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是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逝世五十一年，根据《著权法》，其著作进入公版领域。3月，译林出版社率先推出《陈寅恪合集》，首套以简体横排形式出版的陈寅恪著作。因陈寅恪生前曾明确有“不用简体字”的嘱托，个人觉得擅用简体横排出版有失对寅老的敬意。

关于陈寅恪，近年来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文化坐标，其学贯中西，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又是西方主流文化的引进者。

1927年，王国维投湖后，陈寅恪在墓志铭上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他自己的一生，可谓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渐成“显学”。

陈寅恪改革开放前被冷落，是因为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史学家”；改革开放后，学术放开，史学研究开始淡化意识形态，陈寅恪上升到他应得的位置。

九十年代后，大众对陈寅恪的神化又助推了这个浪潮，关于陈寅恪真真假假的故事不绝于耳，陈寅恪被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代表，连同他晚年令人同情的遭遇，成为一代学人的表率。

千禧年之后，围绕陈寅恪，民间是“造神”和“毁神”同时进行。一方面，陈寅恪的人生被不断浪漫化、神化，赋予了很多子虚乌有的东西。另一方面，部分人出于对神话的反感，开始矫枉过正，把陈寅恪往另一个极端写。

二者皆离真实的陈寅恪渐行渐远。

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

吴宓在哈佛大学认识陈寅恪，发出长叹：“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在欧洲认识陈寅恪，发自内心佩服：“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那时的陈寅恪素衣白身，就以渊博的学识名满文林。

九十年代陈寅恪热以来，关于陈寅恪的讨论不绝于耳。其中比较著名的讨论，是台北的王汎森先生追问:“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这是他在《傅斯年与陈寅恪》文章开头的话，引起了学术界的大讨论。

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陈寅恪曾言：“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

陈寅恪扩展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著作的形式很传统，提出的问题很新颖，考证的思路很现代。常以考古与文献互相释证，以中文与外文互相补正，从原始史料中发掘义理内蕴，甚至以诗证史，开拓新史料、新研究、新观点。

《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诗文来考证历史的典范，以丰富的史料、精密的考据，凸显陈寅恪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浓缩其一生的学养、志趣和感悟。

陈寅恪的身上是有士大夫遗风的，他做学问的思路，其实延续了清代学者，又因门第便利，得以融汇西方先进教育。

他是一名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的现代学术巨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从事的是“不中不西”之学。

它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浸染，而不是从本土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尽管如此，读他的文章，仍然会感到一种根深蒂固地只属于中国的泥土味。

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他治史的出发点是探求真实，而其旨归则为以供鉴训。他的所谓鉴训，断不能按如今被说烂了的“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来理解。他的鉴训聚焦于道德，因而也就聚焦于个人，而不是聚焦群体。

在后一种情况下，道德非常容易被名义上的群体利益、或者所谓时代潮流绑架，对于行为方式正当性的伦理诉求从而也就经常以目标正当性为理由而被无情牺牲。

陈寅恪对今日中国史学的一项令人意想不到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行动昭示我们，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你自己还想从事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经过努力，这一点总还是能够做到的。

历史学要追求的，无非求真、求新、求精、求直。

所谓求真，即追求一个得以安放所有不同史料、包括互相间冲突、乃至互相颠覆的相反史料的解释框架。

所谓求新，即不能满足于重复讲述那些众所周知的故事，历史学应当提供能改变现有认识的东西。

所谓求精，即如何从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史料一经陈列出来，它所要说明的意义就能自动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史家与一个兜售杂货的小摊贩就没有多少区别了。信息榨取的方法或技巧越有难度，史料利用者所显示的史学功底也就越好。

所谓求直，当然是指忠实地说出通过研究而获得的本有见解，但还不止是指这一点。这就要转回前面提到的鉴训。

史学应当而且必须提供的鉴训，是一种根本的价值关怀，它的生命力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制度，也超越了任何一种制度所形塑的特定信条。

历史学的追求，除上述四者之外无他，也不应该再有其他。

说瓜千古笑秦儒

据《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1949年，陈寅恪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离开大陆。他先在岭南大学任教，后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他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在此度过了他的最后二十年。

1953年，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红色学者”组成，钦定陈伯达任主任。

郭沫若与范文澜均马上赴任，唯有陈寅恪不为所动。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篯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陈寅恪还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去北京赴任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五十年代后期，陈寅恪被贴上资产阶级标签，在当时，不但陈寅恪被批判，同情陈寅恪的学者梁方仲、刘节也被批判，他们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参与批判陈寅恪的思想大会。

北京学界自批判胡适运动后，思想整风的氛围持续浮动在上空，陈寅恪作为与胡适交往密切的人物，自然成了关照重点。

面对浪潮，陈寅恪依旧如常。他曾在1951年写诗讽刺道:“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笑哈哈，眉样文章又入时。”

此时，陈寅恪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在陶铸的关照下，在中山大学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但当陶铸倒下后，风暴不可避免的来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

如今世事变迁，陈寅恪的作品不仅是历史学者的重要参考读物，也是大众窥探历史之门的一道隐秘小径。

陈寅恪的观点不乏商榷之处，但陈寅恪在中古史领域的影响力和里程碑意义得到了共识。

陈寅恪擅于提出新思路，用前人没有想到的角度，开拓出新领域，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他对关陇贵族集团的研究，以及他倡导小说和诗文证史的方法，给予后人无限启发。

有趣的是，陈寅恪后半辈子虽然被树立为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却又很明显的从血统、阶级的角度来研究历史问题。

在研究汉末斗争、魏晋发展、唐朝起源等问题时，陈寅恪都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比如他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认为:

“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

陈寅恪治学并非毫无问题，他有时候会为了观点找补论据，却选择性忽略不利于这一观点的材料。他长于立论，对宏观历史有博大精深甚至一针见血的认识，但在佐证论点、爬梳史实上，时而显得不够精细。

陈寅恪谈论魏晋和隋唐历史、写《柳如是别传》，有不少观点都已经被后世史家推倒。

其实，世人都说陈寅恪是通才，但他走出历史、文学的领域，对时局还是有所误判的。陈寅恪虽以史为镜，却久居书斋，忽略了纵向时间的变化，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陈寅恪对抗日战争的看法。今人回看，或许会惊讶于陈寅恪的消极。因此，我们看到陈寅恪的短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

“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 /

参考资料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余英时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

陈寅恪于治史 | 为什么天才总是成群结队而来？