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贝之灯》在戛纳首映后评分就出现了两极化；到了上海电影节也褒贬不一。究其原因，大多是因为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在本片途中叙事方式上的突然转变。

鉴于此，本文将不在叙事手法和电影语言细节上做过多赘述，而是尝试体悟导演运用这种叙述手法转折的企图。

如果把这部影片看成是单纯的侦探片或老套的犯罪片，难免会出现上述的违和感。但如果我们积极地去解读编导的意图，或许会发现阿诺·德斯普里钦在本片中是试图通过三个假借来完成自己的表达：

假借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和存在的事例；

假借囚徒困境，表现博弈；

假借身份，表达情感和希冀。

目前，本片已上线欢喜首映APP全网独播。

假借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和存在的事例

本片是基于一部有关警察的纪录片拍摄的。片头交待得很清楚：“在此所有的罪、嘲弄和悲剧皆为事实”。

事实上，仅仅还原真实就足以让人嗔目结舌，因为这种还原比任何精心编织的故事都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力。这种假借表达了导演对自己曾经生活过18年的鲁贝市现状的痛心疾首和愤懑。

鲁贝市位于法国北部的诺尔省，曾经是法国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法国首富贝尔纳·阿尔诺生于此地。

在这个假借中，导演运用了他惯常使用的叙事手法，用许多琐碎的真实案例罗织出这个城市堕落蜕化的不堪景象。

一辆公交车在夜晚的街道上行驶，乘客有不同族裔装扮的妇女，交代清楚了城市的现状：这里充斥着来自阿尔及利亚、意大利等各个地区的各色人种。

这里有骗保险的、有酗酒闹事的、有离家出走的、有街头集聚的不良青年、有作伪证的、有强奸的、有纵火的、有图财害命的。

新调来的路易斯副队长在自白中道出：如今我住在一座困苦又暴力的城市。鲁贝是法国百大城市里最贫穷的一个。

首富的诞生地变成最贫穷的大城市，这并非虚构，其中的意涵不言而喻。

少女苏菲的出走，以及局长和侄子对立到不可调和，显示了代沟的难以逾越。在新生代眼里，上一代的整个文化、文明、社会状态和认知，都已经格格不入了。用侄子的话说，他（指局长）已经死了，我不和死人说话。

镜头给出了案发现场的一个俯拍全景，低矮的楼房，破旧的红瓦和窗口飘荡的黑塑料袋残片……谁也不会把这样的景和法国、浪漫奔放以及富裕联系到一起。这个短短的6秒钟的空镜，用残酷的真实表达出导演的悲愤和失落情绪。

影片前半部分音乐的最大特点就是很游离。大多数乐段不起配合情节、推动情绪的作用。透露出导演内心无法对鲁贝市给予肯定，失神、恍惚，常常神游到旧日的光景。

假借囚徒困境

影片后半部讲述的是警察局长达乌徳率领警员，采取囚徒困境的策略与两名杀人纵火犯嫌进行博弈的过程。

表面上看它是警察与犯嫌的博弈，但导演想要展现的重点并非某个人的博弈，也不是个体间的博弈，而是一个城市健康发展与堕落的博弈；是善良、正义与种种邪恶的博弈。在这个假借中，导演放弃了他惯常使用的叙事手法，不厌其烦地细致描述了整个博弈过程。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电影前后的折转，我们就可以找到它存在的内在联系。影片前半部展示了鲁贝城市的堕落和邪恶的弥漫，后半部通过典型个案来展示双方力量的博弈。其中警察局长无疑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两名女嫌则是代表了堕落和邪恶。

用哲学的思维来解读，影片的前半部提出“鲁贝怎么了？”的疑问，后半部则是提供了“我们该怎么办？”的解决方案。

影片前半部，警察局长把大部分案子都分配给手下，自己像是个旁观者，和配乐一样游离在主要案件之外。而纵火与凶杀并案后，局长亲自介入了侦查，和新调来的路易斯联手办理。他准确地判定凶杀案与之前的两个女人玛丽（莎拉·弗里斯蒂扮演）和克劳德（蕾雅·赛杜扮演）有关，并当即把她们分开，设计用囚徒困境的方式进行审讯。

此时，音乐风格开始转变。不再游离，变得连贯稳定。音色丰富了许多，随着情节变幻，努力描述着剧中人物的心理变化。音乐出现的频率比之前少了。片子以对话为主，鲜有音乐的干扰。保证了完美地展示教科书般的囚徒困境博弈典范。

