教徒、严重西化的森有礼与家学渊源的儒教弟子竹添激烈论战互别苗头。到达中国之后，正值日朝江华条约签订之前的谈判，竹添进一郎随同森有礼在北京天津等地与李鸿章和他的总理衙门交涉朝鲜事宜，俩人老也不对付，后来竹添干脆就跟公使请假，开始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竹添进一郎从北京出发，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康庄子，下花园，康庄子，张家口，康庄子，柴沟堡，康庄子。。。。。。丫在康庄子迷路了。

这是玩笑，竹添一行，装扮成蒙古行脚僧，经涿州、正定、顺德、邯郸、彰德、新乡等地至洛阳，然后自函谷关入陕西，又从秦蜀栈道进入四川，后顺流下长江，过三峡，1876年8月21日抵上海。

竹添进一郎将沿途风光与见闻用诗文记录下来，命名为《栈云峡雨日记》，后来更讨了李鸿章做的序，1879年在日本刊行，名噪一时，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也具有很高的价值，文史爱好者可以收藏一套。这本书最近的重印版本有中华书局2007年版，当当等各大在线书城均已下架，只可向二手市场设法寻找了。

说起来，竹添进一郎算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位“中国通”，上一次有日本人对中国进行了如此深入的旅行和了解还要上溯到唐朝。从竹添进一郎开始，中国通就全是鸠山那样的了。

回到上海以后，竹添进一郎接到日本指示，要求配合陆军大佐福源和胜收集中国情报。竹添遂滞留上海，并接来妻子，打算在此间常驻了。

外交人员就是公开的间谍，这一点是全世界的共识。刚刚与国际接轨，才知道点儿现代外交皮毛的我大清，对此殊无防范。竹添进一郎此时已经脱去外交官的身份，自封为“日本闲人”，搞情报更是搞得光明正大，大摇大摆的前往苏杭公费旅游，还结交了包括俞樾（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井上陈政的老师）在内的一帮文人雅士，经常在一起凑个雅集，诗歌唱和，探讨学问，互捧臭脚，过一过中国特色小资生活的瘾。

1877年，日本鹿儿岛士族叛乱，西南战争爆发，福源和胜回国参战，身死。“中国通”竹添的任务告一段落，回国述职。此间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中日关系和对华政策上的见识，让外务卿大久保利通对他青眼有加，在大藏省国际局，他的仕途一路畅通。

第二年（1878年），竹添进一郎再度衔命来华。这一次，他扮演的角色将是天使。

东亚三国演义.甲午篇.最爱国的卖国贼/最早的中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