在这场博弈中，体现了三个层面的博弈。首先是两个女嫌疑人之间的博弈；其次是达乌徳局长与两个女嫌疑人的博弈；最后是达乌徳代表的正义与女嫌疑人们代表的邪恶之间的博弈。

玛丽和克劳德第一次接受新警察的盘查开始，克劳德就处于主导地位。玛丽眼神和表情里一直藏着一种无助、依赖以及讨好、迎合克劳德。这为后来囚徒困境博弈中玛丽的心口不一、不断地修订说辞、不断的揣摩和力有不逮的笨拙表现打下了伏笔。

囚徒困境的分开审讯后，玛丽不停地呼叫克劳德；克劳德则是后悔认识了玛丽。二人对彼此的态度泾渭分明，为后面两人对质时的精彩做足了预示。

在两人对质的那场戏中，二人的主从关系和玛丽的不自信地被引导，均暴露无遗。克劳德显然撒谎，玛丽开始是否认、质疑、困惑，然后是接受。这个过程是片中的一个高潮。

犯罪现场模拟还原时，玛丽已经放弃了自辩，完全依照克劳德的叙述去配合，甚至取悦她。此时，已不仅是犯罪过程的还原，也是对她们二人现实生活的对位还原。

玛丽在囚徒困境中，面对着“本能选择”与“情感”的冲突。她矛盾、困惑、犹豫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变化使得她最后败给了克劳德。

但克劳德并不是真正的赢家，局长达乌徳和他代表的正义力量，才是这场精彩博弈中笑到最后的赢家。

在去监狱的囚车，玛丽和克劳德的表情、对视的眼神，在无言中道出了千言万语。

导演偏爱大特写镜头，让演员的表情清晰放大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无疑是对演员表演功力的巨大考验。欣慰的是演员们都承受住了考验，在特写镜头前表演得张弛有度，拿捏到位。在囚徒困境博弈这部分显得尤为突出。

假借身份

影片中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借助了警察局长达乌徳（罗什迪·泽姆扮演）之身，表达出对鲁贝这座城市的失落和愤懑的情感，以及对它寄寓的希冀。

影片中出现很多夜晚的场景，但展现出来的并非一片黑暗和阴冷，而是在夜色中总保留着暖色的光。既表现出导演对这个城市的现状的失望和负评，也表达出他内心对之依旧充满温暖的爱怜。

开场音乐厚重缓慢，木管乐加重后，变得深沉。之后，音乐缓缓地隐在画面后面，不管画面多么火爆、紧张，音乐似乎游离了情节，兀自按部就班地缓行着。

达乌徳想做这座城市的一盏明灯。但心中的明亮却被市井艳俗的彩灯、霓虹灯掩盖；被街头燃烧车辆的火光和纵火的罪恶之光遮蔽。

就好比是刚冲出闸门的良驹，在奔腾而出的瞬间，被众多的马匹包裹着，让人无法立即从中辨识。

影片结尾的定格，是导演顽强的表达：光明之灯就在那里，你却未必能够看到；但你终归会看到。

影片运用了双重假借。导演假借了警察局长达乌徳，而达乌徳则又在剧中借用了路易斯。

路易斯可以说是达乌徳的双重投射。

路易斯自白道：如今我住在一座困苦又暴力的城市。

中间插进了局长达乌徳，赫特德的旁白在继续。此时，路易斯和达乌徳合体为一人。当问出“这些人为何要到这里来？”时，疑问不再是路易斯的，而是包含了达乌徳，包含了导演。

达乌徳说自己可以分辨出谁是罪犯。没有理由，似乎是本能；而路易斯接到第一个案子就因出现许多嫌疑人而困惑。最夸张的是他竟然请两个真正的案犯去指认罪犯。

这是一种哲学意味的调侃和嘲笑，也让我们从路易斯身上窥见到刚成为警察时的达乌徳。

菜鸟警察时的达乌徳和老练的局长达乌徳，在同一时空里呈现，达乌徳的人物形象被立体地凸显了出来。同时，路易斯不仅投射出达乌徳的过去，也是他对未来的希冀。

三种假借，三层博弈，双重替代，多重投射，这种复杂的设置处理，恰好是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津津乐道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收纳他在片中施展的这次乾坤扭转般的转折大腾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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